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外交思想[5篇]

第一篇：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2012-2013年第二学期《毛泽东思想概论》科目小论文

专业： 班 级： 任课教师：李艳明 姓名： 学 号： 成 绩:

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看当代中国的发展

摘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新中国的诞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愧为杰出的外交战略家，他与实际相结合，正确及时的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更是让新中国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社会，开创外交新局面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毛泽东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利益至少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特点的

（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毛泽东一直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毛泽东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时候，斯诺提出如果在共产主义胜利后，中俄之间是否会出现某种实际上的合并政府时，毛泽东明确的会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七言行职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1]60,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在争取苏联带亏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收回了中场铁路、旅顺和大连的权力，维护了国家主权，1958年苏联野蛮的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但是因为这两个要求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毛泽东当即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并且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尖锐的提出：“这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中国不能接受，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我也可以说，你们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海岸[3]”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方面表示愿意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台湾的问题上却坚决不退让，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把台湾问题和外交关系挂钩，表示宁愿等带时机也绝不屈服。

（二）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制定新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了新中国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界限，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另起炉灶”的含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来束缚”，而是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是昂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这个是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他有两层含义：一是独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国家关系还是党际关系，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自主，意思是说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对重大国际问题和时间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本国的政策，而且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压力。

由于新中国是刚刚建国，美国等一些国家并不承认中国，面对中国，态度不友好，为了有效的实行我国的独立政策和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失去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4]”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新中国建国之初，本和苏联是在战略上的联合，当时的目地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至于处于孤立地位”，使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易妄动，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立场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我们周总理也曾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的这种有损中国利益的要求，同时更是批评了苏联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有想法的这种行为。在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副，强调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且认为中国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在政治上的独立；而在政治上，毛泽东坚持自主决定内外政策，尊重他国的的权利，而在外交上，毛泽东主张独立思考，认为我们不应该照搬他国的成果，应该学会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的继承有用的思想，就想邓小平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因此，事实证明，独立自主是符合我国国情，适合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学会独立自主，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和文化上，我们都要有我们的特色，能够让他国感到我们的强大的特别武器。

（三）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友好邦国，其中最能体现出我国的大度、宽容的我们熟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它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基本准则。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对派”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整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在后来，我们的周总理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思想在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强大动力，是反对其他超级强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接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经过广大人民不懈奋斗和努力，在1949到1976年期间，我国经过长达20多年的努力，最终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和保卫，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得中国在这个附注的世界舞台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一直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了战争，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用坚持毛泽东的思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当今的局势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恐怖主义还不时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可以说，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都还没得到解决，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思想在外交方面战略，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外交关系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1]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毛泽东.毛泽东外文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3][前苏联]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4]毛泽东.maze的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二篇：孔子外交思想

孔子外交思想之我见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又称东周时期）是中国外交实践蓬勃发展、外交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时期，原因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

西周衰微、各个独立主权国家产生、大国间争霸到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的剧烈变革。春秋战国期间的动荡不仅为秦国一统天下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且为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契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界先后形成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霸权学派、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仁义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

代表的自然学派、以文仲和范蠡为代表的超限制学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谋略学派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学派1。这些学派及其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古代中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最高成就。

春秋时期占据主流外交思想体系的应该说是理想主义，各诸侯国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些主流的公认的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正是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信”曾一度是约束各个诸侯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这一点在有关于他的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孔子认为，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恪守周礼的社会才算得上是完美的社会。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一直贯穿于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之中。“平天下”的理想是在周礼的基础之上推动各个诸侯国进行大一统。因此，孔子从自身及其学生的言行出发，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不断努力，周游列国，传播思想。

孔子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关于“礼”的思想的论述当中，本文主要通过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分析孔子为什么要兴“礼”、为什么看重“礼”和如何兴“礼”这三个问题，同时将孔子的外交思想与近现代的外交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究孔子的外交思想对近现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一、孔子为什么要兴“礼”

首先，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阶段。各诸侯国中违反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层出不穷，僭礼的人屡见不鲜，上至诸侯国的君主和臣子，下至庶民百姓对于“礼”都毫无遵守可言。“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2“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3“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4连诸侯国的君主和正卿都做不到“礼”所规定的要求，可见当时社会之中制度的混乱局面。“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5连按照周礼

