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与抉择_历史论文

第一篇：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与抉择_历史论文

五四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出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又能对社会政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是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研究五四时期历史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今天，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伟大地位和作用，从而促使我们在世纪之交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对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演变，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真正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上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具有不彻底的一面，封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仍然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因此，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变革，切实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这场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思考与探索。于是，在五四运动前，一场旨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大的变动。

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学。民主在当时的含义是：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学术上的破除迷信与思想上的信仰自由。他们认为，这三者是欧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科学在当时主要是指，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以生存竞争观念为核心的科学实证思想。他们认为，近代欧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领先地位，科学之兴，功不可没。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造成民国的悲剧，究竟说明了什么？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而“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陈独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训的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意识到深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认识水平。陈独秀还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义思想，因为它们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中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倡导民主与科学，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用科学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他们已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武器，着重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思

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注：张闻天：《社会问题》1922年1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说：“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注：何孟雄：《过去的青年》，载《时事新报》1919年10月。）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思想文化进行批判，而不对这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进行探索与选择。这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标志。

二

“改造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宝库中，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由此出现了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样化。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对人类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各种新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兴趣及敏锐程度。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百花齐放、异论争鸣、万舸争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相适应，知识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第二个群体是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传统与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第三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实践，学用结合。当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时，又能从无数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去选择新的思想。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因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3页。）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周恩来1920年底到达欧洲，他从欧洲发回的通讯中写到：“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

紊乱，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注：《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从而使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变化的分野也日趋明显。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在这批判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大钊在战后著文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他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他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陈独秀此刻也从选择法兰西的政治革命，转而批判这一政治革命，他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社会从原来的“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新青年》创刊号，19（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16年。）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觉悟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还不能对中国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体的阐明，也还分辨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但他们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与否定都越来越明确。李大钊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毛泽东也说：“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 2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反思：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思考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也为后来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怀疑一味学习西方，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则使他们产生新的觉醒，转而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零星介绍只涉及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影响的范围也极其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当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而涉及，不但无意传播它，而且往往对它持批评态度。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俄国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俄国，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李大钊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认真思索俄国革命的真谛，其思想认识也日益深刻和正确。从1918年7月到1919年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将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102页、第103页。）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他把十月革命照亮中国人民前进道路加以形象化。他说：“这个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显，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1页。）不久，他又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

1919年初发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已经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清醒地认识到帝国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为挽救祖国危亡，他们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如瞿秋白说：“中华民族几十年受到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滋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之痛，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注：《瞿秋白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巴黎和会”西方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活生生事实，与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俄国两次通告放弃在华特权的行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知识分子对此作了比较，比较的结果，自然是把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国当作自己的同志和学习的榜样；把日本、英、法、美等列强当作敌人来打倒。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欺压中国的列强的怒火的喷发。他们大声疾呼：资本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他们的时候了。

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曾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陈独秀，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也由原来的选择法兰西政治革命，转移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些基本观点，阐明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革命问题。他认为：“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个革命必将推动全世界的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注：陈独秀：《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1920年。）与此同时，在思想上发生转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说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五四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大变动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入工农，面向社会，投身于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或创

办报刊，或组织团体，或留学国外，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

四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400种，先后有近30种马列主义经典著述被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一种思想理论，一条革命道路，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形成如此风靡的传播热潮，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五四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但是，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在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受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潮影响的过程。他们在探索中才逐渐认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本质区别。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知识分子，虽然认识到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证明这个理论是有效的。但是“在感情上，往往总希望和平，不希望争斗，明明晓得这个和平是得不到的，这个争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这就是当时在“根本解决”，“社会革命”等口号下，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重要原因，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在他们思想转变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认为：“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因此应采取“温和的”方法，坚持“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种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注：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创办工读互助团，组织新村运动，幻想用和平的手段实验新社会。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样尖锐，反动势力的压迫是那样残酷。先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推翻旧势力的统治特别需要有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暴力革命的斗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对新社会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的鼓吹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只能陷入空谈；改良主义的新村运动，无法根本改造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传播和革命实践的深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曾经站在一条战线上宣传和介绍过社会主义的大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分化，当时曾热心从事或参加过传播社会主义的人，并不都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只是那些勇于追求真理，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不仅执着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且还积极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去，投入到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进行探索。他们不断地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否定，比较与选择，最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五四时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这种积极、执着的探索精神，使这段历史，在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更显得凝重而光彩。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任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挖掘先驱者们身上的宝贵精神，弘扬他们的精神，才能在当代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头，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文《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与抉择_历史论文》来自中国教育文摘，查看更多与相关文章请到http://www.eduZhai.net。

