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内外保障房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国内外保障房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住房乃民生之要。近年来，国内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远远超出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住房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在出台一系列房价调控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房建设目标：2010年580万套、2011年1000万套、“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为推进我市保障房建设的进程，现摘编部分省市推进保障房建设的做法，总结国外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供市领导和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国家为解决高房价背景下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而推出的民生工程，面对的是民众迫切的需求和期待，体现的是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保障房建设是政府主导改善民生的标志性工程，必须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确保保障房工程质量及公平分配，稳预期控房价、扩内需转方式、惠民生促和谐。
一、国内部分省市推进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做法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今年内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 房的决策部署，各地积极实施并在保证保障房公平分配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截止到10月初，全国已开工建设980多万套，房屋建设质量总体较好，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基础。
厦门：一是在全国率先出台社会保障性住房条例，建立保障性租赁房制度和保障性商品房制度，重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构建“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保障体系；二是舍得拿出大量土地来建设保障性住房，主要集中在本岛中东部商业片区，有些还是一线海景房社区；三是通过土地净收益划拨、压缩市政工程和节约政府行政开支等渠道筹措资金，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按时动工、交付和入住；四是保障房建设与商品房建设同规划、同标准，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模式，防止保障性住房变成贫民窟；五是保障房分配上，没有专门的“廉租房小区”或“经济适用房小区”，对房屋保障类型不做事先规定，根据住户需求灵活调节，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混居；六是建立了严格完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五级审核、二级公示、多部门协查，对入住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实现三年一审，将投机寻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青岛：青岛市保障房建设走在全国同类城市前列。2007年至今，青岛基本解决了3.5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其中享受实物配售保障的低收入家庭比例达88%。一是提供稳定的财政投入。青岛规定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低于15%（高于国家标准），市政府保障房建 设投入每年不少于5亿元，2007年以来保障房建设获得的资金超过100亿元。二是以配建制确保保障房用地。青岛规定新增建设用地规划为住宅的，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配建；旧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扣除拆迁安置用房后，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实施配建；一般搬迁企业用地规划为住宅的，按照45%的比例实施配建。不适宜配建的土地，要提取相应比例土地收益用于集中建设项目用地的征收补偿。三是以人为本优化保障房布局。按照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分布状况，将保障性住房重点布局在铁路沿线、城市主干道、地铁出入口等区域，降低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同时，改进了保障性住房户型的设计，做到面积不大、功能齐全。四是着眼长远。制定保障房建设规划，提出到“十二五”规划期末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覆盖面达到20%的目标。
苏州：苏州市保障房建设超额完成目标任务。一是超额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江苏省给苏州下达了23500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截至今年7月底，苏州已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3万多套，发放廉租房租赁补贴4600多户，危旧房改造227万平方米。二是保障房标准不断提高。自2000年苏州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来，保障面积已从当初的人均6平方米提高到现在的18平方米，保障对象也从低保家庭扩大到低保边缘家庭、特困职工家庭、人均收入12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以及人均收入17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月收入 低于1350元者明年起可申请保障房。三是做到了“以房等人”、“应保尽保”。截至2010年底，全市已累计筹集廉租房4700套，建设经济适用房2万1千多套，建设公共租赁房11万套，较好地满足了全市1.1万多户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其他城市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北京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与七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总金额为700亿-800亿元的债权投资计划，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公积金增值资金收购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为上海的公租房“储备库”。深圳市出台《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增设刑罚条款，对弄虚作假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增加了进行治安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成都规定在适当地段的部分新增普通商品住房项目中，按照项目住房建筑面积3-5%的比例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后由土地竞得人无偿移交政府。兰州鼓励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其供应对象、产权关系可按经济适用房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二、国外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成功经验
我国保障房的建设与管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一是保障房建设的资本运营问题；二是保障房分配时的准入、公示、管理、退出四大关节存在的诸多漏洞。因此，归纳和总结国外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成功经验，对完善我国 的保障房建设和管理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国外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资本运营模式。一是通过立法保证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来源。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及新加坡等都曾先后为保障房的资金来源立法（如日本的《供应住宅法》、新加波的《中央公积金法》），确保了各国财政资金在保障房建设和管理上的稳定投入。此外，有些国家的法案中还规定了一些土地、税收和信贷优惠措施，鼓励非政府机构投资建设保障房。例如美国的《国民住宅法》规定，政府要为私营机构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他们投资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寓住宅。目前，美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廉租房项目由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建设而成。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保障房的建设主要由非营利性机构主导完成，政府会为其提供土地、贷款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让中低收入人群享受到基本等于成本价的房屋。
二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核心的金融信贷支持模式。此模式主要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例如，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核心的金融信贷支持政策，成为美国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的核心。
三是住房储蓄模式。一种是合同储蓄，即借贷双方通过契约合同筹集住房资金。在该制度下，潜在的购房者与政府指定的机构订立资金存贷合同，并按合同的约定日期定期到 指定机构储蓄一定的钱款，当储蓄达到一定的时间和金额后便自动取得从该指定机构获得相应住房抵押贷款的权利。另一种是强制储蓄。该模式的特征是政府凭借国家的权威和信用，通过法律和行政规定等手段强制要求企业和职工将职工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存入指定机构，然后该机构再以优惠贷款的方式支持职工的住房消费。典型的代表国家为新加坡。
（二）国外保障房准入、监管及退出的管理经验。准入机制。国外普遍设置了严格的申请条件，申请人按照规定填写各种文件和证明后等待抽签结果。新加坡对违规申请保障性住房者施以高达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6个月的监禁，甚至两者兼施。
监管机制。法国对租住廉租房人群的收入状况每三年普查一遍，对那些收入已超过保障线的住户予以清退。此外，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并配备足够数量的监管人员也是进行有效监管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例如香港虽然只是一个仅有600多万人口的城市，但从事保障性住房的监管人员就多达8000多人。
退出机制。英国有一种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的“共有产权”性质的保障性住房，其供应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购买者可以先取得房屋的部分产权，没有取得产权的部分以缴纳租金的形式支付，在收入增加以后必须买下整套住房。日 本的公营住宅（廉租房），专门机构会对其租户的年收入进行严格核定，当年收入连续三年超过规定标准时，要累进计算房租，年收入超标后连续租住五年则必须买下所租住的公营住宅。
三、国内外保障房建设与管理对我市的启示
（一）加快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立法工作。纵观发达国家，无不非常重视保障房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工作。这是从源头上保证保障房建设与管理有效执行的根本途径。建议我市参照厦门、深圳的做法，将我市业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上升为《珠海市住房保障条例》，从法规的高度规定保障房覆盖对象、保障房的构成、政府职责、保障房分配、监督机制与问责处罚机制，以及保障房监管机构和监管队伍等内容，并将保障房建设与管理列入党政领导干部职责考核。
