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漫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
漫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说：“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泽东特以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5页。）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边区的政制和组织，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边区的统一战线，边区的抗战动员，边区的群众团体等。这大概是较早出版的对外全面介绍边区情况的读物，很有些像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白皮书”，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不难想见。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点破了写作宗旨：“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这本书的署名，只有总编“齐礼”一人，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体会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费。全书10万字左右，算下来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
至于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
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 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 ； 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 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
5.医院是一角。”（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 1939年版，第 14页。）
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 0.2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 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费。
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杨作材：《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这当中，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延安吸引他们的，当然不是物质生活。但作为东道主，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后创办的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学会，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会，等等。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剧社、俱乐部、协会和自办刊物，就搞得更为热闹了。
关于物质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延安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等方面体现出相应差别。
例如，就在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到每千字1.5元稿费标准的1939年1月，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的《各级津贴之规定》。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也只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1元。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在后方机关，1939年还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把津贴标准分为五级。一级5元，发给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最低的五级，是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
在同一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的待遇呢？
著名学者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音乐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他很快就习惯了延安的生活，在1940年3月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在“鲁艺”的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参见《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页。）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l匹。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的地步。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1941年2月，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发行之初，边币和法币的比价是1元换1元的。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到1942年6月达到边币3.2元换法币1元，到10月间，便稳定到了边币2.1元换法币1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
同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各类技术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其中规定，医药卫生技术干部也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元至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至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又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尽管文化技术人才的待遇已经优于党政军机关干部，但如果是发表文字作品，他们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
关于稿酬制，其实在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即已实行了。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编辑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的征稿信里，便申明“备有薄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里也说要“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红军故事〉征文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日，转引自《关于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组历史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3期。）。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还明确讲，“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征稿时基本上都讲明有稿酬，有的还标出具体标准。如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的《大众习作》，登出的“约稿”里就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大众习作》属基层刊物，影响力自然比不上当时中央指导办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标准，不会是高的。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实录》开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认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可见，无论是实行稿酬制，还是对知识分子的高额津贴，都是为了鼓励有益于革命实际工作的精神劳动。
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例。1941年7月，萧军想离开延安，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张闻天回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据萧军7月20日日记载，7月18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他表示，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并把向张闻天借一万元路费的事说了，毛泽东的回答是：“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不到一个月，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周扬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也只有一万元。也就是说，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便相当于一个工作机构的开办费。
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李耀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取名“胜利食堂”的饭馆学厨，有时也跑堂。他回忆道：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他们来吃饭，都引进里屋的“雅间”。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
不久，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当时的菜价是：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有天晚上，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要了两碗汤面。临走结账，花了25元。
考述延安这段往事，不觉唏嘘。历史学家钱穆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求答案”。的确，人们追根索源地思考问题以至列举曾经发生的事例，经常都是寻找理由的过程，所反映的其实是对现实的评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应该找最好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来，但事情似乎也不只这样简单。它还说明：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
第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已奠定的优良传统。
第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我们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
第四，知识分子投身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第二篇：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4年04月07日 第A15版：理论科研
作者：薛琳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098
对于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遵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总要求，以“延安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广大党员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在整风运动发动的1942年，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地拿起这一锐利武器，《解放日报》刊载了几十篇文章，专门阐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检查工作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略谈批评》等等。本文综合上述“原始文献”并结合领袖人物的经典论述，归纳几条实用经验。
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严肃的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毛泽东带头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进行的实际看，批评别人往往容易，真正难的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就曾坦言：“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严人先严己，律人先律己”，批评他人，自己先要做到位。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他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进行自我批评与批评首先需要党员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准备，必须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既有矢、也有的，自己解剖才能深刻，也才能准确发现别人错误。因此，开展批评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的文件更多读几遍，更多想几遍吧！只有能虚心学习的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只有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敢于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绝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思想，而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理不睬，他应该把别人的错误看作自己的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因为一个党员，是整个党的一个份子，他们缺点和错误，多少总会影响到党的工作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批评，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以此为出发点，关心他，帮助他。”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巩固党的团结，“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好，而是“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个人攻击，闹意见，泄私愤，图报复。”这种批评是“小人行径”，这样的批评者反而应该被批评。
