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中国的科技事业

第一篇：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中国的科技事业

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中国的科技事业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思想。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可以这么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是在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在毛泽东的密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重新认识毛泽东的科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和领会，深入

理解和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明确了中国科技事业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好范文版权所有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曾讲过：“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毛泽东希望人们在科学试验中去认识自然，并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科学技术，进而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自由，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也是生产力的认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把学习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他曾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要适应这种新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毛泽东把学习科学技术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相提并论，进一步体现了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而且还从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角度，强调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努力学好科学技术。他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一再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这强烈地反映了他渴望中国人民尽快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以发展我国的经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也体现了他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发展的关键环节的重要思想。

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正是在这一号召的指引下，迎来了我国科学的第一个春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众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

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受到了摧残，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来愈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重大部署，还是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毛泽东制定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资源配置比较合理的科研机构体系和科学技术管理机构、管理体制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我国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富强国家。为实现这种战略构想，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倡议下，中央决定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制定全国性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并加以实施，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另一个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科技发展规划根据战后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国防发展需要，选择确定了12个方面57个重大课题，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协同、集体攻关，1963年完成了50项，其余也正顺利进行，提前完成了预定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又分别制定了1963年到1972年十年科技发展规划。这两个规划的实施，使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兴科技部门，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科研体系，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落后局面，直接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中国科技研究陷入极端困难之中，在经济上还逼中国还债。国内又连遭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毛泽东不惧艰难，不怕压力，指示国务院“以两弹为主，突破尖端国防”，“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下马”。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好范文版

第二篇：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二毛学校党支部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党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伟大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理论，体现了一系列的民本思想。

毛泽东主席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悟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科学结论，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建原则，认为这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并着力建成一个由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领导敌后抗战时期，毛泽东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P418)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着重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紧紧的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抗日战争只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P435)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做了集中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意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群众的党，使我们取得了胜利”[3](P86)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性质和最终目标的根本体现。毛泽东说“人民群众的知识人民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和最实际的。”因此要为人民服务，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就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他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4(P540)这句话是有力的证明了一切要从群众来，时刻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对人民负责，因此必须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1945年9月到1947年8月所解放的地区土地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地政策做了调整。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为决战做好了准备。1950年出台了土地改革的总方案，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张农业生产。”1951年的《土地改革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因此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就要为人民办好事，向人民负责，制定方针和路线必须是正确的，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所以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对人民负责主要是指对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负责，不能只停留于眼前利益，必须解决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要想群众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不同时期群众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问题，集中力量，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对人民负责的作风。

胡锦涛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制定政治路线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不管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什么变化，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一定要在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上体现出来。在思想建设方面，密切联系群众是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的保证。在组织建设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路线也就是发动群众的路线、组织群众的路线。在作风建设方面，正是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使党群之间的密切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群众路线思想都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第三篇：东固会师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飞跃

东固会师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飞跃

叶福林《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19日

版）

东固会师旧址 资料图片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陈毅的诗句形象概括了东固会师的历史功绩。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在关键时刻给疲惫不堪的红四军以宝贵的休整和补充，而且为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提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和延安。在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一个星期的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革命实践，科学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增强了共产党人坚持农村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而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只是寻求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长期固守、保存实力、蓄势以待，以为将来“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他认为：“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当敌人发动第三次两省“会剿”之际，毛泽东、朱德等基于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军事上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政治上贯彻“向赣南发展”的指示、客观上以“出击赣南”最为可行等四方面情况考虑，作出红四军主动出击赣南，采取外围作战的方针。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红四军可谓历经坎坷、颠沛流离。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得不到休整补给，“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前委“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929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抵达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红二、四团胜利会合，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20日，两军在东固螺坑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高度赞扬了东固军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井冈山联合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到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朱德也在会上风趣地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要打倒„朱毛‟，打倒了没有？现在不仅没有打倒，反而越打越多，今天你们也成为„朱毛‟了。”陈毅随即赋诗一首，把东固革命根据地称之为“东井冈”，高度评价了东固会师的伟大意义。

东固会师不仅让红四军官兵得到了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整和补充，而且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山外有山、豁然开朗”的感觉。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路径、秘密割据的政权形式、“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四处点火”的斗争方式等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这种独树一帜的斗争模式和宝贵经验，给正苦苦思索中国革命出路的毛泽东以巨大的思想灵感。

其一，东固根据地的革命路径促使毛泽东转向“农村中心论”。与同一时期其他革命暴动由攻打城市受挫后转入农村的发展轨迹相比，东固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广大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发动乡村暴动建立起来的，斗争区域则以赣西南广袤乡村作为革命阵地，斗争方式是开展灵活机变的农村游击战争。东固会师以后，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反思和批驳。1929年4月5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但已指明农村革命斗争是与城市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并相辅相成的。结合随后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把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

