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启示（合集五篇）

第一篇：“延安整风”的启示

“延安整风”的启示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学习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进一步纯洁党组织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认真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调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

关键词：共产党 人民 整风 教育

当前，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各地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教育之后的重要举措。“两学一做”教育使党的教育从“少数”向“多数”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这项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立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自开展此项活动以来，在社会上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四风问题”不同程度受到了扼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不断提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所改善，党的执政信心也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距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借?b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在建党、治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党的发展史上，也有惨痛的教训。因此，我们在开展任何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好的，纠正错的。为了更好的开展“两学一作”教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延安整风运动”。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教育实践的典范。是我们党进步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思想整顿。通过“延安整风”，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有向心力和领导力。

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建党20多年，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思潮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伤害。由于当时的形势特殊没能来得及在党内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纠正，党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造成指导思想上分歧，这些分歧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影响革命事业。“延安整风”就是为了解决思想领域里的问题。目前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和“两学一做”教育同样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有时我们忙于搞经济建设，思想意识领域明显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影响，此刻也正需要统一思想认识，象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出发，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明确了为什么整风，为了谁整风，依靠谁整风和整什么风的问题。从一开始整风的调子就定在更好的为人民谋利益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强调“共产党应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延安整风”因为指导思想明确，所以在整风过程中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延安整风运动”另一成功经验是，活动有明确的思路和明确的任务，以及明确的重点。“整风”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重点，特别强调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整风”始终如一都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问题，使全体党员向人民靠拢。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很多讲话都涉及党员的思想问题。不同场合严厉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重点批评了“闹独立的问题”。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体利益”。还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允许违背这个原则”。由于“延安整风运动”思想方法对头，大多数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由于“整风”有明确的方针，“整风”过程中对事不对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挽救人不整人，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开始就受到了党员群众的赞同。“整风”一开始让每个党员阅读有关文件，然后每个人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实际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后，提出努力方向和改正错误的具体做法。当时中央不断强调“全党要团结”，一定要避免历史上错误斗争的方法。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党对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多次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同志也同其谈心，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王明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写信给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七大上，王明同志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由于思路清晰，方法得当，“整风”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延安整风”最突出的贡献是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整风”通过开展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大讨论。全党清醒地认识到了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其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些“左”的或“右”的思想都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思考问题造成的。而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经过大讨论，全体党员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全党思想进一步统一，形成了党内空前团结。“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是党的骄傲，是党永久的精神财富。

另外，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延安整风”中不该有的支流，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四月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尽管其磨灭不了“整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们必须得接受其教训。“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十余天就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好在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实施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也是为了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我怎么做”等问题。可仍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仍然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执行文件，造成一次又一次“洛阳纸贵”，一次干部下乡活动，仅填表册就数千斤，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官僚”整“官僚主义”，形成了“官僚”的平方；用“形式”整“形式主义”形成了“形式”的平方，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所以说，我们党在开展任何“活动”过程中都要回望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有明确的目的，有明确的思路。明确为了谁，为谁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首先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注意党内的团结，注意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注意提高党的思想政治觉悟。象“延安整风”那样，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照照镜子，洗洗澡”，然后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象“延安整风”那样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省、自律、自查、自纠。时下，人民群众深恶痛疾的是用人腐败、以言代法、以权谋私等问题。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如果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反映在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各个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应通过学习教育活动带头扼制这些现象。

另外，我们就更加注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延安整风运动”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不能伤害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人民遭殃。“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本来是要审查干部，完成清洗坏人坏事的工作，可是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把“审干”变成了抓“特务”，方向一偏造成了“扩大化”，部分群众变成了被整对象。我们无论是开展什么活动，都应慎密思考，做细致工作，不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不让人民群众遭殃。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

总而言之，“延安整风”同我们党所开展的党的教育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我们党不断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认真总结党的历史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使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人们的党组织更加先进纯洁，使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作者简介：蒋清秀，敖汉旗委党校，讲师。）

第二篇：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第三篇：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三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71年前，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在延安开展了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所带来的效果，正如所指出的，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71年后的今天，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重温延安精神，确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我认为，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与延安精神的内涵是一致的，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我们党重视自身建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延安精神不仅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开展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好教材。通过重新学习回顾延安精神，我有如下体会：

