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墨子“兼爱”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论墨子“兼爱”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
墨家学派和儒家在战国时期被并称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十大思想主张，并以“兼爱”为核心，其他九项作为“兼爱”的基础深化与拓展。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但是他的“兼爱”思想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对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繁荣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墨家 兼爱 现实意义 Abstract：
Mohist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known as the “World's school of learning”(“Han Fei-significant learning”).He proposed a “universal love”, “non-offensive”, “Wise”, “still the same” “Heaven,” “Ming Ghost”, “non-life”, “Music”, “prudence”, “festival funeral”, ten thought advocates, and “Universal Love” as the core, the other nine as “universal love” basis to deepen and expand.Mozi talk about universal love, unfortunately born in an era of jungle territory annexed by the rulers defenders look in his surgery.But his “universal love” thinking in today's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arket economy, harmony, prosper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have a positive sens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 : Mo-tse;Universal love;Realistic significance 兼爱：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五千多年历史长河滚滚，神州孕育出灿烂繁荣的华夏文化，而中国政治思想则是璀璨华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中国政治思想形成了以深层次文化底蕴为内涵的文化体系，在整个体系中先秦诸子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无疑该特别重视，其中最重要的儒、墨、道、法四家中，墨家又尤其不可忽略。其思想对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会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一，“兼爱”的理论背景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样墨子思想的产生也离不开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
墨子（约公元前480—前393）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正值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这一时期的周王朝势力衰微，已经无力维护大一统的局面；社会上因诸侯争霸、贵族倾轧导致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纲纪废弛、礼乐崩坏。这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奴隶等倍受摧残。墨子出身工匠，是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中的一员。墨子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使他对这种摧残有深刻的感触，因此，他的思想中含有反对贵族统治、诸侯争霸，渴望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内容；同时，他关注平民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生活，渴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反对传统的周礼和法制度。立足于混乱的现实，墨子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即“兼爱”思想。“兼爱”是墨子十大主张的核心思想。墨子的“兼爱”是把“爱”的观念社会化。“兼”有“兼顾”，“无差等”的意思，也有“相对”、“相互”的意思，“兼爱”便是相互无差等的一种普遍的爱，如《墨子-兼爱下》中所说的“譬之日月，见照天下之无私也。”这种普遍的爱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爱。爱人之国如爱己国，爱人之家如爱家，爱人之亲如爱己亲，爱人之身如爱己身，无差别的泛爱众生。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是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良方，只有“兼以易别”的博爱，全然无私的爱才能实现理想的和谐世界，改变社会混乱和动荡的现象。
二，尚贤也是墨子“兼爱”思想的重要体现
墨子重视贤士的作用，强调尚贤的重要性，提出不论出身高贵与低贱，一概以贤否衡之而决其举黜，认为尚贤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这就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的主张。墨子认为，对君主而言，没有比用贤更为紧迫的了。并且墨子主张不拘一格地尚贤使能，应“不辨富贵、贵贱、远近、亲疏”。并且墨子主张要给贤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励。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就是说，既要给与优厚的物质待遇，又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赋予其职权使其能充分发挥其才华。三，“兼爱”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
墨家学派作为先秦的“显学”，曾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墨子的学说为社会的稳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兼爱”作为其他九项主张的基础，使墨子的思想观点都具有其独创性。墨子以平等为基础的“兼爱”，在当时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想提倡废除一切阶级或阶层差别。梁启超认为：“简单说，把一切含有‘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 正是由于墨子这种超越了时代承受力过于先进的理论是不可能光大的，但墨家的精神却延绵不绝流传了下来，深深影响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政策和各家的学术思想。墨子的思想显示了人的主体性，充分反映了墨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使得墨家学派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四，“兼爱”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兼相爱当做是解决一切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途径，以为使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是制止社会**的根本办法。“兼爱”，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所谓“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这样，“为彼，犹为己也”，就会彼此相爱，从而达到“交相利”。
