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一篇：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要：

对外开放，对于闭关锁国而言，它是主权国家的一种政策行为。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推动和促进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主要建树是：深刻阐发了“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的思想；坚决主张“向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的东西学习”的思想；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之上”的思想；必须坚持“批判继承与学创结合并逐步赶超”的思想；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往来和科学文化交流”的思想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对外开放

现实意义 正

文：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有着坚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毛泽东思想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经过了长期的考验和检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同时还有最重要的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

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的继承和借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毛泽东还批判地吸收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中最突出的是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孙中山主张实行对外开放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尤其以不损害中国主权为前提。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以实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加以运用发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思想。同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特点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一贯性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不是一个偶然的思想成果，他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正如，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毛泽东一直关注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革新、进步，诚然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却总不能离开对外国文化精萃的借鉴和吸收。他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应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辩证性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不是一味地、不顾一切地与外国进行交流，他强调：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外国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好经验，也有一个如何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要能够独立思考。

（三）、对外开放思想的广泛性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不仅领域较为广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而且地域也较广阔不仅主张国内地区间的交流，而且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开放的对象也广，不仅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可见其开放的内容是较全面的。

三、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中关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对外开放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一度发生失误，对战争的潜在的危险估计地过于严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大大限制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的认识，对战争和和平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认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主题的论断，有利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我们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注重对外发展

毛泽东注重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往来，他不仅认为要广泛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科学，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把中国引领到向世界全面开放的历史潮流当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全面对外开放理论。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历史遗产的继承，更离不开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间的相互借鉴。世界发展的主体是各国人民，世界的管理者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因此，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名成员，毛泽东的对外思想就早已体现了这一点。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概论》

郑德荣等（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5

2、《毛泽东思想概论》

李伟文（编）

3、《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石仲泉（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第二篇：论毛泽东分配思想的现实意义(一)

内容摘要：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研究分配问题，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不能就分配谈分配。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社会主义利益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在讲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是由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首先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要正确、全面地对待按劳分配原则，认识到按劳分配存在形式上平等掩盖事实上不平等的“弊病”。

关 键 词：所有制；分配方式；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毛泽东分配思想

作者简介：周新城(1934-)，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在讨论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毛泽东不懂得经济学，没有经济思想。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新的、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从理论上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以便指导实践，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现实的任务。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带领几位同志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边读边议。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苏联42年、新中国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现实，严肃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他读这本书时的批注和谈话，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至今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有指导意义。我仅就社会主义分配问题，联系当前经济学界的状况，谈一些学习批注和谈话的体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如果分配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势必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党与群众的关系，处理不当，甚至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在晚年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20世纪末应该把解决分配问题提上日程。

随着分配领域矛盾的暴露，人们对分配问题议论纷纷。但从学术界关于分配问题的讨论情况看，大多数只是在具体的分配政策(尤其是再分配领域的政策)层面上，就操作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仿佛只要调整一下分配政策，多搞点社会福利，就万事大吉。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去探讨当前出现的分配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因而总感到不能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论述，就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能够拓宽眼界，找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毛泽东关于分配问题的一些论断仿佛是针对当前学术界流行的观念说的，切中时弊，值得认真思考。

一、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

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引两段马克思的话，这两段话，人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经常会提到，然而在研究当前我国分配问题时却常常忘掉了。一段话是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时说的，他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另一段是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时说的，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②“生产条件的分配”实质上主要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两段话表明，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不是人们主观地选择的，而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们可以改变分配的具体

做法，但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除非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是不能改变分配方式的。因此，不能撇开生产关系，尤其是不能撇开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谈分配。

马克思强调，如果撇开生产方式、尤其是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一味“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那就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社会主义”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出现过这样的错误，而现在我国经济学界仍相当普遍地在重复这种错误。

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一基本原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中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的有关论述，指出：“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极大的错误。”他还指出，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不讲公有制，只讲涨工资，那是错误的。他说：“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④毛泽东这些论断对研究当前分配问题是有指导意义的。

我们运用毛泽东指出的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研究分配问题这一方法论原则，来分析一下当前议论最多的两个问题：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