第二篇：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凤凰周刊：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2008年10月08日 12:16凤凰周刊

文/特约撰稿员周为筠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也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为无价的是，其“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矗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的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自此天涯各西东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的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但原则上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巴金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发出同样的感慨，然后目光转向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

至于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不过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如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抉择，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真是无可厚非的，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

第三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中文系 新闻学 105 王丹 100507

摘要：

自鸦片战争后，战事四起，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顿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怀着一腔热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前仆后继的探索着救国出路：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有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有主张思想救国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陈独秀等人，还有主张马克思主义救国的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阶级 器物 制度 思想

一、地主阶级革命派器物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

林则徐是最先放眼世界的人，他搜罗人才翻译外国书刊。魏源是林则徐的好友，也是当时坚决主张“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来地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妄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来维持封建统治，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这一救国方法的失败。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制度救国——维新变法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政令都予以废除，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度救国——辛亥革命

从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器物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接二连三的失败，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意识到，要想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自此，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

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但不幸的是，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所以辛亥革命也失败了。

四、资产阶级激进派思想救国——新文化运动

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运动中，涌现出了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后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促进中国人的觉醒，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五、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②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就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第一次高潮，新型农民运动开始兴起，青年运动有了新发展，妇女运动呈现出新面貌；为贯彻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即将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的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总结：

中国近代历经百年，各方志士、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救国之道，尝试了各种方法。实践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注解：

①：《海国图志·叙》

②：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

第四篇：朝鲜半岛核危机与中国的抉择

一朝鲜半岛核危机与中国的现实选择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一直是中、美、日、俄四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朝鲜战争、长期冷战等使大国卷入了严重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对峙和冲突。因此，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对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安定和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出现的朝鲜半岛核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朝鲜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追求独立自主的核安全保障战略，与美国长期对朝施压并试图改变朝鲜现行体制的根本对朝战略方针之间激烈冲撞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美之间长期淤积且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情绪，不仅阻碍着朝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且严重影响着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朝鲜的外部生存环境，消除主要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并逐渐摆脱外交上的弱小地位，朝鲜作出了加速推进核计划的战略选择。在朝鲜看来，只有拥有「核威慑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外部的安全威胁，大大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对外交涉能力，保障朝鲜社会主义体制的长期生存和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90年代初开始，朝美两国围绕朝鲜核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94年10月，两国经过谈判在日内瓦签署了解决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朝鲜承诺冻结其核计划，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两千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并在轻水反应堆建成前向朝鲜每年提供五十万吨重油。然而，朝美两国虽签订了《框架协议》，但由于双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情绪并未因此而彻底消除，协议事实上并未得到双方全面认真的履行。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强调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并明确将朝鲜与伊拉克和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在外交上对朝实行更加强硬的「不谈判、不妥协」的方针政策。虽然布什政府并未公开主张美国将以推翻朝鲜现政权为其政策目标，但布什总统曾明确表示，他不喜欢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美国国内舆论也多认为，从长远看，对朝鲜进行体制演变符合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应将其作为美对朝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朝鲜看来，美国对朝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强硬态度，从根本上威胁着朝鲜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抗衡主要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和安全挑战，朝鲜认为加快核计划的发展步伐是最为可靠和有效的对应战略。朝鲜希望以独立开发和拥有核武器或武器级核材料来抗衡美国的威胁，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并据此迫使美国放弃「敌视」和「扼杀」朝鲜的方针，同时争取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向朝鲜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也就是说，朝鲜追求的独立自主的核安全战略同时包含着获得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争取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对朝鲜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在外交战略层面上，朝鲜采取了「以超强硬对强硬」和「边缘外交」的战略，反击布什政府对朝「不谈判、不妥协」的强硬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核问题上的朝美对峙是一种涉及国家生存发展基本战略层面上的对抗，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因而很难想象朝核问题会经过几轮六方会谈就轻而易举地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虽然从宏观上看，朝鲜半岛核问题涉及全球和地区许多国家的安全利益，需要通过国际社会和地区主要国家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得到全面