“兼爱”思想对于个人而言，可以正确认识自身，恰当处理日常人际关系；对国家而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社会，保护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家园，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当代核心价值。
随着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沟通、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他们由原来的陌生、独立逐渐形成一个或由共同爱好，或由相同属性而建立的交际圈，这就自然需要建立相互关爱和谐的关系，其中的价值原则俨然可以由“兼爱”构成。近年来，在各个城市奔走助人的“义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兼爱”是一种追求大爱的理想，物欲横流的价值社会里，现代人常常迷失自我，生活往往充斥着冲突、纠纷、矛盾，但是，“兼爱”思想有益于唤醒人们心底深处对于爱的渴求，因为“人性善”。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国人民伸出的友爱之手，到王家岭矿难全社会的关注，玉树地震相互帮助、相互关爱的人们，我们的社会还是充满了大爱。
“兼爱”的思想运用到国际交往中，就是要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如今，倡导和平、反对武力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共识。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被平等地视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正如墨子所提倡的“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解放斗争，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再到我国对某些霸权主义国家侵略行经和强权政治的谴责抗议，以及对弱小国家的帮助扶持等，都体现了我国内政外交中的“兼爱”。
总之，墨家思想虽没有像儒家文化那样成为影响我国几千年历史的主流思想，但其经济思想中的精髓不论对当时还是当今的社会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下，墨家的“兼爱”和“节用”还是有一些需要摈弃的糟粕之处，诸如一个社会如果过分地注重节用，抑制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其结果不仅不能积累财富，而且有可能抑制社会生产的发展。当今世界上有约65 亿人口，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 多个民族，6 000 多种语言，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只有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才有实现的可能。兼爱思想使得多种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为和谐世界在文明上创造实现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2.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版。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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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忠晶.墨子兼爱思想简论.江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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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本论文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得到李明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李老师在我论文写作中给予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启发。在此，由衷的感谢李老师两个多月以来的指导和教诲。
第二篇：兼爱思想。墨子
试论墨子的兼爱思想
摘要：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墨子的兼爱思想虽然没有在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对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兼爱思想提出的历史大背景以及兼爱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其思想进行阐述来说明其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墨子
兼爱
和谐社会
墨子的思想极其丰富，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军事、逻辑、管理、教育思想诸多方面，其以“兼爱”思想为核心范畴，具体思想蕴含在亲士、尚贤、非攻、非命大取等诸多内容中，将其时代价值发掘出来，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一、兼爱思想提出的背景
墨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正值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这一时期的周王朝势力衰微，已经无力维护大一统的局面；社会上因诸侯争霸、贵族倾轧导致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纲纪废弛、礼乐崩坏。这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奴隶等倍受摧残。墨子出身工匠，是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中的一员。墨子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使他对这种摧残有深刻的感触，因此，他的思想中含有反对贵族统治、诸侯争霸，渴望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内容；同时，他关注平民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生活，渴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反对传统的周礼和法制度。立足于混乱的现实，墨子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即“兼爱”思想。
二、兼爱思想的内容
兼爱思想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爱无等差，利他思想。
兼爱，即爱人如己，不分人我，彼此等同之意，表达了墨子“爱无差等”的思想观念，这就突破了血缘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之分，凸现了人的平等性地位。墨子反对“别”，即反对划分彼此人我，只顾自己的行径。墨子认为正是自私和利己造成种种矛盾和等级差别，这是社会罪恶的总根源，所以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要人们走出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的狭隘圈子，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并使得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得以满足的情况下，自身的利益也能得到实现，把立足点放在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上，‘兼”，实质就是利人，是在于调和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以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至上，但也并不否认个人合理的利己要求。
2、追求和平
“非攻”同“兼爱”可并称墨子思想中的非暴力论。墨子主张非攻，即反对战争与侵略。但墨子只是主张非攻，并不主张非战。敌人来犯，仍要坚持自卫的正义战争。墨子多次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也是墨子主张“非攻”的动机与目的，墨子主张用非攻业即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表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思想的源泉之一。
