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看延安整风--诋毁到借鉴（精选五篇）

第一篇：国民党看延安整风--诋毁到借鉴

国民党看延安整风--诋毁到借鉴

作者:卢毅 来源:党的文献 05月15日 11:05 核心提示：1942年2月，毛泽东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国民党中宣部的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企图通过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达到混淆视听、动摇人心的目的。到了国共决战阶段，蒋介石迫于形势，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主张借鉴其经验以重振士气。他在退台初期开展的改造运动，更是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延安整风的启发。

近年来，有关延安整风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研究大多是集中探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原因和过程，主要着眼于中共方面，而较少揭示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事实上，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态度颇为微妙复杂，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诋毁到借鉴的转变过程。梳理此间的曲折脉络，或许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延安整风之影响的认识。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仅有王续添所撰《延安整风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一文（《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该文着重谈的是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并未涉及国民党最初的诋毁态度。

一、《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2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三风主义”》的文章，内称：“最近毛泽东在一个学校开学典礼席上发表了他的‘三风’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法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八股主义，整顿文风’。”微言：《毛泽东的“三风主义”》，《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此处除了将“宗派主义”误为“宗法主义”之外，其余信息则大体不差。此后几个月，《中央周刊》又陆续对延安整风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概括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解析延安整风。如叶青在《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一文中就写道：“很明白的说，„„这是共产党内毛泽东派与陈绍禹派斗争的表现。必须知道，共产党在陈独秀派开除，李立三派倒台，罗章龙派失败以后，只有毛泽东派和陈绍禹派之存在。„„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特别是在学风和文风方面含有打击陈绍禹的意思，并且非常明显。„„我以为毛泽东对于陈绍禹们的反对是很有力的。陈绍禹们在共产党内纵还可以苟延残喘，亦必遍体鳞伤。所以毛泽东底三风运动，对于共产党虽不能解决问题，对于他自己则颇能解决问题。他必然压倒‘理论家’的陈绍禹们而成为党中唯一的最高领袖。”（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叶青的这一观点应该是代表了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普遍看法，也符合他们一贯关注派系之争的思维模式。平心而论，这种观点虽不无偏差，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察到了整风的用意，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反对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其二，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这原本是一份内部机密文件，但却被国民党获得。3月26日，《中央周刊》发表《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一文称：“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检讨的文章，以批评它本身的错误，略谓：‘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因此往往不服从党的中央，不服从上级，将个人与党独立，甚至个人超过了党，这都是错误的。此外，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彻底十分认真的实行。这就是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中央周刊》第4卷第33期，1942年3月26日。）对照原文，这段文字没有太大出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这一方面说明国民党的情报搜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国民党力图通过大肆渲染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达到混淆视听、动摇人心的目的。与此类似，《解放日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的社论，也随即被国民党方面转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说：“请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见重庆《新华日报》）它说：„„‘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党员对这些决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行更谈不上。一般的讨论，都是把决定的条文，轮流背诵一遍，散会出来，万事如意，再不去理会它了。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甚至还不知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什么东西。不用说，这种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党作风的运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旧的恶习，到处作怪，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来了。’”（《中共不易改造》，《中央周刊》第4卷第37期，1942年4月23日。）这同样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夸大，试图以此诋毁对手。

其三，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接着又虚伪地表示：“我们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本着朋友之谊，欣闻毛泽东先生在焦头烂额之后，来这一套整顿三风的自我批判，„„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打算，总希望共党真的能把三风整顿好。”最后却话锋一转：“但是共党怎样整顿三风呢？这是共党前途的关键。可惜我们看遍了共党的文件，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结果。”（金子文：《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中央周刊》第4卷第45期，1942年6月18日。）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另有一文也强调：“毛泽东如果能真正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希望他把不合时宜的马列主义束之高阁；如果能真正反对宗法主义，我希望他把‘边区’取消，把军队交还中央。”（微言：《毛泽东的“三风主义”》，《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

