论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范文大全]

第一篇：论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丰富，包括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公共安全；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审判，防止轻罪重判；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包括不得对其虐待，不得侮辱人格以及不得给予其他非人道的待遇等等。

控辩平等是有效保障被控人人权的前提，本文仅从控辩平等的角度来探讨对被控人人权的保障。

一、控辩平等与保障人权原则的确定

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司法隶属于行政，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法官，由此而形成侦、控、审三位一体的诉讼体制，司法机关不管是否有人控告，都有权主动追究犯罪，被告不是诉讼的主体，而是诉讼的客体，只是作为被拷问被定罪判刑的对象，口供是定罪的依据，所以当权者往往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得到有罪口供，进而定罪。被告没有反驳和辩护的权利，也没有其他诉讼权利，更谈不上人权保障。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思想最早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时代，即“凡是剥夺某种个人利益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的权利”。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取得了胜利，这一原则成为各国法律中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资产阶级在对封建制的纠问式进行抨击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保障诉讼的民主化原则，其中就有诉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1836年，英国颁布了取消对辩护权进行某种限制的法律，正式形成了辩论式诉讼。这种辩论式诉讼后来成为美国的宪法原则。与此同时，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职权主义的审问辩论式诉讼。这两种诉讼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保障被控人的人权，确立辩护制度、公开审判以及审判独立的诉讼原则。随着这一系列民主法制原则在各国法律中的确认，联合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了上述基本原则。1948年12月10日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4条的主要内容有：（1）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2）在判决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3）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4）凡被指控的人有权获得被告知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5）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选择律师，以获得辩护；（6）受审时间不被无辜拖延；（7）被告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为其辩护，或由他选择法律援助进行辩护；（8）控辩双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9）免费获得译员帮助；（10）对受审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1）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特殊程序；（12）凡被判决有罪者，应有权上诉并进行复审；（13）错案有权获得纠正并赔？；（14）一事不再理，即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57年7月31日第663（xxiy）号决议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为了准备辩护，而社会上有义务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准申请此项援助，并准会见律师，以便商讨辩护，写出机密指示，交给律师。为此，囚犯如需文具，应照数供应。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决议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5条规定：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的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39/46号决议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对人权保障的部分标准作了规定。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43/173号决议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1款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第17条第2款规定：被拘留人如未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则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形下，应有权获得由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如无充分的支付能力，则无须支付。第15条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外界，特别是与其亲属或律师的联络不应超数日以上。第18条规定：（1）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与其法律顾问联络和磋商；（2）应允许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与其法律顾问进行磋商；（3）除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为维护安全和良好秩序认为必要并在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不得中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接受其法律顾问来访和在既不被搁延又不受检查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形下与其法律顾问联络的权利：（4）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的会见可在执法人员视线范围内听力范围外进行。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基本原则》）从确立辩护制度的角度阐述了被告应有的人权保障。《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各国政府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48小时。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从联合国所制定的上述一系列国际性文件可以看出，除极少数涉及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外，绝大多数是被控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标准。这主要是考虑到基于公正的理论有可能发生司法机关对被控有罪的人可能采取的不人道行为而制定。

二、控辩平等和被控人人权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我国以往的刑事审判，偏重于惩罚犯罪，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保护都比较弱，特别是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不重视。新的刑事诉讼法始终把惩罚犯罪与保障被控人人权这对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并贯穿在各个程序之中。控辩平等是保障被控人人权最集中的体现，依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联合国文件中对人权保障的规定，新的刑事诉讼法在控辩平等和被控人人权保障方面作了较大修改：

（一）法院审案的重点由庭外转向庭审，以程序审查代替实体审查。

依据原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先对案件作实体审查。法官在庭前阅卷、审查、调查取证，这些活动足以使法官在开庭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形成了内心确定，开庭审理的过程只是将法官心目中已形成的事实和证据在法庭上演示一番，以便使案件的审判程序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法官先入为主，先判后审，使得被控人的自我辩护与律师庭审时的辩护流于形式，实际上是变相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联合国人权保障的要求以及审判程序的公正为标准，对开庭前的审查作了较为彻底的修改，即将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改变了向法院移送全案的做法，实行半个起诉书一本主义。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一规定，改变了以往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判断，法官在程序上对案件审查后即可确定是否开庭，实体审查则在庭审过程中进行。

（二）庭审方式由讯问制转为抗辩制。

在我国原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模式中，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色彩较为浓厚，最明显的是法官操纵庭审的全过程。庭审以法官为主，对被告的讯问以及对各种指控犯罪证据的核实，主要由法官进行，控方再进行补充，这样，法官不是居中裁判，而是与庭审的控方共同对抗辩方，这无异于由法院代行了指控被告人有罪的控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彻底改变了这种纠问式的审理方式，进一步分清控、审职能界限，吸收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合理内容，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更为科学、合理。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发问。”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这两条规定表明，现行刑事诉讼法是以公诉人为主讯问被告，控辩双方向法庭出示物证，辩护人对被告有平等的发问权，公诉人要在法庭上出示各种证据，当庭接受辩方的质询，把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明责任归于控方，这就理顺了诉讼法律关系，加强了控辩对抗，强化了辩护职能，从而使法官居中裁判。

（三）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保证案件的及时审判。

无罪推定原则是人类民主与法制日益进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采用的基本原则。我国原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就结束了以前的疑罪久拖不决，法院多次将案件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导致无限期羁押被告人的做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有利于在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因为在判决有罪前，被控人的身份只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而法律必须保障其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所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从重视人权保护制度来说，是一重大进步。

（四）赋予被控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

依原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后，辩护律师才能介入，才能会见被告及查阅案卷，这不利于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而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将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能发挥律师监督制约的作用，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五）扩大了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

原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的范围较窄，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的指定辩护扩大为三种情况，即：1.公诉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六）扩大辩护人的权利。

原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案件材料，其他辩护人只是了解案情，但没有查阅案件材料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不但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还规定了其他辩护人有与辩护律师相同的权利，如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等等；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会见在押的犯罪人的权利；辩护律师还有收集证据的权利以及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利等等。扩大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之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得到有效的帮助。

三、刑诉法在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上述方面的改革是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的重大突破，缩短了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及公正审判标准的距离，标志着我国的法律向民主化、科学化又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控辩平等与被控人人权保障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控方和辩方取证权不平等。

控方在当庭质证中揭露犯罪、控诉犯罪所运用的证据，绝大部分是侦查机关即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取得的，一少部分是控方自行收集取得的。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在侦查阶段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采取询问、讯问、鉴定、搜查、扣押、邮检等所有侦查手段，这些侦查手段是控方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由此取得的证据是案件最主要的证据材料，法律对公、检、法机关收取证据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正是由于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所以公、检、法机关收集、调取证据就比辩护律师收集、调取证据容易得多，而且尽管这些证据材料因某些原因有误差，但总体来说基本上能反映案件的全貌。

辩护律师取得证据的来源，一是阅卷获得的案件材料；二是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36条对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条立法原意是使辩护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力和能力增强，将阅卷权提前到案件审查起诉之日，以便辩护律师尽早了解案情，进行必要的取证活动，增强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但司法实践中律师的阅卷权受到很大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看到“拘留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诉讼文书和鉴定结论。即使进入审判阶段，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见到。如果律师要求查阅案件全部材料，检察机关则以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为理由不允许。

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也是辩护律师质证证据的重要来源。从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可以看出，形式上法律赋予律师有自行收集证据的权利或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但实质上这种权利并没有法律强有力的保障，律师所调查的证据能否取得，完全看有关单位或个人是否愿意或同意。特别是对被害人的调查不仅要本人同意还要经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同意，否则律师的取证则无法进行。如果律师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收集、调取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由于其职责与控方职责的对抗而往往得不到批准。一旦被调查者不同意提供证言或证据，或者检察院、法院不批准，律师的调查取证就宣告失败。所以，相对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时享有权利的强制性而言，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取证权的规定显得苍白无力，导致庭审质证时辩方取得的证据根本不足以同控方的证据抗衡。

（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权和会见在场权的规定不平等。

刑事诉讼法第96条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同时法律却对律师的会见权作了不确定的规定。依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派员在场。犯罪嫌疑人在已被侦查人员讯问和在场监督下，无法完全按照真实意愿向律师供述有关事实，也无法就辩护事宜与律师协商；而且，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或者以案件在侦查阶段“涉及国家秘密”为理由不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允许见一至两次，但需经过复杂的批准手续；还有的以法律规定是“可以”会见而不是“应当”、“必须”会见为由根本不允许律师会见。不仅如此，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侦查机关都派员在场监督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与此相反，法律却没有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的在场权。由于法律对侦查人员讯问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所以就容易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引诱、强迫而承认有关犯罪事实。

