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范文模版]

第一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范文模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敌后根据地科技事业的发展，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以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根据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吸引并激励科学工作者将科技研究与群众劳动生产实践和抗日救国大业紧密结合起来，对完成民族抗战和推进科技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事业

中图分类号：G3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192-02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处于反抗民族侵略战争后方腹地和防范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绞杀的地理历史时空中，政治、经济、军事上面临诸多困难。可以说，此阶段发展科技事业所需的外部条件非常恶劣。但中共中央从抗战统一战线和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科技发展。

一、党内高层重视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科技事业发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非常好，它能解决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他还从哲学视角分析指出，同掌握社会科学可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建设活动获取人类自由一样。人类要在自然界中获得应有的自由，就需充分了解自然，改造自然。1941年4月下旬中央根据毛泽东根据地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做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强调了全体党员应向党内外一切拥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习。

此外，朱德根据抗战国内科技人才避难流散和根据地急需科技人才的现实需要，代表全党热诚号召和欢迎边区以外的工程师和各种专家以及熟练工人及学徒大批来边区工作。陈云指出，研究自然科学既可以提高生产力，也可改善边区人民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尊重和重视自然科学的党。他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怀有创新奋斗的精神，下定决心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中去，为事关民族解放的抗日大业和边区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

二、中共延安时期科技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推行办法

为加速推进陕甘宁根据地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我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发展观为正确思想指导和行动方针，细化制定并实施了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举措。

第一，科技发展，教育先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在延安经济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创办了各类各级的学校培养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科技人才。1937年9月，陕北公学正式创立。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成立。随后，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边区农业学校等也开始为根据地培养科技人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在职教育。抗战期间，根据地新办中小学近千余所，各工矿厂内的职工需要坚持每天2小时结合本职工作的组织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党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打牢基础的同时，迅速普及和提高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培养出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技师和工程专家。

第二，广募人才，合理使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各级政府将广泛招募人才和自力更生培养人才相结合，扩大边区科技人才的来源途径。同时，有计划地将懂科技的知识分子调配到合适的技术研究与实践岗位上，将来自全国各地投奔根据地的知识分子都派遣到科教文卫部门去工作。工作上不以政治认识高低为根本标准，侧重看重人才的知识技术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放手大胆地使用值得信赖的科技人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其技术专长服务于敌后根据地建设和抗日统一大业。

第三，制定政策，激励人才。为激励科技人才服务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为在延安边区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制定并落实兑现了一系列优惠激励政策。比如，大胆提拔既懂科技又懂管理的人员承担科技事业的领导工作。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科技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在鼓励科技人员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生活上各级党组织给予科技人员大量特殊照顾，提供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设置奖励奖金，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激励他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

三、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建设与发展获取成绩的总结

第一，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为提高陕甘宁根据地生产力，保障边区人民正常生活的物资需求以及满足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建自然科学院，直接归属中央财经部管理。1940年初，在此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成立的核心目的是要科学合理地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技术，使其成为民族抗战的宝贵力量，有效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配合抗战。

第二，促?M边区工农业生产。起初，延安边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机械设备和原材料极度匮乏，技术工艺粗糙简单，工业品生产十分艰难。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根据地科研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加强自然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实践探索，攻克了工业发展面临的许多技术瓶颈，取得了众多出色的业绩。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发展。至抗战胜利前夕，陕甘宁根据地工业的发展规模在量上有数十倍的扩张，生产技术水平含量也有质的飞跃，边区整体工业生产体系初现。其间通过广大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活动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其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解决了边区建设和军事战备的急需，为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力保障。在农业生产方面，科学技术人员加强创新研究与实践摸索，发明并推广了一系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更新了过去简陋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设备，大量兴修水利工程，积极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加大对农业病虫害的防治研究力度，科学合理高效的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等。使得边区的粮食产量增产幅度接近20%，有效解决敌后根据地粮食基本供给问题。

第三，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党中央号召边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应用到边区劳动生产实践上去，数年之间，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贫瘠的革命边区创建出纺织厂、冶炼厂、皮革厂、棉被厂、火柴厂、造纸厂、肥皂厂、玻璃厂、制鞋厂及基本化学用品工厂等近150所，产品广泛覆盖边区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纸质用品、棉被战服、毛巾肥皂、玻璃火柴、鞋袜衣帽等轻工业用品。在深陷民族抗战，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并遭受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的诸多不利条件下，各革命根据地建设能够取得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成绩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及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经验与启示

