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延安时期治理社会的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篇：党在延安时期治理社会的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边区内部与外部之间，成功地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著称于世。中国共产党也从而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使她在这里遍地生根，成长壮大，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指导抗战的中心、民主政治的圣地和延安精神的家园，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和赞叹。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和边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进行考察和对比之后，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具创造性的社会。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进而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得以稳定和谐的理论渊源；在执政的实践上，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使政权中包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在社会管理上，党积累了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新型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建立起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协调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得其所；在文化教育上，形成了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精神培育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发扬光大，形成了延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有了这样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从此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走向胜利，走向辉煌。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建政治国、执政为民的经验，而且制定了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为构建社会和谐而不断进取，不断完善，成为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归根结底在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因此，协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淡化阶级之间的对抗，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权利上，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团结各阶级、阶层，整合社会力量。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它赋予一切抗日的人们以真正自由平等的参政、议政等权利。边区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民众不仅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而且对政府及政权组织人员具有监督、罢免权，政权组织人员的权力受到民众的直接约束，使其能正确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代表人民利益，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违法行为，确保了选举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在物质利益上，边区政府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实行了调节不同利益者之间关系的机制。一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正确处理抗战时期的土地和债务问题，调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妥善处理特殊群体的利益问题，确保困难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一般难民经一次救济后，政府就帮助他们解决了谋生之道，或分配给土地，或进入工厂做工，或到机关工作。移民来边区一年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抗日民主政权给予各阶级、阶层以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缓和了边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极大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整合了各阶级的力量。

三、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边区政府在调节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公平施政，公正执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诚信和睦的人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领袖和群众之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既是党和人民的领袖，也是公民的普通一员。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写信要求为其在边区谋份工作，被毛泽东回绝，并写信说：我们这里上至总司令，下到饲养员，待遇相同，因为我们专为劳苦大众做事。这朴素的语言，深刻地表达了共产党领袖的权力观。斯诺为什么对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共产党引起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是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周恩来居住的土窑洞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力量，称之为“东方魔力”和“兴国之光”。

对于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也关怀备至，无不体现出人本主义的关爱之情。1944年9月，普通的烧炭战士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这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先例。

在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战士与战士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至今许多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战士回忆延安时期的往事时，总是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毛泽东当年称赞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真实地描绘了边区社会的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依法建设清正廉洁的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在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环境下，在政权建设经验缺乏、工作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基础差等情况下，如何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成为边区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需要探索的重大课题。为此，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64个类别1000多个法规和条例，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方面的法规为例，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暂行规程》等法规条例。这法规条例的核心内容，是推进政府行为的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其关键之处在于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置于参议会和人民监督之下，以有效的人民权力约束监督机制，保证政府行为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与施政的公平与民主。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许多关于干部的任用和管理条例，并在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由毛泽东亲自题词鼓励的22名模范干部，惩处了八名腐化分子。边区政府努力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倡导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建设起世界上最廉价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热烈拥护。“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对当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政作风的真实写照。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治理社会的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的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从政策上支持、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使各项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同时也进入“矛盾凸现期”，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错的情况下，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二篇：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边区内部与外部之间，成功地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著称于世。中国共产党也从而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使她在这里遍地生根，成长壮大，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指导抗战的中心、民主政治的圣地和延安精神的家园，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和赞叹。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和边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进行考察和对比之后，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具创造性的社会。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进而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得以稳定和谐的理论渊源；在执政的实践上，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使政权中包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在社会管理上，党积累了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新型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建立起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协调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得其所；在文化教育上，形成了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精神培育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发扬光大，形成了延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有了这样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从此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走向胜利，走向辉煌。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建政治国、执政为民的经验，而且制定了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为构建社会和谐而不断进取，不断完善，成为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归根结底在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因此，协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淡化阶级之间的对抗，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权利上，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团结各阶级、阶层，整合社会力量。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它赋予一切抗日的人们以真正自由平等的参政、议政等权利。边区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民众不仅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而且对政府及政权组织人员具有监督、罢免权，政权组织人员的权力受到民众的直接约束，使其能正确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代表人民利益，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违法行为，确保了选举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在物质利益上，边区政府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实行了调节不同利益者之间关系的机制。一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正确处理抗战时期的土地和债务问题，调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妥善处理特殊群体的利益问题，确保困难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一般难民经一次救济后，政府就帮助他们解决了谋生之道，或分配给土地，或进入工厂做工，或到机关工作。移民来边区一年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抗日民主政权给予各阶级、阶层以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缓和了边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极大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整合了各阶级的力量。