（三）证据在审证、认证中的地位不平等。

除了取证权的不平等导致控辩对抗不能外，律师自行收集的证据与控方出示的证据在质证的地位上也严重失衡。辩护律师由于职责所在，其收集的证据往往是辩护证据。即都是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向法院提交自行取得的证据，在效力上仅限于“人民法院以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查证核实或移交侦查机关查证核实，以在定案时参考”。换句话说，即使律师历尽千辛万苦收集的证据材料，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核实，就不理睬律师提交的证据，更谈不上当庭质证与采纳。而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证人往往不出庭，但法庭仍然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相比较而言，同是合法收集的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效力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四）控、辩主体的诉讼权利也不对等。

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庭审时辩护人向被告发问应经审判长许可，而公诉人讯问被告时却没有此项限制；第162条规定，辩护人如违反法庭秩序将受到警告，强行带出法庭和扣留、罚款的处分，而公诉人却不受此限。

（五）对证人、受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没有明确的规定。

诉讼的关键是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据都要当庭质证，只有当庭举证、质证，才能使法官审证、认证。证人的证言一般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证人证言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要受证人作证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其陈述的真实性有待于在法庭上质证；受害人的陈述大都表现为积极主动揭露犯罪，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有可能夸大犯罪事实和情节，作不利于被告的陈述，因而也需当庭接受辩控双方的询问。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结论，对认定案件事实有重要的证明作用，但由于其受鉴定人的水平、鉴定材料及设备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有可能发生错误。可以看出，只有证人、受害人、鉴定人出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六）被控人的法律援助权有待完善。

首先，接受法律援助的仅仅是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三种情况，这与联合国一系列文件所规定的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相比，显得过窄。其次，提供法律援助的时间较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在被控人被拘留时，就有权获得法律援助，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进入审判阶段，律师才能对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在侦查、起诉阶段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则不能介入。再次，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法律并未作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没有作出必须要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只是“可以”为其指定律师辩护。这里的“可以”的法律含义是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指定也可以不指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七）实行半个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原则，使得控辩双方程序上不对等。

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以程序审查代替过去的实体审查，但这种程序审查并非完全的序审查。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公诉机关移送起诉的材料除了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外，还要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和照片，这同起诉书一本主义的立法宗旨是相违背的。因为庭前法官审查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和照片，实际上也是对案件进行了部分实体审查，这就使得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的等腰三角形的模式受到破坏。所以，只有废除这一规定，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控、辩程序对等。

可以看出，要控辩平等和保障被控人的合法权利，就必须做到：

第一，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保障律师有充分的阅卷权。笔者认为，查阅全案材料，是律师了解案件情况的重要途径。律师自行调查、收集证据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样就使得律师的当庭质证及辩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阅卷权。律师能否查阅全部卷宗，全面掌握案情，是律师能否提出有力度的辩护意见的关键。特别是作为辩方的律师和作为控方的公诉人因职责不同，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取舍也必然不同，公诉人的职责是揭露犯罪，控诉犯罪，因此他较偏重于控诉证据的举证，而辩护人则较偏重于辩护证据的举证。如前所述，控方质证前已掌握案件全部材料，如果辩方也全面了解案情，那么当庭质证就具有全面性，这有利于审判人员审证、认证并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对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应当拥有到检察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这与刑事诉讼关于加强律师的辩护职能、保障被控人的人权的立法精神是相一致的，而且，在采用起诉书一本主义的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国家，辩护律师庭审前到检察机关阅卷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第二，要保障律师享有单独会见权和侦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的在场权。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诸多限制，对侦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的在场权却没有规定，而现代世界法治化国家和地区都承认侦控人员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和律师单独会见被告人的权利，对此我国应予以借鉴。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应“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在侦控方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有权在场，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侦控方用不正当的语言和行为引诱、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从而获得虚假证据；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面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律师，就有关不法行为、犯罪行为及行为时心理状态、环境等有关事宜向辩护律师作真实自愿的陈述，以便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这种氛围应当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于查明事实真相，确有必要。

第三，建立和健全证人、鉴定人、受害人出庭作证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形下，证人、鉴定人、受害人必须出庭作证，导致庭审时绝大部分案件的证人、受害人、鉴定人都不出庭，控方只是宣读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及鉴定结论。如果辩方对上述陈述及鉴定结论提出质疑时，因证人、受害人及鉴定人不到庭而无法接受质证，控方不能够也不可能代替质证，结果又回到书面审理的老路上，最终法庭则[1][2]下一页

第二篇：论监狱人权保障与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论监狱人权保障与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特殊的公民群体，其应有的人权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监督机构，如何针对当前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对于提升服刑人员人权保障质量与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监狱人权保障和监狱检察监督工作的法理基础和现状

从国际上看，截至目前，我国已先后批准和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等20多个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公约。虽然这些条约和公约是建立在西方罪犯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我们有效地吸收其合理成分，按照这些条约和公约规定的标准保障我国服刑人员人权，能够有力地促进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在国内法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监狱人权保障的规定，也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部颁布的规章等。

当前监狱人权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公众对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淡薄甚至忽视、服刑人员的一些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服刑人员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监狱管理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监狱干警执法指导思想不端正等，严重制约着我国监狱人权的保障和监狱检察监督工作的进行。

二、构建完善的服刑人员人权保障检察监督机制

对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监督主要渠道有人大监督、检察监督、监狱自身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但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渠道是检察监督，可以说强化检察监督是确保服刑人员人权的最关键屏障。我就建立完善监狱人权保障提出十项检察监督机制设想。完善监督与监管机关的工作联系机制。从根本上讲，驻监检察并不能直接维护服刑人员的人权。最终必须通过被监督者的行为才能实现。所以，要辨证处理与监管机关之间的监督与配合关系，使监管机关的人权保障工作走上正规，并取得对被监管人监管条件的改善。驻监检察必须加强与监狱的联系和沟通，制定共同遵守的工作制度，对依法提出的有关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建议和意见易于为监狱所接受。并对监狱的刑罚执行活动产生影响。使其自觉履行人权保障义务。建立和完善与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联系机制。服刑人员最清楚自己的人权是否受到侵害、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所以，要建立完善诸如随时约谈、设置信箱、检察官接待日等制度，畅通与服刑人员及其亲属沟通的渠道，经常与他们保持接触，使他们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置。这也可以使监狱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加强对服刑人员人权保护工作的重视。同时，与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保持经常性联系，可以了解更多情况，使检察机关监督有据，监督更加富有成效。建立人权档案监督机制。从服刑人员入监第一天起，就应为其建立人权档案，记录姓名、入监时间、起刑时间、刑满时间等情况。对服刑人员入监后的表现及应得的待遇，驻监检察要通过完善日常监督的内容和方式，每天都要对监管场所巡视，以发现监管设施或监管活动中可能威胁服刑人员人权的隐患：实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及时发现侵犯人权的情况，及时监督监狱予以纠正。并把服刑人员的人权记录在案，通过计算机管理。每天补充、更新数据，使每一名服刑人员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其人权状况就置于检察机关监督之下，直至释放。建立人权状况评估报告机制。可以参照学习香港人权监察定期公布《香港监狱状况》的经验，依据法律有关规定，检察院驻监检察部门定期对监狱监管情况、刑罚执行情况、服刑人员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人大或上网公布。一方面可以使权力监督部门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监狱刑罚执行的具体情况，消除公众对监狱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对于监狱可能存在侵犯服刑人员人权的问题受到人大和社会大众及媒体舆论的监督，增强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建立刑罚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服刑人员人权保障是随其改造动态变化来实现的，因此，监狱检察监督也应该根据人权保障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实现动态监督。在现行立法的框架下，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同监狱就监督的意义和方式达成共识，建立随时介入制度。对于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存在侵权可能的各个环节，包括入狱、出狱、计分考核、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警械具使用、安全卫生保障等活动，检察机关可以随时介入调查。各级监狱检察机构要根据网络化建设的要求，尽快与监狱实现计算机管理和动态监督双向联网，实现网络化管理和动态监督，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走上全程动态监督的良性轨道，不断提高服刑人员人权检察保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健全检察机关与监狱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刑罚执行变更工作由检察机关、监狱、服刑人员本人和服刑人员代表参加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由法院对服刑人员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执行机关、服刑人员本人、服刑人员代表和检察机关的意见，并将拟定同意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名单在狱中公布。检察机关对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进行审查和听证后，制作检察意见书，随卷提供给法院，由法官根据听证内容和检察意见书作出刑罚变更的裁判，达到公开、透明、说明理由式的刑罚变更。完善检察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制度。畅通派驻机构了解、掌握刑罚执行情况的渠道，明确规定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向派驻检察部门报送相关卷宗材料，检察机关有权主动调阅刑罚执行的全部卷宗材料，可以直接参与或列席刑罚执行机关的有关活动和会议，获取刑罚执行的第一手真实资料，这样，才能对监狱的执行活动提出中肯的建议，易于被监狱接受。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效力，不能使检察建议流于形式，监狱无正当理由必须采纳检察建议并对采纳情况在一定期限内予以回复。建立异议协调解决机制。检察机关与监狱是执法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对监狱人权的监督工作存在异议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协调解决机制，为有效保障监狱人权的共同目标努力。监狱认为驻监检察部门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不当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如果人民检察院经过复议决定维持原意见的，监狱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复核，作出是否变更原纠正违法意见的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建立健全驻监检察组织管理机制。作为我国司法制度中人权保障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所有的监管场所都设立了派驻检察院(室)，成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的触角和传感器。要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检察监督的作用，当前应当以驻监检察机构规范化建设为契机，完善派驻机构的建制，规范监督行为，强化绩效问责，进一步提高检察监督效果。一是实行派驻任期制。以有效解决当前监狱派驻机构人员经常流动造成的监督乏力的局面。二是在物质装备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并落实生活补贴、特殊岗位津贴。提高检察干警对监管部门人权保障情况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建立健全工作考评机制和岗位责任制。通过制定目标考评办法、派驻干警绩效考评办法、办案责任制度、派驻检察人员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监狱检察工作细化、量化上下功夫。将监督责任细化、量化，落实到具体的检察人员，防止出现问题后推诿监督责任的现象，逐步增强监督者的监督意识和责任感。完善检务督察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也面临着如何被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应落实和完善检务督察制度，探索加强内外部监督制约的新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监所检察部门的检务督察。根据案件当事人申诉、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监所检察部门检察干警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实施专门性的内部监督，提出处理建议，通过完善内部监督制约的新机制，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实现检察工作对人权的保障。