我们知道，邓小平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他甚至认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到了晚年，他改变了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极分化自然出现”⑤，应该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显然，这是他从实际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来的结论。围绕两极分化，在理论上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什么叫两极分化?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怎么对待两极分化?运用毛泽东指出的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的原理，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往往把两极分化理解为收入差距过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科学地回答问题。收入差距达到什么程度才叫两极分化，量的界限在哪里，根据什么定这个界限?谁也没有说明白这些问题。更何况两极分化指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它应该有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是什么，更没有得到揭示。一般来讲，人们在使用“两极分化”这一概念时，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两极分化则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⑥。

所以，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如果把两极分化仅仅看作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仅仅看作分配问题，那么，这种认识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只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把握两极分化的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性质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两极分化必然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在目前条件下，我们既不能彻底消除两极分化现象，又不能听任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如果听之任之，有可能引发社会**的。这就形成一种复杂局面，必须谨慎处置。

那么，怎样对待目前我国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呢?按照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正确贯彻执行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政策。首先要强调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使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从而把两极分化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致蔓延到全社会。我认为，邓小平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公有制失去了主体地位，两极分化现象必然扩大到全社会，社会矛盾势必激化。其次要注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保障私有经济中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两条是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

为了缓解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在上述前提下，还必须在分配领域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实行差额所得税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改善民生，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应该指出，在再分配领域采取措施，终究是第二位的。如果不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不注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仅限于在再分配领域采取措施，那是很难完全解决两极分化所带来的问题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两极分化现象还会不断扩大、蔓延。

我们再来分析共同富裕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⑧。问题在于，什么叫共同富裕?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许多人追求的价值水平目标，但人们对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理解却很不一样。有人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提高了，那就是共同富裕了。于是他们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福利主义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仿佛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们认为不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要国家调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他们希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其实，北欧国家搞的“福利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所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它不触动垄断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改变雇佣劳动制度，只是由垄断资产阶级从剥削第三世界以及本国劳动人民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因而至多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做若干改良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同富裕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它属于分配领域的事情，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因而必须从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共同富裕问题。

在公有制条件下，由于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这就排除了剥削的可能性。虽然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由于为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熟练程度不同，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会有一定差距，但人们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距终究是有限的，不可能太大，这就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剥削与共同富裕是水火不相容的，有剥削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灭剥削。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消灭剥削，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现在有一种理论：要把社会主义从“公有制的框框里解放出来”，社会主义不一定要搞公有制，只要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就可以了。既要“摆脱”公有制的“框框”，却又侈谈共同富裕，岂不南辕北辙了嘛!他们提出，在私有制基础上，通过发展生产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能提高，也可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从原始社会瓦解以来，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什么时候实现了共同富裕?从来没有!毫无疑问，在私有制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存在剥削和两极分化，根本不可能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改善生活与共同富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取决于个人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多少，后者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经济关系。生活改善不等于共同富裕。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生活水平在提高，这是事实。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价值购买劳动力的，劳动力价值除了包含维持生活的生理因素外，还包含社会历史因素，它的物质内容客观上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增加的。但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率也在提高，两极分化在加剧，工人生活的这种改善并不表明实现了共同富裕。

从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我们就可以科学地分析两极分化的根源以及如何对待当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可以科学地阐述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讨论分配问题时往往忘记了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一根本原则，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孤立地就分配谈分配。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根本讲不清楚分配问题。

第三篇：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内容摘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在经济上也颇有建树。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进一步了解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把握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轨迹，搞好今天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先生对外开放的思想是随着他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打开门户、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这是孙中山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思想作为三民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实质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他利用外资、外才大力发展实业，加速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伟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对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改革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大有借鉴意义。

关键字：孙中山 对外开放 形成 发展

对外开放设想是孙中山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孙中山资本制度的配套工程。孙中山认为要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的方针，他说：“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为了有效地克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这三大障碍，孙中山主张借鉴美、日等国对外开放成功经验，“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使整个国家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

一、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较早脱离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大唐的开元盛世令全世界仰望。中华民族深知并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自清朝乾隆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后，与迅速资本主义化的西方国家相比，逐渐落伍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3]孙中山是向西方开放主义者，是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受西学的启迪。孙中山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4]从此，他就读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学堂，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他“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5]。从而体验到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

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6]。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而泰西各国为了保护出外经商之民，“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卫”[7]。开放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地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他说：“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8]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9]。