一、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精神是中国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中国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中国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切依靠群众，最成功的切入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闪耀的闪光点是为民、务实、清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推动机关转变作风、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上轻视群众，感情上冷落群众，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这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这本质上就是要党的作风，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改进作风，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德修身，切实把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取利益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把群众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高兴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机关，深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望闻问切”，从群众中了解情况、汲取营养，挖掘群众中隐藏的智慧，防止“闭门造车”、“唱独角戏”，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举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深入企业不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解决问题。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关键要加强制度约束，使我们党的干部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

一是要完善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接待来访制度，使干部下企业、接待来访等行为制度化、常态化，让党员干部觉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运动式的一窝蜂或者随大流;

二是将干部是否贯彻制度作为评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不断健全完备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选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群众缺乏感情、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又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予以处理。

延安时期形成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观，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国民党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发扬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作风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学发展观教育。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

4、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

因此，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应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并把它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结合起来，同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作出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并付诸实践，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加强“情为民所系”的教育。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风，心系群众、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利为民所谋”的教育，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际的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加强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摆脱低级趣味，决不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注意净化社交圈。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延安教学的行程虽然只有四天，但在这几天中，我从中感觉到延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代表了一种精神：延安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它是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而逐渐形成，最终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伴随着我党我军的成长壮大。要理解延安精神，就必须认识到当时我们党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我党成立后的二十年中，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相继犯过一次右倾和三次激进的左倾严重错误，特别是当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候，我国的革命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无法也不可能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深入的检讨，因此，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始终存在。

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内补充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带来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党内原有的教条主义思想很快结合，到1941年的时候，这些思想问题已经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主观主义，其中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党八股。这三种表现都狭隘而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主观主义是党内一切错误思想的基础，也是教条主义者的痼疾，它将马列主义的经典和前苏联的斗争经验奉为“金科玉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结果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做出延安整风的决定，本身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方针。为能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更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指导工作，同时也是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就必须马上带领全党对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进行探讨。整风中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心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我们党内，最早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作为研究问题根本途径的理论提高到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的是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点。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的重要性。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深入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余天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污蔑农民运动的言论以迎头痛击，得出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3、4月份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作为一名领导者，如果不能够做到“了解下情”，而是一味地“不求甚解”，指导工作时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些，“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由于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人们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简单听取汇报或是短时间内对事物的认识都会是片面甚至错误的。1941年8月1日中央还专门下发《关于调查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社会，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特点和规律，切实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宣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方针的重要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中，他教育全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现状，掌握其规律，将马列主义理论活学活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当中来，坚决同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决裂，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三、抓好军队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

从延安整风之后，实事求是原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并且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代中国党的建设过程中，实事求是原则依然被贯彻执行，并且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党政治理论工作的重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重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逐渐形成。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我们实际工作生活当中，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活动流于形式，同志之间明哲保身互不得罪，互相吹捧，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到处都是，这种风气由上层传染到下层，最终造成的局面是费力不少，收获极小。宗派主义现象严重，相好的互相照顾，对立的互相制肘;明里和和气气，暗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

这些现象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一再强调改正的。在整党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篇：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 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关 键 词】延安整风 党内斗争 整风精神 思想教育 制度建设

今年是延安整风70周年。70年前，亦即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对于延安整风，邓小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他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1]此后，建国初期的历次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后来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当前的创优争优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三大作风，指出：“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2]30的确，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0年过去了，回顾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借鉴历史智慧，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必要的党内斗争。延安整风就是我们党总体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成功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以延安为中心，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们党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和偏离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健康的党内斗争，同时也对极少数带对抗性质的党内矛盾进行了恰当处理。毛泽东明确讲：“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3]历史证明，延安整风通过对大量非对抗性矛盾和少数对抗性矛盾开展严肃、正确的斗争，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正如《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4]955这种从严治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以适当斗争增强党的团结的有效方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严峻考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改革创新、增强活力，又要求团结统一、促进和谐。但是，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在坚持共同政治目标、价值追求与组织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党不是无所事事的清谈馆和可以自由出入的俱乐部，而是先进分子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组成的战斗部队，坚持共同的理想信仰、行为规范和组织纪律，是党的团结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增强党的团结，一方面要摒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转变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达到团结与和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不正之风要开展必要的斗争，对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要具体分析其复杂性和特殊性，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解决。

