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一篇：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4年04月07日 第A15版：理论科研

作者：薛琳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098

对于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遵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总要求，以“延安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广大党员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在整风运动发动的1942年，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地拿起这一锐利武器，《解放日报》刊载了几十篇文章，专门阐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检查工作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略谈批评》等等。本文综合上述“原始文献”并结合领袖人物的经典论述，归纳几条实用经验。

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严肃的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毛泽东带头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进行的实际看，批评别人往往容易，真正难的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就曾坦言：“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严人先严己，律人先律己”，批评他人，自己先要做到位。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他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进行自我批评与批评首先需要党员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准备，必须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既有矢、也有的，自己解剖才能深刻，也才能准确发现别人错误。因此，开展批评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的文件更多读几遍，更多想几遍吧！只有能虚心学习的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只有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敢于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绝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思想，而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理不睬，他应该把别人的错误看作自己的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因为一个党员，是整个党的一个份子，他们缺点和错误，多少总会影响到党的工作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批评，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以此为出发点，关心他，帮助他。”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巩固党的团结，“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好，而是“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个人攻击，闹意见，泄私愤，图报复。”这种批评是“小人行径”，这样的批评者反而应该被批评。

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批评同志，应该尽量全面的了解这个同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开展批评，“批评者应注意调查被批评者的历史和出身，好处和坏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使不能全知，也要知道个大概。”“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扣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断语，是要有证据的。”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批评就没有针对性，被批评者也不会真心信服，更遑论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我们批评同志，是批评他们那些“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个人生活中一些无关原则的“小节”，则不要“吹毛求疵”，“否则就有把批评降到庸俗化非政治化的危险。”

批评同志的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在批评同志时，批评者不应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的帮助同志的精神，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是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针对思想问题，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陈云同志也强调：批评只有采取“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这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要让别人接受批评，自己首先要估计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长处，再说缺点，这样批评就容易接受了。人有千面，面面峥嵘，每个同志的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批评要因人而异，对那些个性强的同志，我们的批评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准备做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急于求成。”（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第二篇：以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通过整风活动，让自己端正自己的态度，从过去的不足，加以改正并自我批评。

当前，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陆续展开。在部署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中央要求，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来一次切实有效的大扫除。这必将有利于大大弘扬为民、务实、清廉之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证党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上世纪40年代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集中整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近三年整风学习，总结了历史经验，澄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等重大是非问题，帮助“患病”的同志抛弃了错误思想和作风，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准备了高素质的骨干队伍。延安整风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是一个伟大创举。延安整风距今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其创造的基本经验没有过时，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始终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特有的政治优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都反复强调继承发扬延安精神，一定要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使我们党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成功应对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种考验，找到并开辟了一条国强民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奇迹。

应该说，在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考验面前，我们党展示了蓬勃生机与活力，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正常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但是不能不看到，思想、作风方面问题不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相当突出，已经成为我们党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严重障碍，成为更多更好地造就善于治党治国优秀人才、保证党员干部继续健康成长的严重障碍，成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功应对新考验新挑战的严重障碍。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很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开展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让那些身染“四风”尚不自知、自省、自净的同志来一次警醒，出一身冷汗，通过刮骨疗毒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

贯彻执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一定要落实到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要真正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按照党章党纪对照检查，不可失之于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解决问题，不可失之于软。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经常可见。有的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不少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弃党性原则，公心太少，私心太重。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帮助那些“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的同志，明辨是非，放下包袱，对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有一个新认识、新觉醒。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重搞‘左’的一套”吗?绝对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段时期，其所以不时出现“左”的错误，根本原因不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本身，而是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借鉴整风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指向严重脱离群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四风”。只要我们把握好方向，坚持实事求是，就不会混淆原则是非，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批评别人“会丢选票”吗?这种认识不对。在风气不正，特别是领导层存在团团伙伙的地方和单位，在有人借发扬民主之机泄私愤、图报复的情况下，确实出现过不正常现象，使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批评错误的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优秀干部的得票率反而受到影响。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这种现象已经十分不满，各级党委正在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现象，不搞唯票是举。作为共产党员，绝不能为了自己一时多得选票而放弃党性原则，向歪风邪气低头，而应当坚守党性原则，保持一身正气，绝不用牺牲党和人民利益的做法去同歪风邪气做交易、换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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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自我批评会“丢掉‘面子’、被抓‘辫子’”吗?这是利己主义患得患失的反映。党员、干部的进步，需要组织和同志的外在助力，更需要自身的内在动力。“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胸怀坦荡，行端坐直，不搞邪门歪道，就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没有什么可怕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共产党员尽心尽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也难免会有过失、犯错误，但是只要自己能正视、敢担当，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勇于自我批评，而且下决心改正，主动放下“面子”、割掉“辫子”，就能赢得主动。反之，如果讳疾忌医，对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即便过了关，问题却不断积累，迟早会大丢面子。

看到有问题不批评，还帮助掩护，是“爱护同志”吗?这不是爱，而是害。同志之间、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当然要爱护，而且应当爱得很深，护得有力。问题在于爱什么?护什么?我们只能以是否对人民对党有利为根本标准，来判别思想和行为的是非，据此确定应当采取何种方式爱护。明明看到同志身上有病，却不及时提醒和帮助，反而护短，这同医生为病人养痈遗患有什么区别呢?在原则是非面前，抱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由主义态度，正是党性不强、不纯的表现，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信奉明哲保身的庸俗人生哲学。