（二）建立健全多渠道的住房保障资金筹措体系。保障房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且具有较低的利润率，建议我市一方面要利用立法手段和财税政策工具，抓紧建立健全规范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方式和融资机制，出台配套鼓励扶持政策，吸引各方面资金投入保障房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创新保障房金融工具，可借鉴新加坡住房公积金制度、日本金融公库制度、德国合同储蓄制度、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等经验，利用我市毗邻港澳优势，与港澳资本或公益基 金合作设立保障房公募基金、保障房储备库、保障性住房投资信托基金（REITs）、保障房地方债券，保障房可转换基金（针对房地产商）等融资模式，为保障房建设募得足够资金。
（三）实行保障性住房配建制。
国内外经验表明，中低收入者全部集中在一栋楼，富人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老百姓会因为住房问题而互相区分和割裂开来，将对社会整合和稳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我市已选定保障性住房储备用地28块，建议将保障房与商品房同步规划，统一布局与封闭式管理，最大限度地让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不孤立地生活在一个区域里面，既不产生贫民窟，又方便管理。长远来看，可参照青岛的配建制做法，分散、搭配地建设保障房而不是集中建设保障房小区，尤其是今后对新增建设用地规划为住宅的，以及旧城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议按照一定比例实施配建保障房。
（四）加快建立全面动态的保障房管理机制。加快《珠海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和《珠海市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的制定和出台，实行从租赁补贴到实物配租、配售等所有住房保障方式的全方位管理，同时从准入、监管到退出进行全过程管理。要完善准入退出机制，审核和分配房屋要实行网上公开，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全过程监督，坚决排除人为干扰，严肃查处以权谋私，做到过程和结果公开公平公正。要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和人员队 伍，定期对保障房居住人群收入进行核查，核查结果接受群众监督。要加强管理与技术手段相结合，为中低收入人群建立电子档案，内容包括户籍、银行、就业、保险、税收、医疗、教育等相联动的共同信息，并根据变化情况而时时更新，保证信息的准确和真实。
（五）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管理的专业监督和公共监督。保障房直接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议我市一方面严格制定落实保障房质量监管办法，在设计、建材、施工等各个环节上严格把关，对存在的问题、隐患发现一起，整改一起。要对保障房建设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要彻查、追究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另一方面，必须加大民间监督，特别是加大媒体监督、网络监督的作用，使保障房在准入、监管和退出方面得到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让保障房“安居工程”真正成为“阳光工程”。
第二篇：保障房建设现状与发展
自古以来，“安居”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人类的居住需求和房屋价格高企的矛盾日益突出，住房问题成为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施“安居工程”，开始推行保障性住房建设，但是由于保障性住房用地供给不足、建设资金缺乏、地方政府缺乏动力、法律监管空白等原因，虽然历经十五年，但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仍然滞后，人民居住矛盾较为突出。
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以往“五年计划”不同，“十二五”计划重点突出民生，“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成为未来五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可以预见，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将迎来历史最好时期。
一、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和现状
1、保障性住房的概念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简称商品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两限商品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具有社会保障性质。
●两限商品住房
两限房全称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也被称为“两限”商品住房。两限房指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在限制套型比例、限定销售价格的基础上，以竞地价、竞房价的方式，招标确定住宅项目开发建设单位，由中标单位按照约定标准建设，按照约定价位面向符合条件的居民销售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政府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政府指导价出售给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
●廉租房
廉租住房是政府或机构拥有，用政府核定的低租金租赁给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对廉租住房没有产权，是非产权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户型设定是以一居室、两居室为主，建筑面积原则上按一居室套型建筑面积35平方米，两居室套型建筑面积45平方米，三居室套型建筑面积55平方米。
●公共租赁房
指通过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按照市场租价向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可租赁的住房，同时，政府对承租家庭按月支付相应标准的租房补贴。其目的是解决家庭收入高于享受廉租房标准而又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公共租赁住房不是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者承租者承受起的价格向中低收入人群租赁。
2、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
阶段一：“安居工程”起步阶段(1995年-1997年)
1995年1月20日出台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标志着“安居工程”在我国全面起步，其计划在原有住房建设规模基础上，新增安居工程建筑面积1.5亿平方米，用五年左右时间完成。安居工程住房直接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并优先出售给无房户、危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房，不售给高收入家庭。这一阶段我国住房的主要模式为集资合作建房和“安居工程”两种方式，同时实物分房还没有完全取消。
阶段二：保障性住房体系初步确立阶段(1998年-2001年)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已经全面建立起来。新的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分三个层次：一是面对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这是救济性的，基本不需要贫困家庭出钱，完全依靠政府救济。廉租住房的核定标准是“双困标准”，即收入和现有住房面积的双困。二是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这是援助性的，即政府贴一部分，个人掏一部分。三是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的商品房，是完全市场化的。这一阶段主要以商品住房的供应为主。
阶段三：保障性安居工程全面萎缩阶段(2002年-2006年)
2001年底开始，以大连市为代表的部分城市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以出让土地获取政府收入，导致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积极性逐步减弱。从2002年开始，经济适用住房投资占房地产投资比例大幅下降。2005年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3%（2005年经济适用房投资额为519亿，同期房地产开发投资15909亿元），一些城市甚至停止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
阶段四：保障性住房体系重新确立阶段(2007年-2009年)
2007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住房保障制度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即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力争到“十一五”（2006-2010年）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意见》中要求城市新审批、新开工的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量不得低于居住用地供应总量的70%。
2008年底,国务院提出争取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及棚户区改造问题。计划2009年到2011年，全国平均每年新增130万套经济适用住房。到2011年年底，基本解决747万户现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2009年国家制定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计划2009年到2011年解决75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240万户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
阶段五：保障性住房体系逐步完善阶段(2010年-2015年)
2010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要求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并优先保证供应；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地区，要大幅度增加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供应；确保完成2010年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的工作任务，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已经逐步趋于完善。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每年新建保障性住宅500万套，力争还清3000套保障性住房的历史欠账。
3、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现状及问题
保障性住房发展缓慢，销售量占普通住宅的比重逐年下降
1998年我国确立了新的住房体系，共分为三类：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2004年之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商品住宅销售面积逐年提高，但是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面积增长缓慢，占普通商品住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我国经适房销售面积3760万平方米，占普通住宅销售面积的23%（普通住宅销售面积16570万平方米）。而2009年，我国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3012万平方米，占普通住宅销售面积的4%（普通住宅销售面积85294万平方米）。