3、尚贤也是墨子“兼爱”思想的重要体现
墨子重视贤士的作用，强调尚贤的重要性，提出不论出身高贵与低贱，一概以贤否衡之而决其举黜，认为尚贤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这就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的主张。墨子认为，对君主而言，没有比用贤更为紧迫的了。并且墨子主张不拘一格地尚贤使能，应“不辨富贵、贵贱、远迩、亲疏”。并且墨子主张要给贤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励。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就是说，既要给与优厚的物质待遇，又要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赋予其职权使其能充分发挥其才华。
三、兼爱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墨子的兼爱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上。
1、从微观角度来分析
从笔者对兼爱思想的内容上来看，首先兼爱思想利他思想的提出，提倡人们追求自己合理合法的利益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减少私人冲突事件，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条件。
其次，尚贤的提出，任用贤能，为有才能的人提供发展的平台，这会在总体上提高社会的文化素质。这样一个理性的体制可以激发人们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欲望。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墨子的尚贤思想中，贤者，并非只是指有才能的人，墨子主张人们的思想品质也是十分重要的，重视人自身的修身养性，注重人自身的发展。品行为重，君子要明察身边人的善行予以借鉴，看到品行差的人要反省自己，以此修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即使有恶人影响，也不会起作用。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修身。不但要时时反省和借鉴，还必须善于处理人我关系。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当遭到别人的反对时，首先要反躬自省，审视自身有无缺陷，有则改之。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明多从对方的角度替对方考虑，避免发生误解与冲突。墨子还提出君子还应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这也是君子为人的根本所在。这说明墨子注重人的主体价值，认为要想实现人生的价值，成就一番事业，就要不断地从多方面进行修身养性，完善自我，提高自我。从此点来看，尚贤为社会和谐的建设提供了一批有才能且自身和谐的主体。
2、从宏观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非攻思想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动荡因素，世界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从以前的海湾战争到现今的伊拉克战争，伊朗、朝鲜的核武器事件都威胁着世界的和平。非攻，反对不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运用非攻思想，采取对话等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纠纷，而不是仅仅诉诸于武力来解决，一方面可以维护世界的和平，另外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从而促进世界的发展以及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和谐的环境。
其次，兼爱利他的思想也可以用来指导国家间的合作，合作是双赢的、双方向的。兼爱与交相利有着一定的交集。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达成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合作中，可以充分体现兼爱思想，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也应适当的兼顾他人的利益，否则，只顾自己利益，他人必定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合作就不能实现，只有充分考虑双方利益，尽量实现双赢，才能使合作成为可能，从而维护世界的和谐发展。
再次，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关系和谐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当今世界上有约65 亿人口，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 多个民族，6 000 多种语言，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只有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才有实现的可能。兼爱思想使得多种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为和谐世界在文明上创造实现的条件。参考文献：
【1】江畅.墨子的兼爱理想与世界和谐的建构[J].伦理学研究，2006，【2】王晓飞.墨子的兼爱思想及现代意义.哲学研究.【3】鞠明霞.墨子的兼爱思想及其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意义.学术视野.69期
【4】宋景城，王彪，王晓丽.论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08,7.【5】赵保佑.墨子“兼爱”: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中州学刊.2006,2.【6】黄玮,刘丽琴.墨子的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广西党史,2006
第三篇：墨子节用思想
简析墨子的消费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作为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有其独特而深刻的消费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节用”的消费行为规范方面。墨子兼顾功利主义与节俭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消费伦理，培养节俭之美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消费行为规范：“节用”
墨子主张的消费行为规范，概括地来说主要是“节用”。赵靖先生评价说：“在墨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生产论实际上成了节用论的从属部分。在墨学十大纲领中，经济方面的纲领只有一个：„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墨翟几乎把一切经济问题都纳入节用的范畴下，把节用看做是解决一国经济问题的不二法门。”墨子主张节用，源于他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深刻认识。那种不顾生产对消费的决定和制约，盲目追求奢侈消费的行为，是治国的七大忧患之首。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是古代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风调雨顺与政通人和对一个国家和人民来说相当重要。一方面，风调雨顺意味着五谷丰登，衣食有望，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溃，五谷不收谓之饥”，遇到灾荒之年，民则无所仰，仕者大夫亦损禄，以致“尽无禄”，“禀食(口粮)而已矣”，国家也因此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政通人和对农业生产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政治清明的时候，人民能休养生息，“不误农时”，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不像兵荒马乱的时候，劳役和徭役繁重，疲于奔命，民不聊生。然而，农业生产有赖于天时地利，不稳定的因素较多，自然条件又非人力所能及，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加强农业生产外，在消费方面只能是尽可能地节用，“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作为财富的最大消耗者，统治阶层更是要注重节用，杜绝奢侈浪费，“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基于上述认识，墨子倡导节用，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节用，以及节葬短丧。