其二，东固根据地的秘密割据引发了毛泽东对政权形式的反思。东固根据地军民在与敌人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了秘密的政权割据形式。这种秘密割据的方式，对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比较了井冈山公开割据和东固秘密割据的特点，对东固根据地的独创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被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为此，毛泽东建议湘赣边界特委：“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

其三，东固根据地的游击战术破除了毛泽东“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东固革命武装则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实行变动不居、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从而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东固休整期间，毛泽东等人又得悉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的消息。这样，一方面原先设想“给井冈山解围”的战略目标和作战计划被打乱。正如萧克所言：“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井冈山的失守让毛泽东认识到以“凭险据守”的山地战术，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攻击下，再险要的地势也有被攻破的一天。红四军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破除了井冈山时期“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实现了战略战术上的重要转变。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再次盛赞了红二团的游击战术，“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打败过卅六旅的七十二团。”他建议湘赣边界特委也学习这种游击战术，“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其四，东固根据地的斗争方式启发了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理论的思考。东固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将灵活机变的游击战争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结合起来。这种“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将来形成燎原之势”的斗争方式让毛泽东等人看到了小块红色区域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希望；看到了“由零星的农村游击战争进到梅花形赤区的开辟，再进到融成一片广大苏区”的发展前途。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些论述把东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概括为“李文林式”，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并列。这一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升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由此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第四篇：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毛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毒”，是搞特权、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治党治国治军必须常抓不懈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并提出和实施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

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

基于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蔓延深恶痛绝。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首次使用“官僚主义者”一词，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时，第一条就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更是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领导上的老爷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政治病症。

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仅仅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进行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更是明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由此不难看出，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领导上的老爷主义，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不仅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摆架子、摆资格，妄自尊大。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毛泽东还指出，老爷主义与命令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如果不破除这些行为，党的群众路线就无从贯彻，党的群众基础也无法巩固。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脱离群众，丢弃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违背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问题。所以，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肃清官本位思想，明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把握自己的正确定位，真正摆正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员干部必须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毛泽东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交真心、讲实话、求真知、道真相、解难题，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党员干部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出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每位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要勤勤恳恳地研究人民中间的生产生活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去解决这些问题，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从主客观两方面反对官僚主义

如何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思考。他认为，这既需要改造主观世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也需要完善客观条件，建立健全执政党监督体系和领导干部管理考核制度。

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前提。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反对官僚主义也不例外，需要不断加强群众观点教育，增强宗旨意识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此外，要经常以整风精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工作任务，有的放矢，治病救人。

强化人民监督权，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关键环节。只有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的权利，党员干部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为此，他强调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为了使人民监督落到实处，他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参加管理形式，同时还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此外，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以其监督权力的及时性、广泛性、公开性，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人民群众在报刊上公开地批评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刊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非常必要。后来，他还对新闻出版界代表说，群众来信可以在报刊上登一些出来，“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措施。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要学会领导工作的正确方法，尤其是把官僚主义习气的老爷架子、官架子收起来，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比如，党员干部进行工作要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种基本方法；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将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两种方法相结合，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更是多次强调检查工作的重要性，“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完善党员干部管理考核制度，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可见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消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来源：《学习时报》2014年第3版 字数：3315

第五篇：论毛泽东的思想精髓

论毛泽东的思想精髓---实事求是

关键字：实事求是 毛泽东军事思想 精髓 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巨大进步，什么时候偏离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和失败。深刻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精髓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中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括，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牢牢的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提出并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探索。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行为指导。” 1977年5月到9月期间，邓小平明确的提出了“精髓”的概念，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二、实事求是即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现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首先体现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一种科学态度。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与党内盛行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确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这种科学态度的指引下，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理论活学活用，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等著名论断，他注意利用一切间隙开展社会调查、察看战场地形、客观分析敌我矛盾，不教条，不盲从，养成了实事求是求真唯实的作风，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调查文章，准确地把握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战争的形势，及时的调整军事战略策略，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等重要军事理论思想的形成，确保不同革命时期各个战争、战役和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现为科学的战争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著作里随处都可以发现实事求是思想闪耀的光芒。一是，重“实事”二字,准确地把握当时的国情和敌我双方态势。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国情了解敌我双方态势作为革命战争中制定军事战略和方针路线政策的首要问题来抓。正如他在《毛泽东选集》的第1卷第1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第1句就劈头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略的就是在其对国情敌情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同时毛泽东在微观上也极度关注对战争、战役和战斗矛盾的分析和把握，他主张“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不打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的原则，提出了“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的著名论断，主张战争战斗开始之初要综合分析敌对双方军队的军事思想、作战意图、作战编成、作战形式和作战手段，“主张选择地形，布置战场，利用我方手中掌握的地利条件，配合其他有利条件，以达到以我们的劣势去歼灭优势的敌人”，逐步形成了成熟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二是，重“求”字，积极探索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不但强调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而且积极地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说明了认识战争规律的全过程和方法，他认为对战争规律的认识过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第二阶段即变主观形态的军事计划为战争行动的过程，即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往复过程。在认识战争规律的方法上，毛泽东提出了“用客观的观点认识战争”、“用全面的观点去认识战争”、“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的方法，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主张注意抓“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三是，重“是”字，坚持从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通过战争来学习战争”，他善于从战争实践中认真总结战争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几乎处处都可以找到唯物辩证法的踪迹，从其对战略形势判断、战略时机把握、战争形式转换等纷繁复杂的战争矛盾的正确把握处理中我们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争规律认识的程度，他将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达到完美统一。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之中。