事实上，延安时期，我党在发展科技事业的战略政策制定和执行上虽然处于初步探索时期，但依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发展不但为建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我国现在推行的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借鉴启示价值。

第一，结合具体国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科技发展战略制定与执行的理论渊源和行动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提升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物质的属性功能的认识，深化了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控。这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延安时期，我党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全面武装全党，并紧密结合民族抗战的现实需要将其与边区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确立了一系列的科技发展战略和举措，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所形成独具特色的科技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将科学技术研究与民族抗战国防需求相结合。科学技术发展必须有效服务于抗战救国之大业。边区各级党和政府反复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工作是革命抗战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理论技术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直面最紧迫的现实需求，服务于民族抗日之大计。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力争用自然科学的力量来化解持久抗战进程中军事武器以及原料物资上的严重匮乏，例如面对抗战形势的逐步严峻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物资封锁，各革命根据地普遍缺少军火等战备物资，广大科技工作者临时搭建的木棚里开办工厂，自行研制硫酸、硝酸，合成研制出威力各异的弹药和爆破设备，供应战斗之急需。可以说，将科学技术研究与民族抗战国防需求相结合，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结合现实需要发展科技事业的一条宝贵经验。

第三，将科学技术研究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相结合。早在1944年5月底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朱德同志就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将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运用结合起来，多多学习科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多多参加生产工作，在实践中动手摸索研究，在生产中学习，学理工科的要多进工厂，学农科的要多下农场，学医学的要多入战地医院病房。反对根据地科研人员将过去已有的科学技术知识，机械僵化地套用到边区落后的现实生产生活中，强调科技工作者在某些问题上要甘拜劳动群众为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Y合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技术研究不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就很有可能陷入务虚空谈之境。至1944年抗战结束前夕，在各根据地工农业基础基本建立，技术骨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争取工农业产品全部自给”的任务。此时，边区生产的粮食食盐、牙粉肥皂、香烟火柴、衣物鞋帽等群众生活物资都能自给。可以说，延安时期将科学技术研究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相结合，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潘李军.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2] 李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3] 王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责任编辑 陈 鹤]

第二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涤荡污名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构建形象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媒介的污蔑丑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让外界真正认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延安，争取话语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起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世界。

善用外媒通过“他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向国际传达。

1946年6月，斯特朗经宋庆龄牵线，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接受斯特朗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47年3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时，斯特朗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朗等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朗随最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就这样，斯特朗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蒋介石批准之《新华日报》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封闭，禁止《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难，对《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更是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新华日报》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版文章都被“扣押”，如《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等。

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有260件被免登，有150次被删节，仅1月8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扣。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漏检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上午6点发送，10点即遭禁。国民党宪警四处搜查、没收，逮捕了100多名售卖《新华日报》的人员。但这一天的报纸发行数量却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各界读者均以一睹周恩来此沉痛之题词为快。

第三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作者：张旭东 来源：学习时报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十三年里形成了包括“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在内的“延安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力量，才使中国共产党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延安奇迹”的出现最根本的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和落实群众路线。

前提：科学界定人民群众的内涵和范围

群众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语境中，群众概念通常可以与人民、人民群众相通用，是指无数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人们。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和范围。正因如此，毛泽东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之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相继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左”倾中央片面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开始反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排除在群众之外，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是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因而，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所包含的范围大大扩展，包含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对于他们，共产党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人民群众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划分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群众的内涵做出新的界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政策，自然就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他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1947年10月，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广大阶级和阶层。由这些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更加广泛，从而也就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为广大的民心和民力。