在这一问题上，朱敩春的《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一文论述最详。他首先针对整风目标指出：“它的目的，据说是在改进工作，团结干部。这个目的，我看不易达到。”然后从整顿学风说起：“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教条，在娘胎里就注定是马列主义或马列恩斯主义。„„尽管共产党善于宣传，毛先生并尝把马列主义包上一层‘新民主主义’的糖衣，倾销式的散播到民间去，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始终没有雅兴去欣赏他们的烟幕。„„共产党是否有决心去整顿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学风呢？没有。共产党在宣传上无论玩的什么把戏，最后仍不出马列主义的范围。第三国际怎样会允许它放弃马列主义呢！而且马列主义虽不为中国人士所欢迎，但共产党之所以还成为一个政党，还是靠的马列主义这个法宝！”最后他总结：“共产党还是一个封建的集团！„„直到现在，有老干部与新干部之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争，军队工作干部与地方工作干部之争，闹得危机四伏，有劳毛先生起来大声疾呼地喊救命。„„其实就整个共产党而论，它根本是宗派主义的残余代表，独立于中央，割据。共产党本身既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它的党员如何能免于宗派主义的作风！毛先生不肯放弃边区，交出军权，服从国家政令，那末他的一切宣传，一切反宗派主义的努力，都是假的，都是徒劳的！”（朱敩春：《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4卷第46期，1942年6月25日。）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文章在立论上均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都将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主观主义。这一方面是其强词夺理的话语模式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之甚少，对中共的整风决心亦估计过低。至于喋喋不休地要求取消边区，则更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的舆论造势。

二、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3月，全党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写了三篇短文，批评延安的领导干部存在特权主义和忽视民主的倾向。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实味也因此遭到批判，并在同年10月被打成托派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为哄动一时的《野百合花》事件。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国民党“中统”对此事相当重视，立即组织人手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由统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出版。曾任中统局本部科长的张文后来回忆：“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其中除照录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此前不久，一个署名邹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抢先于6月将《野百合花》在重庆翻印出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编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在8月将《野百合花》作为“延安文献”全文照录，并介绍说：“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读者·作者·编者”》，《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1942年8月20日。）此后，国民党方面开始增添了评论。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的《新认识》月刊在9月发表了《闲话“野百合花”案》一文，故弄玄虚地写道：“事情发生在毛泽东先生倡导‘整顿三风’之后。„„整顿，在革命的词汇里，已经是一个不祥之词，„„这次却愿意把这样一件影响到‘内部团结，外界视听’的大事公之于天下。由此，延安，‘革命模范的根据地’，是呈现着怎样一个‘革命’的气象，我们应想得到！我们应想得到！”（周可琛：《闲话“野百合花”案》，《新认识》第6卷第2期，1942年9月15日。）在此期间，《中央周刊》也对《野百合花》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先后发表《“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详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等文分别发表于《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1942年7月30日）、第5卷第2期（1942年8月20日）、第5卷第9期（1942年10月8日）。，甚至还专门刊发了一期特辑《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并附编者按说：“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报导。兹有友人转赠《野百合花》全文共五节，同时在最新一期《群众》上看到范文澜先生《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豹。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颂一时之文件，用特转载其全文。„„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本刊不欲有所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本刊特辑），《中央周刊》第5卷第5期，1942年9月10日。）

由上可知，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媒体热衷于炒作这一事件。时人曾描述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苏德邻：《一个党外人士的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0日。）而从内容来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利用《野百合花》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并借此攻击中共和边区。显而易见，这些诋毁的文字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和挑衅性。对此，温济泽到晚年仍然非常清晰地回忆道：“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三、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50页。），“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蒋介石：《本党今后的责任和努力方向》，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69页。）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针对中共力量的不断壮大指出：“他们整个的力量却已增加了好几倍，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单就他们的斗争方法和技术而论，他们实在已经成功，他们的力量实足以消灭本党。所以我们如果单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还是蒙着眼睛，不看他真实的内容，而武断的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以为打倒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实在是最大的错误。”（蒋介石：《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开幕词》，《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37页。）显而易见，蒋介石实际上向国民党提出了研究和学习中共的任务。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解释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2页。）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费了不少口舌专门论及延安整风。他说：“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所谓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开始发动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他发起这个运动用意何在，内容如何，本党同志素来很少注意，不屑去研究。我个人当时虽曾注意，但是因为那时正值抗战军事紧急，无暇与各党员同志详细研讨。„„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的中心资料，探讨他们的战斗技术，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所以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3页。）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然后详加分析说：“我认为这个原因完全是由于我们党的宣传、组织和训练，缺乏方法和技术，丧失革命的精神，不但不能达成既定的目的，甚至根本上就没有目的可言，以致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归于白费，不能发生丝毫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干部的教育，可以说完全是无目的、无方法、无计划。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蒋介石：《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意义和任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68、370页。）