所规定的去侍奉君主都要被认为是在向君主谄媚，可见当时的君臣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孔子看来，天子应该有天子之礼，诸侯应该有诸侯之礼，各守各的礼，天下才能够安定繁荣，正所谓孔子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的 这一思想中不乏流露出古代等级秩序的严格，而这对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页.2 《论语·八佾》第26章.引自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1版，5月第2次印刷.第38页.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所引《论语》均出自此书，不再做单独说明.3 《论语·八佾》第10章.第31页.4 《论语·八佾》第1章.第26页.5 《论语·八佾》第18章.第34页.6 《论语·颜渊》第11章.第143页.其次，孔子所推崇的“仁义礼信”实际上是有一定逻辑顺序的。“人而不仁，如礼何？”7孔子的学生子夏从孔子所讲的“绘事后素”8中领悟到“仁先礼后”这个道理，因而受到了孔子的称赞9。

“仁义信”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追求，而“礼”是外在的表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孔子希望通过推崇和恢复周礼来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然后由外及内地恢复和巩固人们内心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孔子的学生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10，即克制自己，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这便是“仁”。这正是孔子想要说明的道理。孔子认为，当人们内心的“仁义信”得以巩固和加强，尤其是君主和臣子，那么整个社会就不难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的效果，不再需要用严峻的刑罚治国，这里

再次流露出孔子“礼治”和“德治”的思想。孔子的“礼治”“德治”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治国，国家间交往、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亦是如此，这种思想在近现代

国际关系思想中仍然存在，笔者在后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孔子为什么看重“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周礼是不可更动的根本，从井田到刑罚，从音乐到酒具，周礼所规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子对周礼的喜爱已经达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哪怕有他的学生说“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12孔子都会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13来表示自己不允许别人对于

周天子的讥讽。那么，“礼”真的有这么重要么？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4一句话概括出孔子认为“礼”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即使中原诸国没有君主，也比虽然有君主但是没有“礼”的“夷狄”要好。这说明孔子认为，如果发挥得当，“礼”的作用要大于一个君主的作用，治理国家最高水准在于百姓自治而不需要君主统治，再次突出了孔子“礼治”的重要思想。

除了上文所说的，“礼”可以帮助人们规范外在行为进而巩固内心“仁义信”等道德标准之外，“礼”还可以指导人们的其他道德标准。“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5也再次说明了“礼”的重要性。

孔子不仅从“礼治”方面论证礼的重要性，而且从个体的角度也对“礼”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不知名，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16

孔子如此看重“礼”，因此他认为，关于“礼”的仪式、形式不能省，无论什么原因，否则外在仪式和形式的淡化就会造成当时社会不重视“礼”乃至僭礼的现象层出不穷。“尔爱其羊，我爱其礼。”17孔子认为，为了维护“礼”，即便牺牲一头家畜也是在所不惜的，再次反映出孔子维护礼制的立场。“麻冕，礼也； 78 《论语·八佾》第3章.第27页.《论语·八佾》第8章.第29页.9 引文同上 10 《论语·颜渊》第1章.第138页.11 《论语·为政》第1章.第15页.12 《论语·八佾》第21章.第35页.13 引文同上 14 《论语·八佾》第5章.第28页.15 《论语·泰伯》第2章.第89页.16 《论语·尧曰》第3章.第241页.17 《论语·八佾》第17章.第33页.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18

孔子在这里又表示赞同用比较节俭的黑绸帽代替麻织帽，但是却不赞同臣子直接在堂上拜见君主，应该是先在堂下拜，而后在堂上再拜。两个事例相对比说明，孔子真正所在乎的是人们内心对于“礼”的重视，外在形式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在不涉及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孔子还是主张节俭的。戴不戴帽子和戴什么材料的帽子是两个问题，而和祭祀杀不杀羊，臣子在堂下有无叩拜是一类问题。这里也体现出孔子具有灵活性的一面，正所谓“大事讲原则，小事会变通”。

三、孔子如何兴“礼”

