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朱德为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贡献[精选多篇]

第一篇：延安时期朱德为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贡献

延安时期朱德对党的建设的贡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朱德先后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及王明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维护党内团结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延安时期，朱德提出了“要大力培养大批新干部，造就一批职业革命家”、“干部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等主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要加强“党员军事化”的思想，对军队中党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延安整风运动中，朱德正确领导了军队中的整风工作，避免了“抢救运动”扩大化，保护了大批党员干部。朱德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普通一员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为党员作风建设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维护党内统一团结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延安时期，朱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践行了维护党的统一团结的神圣职责。

1、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长征途中，朱德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同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对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促成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更加尖锐、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力讨论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朱德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指出，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然后朱德指出了张国焘在肃反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张国焘“把革命同志当成反革命，错杀了不少人。”在揭露张国焘的反党活动时，朱德指出：“红

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对中央极不尊重。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雕会议，他进行了不少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后来他过不了黄河，才转而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这次会议上，经过全党同志的揭露、批判，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并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朱德为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此毛泽东也曾赞誉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2、对王明“左”、右倾错误的批判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以来执行各项政策中的问题。会上，朱德指出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他说：“过去中央苏区就是因为执行了‘左’的政策，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并且，他强调了：“总结历史经验要在七大前准备好，过去的错误主要来源于教条主义。”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会议上，朱德对主观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完全不顾红军的传统和组织系统，独断专行、不经过军委直接指挥部队乱打。所谓扩大百万红军，不是以老部队为基础扩大红军，而是随便组织新部队，这种新部队不能打仗，大多在路上散掉了。朱德分析了这种主观

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党的领导机关中，许多青年学生同志，对中国社会不满，要求什么都要干得彻底，而对实际工作，什么也不懂”，其实质是：他们只是拿马克思主义做招牌，去随意批评人、打击人。

1942年12月4日，在西北高干会上，朱德又一次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那么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党员干部不能识别真马列主义，另一方面“还因为有的人品质不好，相当领袖”。他希望党员干部学好马列主义，并克服领袖欲。

在1942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也专门点名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王明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王明看得起蒋介石，看不起小党派。党内他目无中央，自命是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央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是采用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

3、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正确领导及对党内干部的保护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194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小组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这以后，朱德一直领导着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就曾提出：“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持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并强调“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发动了“抢救运动”，并出现了审干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迫害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当时，朱德领导着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在“抢救运动”普遍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时，他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求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军委机关有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但朱德指导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党的政策，不能乱来。并且找那几个高级参谋谈心，勉励他们向党交心，消除了他们的顾虑。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避免了扩大化，保护了大批军队干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二、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朱德时刻关切着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延安时期，朱德对培养和造就党的干部，为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1、培养党的大批新干部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的力量长期遭受到了极大削弱，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对党的力量的发展更加地重视起来。在瓦窑堡会议上，党已经开始把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到了党的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对党的干部培养工作又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要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全国党员有三十万人，1940年时增加到八十万，而西安事变前后全国党员的数量只有四万）。

在这紧要关键时刻，朱德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要培养大批党的新干部。1936年12月27日，为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在会议上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联合抗日，要把队伍整顿好，要大办学校，加紧培养和教育干部。”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再次强调了在新的形势下大量培养党的干部的迫切性，他说：“在民族革命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干部还很不够，要大力培养大批新干部，造就一批职业革命家。”

2、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抗战初期，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使党员队伍有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为了提高党员质量，中共中央提出了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的任务，在全党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朱德为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193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提出：“共产党要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干部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革命理论。”在1941年5月的后方留守兵团作战教育参谋会议上，朱德对部队参谋人员又再次要求，“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要抽时间学习，参谋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还要学习掌握马列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并且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来训练部队。”

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1940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朱德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自己学习的实例详细阐释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朱德首先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正确认识客观现实、反应客观现实。他举例说，反动阶级和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大肆攻击共产党人，但人民群众不但不被他们所欺骗，反而更加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这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的最正确的。其次，学习马列主义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正确的理论可以用来改造实际，而理论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举例说，八路军在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文化娱乐、群众运动等许多方面比过去红军时代有了更大的提高，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再次，认识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学习马列主义要时时刻刻前进。朱德举了自己的例子说，“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所以“要从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他告诫党员干部：“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我们要先前进，不然就要掉队。”

3、培养党的优良作风

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朱德多次强调共产党员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42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提出，共产党人要得天下，就得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说：“如果我们讲道德，天下是我们的”，“我们要注意道德与待人接物。我们要取得天下，必须接受过去的民族的优良传统。”