保障性住房资金投入规模不断加大，但其占住宅投资比重明显下降 1998年以来,随着保障性住房体系在我国逐步确立，国家不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力度，特别是2007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经济适用住房投资额不断增长，年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但是与其他住宅项目投资额相比，政府对其资金投入力度明显不足，自1998年到2009年，经济适用住房投资额占住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3.0%降至4.4%。
安居工程进展缓慢，项目施工赶不上投资增长速度
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81.9亿元，2009年保障性住房支出达到550.56亿元，2010年又安排住房保障支出992.58亿元。但是投资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新开工面积及竣工套数增长却相对缓慢。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及竣工套数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5%以下，新开工面积2009年出现负增长。
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严重不足，供应结构不尽合理
供给严重不足是我国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现实问题。各省市地区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为主要的供给对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计划目标中占比就严重不足，完成率则均较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数据说明：本完成率数据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及各地国土资源局正式公布的供地计划和实际供应的经济适用房用地、廉租房用地及部分中地价位中小套型（划拨出让）整理而来，仅供参考，后期或做调整。分析内容以此数据为前提。
仅从2010年的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来看，廉租房用地计划供应总量占供地计划总量的4%，经济适用房用地占比为9%，20%为棚改房用地，商品住房用地（包括中小套型）却占据了整个供地计划的67%。对于解决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意义重大的廉租住房只有4%的份额，加上经济适用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总量也不过占计划供地总量的13%。在新政波澜壮阔的2010年的供地计划尚且如此，以往的供地结构自然不言而喻。
公共租赁房严重缺失，难以实现“应保尽保”
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提供的对象主要是拥有本地户籍的中低收入者，而非本地常住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这个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尤其突出。这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脉相承，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却也成为了增加社会不公平的因素之一，不利于社会公平、稳定和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二、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缓慢原因分析
1、政府因素
过度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忽视保障性住房建设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理论指导下，GDP的高速增长成为政绩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带动了50余个相关行业发展的房地产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GDP增速由2007年的13%下降至2008年的9%。在此背景下，为了完成“保八”目标，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为房地产行业松绑等。在天量投资、银根放松、购买优惠的前提下，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2.1%，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同比增长75.5%，均创下历史新高，而经济适用房建设各项指标均在2009年创下四年来的最低点。2009年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额增速、施工面积增速和新开工面积增速分别为17%、3%和-5%，远低于2006年的34%、16%和25%。显然，在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的前提下，保障性住房这种不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投资显然不被政府所接受。
2、制度因素
保障性住房体系建立缺乏法律保障，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难以完成成为常态 我国虽然有一系列关于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政策，但是却没有专门或相关法律对于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供给、项目的审批、项目建设和销售标准等等问题予以明确的规范，这就为政府在保障性住房问题上的严重缺位和寻租行为提供了理由。
特别是在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上缺乏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从而导致计划是计划，供应是供应，保障性住房用地完成率偏低成为常态。我们认为，加强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建设是保障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3、财政因素
土地出让金是补充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缺乏供应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动力
不合理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每年都面临巨大的财政缺口，而不纳入财政范围的土地出让金自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不难看出，土地出让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2007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14766.67亿元，当年土地出让金收入12000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比例高达81%。保障性住房用地大多是采取划拨和协议的出让方式，难以或较少产生政府收益，在财政本就紧张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于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投资行为自然缺乏动力，甚至十分抵制，这也就是各级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问题上严重缺位的原因所在。
三、国内外保障性住房模式的成功经验
1、新加坡保障性住房制度
层次分明、全面覆盖式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作为一个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型国家，新加坡一直将为本国居民提供合理的住房并保持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最为典型的政策，当属“居者有其屋”计划，按收入水平将居民区分为不同的收入阶层，并为其提供相应的购房政策。具体来说，即凡月收入800新元以下的家庭可以租用公共组屋，也可以购买，购屋首付款仅为房价款总额的5%，其余的95%可以申请贷款，期限可长达25年，每月可使用公积金还款；月收入4000新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申请购买公共组屋，首付款为全款额的20%，余额同样可以申请贷款，并可以用公积金在20-25年的还款期内还清。月收入4000新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则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商品住房。1964年开始实施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实施至今，新加坡已经兴建了100多万套公共组屋，使得全国84%的人口在其中安居，这种全面覆盖式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住房问题解决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在抑制投机、稳定房价方面，新加坡则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予以约束。如购买组屋后，屋主在1年之内不得将房屋整体出租；购屋期限在5年以内的，不允许转让或者用于商业经营；另外，屋主出售购买时间不足1年的组屋将会面临高额的房产税；在申请组屋时，居民必须提供详实的资料，如发现弄虚作假的行为，申请人将面临高达5000新元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投机行为的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房价飞涨。
评价：新加坡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都很小，便于信息的统计、核实与管理。因此，全面覆盖性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及其相关规定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虽然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施行非常成功，但鉴于其国情的特殊性，因此这种政策并不具有普适性。
2、美国保障性住房制度
全面的立法保障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
美国是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而保障性住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政策特点在于全面的立法保障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首先，为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如《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等多项法律，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租金的公共住房、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息购房和建房贷款、提供租房和住房补贴等政策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其次，发达的金融体系使得房地产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大行其道，为居民自建住房和购房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评价：美国是典型的经济发达的地广人稀的国家，且土地私有化，这就使得自建房屋成为可能，这也成为美国房屋自有率极高的原因之一。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且人口大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自建房屋的政策无法得到推广，但是美国全面的立法保障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却值得借鉴。
3、法国保障性住房制度
法律强制与市场化运作并行
