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人与环境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篇：论马克思人与环境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人与环境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片面夸大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并提出科学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论断，突出了人创造环境的主体作用。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应重视并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马克思 人与环境 群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的有关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环境决定人的观点必然导致唯心史观，他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阐述了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并得出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经典论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环境的辨证关系，对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重视人在改造环境中的主体作用，具有指导意义。

自从古代猿人开始直立行走，将劳动的伟大使命赋予了自己的双手，自从人真正地成为人，与客观环境开始了真正的物质交换时，人类即开始了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直至马克思揭示了科学的人与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古希腊哲学里包含了人为宇宙主体的思想，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确立 了人相对于客体的主体地位。近代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进一步阐述了主客观二元论，强调了人的理性的至上地位，主张征服和驾驭自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他将环境狭义地理解为地理环境，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此外，爱尔维修提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教育所致。”②他们都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重视社会环境特别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对人的影响作用。

马克思以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对环境决定论作了扬弃，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③马克思承认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但反对环境决定论者否认人的社会实践对环境的改造作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归跟到底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这个道理必然会陷入片面夸大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如爱尔维修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法律造成一切”、“一些伟大的君主在那里召唤天才，天才召唤幸福”，⑤他重视法律、制度对人的决定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由个别的精英人物 来制定的，他们凌驾于环境之上，人民群众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受少数人的支配。这样，便将人分成上等人和下等人，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上等人身上，由此陷入唯心史观。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历史……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产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⑥这表明：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每个时代的人都带有其时代的烙印，包括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对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的影响、制约以及启发，因此特定的时代会造就特定的人，即所谓的时世造英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⑦另一方面人创造环境，一切的“生产力、资金、环境”都是由人的活动来创造的，离开人，一切社会关系都将不复存在。马克思从实践观的理论出发阐明人对环境的创造作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⑧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表明了人和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统一。实践在人与环境的辨证统一关系中所体现的 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人与环境发生联系的过程，就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体现的。人的实践活动取决于主观意识的指导和客观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人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的。主观能动性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而客观可能性则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人经过一定的价值判断，权衡主体的需要以及客观环境能提供的条件之后，便能够做出相应的做什么的决定，从而指导人们开始真正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体现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人在变革的实践过程中，既改造了客观世界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实现了人的发展。

马克思揭示的关于人与环境的辨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及其提出的人创造环境的思想，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继承这一思想，重视劳动人民创造环境、改变世界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关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政治地位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

一，认可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主体地位，就要改正那种夸大少数精英人物社会作用的错误思想。现今社会仍有大量持英雄史观的人认为只有思想家、理论家等精英人物才是改造环境的主体，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多数人民群众则是受环境制约的人，是受少数人支配的人，这样必然将人分成了 两个等级，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现实生活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忽视下级和广大群众所应享有的权利，独断专行，甚至以权谋私，将权力看作自家的财产，成为特权阶层。虽然精英人物由于所拥有的权力、对社会资源量的占有优势、或者拥有特殊的天赋，与普通群众相比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较大的作用，但精英人物毕竟是少数，而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任何精英人物或者精英阶层都无法比拟的，人民是改造环境的主体，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二，承认了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关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存在着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阶层之间收入水平不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城乡之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发挥了主体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者。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环境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均耕地的劳动投入量很大，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投入回报率很低，但国家对于农业的实际补贴明显不足。中国的农村以及城市都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农民的就业压力很大。各大城市的大多数农民工干着最苦、最累 的工作，收入却得不到保障。再者，在农村农民所交纳的各种费用的增长幅度远高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虽然国家已制定了免交农业税的政策，但这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应该给予农业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从源头上以及动力机制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保障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三，承认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关注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的确立和保障。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能力，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只有争取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所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首先就要给予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事实上把农民划为非国民待遇的二等公民。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基本权利和社会地位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并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农民的基本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国家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而农民实质上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享受不到这种权利。农民实际上的政治地位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性质和要求明显不相适应，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

此外，还要关注人民群众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 群众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自身的实践、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教育的作用。首先，人民群众是有能力改造自身、并促进自身的思想、文化水平提高的。现实中存在着鄙视人民群众意识能力的现象，如一些官员不认真听取群众提出的意见和监督，搞一人专制，使得民主制度不能够顺利地运行，更有甚者实行愚民政策利用歪理邪说蛊惑、欺骗人民，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相信人民群众具有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就要给予每一个人以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每个人都有完善自身思想、文化水平的空间。对于因贫困未能接受教育机会的弱势群体，政府应完善教育制度，加大教育投入，每个公民都伸出援助之手，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思想文化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参考文献