相互批评“不利于团结”、“影响和谐”吗?这起码是糊涂观念。我们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关系，是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的关系。这种同志情谊是建筑在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基础上的。有了这种关系，当看到某个同志优秀，就会“见贤思齐”，虚心学习;看到谁有了缺点错误，就会真诚帮助他克服和纠正。如果看到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自己不提出批评、不给予帮助，反而置若罔闻、冷漠相待，那绝不是维护党的团结与和谐，而是破坏团结、损害和谐，是用团结和谐的名义掩盖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不负责任。这样的团结是虚伪的，这样的和谐是脆弱的，结果必然是误己害人。

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我们不但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怎样按照中央要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呢?以下几点需要重视。

坚持正确方向，聚焦清扫“四风”。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不能空喊口号，一定要落到实处，真正大兴为民、务实、清廉之风，坚决扫除伤民、害党、祸国的“四风”。这就要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认真排查问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凝心聚力，集中指向，不可跑题，不能分神。

坚持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必须公道正派;而要公道正派，就必须实事求是。要分清大是大非，明确我们党提倡什么、维护什么，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对人对事坚持是即是、非即非，不搞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更不能颠倒是非。由于党员、干部的情况不同，存在问题的性质、程度、表现形式也有差异，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切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更要排除私心杂念，避免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

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开展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帮助同志祛病强身，增强党内团结，因此批评一定要与人为善。在运用这个武器的时候，务必找准病灶，摸透病因，对症下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实事求是提出问题，严肃批评，又要恰如其分，分析危害和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需要下苦功夫，学会当受人敬重的良医，绝不可做无能的庸医，更不能做害人的巫医。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就事论事，而要立足于帮助同志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该洗脸的洗脸，该洗澡的洗澡，既要治标疗疾，又要祛病除根。特别是要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上解决问题。凡能虚心自查自纠，不怕良药苦口的，就是好同志。对个别问题多、错误重，自己却讳疾忌医，拒绝组织和同志帮助的人，需下重药，但也要适当用药，该惩治的应给予必要的惩治。这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帮助。

坚持既勇于自我批评，又勇于开展批评。共产党员的进步，是在发展积极的先进的因素，克服消极的落后的因素过程中实现的。在这里，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必要的条件，内因和外因互动得越好，矛盾转化就越顺利，效果越大。我们既要强调开展批评，更要重在自我批评。只作自我批评，不敢批评别人，不行;只会批评别人，不严格自我批评，也不行。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都对党和人民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凝聚和升华了工人阶级的优良特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而，对自身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事物的矛盾运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正确认识自己，通过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个过程，就是检验和锤炼党性、坚定政治立场，学习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这样锻炼得越好，成长就会越快;这样做的同志越多，党内政治生活就会越健康，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越强，就能够有效地扫除“四风”，更有把握应对新考验、夺取新胜利。

第三篇：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第四篇：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纵横)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系列谈之四

朱文鸿

《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31日

07 版）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形象地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如何打扫和洗涤我们思想和工作上的灰尘？批评与自我批评无疑是重要手段。而要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精神就不可或缺。整风精神的内涵，集中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正是坚持整风精神，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有力武器，以开好民主生活会为主要手段，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根本宗旨，以“团结—批评—团结”为基本遵循，有力地清算了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和党八股文风，在全党进一步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团结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有效方法。然而，近年来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整风精神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丢得差不多了。表现在：自我批评不疼不痒，互相批评谈谈希望；批评下级轻描淡写，批评同级躲躲闪闪，批评上级遮遮掩掩；有问题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结果是：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面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听到、看到损害党的事业的言行，不提醒、不劝告，不批评、不制止，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蔓延，与整风精神的弱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异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到底是“私”字在作怪。无论不敢还是不愿，都反映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回避矛盾、是非不分。“心底无私天地宽”。只有无私才能无畏，才能正视自己身上的毛病，才能勇于指出别人的不足，揭露矛盾、解决问题。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如果党内生活缺乏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严肃的政治生活出现私利化、关系化、庸俗化倾向，将是十分危险的。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按照中央要求，切实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深刻剖析和解决“四风”问题，以改进作风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进一步取信于民。

第五篇：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深进展开党的群众线路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解决情势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这“四风”题目，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整风精神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弄活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良好作风之一。早在抗克服利前夕，伟人的同道就形象地说：“屋子是应当常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当常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道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感染灰尘的，也应当打扫和洗涤。”如何打扫和洗涤我们思想和工作上的灰尘？批评与自我批评无疑是重要手段。而要展开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精神就不可或缺。整风精神的内涵，集中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正是坚持整风精神，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有力武器，以开好民主生活会为主要手段，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根本宗旨，以“团结—批评—团结”为基本遵守，有力地清算了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和党八股文风，在全党进一步建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团结同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功，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有效方法。然而，最近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整风精神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丢得差未几了。表现在：自我批评不疼不痒，相互批评谈谈希看；批评下级轻描淡写，批评同级躲躲闪闪，批评上级遮遮掩掩；有题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结果是：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面对同道的缺点和错误，听到、看到侵害党的事业的言行，不提示、不劝告，不批评、不制止，无动于中、听其自然。这些题目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役力。情势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这“四风”蔓延，与整风精神的弱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异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以整风精神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说究竟是“私”字在作怪。不管不敢还是不愿，都反映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躲避矛盾、是非不分。“心底忘我天地宽”。只有没有私才能无畏，才能重视自己身上的毛病，才能勇于指出他人的不足，揭穿矛盾、解决题目。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假如党内生活缺少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严厉的政治生活出现私利化、关系化、庸俗化偏向，将是十分危险的。展开党的群众线路教育实践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依照中心要求，切实以整风精神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深入剖析和解决“四风”题目，以改进作风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进一步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