几天后，蒋介石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有一个唯一的长处，而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对于本身的业务，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无论什么问题发生，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穷源，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他们这种彻底研究不断改进的精神，正是现代化科学的精神。”他还指出：“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86、387页。）

总之，蒋介石这一时期迫于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亟欲借鉴中共的经验来重振士气，故而多次提到延安整风。对他的这种急切心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借鉴延安整风尚未付诸行动，便丢掉了大陆政权。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决心仿效延安整风，在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为了确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并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方法，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参见李松林：《蒋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在具体操作层面，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党的高中级干部则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这两个机构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如出一辙。蒋介石还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将研究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本党改造纲要》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显而易见，改造运动的许多方案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话语都从延安整风得到不少启发，以至于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而这恐怕是当初那些刻意诋毁延安整风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吧。〔作者卢毅，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100091〕

第二篇：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第三篇：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三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71年前，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在延安开展了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所带来的效果，正如所指出的，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71年后的今天，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重温延安精神，确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我认为，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与延安精神的内涵是一致的，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我们党重视自身建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延安精神不仅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开展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好教材。通过重新学习回顾延安精神，我有如下体会：

一、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精神是中国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中国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中国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切依靠群众，最成功的切入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闪耀的闪光点是为民、务实、清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推动机关转变作风、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上轻视群众，感情上冷落群众，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这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这本质上就是要党的作风，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改进作风，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德修身，切实把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取利益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把群众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高兴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机关，深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望闻问切”，从群众中了解情况、汲取营养，挖掘群众中隐藏的智慧，防止“闭门造车”、“唱独角戏”，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举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深入企业不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解决问题。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关键要加强制度约束，使我们党的干部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

一是要完善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接待来访制度，使干部下企业、接待来访等行为制度化、常态化，让党员干部觉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运动式的一窝蜂或者随大流;

二是将干部是否贯彻制度作为评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不断健全完备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选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群众缺乏感情、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又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予以处理。

延安时期形成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观，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国民党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发扬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作风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学发展观教育。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

4、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

因此，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应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并把它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结合起来，同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作出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并付诸实践，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加强“情为民所系”的教育。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风，心系群众、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利为民所谋”的教育，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际的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加强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摆脱低级趣味，决不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注意净化社交圈。

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延安教学的行程虽然只有四天，但在这几天中，我从中感觉到延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代表了一种精神：延安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它是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而逐渐形成，最终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伴随着我党我军的成长壮大。要理解延安精神，就必须认识到当时我们党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我党成立后的二十年中，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相继犯过一次右倾和三次激进的左倾严重错误，特别是当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候，我国的革命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无法也不可能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深入的检讨，因此，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始终存在。

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内补充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带来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党内原有的教条主义思想很快结合，到1941年的时候，这些思想问题已经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主观主义，其中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党八股。这三种表现都狭隘而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主观主义是党内一切错误思想的基础，也是教条主义者的痼疾，它将马列主义的经典和前苏联的斗争经验奉为“金科玉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结果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做出延安整风的决定，本身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方针。为能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更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指导工作，同时也是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就必须马上带领全党对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进行探讨。整风中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心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我们党内，最早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作为研究问题根本途径的理论提高到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的是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点。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的重要性。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深入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余天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污蔑农民运动的言论以迎头痛击，得出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3、4月份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作为一名领导者，如果不能够做到“了解下情”，而是一味地“不求甚解”，指导工作时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些，“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由于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人们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简单听取汇报或是短时间内对事物的认识都会是片面甚至错误的。1941年8月1日中央还专门下发《关于调查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社会，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特点和规律，切实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宣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方针的重要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中，他教育全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现状，掌握其规律，将马列主义理论活学活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当中来，坚决同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决裂，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三、抓好军队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