1943年7月，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七一志感》一文，鼓励全体党员干部要继续大力发扬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担负中国革命的艰巨责任。他说，“天下为公”是古代的传统道德，共产党人正是完全发扬了这种传统的精神，自觉地纠正了宗派主义的狭隘思想，因而顺利地实现了“三三制”的政权。，“‘文

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也是中国的著名格言”，“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在前方天天与强敌奋死搏斗，早置生命于度外，而做军事以外工作的同志，累皆洁身守法，自觉地根绝了损公利己的卑污思想，有纪律地进行各种建设工作”。他又说，共产党人完全实践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传统精神，践行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伦理理想：言必行、行必果、重然诺。最后，他郑重强调：“共产党员是一个最光荣最先进的称号，为了不辜负这个名称，必须锻炼自己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战士，成为真正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者”。

对于抗战初期党的大批干部被派往白区工作，从红区到白区如何克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保证每个党员的思想作风的纯洁性这一党的建设的重大实践课题，朱德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37年8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座谈会上，朱德强调：“由苏区到白区去工作，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就会被国民党吸引过去。因此，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要突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对此，个别人应该有所警觉，要在革命过程中进行锻炼。”

三、加强部队党建工作

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从创建人民军队到领导中国革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他多次批评了军队中军阀主义、宗派主义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加强了军队中的党建工作。他提出了党要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全体共产党员要学习军事理论，以促进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1、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延安时期，朱德多次著文和开会发言，强调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为军队中党的建设、巩固军队中党的领导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2月，为庆祝建党19周年，朱德在《共产党人》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军队——为中共十九周年而作》的文章。文中指出，总结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伟大成绩的经验，“在于我们党曾直接领导组织了一支铁的军队”，而“巩固军队中党的领导”这一个建军任务的明确规定，对于我们党的建军工作，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文中进一步指出，通过在军队中建立各种优良的制度，首先是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才得以巩固。

1940年8月20日，朱德发表《党是军队的领导者》一文，文中指出，“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强调“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党的一切路线与政策，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因此要“加强部队中党员和干部的教育，注意和研究他们在学习中的问题；严格纠正部队支部工作中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使支部工作做得更好，使支部真正在连队中起核心作用。”

2、党员军事化，全党学习军事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唯一的手段。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更没有党的发展和巩固。而加强党员的军事学习，促进全党学习军事的热情，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是全党

上下的重要任务。

1941年4月朱德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党员军事化》一文。文中，他首先指出如果没有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善于掌握武装，建设军队，不善于正确处理武装斗争的问题，则不但不能团结广大的同盟军在自己的周围，而且自己的生存都根本要受到威胁。”接着他强调了武装斗争对我党的巩固和发展的极其重要性，他说：“我们党的发展、巩固，是和武装斗争密切地结合着，我们愈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则我们党愈能发展、巩固，革命就愈接近胜利；反之，我们党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革命就要失败。”然后他强调，武装斗争——这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最近三年余的抗日战争所证明的真理，因此，党中央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全党学习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学习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党员的军事理论学习，朱德特别指出全体党员要学习苏联工农红军的战斗条令和野外条令两本书。不仅在军事学校中要讲授此书，而且在我们党的学校，如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都应该教授这两本战术的基本经典。他着重提出，党员不仅要学习军事理论，而且要过军事生活，一切军事化。文章最后，他再次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军事不仅是集合当代一切最先进的科学而成的一种科学，而且，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

3、纠正部队中错误思想，加强军队党建工作

红军改编后，一些军队干部不能严格接受党的领导，滋长着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内部，领导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1942年末至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对军阀主义等严重问题作了尖锐批评。在1943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朱德对这种军阀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不受旧军队的影响，军阀主义思想在各级干部中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所以“克服的办法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决心改正错误，并认真改善部队的生活。”

对于军队中的宗派主义，朱德在1941年9、10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军队干部对什么人都看不起，不敢用新干部，对于知识份子最多只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工作”。因此他强调，军队中这种宗派主义严重危害着部队的发展，危害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政权，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宗派主义。

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的党政关系，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在《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中，他强调指出：“要严格纠正部队中党组织对行政、行政对党组织的不正确观点，正确地建立部队中党与行政、行政与党的关系，所有这些，必须认真地做到，才能提高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质量，才能巩固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军队的绝对领导者。”