在衣食住行方面，墨子制定了详细的节用之法，其日：
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缔络之中，足以为轻则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
食：“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日：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住：“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也，不为也。”
行：“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制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
墨子还指出，遇到欠收灾荒之年，统治者还要相应地减免税收，压缩开支，降低生活标准，与民同甘共苦，“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溃，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
至于丧葬之礼，墨子非常反对：“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对于国家和民众的财富精力是很大的损害，因此，墨子主张节葬短丧。他说：“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仗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瘭。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也。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缍。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
从这些节用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从衣食住行方面给出的详细规定来看，它们主要是一些消费行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在消费问题上，墨子的观点是那些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消费，是切合实用的消费，也是正当的消费，反之，则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奢侈消费，是不正当的消费。“节用”的消费行为规范，正是对那些奢侈消费的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行为规范连同与之相关的消费思想一起构成了墨子消费伦理的基本内容。
第二，墨子在注重节用的同时，也强调生产之重要性。他以为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生产。故谓“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除了生产之外，还要注意防范不时之灾，即所谓“国备”，他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墨子观察到了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要加紧发展生产，另一方面，节俭消费、抑制需要、适当积累亦是不可少的。在物质财富不丰盈的古代社会，墨子的节用不仅反映了小生产者及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是一种消极地适应低水平生产的有效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第三，古代社会，广大小生产者和平民生活贫困，节用是他们本来的持家之道。墨子对衣食住行的节用规定，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墨子批评当时统治阶级不满足实用，追求享乐，形成奢侈挥霍之风，为衣服，“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碾，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衣服”；为饮食，“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噎”；为宫室，“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为丧葬，“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为满足享乐消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其必然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尚俭节用，本为先秦各学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体力行，自奉甚俭，还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对消费行为予以规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墨子这一节用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纯经济学的意义，闪烁着伦理智慧之光。
二、节用的价值指导与目的：“兴天下之利”
与儒家哲学之根本观念不同，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功”和“利”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其“兴天下之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虽然不是直接思考消费伦理问题的，但客观上还是对墨子节用、节葬等消费思想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影响。墨子言利。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认为，一切行为，皆以“兴天下之利”为其价值目的，而“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为一切价值之最终标准。与墨子相反，儒家区分了义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是相对立的；墨子则认为义利是一致的，义，利也。墨子认为天下奠贵于义，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是利于天下的。墨子的利，指公利，也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善恶之分皆由此为标准。在墨子看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者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此估定。”人民的富庶既然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因而，有关富民养民，丰衣足食的实现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墨子强调，“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财利不足，就要反过来注重按农时耕种，遵循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食不足，则要节用，反对奢侈，去除无用之费，才能“兴利多”。
以同一理由，墨子认为儒家坚持厚葬久丧，守孝三年，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害，使财
贫，人寡而国乱，“足以丧天下”，应该予以去除。墨子的“节用”之法之于国家百姓人民的“富”、“庶”、“兴利多”的意义十分重要，于国于民都是须臾不可少的，其经济伦理价值也因此凸显出来。
基于“兴天下之利”之价值指导，墨子倡导近于苦行主义的节用思想。当然，墨子并不是要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一些人的非基本的欲望，以求天下人最基本欲望的满足。墨子反对美服、美色、甘食、安逸，是要牺牲目前的一切享受，以求人民皆能维持生活。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以自苦为极”的消费伦理思想，皆是“兴天下之利”，为达到利民、利国、利天下之目的。