第三篇：刑事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观念

山东大学法学院 白广亮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中国人权状况》

对公民的荣誉、财富、生命越重视，诉讼程序就越多。

——孟德斯鸠

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被公认为现代人权保障的两大法宝。原因就在于对人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国家，而刑事诉讼又是直接导致国家与个人两个主体相互直接对抗的程序，其中的侦查、羁押和审判后的执行都直接的剥夺诉讼相对人的一种或通常是几种包括生命权在内的最基本的权利。因此，把刑事诉讼和人权的保护放在一起考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人权与刑事羁押的概念辨析

人权是个舶来品,而不是个土特产。人权（human rights）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在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后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承认所实践。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见仁见智，资产阶级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认识和理解人权，一种就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认为这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或不可转让，主要表现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种是实在法意义上的人权，就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参政权等等。人权也有许多的代名词，比如法国人讲“公共权利”（les droits publics）,英国人说“臣民之权利”（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s）,美国叫做“公民权利”（civil rights）等等。一般认为，人权就是指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联合国宣言》第2条写到：“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地或其他身份等而有任何区别”。英国人权学者M•Granston认为，“人权可定义为普遍的道德权利：有些权利是非经法律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有些权利是每个人简单的因为其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人权的描述是“人权，或称作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要求维护或有时要求阐明哪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的授予或取消。”

国内有学者将人权分为三种，即：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并对这三者的关系做了细致和详尽的考察。也有人认为“人权实际上就是公民权”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人权的概念之所以会如此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本质和外延的理解不同。我认为人权这个概念至少具有以下性质：

（1）、道德性。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哲学上的人道概念和法学上的权利概念是人权概念的两大构成要素。如果离开人道谈人权就会使人权停留在实在法的规定上，也就是仅有法定人权和实在人权而没有应有权利这个更大的外延；而离开人权空谈人道，则是一种没有保障，流于形式和空泛的人道。人权具有道德性，从根本上说人权是一种需要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支撑的权利。英国哲学家米尔恩把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共同道德归纳为九项，即：善行、尊重生命、公正等等。所以，当这些共同道德和人性连在一起的时候，人权的产生也就有了最基本的条件和渊源。人权可以也应当表现为法定权利，但这绝不是人权的全部内容和含义。

（2）、普遍性。正是基于普遍的共同道德产生的人权当然具有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的存在是不以某些以上所列举的逐如国籍，种族等的不同而不同。人权是一切人享有的，决非某些人的专利，否则人权的基础就会倒塌，人权就不成其为人权。人权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归根结蒂就是人权不是某些人的人权而是全人类的人权。人权就是人所具有的或者所应当具有的权利，是人类普遍的权利。当然，普遍总是通过特殊体现出来，但那只是个形态问题，况且人权的特殊性往往指的是法定权利，因为特殊的国情特殊的时代人们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权但是其应得的最基本的人权仍然是一样的，是普遍存在的。

（3）对抗性。人权从一出生就是个好战者。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1791年的权利法案再到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814年的德国宪章，人权都是因对抗而产生，为对抗而产生，伴随着对抗而产生。美国的独立宣言是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结果，并且在其后的权利法案也是为了对抗政府而产生和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抗，人权就不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人权是人的权利，而权利是要靠斗争来争取的，即使你可以把这种斗争理性化，将它们限于法庭，但斗争的本质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人权对抗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但又不限于国家。

所以，人权是个道德权利，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人权必须得到保障。这一方面是人权理论和人权观念发展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制度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而刑事羁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羁押的本意是指“拘留，拘押”，就是指以强制力将其对象限制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刑事诉讼中羁押与监禁同意。它即包括审前的拘留羁押，逮捕羁押，也包括审判过程中的羁押和审判后自由刑执行中的羁押。但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羁押是狭义上的，根据国内较新的一本法律词典的解释，羁押就是指“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对此概念各国也有不同的说法，在法国刑事羁押原来叫做“预防性羁押”，1970的司法改革改成了“先行羁押”，在德国叫做“待审羁押”，而英美国家一般将它称作“审判前羁押”。我国学者过去通常理解

为“审前羁押”，但是为了将起诉后审判中包括审判后判决未生效这一段期间也包含进去，有学者改称为“未决羁押”。我以为，为了表达意义的明确性，将排除执行刑罚的羁押称作“未决羁押”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只要从狭义上理解，只称之为羁押也是不会发生疑义的。

刑事羁押是一种最严格的强制措施，这是因为强制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进行或者预防再次发生犯罪，保全证据，但根据现代的刑法司法理念，人们普遍接受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有罪的宣判生效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而一个国家有没有权力将一个无罪的人予以羁押，剥夺其最基本的自由权？这是现代人权理论应当给予答案的一个问题。刑事羁押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其强制性，它强制性的将一个人的行动限制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并且在相对人不服从的时候还有使用武力的权力。刑事羁押还具有程序性，就是说对任何人实施拘留逮捕并由此带来的羁押都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并且在执行中严格的按照程序执行，否则就构成非法。刑事羁押还具有其他一些基本的属性比如法定性、暂时性等等。

总之，要搞清刑事羁押的合理性，就必须先弄清刑事羁押和人权保护的关系，否则在现代倡导人权的时代，刑事羁押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成问题。

二、刑事羁押与保障人权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制度、发展水平如何，其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无非有二，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但各国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在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中，准确的追诉和惩罚犯罪人而不伤及无辜侵犯人权是一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利益选择和最高理想。在追究犯罪人与保护无辜、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而必须作出惟一选择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无辜、保障人权，这是现代人权观的必然要求。

刑事羁押与人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刑事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时，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在此，同样有个人权保障的问题。严格的说刑事羁押并不是剥夺了整个人权，而仅仅是剥夺了一部分人权——自由权。美国独立宣言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些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人权的若干内容中有一些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它权利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有些则必须依赖于其它一些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比如，如果没有人身自由权，就不可能有迁徙权。因此，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其它一切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两项前提性权利其它权利就不能真正获得实现，或者能实现也变得极其困难。正如哈耶克所言，这些权利为其他方面以及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提供了“物理可能性”。

刑事羁押和人权保障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就在于刑事羁押就是要强制性的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并进而影响其它权利的实现。一方面，刑事诉讼的一个目的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对于发现真实的刑诉目的而言，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来作保障，因此现代的刑事诉讼程序从性质上说是反效率的，正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才有了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那么“刑事诉讼法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 而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追诉的目的或者为了预防再犯和保全证据的需要，把犯罪嫌疑人强制于某地，侵犯了其基本人权。刑事诉讼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无辜的人免受刑事追诉，根据无罪推定的理念，对于嫌疑人予于羁押，实在有太大人权损失的风险和道德风险。刑事羁押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各国对刑事羁押的采用均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二者的同一性也就存在于这一矛盾之中，并调和与此。在近现代社会刑事司法中，人们源于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就越来越推崇这样一种原则，即：宁纵勿枉。正如王牧教授说的那样：“罪案是已经发生了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纵了，是事情没办好，已然的犯罪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没有给社会造成新的危害；枉了，不仅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受到惩罚，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能掌握刑事司法的精髓。法律追求秩序，因而它首先是限制恣意横行、无法无天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首先是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法律，逮捕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原则。”而有逮捕所带来的羁押当然更应当遵守这一原则。从根本上说，羁押与人权有着共同的道德基础，一方面，人权是道德权利，不尊重人权的法律制度就不是好的、善的法律制度，它们不人道，而羁押同样源于道德。羁押是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是国家维护秩序保障人权的必要手段，是道德赋予国家的一项责任和义务，所以羁押与人权有着共同的依归，它们有着共同的道德基础，尊重人权成其为人道，正确的有节制的羁押也是人道的。

人权保障与刑事羁押的同一性集中的表现在：

1、人权是羁押的根本出发点。国家之所以设立刑事诉讼，就是为了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国家之所以设立刑事诉讼也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也是为了保障人权。