孔子深谙“礼”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推动兴“礼”，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孔子以身作则，第二个方面是孔子通过言行教诲学生以及为官者。

孔子的君臣父子各行其礼的政治伦理信念要求自己毕生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事奉君主，以及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在《论语·乡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的容色言动、衣食住行，处处符合“礼”的要求，表现出孔子是一个一举一动都符合周礼的正人君子。例如，“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19表现了孔子在朝的言谈举止，对待不同的人往往容貌、神态和言行都不尽相同，也正所谓“看对象讲规矩”，体现孔子在朝知礼的一面。孔子对于“礼”的遵循也表现在自身衣食住行方面，例如“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20“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21

孔子对于学生和为官者的教诲中也无不体现兴“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2“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23“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4“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25这些教诲都告诉学生及为官者应当如何以“礼”约束自身的行为、治理国家、处理君臣和其他诸侯国的关系。

四、孔子“礼”思想与近现代国际关系

通过对《论语》文本的解读，不难对于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中的“礼”的含义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礼意或礼仪，即表示对他人敬重的态度和各种仪式的程序和规则，二是礼制或礼法，即国内外的各种制度和法规等。那么孔子这两种关于“礼”的思想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思想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是具有传承性的？

第一，孔子认为“礼”是强国之本，这个思想与当今学者普遍认同的制度是立国之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指出，对于春秋时期所处地缘环境十分复杂的诸侯国来说，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礼制，否则就会“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26。孔子的“礼”不仅会在国内层面对国内的臣子百姓进行约束，同时也会在国际层面上对各个诸侯国进行约束。从国际层面上来看，孔子对于“礼”的 1819 《论语·子罕》第3章.第99页.《论语·乡党》第2章.第111页.20 《论语·乡党》第7章.第115页.21 《论语·乡党》第9章.第116-117页.22 《论语·颜渊》第1章.第138页.23 《论语·学而》第12章.第12页.24 《论语·八佾》第19章.第34页.25 《论语·里仁》第13章.第43页.26 《论语·子路》第3章.第151页.理解颇相似于今日学者对软权力中制度因素的理解。另一方面，孔子还用“礼”和“礼”所带来的效果向周边国家辐射，从而形成一种吸引力，使得本国不战而屈他人之兵，从软性机制上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第二，孔子认为“礼”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孔子看来，“礼”对外交活动进行了规范，通过“礼”各国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国家社会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是国家间相互合作和友好往来的基础。这种思想可以说在当前国际社会仍在沿用，国与国之间规范的外交文书、礼宾制度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孔子特别强调大国遵守“礼”会对于国际合作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从而影响小国也积极加入到规范的国际合作之中。孔子的思想中，对于大国垂范的作用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7，“其身正，不令而

28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第三，孔子认为“礼”是国际秩序稳定的支柱。孔子认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并不一定非仰仗王权国家不可，有的时候“礼”的效果更好。中原诸侯国曾多次陷入无君主状态，然而社会各阶层依靠良好的“礼”依旧运行的井然有序，相比周边有君主的“夷狄”更加优越。“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9孔子的 这种思想与当今世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颇为相似。在后者看来，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条件之下，制度可以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两者的观点颇为相似，但是两者的原理不尽相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原理在于国家对于利益的追求以及妥协，而孔子则认为“礼”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国际社会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尽管如此，这两种思想的殊途同归还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孔子认为“礼”应该相互往来，这种思想与当今国与国之间平等的交往关系是相吻合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30这种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就是对霸权体系和强权政治的反对，主张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交往，合作共赢。

2728 《论语·为政》第1章.第15页.《论语·子路》第6章.第153页.29 《论语·八佾》第5章.第28页.30 《论语·卫灵公》第24章.第191页.