三、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局限与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墨子的消费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墨子及其弟子以为世上人人皆须勤苦节欲，所谓“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在消费问题上墨子力主节用以及自奉甚俭的生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子提倡的所谓“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是种固定的、僵化的、较低的消费标准。
墨子指望人们能遵循“节用之法”，从而抑制侈靡浪费，化解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物质财富不充盈、饥寒交迫的古代，墨子的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社会发展的长远前景来看，随着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多，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也在增加，这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因而。“墨子企图极大地限制甚至取缔人们除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一切消费，实际上就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行不通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这，就正是小生产劳动者的狭隘眼界的悲剧。”从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为地限制消费，满足于仅仅食饱衣暖是不可能的。消费与生产互相影响，消费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成为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原动力。并且，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消费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其次，墨子不能理解到，在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下，即使劳动人民加紧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统治阶级也会加大剥削力度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得在消费问题上只能是统治阶级奢侈而劳动人民始终贫穷。这里，我们看到了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局限。
显然，墨子独特而深刻的消费伦理思想还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墨子主张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统治阶级，人人皆要节用尚俭。儒家也尚俭，但俭的具体标准是依礼而行，以礼为度，所谓“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就是说，消费要符合个体名分地位和身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等级消费，反映了儒家仁学道德观的不平等性。而墨子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希望通过推行节用的基本道德规范，限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消除消费上的不平等现象，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子的消费思想有着统治阶级所缺乏的重视生产，讲求平等互爱的伦理精神。其次，墨子的节俭以“国家百姓人们之利”为旨归，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墨子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其所求之“利”是“利天下”，为了天下百姓之富庶安康个人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由此，《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墨子及其学派“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国家社稷和人民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把勤苦节用作为毕生的道德信念并亲身践履之。毋庸置疑，墨子这种自奉甚俭，无私奉献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第三，墨子及其追随者作为同广大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学派，重视生产劳动，尊重劳动成果，其兼顾功利主义与节俭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伦理，培养节俭之美德，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四篇：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N080602209 姓名：乐晓辉
摘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站在时代高度，以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和精神，科学回答了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时代特征 现实意义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时代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长河是由具有不同特点的历史阶段组成，每个具有特点的历史阶段即可称为一个时代。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第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经济前提。自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促进了以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流动和配置，使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真正达到世界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了战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进入90年代更进一步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在21世纪，它将以新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世界带来了积极变化，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使得全球化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中。最后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还将长时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考验，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求得更大发展。