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孙中山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他说：“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并猛烈地批判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说：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民“困于黑暗之中”，“天赋智能，艰于发展”[10]。这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论述了中国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 “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我中国人亦不反对。” “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11]。孙中山在这里把能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很有见地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发展实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12]。他指出闭关政策之弊：“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犹孤人之于荒岛”；这种“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室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成此等之事业”。孙中山还以修铁路为例说明，“若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欲求经济发展，“不得不持开放主义”[13]。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并且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魏源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纂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此后，洋务派官员也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洋务派的理论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从中外对比中论证实施开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闳就多次呼吁中国要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并具体提出了中外合资开发长江和修建铁路的建议，先后带领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

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近代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并趋于成熟。

二、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引进外资与人才 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实业、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要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时不可能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阐述对外开放与主权问题时，存在两个倾向，他一方面强调对外开放要坚持主权完整为前提；另一方面，他又对帝国主义保佑某种幻想，甚至妥协思想。他自信的认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承认。”[14]为了获得列强承认，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还软弱的承认各种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换得帝国主义各国的对他的政策支持。在曲折中前进的孙中山，终于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在1924年以后，他坚决地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一改过去的软弱，认为要使得全面开放成功，首先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打破外国的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束缚，做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可以通各国平等。”[15]孙中山认为打突破外国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不平等的束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制度的第一步。

其次，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的具体管理制度也是决定开放成败的重要环节。他认为，为发展本国经济，可以引进外资，但不能因为引进外资而丧失主权。因为主权一丧失，那么即使经济上有某些发展，也是得不偿失，得而复失。所以，要引进外资，就必须注意主权的完整与否。任何外债，都是有一定害处的，但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又不得不引进外资，这样就两害相权，应该选择害少利多的方法实行。孙中山尖锐地批评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借债丧权弊端时，就强烈地突出了主权一条。用国家主权与外国交易，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振兴实业，相反必会陷入帝国主义设置的种种罗网之中。孙中山认为清政府借债失败至惨，是因为丧失主权。他举例说，埃及之所以由于借外债而亡国，就是因为丧失了主权。而美国独立之初，也借外债，但因为没有失掉主权，所以国家逐渐兴盛起来。正是基于主权完整考虑，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要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之下进行，坚决反对地方与民间完全自由地借款。首先，如果各省自由借款，可能会引起外人无穷的干涉。再者，地方自由借款，中央丧失了统一的能力，财政会更加紊乱。他认为，如果以私人公司的名义来代替国家进行借款，就能保证主权的完整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引进外资，必须注意所引进外资的性质。所谓外资的性质，就是外资是属于商业性质借款抑或是政治性质的借款。商业借款就是由外国投资者（私人或者公司财团），与中国实业公司直接交涉而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纯粹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产生的借款。这种借款，既脱离政治纠纷，又不牵扯外交问题，对主权威胁较小。孙中山强调引进外资的性质，目的就在于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勒索与控制。所以，商业借款无疑成为首选。

孙中山认为引进外资可以采取如下三种形式：

（一）利用外国资金，借款之后，自己进行建设。“如京汉、京奉、粤汉、川汉等路之办法，与外人订立借款合同”；

（二）中外合资经营。“招股章程，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

（三）外资经营建设。把企业“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家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15] 孙中山认为上述三种办法，以第三种为最好。他指出，这种方法，虽然在中

国引进外资中属创见，但在外国使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且往往取得成功。他认为“中国如能利用此项办法，其成功自必伟大。”[16]孙中山明确地把招聘外商承办企业与丧失主权区别开。他批评有些人把两种混淆起来的错误的见解。“吾人须摒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羼入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妨害吾人之自由，盖实际上并不如是也。此同一之办法，曾在各处施行，因皆不曾妨害国家之主权。”[17] 孙中山分析前两种办法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孙中山以前清政府借款自办铁路失败为例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借款自办害处，在受种种亏损，如当前借款交付时之回扣，包购材料，亦有回扣而借此款，每年出五厘息。此则如铁路亏耗，则全由租任，至期满，其借款金额，尚须还清„„铁路修筑事宜，委之于工程师，工程师之聘完，大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等于职务期中，日作其应为之事，而不负完全责任。则欲工事之精良，消费之节省，善不可能之事也。”因此，这两种方式不能采用。孙中山是根据清政府所办的洋务企业的失败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因此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在中国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何真正的对外开放政策都是不成立的，因此也谈不上那种引进方式适合于国情。至于今天，引进方式发展到多种形式。当然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种形式，孙中山所阐发的引进方式还是有可鉴之处。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人才引进。他认为振兴实业“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振兴实业最关键的要素——各种人才，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在我国是极为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打破以往的陈规陋习，引进外国技术人才。他提出了颇有现实启发意义的思想，那就是招聘外国专家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经营监督之责”，二是他们有义务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即所谓的“佐役”。他认为只有引进人才，一边建设，一边培养本国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普及教育，以后才可以不必雇佣外国人才。这种先经济后教育，以经济补教育，以外才补己短的设想，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大胆而富有气魄的思想。