一是不能忽视新时期的反对错误倾向斗争。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党内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4]970这启示我们，反倾向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忽视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党章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009年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强调：“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2]13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仍然提出关于反对“左”与右的论断？这是有着特定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和重要的政治提醒。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坐庄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因此要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回潮。对于严重或明显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要进行斗争，及时纠正、绝不姑息。开展反倾向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正确处理党内的错误倾向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尤其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种思潮恰恰是从“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论依据”的。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防止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又要谨慎使用“左”倾、右倾的提法。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更不能重复过去机械过火的路线斗争。

二是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思想建党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内矛盾大量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理想信念的局部动摇、党员道德滑坡、各种意见分歧、封建主义残余、落后守旧观念不同程度存在。对这些矛盾既不能用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也不能姑息迁就。对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差异，不适用斗争的方法，更不能用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办法，而应当求同存异、增同减异、求大同存小异，或者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或者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共识；或者搁置分歧，等待实践检验，慎下结论。对党员干部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现象，要及时提醒、批评、制止。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坚持批评教育与问责相结合。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方向正确，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少数干部的自律不严，党内确实滋长了自由主义、好人主义、息事宁人、姑息迁就等庸俗作风，极少数人把行帮习气带到党内，在党内不称同志称兄弟，攀亲结贵甚至拉帮结派。对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领导班子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33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必须大力弘扬。对党内生活庸俗化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如果不对这些不良风气开展斗争，而是容忍这种风气的存在，就等于助长这种风气，这无异于打击了大多数公道正派的共产党员，并削弱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三是对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区分性质，开展恰当的斗争。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使得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影响到党内，党内矛盾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党内确实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嫌贫爱富，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既得利益进而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情况。为此，党组织对困难党员要加大关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可以进行协调和整合；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带入党内生活，对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少数腐败分子与党的矛盾已经带有对抗的性质，要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乃至绳之以法，绝不手软。

二、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

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扬民主，开展了群众运动，党员参与的程度高、监督的力量强，调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历史表明，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总体上发挥了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的作用，是特定时期党内自我纠错的一种途径，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常用形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群众运动毕竟属于革命党思维，到了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候，弊端就比较明显了，特别是突击式的群众运动容易引起气氛紧张，出现过火斗争，乃至发展成“大民主”，导致党内生活混乱，社会失序。建国后党多次发动群众运动的深刻教训表明，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也不利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时期我们不能通过群众运动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而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监督机制来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既有利于扩大党员的有序参与，又能保证党内生活正常化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力度之大、出台的制度之多，表明全党充分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思考制度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新认识：把党内民主建设推向新阶段，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制度，或者简单地再制定一些新制度，而是要从整体上提高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并形成一整套党内监督机制以配合制度的落实，提高制度运行的质量。机制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实施方法和保证措施的程序系统。所以，机制是执行制度的中介方式。有了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规范性机制，制度才能真正运行，并持续产生效果。

当前，完善党内基本制度和监督机制，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这需要设计程序性机制保证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比如，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建立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机制，制定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程序性机制，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等等。当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同样十分重要。

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党内教育要通过制度执行来保证，通过加强监督来持续。作为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内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社会，迫切需要激发党员的潜能，让党内生活既严肃又活泼。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监督党员的主体作用是否充分得到发挥，保证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并得到贯彻，特别是监督制度是否得到落实，显得尤为重要。制度的执行力关系到制度的公信力。如果制度执行与不执行一个样，执行好坏一个样，党员和干部对制度就容易趋于麻木。如果长期违反制度不仅逃脱惩罚而且还能从中受益，那么会打破党员心理的平衡，使另一些人违反其他制度以谋求补偿，并对新的制度产生排斥。其后果是正常的党内秩序被破坏，党的威信和社会基础秩序遭到削弱。所以，加强党的建设，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创新制度和完善制度，更需要通过程序性机制提高基本制度的执行力。