从延安整风之后，实事求是原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并且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代中国党的建设过程中，实事求是原则依然被贯彻执行，并且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党政治理论工作的重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重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逐渐形成。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我们实际工作生活当中，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活动流于形式，同志之间明哲保身互不得罪，互相吹捧，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到处都是，这种风气由上层传染到下层，最终造成的局面是费力不少，收获极小。宗派主义现象严重，相好的互相照顾，对立的互相制肘;明里和和气气，暗里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

这些现象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一再强调改正的。在整党过程中，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篇：学习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学习延安整风心得体会

通过重新学习回顾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我有如下体会∶

一、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 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延安整风精神是中国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从中国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中国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切依靠群众，最成功的切入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闪耀的闪光点是为民、务实、清廉。弘扬延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推动机关转变作风、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思想上轻视群众，感情上冷落群众，对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这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问题，这本质上就是要党的作风，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人政治本色，恢复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二、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改进作风，提高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

=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以德修身，切实把服务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取利益作为谋划工作、落实决策、化解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把群众是否赞成、是否答应、是否高兴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要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走出机关，深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望闻问切”，从群众中了解情况、汲取营养，挖掘群众中隐藏的智慧，防止“闭门造车”、“唱独角戏”，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举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深入企业不仅好的要看，差的也更要看。要做“明眼人”、“有心人”，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既要解剖麻雀，也要了解全局;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既要到工作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也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解决问题。开展延安整风精神心得体会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清正、清廉、清明。

四、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关键要加强制度约束，使我们党的干部将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

一是要完善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接待来访制度，使干部下企业、接待来访等行为制度化、常态化，让党员干部觉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运动式的一窝蜂或者随大流;二是将干部是否贯彻制度作为评判是否合格、提升的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不断健全完备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选拔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对群众缺乏感情、无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又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予以处理。

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观，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瓦解了国民党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发扬 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作风教育的根本要求。要求作好以下四方面的教育∶

1、科学发展观教育。

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教育。

3、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教育。4、廉洁自律的人生习惯教育。

因此，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应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并把它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结合起来，同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廉政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切实作出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并付诸实践，努力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加强“情为民所系”的教育。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的作风，心系群众、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利为民所谋”的教育，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际的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创造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加强正派生活、健康情趣教育。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讲操守、重品行，坚决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摆脱低级趣味，决不沉溺于灯红酒绿、流连于声色犬马;慎重对待朋友交往，坚持择善而交，注意净化社交圈。

第五篇：延安整风讲稿

延安整风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

当前，作为加强党建的一项重大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这次教育活动，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不仅体现了延安整风的丰富内涵，也是延安整风的当代实践。今天的我们，重温延安整风的光辉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包括起因和条件两个方面，起因指的是为什么要发动整风，条件指的是为什么能发动整风。下面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谈一下，先谈第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争论都是很多。比如当年的王明就认为整风运动的开展，或者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就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因为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存在着政治斗争的因素，但关键是要看目的，为公还是为私？谁掌权能领导好这个党？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有宏伟抱负、远大理想的人，他很清楚想干大事必须要有权力。建国后毛泽东曾经很坦白地讲：“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掌权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为了推动整个党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什么毛泽东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主要是因为在整风之前，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很不顺利，这主要反应在三个方面。

（一）“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左”倾教条主义的起点是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进了政治局，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明却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却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政权。正如建国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王明在四中全会后，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者。向忠发还是总书记，实际上是不能管事的。”

