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第一篇：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加强作风建设，为转型跨越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党史研究室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明确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不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干部队伍没有铁的纪律，那么革命、建设和发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就开始注重政纪军纪和廉政建设，早在1928年4月毛泽东就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向部队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了维护群众利益，密切军民关系的具体措施。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致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应做到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裁判违犯纪律的人，坚决地废除肉刑。‛1931年11月17日，红军四方面军军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军队纪律问题》的第五十三号通令，为了保障基本农民的土地革命利益，从而争取更多群众对革命的支持，通令中就如何对待提来的土豪劣绅和没收的财物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统一的处理制度和方法，违犯规定者，均要以军事纪律处罚。1932年8月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八项纪律的通令》，这一通令针对过去红军在占领城市，搜集反动机关文件、物品工作时，‚只因是一时之气愤任意行动或纵任群众破坏物品烧毁文件，使一切机要无从稽考‛的

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并确定了严格的入城纪律。此后，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党的红四军委更进一步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了对于侵犯群众利益，破坏纪律分子一定要严办，以求得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了全军必须共同遵守的铁的纪律。

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党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更加注重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和赌博。‛继之在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和第八条分别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之权利。‛及‚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党内生活中，所有的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作为党的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更注重党的作风建设，看看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建党的理论就可知道，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就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我们必须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

风：‚只有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才会跟我们学。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也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作风，这样会影响全民族。‛当刘少奇1939从白区回到延安时，他应邀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他指出：‚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必须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中央其他的领导人也极其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而且常抓不懈，所以有党的领导人的正确的思想的指导，党在作风上出现了建党以来党的作风的最和谐发展，赢得了党内外的信任和好评，我们党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党。在延安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亲自种地。当陈嘉庚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用自己种的菜来招待他，一顿饭只花了两毛钱，而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巴结这位财神爷，请他吃了一顿饭竟然花了八百大洋，陈嘉庚颇为感慨的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也。‛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门的西侧，有一块朱德亲手开辟的菜地，由于他的精心耕种，这块地里长过20多种菜，诗人续范亭曾作诗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刘少奇虽然有严重的胃病，但仍然和大家一起吃粗粮，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工作上极端认真，他窑洞里的灯光经常是通宵达旦的亮着。作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之一的任弼时，带头学习纺线，并在中直机关干部的纺线中取得第一名。在党中央的带动下，延

安军民思想作风有了极大的提高，达到了空前团结，为党渡过难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10月，边区高等法院审理了‚黄克功案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是一名久经沙场，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因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恋爱遭到拒绝，竟枪杀刘茜，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黄克功致书毛泽东：‚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毛泽东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审查同意处以极刑。毛泽东致信审判长雷经天：‚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位本可以成为将军的青年后被葬于清凉山，成为延安时期因刑事犯罪被执行的高级干部中的第一人，此案成为边区严肃执法的第一范例。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干部不是封建官吏，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应该比封建时代的清官更廉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共产党在政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 贪污腐化问题是危害党的一个毒瘤，党为防止贪污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腐化暂行条例》包括：规定了贪污犯罪的行为及惩办办法共三大条计