①③⑥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2页、2页

②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467—468页、第47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M].高光、阎树森、马迅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5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0页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讲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具体的讲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观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学说。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工人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是实践为人提供了认知对象。因此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而且改造了世界，在天然、自然的自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的属人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篇：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是他们批判地分析并超越了前人关于人境关系思想后得到的认识，是形成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立场进程中的创获和范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人境关系的社会性特征、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境关系的实践本质。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加强对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关键词]人与环境、双向互动 主体性 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略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有机衔接研究”（项目编号：BJSZ2015ZL01）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都比较重视环境对于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都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环境育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近年来，伴随着“大思政”观念的普及和高校环境育人实践的拓展，环境育人的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中也再度成为热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何种人与环境的思想素材，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实践意义？这是夯实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必要前提。本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并揭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此澄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为更好地培育和利用环境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创新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久远的思想命题，也是一个鲜活的实践命题。该命题的出现远起于上古时期人们在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确定自身内外与外部世界关系之初。在中国上古时期，当经历了鸿蒙初辟时以“天命论”为基础的神怪论和不可知论后，不论是秉持“天人合一”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都是把人与自然环境联合起来考虑外部世界与人的发展变化的，也都触及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的关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关注外部物质世界、探讨物质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活动实际性地揭开了关注自然环境的序幕，从而也开启了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篇章。从探讨万物“始基”、研究天、地、水、空气和灵魂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在对自然及其构成定位的研判中，人多是作为自然元素出场的。如希波吕特提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的原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1](P10)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与此类似，阿那克西曼德也认为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经过爱菲斯学派赫拉克里特这一里程碑式的朴素辩证思想之后，等到到了毕泰戈拉学派、爱利亚学派那里，人尽管还是“生于自然”（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从地里出来的，就和虫豸之类产生的方式一样。见拉克唐修：《神圣的创制》），尽管仍处在不可知的“神性”的笼罩之下，但在大部分的先贤看来，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小世界，他相对于自然界的独立性和自主体性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自苏格拉底以降，鉴于思想、灵魂、心智、精神等与人不可剥离的那些“神性”的缠绕，虽然有先贤倡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

[1](P133)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在理解人与身外环境的关系时，偏重外部环境因素却成为了一种重要倾向。由此，当人们还难以理解自身和自然界的关系时，出现神秘的圣化自然或圣化人自身的思想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文明对蒙昧和神性的稀释，人归属于自然界同时又受制于自然界的思想普遍流行起来，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均把人的属性乃至社会性质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为之后逐渐成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提供了思想先导。以至于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在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认为地理因素（气候、地质、天文等）决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看法仍是非常突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思想世界中的智者，也是西方文明和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其思想学说的。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的发现而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超越式批判。他们主要是通过三大批判提出了历史理论与生产现实相结合、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环境”互化的实践观，确立了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一体的人与环境的关系论，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首先，恩格斯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2](P574)新的生存条件。”对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直接指向“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这个批判，恩格斯开启了唯物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空想主义者在社会环境教化问题上的机械论与唯心思想。旧唯物主义者法国的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受其影响，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2](P286)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世界各地的儿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具有与父母和师长相类似的习惯和情感的，只是由于过去和

[3](P21)现在的或将来可能遇到的环境以及个人特有的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他迷信“人类

[3](P19)能象数学一样准确地得到必然会逐步增进其幸福的环境”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对欧文的观点进行批判，但却注意到了他们不足之处。他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

[4](P4)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恩格斯也在批判欧文及其实验时指出：“他给他们（指工人——引者注）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地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5](P215)经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关于自然界、人与社会大环境的新观点，确立了辩证的唯物的人与环境互动的思想。还有，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者和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

[4](P3)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

[4](P4)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突出缺陷，即它所忽略了的内在于环境与人关系的人的主体性及人改造环境的实践性。通过该批判，马克思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展露了其包含着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天才的萌芽。而正是在上述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拓展和深化对人的本质以及环境内涵的认识，并在建构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他们辩证地继承了前人关于环境与人关系的理论，研究了人与环境有机互动的关系和规律，丰富并发展了“环境与人”关系的理论。择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内涵：

其一，人与环境具有双向互动性。以前的思想家从研究自然环境入手，看到了环境对于人的作用，也看到了人对于环境的依赖，但却只是片面地强调环境在人境关系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环境之间具有双向互动性，其具体表现是人能够创造环境，但同样环境也能够制约和影响人。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