彻底的解决。但是，就如何解决核问题来看，应该说朝鲜和美国是朝核危机的主要当事国，也是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

在相关国家中，其立场最接近美国的是日本。虽然在此次朝核问题出现初期，日本并没有把解决核问题作为改善日朝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反朝情绪的高涨以及来自美国方面压力的增大，日本政府在2002年9月日朝平壤峰会后，开始把解决核问题与「绑架问题」并举，同时作为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大大提高了日朝建交谈判的门槛。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最终改变了曾一度坚持的继续向朝鲜提供重油的立场，与美国的其他盟国一起停止向朝鲜供油，在对朝制裁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把「改变朝鲜政权」作为对朝政策的根本目标，但是，已经将其对朝方针的基调由单纯强调「对话与谈判」变为「对话与压力」并举，一方面着手与美、英、法、德、意、澳等多国联合，构筑对朝海、陆、空立体封锁包围网，一方面采取单独行动，在国会通过《外汇和外贸管理法修正案》，确立了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的法律依据，以不断增强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朝鲜政府软化立场，并最终同意彻底解决「绑架问题」和全面放弃核发展计划。在日朝全面解决「绑架问题」之前，日本随时可能对朝实施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措施。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韩国的立场最为微妙。一方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同盟国，韩国需要在原则上与美、日保持一致，其基本立场和主张与美、日两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另一方面，作为半岛问题的当事方，韩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因此其立场又与美、日两国有差异和不同。如果把韩、日两国的立场加以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出，日本更接近美国，主张用「对话和压力」并举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而韩国则更加突出地强调「和平解决」的重要性。韩国的这一政策倾向，在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后表现的更为明显。为了在对朝政策上强调使用「和平」手段的重要性，卢武铉总统在全面继承金大中前总统的「阳光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繁荣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加强南北交流和对朝经济援助等「和平」手段，引导朝鲜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在不断缓和消除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政治敌意和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实现南北和解和民族统一。韩国的对北包容政策以及在核问题上强调和平解决的立场，一方面推动了南北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促进了南北经济关系的大幅度发展；另一方面也给韩美同盟关系的维护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在韩国不再把朝鲜作为「主要敌人“和「最大安全威胁」以及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有所高涨的形势下，韩美两国如何定位和发展其同盟关系，格外引人注目。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雕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这很

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俟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在争取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处于独特地位且拥有相对外交资源优势的中国，一直在朝、美之间做「劝和、促谈」的工作，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积极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好评。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立场是，既要维护半岛的无核化地位，又要保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问题。为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主张以「对话和磋商」而非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的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最终促成了六方会谈。

俄罗斯在外交解决朝核危机上也发挥了积极影响，其原则立场与中国基本相同，即一方面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半岛的和平稳定和解决朝鲜安全关切的必要性。这种立场已使俄罗斯成为推动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力量。

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以看出，朝、美、日、韩、中、俄等国家对解决朝核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虽有差异和分歧，但在保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地位以及争取和平解决这场危机上则持有基本一致的意见。这种一致意见不仅是推动来之不易的六方会谈继续前进的基本保证，也将使六方会谈真正成为与会各方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消除彼此分歧，并最大限度地体现各国共同利益的不可多得的场所。二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不希望朝鲜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一个事实上的盟友，拥有了核扳机。这完全有可能在朝美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时候，引爆中国的核武库。因此朝鲜拥有核武器，将使得中国面临的战略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不利于中国的核战略决策的自由独立度。中国的感受，当然也如同六十年代初苏联对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美国对法国拥有核武器的感受一样。