1941年8月20日，朱德再次撰文阐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党与行政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同时，他指出：“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执行，来

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

第二篇：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二三事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二三事

朱建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党走向兴旺发达的政治保证。群众工作的成功开展，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党中央在陕北的13年，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由弱变强，扭转乾坤，从延安局部执政走向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就在于形成和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到了最广泛的群众拥护。

以“一切为了群众”为工作理念，充分反映民意。延安时期，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真心为民的理念，融入到上至党的领袖、下至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当中，成为自觉行动。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却是在人民群众和机关人员都已安全撤离后，才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真心为民、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使党拥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始终站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使党牢牢掌握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主动权。

胡厥文先生“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其起点就是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如果是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专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怎么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呢？胡厥文心想，这里面一定有缘由。此后，胡厥文暗地里留心观察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已经步入老年的胡厥文在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感慨地说：“陕北老汉的话语，应该是我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以此为起点，自称“秉性很倔，谁都别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的胡厥文先生开始了解共产党，最终完成了由从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关心政治到能够参加组建民主建国会并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变。

以“倾听群众呼声”为工作方式，深入了解民情。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最广大的人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此期间，我们党积极倾听人民呼声，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延川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他并没有派人追查咒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派干部了解群众“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之事，发泄不满。毛泽东调查清楚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至16万担。紧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亲近，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

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表面看来是一句 “闲话”,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一种群众的呼声,是一种不满心理的情绪表达。当时的毛泽东如果像保卫部门的同志一样,不问青红皂白,把农民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事,就不会及时发现那个农民诅咒背后的问题,更不会及时开展大生产运动。没有大生产运动,关系党能否前进的两个轮子,就少了一个,党又如何获得后来的胜利和执政地位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呼声应重视”。这是实实在在具有历史内容的实话,是毛泽东等一直奉行和坚持的原则,我们应该常常温习和牢记。

以“与群众同甘共苦”为工作境界，切实凝聚民心。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延安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党之所以能够凝聚民心、汇集民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处处带头、以身作则、深入群众、艰苦奋斗。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时常背上粪筐积肥。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也都能模范地遵守财经制度，不搞特殊化。

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延安之行后，经过思想转变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颇具影响。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亲自组织并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对重庆和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慰劳考察。通过对战时国共两党的近距离观察，在重庆他看到的到处都是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看到的是国民党等级森严，“蒋像个皇帝”。陈嘉庚对重庆的耳闻目睹“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到延安后，毛泽东在窑洞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饭菜是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洋芋、豆腐和邻居老大娘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地送来的一只鸡。陈嘉庚看到参加座谈的勤务兵可以和毛泽东挤座位，而毛泽东“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看到的是延安民主、自由、平等和欣欣向荣、共产党和老百姓心连心的景象。这一切让陈嘉庚“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不出陈嘉庚所料，9年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我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并长期执政，靠的就是拥有独特的优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借鉴和传承延安时期群众工作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惟有始终如一并言行一致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继续保持群众拥护的优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第三篇：为党工作

个人技术总结

本人2000年从南昌气象学校气象仪器仪表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县气象局工作，从事地面测报方面的工作，2005年被市气象局聘任为助理工程师，并担任自动气象站系统维护员；2008年2月从地面测报岗位调入雷电防护岗位工作至今，另外还兼任局办公室主任、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现将本人自参加工作以来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如下：

一、地面测报

本人参加工作后从事时间较长的专业技术工作，主要是地面测报工作。从2000年7至2008年2月在地面测报岗位期间，努力学习业务知识，苦练基本功，扎实工作，严格要求自已，遵守操作规程，使自己的业务技术能上一个新台阶，8年多的时间未出现任何责任性事故差错。2001年由于人员调动，11月开始担任报表预审员，作为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同志，经验不够丰富，通过自己刻苦努力学习报表预审知识，经常请教老同志和上级审核员，确保报表预审合格，完成各项业务任务。在2003年汛期期间工作突出，被市气象局评为重大气象服务先进个人；2005年、2007年为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做出较大贡献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者。

二、仪器维护与维修

2005年至2008年1月兼任自动站系统维护管理员一职。在这期间，从没有使用过超检仪器和有故障的仪器。同时把自

已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检修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结合起来，使自已的修理水平提高了，保证故障在24小时内解决，尤其是我们基层台站，电接风的毛病时常发生，若不经常维护、检修，将影响到观测记录。2007年局里派我前往无锡学习区域自动气象站的安装与维护，学成后，成为安装区域自动气象站主要负责人，负责安装全县十个乡镇的区域自动气象站，并于2008年8月完成此项任务。