核心：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成为“为民谋利”“人民救星”的光辉典范，并涌现出像白求恩和张思德那样的楷模榜样。毛泽东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延安时期，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坚持把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著名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内战爆发后，从1946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各地分局具体负责，在新老解放区陆续开始了土改。1947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使得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由于中国共产党真正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坚定地为农民谋利益，因此，就赢得了占中国人口80%农民的坚定支持，同他们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共产党认为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需要它们在中国来一个广大地发展。另外，共产党人严格要求自己，拒腐防变、为政清廉。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辟了根据地的一片新天地，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讲到，“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一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保证了共产党人作风上的纯洁性，也赢得了延安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延安老百姓自发地改编民歌来表达对共产党的热爱：一疙瘩玻璃四下明，咱和共产党一娘生，共产党来了烧开水，反动派来了埋地雷。周恩来后来也动情地说道，“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关键：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就是“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做社会调查。1941年3、4月份，毛泽东专门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强调：“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另外还强调做好社会调查一定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扎扎实实地开调查会，倾听群众意见，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由于征收公粮太多，边区群众普遍感到不满，甚至有人喊出“雷劈毛泽东”的怨言。听到这些怨言，毛泽东没有生气，而是主动找来一些老乡代表到窑洞里谈心，采纳和集中群众的意见，实施“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些举措的出台不仅受到边区干群的一致拥护和好评，而且使边区的困难局面大为改观。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最终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第四篇：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释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在全党有领导、有计划、有步聚地开展了闻名中外的整风运动。因为这次整风从延安开始而以延安的整风最为典型，所以通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历时四年多时间，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整风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历史经验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更加成熟和完备。

一、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1.党内外现实情况迫切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采取了以劝降为主，以军事为辅的对华方针，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采守势，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采攻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上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活动，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汪精卫与此同时建立了伪政权，对日妥协、投降，国内局势一度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使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同时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1937年王明本人回国后，极力向全党发放他自己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并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报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时间内造成了党内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上混乱。二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向前推进，我党已经跳出了狭隘的圈子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党员数量已增加70余万，这些新党员虽有强烈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明显，使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受到影响。三是由于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党不可能对全体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也导致了党内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理论水平还不高，党员还不能正确地处理不正确思想。

如何克服和战胜外界的困难环境，如何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达到统一，由而完成抗日任务，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水平，已势在必行。

2.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可能

1941年后，这些主客观条件已具备。一是敌后斗争虽处于艰苦困难的阶段，但进入相持阶段后，敌我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局势稳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后备保障。二是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做出了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中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以增加中央领导机关同志间的亲密团结。三是此时期我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有一批

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四是我党在思想上、理论已有了最基本的准备。

二、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比较丰富，涵盖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就其毛泽东个人而言，毛泽东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就其集体知慧结晶而言，还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所提出的一些党建思想。

1.明确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特色，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重要原理。

延安整风阶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着重思想”建党的论断，并概括了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阐明了思想建设的原则和方法。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时，他还论述了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态度，一种是经验主义态度，并指出这种态度“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就是“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完全”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另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对此“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以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

2.阐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修养

抗日战争致使我党处于极其艰难的环境，如何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已成为共产党人回答的问题之一。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性质，指出“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并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人个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是叫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其次，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创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他着重论述了党员修养的概念、内容；强调了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提出了提高党员修养的方法。他指出，党员修养的内容归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段的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并强调了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唯有此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还提出了加强党员修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提出

了提高党员修养的途径就是既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外，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在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中，着重从增强党性与党的建设关系着手，论述了增强党性的特殊意义。他指出，增强党性要使党员自觉地、自动地、积极地服务于我党的最高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要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做斗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团结而斗争，要遵守党的统一纪律，服从组织，克服无组织与散慢性，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同时，他还指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对于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

3.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早在延期整风时期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组织建设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党的机关和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并指出“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并鉴于张国焘严重点破坏纪律行为，重申了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另外，刘少奇在《论党》中详细的阐述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内含、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刘少奇在阐述党内民主集中制时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组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一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他详细的论述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并强调了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即：要反对“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4.强调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解决党的组织路线特别是党的干部路线问题成为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并论述了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关心和爱护干部的原则方法，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干部工作的理论。他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时还强调了实行“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与此同时，际云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并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应当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他还用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概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用人之道。这些重要原则丰富了毛泽东的“任

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5.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党内斗争方针

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陈独秀家长制领导和几次“左”倾错误领导，他们在党内斗争上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针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把开展党内斗争比喻成治病救人，形象的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不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由而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党内斗争方针。

其次，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系统地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根源、实质、必要性以及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党内产生矛盾和斗争有两面根源，阐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间生党内斗争和分歧的社会根源，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所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是认识根源。并指出，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思想斗争，即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并指出这种分歧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组织上的分歧，开展党内斗争是为了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为之则“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他还提出了必须完全站在全党的利益上，在思想原则上划分界限，克服、避免党内斗争中的三种错误倾向，即防止“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另外，周恩来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斗争，要反对唯成份论等错误倾向。

6.概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经典的提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一，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些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离开了这一点，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其二，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并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同时，他还强调了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还必须改正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等弊病。另外，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告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他强调指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其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形象用“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由而指出党内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五篇：横峰县科技事业发展调研报告