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加剧，其竞争十分激烈，人才的竞争更加重要。孙中山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把人才问题列为治国大本之首：“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他推崇“泰西诸国„„以士类而贯四民”，尊重知识分子，痛恨清政府推行愚民政策，提倡“无民非士”，“无士非民”，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在人才问题上孙中山持鲜明的开放立场，他要求要举国一致，“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人才，亦可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外资可陆续偿还，人才可陆续成就，则我可独立经营矣。”[19]孙中山主张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里可以引进西方人才。1913年1月29日，他致大总统袁世凯关于合资创办中法银行的电报中提出：“银行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董事局全为华人，法国人居顾问；总办十年内用法国人，十年后可用华人；督理由中、法各举2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当督理决事可否各半、相持不下时，总办有表决权。此外，华股略占优势地位。”这反映了孙中山关心国家经济利益，把利用西人经营管理之长，又不失主权，考虑得很周详。利用西方人才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孙中山说：“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

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成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 [20]在引进人才问题上，孙中山是很注意大的方面的：第一，引进西方人才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其经营管理的专长，帮助训练我国人才，而不是招来发号施令的主子；第二，引进人才的去留要中国做主，“至资本还清之日，则管理之权，收回归我，以后对于此项资本家或分别留任，或即行辞去，其权皆自我操之。”[21]坚持了这两个方面，才能既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优势，又防止了他们的技术垄断，还帮助我国培养了自己的人才，以便将来走自立自强的道路

三、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及其价值评估

邓颖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说：“孙中山虽然没有能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他所渴望进行的建设事业，但是他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也提出过重要意见，他认为，要建设好中国，必须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实行“开放主义”，而不能实行“闭关主义”。同时，他强调学习外国要“适合中国国情”，反对“事事都是效仿外国”。孙中山这种态度体现着一种全面的观点和对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应这样，既要勇敢地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从本国的需要和条件出发，有分析地去学，用以促进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想迎头赶上先进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近来有人总结出“谁封闭，谁落后”的一般规律，这是正确的。孙中山先生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发展自己的设想，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政治家。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该对孙中山先生的超出常人的战略思想给予较高的评价。”

但是，在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的思想时，也不能回避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孙中山先生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对外开放细想本身存在不足，他的主张也无法实现。从客观上说，孙中山卸任后，袁世凯等军阀把持了政权，这个政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衍生物，尽管袁世凯也把“开放主义”作为八大政纲之一，但那只是骗骗人、装装门面的，他们根本上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不仅不能维护主权，反而去损害主权，搞卖国主义的开放，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孙中山把对外开放的重任放在袁世凯身上，结果必然失望。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孙中山利用个人的力量，引进、借贷等来实现民生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孙中山还希望通过对外开放、依靠“国际互助”，让帝国主义国家来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无论引进外资、借债还是引进人才，都没有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曾派自己的顾问去美国洽谈贷款事宜，用于修筑铁路，但遭到威尔逊总统的断然拒绝。从主观上说，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模糊的。例如，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商业之经营”，中国的开放可以消除帝国主义存在的一切矛盾等。因此，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民国成立时，都不能独立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更不能把这个任务放在首位。不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主权独立的政权，都不可能完成对外开放、发展资本主义和振兴中国的重任。就其经济建设计划本身来说，即使具备了良好的内外调节，但由于其规模过大，操之过急，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顺利地实现。因此，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主张，尽管非常美妙和完整，但在旧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

实现的。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来的，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必须指出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有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显然已不符合当今的国情。因此，我们今天的对外完全必要教条主义式地照搬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