法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鲜明的体现在其独具特色的法律规定上，即规定任何开发商在开发住宅项目时，其中必须有20%的面积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并为之提供日常的管理和维护，这就在法律的高度上保证了保障性住房的市场供给；同时通过政府专门机构的全面市场化运作，为保障性住房提供行政组织和管理保障。
评价：法国的法律硬性规定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杜绝了贫富分区现象的发生；全面的市场化运作杜绝了腐败现象和寻租行为，同时提高了保障性住房工程的建设效率，也降低了背上英国式的公共住房财政包袱的风险（英国由于政府出资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比重过大，使得英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并不得不于1936年和1980年进行了两次住房改革，以期将尽可能多的公共住房转变为私有）。
4、香港保障性住房制度 租售并举的保障性住房模式
香港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分为两个方面，即租房和购房两个方面。
租房方面，根据家庭的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制定相应的租房价格，并对租房资格予以严格限制。具体规定为：单身月收入4600元以下、两口之家月收入7600元以下、三口之家月收入9500元以下、四口之家月收入20000元以下的可以租住公房。人均租房面积5.5平方米以下的，租金占该家庭收入的15%；人均租房面积达到7平方米的，租金占该家庭收入的18.5%；公屋的平均租金水平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的30%。
住房方面，针对中低收入者，政府无偿提供土地建造住房，并以市价的60%-70%的价格出售给购房者，并由房屋委员会提供贷款担保，同时对购房者的产权予以严格限制：购房时间在5年以内的屋主不得私自出售其住房，只能以原价出售给房屋委员会；5-10年的，也只能参照当时的市价转售给房屋委员会；10年以上的，屋主可以将住房公开出售，但要把45%-55%的增值额交给房屋委员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保障性住房的投机行为的发生。
评价：租售双轨制为香港提供了占市场总额40%以上的保障性住房，这部分保障性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给商品住房留出了足够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即实现了在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发展了房地产业，具有极高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5、重庆保障性住房制度典型的双轨制
不同于香港的租售双轨制，重庆模式的“双轨制”鲜明地体现在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在保障房的分配上实行宽进严出，同时放宽对于商品房的管制。公租屋住满五年后，才可以购买下来，而且卖掉的话也只能用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政府，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投机行为。而对于商品房管制的放宽，使得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继续带动相关行业和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建议
1、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法律体系，为保障性住房工程提供全面而有力的法律保障。
2、因地制宜，在住房压力较大的地区推行“重庆模式”，保证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同时也给房地产行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
3、完善信息化建设，杜绝保障性住房申请中的弄虚作假行为。
4、改善财税体制，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同时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体系，杜绝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5、一线大城市应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房，缓解外来人员住房压力，实现“应保尽保”。
6、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投资、消费和出口等多方面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一）保障房建设进展现状
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范围受挫，保障房开发贷款一枝独秀。一季度，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167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7.0%，比上年末回落6.5个百分点，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新增651亿元，比年初增长40.1%，高出同期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34.8个百分点。其中北京、江苏等省市的保障房贷款占据了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半壁江山，以公共租赁房模式著称的重庆，其一季度保障房贷款余额首次突破了300亿。
2011年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高达1000万套，在政府政策的监督和鼓励下，各地保障房建设开工情况良好。根据住建部数据，截至5月初，全国大部分省市保障性住房开工率在20%以上，超过2010年同期，一些进展比较快的省份开工率达到了30%以上。例如，河北省开工13.1万套，占全年任务的37.4%；湖北省开工8.28万套，占到全年任务的23%，安徽省新开工11万套，占全年计划任务的30%；海南省已开工4.09万套，占今年计划任务的30.8%。目前看来，年我国保障房开工速度和开工率都超过了2010年同期，预计8-10月份将成为开工高潮，10月底有望实现绝大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开工。
（二）所面临的问题
1、制度问题
随着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推进，未来几年我国保障房将进入分配高峰期。中低收入家庭、进城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棚户区住户和农村危房户等住房困难群体，将根据其住房困难程度和经济承受能力，陆续享受到相应的住房保障，分配机制的公平、合理逐渐受到更多关注。目前保障房分配过程中存在瞒报、虚报、假报等不合理现象，百万富翁、公务员造假材料申请保障房福利的案例屡屡被曝光，出于对保障房数年后可以上市交易的看好，不少人试图以较低成本申请保障房，再转手倒卖以获得高额利润„„一系列现象凸显了相关法规制定、监管的空白和无力，保障房进入、退出审核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保障房建设难以有效推进，地方政府不积极是主要因素。多年来，我国保障房建设雷声大雨点小，由于保障性住房利润微薄，在当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暴利的吸引下，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保障性住房都没有足够的激励，消极应付。为此，需要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长期措施与短期措施并举，让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上言行一致，并对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弄虚作假的官员实施问责。
2、资金来源
近年来，我国不断拓宽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省市县财政一般预算安排的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安排的资金、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的资金、地方债券安排的资金等，基本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财政投入机制。2011年我国计划建设保障性安居住房1000万套，据估算，所需投入资金约为1.4万亿元。庞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难以保证工程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保障房建设可见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1300亿元；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最多1350亿元）；另外，再加上动用有限的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显然，面对保障房建设所需巨大资金，财政投入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而另一部分需要多方筹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是多方筹措中的一个来源。由于保障房项目涉及拆迁、开发、销售、回笼的全流程，关联方多，情况复杂、体量巨大、各地实施运作模式差异化明显，合规性和政策性风险显著，银行信贷风险较大。银行需要与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共同研究有效的资金供应方式。只有把这个问题根本解决，才能把保障房建设落到实处。
3、土地供应
住宅建设关键取决于两大资金和土地两大因素。只有资金和土地的供应得到长效保证，保障房建设方能持续推进。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对土地供应提出了较大的挑战。5月12日，国土资源部公布了2011年住房土地供应计划，计划供应量达到21.8万公顷，提高18%。其余各项指标也均有所提升。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供地7.74万公顷，比2010年实际供地量增加一倍还多，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供地也将占到住房用地总供应量的三成以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各地政府需从增加供地数量、完善供地方式以及科学合理地进行地块选址等角度精心谋划。在保障房大举提速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如果满足上述保障房用地需求，且不对商品房市场造成挤出效应，需要整体增加土地供应，完善存量土地供应政策，盘活存量土地为保障房用地提供更多增量。
（1）国内保障房建设历史进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我国房改的助推器，中国房地产第一代改革的大幕拉开。此次住房改革的目的只是政府为了借助住房消费的启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并没有想到、更没有主动去承担政府在住房方面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公布实施，福利分房取消，以商品化为标志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从1997-2007年，中国房地产业每年的增速几乎都达到同期GDP增速的两倍以上，极大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从1999年到2003年四年多的时间里，政策大体维持在一个宽泛的框架内，基本由市场自主调节，而政府最初制定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宅体系建设在商品房利益的巨大诱惑下逐步被打入“冷宫”，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几乎谈不上。从1998年到2006年的8年间，我国廉租房建设资金投入的总额仅为70多亿元，与每年需求500亿的资金相去甚远，全国累计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也只有20万套上下。目前，低保群众10平方米及以下居住的家庭接近400万户，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的全国统计大概有1000万户，也就是说有3000多万人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房价飞涨、民怨沸腾最终使得从2005年开始，政府不得不把稳定房价作为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先后颁布了“国八条”和“国六条”的通知，但可惜的是，由于调控措施没有打中要害，房价飞涨的势头反而越演越烈。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首次明确提出把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工作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此，保障住房建设纷纷提上各级政府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支出安排之中。