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党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就是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又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的中央机密，特别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他都了如指掌。另外这个人头脑灵活、做事周密，还曾被送到苏联进行特工训练，对地下工作得心应手——正因如此，他的叛变危害极大，到现在仍然被称为我们中共党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没有之一。幸好当时我们党的钱壮飞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及时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通报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从而避免一场灾难。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抓个正着；更意外的是，他被捕以后居然很快叛变，过了两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毙。这一系列事件使上海中央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转移。王明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去江西苏区，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当时还是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认为中央还是应该留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临时中央又由哪些人组成呢？考虑到安全因素，当然是要由那些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才好，因此就找到了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的人，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

在此之前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一方面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都是靠“左”起家的，能够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另一方面，王明是有私心的：他想避过这阵风头之后，迟早还是要回国的，到时候从博古这样的年轻人手里把权力拿回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换了一个资历比较深的人，恐怕就没那么顺利。

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临时中央经过选举成为正式中央，这就使苏区开始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共产国际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遭受惨重损失，最后不得不开始长征。二是政治上的关门主义。我们说反围剿失败虽然主要是军事指挥失误造成的，但跟政治路线错误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教条主义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王明在1932年3月31日《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中说：“国民党的任何派别及其高级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当十九路军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以后，派人跟红军谈判，准备共同对付蒋介石，我们却迟迟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我们跟十九路军合作，对于打破敌人围剿、巩固发展苏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博古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将人拒之门外。后来十九路军失败了，我们的日子自然也就越来越难过。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写的非常尖锐，现在原件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他说：“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他还说：“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非常不客气批评了教条主义者。

我们知道，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博古对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了，毛泽东重新参加了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现在仍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但遵义会议也留下来一个尾巴，就是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仍然肯定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政治路线怎么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呢？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为了万无一失，他非常明智地不去攻击中央的政治总路线，他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因为当时时间紧迫、军情紧急，军事问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其他的事可以到以后慢慢再商量，而且军事问题也是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那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但如果要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张闻天和王稼祥就有可能不干了，就有可能跟毛泽东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后来说：“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我三人团便会分化”。张闻天后来也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可见那时他们还是认为政治路线没有错，所以留下了这么个尾巴。到陕北稳定下来以后，这个尾巴就应该解决了。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1940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毛泽东这个主张在这个会议上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反对，张闻天这个时候还是坚持认为，当年的错误只是策略和方法上的失误，不是路线的错误，路线没有错。最后为了团结同志，毛泽东做了让步，他在为中央起草这次会议决议的时候，就没有再提到路线错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努力去解决“左”倾错误路线问题，但时机不成熟，没有成功，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党内的阻力，思想路线有分歧。那些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路线，怎么可能错呢？而毛泽东则认为，这些人虽然自称国际路线，实际上搞的就是教条主义，为了今后不再重蹈覆辙，就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改变。”

（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前面讲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就是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王明是我们党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人，比毛泽东都要早。其中最著名的是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叫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把统一战线扩大到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只要抗日我们都应该去团结，不再说他们是帝国主义走狗。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非常明确地评价：“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王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叫关门他就关门，共产国际说开门他就开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国，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规格前所未有。毛泽东还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把王明比喻成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的天兵天将。应该说毛泽东对王明的回国是欢迎的，张国焘当时也在现场，他后来在《我的回忆》里说：“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延安以前从未有过。”王明回国以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所以他这次回来感觉非常好，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钦差大臣，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王明回国之后，中央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的主张都暂时占了上风。

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是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这是王明回国后不久就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王明提出一个乐观口号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右倾的口号，因为他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服从于国民党，凡事都要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在这个会议上王明还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过于强调独立性。那时毛泽东也很赞成国共合作，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搞一切服从、一切经过。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圣旨”，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大多数人都倒向了他那一边，大家纷纷表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我们过去是把独立自主提的太高了。张闻天甚至承认：“这些错误我和毛是要负责任的。”