三、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边区政府在调节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公平施政，公正执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诚信和睦的人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领袖和群众之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既是党和人民的领袖，也是公民的普通一员。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写信要求为其在边区谋份工作，被毛泽东回绝，并写信说：我们这里上至总司令，下到饲养员，待遇相同，因为我们专为劳苦大众做事。这朴素的语言，深刻地表达了共产党领袖的权力观。斯诺为什么对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共产党引起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是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周恩来居住的土窑洞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力量，称之为“东方魔力”和“兴国之光”。

对于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也关怀备至，无不体现出人本主义的关爱之情。1944年9月，普通的烧炭战士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这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先例。

在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战士与战士之间，

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至今许多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战士回忆延安时期的往事时，总是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毛泽东当年称赞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真实地描绘了边区社会的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依法建设清正廉洁的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治理社会的方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首要的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从政策上支持、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使各项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同时也进入“矛盾凸现期”，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错的情况下，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三篇：学习党在延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所感所想

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间，培育形成了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优良传统，打造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治，特别是边区廉政建设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二是重视发扬民主，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边区政府逐步健全了选举罢免制度。边区、县、乡的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府主席、县长、乡长及其委员，由参议会选举；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提名，经参议会批准。公务人员如有违法失职腐败行为，参议会可以将其罢免。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自胜而衰的历史周期律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是陕甘宁边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

三是坚持以法保廉，建立惩戒制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38年，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要求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严肃查处了180多件贪污腐化案件。由于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法规完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保证了廉洁政治的发展。

四是提高制度建设系统性，健全各项配套制度。在延安时期，为杜绝财经的贪污浪费，党中央制定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金库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做到收入、支出、保管、审核等环节相互制约和监督；在组织制度上，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各级政府奖惩条例》。为促使以上制度的落实，边区政府又建立了政府工作自我检查制度，以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同时，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执行。

在新的历史阶段，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重点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党在延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加强教育相结合。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不断丰富教育形式，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员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强化监督相结合。积极探索加强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重要情况报告制度。完善党内决策监督机制，健全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廉政勤政、选人用人情况等方面的制度，建立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预防腐败相结合。充分发挥制度在预防腐败中的基础作用，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政管理、投资管理、执法管理等各项制度。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着力推进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岗位风险排查、教育、预警、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惩治腐败相结合。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舆情收集和处置机制；建立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制度；完善重大案件剖析制度和通报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同时，要努力做到制度建设与领导率先垂范相结合，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遵守制度，而且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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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经验与启示 - 副本

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经验与启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此，我将回顾党在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与启示，结合当前党执政能力的现实，谈谈关于什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怎样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党执政能力建设对促进高校科学发展的启示。

一、怎样理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能力是相对执政党来说的，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执政至今，已经快走了60多个年头。从宏观上讲，执政能力就是党治党、治国和治军的能力。微观上讲，执政能力就是建设和巩固政权的能力，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水平的能力，处理内政外交的能力，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的能力，处理国内外矛盾的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等等。相对于中共来讲，执政能力还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提高改革开放水平的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力，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等等。执政能力渗透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将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

二、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共取的政权后要不断解决的历史课题 从国际来看，苏共在建立之处，列宁曾经强调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但苏共毕竟是第一个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无历史经验可学。在后期忽视了执政能力建设，以至于在执政70年后失去政权。中共在借鉴苏共经验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步重视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共刚取得政权时，毛泽东就强调从学会经济建设和作风建设出发加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学会管理城市，学会发展建设。同时要抵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强调两个“务必”。邓小平从党的领导和党政关系改善出发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党政分开，强调提高党领导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为其赋予深刻历史意义。以胡锦涛同志的党中央，强调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执政方