第三篇：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学院：计算机学院

第四篇：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漾

工商091

200910731010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一、洋务运动

1862年，李鸿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二、外交事件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李漾

工商091

200910731010 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他的笔下应运而生，并非出自他己愿。在民族危机日蹙的形势下，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揣摸中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途径。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像“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像“汉道抗夷，失之过刚”，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可以说，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这种和战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三、洋务重臣

李鸿章一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及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兴趣，这是他与大清国其他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李漾

工商091

200910731010 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诫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总而言之，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通过“和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保证国内自强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自强之日，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联系方式：***

第五篇：从中美建交有关台湾问题交涉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从中美建交有关台湾问题谈判

看毛泽东外交思想

摘要：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与美国建立了外关关系。在台湾问题的谈判中，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原则性，注重灵活性，最终双方达成了某些共识。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可以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展现出来外交思想和政治智慧。

关键词：中美建交，台湾问题，毛泽东，外交思想

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经贸、交通枢纽，也是军事战略要地，对中国的崛起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美国的插手，台湾与大陆至今没有统一，这是全体中华儿女心中难开解开的心结。在中美建交的初期，围绕台湾问题中方与美方展开了艰难的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作为中方的最高决策者，为谈判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精湛的外交艺术和非凡的政治智慧。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抗战爆发后，中国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根据相关国际法规定，战争使得交战国间条约失效，因此，中日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从宣战时刻起即废止。随着战争的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943年美、英、中三国在开罗发表了《开罗宣言》，向世界庄严宣告：日本所窃取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再次从国际法的角度确认了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应该无条件地归还中国。9月3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表明日本承认了台湾属于中国领土。

二战中，中国与美国是同盟国，两国在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中用鲜血凝成了友谊，因此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美国都支持中国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应该归还给中国。直到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台湾政策备忘录也承认,“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决非什么特别的所在,虽然日本人统治了50年,但在历史上该岛一直是中国的。从政治和军事角度,严格地说,该岛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①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东西方对峙加深，以及新中国一成立就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实行“一边倒”的战略，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同时放弃了先前一直所坚持的台湾属于中国的论调，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②这就是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1954年，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 ①②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之下，这个条约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台湾成为美国手中的一枚棋子，美国可以随时拿出来挑动中国的神经。由于美国的插手，台湾问题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也加大了解决的难度。中国政府为了使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从1955年开始与美国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6次，①并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

20世纪6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这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争霸，双方在各个领域内展开激烈的激争，一拼高低。此时的苏联由于综合国力发展迅速，军事实力咄咄逼人。据苏联计算，“苏联工业总产值,1950年还不到美国的30%,1970年上升到80%以上。1961—1962年，美国有洲际和中程导弹100枚以上，苏联只有50枚；到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了1050枚，美苏的战备核力量开始出现均势。1970年苏联洲际导弹数量开始超过美国。”②美苏争霸中，呈现出美守苏攻的态势。美国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越南战争成为美国一个沉重的包袱，国内外反战高潮此起彼伏，弄得美国疲惫不堪。而中国自从和苏联度过蜜月期后，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恶化。苏联在我国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不断在我国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武装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两国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从意识形态上争论走向军事对抗，中苏关系进入最低谷。对中国来说，美国和苏联都是敌人，但是由于苏联和中国接壤，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①② 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万松玉.尼克松主义与中美关系正常化[J].河南大学学报,1989，(l):79 相对而言，由于地缘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威胁没有那么严重。因此苏联对中美两国都是一个现实而又强大的威胁，这为中美互相接近提供了一个国际环境，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契机。1971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启了著名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经谈判发表了《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最高决策层，把握时机，果断决策，与美方就台湾问题展开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体现

回顾中美建交过程中就台湾问题的交涉，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智慧也得以充分的展示。总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家利益是毛泽东处理对美关系的根本原则

国家利益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指出，“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 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①国家利益是对内外政策的最高目标，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是一国对其价值理念的基本诉求。国家利益分为几个层次，其中领土主权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核心利益。“领土主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土本身及领土内的人 ① 王逸舟.国家利益的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2)：161 和物所具有的最高权力。它是国家主权的最真实部分, 也是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没有领土主权，或者领土主权受到割裂和侵犯，国家主权就会缺失它最核心的要素和最真实的部分。①台湾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台湾问题涉及到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绝对不可能退让，除了坚守，我们别无选择。对美国而言，台湾并不涉及到其的核心利益，美国只是把台湾当作战略平衡用的一枚棋子，用它来维持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遏制中国的崛起，耗费中国的精力，保障其全球霸权。1970年2月美国第106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指出，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起到了牵制一大部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作用，否则这些共产党军队就有可能被调到其它地方。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1年6月的一个报告指出：“推行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即逐步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台湾的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③ 从内心上说，美国是希望台湾独立，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意图遭到了台湾和大陆的两方反对，美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与美国建交，台湾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毛泽东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方面，丝毫不能退让，必须坚持最根本的原则。在1971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与 ①② 黄嘉树，王英津．主权构成研究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应用[J]．台湾研究集刊，2002，(2)：32