第三、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谁封闭，谁落后”的一般规律。但是，从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开放的效果来看，对外开放本身也是一把双面刃，开放得当，有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如果开放不当，或者过分开放，也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的南美洲、拉丁美洲、苏联、东欧许多国家没有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我保护的关系，全盘开放的结果是，外资喧宾夺主，全面控制开放国的经济，甚至将开放国的经济洗劫一空，给开放国造成严重的经济、金融乃至于政治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和崩溃的状态。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告诉，对外开放必须掌握好度，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我保护的关系，那些领域可以开放，那些领域不能开放，必须有周密的谨慎的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在开放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避去其害”。特别是提防开放不当，结果让外资喧宾夺主，使自己“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其深度和广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0年的对外开放，在肯定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理性地反思失误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1] 《孙中山集全集》第三卷，第5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下同)[2]《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版。[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 [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5]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17页 [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4页，[8]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8页 [9]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498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9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9页 [12]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32页 [13]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01页 [14]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11页

[15]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16]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7]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8] 《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8页 [19] 《孙中选全集》，第19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89页

第四篇：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世界文明史论文

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实验学院 0936007班 李镇明 学号：6093320714 专业：理论与应用力学）

摘要：庄子的思想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只有虚无和消极避世。庄子的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对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意义。作为一个文学家，庄子对后世的审美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庄子的理念中有很多的为人、处事的学问，对于我们做人做事和心态调节都有启示；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的自然本位的思想对当今时代的环保意识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庄子思想；意义；文学；处事；现实

正文：庄子的思想历来都有很多争议，大部分人认为庄子思想是避世的、消极的，不愿直面现实的。另一种立场是庄子是很强悍的思想，因为他表达的是一种态度而非方法，庄子思想是以避世的心态来入世。庄子把人的思维调整到一个极高的境界来审视宇宙万物和世界上的各种纷争，庄子的这种境界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因而在现代社会中有广泛的影响。

1.对后世审美标准的影响

庄子的文学思想影响了后世审美观，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认为“道”，即自然规律无处不在，提倡尊重道，追求“应之自然”的艺术本色美，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去任意违背。所以庄子的文学思想提倡自然美，本色美，他主张“无为”，反对人为的雕琢造作。他提出音乐应该如“天籁”、“天乐”，绘画应该如“解衣般礡”，文学应该“言不尽意”。人如果在精神上达到和“道”合一的境界，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可以说进入了逍遥之境界，而这也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

远眺古代，魏晋时期的两位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和钟嵘，就深受其影响，并把它贯穿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之中。钟嵘在《诗品》中品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其衡量优劣的标准亦在于是否符合自然之美。最初的源头就是庄子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堆砌典故，“文章殆同书抄”的倾向，认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借由直寻”，明确提出“自然英旨”的审美原则。

时至近代，五四时期“性灵”文学倡导者林语堂也指出：“在文学上主张发挥个性，向来称之为性灵，性灵即个性也。大抵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在他看来，作文亦如做人，不能为世俗的条条框框所限定，听凭内心的自然之声，依托自我“性灵”，书写自然本真的情感。

而在当今，庄子的这种审美观依然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纵然人们追求个性鲜明，追求另类，追求独一无二，但大众的审美观依然受着庄子审美观的影响。最优美的音乐依然是那种褪去了浮华造作的纯真的音乐，最逼真的图画依然是那种最能展示自然美的图画，最富有感情的文字依然是那种最朴实无华但融入了真情实干的文字。庄子的思想，穿越时空，发挥着他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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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后世处事原则的影响

庄子的处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重要。庄子的出世思想被很多人认为是消极避世的。但事实上，庄子思想是以避世的心态来入世的。庄子看开一切功名利禄。这在当今物欲横流满是功名利禄的社会很具有警醒意义。庄子所教导于人类的,并不是什么出世,而是要真实地活着,活得像个真正的人。庄子所呼唤的是人之野性,亦即人的本真之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只有抛弃那些功利的目的和行为,人才能够摆脱各种人为枷锁的束缚,人的本真之性才能够得以恢复与解放,人才能够真正进入自由逍遥的境界。

庄子在濮河钓鱼，楚国国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楚王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庄子医生都很贫穷，在濮河钓鱼也不单单那是为了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也是为了生活之需。楚王许他以相位，只要庄子答应，就是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哪里需要自己钓鱼来糊口呢？但庄子明白，一旦为官，就会牢狱官场的勾心斗角，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虚假的活着，而庄子追求的正好是真实的活着，他要彻底摆脱功名利禄那些虚假的东西。同时，在官场为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枷锁，受制于人，不能随性而为，人的本性就不能得到彰显，人就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为金钱，为地位所束缚，在商场中尔虞我诈，在官场上勾心斗角，活的心力交瘁。更有甚者不堪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而自杀。活着的活得异常辛苦，死去的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他们都忘记了作为一个人最原始的追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庄子看淡一切，追求自然，追求人之本性的处事原则意义更为重要，值得人们学习与借鉴。