2、刑事羁押是人权的重要保障。我们既不能无视羁押对于公民人权的侵害，也不能忽略刑事羁押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如果没有刑事羁押，则犯罪行为得不到纠正。对人权的侵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国家对人权的侵害，另一方面是他人或社会对人权的侵害，刑事羁押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后者。另外人权受到限制也是20世纪宪政的一大特点，反映了人权观念相对化的趋势，限制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和社会秩序、国家安全保障，这是受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根据前者的要求应当尽量的少作羁押，所以现代各国都毫不例外的规定了刑事羁押制度，但同时也都规定了严格的法律控制，希望使这一侵犯降到最低。

三、刑事人权观和刑事羁押制度的比较性考察

（一）、英美法

系

英美国家在刑事领域一般认为法律保障的人权主要是一种个人权利，为公民所享有，人权所要保护的主要就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不得任意的剥夺和限制，与之对应的就是人权保障的制约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认为国家对人权的侵害具有最大的威胁性和危害性，人权保护的中心人物就是被告人，认为被告人在被宣判前是无罪的，但是基于社会防御的目的却被强大的国家机关所限制和制约，理应受到更多的人权关注。在那里，“保护人权成了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和适用的首要和基本的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的这种人权观念必然会对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英美国家历来重视“正当程序”，充分保障涉诉公民的合法权利严格限制司法权力成了他们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一理念的来源要溯及到英国的政治学和哲学上去，英国传统的自然权利和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英美国家的刑事人权观，在那里嫌疑人和被告人得到了更大更充分的保障。

制度永远跟着理念走。西方国家，一般施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逮捕分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两种，有证逮捕一般属于事前审查，警察检察官必须向司法官提出申请，由后者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审查，符合条件的签发逮捕令状，否则不予批准。而无证逮捕在现实中被更加广泛的采用，具体包括公民和警察的逮捕两种，但都必须尽快提交司法官进行审查，并且在适用上还有严格的限制，如公民的逮捕必须针对重大犯罪的现行犯或在逃犯。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并不必然带来一定期间的羁押，但它们都受司法官的审查。除了不应当与与羁押的外，无证逮捕带来的羁押的期限一般很短，而有证逮捕的后果，就是较长时间的羁押，但仍有一定的救济途径。“在逮捕时受到司法抑制，在羁押时也受到司法抑制，即保障双重审查” 是英美国家羁押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标准。

在美国，警察对于逮捕的嫌疑人，必须立即将其解送到最近的联邦治安法官或州地方法官处，并且有警察负责“合理根据”的证明，一般而言他们将被传出庭然后将有一些被告知的权利并保证获得律师的帮助，律师与警方都有代表出席，双方可以就是否羁押应否保释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判例要求警察不得有“不合理的拖延”将被捕的嫌疑人提交到法官面前。什么是不合理的拖延，一般认为是6个小时，否则其供诉的自愿性就会受到怀疑。在日本，基于令状主义原则的要求，建立了羁押前的审查制度，司法警察和检察官应当将嫌疑人在法定期限内交给法官，并提出羁押请求，其中“司法警察实施的逮捕提交法官的最长时间为72小时，而检察官提交法官的最长时间是48小时。” 法官应当将犯罪事实告知嫌疑人，并听取其申辩，但日本的这种“羁押质问”是秘密进行的。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人权观与英美国家又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更加重视通过追究惩罚犯罪来保障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并视之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放到了更次一级的层次上。当然，大陆法系国家也并非不重视个人权利，只是相对而言更加看重社会利益。当然，这一刑事人权观也遭到多人的指责，并在最近做了许多的司法改革，将关注更多的投给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卢梭就曾说过，“英国人的自由就是个人摆脱强迫的自由，而法国的自由观则是在政府的权威下人人自由的生活”。这样，政府就更多的考虑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个局部对个人权利有所侵害也在所不惜。

在德国，对于符合羁押理由的嫌疑人，经检察官申请法官一般先行签发羁押命令，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不经过逮捕程序直接羁押，反映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法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三）、两大法系国家刑事人观观念和刑事羁押制度的比较

在观念的层面上，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侧重，英美国家更加侧重于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的关注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我以为，单纯的对个人权利和社会的所谓“集体权利”予于太大的重视都会损害另外一方，这样都会损害人权的普遍性和道德基础。

在制度的层面上，两大法系国家有某些共同的地方，他们都要对逮捕和羁押两方面作出事后或事前的审查，并决定是否羁押及羁押的期限。在德国，受职权主义的影响法官有时可以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进行主动的羁押审查，方式一般也没有英美国家那样绝对强调双方对抗，而仅仅是秘密审查，一般不进行辩论等听审程序。但这并不绝对，现在律师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了。

鉴于羁押对人权的侵害性，所以对羁押行为各国都做了详细严格的限制，归结起来主要在以下方面加以限制：

1羁押目的。羁押的目的，通行的说法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串供，隐匿，毁灭或者伪造证据，保证及时的收集证据，防止嫌疑人逃跑，防止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但是，羁押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更不能成为积极的惩罚措施。羁押不是刑罚，不应当具有惩罚性。在西方，对于羁押的目的也有两种理由，一是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一是防止发生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般认为前者是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但对于后者争议颇大，站在人权的角度上看，这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和无罪推定的原则。赞成论者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实用主义的考量，因为这一目的有利于社会的防卫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虽然争议一直存在，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羁押的这种目的一直在盛行，或者因为是其工具意义上的重大以至于人们可以放任其对人权的部分侵害吧。当然，人权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对羁押的严格限制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是必要的和必备的。羁押期限。要对羁押作出严格的限制，就必须对羁押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执行，并严格限制羁押的延长。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羁押的期限和延长确立了明确的规则，比如在英国，一般情况下，嫌疑人被逮捕后羁押期限超过24小时，必须予以释放或者向治安法官起诉。对于严重罪，可以延长12小时，但最长的也不能超过96小时。期限一旦被违反，嫌疑人就必须予以释放或者获得保释，且保释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在意大利，对于羁押期限也做了明确的限定。期限有长有短，一般和犯罪的性质，所处的诉讼阶段，嫌疑人的状况有

第四篇：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于俊文)

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于俊文

大家好，今天我讲课的题目是《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法治发展史上和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同人权保障是什么关系？四中全会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提出来哪些新的要求？在这节课我和各位同志们一起来研究学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要求时明确提出，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得到落实。四中全会还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还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时，明确提出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样一个新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提出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新要求。国家2009年通过了第一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年我们国家又发布了第二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2012年到 2015年中国人权的发展做出了规划，提出新的要求。

在党的十八大报道，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尊重和保障人权都是一个鲜明的主题，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中，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节课我主要讲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第二个大问题是当代人权保障的实践，第三个大问题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

（一）人权的基本概念

为什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人权、怎么来理解人权。人权指的就是人民的权益，既是全体中国人民应当享有的权益，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益。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人权，人权不是抽象的，它指的就是吃、穿、住、行的权利，是生活在尊严中和安全中的权利，是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人权是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保障，我们可以具体从下面几 个方面来理解一下人权这样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

第一，人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享有人权只需要是人这一个条件就足够了。

第二，人权是人有尊严的做人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明确的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采用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概念，就是“良心”这个概念。中国代表张鹏春在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时，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正是在他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采用了“良心”这个中国文化的概念，而且张鹏春强调，在第一条中要保留“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样一个规定。张鹏春认为，世界人权宣言不能仅仅只体现西方的人权思想，在中国的文化中有非常丰厚的人权思想，比如中国的大同理想，所以中国的文化为世界人权宣言作出了贡献。

第三，人权也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一个根本标准，人权是包含着内在的道德制约的。人权提出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反对人的恶性，发扬人的善性。人权的理念就是，只有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你才成为一个人。人权的黄金规则就是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权有三大支柱，就是自由、评定、博爱。什么叫做自由？指的就是人的命运自己能够把握，在专制制度下是没有自由的。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特征就是轻视人类，把人不当作人来看待。什么叫做平等呢？平等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崇高目标，平等是要求每一个人在尊严、价值、机会、权利和责任方面是平等的，平等的价值要高于自由，因为自由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使每一个人享有。什么叫做博爱呢？博爱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仁，仁者爱人。一个人不仅要爱自己，爱自己的家人，而且要推而广之，要爱别人。博爱可以说是人权的最高境界。什么叫做要爱他人呢？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给予帮助，这就叫做博爱、仁爱。

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叫特蕾莎，特蕾莎出生在欧洲，但是她一辈子都生活在印度的贫民窟来帮助穷人。1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在代表穷人去领奖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原因，贫穷是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的结果。我看了一个资料，据统计世界上前200个富人只需要拿出1%的财产，就可以让所有的人享受基础的义务教育，拿出1%的财产丝毫不会影响富人的生活质量，但是穷人、穷人的孩子享受了义务教育，就会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了博爱的价值，因为我们人类是共生共存的关系。