宫力等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版，第 77 页 ③ 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63 页。美国进行谈判的对台政策：美国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军事力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不充许外人干涉，①这就是所说的断交、撤军、废约。周恩来根据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会方谈方针，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这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在大的方向上为中美处理台湾问题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尽管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岐，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双方都有建交的迫切愿望，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政府最终承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为最终目标，这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意识形态的分岐服从于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西方列强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而共产党人也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祟高理想。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的理论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重要的胜利。1942年，毛泽东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 ①②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 3 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13 页。

王辑思:《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0》.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到实际上去，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①他深信，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帝国主义终究要灭亡。他说过，“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②“现在,帝国主义正遭受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严重打击,他们的殖民体系正在进一步瓦解,他们的内部正在逐渐走向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垂死挣扎绝不能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③“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④

意识形势的分岐，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毛泽东诞生、成长的时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沉重的灾难，外敌入侵，国土沦丧，这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只有国家强盛，才能坚持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弱国无外交。因此他一生致力于革命，建立强大的新中国。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并没有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而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制定对美政策。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与美国的握手言和，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本着务实的外交态度，与美国坐下来就台湾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基辛格在他回忆录，说道：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看法。他主张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指出,两国应该坦诚相待,不搞阴谋诡计。⑤

①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页。③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④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一637页。⑤ [美]亨利·基辛格著：《**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85-86页 第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当然不可能轻易地就放弃。由于担心尼克松抛弃台湾，国会施加了强大压力。1972年2月尼克松在华前向国会保证不会抛弃台湾：“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不会牺牲我们朋友的利益„„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纽带，信守我们的防御承诺。”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强硬坚持所有目标都达到，不太实现，而且极有可能使联合公报流产，因此中美双方各自作了妥协和让步。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政府间接放弃了它自1950年以来所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美国在公报中声明：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从而中方来说，中国没有强迫要求美方承诺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时间表，公报中美方这样陈述，“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为日后美国国会通过违反中国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留下了隐患，当然这是后话。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就大的方向和根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中美两国关系在台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得到的巨大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涉台问题上展现出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

第四，强调共同点但又不回避分岐

① 王中文.中美关系中的美台军售问题[D].南京大学,2008:22.对于公报，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强调共同点而回避分歧的公报，中方并不同意，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 天下大乱嘛!世界大战的危险仍然存在, 但主要倾向是革命。各说各的可以, 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 我们就要讲革命, 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 我看不那么妥当。”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方又重新起草了一份公报，经与美方艰苦的协商，《上海公报》终于在1971年2月28日正式发表。公报中既列出了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点，又以“中国方面声明”、“美国方面声明”表明双方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关台湾问题公报又以“中国方面的声明”和“美国方面的声明”作了特别强调，表明双方的态度。《上海公报》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声明：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acknowledge）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 ① 连生、宋晓华、简洁、何杰、万宪等: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上册)[M].沈阳:沈阳出版社,第1995年版,第291页 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①

《上海公报》没有用外交辞令掩饰双方的不同观点，而是如实地列出两国存在的分歧，各自进行声明，同时肯定两国的共同点，毛泽东在外交上的个性由此可窥一斑。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的坚持，中美外交史上一个别具特色的公报诞生。《上海公报》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在国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能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外交策略，他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又不囿于意识形势，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与美国就台湾问题的谈判中，他坚持原则性，注重灵活性，强调共同点又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经过艰辛的谈判，终于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协商，为后来对台外交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石。

① 中美上海公报[N].人民日报，197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