中国如果决心制止朝鲜的核计划，并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基于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足矣。但这种赤裸裸地从地缘政治和利害关系的关系出发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外交的传统。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就可以发现，前三十年大多是刻薄激烈，不近人情的革命意识形态外交，后二十年几乎全是仁至义尽，委曲求全的顾全大局的人情化外交，这两种方式都不能最大限度地捍卫和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种外交政策都是将思维方式和范围局限在自身的意识形态或者传统习俗上。不能使对手依据一般的行为模式和现实的利害关系清楚明白地判定中国的行动的目的、手段和路径何在。为了探明这种目的、手段和路径，很多国家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规的外交手段来进行试探。这往往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妨碍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分析朝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核威胁，从利害关系和情理上说当然首先还是朝鲜针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的一种应激反应。正如上文所说，因为美国已经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极有可能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朝鲜掌握核武器将有效地遏止美国的战争狂热。当然从所有可能性的角度来衡量，这几次朝鲜核危机，也可以解读为是朝鲜决策层对中国的一种试探。而且朝鲜决策者之所以敢于在事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件中，漠视中国的存在，也正是因为中国目前奉行的模糊外交政策，没有迷惑对手反而迷惑了潜在的盟友。因为中国外交的某些行动给予了其他国家一种印象，即与中国为友或者与中国为敌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中国进行外交讹诈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零成本游戏。

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边疆和对付霸权国家军事威胁的缓冲国。中国有必要维护朝鲜的独立，以避免其他大国势力在中国的边境上保持军事存在，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重工业和粮食生产基地。因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和干涉权。这种坚决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态度，应该让南北两个朝鲜以及东北亚其他三大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完全明了。而不要使他们产生可以轻视和忽略中国国家利益的误解。

当朝鲜领导人断然拒绝第三国对核危机进行斡旋，要求朝美直接对话。这表明了中国在朝鲜半岛局势上的发言权不被重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威望受到了损害。朝鲜不是伊拉克，伊拉克与中国有万里之遥，中国的军力鞭长莫及。因此在美国策划倒萨战争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中国不出头制止也是理所当然的，伊拉克无权对中国寄予什么期望。但是中朝两国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朝鲜是一个与中国有着数千年交往历史的国家，是中国的战略边疆，有着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五十年前，无数最勇敢最可爱的中国青年牺牲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为中国赢得了体面和平与建设祖国的时机。同时这也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握有发言权以及朝鲜指望中国支持和保护的重要因素。这种权利和义务中国只能够以强硬的态度来坚持和履行，而不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造成其他国家的误解。

一个国家的外交行动的选择自由度是由地缘政治环境和外交权力结构决定的。中国对朝鲜进行支持，并不是要朝鲜知恩图报，在中国解放台湾的时候派遣朝鲜人民志愿军参战。中国对朝鲜进行支持，从而对朝鲜外交拥有实质性的否决权，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持中国的外交行动的自由。不至于在毫不知情和毫无影响的情况下被拖进一场不愿意从事的大战当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如果追求一种简单透明，无牵无挂的外交政策的话，可以不需要与朝鲜的联盟关系，因为这种支持改变不了中国在外交权力结构所处的弱势地位。但是朝鲜是绝对不可能丧失中国的支持的，这种支援一旦撤销，朝鲜将走投无路。事实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在三八线上通过朝鲜来抵抗美国人的压力，其意义远远比在鸭绿江边中国独自抵抗美国的压力来得重大。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外交斗争艺术的最高境界。为了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崛起，不能幻想会有一个完美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时刻监护和守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使任何国家都不得轻视中国的表态和忽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除了俄国与印度两个地缘政治上的躲不开的冤家以外，任何其他大国势力，不得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而对朝鲜的全面支持，就是抵消美国在朝鲜和日本驻军的最有效的反击手段。我们应该承认，新中国的开国者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我们最可爱的一代人的英勇牺牲，为中国保住了五十年的和平时光，制止了强敌大规模入侵中国本土的极端危险的格局。一个战略决策已经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而且将在今后的数十年中继续发挥作用，这在外交史上是了不起的奇迹。

朝鲜目前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外交斗争中可以忽略。根据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不应该对其发表评论，也不应该加以过分的关注。一个大国的外交战略决策不应该被那些表面现象所误导。外交斗争依据的是永恒不变的地缘政治法则而不是那些虚有其表的意识形态空炮。而且一个弱小国家长期在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下生存了下来，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这是值得任何一个强大的对手尊敬的。对于中国这个潜在的领袖国家来说，只有采取以弱抗强和扶弱制强的大战略，才能够最后由弱转强。