人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本原性，本原性是指人权是权利之母，是公共权利的来源，也是法律权利的来源，公民权利的来源；第二个特点，历史发展性。人权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权利的清单在不断的扩大，像知情权、隐私权、环境权、日照权，都是20世纪以来新出现的权利；

第三，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人权义务的承担着包括哪些呢？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盈利机构、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因为人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做人的责任。在这些义务承担者中，国家是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国家对人权的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宪法所规定的两个方面，尊重和保障。尊重的义务要求国家不要干预公民自由权的享有，保障的义务指的是国家要防止第三方对人权的侵害，并且要充分合理的利用资源来促进人权的实现。国家对人权的这两个责任好像是相互对立的，其实是统一的，统一在人权上。不同的人权对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像公民的自由权利提出国家少干预的要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对国家提出来多干预的要求。国家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越位和缺位都是没有尽到保护人权的责任，而国家的责任是要靠我们每一个公职人员来落实的。

人权的第四个特点是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统一。集体人权指的是民族、社会群体、全人类享有的人权，比如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这些权利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集体的人权。所以人权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权利，不是反对社会的权利。当一个权利的行使侵害到别人的权利，损害到集体的利益、损害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不是人权了，所以人权不是绝对的，人权的行使也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人权的第五个特点，是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什么叫做人权的普遍性呢？人权的普遍性指的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指的就是人权的主体普遍性，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享有人权。人权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人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也是普遍的。什么叫做人权的特殊性呢？人权的特殊性主要指的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人权的价值排列、实现方式和保护模式是有所不同的，这就叫做人权的特殊性。强调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各国的具体的情况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的过程，是丰富发展一般人权概念的过程，也是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上一切有价值的人权保护经验和措施的过程。所以强调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人权。我们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唯一的保护模式，各个国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人权的保护模式。

人权概念产生以后，人权保障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用三个人权宣言来概括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标志着人权保障的开始，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治的斗争中高举人权的旗臶，打倒了王权、神权。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以后发表了法国人权宣言，这标志着人权保障的开始。法国人权宣言明确提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即无宪法可言。在1791年，法国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导言，成为宪法的一个部分。

法国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权保障时代的开始，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原始的劳资关系下，广大劳动者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提出了劳动者的人权保障问题。恩格斯指出，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指导下，无产阶级开始了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发表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人权保障制度的产生，这是人权发展史上的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一年《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第一编也载入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列宁在谈到宪法的时候讲了这样一句名言：宪法是写照人民权利立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所以在当代各个国家都是采用宪法来宣告人民的权利。

人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国际人权保障阶段。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标志着国际人权保障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认识到人权只有国力保护是不够的，人权问题就是和平问题。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联合国把每年的12月10号定为世界人权日。《世界人权宣言》在全球的层次确立了人权的崇高地位，为了使世界人权宣言里面规定的权利具有法律的效力，联合国开始了制定国际人权条约的工作。从人权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一个崇高理想。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党越来越强调人权保障呢？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价值目标。四中全会指出，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四中全会还具体的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得到落实。从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我们看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权利。法治的本质是 民主，目的是人权。

我们党对法治与人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的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的写入了我国宪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人权与法治关系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新要求，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法治与人权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人权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了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法治，而离开了法治人权也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衡量法治的根本标准不在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法律，而是要看法律是不是承认人权，是不是承认人的尊严、自由、平等、权利。所以法治是良法之治，人权就是衡量法律是不是良法的一个根本的标准。

人权与法律是什么关系呢？人权是人本身固有的权利，是先于法律存在的。人权是以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私有权利这三种形态存在的，当道德权利受到了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时候，就转化为法律的权利。当法律的权利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时候，就成为实有的权利，所以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人权。总书记指出，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这就阐明了法律是对人民权利的肯定和保护，而 只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才能够受到人民权利的拥护，所以四中全会非常强调要制定良法，良法就是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

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强调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这些都表明我们国家要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更好的保护人权。总书记指出，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如果宪法受到模式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这强调的是人权和法治关系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权的实现离不开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保障人权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

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加强人权保障是我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在社会的转型期，矛盾冲突多发，根据统计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的时间里面，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急剧上升，社会的矛盾冲突是利益冲突，而权利是利益的集中体现。怎么在社会的转型期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呢？总书记在今年1月7号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他指出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实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我们看到总书记强调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就是要树立以权利保障为基础的维稳观。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权利和权利的冲突中，或者是在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冲突中，一些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没有受到重视，侵害群众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老百姓有怨气。从现代国家解决社会危机的经验来看，加强人权保障是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途径。只有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三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它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国梦同人权保障是什么关系？中国梦的价值指向是什么？2013年总书记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谈到中国梦的时候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的为人民造福，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一论述阐明了中国梦的根本价值是尊重和保障人权，1991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我国的人权白皮书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一个伟大的名词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今天人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受到了各个国家普遍的接受，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讲，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时代潮流的积极的顺应，更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召力和凝聚力。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的潮流现在流到了民权。孙中山先生所讲的 民权指的就是人权。今天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的时候这样强调，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希望，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这强调的是保障人权就是保障人民对幸福的追求，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当代人权保障的实践

第二个问题，当代人权保障的实践。

（一）生存权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生存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关系。中国的人权白皮书明确指出，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怎么来理解生存权这个概念呢？人的生存权和动物的生存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生存权强调的是有尊严生存的权利，是生存加上尊严，因此生存权涵盖了从生命权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基本的内容，而生存权和发展权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我们党提出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强调的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发展权。

（二）财产权

第二个方面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是指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性的权益。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2007年我们国家颁布了《物权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 步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而且强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为什么我们党和国家这样重视财产权呢？首先财产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是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财产权也是推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和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特别要注重保护农民的财产权，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这样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保护财产权要保护富人的财产权，更要保护穷人的财产权，要平等的保护每一个人的财产权。

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一样也不是绝对的，也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但是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必须要按照法治的原则。首先限制财产权的合理性在于为了公共的利益，第二限制财产权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第三限制财产权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第四对于财产的征收征用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要落实中央的精神，需要完善我们的立法，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这个重要的概念，还要明确征收与征用的法定程序和补偿的标准。

（三）工作权

工作权也叫劳动权利，主要包括就业的权利，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的权利，获得工作报酬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参加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权。工作权是重要的人权，我们看一看国际社会对工作权的 承诺。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了工作权，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的规定了工作权。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180多项劳工公约和195项建议书，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提出核心劳动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权利。第一个是工会权与集体谈判权，第二个是禁止就业与职业趋势，第三个是禁止强迫劳动，第四个方面权利是禁用童工。

我们国家的法律同核心劳工标准是一致的，看看我们国家对劳动权利的承诺：宪法规定了劳动权，1994年颁布了《劳动法》，2007年出台了3部劳动大法，这就是《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节仲裁法》。所以2007年被称为是劳动立法年，加强了对劳动权利的法律保障。我们国家批准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了联合国的27个国际人权公约，还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25个劳工公约。这些年我们党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实现体面劳动这样一个理念，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这样一个新的理念是有针对性的，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有一些人不把劳动者当做一个平等的、有尊严的人来对待，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的法治体系。

（四）社会保障权

第四个重要的权利是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是一项权利，我国的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这一项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的济贫，这个根本的转变就是从国家的恩赐变成了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立法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二通过公共预算给予财政支持，第三直接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比如说建立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建立廉租房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德国在19世纪末最早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当时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俾斯麦政权舍得花钱给工人买保险，俾斯麦回答说，一个希望得到养老保险的人一般不好动，而且容易管理。当时德国颁布的《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和伤残保险法》被认为是三部大法安天下，客观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1935年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

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而社会保障制度是他们从社会主义这里学过去的。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被称为是第二代人权，是社会主义运动最先提出来的一大类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在国际上被称为是社会的安全网。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要求，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的是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核心是重新分配财富，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一产税，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甚至不交税，让穷人不劳而食，对富人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是一个安全的社会，而富人有责任帮助穷人。

（五）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平等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主要包括教育机会权、教育条件权、教育公正评价权。受教育的主体是所有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主要的途径是国家提供均等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国家有责任建立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采取义务教育和奖励援助入学升学的措施，来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有受教育权。我们国家《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机会。

同时还规定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今年我国教育部决定在大学入学的考试中提供盲文和电子试卷，这就是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没有国家提供的盲人和电子试卷，失明的学生或者视力有缺损的学生就很难平等的参加高考。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统计，我们国家有8000多万残疾人，其中具有高中程度以上的残疾人只有500万人，而15岁以上的残疾人文盲人口为3000多万人。

怎么通过完善我们的法律才更好的保护残疾人受教育权呢？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法规，我们不仅批准加入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还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主要起草国之一。2006年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残疾人看法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残疾人不再被视为慈善机构或者医疗治疗的对象，而是有能力自己做决定和行使自身权利的人。所以残疾人权利公约特别强调残疾人在生活各个方面享有平等的有效参与权。2008年国家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明确的规定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2012年国家实施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但是怎么把这些制度、法律进一步的落实，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六）环境权