三、会计

因本人大专所学专业为电脑会计，并通过自学考取会计上岗证。为健全单位会计制度，2007年3月经市局批复由我兼任县气象局会计一职。首先规范了局里的财务制度，改变原有的笼统做账方法，总账、明细账、辅助账分开登记，账目清楚。期间，能够严格执行财经制度，遵守财经纪律，认真审核各类凭证票据，坚持原则，坚决抵制违反财经制度的行为。自我从事财务工作以来，一直坚持每季度末财务公开的原则。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坚持学习各项财务规章制度，每年参加会计培训学习。

四、雷电防护

2008年2月从地面测报岗位上调入雷电防护岗位上。虽然在校学习过一些有关雷电知识，也参加过有关雷电防护的上岗考试，但是实际操作经验不够丰富，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2008年5月在我和另一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很好的完成了中小学校示范工程任务，经过省、市专家验收，得到了高度的赞赏，在各方面都做的相当不错，很值得其它市、县借鉴学习。

以上是我从事气象工作9年多时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其他方面工作因其不占我工作内容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就不再敷述了，总的来说，我自2000年气象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作为一名气象工作者，多年的工作实际也为自己积累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经验，有较为熟悉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将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2009年8月20日

第四篇：为建设“美丽乡村”做贡献

为建设“美丽乡村”作贡献

――陕西省**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参建设纪事

近年来，**县人武部结合建设陕南经济强县的实际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寓民于兵的特点，在组织和发展民兵预备役人员投身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活动中，为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打造全国“最美丽乡村”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精神文明建设当尖兵

他们适时组织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带头参加全国和陕西省开展的“讲和谐，建新村”、“学雷锋、做好事”、“献爱心，树新风，迎奥运”、“三问三解”等社会公益活动，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全县民兵预备役人员向灾区、伤残军人、贫困和身患生病学生等共计捐款5万余元，献血300余人次。2010年7月18日，**境内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他们组织人武部全体干部职工和全县民兵预备役人员向灾区群众捐款2万余元，帮助灾后重建，并在平利县西河乡开设了民兵渡口，搭建了应急帐篷，解决了5个村的受灾群众的生活实际困难，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坚持把国防和双拥教育纳入党政机关、企业单位的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把国防教育渗透到政治、文史和体育等学科课堂教学中。全县每年军训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达1.2万人。组织县、镇、部门主要领导军事日活动3次，维修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3处，建成了关亚子楚长城遗址和十烈士陵园2个爱国教育基地，并投入600余万元修建了红25军解放平利红军纪念馆。全县共设置永久性双拥标语牌6个、宣传栏8个、军人和优抚对象优先优惠标志10处。共举办国防知识讲座、形势报告会、文艺汇演、军民晚会、学雷锋服务活动10场(次)。200余个民兵家庭被评为“文明户”和产业致富“带头人”，百余名民兵被省、市、县表彰为各种先进。

扶贫帮困打头阵

这些年，他们采取联系点、挂钩、帮建等方法，动真情、使实劲、办实事，通过多种途径帮贫脱困。3年来，他们积极响应**军区开展了“六个100”工程援建活动，先后在兴隆镇开展了“平安共建兴隆”创建活动，实现了“六无”的目标；与兴隆中学开展了“一部一校”帮建设活动，帮助实现了普九目标，先后资助了20余名学生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与老县镇敬老院建立了“一部一院”帮扶工程，制定了五年帮扶规划，定期开展活动，有效地解决了孤寡老人的生活、娱乐等难题；帮助龙头村复转军人吴美庚同志建立了“富硒绿茶示范基地”，为退伍军人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创业树立了标杆典范；与城关镇三河村结城新农村建设共建设单位，先后协调县水利、交通、农业等部门申报项目资金，帮助该村修路、架桥、建养殖场，帮助致富奔小康；同时还协调驻军积极开展学习雷锋常态化活动，组织官兵走上街头开展“家电修理、法律咨询、卫生清扫等服务活动，在驻地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急难险重当先锋