[2](P20)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如此，人类社会历史环境同样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4]（P43）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需要指出的是，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所包含的是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双向关系中，片面地强调或忽略任何一方的作用和关系的说法都是不完整、不准确的。

其二，社会性是人境关系的中心特征，要用社会化的标准把握人境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承认自然环境的客观性和有用性的，但在他们的思维和分析中，自然环境只有社会化才能够对人产生意义，只有社会化了的自然环境才可能进入人的类活动中。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6](P122)本质的统一”。籍此，他们提出了衡量人与环境关系上的社会化的标准：“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称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

[7](P167)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其三，人始终在人境关系中具有主体性和主导作用。尽管人与环境具有双向互动性，但二者的互作用力却不是等量齐观、毫无二致的。人尽管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和作用，但始终具有主体性，并由此具备环境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这是由人的本质及其根本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2](P373)和动物本身”。“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

[4](P535-536)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人具有相对于环境的显著的主体性，在处理人境关系时就既要看到环境的制约性，也要在允许的范围和条件下充分而正当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其四，实践是改变人境关系的本质活动。与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通过人类活动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键，即实践。实践不仅是人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活动，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把实践放在人类改变自然和改变自我的一致性上来看待其重要性，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和恩格斯

[4]（P234）强调，人类“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正是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中，人类完成了对自然以及自身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环境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创造在根本上也要坚持实践的标准。

三、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脱离不开人和环境的实践活动，要始终围绕着人开展工作，也始终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人与环境不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要素，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和开展的基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超越了以往形形色色的人境关系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指导。

第一，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在理论研究中实现“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缩影。在运用该关系论关照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需要全面地看待和理解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其中不仅要全面地看待人的产生、发展、本质、关系、需要和目的，也要立体式地看待环境的内涵和意旨。就后者而言，环境是一个具有动态圈层结构的对象，包含明显的层次性、结构性和相对性。在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环境就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环境和物性空间，也包括内在的精神环境和灵性空间。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也包括非自然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从人与环境双向互动的关系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应把握好人与环境互动的结合点与切入点，特别是要善于把握好个体自我的内与外、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作为相对环境的关系互动性，防止出现人与环境的隔离或割裂。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命题和学科进路的角度看，实现“人与环境”结合的研究，一方面要把人作为背景去研究具有当下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把社会作为背景去研究具有普遍性和融入性的人的问题。这既是植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注重的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也是与他们特别重视和强调个体性与社会化的思想、意识、精神及其产生环境相关联的。

第二，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进程中准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政治社会化的长期工程，也是立足于人与环境的现实、要在解决人与物、人与自我、人与人（社会）等多重关系中创造并利用好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升人的思想政治价值和素质的活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环境”关系论，人与环境两种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都不能偏废。人既具有个体性，又是社会化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人应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自然而言会引致人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潜在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都需要发挥主体性和主动性，只不过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所限，与受教育者相比，教育者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导性；环境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但直接作用于人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其他要素。对环境的作用既不能过分夸大，从而导致环境决定论，也不能无根据地缩小，藐视甚至忽视环境的效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需要人们在充分调动和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始终把人的因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核心，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展现人的主体价值，同时也要消除不利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创造出利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环境。

第三，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尽管包含了理论性和理论方向，但最终要归结到实践中来。换言之，人与环境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实践关系。没有了实践，也就无所谓人创环境和环境造人，人和环境就会相互脱离、不再依赖而成为两张皮。正是在发现其实践性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才从根本上实现了思想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实践之学，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具体化的意识形态教育实践，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其生命所在。经过多年的积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从思想和理论上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不过，思想理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与鲜活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隔岸相望。理论成果和思想创获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的只是思想指导、理论准备和精神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论环境、思想环境和精神环境。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把这种思想的、理论的和精神的环境因素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来，在尊重实践的质性、发现实践的机缘和把握实践的规律中实现人的因素与环境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的有机结合。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实践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效果、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依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界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欧文选集[M].第1卷.柯象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第四篇：论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及现实意义

论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思想及现实意义.txt49礁石因为信念坚定，才激起了美丽的浪花；青春因为追求崇高，才格外地绚丽多彩。50因为年轻，所以自信；因为自信，所以年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成为人们近年来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研讨中，有的人认为过时了，必须代之以多要素价值论，有的人认为必须原原本本地坚持，我的观点是，核心思想必须坚持，同时必须有所发展，这两方面都是时代的需要。