式建设，解决党内的突出问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一部悲壮的中国近代史，证明只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共肩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肩负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虽然

中共在取得政权后，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迫使中共必须不断加强执政能力

建设，离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三）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和平和发展逐步成为世

界的主题，但局部的民族宗教冲突和由大国在后操纵的局部战争依然存在。经济

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已成大局，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已成为核心竞争，创新俨然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但这种大局是在西方大国在主导，因而在华丽的背后是

一系列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却是使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如全球气候变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

局势下，挑战和机遇并存，而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必须理清思路，才能在国际环

境下生存，因而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国内，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不断

增长，但是都是在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经济的增长方式粗放，过去的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的阴影依然存在。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经济发展过程一系列问题相继而来，城乡差距扩大，社会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人民幸福指数低。面对国内外的各项挑战，中共必须提高自身执政能力

建设，才能逐步解决国内外的各项矛盾。

三、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

（一）执政理念，就是执政的指导思想，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就是执行力，执行力影响执行效果。因而在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上，首先就要梳理执政思想，现

在我国的执政理念是执政为民。因而应不断充实加强此概念的理解以及强调务实

执行。

（二）执政基础，中共的执政基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有经济基础是公有

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还有文化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三）执政方针，就是中共制定的各种全局性，战略性的方针和规划。有总体

方针和具体在某时段的具体方针。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不断提高执政方针的制定要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广大人群的根本利益。

(四）执政体制，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但其它的体制都与政治

体制有关联，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与现行体制有关，执政体制会对其他体制产生巨

大影响。

（五）执政方式，执政方式决定执政方针的具体效果。以前中国单一的行政命

令执政方式有许多弊端，虽然这样提高执行的必须性，但却缺乏能动性。应多用

法律方式，经济方式等。

（六）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执政资源就是党现在已经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优良的传统和他国的历史经验。执政环境就是国内外的环境，在国内要创造

优良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国外就是要和平相处，加强对外交流。

四、怎样提高执政能力建设

从总体讲，应建设为一个学习型政党，在不断学习挡的优良传统和执政经验的同时，应加强对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文明学习，取其优良，去其糟粕。不断加强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在全党上下形成学习的良好风

气。

具体上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努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

国不仅可行，而且卓有成效。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就是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分不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

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由此也给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

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二）努力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在我国，中共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这是提高党

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

（三）努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拥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能力，先

进文化引领好的社会风气，文化可以反作用政治经济。因而提高建设先进文化能

力可以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四）提高处理国内外突发事件和矛盾的能力

此能力是建立在上述各种能力之上的，必须要不断完善体制，面对08年金

融危机，要及时制定金融政策来应对，面对08年冰雪灾害和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要建立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对于各种国外的局势的变化，要灵活的运用外交手段，游刃有余。

五、提高党执政能力对高校科学发展的启示

高校作为我国培养高级人才，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地方。高校的科学发

展直接影响国家未来。从中共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各方面，高校从中应得到以下

启示从而促进自身科学发展。首先，高校党总支应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对校行政的管理，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加强教师技能培训，务实高校教师的严格选拔与录用。其次还应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当前的高校的培训是面向市场，因而高校党总支应创新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培养模式，是高校的毕业生有市场

竞争力，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同时，下放一定的权力，使高校在财务上有一

定的支配权，不仅提高高校的能动性，同时能够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同时，建立

相应的监督机制，是高校在财务和人事调动上廉洁发展。更重要的是提高高校教

师待遇，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高校党总支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建

成学习型党总支，执行好中央的政策方针和路线，因校而宜制定相应的政策。最

后高校党总支应加强对高校的文化思潮的引领，使高校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第五篇：浅谈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参考）

浅谈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两篇（参考）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推动党的工作方式不断更新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切实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枫桥经验”强调“党领导下的群众广泛参与”。这样既坚持了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分工明确、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并且贯彻执行了党建引领的核心思想，在党的合理推动与正向激励下，人民自觉与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了基层治理智能化、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从源头出发，将矛盾化解在了基层，构建了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