中国可以以巨大的经济吸纳能力，扶助朝鲜经济，两国间实现资源、市场和利润共用。这对于中国有利有弊，但是即便是弊多利少，甚至有弊无利，中国也是可以承受的。何况只要不打仗，朝鲜又能将中国拖累到什么地步去呢？何况实际上，在联盟关系中助人即助己。帮助盟友强大起来，更有效地抵抗共同的敌人，这并不是毫无裨益的。二战后美国的经济输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可以考虑以东北作为一个大特区，一方面作为粮食出口基地向朝鲜、俄国甚至日本出口粮食，一方面在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生产方面与朝鲜和俄国合作。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也许中国将损失一部分利益，但是与中国将获得的战略利益以及对霸权国家所作的让步来对比，这种代价是值得的。中国的周边国家蒙古、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都是这种互助模式的有效合作者。从财务报表的角度来说，中朝全面合作也许不会给中国带来利润。但是从均势外交的角度来说，对弱者让步不会导致外交格局的质变，尤其是这种让步是有限的，仅仅是在某些物资和资金上做出让步，而不是牵涉到国家战略利益。而对强者让步将导致战略回旋余地和反击的手段一步步地丧失，最终使得本国受到霸权国家的任意摆布和绝对控制。

国家利益分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的是领土面积、人口和财富总量。无形的是国家威望、战略缓冲空间以及战略决策的自由度。一个国家的灭亡很少是在一次大战中一触即溃的，那些国家的灭亡都有前奏。那就是国家威望的逐步丧失，战略缓冲空间的被剥夺，战略决策失去自由选择的余地。虽然时机和力量对比对己极为不利，但是却只能被迫走向全面战争。因此一个国家应该为本国争取较高的国家威望、较大的战略缓冲空间和较多的战略选择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生存和更好地发展下去。三

笔者以为，如果发生朝鲜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很难置身度外，因为朝鲜半岛是一座通向中国的「桥梁」。要遏止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争，周边国家如果采取威慑行动，则可能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两方面。威慑行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力量；

二、使用力量的决心；

三、自身防护能力。

美国在朝鲜半岛每年都进行大量军事演习，即使没有发生危机，中国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方面在对中国支援朝鲜的决心问题上曾经有过严重教训。但是美国汲取了教训，对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的「五八」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一些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一次试探。对于类似的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回答，那么美国方面就会对中国保卫自己的决心做出错误的判断，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从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看，恢复平衡是打消美国任何入侵的念头的要点。众所周知，朝鲜只同中国接壤，任何外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都是对中国的威胁。美国朝鲜战争期间就在朝鲜

半岛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因此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在美军撤出朝鲜半岛之前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谈论到这个地步，最重要的事情就相当清楚了：不管朝鲜核危机乃至总的朝鲜问题有多复杂，也不管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多么慎重和详密的思考与政策，中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的至高战略利益或首要战略目标，在于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这些问题高度复杂，特别是包含种种多少带有”熊掌和鱼难以兼得"意味的利益选择、政策选择、甚或伦理选择矛盾，就更需要及早分辨至高的战略利益，及早坚决确定首要的战略目标。做到了这一点，其他战略目标和战略工具的选择范围和轻重缓急次序就有了得到合理确定的首要保障，并且也会变得远不那么困难。总之，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利益（同时也是对中国和东亚来说的最高道义）在于尽最大可能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合作，尽最大余地对朝鲜施加影响，以坚决达到使朝鲜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绝缘之目的。同时，也应该利用此次危机调整中国的外交策略，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和自己的冲击和影响，使外交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更重要的则是积极整顿军备，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应付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如果「朝鲜核问题」引起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多年以后人们只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正如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理由。人们只会记住战争的结果：或者中国出兵援朝，赶走了入侵者，保卫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鲜被外敌占领，中国的安全受到长期威胁。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而不倒，正是因为我们的先辈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崛起中的中国更应以一个强者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以自己的实力来赢得世界的尊重。