毛泽东认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而“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问题”，所以实践是检验实事求是的正确性最有力的证据。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各个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达到了理论与实践完美的结合。

首先，实事求是思想贯穿于中国革命各个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国内革命形势、阶级状况和敌我力量对比，坚决抵制住“城市中心论”错误路线，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革命队伍在敌人疯狂的镇压围剿之下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客观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提出并实行持久战略，同时将游击战争也提到战略的高度。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采取了直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独特方式，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防建设问题上，基于对战争与和平的准确把握，毛泽东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分别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 和“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另外，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土地革命政策都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策略，最大限度的团结和发动各个

阶级的力量反对敌人，有力的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其次，实事求是思想贯穿于战争、战役和战斗之中。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面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灵活的采用避敌主力、诱敌深入和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和四次“围剿”的胜利，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作战形式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客观分析研究战争每一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并形成了持久战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发动一切力量进行抗日，同时将作战形式由运动战又转成游击战，并将游击战提到战略的高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协议，国共矛盾激化，内战又全面爆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和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将作战形式由游击战又转回到以运动战为主，多种形式向配合，实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保守地方为主” 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同时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我军也很快转入战略进攻，开始了外线的进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逐渐打破了敌人的全面防御后，采取“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 的战略方针，通过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而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对每一次战役和战斗，我党的军事将领都形成了战前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察看地形和战后无论胜败总结的制度。同时党中央也为实地作战指挥的将领提供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如在辽沈战役中，1948年4月到10月，毛泽东与林彪在到底进攻长春和进攻锦州问题上发生分歧，期间双方各执电报达百余份，他们各持己见，各行己见，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他指示：“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最后经过反复权衡林彪才下了决心攻打锦州，奠定了辽沈战役的胜局。

第三，实事求是奠定了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概括和总结，它内在地要求不断的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探索真理、发展真理。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就不能紧跟时代和形式发展的潮流，也就不可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实事求是在思想上首先表现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唯实的态度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巨大勇气，我们党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结合，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创新，才有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二）现实意义：

第一，实事求是是军队和国防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必须要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军队和国防建设在制定战略方针和规划时，必须要坚持从时代和国际形势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军队建设的自身实际出发，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第二，实事求是为抵制“左倾”和“右倾”思想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和军队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路线酿成了惨重的教训。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革命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建国前毛泽东在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时就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

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他们之所以犯了“左倾”、“右倾”或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没有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情、军情的认识把握不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隔离开来，所以才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血的教训说明了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党和军队建设的成功实践也同时表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才可以抵制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影响，才会避免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我们的革命和事业才会取得成功。

第三，实事求是为新时代军事变革和军事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二战以后世界战争形势风云变换，特别是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后，军事变革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发展的主旋律，自2003年以来各国的军事变革均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正确的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才能制定一套科学的军事理论，才能不落后挨打。当前的国际军事变革的形势决定了我们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工作努力的方向，我们必须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军队建设、军事变革、军事斗争的重大变革，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规律。

第四，实事求是为继承和发扬部队优良传统树立了典范。我军在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反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但在这些传统却在逐渐地被忽视和冷落。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官兵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而有些老的传统就显得相对过时了，部队思想工作的极度弱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同阶段的发展理论上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在对待部队优良传统必须也要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即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统一，强化精神支柱与运用物质利益相统一，要以纪治军与依法治军相统一。

参考书目：

1、毛泽东选集

2、毛泽东文选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列宁选集

5、邓小平选集

6、毛泽东传

7、毛泽东军事思想教程

8、毛泽东军事文集

9、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

10、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11、毛泽东著作选读

12、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100例

13、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

14、毛泽东著作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