一 认清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代替的历史规律，为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斗争提供理论武器。而要科学地进行批判，就要用科学的抽象分析法，首先在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找到一个切入点，构建一个明晰的始基范畴，这个切入点就是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这个始基范畴就是以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为理论枢纽的、由人类抽象劳动为惟一源泉和实体的商品价值。这样一种分析和规范的科学性何在呢？ 第一，它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即劳动作为一种有意识和能动性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世界。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惟一的创造性的动力和源泉。

对此提法，有人会问，马克思不是明确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是错误的，肯定了人的劳动与物质资料都是财富的源泉吗？是的。但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把物质资料也看成是源泉，是说任何物质财富的生产都是劳动对物质资料的加工，并受到相关物质条件的制约，以此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只在劳动、分配上兜圈子，要重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这里决不是说物质资料也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财富的源泉与创造财富的源泉这两个提法的涵义是有区别的。前者包括多种生产要素，后者则专指人类劳动。马克思在分析财富的生产过程时，就明确指出：“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资本论》中多次出现这个提法——引者注），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所以，某些人以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劳动与物质资料都是财富的源泉为根据，就宣扬劳动与土地、资本等多种要素“都是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是错误的解读和引申。

第二，价值作为商品经济的一个核心范畴，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商品生产不同主体之间一种特殊的劳动交换关系，它的实现要求有一个平等的交换尺度，这个尺度只能是完全由人类抽象劳动凝结的价值。因此，“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2] 第三，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格的基础，不能等同于由市场交易直接决定的表现为一定货币量的商品价格。价值的内涵必须具有基础性、同质性和公约性，显然，只有把价值归结为人类抽象劳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多要素价值论在价值层面上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总之，只有把人类抽象劳动规范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和实体，才能清晰地合乎逻辑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3] 二 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观点

1．区别使用价值与价值两种财富及其源泉。前者为物质财富，主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历史的一般性，后者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特有的财富形式，表现不同商品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包括人的具体劳动（创造性的源泉）和物质资料（物质性的源泉）；形成价值财富的源泉则是惟一的，只是人类的抽象劳动，价值的实体就是劳动者的一定体力和脑力的凝结。

2．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包括一切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4]。资本家个人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劳动也包括在内。随着分工协作的发展，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必然会扩大。

3．非劳动因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各种非活劳动因素（机器、土地等）不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它们只是把自身既有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但它们是劳动创造和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而且，这些物质条件的质量和效率，对同一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量的大小，具有程度不同的制约作用。但不能把这种作用归结为创造价值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指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像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5] 4．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就单个商品而言，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2]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由优等或劣等条件为主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就一个部门的同种商品总量而言，其价值总量不是由该部门随意投入的劳动总量决定，而是由该部门为了满足社会对它提供的使用价值总量的需要而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从世界来说，商品的国际价值由国际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总之，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价值规律的根本要求。正因为如此，个别企业或个别国家生产同样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会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5．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劳动创造价值是在生产过程进行的，而价值的实现则必须通过市场和流通过程，从而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商品的价格。这是商品的本质形态到现象形态的转化。由此，就出现了本质与现象的不一致甚至掩盖本质的假象。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说，从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看，商品的价值构成表现为C+（V+M），其中，C是生产中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V+M）是劳动新创造的价值，V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或可变资本，M代表剩余价值，因而明显地表现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生产资料只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从商品的流通过程看，则直接表现为资本的投入和自行增值，商品价格的构成为（C+V）+M，其中，（C+V）只呈现出成本的性质，因此，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价值形成和增值中的不同作用，从而劳动创造价值的本源规定性就被掩盖了，M代表全部资本自行增值的结果。马克思进行这样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本源规定性，在价值转化为价格以后，必然会被掩盖，歪曲地表现为单纯资本的投入和自结的果实，如果稍加扩展地说，就是资本、土地、劳动加上各自的收益决定商品的“价值”。从思维逻辑上讲，长期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假象之上的。

6．区别价值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相应地获得利润和地租，是由生产要素所有权决定的。决不能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误以为利润和地租是由资本和土地创造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有权占有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可是它们并不因此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占有的价值的源泉。”[6] 三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必须坚持

马克思的价值论的内容是丰富的，但它的根本和核心的思想是人类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马克思指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1-3]可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的思想，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否定了这一核心思想，就没有什么科学的价值理论，更谈不上发展科学的价值理论。