注释

尤东晓：〈试析朝鲜半岛统一及其影响〉──东北亚论坛。1997，3。

虞少华：〈朝鲜半岛形式的发展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1997，4。

程玉洁〈2003的朝鲜半岛形势回顾〉──国际资料资讯。2004，2。

王斌：〈朝鲜核危机与日朝关系正常化〉──东南亚研究。2004，1。

汪洋：〈解读朝核**〉──人民论坛。2003，3。

扬国强，俞静：〈重压之下走钢丝──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侧记〉──中国记者。2003，9。

罗援：〈中国为什么能在六方会谈中起到特殊作用〉──领导之友。2003，6。

许纬地：〈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化解与半岛走出冷战〉──世界政治与经济。2003，9。

许漪：〈朝鲜半岛的格局与未来〉──东北亚论坛。2003，2。

王志伟：〈浅析美国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政策选择〉──延边大学学报2003，1。

第五篇：以具体作品为例,对比分析五四时期与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

以具体作品为例，对比分析五四时期与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且在五四和十七年时期两个时代中有着相互联系却又分明的特征和形象。

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着分割不开的共同特质。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有脱胎于同一阶级，有着相同的阶级本质和思想，他们都关注于自身的命运，接受过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个人意识，善于接触新生事物，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如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和《青春之歌》中，主人公莎菲乘着个性解放的思潮走出家门，林道静则是在思想上承载着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革命思潮的向往走上独立的道路的，他们在处于新旧时代和思想相互冲击的背景下，都通过个体意识摈弃旧事物并和反动邪恶势力进行抗争，为自己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和光明发出自己的怒吼，从这点来看，五四和十七年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如出一体”。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因不同时代元素所渗透而导致的不同。从思想特征上来看，五四知识青年有着新思潮的印记。他们是时代中的“觉醒者”，积极寻找个人乃至社会的出路，但却是仅有的觉醒者，很多是五四时期的“零余人”，所以大都带有“生的苦闷”“性的苦闷”，他们寂寞、孤独、悲观、痛苦。丁玲笔下的莎菲即是这样一位向往自由解放的知识女性，她身上有五四个性解放的新兴思想的光辉，但在那样黑暗大多国民仍麻木的时代，她的自由理想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无法找到“对话人”，她的爱情理想则最后以对异性的彻底失望告终，她的“意识自觉”使他被看成另类，最终因对社会的彻底绝望而堕落、放弃，在莎菲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固有的探求精神，也存在着理想垮塌后的幻灭感受；而在十七年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塑造则被蒙上了那时阶级斗争的印记，他们则由五四时期对自我和社会的批判转而为歌颂和赞扬，他们乐观积极，感情热烈，充满着革命激情和信心，《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则是这样一位被革命所激发激情的革命青年女性，她对革命充满热情，积极向往，知识分子所被赋予的矛盾思想以完全被革命激情所取代。

从命运上来看，从沉沦中“我”最终因精神追求和自由思想受到双重打击而以投海结束了自己的空虚命运和莎菲的命运中可看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带有悲剧意味，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寻找出路，却因求索不得而彷徨、苦闷，虽有奋斗，追求的历程和努力，但最终靡丽的梦想破灭，人生的意义贬值，堕落、绝望、沉沦成了他们命运的“归宿”.而在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形象不同的是他们的探索在客观的引导下找到了最后的光明的出路，人生和社会并得以实现，两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迥然不同的命运中也正是对两个不同时代社会不同命运前途和走向的暗示和象征。

从历史地位来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代表着社会的先进思想，他们是打破旧传统开辟新世界的先驱者的代表，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和启蒙思想，却因找不到出路而苦闷，虽多“零余者”，即使这样，他们仍是那时的启蒙者和先觉者，占据着社会中的主角地位，《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沉沦》是五四时期刻画知识分子的两个代表作品，主人公在作家笔下是重点窥探的对象，因为作为社会先决人和启蒙者，他们的人生和境遇也受关注；而在十七年时期，由于文化创作标准确立，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消失，知识分子大都是是被工农阶级所重造的形象，成为了被启蒙者和被改造者，知识分子形象被逐渐同化和边缘化，如在《青春之歌》中，作者为我们展示知识女性林道静是如何从一个孤独美丽的典型知识分子走向被革命所感召改造成一个坚定的工农革命战士的历程。从这点看，也许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比十七年的更加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