2009年年末，政府对房地产开始施行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为核心的密集调控，其关键在于让商品房与保障房并重，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特别是安抚底层社会群体的眼前之需。至此，房地产改革的方向，在十年偏行偏走后终于完成纠偏，重回原点。2009年的房地产调控主要目的是纠正单纯住房商品化的片面性，转而启动住房保障的轮子，让商品化与保障化双轮并行，应对不同阶层需要，特别是安抚低收入阶层、平息民怨。
（2）国外保障房建设经验总结 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保障房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一是保障房建设立法先行，二是以政府财政支付为后盾确保资金来源，三是通过金融创新想入社会资金，四是建设供给模式。
立法先行是所有向社会提供大量保障房的国家的最通常举措。这些国家的保障房立法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规定专门机构实施各项住房保障措施，如美国的联邦平民住房建设局、日本的建设省住宅局、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等。二是规范和引导其他经济主体在保障房建设和供给上的行为，使其服务于保障房供给的整体目标，如美国通过税收引导、调节私人资源服务于住房保障。三是确保财政资金的稳定投入。各国会根据自己的财力，立法确保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中。四是确保分配公正。在保障房分配上公开透明，凡申请保障住房，均张榜公示，出具家庭收入、人口和住房状况证明。在保障房法制建设中，法律条文会随着整体居民收入状况的调整而调整。
以政府的财政支付为后盾，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六种途径：预算拨款，将保障房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在预算收支账目中专门开列保障房支出科目；出售公有土地、公有房屋、出租保障房及附属商业楼所获得的资金；物业税所获得的收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捐赠。
通过金融创新引入社会资金：一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住房资金，利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转让和证券化)，解决一级市场“存短贷长”的矛盾，控制住房金融机构的风险，稳定经营收益，形成一、二级市场的良性互动，同时形成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参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各方，如原始贷款人、证券发行人、信用增强机构、投资者等共同分担风险。二是合同储蓄，即借贷双方通过契约筹集住房资金。潜在的购房者与指定机构订立资金存贷合同，并按合同的约定定期到指定机构储蓄，当储蓄达到一定的时间和金额后便自动取得从该指定机构获得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权利。三是强制储蓄。政府凭借国家权威和信用，通过法律和行政规定等强制手段要求企业和职工将职工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存入指定机构，该机构以优惠贷款方式支持职工住房消费。新加坡最为典型，其本质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四是政企合作。政府出土地，企业出钱，共建保障房。其运营模式可以是重整—经营—补贴—转让模式、转移—维护—运营—补贴模式、转让—建设—转让模式或公共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
国外保障房供给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直接建房，政府直接建房极大地增加了住房供应，对于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和平抑房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住房补贴，各国政府的住房补贴方式可分为面向住房供应方的补贴和面向住房需求方的补贴两种。前者为住房建设补贴(间接补贴)，后者为房租补贴(直接补贴)。建设补贴主要有两种：一是开发商的建屋补贴，通过税收减免，提供开发低息贷款以及财政拨款等方式进行补贴；二是社会出租补贴，承租户承租社会出租住宅时只需按政府所规定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标准与市场租金的差额由政府直接补助给出租者。目前，多数国家的住房补贴的主要形式是房租补贴。因为租金补贴是一项帮助贫困者获得既体面又支付得起的更为经济的措施。三是减免税收，税收减免主要包括对住房自有者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抵扣所得税、出租收入免征所得税以及对自有住房免征财产税。与房租补贴相比，减免税政策有一定的负效应，导致了包括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更大的财政支出，并加剧了租房者和购房户之间的不平等。同时，减免税收虽然能鼓励住房使用者的住房自有化倾向，却无法直接刺激住房供应。四是低息贷款，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综合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发放低息贷款，贴息由财政部门承担。通过低息贷款，鼓励私人投资于低收入家庭公寓住宅，建成后的住房，优惠提供给低收入家庭，以此来增加公共住房的供应量。
第三篇：保障房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保障房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保障房建设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第二条保障房建设资金实行项目预算管理。县、区住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于每年第三季度根据下保障房建设计划，编制下保障房建设支出项目预算。
县、区有关部门根据当地保障房建设计划，指导住房行政主管部门科学、合理测算保障房建设资金需求，并根据保障房资金来源情况，做好保障房支出项目预算编制工作。
第三条保障房支出项目预算经批准后，县区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原则上不得突破预算。
第四条 新建保障性住房，由县区保障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程合同和进度、以及预算，提出拨款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核后，由市建投集中支付。
第五条各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保障房建设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不按照规定筹集、安排使用和管理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篇：加拿大矿业管理经验与启示
加拿大矿业管理经验与启示
发布：2010-10-30 加拿大是一个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经济发达国家，矿业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矿业权管理简单而透明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根据加拿大宪法，矿产资源管理权由联邦政府与省政府分享。联邦政府负责沿海大陆架的矿产资源的管理和全国铀矿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印第安保留地、国家公园的公有土地内的矿产资源的管理，省内的矿产资源归当地省政府管理。
加拿大矿业权的管理权主要属于省政府。目前，政府对矿业权的管理简单而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衔接上，很少阻碍，顺畅便利。探矿权过渡到采矿权也只需要办理简单的登记手续。2）矿业权的转让和押抵更加简单，在这里仅被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多数省份通常不需要政府管理部门批准，只要求转让者到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即可。3）对采矿权人的采矿投资能力没有明确要求。在加拿大，取得采矿权与投资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开采关系不大。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型的矿业公司往往不直接进行风险勘探，而向风险勘探者购买采矿权。
上述做法值得我国借鉴。目前我国的矿业权分割为探矿权和采矿权，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勘探企业在取得探矿权后，找到可供开采的矿产，并不能当然的取得采矿权，只是给予探矿权人以优先采矿权。在实际操作中，探矿权人要取得采矿权还需设立矿山企业并且要达到一定的资质条件。从实践经验来看，虽然“优先采矿权”的规定有利于国家对重要矿产实施控制权，但是它也成为了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法律障碍，找到矿产后对于取得采矿权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投资人会认为这里存在巨大的风险，不利于引进外资，搞活市场经济。在二级转让市场的制度上，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 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这条规定明确规定了矿业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并且禁止把盈利作为矿业权转让的目的。这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规定不利于矿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搞活矿业权市场，进而阻碍我国矿产勘查和开发的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加拿大，首先获取矿权的往往是个人或小矿业公司。小公司由于资金有限，往往只做一些初步的勘探工作，一旦发现矿体，便将矿权转让给大的矿业公司。现在，大矿业公司越来越依赖于从小矿业公司收购矿权。政府对矿权转让不予干预。矿权转让所得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从利润中分成取得（最高可达50%）。由于矿业权的转让可获得巨大利益的刺激，小公司在矿产勘查方面的投入更加积极。在加拿大，许多小矿业公司正是以转卖采矿权作为动力，并且利用采矿权转让带来的预期经济利益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这一方面降低了矿产勘探的风险，另一方面有利于矿产资源的深度勘探。小公司是1999年加拿大矿产勘查复苏以来的主要力量，为加拿大的找矿和发现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和责任。小公司的勘查和评价费用是在2004年超过大公司的，该项费用从1999年的1.75亿加元增长到2007年的19.04亿加元。小公司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费用均超过了全国总费用的60%，2007年达到67.3%。目前，加拿大比较流行大矿业公司与小矿业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因为这样大矿业公司可以通过用勘探费抵扣税前收入达到避税的目的。
针对我国的《矿产资源法》规定，在实践中，许多矿业权人通过长期租赁和承包来间接实现转让矿业权的盈利的目的。因此该条规定既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人为地把勘探者的利益和采矿者的利益对立起来，也不利于矿业权流转制度的深化改革。同时这样的规定拔高了市场的潜在进入者的门槛，形成了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可以理解国家的出发点是对于放开矿业权转让带来的矿业权持有者囤居、哄抬市场的控制，实际上此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市场自身会平衡交易价格，使得矿业权的价值理性回归。
