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入伍”的热潮[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延安时期“文艺入伍”的热潮

78年前，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文艺工作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调节部队生活、提高战斗情绪、扩大我军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部队、深入基层，熟悉了解官兵情况，着手创作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作品，掀起了“文艺入伍”的热潮，直接推动了延安时期我军文艺工作的发展。

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

抗战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人民军队中，文艺工作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壮大了军队的文艺工作队伍。但《讲话》中谈到的文艺界中存在的一些混乱与错误的观点，在当时我军文艺工作中也存在着，受演“大戏”、演外国戏的影响，我军文艺工作也走过一段教条主义的弯路，产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弊病。

《讲话》发表后，5月30日，毛泽东又到桥儿沟的鲁艺，对全体师生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从思想上真正懂得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主体——工农兵服务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下定决心，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他们纷纷深入部队到官兵中间去，积极创作出具有“战味”“兵味”的文艺作品。

在“文艺入伍”的过程中，塞克、陈荒煤、刘白羽等分赴各部队了解情况，他们和战士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炕上休息，在一个行列里行军和战斗，一起度过艰险和困难，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脱离部队实际、与部队存在隔阂的状况，创作的战争题材作品越来越多，如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成荫的独幕剧《打得好》、丁里的《子弟兵和老百姓》和部队艺术干部学校的活报剧《保卫边区》等。数量上较以前增多，质量与艺术水平显著提高。这一深入基层、到连队去的文艺新风，不仅对提高我军文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也促使文艺工作者在与干部战士的近距离接触中升华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形成“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的特色

《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积极探索“如何根据部队特点、创立部队作风，实现为兵服务”的要求。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肖向荣提出，我们应该把握军队的特点，把它反映和表明在我们的文艺工作上来，创造适合于兵这个对象的文艺，创造军队的形式和军队的作风。

在“文艺入伍”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把自己的创作普及到官兵中去，同时他们又向官兵学习，吸取新鲜的东西丰富自己的创作，还有意识发现、培养了一批军队基层文化人才，形成了我军文艺工作“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的鲜明特色。

在陕甘宁边区“诗歌大众化”的活动中，战士们的诗歌创作特别亮眼，连识字不多的战士都能参加创作，他们的诗作吸收了民歌、快板和顺口溜的形式，语言朴实，被称为“枪杆诗”“快板诗”。影响很大的作品如《手榴弹》：别看我是生铁蛋/我的用处不一般/不喝水来不吃饭/冲锋陷阵我当先/大家好好把我练/投得准，打得远/轰隆声冒黑烟/能顶几架轻机关。

战士们踊跃参加部队群众性文艺活动，出现了一批战士诗人、战士艺术家。他们不仅能写诗，而且能画墙报、单幅画和连环画，有的战士画作被选入领导机关出版的画报里。战士也写歌曲，搞大合唱活动。有的连队集体创作剧本、自己演出。《田家会战斗》《探监狱》等剧的创作者就是“几个看护员、通讯员、司号员、理发员”，他们使用的创作手法及表现角度，有的就连专业的文艺创作者都难以做到。这批根植在部队、对部队熟悉的士兵艺术家的出现，使我军文艺工作更加贴近官兵，更具有战斗力。

提高部队政治质量和军事技术的一把钥匙

“文艺入伍”不仅活跃了我军的文艺生活，而且也为我军文艺工作创造出更加多样的内容和形式。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部队的秧歌队就创作演出了300多个反映部队和战争生活的新秧歌剧，观众达8万人次。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集体创作的《张治国》获得广泛肯定。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提出，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在党的提倡和重视下，这一时期军事通讯报告好作品层出不穷，如吴伯箫的《黑红点》、杨朔的《铁骑兵》和刘白羽的《记左权同志》等，形成了我军通讯报告紧贴战场创作的独特艺术风格。军歌创作成果丰硕，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新四军进行曲》《八路好》《前进，子弟兵》《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大合唱》等。

“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的广泛开展，官兵群众性文艺活动水平的提高，不仅进一步活跃与丰富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生活，而且对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山东画报》的创办者康矛召所说：“文化活动的浪潮在冲洗着愚昧、笨滞、枯燥与消沉，它给我们的部队灌输着青春的活力、蓬勃的朝气和发扬勇敢的战斗精神。它是提高部队政治质量和军事技术的一把钥匙。”

第二篇：重温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23日重温延安文艺座谈会

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挂了西南分公司文学协会会长职务，经常要和文艺爱好者交流一下，交流是多了，由于事务性工作比较多，动笔却也不多。这两天想到文艺界比较有影响的大事，莫过于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七十周年纪念了，提出想写点纪念的文章，部门袁主任非常支持，然而这个文章着实不好下笔，原因是文章太大了，下不了笔，相当踌躇。主任提醒不如大家一起重温经典，因为我们的青年员工，很多还不了解，或者说曾经了解过，但现在模糊了。于是把自己由衷的敬意都列在“重温”二字中。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做出《结论》，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来由要从“关门提高”开始，因为从1940年开始，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不下（全部听不懂）！”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回答如何为群众时，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他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理

论、思想问题，毛泽东作了剖析，并且提出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

无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推动了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群众的文艺活动更为蓬勃兴旺。专业文艺工作者重视并积极参加、指导群众的文艺活动。