近几年来，在我国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有些人极力否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把西方经济学早已提出并受到马克思着力批判的多要素价值论加以打扮，重新抬了出来。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机器、资本、资源等非活劳动因素在生产社会财富中的作用更大了，必须承认它们也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二是马克思预见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而现实的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这就要求调动多种所有者的积极性，实行按要素的贡献分配收入，因此不能再抱着劳动价值论不放，必须承认多要素价值论。笔者认为这两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个所谓理由，笔者认为 1．各种非活劳动因素作用的变化，没有改变人类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惟一的创造源泉。例如，机器的进步使物化劳动的效能增强了，从而使同一活劳动能够形成更多的价值，但这并不表明机器也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为，第一，机器在生产中只是活劳动的工具，“机器不创造价值”，它只“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1-4]劳动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地位没有变。第二，即使先进的机器具有增加价值生产的潜在可能性，而要把它变成现实性，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活劳动。马克思以自然条件说明：“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提供它的现实性。”[1-5]活劳动始终是直接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

2．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并未改变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性，它仍然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的平等交换关系，是决定价格的基础，因此，价值的实体仍然只能由具有基础性和同质性的人类抽象劳动构成。讲到这里，有人会以石油为例说明资源也创造价值。不能这样看。石油作为自然资源，不是劳动的产物，因而没有价值，但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一旦被人占有和垄断，并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就可以高价出卖，获取高额利润，然而这是价格而不是价值。当然，石油在开采的过程中，也要付出劳动，形成价值，并成为价格的组成部分。事实表明，现今石油的高价在相当程度上是价格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资源的日益重要性只是表明它作为社会财富的物质性源泉的作用增强了，但不能导致资源是创造商品价值源泉的结论。

3．在当代，由于知识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别使活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作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显著增强，以致出现了高科技劳动吸引资本、“雇佣”资本的新趋势，各种人才越来越成为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资本流通，推动市场经济高效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否定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和实体这一商品经济的根本规定性呢？！

4．科学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性的反映，其根本观点（人类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不会因为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基本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而改变。

关于第二个所谓理由。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并实行多要素参加收入分配的制度，这的确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的。问题是，这一新情况能不能导致否定人类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和实体呢？我认为不能。

1．价值的生产和收入的分配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规定性，人类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生产条件的所有制或所有权是收入分配的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能倒过来，由于非活劳动要素的不同所有者有权获得收入，就认为他们投入的多要素都创造价值，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明显的背理。

2．社会主义经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营经济的积极性，承认和保护资本等非活劳动要素的合法收入（此外，如果私营企业主参加劳动，还可以获取劳动收入）。但收入的合法性与收入的来源和性质不是一回事。私营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取的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具有剥削性质，这是一切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的共性。不能说西方的或历史上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有剥削，我国现阶段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没有剥削，这是讲不通的。决不能用否定其剥削性质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办法来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

3．从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剥削不完全是负面的现象，而是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在这个限度内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实行“三个有利于”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政策，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私营企业依法获得的利润，无疑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利润具有二重性，即剥削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统一，甚至可以说后者是主要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将理论上的分析、政策上的对待、宣传上的重点适当加以区别。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我们党将资本的收入规范为非劳动收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剥削），将私营企业主规范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正确的，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合理合法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既不无原则地掩盖矛盾，又不夸大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种做法，与坚持劳动价值论不矛盾。4．即使是剥削收入，也可以转化。其一，给社会主义国家交纳大量的税收；其二，将积累的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客观上成为社会的财产；其三；逐渐发展职工持股，与公有制经济实现多种联合，大力发展混合股份制经济，不断增强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其四，自愿将一定的收入和财产捐献给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大资本家就曾把积累的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财富捐献给社会。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的捐助会逐渐增大。

四 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论

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其依存的生产力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劳动价值论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

1．关于脑力劳动在价值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脑力劳动，包括高科技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等，特别是创新性的劳动，在价值生产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可比拟的。2．关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马克思当年主要看到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服务”部门的生产劳动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各种服务业日益成为创造社会价值的主要生产劳动部门。

3．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马克思有一个论断：“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总量总是相同的。”[1-6]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严密的。其原因与马克思分析的假定条件有关。马克思指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的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1-7]如此一来，自然会得出上述的论断。实际上，由于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一活劳动量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下，往往会现为比较强化和效益更高的劳动，从而导致相应范围所生产的社会价值总量的增加。这种情形，可以发生在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国家。