对此提出建议，应当对上述有关的《矿产资源法》规定进行重新修订，简化矿业权审批程序，提高地质矿产行政主管机关的办事效率，从多方面促进矿业权市场高效运转，更好的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明确赋予探矿权人在发现矿产资源后就直接取得采矿权的法律地位，由地矿主管部门给其颁发“采矿证”，以证明其持有采矿权，并且允许“采矿证”的流转，但必须明确的是有采矿权并不必然就能直接开采，要开采还必须符合相应法律规定的条件；取消矿业权流转不得牟利的规定。
二、制度完善的矿业资本市场保障矿业开发资金的供给
加拿大资本市场制度完善，管理规范，准入和监管规定严格。目前加拿大拥有全球最主要和最成功的矿业资本市场，其核心是多伦多证券交易所（TSX），这里是全球矿业上市公司最集中的地方（见表1），2007年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矿业公司为1314家，超过全球矿业上市矿业公司50%。2007年新增矿业公司64家（不包括3 个反向收购（RTO）和15个矿业合格交易（QT）），股票融资共计91亿加元，列全球第一位。这里的矿业融资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全球矿业股票融资总量的45%和矿产勘查资金的20％来自加拿大证券交易市场。成功的矿业融资大大地促进了加拿大的矿业发展。在世界其他地方对于找矿勘查这种高风险工作的融资是有较大难度的，但是在加拿大该项融资就相对方便得多。尤以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为代表。在加拿大，小公司一般进行矿业资源的勘探，一旦找到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床后，或者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大公司去开发，或者作为股本与大公司联合开发。而矿产勘探的高投入和高风险性又决定了勘探资金的最好来源是股市。因此，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注重为“草根勘探”筹集资金，通过创业板块对创业阶段的小公司从事矿产资源的风险勘探提供资金支持。公司上市，实际的经营业绩或者现实的开发项目并不是必需的条件，只要它具有一支由高素质的地质专家、勘探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勘探队伍，能让人相信它们完全有能力找到有价值的矿产，就会顺利地筹集到勘探所需要的资金。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大多是小型的矿产资源性公司。小公司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的支持下，可以逐步发展壮大而成为可以到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大公司，从而宣布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毕业”。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有力地支持了加拿大矿业的发展，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勘探。
加拿大还有许多风险投资基金，许多加拿大人除了支付养老基金外，还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买风险投资基金，再由这些基金投资于高风险的证券市场，这些投资基金为矿业公司融资提供了大量资金。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矿产资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我国已有2/3的金属矿山呈现老化，保有储量严重不足，许多矿山资源枯竭、后备资源接替基地匮乏，企业生产陷入困境，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前不久的一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前后将是我国大中型矿山关闭的高峰期，届时全国25种主要金属矿产大中型矿山的数量将从目前的415座减少到188座。解决我国后备矿产资源已成当务之急。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加大矿产资源的接替勘查投入，这是我国矿产资源形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已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显不足。2006年我国的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占其开发总投入的26%，与加拿大的30%仍有差距（2005年数据）。因此应当加大对矿产勘查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应当大力鼓励民间投资，其中的重要渠道是证券市场，加拿大在这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并给了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尽快建立我国的矿产勘查风险资本市场
我国虽然已经建有深圳和上海两个证券市场以及深圳中小企业板市场，有1000多家企业在此上市，但是直到目前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矿产资源勘查公司。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证券市场管理系统，为我国的矿产勘查公司上市提供便利。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矿产勘查、开发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完善法制，加快修改《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推进矿权的合理流转，建立真正的矿产勘查风险资本市场，形成矿产勘查多元化投资渠道。要配合金融管理监督机构，重点研究解决探矿权、采矿权上市准入问题和探矿权、采矿权上市的评估问题，鼓励矿产勘查、开发投资多元化，增强投资者对投资预期收益的信心，提高整个产业的竞争力；为股民购买勘查上市公司的资本股权提供便利。
2）到多伦多证券市场创业板上市
在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矿产勘查公司还难以上市的情况下，我国的勘查公司应当设法到多伦多证券市场创业板上市，利用这里的资金在我国进行矿产勘查工作。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是一个国际化的证券市场，世界任何地方的公司，只要你有好的项目，证券公司有人愿为你推荐担保，都可以在这里申请上市。
3）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和信息披露
由于矿产勘查是一项风险非常高的工作，因此对勘查公司的资质要求就更高。对其活动和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监督。制定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方式等，以保障公平和公正，防止欺骗行为发生，使股民得到应有的保护。
4）发展专门的投资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有许多企业或个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其中有相当部分由于找不到好项目而闲滞在手中，而我国的矿产勘查又急需资金投入。根据加拿大的经验，除完善证券市场外，还需要大力发展专门的投资机构（投资基金），它主要从事矿业融资业务，其责任是在投资者和矿业公司之间建立纽带，帮助矿产勘查公司快速高效地找到融资对象。
三、实施税收鼓励政策支持矿产勘探与开发
加拿大是世界矿业大国，多年来其矿业勘查与开发投资居世界前列（2007年矿产勘查与矿床评介支出28.3亿加元，比上一年增长48.2%，居世界首位）。这与加拿大政府多年来实施的税收鼓励政策分不开。在加拿大从事矿业活动，可享受联邦和省区政府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投资者的税率和应税收入大为降低，从而有效降低风险，保障矿业投资人的正常获利。具体说来，联邦和省的税收鼓励在所得税上有：资源补贴，勘查开发税收减免、加速折旧，全部通过股票等。
在计算联邦所得税时，所有的勘查和开采的成本可按一定比例进行扣除。可减免的风险投资税费取决于可觉察的风险程度和政府鼓励投资的类型。如砂、砾石、泥炭和石灰石等普通矿产工业被认为是低风险的，不予以减免税费；对新矿床的勘查投入被认为是高风险投入，予以鼓励，减免率通常为投入当年的100％；在矿山投产进行生产后的投入被认为是低风险的，每年的减免税率通常为30％。
加拿大目前实行对新建矿山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加速折旧的对象包括：建筑物及其他建筑设施（位于矿山以外的办公楼除外）；采矿机械设备和选矿设备；为矿山运行提供动力的电厂和变电站；直接为矿山生产服务的交通设施。此外，加拿大还对部分矿产的开发实行损耗补贴。损耗概念只适用于层状工业矿床的所得税，层状矿床被认为是可贬值的资产。按照补贴条文，这种损耗可以在税收中折扣。这类矿床主要有：贱金属和贵金属矿床；煤矿；沥青砂矿和沥青页岩矿；管理机构规定的一些矿床。1976年后，规定了一种计算所得收入时的折扣－－资源补贴。资源折扣一般为资源利润的25％。在加拿大对国外金属矿石进行初始加工的收入可以纳入采矿收入以便获得损耗折扣，但不能纳入资源利润以获得资源补贴。这种收入不可作为制造和加工减税。
2003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在矿业税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新的鼓励措施，包括把能源业的公司税率从28％降至21％（2003年至2007年）；分阶段给予能源业补贴（2003年至2007年）等。
此外，2000年10月19日，联邦政府引入15%不可偿还的税收抵免（该项税收减免是针对个人购买“全部通过股票”(FTS)的），当时规定到2004年有效，2003年政府规定该政策延期到2005年底。2004年政府宣布该政策再次延期到2006年底。这种减税加上现有的可以从所得税中的联邦部分100%扣除合格的勘探费用，相当于勘探费用136.7%的扣减。这种税收鼓励政策是通过允许公司把未使用的所得税扣除优惠转移给投资者，即全部通过股票是允许向公司提供勘查资金的个人投资者(购买全部通过股票的个人)从其个人收入中100%地扣除其投资(即这部分收入不须交个人所得税)，因此，它是为高风险的矿产勘查筹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全部通过股票”机制促进了勘探业的融资。这种优惠是多年来加拿大矿业税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是不同时期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执行的时间、抵免的比例、资金使用的范围（勘查对象）。
对于全部通过股票，除联邦政府给予的税收抵免政策外，一些省政府也有相应税收鼓励政策。其中魁北克省为FTS进行税收抵免的比例最大，其次是育空地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萨斯喀彻温省。这项政策对草根勘查非常有利。
2001年萨斯喀彻温提出一项临时政策，对合格的公司可抵免10%的勘查费用，仅限于本省的金刚石和铀矿勘探。2002年9月，该省又宣布一项为期6年共计1260万美元的矿产勘探鼓励计划；2002年8月，魁北克省宣布了一项针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全部通过股票(FTS)税收抵免政策，到2007年有效，大小公司可允许60%的勘探费用进行税收抵免；同年育空地区也允许25%的勘探费用进行税收抵免。该项政策到2005年3月31日有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矿产勘探税收抵免为20%，仅限于草根勘查的融资。该项政策原计划执行到2005年12月31日。2005年该省政府又提出将该政策延期10年，即执行到2015年。该项政策被认为是加拿大矿产勘探税收抵免计划中最好之一。
目前在我国矿产勘查投入仍显不足，特别是固体勘查投入，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对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是造成当前我国矿产资源供应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改变这一现状，可以引入加拿大的税收鼓励政策，通过实施减税和免税对矿产勘查活动给予支持。
四、矿山安全管理
加拿大是世界上矿山事故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加拿大，无论联邦政府还是省政府都十分重视矿山安全，保持矿山安全和劳动力健康是政府矿业管理的首要职责。归纳起来可以学习加拿大的三方面经验：
1.制定相关法律。根据加拿大宪法，矿山安全和劳动力健康主要是省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在国家层次上也发挥重要作用。联邦政府也制定有相应的法律，在联邦政府的煤炭矿山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中，就详细规定了所有与煤炭矿山安全与健康相关的各项问题，包括技术标准、操作规则和程序等，为省就矿山安全与健康方面的立法奠定了参考的基础。
