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第一篇：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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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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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本文尝试从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四个方面并以求同存异为重点浅析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谈下本人的一些粗浅感受。

关键字：周恩来、外交、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正文：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长达26年之久的外交活动中,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他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他始终以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把其放在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平等对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而这种原则在当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不仅对当时和当今的国家外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诚如当下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其实质即是一个推进、实现“求同存异”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当今社会，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异”。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彼此依存，这决定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样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共赢的最佳效果。

同时“求同存异”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这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不要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也许对方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不妨多多地听。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收获更多知识，获得更多友谊，赢得更多帮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理想也会更容易实现。

第三篇：周恩来万隆会议

出席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多边国际会议，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推进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积极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率团与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非常害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号飞机空难事件，妄图谋害周总理，阻挠中国与会。但周总理从亚非团结反殖的大局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大无畏精神毅然坚持与会，并促成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万隆会议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召开的。在29个与会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参加美国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有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有与我建交、对我友好的国家，有未与我建交、对我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国家。这些对会议的顺利进行带来难度。尤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为维护旧的强权秩序，千万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活动。它们见阻挠会议召开不成，便改变策略，在与会国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拉拢，阴谋制造分裂，挑起争吵，改变会议的反殖性质和方向。美国就为此派出了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到万隆活动。这些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虽然多数国家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立场，但也有相当部分国家宣扬西方观点。有的代表在会上攻击共产主义是“专制”、“独裁”、是“新殖民主义”，有些国家还在会上宣读一份提案，提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说社会主义即为其中的一种；有的代表反对“和平共处”的提法，说这是“共产党的词汇；有的国家的代表甚至公开攻击中国利用华侨对邻国搞颠覆活动。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轨、步入歧途和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关头，周总理先后发表了三次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在会下广泛而深入地做工作，以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合情合理的切实主张、亲切友好的坦诚态度和妥善解决问题的客观公正立场，感动了与会者，赢得了人心，连有些对我不友好的国家的代表也为之心悦诚服。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示的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与会的各国代表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当面称赞周总理“在会上的每次辩论中都获得胜利”，“取得比任可其他与会者都要大的成功”。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非凡的风度，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出。

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并取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

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第四篇：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学院：计算机学院

第五篇：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

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

薛斐 建环九 2009013145

会议前奏，暗流汹涌

亚非会议召开的提议，最初是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倡议的。1954年4月底至5月初，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印尼总理的这一倡议，准备正式发起亚非会议。之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周恩来会晤，提到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看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应该积极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使向无往来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即可增加了解，消除误会与隔阂。这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又一个好机会。于是周恩来便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这年12月底，科伦坡国家5国总理再次聚集在印尼，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因此此次亚非会议又被称为“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又亚非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但是亚非会议要实现预期的目标并非易事。由于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国际策略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国家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他们必然会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万隆会议的召开，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新中国和共产党。而建国初期，参与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小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其余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还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对周恩来等人的到来并不持有好的态度。

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要完成祖国和人民托付的神圣使命，困难之大，不了解内情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为此，周恩来从2月开始就立即着手会前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紧锣密鼓地策划破坏活动，计划对周恩来乘坐的包机进行破坏，谋害周恩来等人。于是便有了震动一时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爆炸案。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

这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击穿第三号油箱，从而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罹难

由于周恩来应约去缅甸仰光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的6国会谈，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得以幸免于难。而面对“克什米尔公主”号凌空爆炸，周恩来处之泰然，并明确表示：临阵不换将。按照原定计划，出征万隆。会议伊始，一平**

1955年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幕。

与会代表共计340人，分别来自29个不同的国家。这29个国家，占据了世界人口的三

分之二和世界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他们彼此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他们身着风格迥异的服饰：利比里亚人和黄金海岸人身裹着整幅五彩绸缎，头戴绣花小帽；沙特阿拉伯人身披黑纱长袍，头顶用金箍罩住的白纱巾：缅甸人身穿马褂，头戴沙帽；菲律宾人身穿薄纱绣花衬衣，领口系着小领结；也门人身上裹着紫色布长袍，身插腰刀；印度人身着高领制服，衣服长到膝盖且扣子多；中国人则身穿中山装„„