4．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格论的科学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高度抽象的基础理论，主要是服务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的历史趋势的论证，因此，当运用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时，尽管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却显得比较一般，缺乏操作性。要素价值论宣扬多要素共创价值，是错误的。但要素价格论——即认为多个相关所有者投入生产的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总值，加上它们各自获得的收入（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商品的价格——则有可取之处。从本源上说，价格的基础是劳动创造的价值，但价值对价格的决定是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各个当事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看得见的是由供求和竞争决定的投入生产经营的货币和收回来的更多货币的流程。而且，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说，他的地位、利益和市场感知必然趋使他把获得的收益看成是他投入的要素“贡献”带来的，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从社会角度上说，由于物质要素是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并对同一劳动形成价值量的大小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由于要素的投入者拥有所有权，承认他们合法合理地获得相应的收入，承认多要素的投入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决定作用，对实际地调动各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便于现实地评价投入产出的效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如此看来，将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格论科学地整合起来，可以优势互补，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五 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大现实意义 1．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需要。马克思一生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矛盾，论证了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由此而来，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也与此一脉相连。而劳动价值论在这个论证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历史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重大意义。如果否定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核心思想，就会动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从而动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仅如此，还会导致歪曲人类社会发展史，因为按照多要素共创价值的逻辑，任何阶级社会的财富一般都是劳动与生产资料共同创造的，这样，一切阶级社会的剥削本质都要被抹煞，其思想混乱的后果不堪设想。

2．搞好社会主义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需要。社会主义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生产力的水平和生产条件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是由商品价值关系决定的。但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对搞好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1）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可分配的年总收入原则上只能是当年劳动新创造的价值，而且是通过商品销售得到实现的价值。超过了这个界限，分配的收入就不能完全实现。就每个劳动者个人来讲，只有联合劳动体生产的产品通过销售实现了价值，才能够进行按劳分配。

（2）由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普通劳动与高科技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特别是创新性的劳动，它们创造的价值量或者说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大小，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就要求在实行按劳分配（作了必要的扣除后）中，真正合理地体现各种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差别，不搞平均主义。

（3）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内（这里以国有经济为代表来分析），年总收入要在国家（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国有资本的使用者）和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根据按劳分配的要求，无论是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还是企业的集体提留，原则上应该是同劳同得。但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表明，由于各个企业实际的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同一劳动形成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按照国有制的性质要求，这些级差收入应完全归国家统一支配。实践证明，为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的要求，让一部分级差收入留在效益好的企业，以适当地增加企业提留和职工收入，是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过，如果主要是依靠垄断价格获取的高利，则应主要上缴国家。另一方面，如果由于国家（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的责任造成企业严重的亏损和职工工资下降，那就首先要由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负责调剂。

3.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存在的部分的剥削关系的需要。前已说明，只有运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才能如实地认清我国现阶段客观存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从而才有可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这里就人们关注的社会主义与剥削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看法。

有人认为，我国私营经济有剥削，是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恰恰相反。进入完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但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只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只能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不能完全消除剥削关系。而且，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还要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主体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因此，我国现阶段实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是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它以社会主义为主导方向，结合了“社”“资”两种制度的优势，其长期发展的目标正是实现共同富裕，最终根除剥削等一切阶级差别，达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有人认为，说我国私营经济有剥削，是给建设和谐社会添乱。这是颠倒是非。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必须是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其前提是如实地承认和科学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否则，绝不可能使社会关系达到和谐。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充分证明，私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同时其制度的剥削性质也是客观存在，特别是部分企业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恶行触目惊心。早在198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的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进一步实事求是地分析私营经济资本收入的两重性（资本剥削性和社会功利性的统一），正是有利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劳资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还有人认为，说我国私营经济有剥削，会导致对私营企业主的剥夺。这个担心完全可以打消。剥夺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这种办法尽管有当时的理由，但大都效果不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和政府、广大干部、群众日益认识到保护公、私财产和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经过学习研究领悟到，按照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多种非公有制不应该是强制废除的，通过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逐渐扩大资本和劳动的双重联合，是在经济社会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私营经济虽有剥削，但尽可以放心长期合法发展下去。

4．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当前，在一部分人群特别是一部分年轻人中，思想道德滑坡的现象严重。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轻视劳动，轻视普通劳动者，拜金主义浓重，盲目崇拜大款，追求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潇洒生活”，少数人甚至走上坑蒙拐骗的犯罪道路。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恐怕与相当一个段时期以来宣传劳动创造人类、创造世界、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劳动光荣、劳动人民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够有关。因此，要重视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贯穿其中的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和宣传。实际表明，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