三、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想教育形式。我们党结合战争年代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的形式，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把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达到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开拓了思想建党的新途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延安整风之所以能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较好地冲刷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重要的一点，靠各部门、各单位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进本职工作，这些涓涓细流形成了整风“河水”。比如，各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整风的部署安排上有先有后，内容上各有侧重，方法上有所区别，有的先开展党风整顿，有的先整顿学风、文风。根据地的整风与国统区的整风有区别，军队系统与党政机关的整风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不是抽象地谈论理论和党史，而是联系具体的事件、战斗战役和地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乃至白区工作的教训来研究整风文件，并且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比如，在讨论会上，一些党员干部联系许多经历过的事实，说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他们深深体会到：“从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晓得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有一位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东征以后，党提出争取×军的口号，我们很奇怪，人家武装那样好，还争取得来？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争取他们干啥？现在才知道，争取×军做建立统一战线的桥梁。那时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也没研究×军的情况，就分析不出正确的结论；对执行决议，也没信心，也很勉强。”[5]正是这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整风方法，促进了优良作风的形成。

反过来，同时期的国民党恰恰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必然不得人心。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一直密切关注。1947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还专门印发了共产党的几个整风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对此还特别作了说明：“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6]尽管国民党很重视中共的延安整风，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和唯心史观的作用，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可能学到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1940年11月，谭平山提出：“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7]“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8]国民党曾经开展过的“整肃”、“革新”运动，因为形同虚设、徒有虚名，而终至昙花一现。这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启示我们，开展党员教育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物质条件，但更要务求实效、解决自身的突出问题和群众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无疑需要一定的形式，也需要创造和运用新的形式，但更要进一步发扬整风精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改进党的作风，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偏僻封闭的小环境到改革开放的大舞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掌握的资源更多，视野更开阔，同时担负的责任更重，面临的环境更复杂，诱惑也更多。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需要大力发扬整风精神搞好党内思想教育活动，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关键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的实际包括改革发展的实际。我们固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更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脱离当前实际；不能鼓吹和照搬民主社会主义，教条地、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加强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为借口，套用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很多做法，在国外也许是“点睛之笔”，到了中国就可能成为“败笔”，很多制度在国外不是问题，但移植到中国来，就可能“水土不服”，出现问题。所以，抓中国老鼠要靠中国猫。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从当前党内实际和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改革创新，防止思想僵化，又避免把改革变成“改向”。我们要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作风优势的强大合力，增强政治上的核心竞争力和党的生机活力。

防止新的形式主义，关键要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又说：“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5]31实践表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整风精神相违背，与党的宗旨相违背。只有解决服务群众的问题，才能谈得上依靠群众的问题，群众才会让你“靠”。这方面，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教训也是深刻的。对此，必须警钟长鸣。

防止新的“党八股”，关键要切实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所以，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要求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形成通俗简短、务实管用、符合实际的文风会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最终还是为了惠民利民，使党的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支持。正如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告诫全党的一样：“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4]812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4—45.[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85.[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181.[6]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253.[7]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295.[8]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173.【作者简介】肖纯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规划处，陕西 延安 716000

第五篇：学习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学习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通过重新学习回顾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我有如下体会∶

一、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 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整风精神是中国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中国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中国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切依靠群众，最成功的切入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闪耀的闪光点是为民、务实、清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推动机关转变作风、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上轻视群众，感情上冷落群众，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这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这本质上就是要党的作风，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改进作风，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

=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德修身，切实把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取利益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把群众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高兴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机关，深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望闻问切”，从群众中了解情况、汲取营养，挖掘群众中隐藏的智慧，防止“闭门造车”、“唱独角戏”，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举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深入企业不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解决问题。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关键要加强制度约束，使我们党的干部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

一是要完善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接待来访制度，使干部下企业、接待来访等行为制度化、常态化，让党员干部觉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运动式的一窝蜂或者随大流;二是将干部是否贯彻制度作为评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不断健全完备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选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群众缺乏感情、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又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予以处理。

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观，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国民党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发扬 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作风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学发展观教育。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4、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

因此，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应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并把它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结合起来，同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作出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并付诸实践，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加强“情为民所系”的教育。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风，心系群众、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利为民所谋”的教育，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际的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加强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摆脱低级趣味，决不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注意净化社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