**县地处陕南山区，地质、水患、火灾、交通事故频发，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抢险救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是人武系统经常性的工作。近年来，他们组织发动民兵预备役3000余人次，积极参与抗洪抢险、灭火救林、道路抢修、维稳平暴等任务，参与重大活动10余次，参加抗洪抢险20余起，扑灭山火6次起，调解各类社会矛盾20余起，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2011年3月8日下午，城关镇龙头村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人武部接到火情通报后，迅速启动防火应急方案，组织城关镇120名民兵应急分队成员进行扑救，经过5个小时的奋战，火情得到控制，挽救了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去年8月13日晚零时，平利县发生百年不遇暴雨袭击，位于老县镇下游的凤桥、马鞍山两村山洪暴发，交通、电力、通讯全面中断，全镇各村、学校、工厂频频告急，镇防汛指挥部立即发布红色暴雨预警信号，人武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指挥，40分钟以后，126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统一装备，分别从三个村及各单位同时集结到位，迅速分成交通管制、失踪人员搜救、滑坡险段灾民转移和后勤保障安置四个组，经过连续奋战18个小时，搜救并安葬死难者2人，安全转移灾民226人。今年年6月18日凌晨，安平公路平利境内发生特大山体滑坡，及时组织老县镇民兵应急分队100多人展开抢险救援、清除路障、疏通道路，经过1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确保了安平公路顺利通车，受到了县委、政府的好评。

今年以来，城关镇民兵应急连进行了5次拉动，高标准地完成了“元宵晚会”应急保障、“茶之旅文化节”安保、“龙头村农耕文化园”开园仪式、省市民兵整组实装拉动点验和军警民联合开展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专项行动等任务。“民兵队伍靠得住”已成为全县上下的共识。

第五篇：党在延安时期治理社会的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边区内部与外部之间，成功地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著称于世。中国共产党也从而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使她在这里遍地生根，成长壮大，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指导抗战的中心、民主政治的圣地和延安精神的家园，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和赞叹。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和边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进行考察和对比之后，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具创造性的社会。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进而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得以稳定和谐的理论渊源；在执政的实践上，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使政权中包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在社会管理上，党积累了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新型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建立起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协调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得其所；在文化教育上，形成了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精神培育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发扬光大，形成了延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有了这样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从此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走向胜利，走向辉煌。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建政治国、执政为民的经验，而且制定了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为构建社会和谐而不断进取，不断完善，成为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归根结底在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因此，协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淡化阶级之间的对抗，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权利上，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团结各阶级、阶层，整合社会力量。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它赋予一切抗日的人们以真正自由平等的参政、议政等权利。边区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民众不仅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而且对政府及政权组织人员具有监督、罢免权，政权组织人员的权力受到民众的直接约束，使其能正确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代表人民利益，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违法行为，确保了选举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在物质利益上，边区政府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实行了调节不同利益者之间关系的机制。一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正确处理抗战时期的土地和债务问题，调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妥善处理特殊群体的利益问题，确保困难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一般难民经一次救济后，政府就帮助他们解决了谋生之道，或分配给土地，或进入工厂做工，或到机关工作。移民来边区一年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抗日民主政权给予各阶级、阶层以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缓和了边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极大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整合了各阶级的力量。

三、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边区政府在调节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公平施政，公正执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诚信和睦的人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领袖和群众之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既是党和人民的领袖，也是公民的普通一员。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写信要求为其在边区谋份工作，被毛泽东回绝，并写信说：我们这里上至总司令，下到饲养员，待遇相同，因为我们专为劳苦大众做事。这朴素的语言，深刻地表达了共产党领袖的权力观。斯诺为什么对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共产党引起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是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周恩来居住的土窑洞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力量，称之为“东方魔力”和“兴国之光”。

对于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也关怀备至，无不体现出人本主义的关爱之情。1944年9月，普通的烧炭战士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这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先例。

在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战士与战士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至今许多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战士回忆延安时期的往事时，总是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毛泽东当年称赞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真实地描绘了边区社会的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依法建设清正廉洁的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在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环境下，在政权建设经验缺乏、工作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基础差等情况下，如何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成为边区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需要探索的重大课题。为此，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64个类别1000多个法规和条例，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方面的法规为例，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暂行规程》等法规条例。这法规条例的核心内容，是推进政府行为的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其关键之处在于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置于参议会和人民监督之下，以有效的人民权力约束监督机制，保证政府行为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与施政的公平与民主。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许多关于干部的任用和管理条例，并在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由毛泽东亲自题词鼓励的22名模范干部，惩处了八名腐化分子。边区政府努力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倡导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建设起世界上最廉价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热烈拥护。“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对当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政作风的真实写照。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治理社会的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的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从政策上支持、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使各项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同时也进入“矛盾凸现期”，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错的情况下，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