第六个方面的权利是环境权。环境权是一项新的权利，十八大报告明确的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对造成生态环境损伤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环境权指的就是人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环境权主要包括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救急权。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把环境确立为一种人权。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享有在一种尊严和健康生活环境中获得自由、平等和充足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本代和后代人类环境的庄严责任。我们看到，在这里人权和义务又是不可分割的。

环境权的核心是要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集体的权利，既是现代人的权利，也是 未来子孙后代的权利。联合国专家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危险气侯变化的闽值为全球平均温度，最多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度，超过了2度人类就面临着灭顶之灾，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消除不能够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1992年1000多名科学家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相互抵制的道路。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提出，要使人类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我们国家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的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每一个人都承担着保护环境的责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也要求进一步的完著环境法律体系，来加强对环境权的保护。我认为第一我们要进一步的重视环境权，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立法，比如说尽快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修改环境保护法，确立公民的环境权，明确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七）文化权

十八大报道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强调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什么是文化？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宣言给文化做了这样一个界定：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特征、物质特征、智力特征、情感特征的总和，不仅包括艺术、文学，还有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

我们看到，文化指的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权利既是一项个人的权利，也是一项集体的权利，主要包括参与 文化生活的权利，享用文化科学进步所带来益处的权利，作品利益受到保护的权利。

作为集体权利的文化权，主要是指国家和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受到保护的权利。集体文化权利保护的核心是少数民族及边缘化群体所享有的属于他们特有的文化。我国的宪法第四条明确的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多处规定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具体措施。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极为重视，国家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障其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风俗。

（八）生命权

第八个方面的权利是生命权，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当代各个国家普遍通过建立各种法律制度来保障生命权，而且保护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唐惠女儿被迫卖淫案中被告人周军辉、秦新的死刑，今年9月5号湖南省高院对周军辉、秦新强迫卖淫、强奸、组织卖淫二审重审案进行公开宣判，改判两被告无期徒刑。这体现了我们政府进一步限制死刑的决心，我们看到，在当代出现了限制死刑和废除死刑的制度。

截至到2009年世界上有92个国家废止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0个国家废止了普通犯罪的死刑，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废止了 死刑。为什么要反对死刑呢？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死刑误判难以纠正，人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杀头不像割韭菜，杀错了想改正也没有办法。第二，死刑的执行上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第三，死刑没有减少犯罪的发生。

怎么来看待死刑的威慑力的问题，在国际和国内存在着不少争论。我们国家目前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文化条件，我国的法律对死刑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死缓制度起到了限制死刑的作用。我们的法律规定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2007年死刑获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也起到了限制死刑的作用。2001年我国新修订的《刑法》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就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客观正确的认识死刑的作用和犯罪产生的复杂原因，提高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程度，坚持少杀慎杀的原则，逐步限制死刑，以致废除死刑，这就是我国人权保障发展的一个方向。

（九）免受酷刑的权利

第九个权利，免受酷刑的权利。酷刑在长期的人类历史上不仅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但是人权概念产生以后人类开始了用法律来反对酷刑的斗争。1984年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这个国际法中，第一次给酷刑下了一个定义，指出酷刑是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蔑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人权法对酷刑的界定是非常的广泛，只要是造成人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的行为就被认为是酷刑。酷刑是对人格最严重的侵犯，既是对受害者，也是对酷刑实施者人格的践踏，酷刑往往使人生不如死。国际上为了防止酷刑，主要采取这样几个措施：一是把酷刑定为刑事犯罪，第二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是确立被告人的沉默权。

反酷刑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坚决废止重型，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我国的刑法用七条罪名来阐述酷刑，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虐待部署罪、报复陷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1988年我们国家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公约，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反酷刑法律制度，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刑讯逼供就是一种典型的酷刑，从佘祥林杀妻错案到赵作海冤案，再到廉斌的冤案，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

总书记提出，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总书记提出，绝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救助臵之不理，绝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绝不允许滥用权利，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绝不允许知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压。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 法权利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提出了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保护无辜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

怎么来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新要求呢？需要转变我们的观念，也需要完著我们的机制。《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了要保障刑事被告依法获得辩护、法律援助、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2012年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并且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刑事诉讼法的总则之中。要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我们还需要在法律上规定有条件的承诺权，还要推广重大案件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讯问时应当录音录像这样三项制度。

（十）政治权利保障

第十个方面权利是政治权利保障。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好保障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都强调了对人民政治权利的保障。在当代我们看到对政治权利的保障出现了两个特点：一个是除个别国家外呢，选举权的普遍性在法律上基本上得到了实现；第二个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的保障得到了加强。

我们的宪法明确的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1条明确的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 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甲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在我们国家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

但是宪法的这个权利往往在现实中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党的分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指出这是权利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利，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压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利。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把十八大三中全会，还有四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新要求，都用法律制度固定下来，用制度来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政治权利。

（十一）特殊群体的权利保障

第11方面的权利，我们来介绍一下特殊群体的权利保障。特殊群体主要就指的是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群体，保障他们权利的目的是要促进权利平等的全面的实现。对于特殊群体的保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非歧视加上特殊的保护。我们宪法明确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男女平等原则。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的写入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权益。

我想进一步讲一下关于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性别平等是我们国家 的基本国策，在国际上也是联合国优先关注的事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三八妇女节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联合国的全球使命是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尊严，实现男女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是这一使命的根本。联合国是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文书来保护妇女各个方面的权利。1995年中国政府主办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次世界妇女大会非常成功，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叫北京宣言，一个叫行动纲领，提出两个重要的口号，一个口号是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第二个口号是让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就是在决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决策在实践中会对男女两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男女在社会中角色和地位的不同，一些中立的法律和政策可能会在实践中对妇女产生不利的影响。正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推动了反性别歧视机制的发展：一个是强化保障妇女权利的倾斜原则，比如说规定就业配额制度；第二个方面制定反家庭暴力法，1993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提出对妇女的暴力就是对人权的暴行。去年全国人大宣布《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的计划；第三个方面就是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社会的边缘妇女。比如说瑞典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修改刑法，规定只惩罚缥客，不惩罚妓女。这个法案通过以后非常有效，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缥客减少了三之二，妓女减少了80％。这样一个立法的理念就是缥娟是对妇女的性别剥削，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

三、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国人 权事业发展。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基本成就

在旧中国广大的人民毫无人权可言，新自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的整体人权也实现了历史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形成，我国的人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墓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保障人权的法律体系，我国的宪法全面的规定了公民的基本的权利。

第二个成就，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我国政府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阶段性政策文件。这既是我国政府在人权领域做出的庄严的承诺，又是在对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规律重要探索基础上的系统部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一个首要的地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两次飞跃，一次是从贫困到温饱，第二次是从温饱再到小康，这样两次历史性的跨越。我们消除了2亿多贫困人口，提前完成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达到了74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不断的提高。

第四个方面成就是，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丰富民主形 式，不断保障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比如说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我国近年来通过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政务公开，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互联网成为人民行使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的途径。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正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四中全会的召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人权保障方面也提出来了新的要求。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人权制度保障

所以第二个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人权制度保障。1．增强全社会茸重和保障人权意识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全党和全社会的人权意识，对于全党来说提高人权意识就是要解决好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为了谁的问题。人权意识是法治意识的墓础，人权是比法治更墓础的概念，只有理解人权，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法治。

十八大报告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我们看到，在现实中一些执法人员缺乏人权意识，保护人权好的法律在现实中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所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要广泛开展人权教育，我们的两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提出来了开展人权教育这样一个新的要求。第二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明确的提出继续开展对公务人员的人权培训，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在全社会普及人权知识，不断提高公民的人权意识。

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提出一个新的人权战略，就是通过教育 促进人权。前联合国人权高专路易斯阿伯尔在谈到联合国的人权教育的时候这样说，人权教育是推动人人享有人权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是发展人权文化的墓本手段，是促进平等和促使人民在民主机制下参与决策的工具，也是防止侵犯人权和暴力冲突发生的一种投资。我们的两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也确立了通过教育促进人权这样一个新的战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我们消除对人权的误解和对法治不正确的看法。法治不是治民的工具，是要保护人民权利的。所以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强调的就是执法人员首先得树立法治保护人权的意识，每一个公民也要树立按照法律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他人权利的这样一种意识，所以人权教育和法治教育两者是一致的。

2．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洽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第二，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四中全会提出来的要求。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对每一个公民，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 定捍卫者。我们看到，凡是违反法律的都是侵害人权的行为。社会主义法治是把人民的权利体现在制度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的是更好的来保障人民的权利，我们执法者、每一个人都得树立这样的法治理念。

四中全会提出来三个一体建设，强调公共权力和私权力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我们现在法治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执法者不守法，一些党员干部把老百姓当做守法着，只要求老百姓守法，自己不守法。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依言代法、以权压法、拘私枉法，强调了党员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党员干部带头守法才能在社会上形成好的示范效益。执法者首先守法，这就是最好的执法。

3．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障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立法，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给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提出来了这样的问题：谁是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他们关注的主要权利是什么？政府应该为他们做什么？政府的政策和立法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在社会的转型期，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失业下岗人员、农民工、贫困的农民、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的人，他们在收入、资源医疗保健服务、社会参与机会等方面相对较少，面临着巨大的生活的压力和贫困的威胁。