由于矿山安全管理责任主要在省政府，因此各省均制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多由劳工、行业和政府三方起草法津）。例如矿业大省安大略省1990年修订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对非煤矿山安全问题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产煤大省阿尔伯塔省1980年修订的《煤矿安全法规》在煤矿安全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制定出法律由执法部门严格执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保持矿山安全与劳动力健康所采取的做法是：（l）严格的安全检查和法律执行；（2）唤起全社会的安全意识；（3）建立可接受的最低标准；(4)明确矿山管理者履行职责的责任等。
2.常设矿山安全检查机构；在加拿大主要的矿业省，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马尼托巴省，为规范矿山安全检查制度，都成立了检察官办公室，每年定期发表检查报告。
3.建立三方委员会制度
三方委员会是指有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分别选出一定数额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协商解决。是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多年实践而得出的基本经验，能有效处理劳资纠纷、缓和各方矛盾冲突和化解社会难题。三方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征：1）矿工对自身的待遇、福利问题拥有独立的发言权。矿工拒绝冒险作业的权利并受到全面的保护。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形同虚设。2）矿主也有权申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利益进行陈述。3）政府通过听取矿工和矿主的意见，制定恰当的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公平的保障各方利益。
加拿大通过健康与安全委员会这个平台来完善安全管理。大多数省的立法规定员工人数20人以上（有些省要求10人以上）的企业都要成立这一委员会。其成员一半来自雇主，一半来自雇员。委员会主要履行下列职责：进行安全检查、参与事故调查和受理安全状况投诉。若发现工作场所有潜在危险，委员会可立即要求停止工作，展开调查并要求彻底整改，待问题解决后方可复工。
我国目前的矿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由于我国矿山开采技术相对落后，装备水平低；同时，矿业开采秩序混乱，非法采矿屡禁不止，乱采滥挖给国有矿山的安全生产造成了巨大威胁，导致大量矿山灾害(隐患)积聚、开采环境恶化，矿山灾害性事故呈上升趋势，而且各类可导致矿山灾害事故的潜在隐患增多，已严重影响我国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我国非煤矿山特别是众多的小矿山，安全生产条件差，每年因事故死亡人数在世界上最高，全国非煤矿山每年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仅次于交通事故和煤矿安全事故，在各行业中位居第三位。安全生产形势相当严峻，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了我国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矿山安全管理落后是我国矿山安全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根据不完全统计，矿山事故原因有80%是由于管理不科学而造成的。因此要改变我国矿山安全的落后面貌，首先应当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同时要严格执法，设矿山安全检查机构，定期发表检查报告。建立三方委员会制度，使矿工也能够参与矿山安全的监管活动。
五、建立完善的矿山土地复垦制度
矿山土地复垦是加拿大政府推行矿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为此，各省均制定有相关的法律，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相关的法律有矿山法、环境评价法、废料管理法和水管理法等。安大略省矿业法中有专门与矿山恢复有关的章节，其中第七章是1991年进行矿业法修改时特别新增的章节。此章节规定，所有生产和新建矿山必须提交矿山闭坑阶段将要采取的恢复治理措施和步骤的恢复治理计划。
通常情况下，矿业公司在加拿大申请采矿权时，必须同时提供矿区环境评估报告和矿山闭坑复垦环境恢复方案，包括闭坑、复垦及后续的处理或监督费用的估计及实施计划。由政府环境、资源等有关主管部门共同组织专家论证，举行各种类型的听证会，凡是对此有关系或感兴趣的公民都可以参加。环境评价报告和复垦方案通过后，公司必须严格执行。环境评价阶段往往要占用公司几个月甚至三、五年时间。矿山闭坑复垦也耗资巨大。为保证复垦方案得以落实，各省矿业法中通常都规定矿山经营者从取得第一笔矿产品销售款开始，就要提取复垦基金或保证金。保证金可以交给政府，或交给保险公司，也可以存进银行。较早的时候公司一般将钱交给政府主管部门，但目前常用的办法是交给第三者(银行或复垦公司)，闭坑后由政府监督，复垦公司用这笔钱完成治理。由保险公司将复垦作为一种产业来办，也正在进行尝试。在加拿大，闭坑复垦并不一定要求恢复原貌，而是因地制宜，有的把山夷平后改造成公园，原居民可回迁，有的露天大矿坑，可以建成水库或鱼池。总的要求是不能低于原有的生态水平。
由于复垦是一项长期且费用较高的投入，对部分矿山来讲，很难按计划实施，因此，往往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1）现金支付：按单位产量收费，积累资金，经营结束后返回；
2）资产抵押：矿山用未在别处抵押的资产进行复垦资金的抵押；
3）信用证：银行代表采矿公司把信用证签发给国家机构的买方并保证它们之间合同的履行；
4）债券：采矿公司以购买保险的形式，由债券公司提供债券给复垦管理部门；
5）法人担保：由财政排名高过一定程度的法人担保或信用好的公司自我担保。
目前我国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破坏废弃的土地约1333万公顷（2亿亩）左右，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其中仅采矿破坏的土地面积就达600万公顷（9000万亩）。目前我国的复垦率仅为12%，与加拿大的50%以上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为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当加强土地复垦的法制体系建设。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矿山土地复垦法律，这与我国的资源环境战略以及土地复垦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国务院1988年12月第19号令颁布了《土地复垦法规》，以法规的形式对土地复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虽然明确规定了由于开发资源造成的土地破坏必须进行复垦，并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但是关于复垦人员的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对于复垦后的土地产生的利益归属也规定得不明确。很多企业本身已经是负债或者微利经营，很难进行复垦工作，而现在的土地复垦基金大多来源于企业的基建、税收等渠道，从而导致复垦资金短缺，复垦工作很难进行。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虽然都有土地复垦方面的规定，但仍有很多原则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如新中国建立之前和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矿山开采破坏的土地和无法寻找矿主破坏的土地如何复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首先要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使矿山土地复垦有法可依。其次应当尽快建立复垦保证金制度，确保土地复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针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地复垦问题，则通过建立废弃矿山复垦基金加以解决。
六、推动地方社区参与矿业活动，促进当地矿业开发的和谐发展
矿业开发与地方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只要进行负责任的管理，矿产开发活动就会对地方社区，特别是边远地方的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要实现矿业的和谐发展需要与各有关方面和利益团体一起工作以解决与土地和资源使用有关的问题，增加他们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确保自然资源开发的利益均等分享。加拿大政府在此方面的做法比较有效。以加拿大土著居民地区为例，这些居民在矿业开发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因为他们常常居住在开采矿产的地方。加拿大政府通过制定的矿产和金属政策，鼓励土著社区和工业界的合作。现有的矿山和将要上马的矿山项目，针对附近的土著社区，要帮助它们及早了解这些项目可能给这些社区带来的潜在机会和利益。还要进行统计工作，以帮助政府、土著社区和工业界更好地了解土著居民参与矿业项目机会和障碍以及工业界参与土著社区发展的机会和障碍。
政府的政策是要加强少数民族组织对当地矿山开发监管的参与程度。特别是在加拿大北方地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在矿业开发中为确保当地人的利益，政府要求开发方要与当地土著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签署相关协议。以此加强少数民族组织对当地矿山开发监管的参与程度。例如目前加拿大的金刚石开采活动主要集中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正在开发中的金刚石矿山都签署了相应的协定。加拿大Diavik 金刚石矿山环境协定规定了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及相关的条款和条件。该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有： 1)确保土著人民和受影响社区能够参与培训和监督方案以及传统知识的设计及其他研究； 2)让土著人民在评估和执行环境监督计划中发挥有益作用。同样，对于Ekati金刚石矿山，开发商与4个当地土著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签署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和执行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共同努力建立一监督机构的办法。
七、制定主管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是加拿大矿产资源的联邦政府主管部门，该部于1997年制定并正式发布了首轮可持续发展战略，每隔三年升级一次，目前已经发布了第四轮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系列战略有效地指导和规划了该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为加拿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是加联邦政府中第一个将可持续发展战略（SDS）作为其使命的部门，是第一个用环境政策指导其工作的部门之一，是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和机遇的领导者。该部于1997年制定并正式发布了首轮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们的资产，确保未来安全》，其战略重点是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与本部门的目标结合统一起来，并建立一个共同的执行柜架。在此基础上，2001年又发布了第二轮可持续发展战略———《现在和为了未来》，其战略重点是限时达到目标和采取的相应行动。两个战略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自然资源部又发布了第三轮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前进》。该战略的主要特征是明确了目前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要采取的行动。