十九小条。在近现代，一些抑腐之举鲜为人知，发人深省。1940年，陕甘宁边区极度困窘。秋日一天，毛泽东赴中央医院看望病员。清涧籍老战士萧玉璧营养缺乏，生命难以为继。毛泽东当即把中央特批予自己每日半斤牛奶证转让与他。萧身留伤疤数十处，居功自傲，不服调遣，撩起衣襟对毛泽东说：‚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毛泽东严厉地说：‚我不识数。‛萧病愈后，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贪污了3000元，且把根据地奇缺的面粉、食油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边区法院判其死刑。萧写信要求怜其往日有功，让他战死前线，以敌其罪。毛泽东问林伯渠主席：‚你准备怎么答复他？‛林说：‚据法院统计，贪污腐化罪占5%，这股风非刹不可。不过，怎么处理萧玉璧的信，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你的意见。‛毛问：‚你记得1937年枪毙的那位黄克功吧？‛林说：‚记得。‛毛说：‚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萧被处以极刑，边区贪污腐化之风收敛。正如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所说：‚像这样的一些人，不好好的为群众办事，反而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发财致富。他们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不然，新的工作就无法建立起来。‛正是党对违纪和贪污腐化行为毫不手软，所以我党赢得了人民的认可与尊重，所以我们党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党对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有创造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加以奖励。在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22名边区模范干部，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题词。通过奖惩，很好的教育了党员和人民，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刘少奇1939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中曾指出：‚共产党员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没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和修养。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须的修养。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刘少奇在报告中就党员必须加强修养的原因，如何加强修养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可以说这个报告是党员加强修养的指南，对改进党员的作风，提高党员的素质起了极大作用。为了大面积提高党员的修养，党中央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中央党校、延大等二、三十所高等学校。抗战时期，边区为其它根据地输送的政治、军事干部总数在四万名以上，这些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带动了各地基层党的干部的修养，这不仅为夺取全国政权，而且也为建国后进行的建设作了干部上的准备。为了更好的加强党员的修养，1942年，党中央掀起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对纯洁党的组织，消除党员个人自身存在的缺点，加强党员的作风和修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陕甘宁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演讲中对这次整风运动作了充分的肯

定：‚自从整风运动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进步，这是受到善良人民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 的确，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而且形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后来成为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这次整风为我党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党的作风的高度概括。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金鑫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认为原因有三，而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前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使苏联失去了人心。‛ 可见，转变党的干部作风，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强盛稳定和文明进步的大事。延安时期，正是由于很好的解决了党风问题，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转型跨越新的时期，我们党必须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加大反腐力度，我们必须认识到贪污腐化对我们党的集体的严重危害性。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的反腐，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严惩，绝不姑息！在新的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成果。使党

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转型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第二篇：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第三篇：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二三事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二三事

朱建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党走向兴旺发达的政治保证。群众工作的成功开展，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党中央在陕北的13年，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由弱变强，扭转乾坤，从延安局部执政走向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就在于形成和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到了最广泛的群众拥护。

以“一切为了群众”为工作理念，充分反映民意。延安时期，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真心为民的理念，融入到上至党的领袖、下至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当中，成为自觉行动。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却是在人民群众和机关人员都已安全撤离后，才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真心为民、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使党拥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始终站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使党牢牢掌握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主动权。

胡厥文先生“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其起点就是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如果是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专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怎么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呢？胡厥文心想，这里面一定有缘由。此后，胡厥文暗地里留心观察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已经步入老年的胡厥文在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感慨地说：“陕北老汉的话语，应该是我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以此为起点，自称“秉性很倔，谁都别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的胡厥文先生开始了解共产党，最终完成了由从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关心政治到能够参加组建民主建国会并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变。

以“倾听群众呼声”为工作方式，深入了解民情。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最广大的人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此期间，我们党积极倾听人民呼声，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延川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他并没有派人追查咒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派干部了解群众“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之事，发泄不满。毛泽东调查清楚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至16万担。紧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亲近，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

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表面看来是一句 “闲话”,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一种群众的呼声,是一种不满心理的情绪表达。当时的毛泽东如果像保卫部门的同志一样,不问青红皂白,把农民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事,就不会及时发现那个农民诅咒背后的问题,更不会及时开展大生产运动。没有大生产运动,关系党能否前进的两个轮子,就少了一个,党又如何获得后来的胜利和执政地位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呼声应重视”。这是实实在在具有历史内容的实话,是毛泽东等一直奉行和坚持的原则,我们应该常常温习和牢记。

以“与群众同甘共苦”为工作境界，切实凝聚民心。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延安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党之所以能够凝聚民心、汇集民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处处带头、以身作则、深入群众、艰苦奋斗。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时常背上粪筐积肥。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也都能模范地遵守财经制度，不搞特殊化。