第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科技条件。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科技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从40年代来到70年代中期，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宙航天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又发生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和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以科学理论的革命为先导，以教育革命为条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劳动生产率成十倍、百倍、千倍的提高。进入90年代，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通信等现代技术创新的日益发展和融合，以及互联网的应用发展，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当人类跨入21世纪后，这种作用进一步增强，各国在这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
第三、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国际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正式解体，世界局势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呈现复杂多变的情况。特别是2001年发生“
9、11”事件后，世界上的不安定因素自然增加。但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四、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实践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现实依据。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争的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已发展为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因此，我们可以与资本主义发展友好往来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一切反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我们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取得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国际影响显著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达到小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当代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发展的。
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客观的必然性。我们分析这种必然性，既要看国际国内因素，更要看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有其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条件，反映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精神
时代孕育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每个特定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主流的特定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它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旗帜。
第一、与时俱进的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总是随时代的变动而永葆活力。这也就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时代，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提供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把握时代主题。当今时代的问题很多，其中直接关系全人类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问题，如人口、粮食、原料、能源、环境问题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的解决需要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配合。但是，在所有问题中，和平与发展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统帅性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关系到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战略性问题，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首先，和平与发展为解决各种全球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和经济前提；其次，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要潮流。因此，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分析时代主题思想的基础上，并进一步作了阐述。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址，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一论断，为我们制定新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回答了时代的新课题。当今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而我们党经过80年的发展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从一个在受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国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这国际国内时代背景的变迁下，给我们党提出了新的课题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紧紧围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江泽民提出了一整套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建党学说，创造性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第四、提出时代的新任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使命和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大致都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他们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己任，着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历史任务。