在这些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针对当时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以2004年的第三轮战略报告为例，报告针对当时的问题，明确了2004-2006年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4 大主要目标和将采取的相应行动：1）加拿大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更科学的决策；2）让加拿大人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3）使加拿大成为全球公认的负责的自然资源管理者和推进国际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领导者。4）自然资源部在其工作中履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2007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发布了第四轮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发展战略2007-2009年收获成果》。本轮战略是在前三轮战略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和多方咨询而编制的。新战略制定了三大目标：1）确保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门为提高加拿大的经济竞争力和推进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成果做出贡献。2）提高加拿大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3）将经济、环境和社会考虑的问题结合到部门决策和不断的工作改进之中。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通过部门的政策、计划、科学和技术、法律法规及部门的工作来应对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机遇和挑战的关键工具，每年自然资源部还须向加拿大国会汇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承诺的进展。
自然资源部可持续发展战略每三年制定一次，三年一个周期以确保战略实施中的监督和修正，这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通过这些实践，自然资源部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并不断取得进步，每期发展战略结束后便发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终进展报告，其主要目的是向国内外展示该部门的行动对推动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作为该部对战略执行的透明和不断改进的承诺的一部分，该部每年还在部门网站上公布战略阶段的执行情况。
自然资源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中还有一些配套的部门政策和战略性文件用以指导下属一些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如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和金属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等。加拿大政府矿产和金属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从1996年开始实施。该政策认识到矿产开发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能全部被当代人消耗掉。由于矿山项目寿命长及在反复使用过程中矿产和金属仍保持它们自然属性的原因，目前在人力和有形资本方面的投资不仅使当代人受益而且也使后代人受益。加拿大矿产和金属政策包括五项主要原则：1）生产寿命周期管理；2）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3）安全使用；4）科学和技术；5）回收利用。
早在80 年代末加拿大政府就已提出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此后又进行若干次修订和完善，使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内涵更适应本国的需要。加拿大政府为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6 大任务是：1）在联邦政府就有关矿产工业的决策中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确保加拿大矿业在开放和自由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框架下的国际竞争能力；3）在国际级的层次上，通过与其它国家、矿权拥有者和各类机构等建立伙伴关系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4）在推动矿物和金属及其产品的安全使用上建立加拿大的全球领导地位；5）推动土著人参与矿产资源有关的活动；6）在增强工业竞争能力和环境改善方面，提供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框架。
加拿大的上述做法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1.我国自然资源和管部门也应当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面对当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环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制定了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考虑本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许多国家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的已制定了本国的《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实施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继1992年环发大会后，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联合了国务院50多个部委，300多位专家，在世界上第一个拿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它既是中国政府对1992年环发大会的承诺，也表明了中国在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与加拿大相比较，我们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还没有一个系统和完整的部门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需求快速增长，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缓解这一矛盾，实现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定一个系统的部门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分必要。
2.提高环境质量和加强可持续发展管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集中于两点：一是环境质量（清洁空气、清洁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是可持续发展管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这也应当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我们在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的同时，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
3.制定配套政策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一些配套的部门政策和战略性文件（如国家森林战略，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和金属政策等）有效地支持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该部目前正在制定“加拿大自然资源政策柜架”，用以指导该部门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我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也应当制定行业性的政策和规划，如能源和矿产资源政策、土地资源管理政策、规划等，用以指导下属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工作。
总之，加拿大的矿业管理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学习和借鉴。
第五篇：保障房建设关键在地方
保障房建设关键在地方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038字
文/唐敏
近日，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提供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全国保障性住房已开工220万套，占全年计划的75%；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190万套，占全年计划的65%。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完成投资4700亿元。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强调，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要使住房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并长期运转下去，“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财税、投融资、土地供应和租金水平、户型面积、市政配套、准入退出等机制和标准，把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落到实处。”
作为调控房价重要手段的保障房建设，从纵向来看，今年的投资建设规模远远超过往年；但横向来看，即使计划的580万套足额出齐，对全国而言也无异于“杯水车薪”。要以“杯水”浇灭“熊熊燃烧”的市场需求，困难不言而喻。
对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可谓重之又重，6月份以来，相关领导和部门进行了密集调研，连续召开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但从地方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如果资金投入不能有效解决，今年的计划最后仍有可能打折扣。
以北京为例，目前供应保障性住房用地1123公顷，完成今年计划供地的90%。从投资来看，实现保障性住房投资214亿元，仅完成计划投资的53%。事实上，在8月召开的常州座谈会上，资金投入问题几乎是各地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面临的共同难题。
资金难题，表面上是现行财政体制下，面对如此巨额公共投入和土地财政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体现；实质是，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意愿不强烈。让地方政府在土地建设商品房和建设保障性住房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动力是不足的。正因为此，常州座谈会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是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责任主体。
下一步，就要看这些主体如何坚守责任，破解资金投入瓶颈。从国家层面来看，按照规定，需要通过财政拨款解决地方的部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今年以来，作为试点，国家允许部分城市公积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下一步将逐渐探索房地产信托等方式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对地方政府来说，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平衡保障房建设与解决城市建设资金难题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因倚重土地所产生的“争地”矛盾。同时，真正确保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等用于廉租房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创新思路，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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