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精选）

第一篇：延安整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精选）

延安整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一直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

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第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那个时代的一些有关于整风的形式或方法与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太吻合了，但延安整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在我党的思想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力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背景下开展的。通过整风运动，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成熟的标志。延安整风运动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牢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

二、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科学统一；

三、始终提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调查研究之风；

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的规范性。

一、牢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

“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科学定位和形象概括，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是其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系统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树立了三大优良作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指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以前我们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思想上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因此以整风的形式统一全党成员在思想上的认识，以此来提高党的组织战斗力和精神武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点。

其次，全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深刻阐明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思想路线，并说明了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联系的重要性，成为开展整风学习的基本指导思想。从此，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和群众路线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和提倡为树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

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科学统一

综观延安整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密安排、精心组织下，整个教育活动是一个层次渐进、前后连贯、浑然一体的有机体。从整风阶段来看，延安整风大致可以分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同时，在整风运动政治开战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四个阶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一个阶段都为后一个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是后一阶段成功进行的重要保障，各阶段体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同时，四个阶段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善的教育活动系统。

延安整风各阶段存在逐层递进的关系，没有准备阶段的学习运动，高级干部整风就缺乏理论与政治基础；没有高级干部的整风，全党整风就没有坚强的领导保证；没有高级干部和全党思想水平的提高，总结经验阶段也不可能顺利进行，延安整风也不可能胜利结束。同时，四个阶段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活动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科学统一，这是延安整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三、始终提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调查研究之风

延安整风中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不仅成为延安整风中纠正和破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法宝，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了解民情的方法和途径。如同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3月指出的那样：“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段的生动情况。对于负担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1941年8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对现状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可以是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等。这些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求党员，尤其是高级党员深入实际，帮助他们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为今后我党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调查研究之风不仅有利于打破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禁锢，为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还是我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

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的规范性

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规范工作者

队伍的建设，提高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的有力保证。

通过延安整风，大大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以及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使其摆脱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枷锁，深刻认识到经验主义的错误，树立起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同时，延安整风是我们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为指导，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开展的，经过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思想斗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而达到了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延安整风运动遏制了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然，在肯定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其教育方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均出现了这一现象，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王实味事件”、“五人反党集团”、“戴案”和吴奚如一系列事件的出现，使中共中央立即将反特务斗争列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得全党上下草木皆兵。康生采用“逼、信、供”的方式，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还发起了“群众斗争大会”，让毫无理论基础的普通群众审问、批斗有特务嫌疑的同志，这种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发挥了不良作用，使党和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总结这次整风运动中的不足与教训，为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前车之鉴。首先，在党内开展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思想上的斗争必须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手段来进行，开批斗大会容易把斗争推向极端，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开展思想斗争，不能无限上纲，不能轻率地把思想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

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露，无论什么时候，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政治决策都需要遵循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今天，必须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篇：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第三篇：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三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71年前，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在延安开展了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所带来的效果，正如所指出的，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71年后的今天，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重温延安精神，确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我认为，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与延安精神的内涵是一致的，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我们党重视自身建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延安精神不仅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开展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好教材。通过重新学习回顾延安精神，我有如下体会：

一、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精神是中国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中国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中国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切依靠群众，最成功的切入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闪耀的闪光点是为民、务实、清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推动机关转变作风、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上轻视群众，感情上冷落群众，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这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这本质上就是要党的作风，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改进作风，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德修身，切实把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取利益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把群众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高兴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机关，深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望闻问切”，从群众中了解情况、汲取营养，挖掘群众中隐藏的智慧，防止“闭门造车”、“唱独角戏”，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举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深入企业不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解决问题。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关键要加强制度约束，使我们党的干部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

一是要完善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接待来访制度，使干部下企业、接待来访等行为制度化、常态化，让党员干部觉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运动式的一窝蜂或者随大流;

二是将干部是否贯彻制度作为评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不断健全完备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选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群众缺乏感情、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又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予以处理。

延安时期形成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观，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国民党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发扬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作风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学发展观教育。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