3.对当代环保意识的影响

正如老师课上所讲，庄子的思想有利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相反孔子的儒家思想却不利于对自然环境的维持。究其本质，在于庄子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本的理念。庄子的观点，可以说是以自然为主体，以大自然为本位，人作为浩大的宇宙中，与广大无比变幻莫测的自然界相比，微不足道，人应该尊重道，尊重大自然。

这种思想对于人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有它消极避世、屈从环境的一方面，但是对于人类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则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因为当今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力量已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地球已经在人类的掠夺与摧残下变得满目疮痍。很多人开始蔑视自然，把自然界当成人的统治的对象, 甚至把人看成是万物的主宰。而现实是，这些不遵从道家思想的人并没有得到好果子。海啸、台风，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警告。人类对大自然的压力不断增大，大自然就势必增大对人类的压力，如此下去必然激化大的矛盾。所以人类如果不以尊重自然的态度去面对自然，不以庄子的观点认识自然，必将尝到大自然给予的苦果。所以，庄子的思想对于匡正当代人认识自然的态度、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以及改进他们开发、利用自然的方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着弥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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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综上所述，庄子的思想对于后人的审美观、对人们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以及对于当代弥足重要的环保意识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品读古人的著作，探究古人的思想不能只留于学习和了解，而应发现其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所在，去粗取精，让他们的思想为现代人服务。庄子，作为一代思想大家，必定成为推动当今社会发展的有效动力。

参考文献：

1.《科学与近代世界》[英]怀特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庄子浅注》曹础基 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庄子直解》姚汉荣、孙小力、林建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4.《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刘笑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5.《庄学研究》崔大华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庄子哲学》陈鼓应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7.《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崔宜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庄子哲学》 王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十家论庄》胡道静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五篇：反腐必用重典——试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现实意义

反腐必用重典——试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现实意义

2009-12-19 17:10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历来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在这方面精辟深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终其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的伟大征程中有极其丰富的反腐倡廉的实践，他时时刻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惩治腐败必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从不手软，绝不姑息养奸。他在这方面的光辉范例同样是保证我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当经常借鉴的宝贵财富。

今天，在全党深入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的热潮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反腐倡廉的伟大思想，回顾他严惩腐败，保证中国共产党纯洁、保证国家政权安全的斗争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深刻领会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无禅益。如果我党不用重典惩治腐败，腐败现象很难遏制，它就会像一个个毒瘤一样去慢慢侵害党和国家健康的肌体，最终成为不治之症，将致无产阶级政党、致人民的政权于死地，就会人亡政息，就会使党和人民为之英勇奋斗几十年开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葬送在腐败分子手中,就很难摆脱历代政权兴衰成败的周期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一、毛泽东严惩腐败的思想和实践始于我党幼年之时，红色政权发轫之初 早在1931年冬，刚刚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主席的毛泽东就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文件[1]，《训令》规定，对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制裁，对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枪决”。这样严厉的规定在今天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可见毛泽东当年对严惩腐败态度坚决、措施果断之程度。

1931年8月，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刚刚上任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挠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以“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等罪判处死刑，5月9日执行枪决。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为了更加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行为，毛泽东又于1933年12月5日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2]，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的强迫劳动；贪污公款在100元至300元之间者，处以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训令强调：对贪污分子一律由纪律处分改为按法律程序处置，任何组织和个人，其贪污腐败行为一经查实，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一规定，首先将唐仁达、左祥云、刘仕祥这几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央苏区开展反腐斗争和把反腐斗争一抓到底的决心，说明他对惩治腐败分子是何等的严肃和果断。毛泽东坚决打击邪恶，执法如山，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利益的做法，受到了广大群众普遍衷心的拥护。

翌年1月，毛泽东又在一个报告中郑重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3] 在这里，毛泽东要求把反腐败将提高到事关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成败的高度去认识。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苏区政府采取了严肃的思想教育辅之以严厉制裁的得力的防腐反腐措施，才保证了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纯洁，赢得了苏区人民的民心，使革命、经济、文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才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试想，如果不是当时的苏区中央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国革命由中央苏区向全国进军，使革命早日取得在全国的胜利不是不可能的。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腐败分子施以重拳