在世人们的记忆中，还不曾有过聚集这么多已经独立的种族、民族、肤色、语言和文化等各不相同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9时15分，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帽，手持短手杖的苏加诺总统和副总统哈达在五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会场，就座于主席台。随后，会议主席沙斯特格阿米佐约举捶一击，宣布：“亚非会议开幕了!让我们请会议主办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博士致开幕词。”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苏加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发言中，苏加诺情绪激昂，号召亚非各国不仅取得谅解，更要团结起来，为了新非洲和新亚洲团结起来。苏加诺总统长达50分钟的开幕词，精彩异常，道出了亚非人民的共同心声，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强烈共鸣，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下午的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团长相继发言。绝大部分代表的发言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向心愿：世界还不稳定，殖民主义还没死亡，会议应守有助于因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

会场上充满着友好和睦的气氛，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会议上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当天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大唱反调，公然声称：“世界上有三股势力扰乱了和平和谐”，那就是“老式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共产主义”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和宗教信仰”、“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和“在阶级和各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的学说，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蓄意挑拨与会各国的关系。

对贾马利的表演，美国国际新闻社远东分社社长马文·斯通在当天发回美国国内的新闻稿中，倒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报道：

当尹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指着周恩来并把世界上的共产党说成是“新殖民主义者”的时候，周恩来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昂着头……

贾马利(他的声音发抖)看着周恩来大声叫道：“我们相信自卫，直到共产党改变他们的腔调为止。”

正如美国记者所报道的那样，众人瞩目的周恩来，却显得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不急不躁，显示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大家风度。他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周恩来意识到，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下，巧妙地运用外交艺术已经成为会议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他分析，在亚非会议上不宜采取那种揭露批判、置之绝境的斗争办法(哪怕是对其中的个别国家)，而只能采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求同存异的和解办法，才能实现会议的既定目标，即团结与会的所有亚非国家，为达成—致协议而奋斗。

第二天的会议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和矛盾，有三位代表的发言偏离了会议的议程，企图劝说亚非人民不要向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以争取独立，二是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有的代表幸灾乐祸，更多的代表则是同情和焦虑。他们心里当然清楚，如果处理稍有不慎．就必将使会议陷入混乱，形成分裂之势。

而不管与会代表心态如何，他们的目光都始终注视着周恩来。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周恩来的发言：这一时刻终于来了。下午4时45分，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阵哗哗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身着浅灰色的中山装，从容不迫、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台。在极为简短的说明后，马上转入正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以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会场顿时一片寂静。

紧接着周恩来一席话娓娓道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也同时为解决会议分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求同存异。又利用以事实服人、以理服人的方法，心平气和地解释了各国代表对中国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最后又发出了对各国人民团结一心求和平求发展的殷切期盼，打动了全场听众。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引人入胜的发言，只有短短的18分钟，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劝说服力．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发言一结束，会场立即就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这个会议大厦都沸腾了。

会后各国代表无不对周恩来的此次演说交口称赞，包括对中国一直抱有对立情绪的代表团。就连美国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这次演讲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也正是从这次演讲开始，有利于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开展外交活动的良好环境已经基本形成。求同存异，再平分波

4月20日，万隆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阶段。政治委员会在离市中心6公里的红白旗大厦召开。它要讨论以下三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间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这样，政治委员会是3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会议的视线随之从独立大厦转移到了红白旗大厦，而与此同时，一只无形的黑手却企图将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

20日，万隆传来了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特别咨文，要求通过一笔数额巨大的援助计划，其中将有21.4亿美元拨给14个亚洲非共产党国家。极少数国家代表经不住“美援”的诱惑，在万隆会议上再次掀起波澜。