怎么从立法上来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呢？四中全会提出，要倍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试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四中全会还进一步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按照四中全会的精神完善我们的立法，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我认为我们还应当制定反歧视法、最低工资法、工资支付法、社会救治法、慈著法、反家庭暴力法，我们还需要建立国家人权机构。

4．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权执法保障机制

第四，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权执法保障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就提出来了法治政府建设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建立执法人员人权培训制度，建立法治政府要以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为标准，既要严格执法，又要人性化执法，加强对人权的保障。第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来五个公开。

以政府的信息公开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 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调的是责任，完善我们的责任制度。

5．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第五，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是守护国家法律的一种重要权利，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才能够做到司法公正，才一能够防止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才能够树立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四中全会提出来很多的措施完善我们的制度。第一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机制，最高人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些机制就是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更好的加强司法对人权的保障。

第二个方面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也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第四个方面，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我认为我们也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完善，来更好的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护。

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原则，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的精神，我相信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发展，我国的人权事业一定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谢谢大家！

第五篇：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李步云: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本文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含义、国际集体人权的理论根据、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对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对立与冲突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应强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性和一致性；集体人权是人类权利追求与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国际集体人权概念的出现，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接受；中国在过去一个时期曾存在过忽视个人人权的偏向，但现已走上既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又重视保障个人人权的正确发展道路。什么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集体人权”是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这两类人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对此都存在意见分歧。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笔者的看法。

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含义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依照人权主体的不同而对人权所作的一种分类。个人人权是基于个人基础上的，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个人。集体人权是相对于个人人权而言的某一类人所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某一类特殊社会群体，或某一民族与某一国家。个人人权是传统意义与传统观念上的人权。即使是现时代，个人人权仍然是人权的主要形式。从历史发展看，个人人权的内容是在不断扩展与丰富的。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今天的条件下，个人人权的内容已包含如下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人身人格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思想自由权、人格尊严权、通讯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私生活秘密权等等；二是政治权利与自由，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集体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行示威自由权、信息权、知情权、监督权等等；三是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如财产权、就业权、享受劳保福利权、同工同酬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家庭权、参加工会权、享受社会福利权等等。集体人权包括国内集体人权与国际集体人权两类。国内集体人权，又称特殊群体权利。这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老年人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外国侨民与难民的权利等等。国际集体人权，又称民族人权，按照现今国际社会通常的理解与承认，它主要是指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此外还有和平与安全权、环境权、自由处置自然财富和资源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等。在中国，有的学者主张“把人权主体主要限定于个人”，“并把人权界定为个人权利”，反对把集体人权概念引进国内法领域。①Ａ也有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与儿童、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利，不是集体人权而是属于个人人权的范畴。国际上，也有不少学者只承认国际上有集体人权，即民族人权，而否认国内某些特殊群体权利是集体人权。②Ａ笔者之认为一国之内某些特殊群体的权利是属于集体人权的范畴，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这类人权同个人人权相比，在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上都有不同。个人人权的主体是任何一个个人，而国内特殊群体权利的享有者是某一部分人群（如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等等）；在内容上，后者不仅享有个人所应享有的个人权利，而且享有自己作为特殊群体的一员所应享有的特殊权利。二是特殊群体通常会通过法律手段从国家得到整体上的特殊权利保障，如我国对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以各种特殊权利，属于这些特殊群体的个人，也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这类群体特殊权利保障得到益处。三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一些民间组织或半官方组织，如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残疾人组织，可以在法律上代表该群体向国家提出一定的权利要求，或在政治上施加这方面的影响；某些特殊群体组织甚至可以为寻求权利救济而能够代表该特殊群体诉诸法律。从长远看，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日益加强。因此。笔者认为，把一些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纳入集体人权的范畴，在理论上是可取的，在实践上有利于加强对一类人权的保障。在国际上，集体人权概念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这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人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从而开始了人权保护进入国际领域的历史性进程。本世纪６０和７０年代，许多被压迫民族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成为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曾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作了不懈努力，独立后又因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困境，产生了改善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这对国际人权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分别以各种不同形式，通过国际组织的宣言或决议及一些国际公约被确立下来，并对传统的人权概念（即个人人权）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集体人权现在已被国际上许多人士称之为“新一代人权”或“第三代人权”。这类国际集体人权不同于个人人权的的主要特点是：１．这类人权的主体主要是民族、社会、国家、国家集团等集体。其中国家是基本的人权主体，因为现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家。这同个人人权的主体为个人是有区别的。２．国际集体人权的权利诉求对象主要是整个国际社会，它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步骤与国际合作来保障这类人权的实现。而个人人权要求各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不作为或作为，来保障每个人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实现。３．国际集体人权还是正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人权。一方面，它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的一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宣言与决议所认可，还缺少具有约束力的公约来保障，或批准加入的国家还不够普遍；另一方面，权利救济措施与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完备。总之，这一代新的人权打破了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只有个人才能享有人权的传统概念，是人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主要是指集体人权从某一角度上看，同时也可以是个人人权。无论是国内集体人权、还是国际集体人权都是如此。如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１９９２）对妇女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作了全面的规定，对法律责任也有详细的条款。其中第４８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检查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如果诉讼当事人的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他（他或她）就有权得到救济。由此可见，一国内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个人人权。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否认特殊社会群体的人权所具有的集体人权的性质。国际集体人权在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个人人权，这可以从国际人权文书对发展权所作的明确表述看出。例如，１９７９年１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５（XXXV）号决议，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指出：“发展机会均等，既是国家的权利，也是国家内个人的权利。”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６年１２月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也指出：“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发展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利”即集体人权，其基本含义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享有同其他国家“发展机会均等”的权利，它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及所有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应在国际一级采取政策的、立法的、行政的及其他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发展权作为一项个人人权，其基本含义是，“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因为“人是发展的主体”，在一国内应保障人人“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国际集体人权的理论根据

长期以来，国际上一些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有的政府只承认个人人权是人权，不承认国际集体人权也是一种人权。他们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际上的集体人权，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些人或一些国家的一种利益上的要求、愿望、主张；它抽象而不具体，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无法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法律的救济。从这样的理由出发，否认集体人权是人权的学者也往往否认一国内人们应当享有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也是人权。然而，这种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权利有两种，一是所谓“消极”的权利，即要求国家与社会“不作为”，以保障人的人身人格权利及政治权利与自由诸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选举与被举权等不被剥夺或受侵害。二是所谓“积极”的权利，即要求国家和社会的“作为”，以使人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诸如就业权、休息权、社会福利权等得以实现。理论上、概念上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的发展变化，是同实践上“三代人权”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第一代人权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主要在欧美１８世纪人权运动中产生。其内容主要是言论、信仰、出版、结社、通讯、宗教等自由以及免受非法逮捕、公正审判等权利，性质主要是属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范畴。它的诞生是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为标志。第二代人权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影响，主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它在宪法上的反映，在东方是以前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在西方是以德国“魏玛宪法”为标志。第三代人权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国际集体人权，包括自决权、发展权等等。

第二，现今的国际集体人权就其性质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以经济内容为主，如发展权、环境权；另一类是以政治内容为主，如民族自决权、和平权。发展权的内容是全面的，正如《发展权宣言》的导言中所讲，“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但在上述诸多因素中，经济的因素具有根本的性质。这从现今发展权的具体权利诉求中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发展权的实现，在现阶段主要是依靠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协调步骤与开展国际合作，首先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提供与创造各种条件。环境权的情况也是这样。１９７２年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实现环境权的措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实现环境权的方式，主要也是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大规模污染大气和海洋，要为强行法所制止，但这只是局部情况）。

民族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性质与特点则和发展权、环境权有所不同。实现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措施，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实现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方式，主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强制手段。《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的第１条都规定，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在所有国际集体人权中，只有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作了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有关国际法文献，早期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指：“被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影响与推动下，大批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纷纷起来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到现在为止，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已有１００多个，尚未获得独立的民族已经极少。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自决权的中心思想与侧重点，已经是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下述有关条款：“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所谓“自决”，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作为习惯国际法确立下来，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阻碍与镇压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或阻碍与破坏独立国家实现自决权，要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这已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实践。