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延安之行后，经过思想转变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颇具影响。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亲自组织并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对重庆和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慰劳考察。通过对战时国共两党的近距离观察，在重庆他看到的到处都是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看到的是国民党等级森严，“蒋像个皇帝”。陈嘉庚对重庆的耳闻目睹“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到延安后，毛泽东在窑洞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饭菜是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洋芋、豆腐和邻居老大娘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地送来的一只鸡。陈嘉庚看到参加座谈的勤务兵可以和毛泽东挤座位，而毛泽东“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看到的是延安民主、自由、平等和欣欣向荣、共产党和老百姓心连心的景象。这一切让陈嘉庚“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不出陈嘉庚所料，9年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我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并长期执政，靠的就是拥有独特的优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借鉴和传承延安时期群众工作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惟有始终如一并言行一致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继续保持群众拥护的优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第四篇：入党的特殊时期

党史知识：入党的特殊时期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些时期有预备期，有些时期则没有预备期；有些时期入党时间从党员大会通过之日算起，有些时期入党时间则从党委批准之日算起，情况不尽相同。这样，在不同的时期，党龄的计算就有了不同的情况。

1921年7月1日--1923年6月9日，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之日，无预备期，党龄同时开始计算。

1923年6月10日--1927年4月26日，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为预备党员之日，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转正之日等于入党时间加预备期;劳动者预备期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

1927年4月27日--1928年6月17日，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店员、士兵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之日，无预备期，党龄同时开始计算;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之日，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预备期三个月。

1928年6月18日--1945年4月22日，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之日，无预备期，党龄同时开始计算。

1945年4月23日--1956年9月14日，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之日，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士兵预备期六个月;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一年；其他人员二年。

1956年9月15日--1969年3月31日，入党时间为党员大会接收为预备党员之日(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预备期一年。

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1日，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之日，无预备期。党龄同时开始计算。

1977年8月12日--1982年9月5日，入党时间为上级党委批准为预备党员之日，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预备期一年。

1982年9月6日至今，入党时间为党员大会接收为预备党员之日(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预备期一年。

第五篇：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4年04月07日 第A15版：理论科研

作者：薛琳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098

对于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遵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总要求，以“延安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广大党员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在整风运动发动的1942年，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地拿起这一锐利武器，《解放日报》刊载了几十篇文章，专门阐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检查工作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略谈批评》等等。本文综合上述“原始文献”并结合领袖人物的经典论述，归纳几条实用经验。

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严肃的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毛泽东带头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进行的实际看，批评别人往往容易，真正难的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就曾坦言：“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严人先严己，律人先律己”，批评他人，自己先要做到位。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他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进行自我批评与批评首先需要党员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准备，必须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既有矢、也有的，自己解剖才能深刻，也才能准确发现别人错误。因此，开展批评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的文件更多读几遍，更多想几遍吧！只有能虚心学习的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只有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敢于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绝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思想，而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理不睬，他应该把别人的错误看作自己的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因为一个党员，是整个党的一个份子，他们缺点和错误，多少总会影响到党的工作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批评，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以此为出发点，关心他，帮助他。”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巩固党的团结，“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好，而是“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个人攻击，闹意见，泄私愤，图报复。”这种批评是“小人行径”，这样的批评者反而应该被批评。

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批评同志，应该尽量全面的了解这个同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开展批评，“批评者应注意调查被批评者的历史和出身，好处和坏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使不能全知，也要知道个大概。”“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扣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断语，是要有证据的。”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批评就没有针对性，被批评者也不会真心信服，更遑论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我们批评同志，是批评他们那些“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个人生活中一些无关原则的“小节”，则不要“吹毛求疵”，“否则就有把批评降到庸俗化非政治化的危险。”

批评同志的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在批评同志时，批评者不应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的帮助同志的精神，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是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针对思想问题，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陈云同志也强调：批评只有采取“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这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要让别人接受批评，自己首先要估计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长处，再说缺点，这样批评就容易接受了。人有千面，面面峥嵘，每个同志的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批评要因人而异，对那些个性强的同志，我们的批评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准备做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急于求成。”（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