现在想来，虽然延安文艺座谈会过去了70年了，但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其实是一直以来都在指导着我们文艺工作的方向。从大的来说，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在着力解决文化建设服务大局，服务人民大众的问题，从具体的来说，国家推进文化下基层进行了这么多年，也是在践行文艺为群众这个主题。

一直以来，我总是深深迷恋着历史事件的宏伟大气，同时我也为自己时时身处同样有革命和历史文化色彩特性的石油亚文化的熏陶中感到庆幸，有“根”有“源”，不是无根之木，不用作无病呻吟。我最爱看的还是集团公司的《地火》，CPE的《CPE文学》、CPE报，分公司网页上的文学专栏，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这些都是表像，共同的精神实质还是唱响着石油人自己的歌，叙述着石油人自己的事，抒发着石油人自己的情。

今年3月22日向书记“四讲”动员大会讲话后，党群部请热爱石油文艺工作的老专家来给各部门党支部书记，通讯员上一堂文学创作的课，老专家在讲到自己采访优秀石油人事迹时，情为之不得不激荡，心为之不得不痛心时，掉下了眼泪。我在台下，静静聆听胡姓老先生的讲课，凝视那双饱含泪花的眼，为他这样的文艺工作者的激情而感动，恐怕只有真正理解石油文化，想真心讴歌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根”，自己的“源”的人呀，才能这样，才能这样啊！

（党群工作部 杨善文）

第三篇：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4年04月07日 第A15版：理论科研

作者：薛琳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098

对于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遵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总要求，以“延安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广大党员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在整风运动发动的1942年，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地拿起这一锐利武器，《解放日报》刊载了几十篇文章，专门阐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检查工作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略谈批评》等等。本文综合上述“原始文献”并结合领袖人物的经典论述，归纳几条实用经验。

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严肃的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毛泽东带头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进行的实际看，批评别人往往容易，真正难的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就曾坦言：“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严人先严己，律人先律己”，批评他人，自己先要做到位。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他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进行自我批评与批评首先需要党员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准备，必须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既有矢、也有的，自己解剖才能深刻，也才能准确发现别人错误。因此，开展批评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的文件更多读几遍，更多想几遍吧！只有能虚心学习的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只有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敢于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绝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思想，而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理不睬，他应该把别人的错误看作自己的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因为一个党员，是整个党的一个份子，他们缺点和错误，多少总会影响到党的工作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批评，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以此为出发点，关心他，帮助他。”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巩固党的团结，“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好，而是“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个人攻击，闹意见，泄私愤，图报复。”这种批评是“小人行径”，这样的批评者反而应该被批评。

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批评同志，应该尽量全面的了解这个同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开展批评，“批评者应注意调查被批评者的历史和出身，好处和坏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使不能全知，也要知道个大概。”“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扣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断语，是要有证据的。”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批评就没有针对性，被批评者也不会真心信服，更遑论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我们批评同志，是批评他们那些“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个人生活中一些无关原则的“小节”，则不要“吹毛求疵”，“否则就有把批评降到庸俗化非政治化的危险。”

批评同志的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在批评同志时，批评者不应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的帮助同志的精神，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是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针对思想问题，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陈云同志也强调：批评只有采取“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这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要让别人接受批评，自己首先要估计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长处，再说缺点，这样批评就容易接受了。人有千面，面面峥嵘，每个同志的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批评要因人而异，对那些个性强的同志，我们的批评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准备做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急于求成。”（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第四篇：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 读后感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讲话有感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至２３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讲话的引言部分，揭示会议目的：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主要讲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阐述的文艺工作者的以下问题不但适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一）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我们应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个立场。

（二）态度问题。对于敌人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该赞扬。因为人民也有缺点，所以文艺工作者应当帮助改造人民。

（三）工作对象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来自人民群众，来自根据地，根据地农民占有大多数，所以文艺工作者要学习并且理解农民的语言，以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要改变思想，积极向农民学习。

（四）学习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得出结论，文艺工作者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包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偏爱小资产阶级，因此要帮助他们改造，由偏爱小资产阶级转为偏爱无产阶级。

坚决批判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要鼓励革命文艺家深入群众，同时要让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转变思想。

毛泽东在讲话中的一些要求和结论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的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的问题的中心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二）文艺服务于群众，有利于群众的，就是好东西。这体现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

（三）革命文艺家的根本任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要跟得上时代变化不能只关注个人感情 要服务大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要有知错就改的态度 有鲜明立场不断实践。

毛泽东要求全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清除文艺工作者受到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能只关注个人感情 要服务大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这体现了毛泽东的狭隘性。不可否认这是由当时的时代决定的，但是对资

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还是会阻碍我国文艺事业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告诉我们事物具有两面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毛泽东的讲话存在不足之处，但从时代出发，总体上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以后很可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纵观今日中国文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说，所谓大家，非黄即暴。何况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作家越来越多，而作品却越来越次。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因为中国作家缺少悲天悯人的资质，写作日趋商业化，过分关注自己的个人情感生活，脱离了群众，何谈为人民服务呢？ 我们关注历史的同时，更该注重现实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反思。

第五篇：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