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共5篇）

第一篇：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第二篇：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第三篇：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4年04月07日 第A15版：理论科研

作者：薛琳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098

对于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遵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总要求，以“延安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广大党员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在整风运动发动的1942年，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地拿起这一锐利武器，《解放日报》刊载了几十篇文章，专门阐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检查工作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略谈批评》等等。本文综合上述“原始文献”并结合领袖人物的经典论述，归纳几条实用经验。

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严肃的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毛泽东带头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进行的实际看，批评别人往往容易，真正难的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就曾坦言：“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严人先严己，律人先律己”，批评他人，自己先要做到位。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他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进行自我批评与批评首先需要党员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准备，必须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既有矢、也有的，自己解剖才能深刻，也才能准确发现别人错误。因此，开展批评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的文件更多读几遍，更多想几遍吧！只有能虚心学习的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只有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敢于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绝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思想，而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理不睬，他应该把别人的错误看作自己的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因为一个党员，是整个党的一个份子，他们缺点和错误，多少总会影响到党的工作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批评，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以此为出发点，关心他，帮助他。”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巩固党的团结，“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好，而是“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个人攻击，闹意见，泄私愤，图报复。”这种批评是“小人行径”，这样的批评者反而应该被批评。

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批评同志，应该尽量全面的了解这个同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开展批评，“批评者应注意调查被批评者的历史和出身，好处和坏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使不能全知，也要知道个大概。”“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扣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断语，是要有证据的。”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批评就没有针对性，被批评者也不会真心信服，更遑论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我们批评同志，是批评他们那些“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个人生活中一些无关原则的“小节”，则不要“吹毛求疵”，“否则就有把批评降到庸俗化非政治化的危险。”

批评同志的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在批评同志时，批评者不应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的帮助同志的精神，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是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针对思想问题，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陈云同志也强调：批评只有采取“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这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要让别人接受批评，自己首先要估计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长处，再说缺点，这样批评就容易接受了。人有千面，面面峥嵘，每个同志的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批评要因人而异，对那些个性强的同志，我们的批评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准备做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急于求成。”（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第四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作者：张旭东 来源：学习时报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十三年里形成了包括“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在内的“延安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力量，才使中国共产党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延安奇迹”的出现最根本的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和落实群众路线。

前提：科学界定人民群众的内涵和范围

群众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语境中，群众概念通常可以与人民、人民群众相通用，是指无数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人们。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和范围。正因如此，毛泽东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之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相继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左”倾中央片面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开始反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排除在群众之外，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是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因而，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所包含的范围大大扩展，包含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对于他们，共产党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人民群众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划分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群众的内涵做出新的界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政策，自然就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他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1947年10月，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广大阶级和阶层。由这些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更加广泛，从而也就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为广大的民心和民力。

核心：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成为“为民谋利”“人民救星”的光辉典范，并涌现出像白求恩和张思德那样的楷模榜样。毛泽东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延安时期，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坚持把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著名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内战爆发后，从1946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各地分局具体负责，在新老解放区陆续开始了土改。1947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使得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由于中国共产党真正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坚定地为农民谋利益，因此，就赢得了占中国人口80%农民的坚定支持，同他们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共产党认为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需要它们在中国来一个广大地发展。另外，共产党人严格要求自己，拒腐防变、为政清廉。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辟了根据地的一片新天地，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讲到，“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一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保证了共产党人作风上的纯洁性，也赢得了延安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延安老百姓自发地改编民歌来表达对共产党的热爱：一疙瘩玻璃四下明，咱和共产党一娘生，共产党来了烧开水，反动派来了埋地雷。周恩来后来也动情地说道，“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关键：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就是“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做社会调查。1941年3、4月份，毛泽东专门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强调：“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另外还强调做好社会调查一定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扎扎实实地开调查会，倾听群众意见，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由于征收公粮太多，边区群众普遍感到不满，甚至有人喊出“雷劈毛泽东”的怨言。听到这些怨言，毛泽东没有生气，而是主动找来一些老乡代表到窑洞里谈心，采纳和集中群众的意见，实施“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些举措的出台不仅受到边区干群的一致拥护和好评，而且使边区的困难局面大为改观。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最终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第五篇：延安时期这样抓“学习”

为什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羁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期，能有十几万、几十万干部骨干从这里走出去，燃起全国革命的烽火？从凤凰山到杨家岭到桥儿沟，从抗大到陕公到鲁艺，回响着一个响亮的答案——“学习”！“人人处在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之风”，“学习”，是延安时期最为灿烂的篇章之一。

“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延安时期的学习方向。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为什么学”，从而学得自愿、学得主动。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应该“学什么”，因为他们明白，“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要学“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学”，他们落实“两小时学习制度”，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他们通过研究“党书”《六大以来》辨析两条路线的对错，他们联系游击战的实际展开辩论，他们按照抗大“上课时间的总和，不超过学员自习时间，这是给学员自我学习与精深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所以自习时间，是列入正课”的要求，自觉地学习、深入地研究。

“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学习，使真理作用于人的思想；通过学习，让真理见效于人的自觉思想改造，从而使真理彰显威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学习品质。当时有句形象的话，“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钻文件”以追寻真理、坚持真理，“用文件钻自己”以修正错误、自我改造。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在学习中所迸发出的自我批评、思想改造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令人震撼、令人敬仰。胡乔木说，大家既做笔记，又做自我检讨，号召大家“脱裤子、割尾巴”；张闻天说，为了真理，要撕掉面子、威信的外衣，赤裸裸暴露自己的一切丑相；朱德说，“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

“下马看花”

共产党人学习的落脚点到哪里？用什么来检验？“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毛泽东引用一句俗语告诫鲁艺的同学，“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所谓“下马看花”，即调查研究，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为了推动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制定《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八十年前的延安，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张闻天用一年多时间扎根农村调查研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在学习与调查研究的结合中，他完成了思想转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更坚定了拥护支持毛泽东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