巴基斯坦代表要求与会各国“注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扩大对亚洲援助的价值”。锡兰代表团团长科特拉瓦拉总理将台湾问题提上台面，继而再次节外生枝，再一次发言中公然将共产主义诬为“新的殖民主义”。随即《9国提案》被抛出，妄图把会议的锋芒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转移到反对共产主义，进而导致会议分裂。

许多代表目睹了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面对眼前的险恶形势，周恩来对会议前途仍然充满乐观情绪。他认为只要沉着冷静，继续坚持求同存异，耐心说理，是完全有可能继续改变少数国家不合作立场的。

4月23日上午，这时几乎已经赢得所有与会国家代表信任的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欧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周恩来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下，以平等协商的口气，心平气和地阐明了中国代表团对达成一致协议的坚定原则立场。然后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了七项原则，而正是这七项原则最终成就了会议后多年来广为人们称赞的《关于世界和平合作的宣言》。宣言中包含了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言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纷争，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这是他出席会议以来最长的一次讲话。

会上，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

更有人为此感慨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广交朋友，果实累累

万隆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接触交往的机会。周恩来频频的会见接触与交往，和他无时不在的深深蕴含内涵的微笑，使他几乎结识了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甚至很多对中国有对立情绪的代表团团长都同周恩来建立了亲密朋友关系。

开会的头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翻译浦寿吕：站在咱们旁边的身着白色西服的那位代表是谁?当浦寿吕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同他攀谈起来。虽然这时柬埔寨同新中国并未建交，而且还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领事关系。

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随后周恩来设宴款待西哈努克。西哈努克从大国总理尚礼好客、对小国领导人格外尊重的举动中，深深感受到：“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于是，他明确表示：柬埔寨拒绝接受任何附加条件的外援；柬埔寨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柬埔寨政府决定不同台湾国民党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正如大家所周知的，后来，西哈努克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外国领导人。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主动接近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进行了两次使对方终身难忘的会谈，并最先对日本关于和平的宣言给以坚决的支持。高碕达之助在周恩来逝世15周年所写的《在亚非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文章中说：这次万隆会议，使我的一生发生了转变；我对政治、外交产生兴趣，实际上是从这次万隆会议开始的。”

万隆会议以后，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束的友谊逐步加深，成为中日经贸交往的日方负责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议期间，周恩来十分重视把出席其他国家代表举行的宴会与会晤和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出席自己举办的宴会与会晤，作为消除隔膜与融洽感情、增进了解与友谊的一种好形式。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多地山席—些国家代表团邀请他参加的宴会；同时，他也在短短的几天内尽可能多地举办一些宴会，邀请其他国代表参加。这些活动早的在清晨7点半就开始了，晚的到凌晨一二点还未结束。在许多场合中，周恩来还对许多国家的代表做出了友好的保证和承诺。另外，周恩来对弱小的国家也一视同仁，非常尊重。这一系列的诚挚而友好的举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赖和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邀请了20余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他举行的宴会，其效果远

远超出预期想象的。的确，这种随便、轻松和惬意的会外接触与交往，往往能够获得正式会谈所不能获得的效果。

连美国记者鲍大可也赞赏道：周恩来之所以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形象亮相世界舞台，这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的国家，而且也是孔子的国家”。

1955年4月24日晚6时35分，万隆会议在独立大厦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会议一致通过历史上第一次以亚洲、非洲29个国家的名义发出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晚9时30分，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众人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个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种舆沦纷纷认为，会议获得重大成功的—个重要原因，是与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作为新中国优秀代表的参与分不开的。

一位路透社记者曾经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承认和平攻势像用这样逐步推进的艺术以及非凡的天赋施展出来，是从未有过的。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美国记者鲍大可也在报道中惊呼：‘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辗转雅加达、昆明，稍作停留。5月7日中午11时45分，满载着在会议期间所取得的累累果实，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在和煦的阳充光耀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国驻华使节早已等侯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