1937年10月初，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开枪将刘打死。陕甘宁高等法院判处这个思想和作风腐败分子以死刑。黄以自己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为由，写信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写信给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4] 黄会后遂被执行枪决。毛泽东的这封信，好似一声响亮的警钟，音犹在耳，回荡不已，思味无穷。

1940年，身上有90多处伤疤、战功赫赫的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上任不久，就不顾根据地颁布的反贪污法，顶风作案，贪污受贿（其中贪污3000元），同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影响极坏，民愤很大。军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肖以功自居，不服判决，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后，对带信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5]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斗争，仅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两年半时间内，就查出贪污案件1157件，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长。

正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对腐败分子采取了果断的制裁措施，才使党内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纯洁性，使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在延安以至在全中国的威望大大提高；才使陕北人民由衷的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发自人们信肺腑的歌声；才使中外舆论媒体无不称颂“陕北共党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是一个真正为民众的政府；才使党和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曙光。

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防止腐败的预警令

在我党将革命推向节节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如何避免“由胜利产生骄傲，由骄傲产生腐败，由腐败而亡国的覆辙”[6] 他没有忘记1945年7月4日在延安和黄炎培先生畅谈历代政权兴衰成败周期率的往事。在西柏坡召开的这次举世瞩目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他无与伦比的政治警觉性向全党、全军发出了防腐倡廉的警示令：“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

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7] 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不要当官做老爷，要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

也是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将来由新民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了，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8] 在这里，毛泽东把我党腐化不腐化提到了还需不需要再次进行流血革命的政治高度，不能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深思。

在七届二中全会和党中央进驻北平前后，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进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进城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要学楚霸王”[9]这样的话。

毛泽东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并非杞人忧天。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有许多人陷入了贪污腐败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一些过去曾杀敌立功，或被敌人追杀，或坐牢受酷刑都没用屈服的革命者却背上了“功臣”的包袱，贪图享乐，开始腐化堕落起来；有许多党员干部利用掌管某一方面行政、人事、财政、物资分配等权利，就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自己革命的灵魂，去出卖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去出卖人民政权和新生的共和国的国家利益。面对这样严竣的现实，毛泽东不能不震怒了。

1950年2月28日，毛泽东访苏归来路过东北哈尔滨，有关领导盛情款待，饭菜十分丰盛。毛泽东无比愤怒，吃了一点点就放下了筷子。他对有关领导干部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二天，毛泽东在沈阳召开的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又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作出表率。”[10] 贪由口始。毛泽东对大吃大喝现象极端重视，他带头拒绝大吃大喝，坚决反对大吃大喝，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毛泽东从批吃喝风开始抓反腐败，一直为后来历次反腐倡廉斗争所采取，并且收效显著。

四、建国之初毛泽东向腐败分子杀出了“开国第一刀”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88天之后回到中南海。毛泽东在和他的卫士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闲谈中得知，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利用给机关施工之机顺便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后，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第二天下午，那位领导干部就被“请”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双手叉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到：“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你想当那个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那位领导干部被吓得直冒冷汗，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又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的脊梁骨骂吗！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李自成，你为么事装傻？”那位领导干部难为情地说：“主席，我错了。”毛

泽东说：“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知道错吗？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的台。”突然，毛泽东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抢毙！拉出去，拉出去枪毙！”毛泽东依然盛怒道：“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啊！”[11]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局关于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22亿元（合人民币新币22万元），其中挥霍3.7亿元（刘

1.8亿元，张1.9亿元）一案对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大贪污犯”。“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13]随后，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准了对刘、张这两个犯有贪污罪行的党的高级干部执行死刑的命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后人常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就是指的这件事。此案至今已过去五十多年，我们耳旁似乎还回鸣着当年打击腐败者的枪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巨大的历史责任心和魄力；表明了毛泽东从严治党、敢于碰硬的决心和勇气；表明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

1951年12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 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作了大量重要的修改（不亚于重写），以中央名义批发了这个决定，并亲自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

决。”[14]“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15]要查清一切贪污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6]“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17]。“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18]“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20]。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参加三反斗争，毛泽东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

个。”[21] 运动中，毛泽东把贪污受贿的干部称为“老虎”，并把“老虎”分为“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把运动称为“打虎”、“打老虎”、“捉老虎”。毛泽东号召“打老虎，不要松劲”[22]。对于“1000万元（合人民币新币1000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23]。“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等[24]。“只要贪污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