和平权也如此。《联合国宪章》序言强调指出：“欲免后世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并为达到此目的力行容恕，彼如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１９７８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为各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在国际上第一次将和平作为一项权利加以规定。该宣言“重申个人、国家和全人类享有和平生活的权利”。宣言还规定：“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不分种族、良心、语言或性别，均享有过和平生活的固有权利。尊重此项权利，正如尊重其他人权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和一切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在一切领域获得进展的必要条件。”１９８１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也明确地将和平作为一项人权加以肯定。该宪章规定：“一切民族均有权享受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１９８４年联合国大会又专门通过了《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该宣言再一次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保障人类享有和平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项集体人权并受习惯国际法的保护。任何破坏这一原则和侵害这一人权的行为，诸如侵略与非法占领他国领土、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都要受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联合国对伊拉克武装侵略科威特的制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上述分析表明，民族自决权与和平权的性质和特点同发展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实现方式，需要、也能够通过国际社会的强制手段来达到。由此可以证明，笼统地讲国际集体人权难以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实现，因而它们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三，即使是发展权、环境权这一类国际集体人权，它们的权利诉求和实现途径，也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以发展权为例，要加速实现发展权，一方面，自然需要各主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这一点应更为突出）。正如《发展权利宣言》所强调：“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以“促进基于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与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事情很清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发达国家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国际组织对此也负有重要义务。它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诸如稳定与提高初级产品价格、改进技术转让条件、在不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下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抛弃贸易保护主义、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改善和扩大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等等。这些具体权利诉求已为过去的一些国际文件如１９７４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①Ｂ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所载明与认可，同时也为最近的一些重要国际人权文书所进一步肯定。例如，１９９３年６月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的序言第５段不仅全面阐明与确认了发展权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内容，而且在序言的第６段中对发展权的某些重要的具体权利诉求作了规定，如重申要“尽一切努力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保障国际集体人权得以实行与实现的机制已经建立，并将在今后继续加强与完善。破坏与侵害民族自决权、和平权的行为，固然要受到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以及人权委员会等机构的审议、谴责及制裁；对发展权这一类国际人权的保障，其机制也正在进一步完善中。例如，《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在其第三部分中强调：“世界会议欢迎人权委员会设立关于发展权的专题工作组，并促请该工作组与联合国其他部门和机构协商与合作，为消除执行和实现《发展权利宣言》的障碍立即拟订全面和有效的措施，并提出各国实现发展权的方式方法，以便联合国大会能早日审议。”新设立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任务是：“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当然，全面保护国际集体人权得以实现，是其根本任务。

从上述分析可清楚看出，国际集体人权并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们不是“权利”而只是一种“要求”、“条件”、“机会”，只有个人人权才是人权。实际情况是，现在国际集体人权的概念已逐步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与接受。《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对发展权作了充分肯定，而过去某些不承认发展权是人权的国家，也投票赞成这一宣言，就是证明。

三、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普遍存在有意见分歧的问题。笔者一贯主张要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各个国家与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两类人权予以同样的重视与保护，不宜讲它们之中哪种权利更重要，也不宜强调它们之中哪种权利层次与地位更高。①Ｃ

一般说来，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是：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为什么说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呢？这是因为，首先，任何集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集体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中所获得的权益，其出发点即最初目的，都是组成这个集体的个人，其落脚点即最终的实际受益者也都是个人。不承认这一点，集体人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而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和存在价值。其次，我们虽不能说，个人人权同时也是集体人权，但可以说，集体人权从一定意义上看，或从一定角度上看，同时也是个人人权。本文在前面曾引用一些国际人权文书证明，像发展权这样的国际集体人权，同时也是个人人权。一国内某些社会群体权利如少数民族权利、妇女权利，在其遭受侵害时个人可以提起诉讼以得到救济。第三，任何集体人权的争取与获得主要依靠组成这一集体的个人作出积极努力和共同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改造世界、建设国家与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方有可能。

为什么说，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呢？这是因为，首先由社会自身的性质与组织结构所决定，集体人权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集体人权是人类权利追求与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一国内，它要求国家与整个社会为保障某一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创造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和提供各种特殊保护，以使该群体的所有个人受益。在国际上，它要求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步骤和进行国际合作，提供各种社会条件与法律保障，通过保护国际集体人权而使千千万万的个人得到好处。其次，集体人权也是促进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本条件。以民族自决权为例，如果一个国家是处于外国侵略、占领和奴役之下，国家的独立与主权遭受践踏，这一国家的人民的个人人权与基本自由就根本得不到保障。发展权也是这样。如果不改变旧的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就不可能充分实现。第三，把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如第三世界国家）作为集体人权的主体，也有助于运用其地位与作用，以更好地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例如，６０年代汹涌澎湃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为争取与实现发展权而努力奋斗的现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对国际人权的实现与保障起了重大作用。

我国国内的学者中，有一种观点强调，集体人权应当高于个人人权。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人权始终强调民族、社会、国家等等集体人权高于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固然重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该受到尊重和保障”，“强调个人权利必然导致个人主义，损害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它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与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②Ｂ。因为，个人的存在不仅是集体、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个人的活动与发展也是整个社会的活动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自己的理想社会时，曾有过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即《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第二，从概念上看，强调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所讲的“人权”，其“权利”当然包含着利益的要求、分配与享有这一基本的要素。但是，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归结为人权。这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在个人利益与个人人权、集体利益与集体人权之间划等号。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作为应有权利，个人人权必然外化（转化）为法律上的个人权利，但法律上的个人权利并不都是“人权”。人权存在于抽象的一般的法律关系中。只有当这种抽象的法律关系中的人权受到侵害或出现争议而转变为具体的（即特殊的）法律关系，这时候的权利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例如，某人与某人或某单位订立一个合同，其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由双方当事人任意规定（以不违背法律的要求为限度），在这样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就不是属于人权的范畴。又如，在国际范围内，一个国家的主权，它的安全与荣誉，它的独立权，是属于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国际集体人权的概念与范畴；但在一国范围内，它就不属人权的范畴。任何个人都需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与国家里，个人人权的实现离不开它所生活的集体、社会与国家，个人人权的行使不能损害集体、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在不少情况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与荣誉等等，都不是作为“人权”来看待。国际上，通常都是这样理解的。从经济方面看，似乎“国家”的财产不得被侵害，这是属国内集体人权的范畴，其实不是。我们只宜说它是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从法律角度看，国家所有权是属于“权利”的范畴。这种“权利”也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讲的人权。退一步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国范围内的一种集体人权，一种同个人人权相对应的集体人权，那我们也不宜说集体人权就比个人人权“更高”。因为，我们在法律上不可以按照权利主体的大小高低来确立保护的等级，否则，我们就不能保证不同法律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第三，从实践经验看，个人人权与个人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互相排斥的概念。伦理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以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集体的、国家的利益为其特点，这同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个人人权是根本不同的。强调个人人权同产生个人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强调个人人权过了头。而是过份强调了集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加上各种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过去确实存在过有忽视保障个人人权的偏向。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场灾难就是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借口，肆意践踏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千百万公民的个人权利。鉴于这一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决心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措施，如定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各种重要法律，来全面加强对个人人权的保护。特别是，现在中国已经走上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实行更为重视、保障个人人权创造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与建立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从此，中国已经走上既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又重视保障个人人权的正确发展道路。

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关系，是同如何认识与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几十年来，中国在自己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由于十分强调与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在消除阶级对立，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地位；在增进民族团结、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在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正、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旧中国相比，在发展经济、科技与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另外也要承认，虽然执政党和政府十分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统一、协调与兼顾，但实际上，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曾经存在有忽视保障个人利益的偏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与束缚了个人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延缓了社会的进步。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它的人本主义、大同思想、重视社会和谐、崇尚伦理道德，都曾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过正面影响。但是，古代中国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家长制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轻视个人地位、缺少权利意识等等，又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是历史原因。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曾经长期处于地下和武装斗争中，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十分强调整体利益是很自然的。三是制度因素。中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提供了客观条件。近十多年来，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正在稳步地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作出重视、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调整，以求得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

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上，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保护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人权，相对忽视集体人权与社会和谐，这有多方面原因。在历史上，１７和１８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以提倡个性解放、保障个人自由为主要思想武器反对专制主义。在制度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其思想基础与价值观念必然以个人为本位。但到了现代，情况已经发生并正在继续发生变化。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冲突的存在，导致了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出现，价值取向开始由自由向平等一方倾斜，以求得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和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有的学者在理论上对片面强调个人人权，否认或忽视集体人权的观念提出了怀疑与挑战。如荷尔曼就指出：“当西方人把焦点集中在个人权利而忘记社会权利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时，他们过于狭隘地定义了人权，当西方人把焦点集中在诸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而忘记如衣、住、保健等基本的人类需要时，他们也过于狭隘地定义了人权。只有当西方人把他们的见解扩大到不仅包括个人的精神的，而且也包括公共的和物质的人类和人权观的时候，一种真正普遍的人权观才是可能的。”①Ｄ

在世界范畴内与国际舞台上，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与南北方之间在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对立与冲突，是由文化的历史的背景和经济的政治的现实条件的差异所决定，同时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现在，世界两极对立与东西方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理论观念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对立与冲突，已经趋向缓和并正在求得共识，最明显和突出的表现，就是《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这一文件的第二部分第三段指出：“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其基本自由。”这一共识的达成，既是世界新的格局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理性的重大胜利

①Ａ张文显：《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见《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３６页。

②Ａ参见孙哲《新人权论》，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５５页。

①Ｂ见该宣言的第４条第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６等款。

①Ｃ见拙著《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法学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②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３２１页。

①Ｄ荷尔曼：《人权运动》，纽约１９８７年版，第６页。转引自徐崇温《人民的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当代中国人权论》第１４８页。2003-10-20 作者/出处：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