4、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

因此，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应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并把它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结合起来，同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作出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并付诸实践，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加强“情为民所系”的教育。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风，心系群众、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利为民所谋”的教育，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际的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加强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摆脱低级趣味，决不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注意净化社交圈。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延安教学的行程虽然只有四天，但在这几天中，我从中感觉到延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代表了一种精神：延安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它是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而逐渐形成，最终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伴随着我党我军的成长壮大。要理解延安精神，就必须认识到当时我们党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我党成立后的二十年中，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相继犯过一次右倾和三次激进的左倾严重错误，特别是当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候，我国的革命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无法也不可能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深入的检讨，因此，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始终存在。

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内补充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带来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党内原有的教条主义思想很快结合，到1941年的时候，这些思想问题已经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主观主义，其中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党八股。这三种表现都狭隘而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主观主义是党内一切错误思想的基础，也是教条主义者的痼疾，它将马列主义的经典和前苏联的斗争经验奉为“金科玉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结果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做出延安整风的决定，本身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方针。为能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更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指导工作，同时也是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就必须马上带领全党对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进行探讨。整风中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心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我们党内，最早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作为研究问题根本途径的理论提高到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的是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点。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的重要性。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深入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余天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污蔑农民运动的言论以迎头痛击，得出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3、4月份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作为一名领导者，如果不能够做到“了解下情”，而是一味地“不求甚解”，指导工作时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些，“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由于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人们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简单听取汇报或是短时间内对事物的认识都会是片面甚至错误的。1941年8月1日中央还专门下发《关于调查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社会，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特点和规律，切实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宣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方针的重要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中，他教育全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现状，掌握其规律，将马列主义理论活学活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当中来，坚决同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决裂，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三、抓好军队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

从延安整风之后，实事求是原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并且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代中国党的建设过程中，实事求是原则依然被贯彻执行，并且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党政治理论工作的重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重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逐渐形成。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我们实际工作生活当中，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活动流于形式，同志之间明哲保身互不得罪，互相吹捧，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到处都是，这种风气由上层传染到下层，最终造成的局面是费力不少，收获极小。宗派主义现象严重，相好的互相照顾，对立的互相制肘;明里和和气气，暗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

这些现象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一再强调改正的。在整党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篇：古田会议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作用意义

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党内开展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反对互相猜忌，闹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团结。

古田会议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各地工农红军中贯彻执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军队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古田会议决议对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决议﹥的现实意义

1、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古田会议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化、制度化、正规化，而且也表明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条件极为严酷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把思想政治工作提上日程，正说明它对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作用，这是党的一条成功经验。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另一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关系，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必须站在革命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看待思想政治工作，把二者统一于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党员和干部应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不断强化用自身形象进行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以科学求实的精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以身作则的良好行为影响人民，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作为思想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客观地向世界宣传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新成就，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着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2、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创新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毛泽东等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对待思想政治工作的灵活态度和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共产党人的奋斗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行创新。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过去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办法要坚持，更重要的是适应新情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这充分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思想教育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特别是现在网络的广泛应用，要运用新的载体来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新媒体的优势，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五篇：学习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学习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通过重新学习回顾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我有如下体会∶

一、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 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整风精神是中国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中国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中国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切依靠群众，最成功的切入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闪耀的闪光点是为民、务实、清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推动机关转变作风、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上轻视群众，感情上冷落群众，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这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这本质上就是要党的作风，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改进作风，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

=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德修身，切实把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取利益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把群众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高兴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机关，深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望闻问切”，从群众中了解情况、汲取营养，挖掘群众中隐藏的智慧，防止“闭门造车”、“唱独角戏”，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举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深入企业不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解决问题。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关键要加强制度约束，使我们党的干部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

一是要完善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接待来访制度，使干部下企业、接待来访等行为制度化、常态化，让党员干部觉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运动式的一窝蜂或者随大流;二是将干部是否贯彻制度作为评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不断健全完备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选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群众缺乏感情、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又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予以处理。

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观，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国民党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发扬 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作风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学发展观教育。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4、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

因此，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应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并把它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结合起来，同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作出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并付诸实践，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加强“情为民所系”的教育。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风，心系群众、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利为民所谋”的教育，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际的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加强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摆脱低级趣味，决不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注意净化社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