以上分析，主要是从内容方面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征。事实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特征贯穿于该理论的全过程，涵盖各方面。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统一，坚持了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特征统一，坚持了历史发展与时代特征统一。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代特征的现实意义 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代特征，可以使我们提高境界，开阔眼界，把中国放到世界发展大趋势中去，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和平崛起的国际新战略；有利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研究活动引向深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从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胜利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经过艰苦探索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战胜了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因此，分析其时代特征，能够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有利于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和平崛起的国际新战略。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我们党紧紧把握与时俱进这个时代精神的精髓，审时度势，缜密估量当今世界的局势和力量配置，考察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提出和制定了新世纪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整套国际战略。这套国际战略是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和新世纪对时代主题正确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它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已经被时代证明。首先，我们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我们改善了同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扩大了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其次，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原则，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了区域合作；再次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了团结互助，拓展了合作领域。总之这些，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正确分析时代特征，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所取得地成绩，从而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详和的外部环境。
第三，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认识其实践基础，认识其精神实质，认识其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研究活动引向深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一是从时代的高度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更进一步理解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把握其科学体系。比如，分析其时代特征，才能更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科学理论；才能认识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是，从时代的实践基础去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坚实、深厚的实践基础。“三个代表”孕育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如此，我们要自觉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并努力在实践中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三是从时代精髓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抓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时代的精髓，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抓住这个时代精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
作体现了时代性，不断在实践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是，从时代的角度去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深刻认识其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指导意义，而且初步回答和解决了时代提出的课题，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总之，分析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代特征，对于我们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研究活动引向深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深远意。
第五篇：论《 学记》 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論《學記》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 柯藝揚 柯曉露
《學記》全文1227字，論述了教育目的、學校學制、教育教學原則方法、教師修養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它論證嚴密，說理辯證，言簡意賅。
一、“教學為先”--治國的根本大計
《學記》開篇即雲：“求善良，足以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末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入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16個字，見地何等深刻!《學記》認為，治國者要統一民心，化民易俗，形成統一的社會道德風尚，形成良風美俗，“其必由學”，因而，建國者要建立國家，為民之君，莫過於“教學為先”。
《學記》關於教育在立國治國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觀點，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是高瞻遠矚的。正如現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過的：教育是國家萬年根本大計。
二、“善喻”教學法--古今教育家一脈相承
孔子有句名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為當學生對某個問題積極地進行思考、還沒有完全想通的時候給予啟發；當學生對某個問題思考已有所得，但不十分明確、還表達不出來的時候給予開導。
《學記》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喻”即啟發，“善喻”即善於啟發。“善喻”教學法包括三個要點：
一是“道而弗牽”。“道”即“導”，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起主導作用，引導學生主動地投入學習，而不能牽制束縛學生的思維，拉著他們的鼻子走。
二是“強而弗抑”。“強”即鼓勵、督促。要求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給學生以鼓勵和督促，給學生以足夠的自信心。在愉快的教學過程中，使學生感到我能我行，而不能壓抑學生的思維，妨礙發展。
三是“開而弗達”。“開”即“開端”，指提出問題；“達”即“通達”、“到達”，指問題的結論、答案。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提出問題後，不必馬上提供答案，應引導學生自己去鑽研，去探究，力求自己解答。
“善喻”教學法強調“道、強、開”，禁止“牽、抑、達”。其核心在“道”(導)，其目的在“和易以思”，要求在和諧的教學過程中，開發學生智力，培養學生能力。這不僅符合教學的一般規律，而且揭示了教學過程與方法的本質特徵。兩千多年來，它一直為教育家們所推崇並付諸實踐。
宋朝朱熹很重視“善喻”教學法。他說：“指引者師之功也。”又說：“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朱熹強調教師的作用在於“道”，在於“指引”，而不是“牽引”，這和“道而弗牽”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現在宣導的“三維”教學目標，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學習方式，認為教師應營造和諧氛圍，在課堂上當好組織者與指導者，要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這些新理念，究其根底，它與“善喻”教學法是一脈相承的。