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批评同志，应该尽量全面的了解这个同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开展批评，“批评者应注意调查被批评者的历史和出身，好处和坏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使不能全知，也要知道个大概。”“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扣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断语，是要有证据的。”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批评就没有针对性，被批评者也不会真心信服，更遑论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我们批评同志，是批评他们那些“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个人生活中一些无关原则的“小节”，则不要“吹毛求疵”，“否则就有把批评降到庸俗化非政治化的危险。”
批评同志的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在批评同志时，批评者不应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的帮助同志的精神，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是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针对思想问题，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陈云同志也强调：批评只有采取“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这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要让别人接受批评，自己首先要估计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长处，再说缺点，这样批评就容易接受了。人有千面，面面峥嵘，每个同志的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批评要因人而异，对那些个性强的同志，我们的批评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准备做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急于求成。”（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第三篇：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作为中共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一分为二，对任何问题都应采取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对这两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应分清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次流。对待历史事件尤其如此，不能因为成绩是主要的就只看到成绩，而忽视了作为次要矛盾的教训。既然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那么对延安整风运动自然也必须是一分为二。鉴于总结教训的文章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从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知识分子角度出发，来探讨整风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作为全党范围内的教育运动，其对象当然不仅仅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但从破除教条主义的角度以及整风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看，知识分子自然称得上是这一运动中的主要对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诸如自由散漫、脱离实际等对于融入革命队伍确实是不适应的，尤其是延安时期后来到的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的改造，加强革命精神，锻炼革命队伍，并得以统一思想、培养出大批的干部，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或短暂或深远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延安整风彻底破除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同时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意识。
长期以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伪马列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都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其中尤以教条主义为甚。通过延安整风，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教育，教条主义才得以彻底清算，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必要的。相应地，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在战争年代里对于统一思想认识、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意义。
然而，在整风中建立起来的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限制。教条虽然被打破了，但随着统一思想的建立，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普遍贫乏。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这也在客观上长期造成了党的马列理论水平不高的结果。在文艺方面，作品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但长期以来恪守这一原则无异于给知识分子戴上了一个紧箍咒，我们保证了思想上的阶级性也一定程度限制了文艺的发展。例如，丁玲、王实味、萧军等在运动中都受到批判，以丁玲为例，通过整风的洗礼，她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作家，此前她所接受的个性解放的文学价值观念当然也就被抛弃了。当然，丁玲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个性长期受到压制、独立人格的缺失这无疑对文艺工作的发展是不小的损失。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知识分子群体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缺失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意识被无情的抹杀了。因此，在延安整风形成的这种思想管理体制下，知识分子是很难在各自的领域成长为真正大师级的专家，这一影响也较为深远。
另一方面, 延安整风使得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轻视。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运动改造并教育了广大知识分子，同时也摒除了首当其冲的教条主义。同时整风中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客观上使得知识分子受到轻视，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进而造成对知识的轻视。知识分子在批判和冲击中减弱以至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对日后的科学文化发展都有所影响。
破除教条主义是整风的重要内容，而教条很容易地就会和书本知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实践中很容易给人造成知识即教条的感觉。实际上，在整风中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确实客观上贬低了知识的作用。例如“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学生们的书本知识”对他们是“倒转的、逆行的、片面的”，“学这种知识，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等，诸多此类论断对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当头棒喝，同时虽然强调理论与实际要相结合，但理论的作用与实际相较实在是显得无关紧要，似乎大家都已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而只是缺少正确的应用罢了。与前面的原因交织在一起，这也成为了此后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长期不高的原因之一。前面说过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在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同时也使他们落到了被动的地位。如《整顿党的作风》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有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从这些论断看来，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体，一层薄纱似乎总是把他们与工农大众隔离开来。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来讲，以上一些说法有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但事实上却造成了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局面。而且，从现实中的干部路线来看，更倾向于重用工农老干部，而忽视了知识分子新干部就是其现实体现。以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为例，即便是在候补委员中，也很难见到知识界的代表。轻视知识分子、领导结构的不协调不仅对知识分子，对党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尽合理的。
以上所分析的整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许有所偏颇，也并不是旨在否定延安整风及整风的成果，而是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对整风进行思考，总结整风中的一些教训，无论是当时的还是深远的消极影响，我们都应当深刻的总结、研究。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应该从整风乃至其后的历史中总结更多的经验教训，以期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四篇：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第五篇：延安时期这样抓“学习”
为什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羁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期，能有十几万、几十万干部骨干从这里走出去，燃起全国革命的烽火？从凤凰山到杨家岭到桥儿沟，从抗大到陕公到鲁艺，回响着一个响亮的答案——“学习”！“人人处在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之风”，“学习”，是延安时期最为灿烂的篇章之一。
“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延安时期的学习方向。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为什么学”，从而学得自愿、学得主动。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应该“学什么”，因为他们明白，“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要学“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学”，他们落实“两小时学习制度”，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他们通过研究“党书”《六大以来》辨析两条路线的对错，他们联系游击战的实际展开辩论，他们按照抗大“上课时间的总和，不超过学员自习时间，这是给学员自我学习与精深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所以自习时间，是列入正课”的要求，自觉地学习、深入地研究。
“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学习，使真理作用于人的思想；通过学习，让真理见效于人的自觉思想改造，从而使真理彰显威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学习品质。当时有句形象的话，“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钻文件”以追寻真理、坚持真理，“用文件钻自己”以修正错误、自我改造。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在学习中所迸发出的自我批评、思想改造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令人震撼、令人敬仰。胡乔木说，大家既做笔记，又做自我检讨，号召大家“脱裤子、割尾巴”；张闻天说，为了真理，要撕掉面子、威信的外衣，赤裸裸暴露自己的一切丑相；朱德说，“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
“下马看花”
共产党人学习的落脚点到哪里？用什么来检验？“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毛泽东引用一句俗语告诫鲁艺的同学，“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所谓“下马看花”，即调查研究，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为了推动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制定《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八十年前的延安，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张闻天用一年多时间扎根农村调查研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在学习与调查研究的结合中，他完成了思想转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更坚定了拥护支持毛泽东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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