横峰县科技事业发展调研报告

张文丰

一、发展现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横峰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科教兴县”战略，认真贯彻科技方针政策，以科技创新工作为重点，以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努力提升服务水平，赢得了两大招牌：经开区和农业园区分别获得了省级民营科技园和省级农业科技园。

（一）科技服务水平一马当先

深入开展“科技入园”活动，了解科技型企业需求，做企业贴心人。科技服务团队积极进入园区，深入企业搞好项目申报与服务工作，多次到江西横峰葛佬葛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西横峰青松绿化有限公司、江西兴安种业有限公司、江西永达环保节能有限公司、江西百川电导体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调研，挖掘项目源，并就企业申报项目搞好咨询服务工作，为企业做好专利申请，加大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科技项目申报遍地开花

半年来，我们协助企业申报了国家科技部的两个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江西永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四级循环工艺的自控变频式DMF废气高效回收装置。一个星火计划：青松园艺绿化公司——2000亩红枫种苗繁育与示范。一个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江西兴安种业有限 1

公司——优质高产广适性杂交稻新品种“建优718”中试与示范。申报了省级项目3个，分别是对外科技合作项目：江西永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电机软启动型智能节电控制器。星火计划：江西兴安种业有限公司——优质高产杂交中稻建优718中试与示范。重点新产品计划：江西永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电机软启动型智能节电控制器。同时，农业园区管委会全面启动了省级农业科技园的申报工作。

（三）科技宣传培训深入人心

举办的大型科技咨询活动，科技下乡活动、科技文化展览活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每年都利用冬春农闲季节，采取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组织科技下乡等形式，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干部干部群众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科技培训，通过科技培训，农民群众的科技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加速了科技成果推广普及和转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

二、存在问题

近两年，我县科技创新工作虽然成绩明显，但与省市要求和与兄弟先进县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四不够”。

（一）领导重视不够

部分领导科技意识不强，对科技工作只表现在口头上，说起来很重要，但做的事情很少，尤其是在工业方面，经开区虽然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但目前引进的科技型企业较少，很多劳动型密集企业，技术性较低。

（二）科技创新不够

目前我县科技事业基本上只是停留在推广应用环节，很少有从事新产品研究开发，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在加工业方面，特别是对当地农牧产品的精深加工，资源开发的废旧利用、尾矿利用等方面没有科技新技术的支撑，产品产业的附加值难以提高，科技含量比较低。

（三）科技人员不够

一方面科技局严重缺编，真正做事办事的人只有那么1—2个人，专业人才更是缺乏，影响科技工作的推进；另一方面我县科技人员队伍不够优化，普遍学历较低，教育、卫生等其它行业人员偏多，从事工、农业科技研究的人员很少。

（四）科技投入不够

近年来，我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不够，与周边地区相比投入差距较大，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科技支出要达到本级财政总支出的2%的比例，不能有效、及时推广运用先进的科技实用技术。

三、几点意见

（一）强化宣传培训，营造良好氛围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归根结蒂是科技的竞争。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切实把科技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认真研究和解决科技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加大科技宣传培训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不断寻求新的培训模式，在培训内容上要有针对性，强调适用性、通俗性，激发全县的科技运用意识，营造良好的科普环境。

（二）建立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

对国家和省级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重点科技项目、科技成果、发明专利等，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在技术开发、管理创新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型人才给予大力表彰激励；适当提高科技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教育培训，激励科技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开拓创新，建功立业，奋发有为。

（三）加大投入扶持，提供有力保障

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按国家规定调整科技工作预算支出方式；建立有利于全县科技进步创新的有效保障政策体系，为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切实保障；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以企业和农户为主体，以种类信贷为支撑，以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渠道、全方位科技资金投入体系。

（四）加强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思

一是搭建科技合作平台。着力围绕我县支柱产业、特色

产业、科技需求现状，进一步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合作，建立更为紧密的产学研对接通道。二是搭建科技开发平台。积极筹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企业创新提供设计、信息、研发、推广、培训等全方位服务，依托龙头企业建立科技研发机构，使之成为聚集人才、研发产品、培育品牌的载体，把更多的企业推向科技创新的前台。三是搭建人才引进平台。大力营造“引才、育才、聚才、用才”的良好氛围，制定优惠政策，把一些优秀的科技人才充实到科技部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