三、“豫時孫摩”、“長善救失”--永恆的教育教學原則
《學記》說：“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緊接著，《學記》從反面加以論證。“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教之所由廢也。”“豫、時、孫、摩”的教育思想包含著四條教育原則。而一“興”一“廢”，則指出了“豫時孫摩”的極端重要性。“豫”即“預”。《學記》認為對學生教育，應該在學生不良行為發生之前就加以防範。如等到不良行為發生後再制止，就格外費力。
“時”即“及時”。《學記》認為抓住適當時機，及時教學，便會獲得最佳效果。如錯過時機，再勤奮費力，也難以取得成效。
“孫”即“順”，“循序漸進”。要求循序漸進學習，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不能好高騖遠。如“雜施”無序，學生學得夾生，只能事倍功半。原蘇聯巴甫洛夫曾經再三告誡青年“循序漸進，循序漸進，再循序漸進”就是這個道理。
“摩”即“觀摩”、“切磋”。主張同學之間相互觀摩，合作學習，取長補短，就能共同進步。否則，獨學而無友，必將孤陋寡聞，影響進步。當然，《學記》還認為，交友要慎重，不要因為交友不慎，走上歧途。
“豫時孫摩”四條原則方法，置之當今，可以視為教學指南。“教之所由興”，在於它符合教學認知的一般規律。“教之所由廢”，在於它不“豫”、違“時”、不“孫”、無“摩”。
為使教學更有效地進行，《學記》還提出“長善救失”的教學原則。
《學記》說：“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長善”即善於發現學生的閃光點，及時加以肯定。這正如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的：“教育者的明智、技巧和藝術，就在於發現每一個學生特有的興趣、愛好、特長和志趣，大膽地讓每一個人的才能得到儘量的發展。甚至是在最平庸的、智力發展上最感困難的學生面前，都向他打開精神發展的領域，使他能在這個領域裏達到一個高處，顯示自己，宣告大寫的'我'的存在，從人的自尊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並不低人一等，而是一個精神豐富的人。”蘇霍姆林斯基的論述其實是“長善”的最好注腳。“救失”即補救過失。《學記》分析了學生學習上普遍存在的毛病，總結出了四種類型。一為“或失則多”，表現為貪多務得，過於龐雜，缺乏專精；二為“或失則寡”，表現為學習單一，知識面過於狹窄；三為“或失則易”，表現為對學習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淺嘗輒止；四為“或失則止”，表現為在學習中畏難退縮而裹足不前，缺乏積極進取的勇氣。
這四種類型的缺點與毛病，有顯性的，有隱性的；有張三的，有李四的；有“多”的，有“寡”的；有“易”的，有“止”的，正是“心之莫同也”。作為教師，就得深刻瞭解學生的個性心理特徵，“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四、“教學相長”、“藏修息遊”--跨越時空的先進理念
《學記》說：“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這段話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還全面論證了教與學的辯證關係，指出了教與學是辯證的統一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知識是無窮的，教學是無止境的。教因學而得益，學因教而日進；教能助長學，學也能助長教，這就是“教學相長”。現在，“教學相長”仍為廣大教育工作者所提倡，只是語意有所偏重，著重指師生之間的互相促進，共同提高而已。
《學記》又說：“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藏息相輔”的原則要求課內與課外相結合，勞與逸相結合，學習時要盡心學習，休息時要盡心遊樂。
這段話深刻地闡述了“正業”與“居學”--課堂教學與課外作業、課外活動之間的關係。《學記》認為，課外若不練習好調弦，課內就完成不了樂教的任務；課外若不練習好聲樂歌詠，課內就完成不了詩教的任務；課外若不練習好灑掃應對進退這些日常禮節，課內就完成不了禮教的任務；課外若不能開展豐富多彩的技藝活動，就不能培養學生真正的學習興趣。“正業”與“居學”是教育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藏修息遊”，雖然只有4字，卻全方位地探討了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接受知識與消化知識、學習與遊樂、親師與樂友等諸多關係，同時指出它們是相對的統一體，是整個教育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很了不起的立體構建，它與我們現在宣導的綜合性學習活動，研究性學習活動，本質上是一致的。
五、“為人師”資格--嚴格的素質要求
《學記》對教師的要求涉及好多方面，直接提到能“為師”的有二處：一是“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博喻”，即循循善誘，不拘一途也。二是“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看來，《學記》對“為師”的要求起碼有二：一是相當的修養。教師應“知至學”、“知善惡”。也就是說，為師的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理想和高尚的師德，同時具有淵博的學識。二是懂得教育學。教師應“知興廢”、“能博喻”。也就是說，為師的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能夠遵循教育與教學原則，掌握並熟練運用教學技巧進行教學。
反過來，《學記》又指出：“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學記》認為，當教師的如果僅記誦一些古書章句以待學生提問，這樣的教師，沒有真正的學問，缺乏當教師應有的學力與修養，不能給學生清楚而滿意的解答，不能引導學生自覺地按著自己所指引的方向前進，是“不足以為人師”的，“雖舍之可也”。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學記》認為，作為教師，傳道解惑，要有的放矢，擊中問題要害，令問者口服心服，“從容”、“盡其聲”。
《學記》還鞭撻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師：“今之教者，呻其估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指出這些教師的教學，不看物件，不講究教學方式方法，只會吟諷手中書本，不管學生聽懂與否，隨意濫問，搞“注入式”教學，求學者一頭霧水，不知來龍去脈，一堂課下來，一無所得。其結果是學生厭惡教師，厭惡學習。“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像這樣的學生，即使混到學業畢業，也是不會成功的。正如《學記》指出：“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刑“指”成功“)，其此之由乎?” 上述可見，《學記》對教師素質的要求是挺高的。這跟現在時髦的說法“學高為師，行正為範”是一致的。
六、“嚴師”、“道尊”、“敬業”--並非“師道尊嚴” 的確，《學記》談到“師嚴道尊”。請看原文：“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嚴師”，據《辭源》解：“嚴”，尊敬也。“嚴師”即尊敬老師也；“道”，指思想、學說、方法、技巧，不同學者、學派賦予“道”的含意各不相同。《學記》強調搞教育，難的是尊敬教師。指出，只有尊敬老師，教育才能得到重視，社會百姓也才能“敬學”，才能尊師重教。
《學記》的提法沒有過時，其本意與現代教育所摒棄的“師道尊嚴”是有本質的區別的。我們批判的“師道尊嚴”，在於有的教師喜歡唯我獨尊，搞“一言堂”，壓抑學生的思維，不容許學生有不同的見解，否則，被視為大逆不道。
從《學記》全文看，“師尊道嚴”的觀點並沒有什麼不對。至於為師者該不該得到尊敬，為師者要不要尊嚴，這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認為，為師者，愛生如子，為生者，敬師如父，這未必是壞事，何況僅僅是比喻而已。
我們還認為，如果當老師的沒有一點“尊嚴”，又怎能在教學中擔當起“組織者”與“指導者”的重任呢?
七、結束語
《學記》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教學原則和方法，雖隔兩幹多年，猶熠熠閃光，這是因為它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教學的一般規律，具有普遍性、科學性和實用性。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借鑒。
摘自《教育探索》2008。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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