面对这种情况，为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见，今后跟国民党要和为贵，其实他内心是很不情愿的。后来毛泽东在整风时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他甚至还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十二月会议以后，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四个人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负责跟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因为那时国民党把南京丢了，还没有搬到重庆。刚开始王明抱着满腔热情到武汉，准备和国民党好好合作一把，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个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是老党、大党，现在已经在抗战了，共产党要想抗战的话，就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政党给取消了，合并到国民党中来。面对这种情况，王明不得不表示自己过去对国民党确实是太让步了，把国民党想象得太美好。那时斯大林出于苏联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使日本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同时他又认为中共的力量太弱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势力拖住日本。在抗战初期中共的力量确实很小，只有3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很明确地对当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你到中国去的任务就是援助国民党。崔可夫在《在华使命》中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在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给国民党，而不是给共产党，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的主要是少量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至于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斯大林为了让蒋介石帮他拖住日本，一再要求我们忍让，不要得罪蒋介石。在这情况下，王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但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去换取国民党的信任，还是要向国民党让步。所以后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言下之意就是说王明是站在苏联立场来看问题，而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

王明回国以后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是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客观来看有些提法，比如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在我党物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实质是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国民党。一共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三人不同意王明的报告，而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四人都认为王明的报告是可行的，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在有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又附和王明。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是少数派。

从以上两次会议情况来看，王明回国后，他的右倾思想在中央一度占了上风，这就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连周恩来也赞同他的观点，说明他的迷惑性有多大，这对抗战初期的局势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王明手中有共产国际的“圣旨”，而当时我们党内又弥漫着教条主义的气氛。为了克服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开展整风，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

（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事变发生前国共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苏联唯恐蒋介石不抗日，所以一再要求我们忍耐，不能首先挑起战争。崔可夫还安慰毛泽东说，蒋介石对新四军只是口头上吓唬一下而已，不会动真格的。没想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真的发生了，新四军损失惨重。

皖南事变给毛泽东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原本判断正确，认为蒋介石会动手，但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结果吃了大亏，这让他非常生气。事变发生后，他让周恩来去重庆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你们打算怎么办？他还让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以后不要再随便发表意见。

经过这件事毛泽东对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做了深刻反思，他认为今后再也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我们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了。而要保证这一点，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可以叫崔可夫不要再指手划脚，总不能叫斯大林也不再说话了吧，所以要想在根本上改变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关键在我们自己。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开展整风，使全党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毛泽东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王明还是博古等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都是教条主义。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延安整风的基本内容——整风是如何进行的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到开篇所提的两个问题之一，即为什么能发动整风？或者说，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

（一）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

毛泽东能够发动整风运动的原因很多，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如果毛泽东一直是孤立的，他的命令出不了窑洞，怎么可能发动整风呢？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毛泽东提供了发动整风的条件，那就是在与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获得了最终胜利。

第一阶段：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七大时将六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并称为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甚至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强调六中全会？因为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他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前面讲到王明是在1937年11月回国的，他回来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个职务就由王稼祥接任了，王稼祥待的时间不长，他回国后由任弼时来接任。王稼祥是1938年8月也就是六中全会前不久回到延安的，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口信：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解决。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抛弃了一贯听话的王明而选择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共产国际一直关注并且重视毛泽东。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国际是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1949年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这就使大家认为共产国际是始终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和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推翻了这种看法，证明了共产国际并没有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相反他们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马上把它翻译成俄文版和英文版，登在其官方刊物上，并且介绍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这种评价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另据统计，1929一1936年毛泽东的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出现了60多次。这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有些评价还相当高，比如把毛泽东称作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

即使是在毛泽东受排挤、打击的时候，共产国际也一直非常关注他，比如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了军权后，共产国际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把毛泽东请回来。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共产国际把毛泽东从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1934年1月的苏维埃二大，博古免去毛泽东原先担任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以张闻天代之。据王明说，莫斯科很不满意。

二是共产国际这时对王明有看法。王明尽管紧跟共产国际，但因为他常驻莫斯科，所以共产国际对他的缺点和毛病了解的一清二楚，如季米特洛夫刚开始对王明的印象还不错，两个人私交也很好，他还把王明的女儿认成干女儿。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印象越来越不好，认为他个人品质有问题。除了对王明的个人品质有看法之外，1938年苏联正好在大搞肃反，王明的后台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枪毙了，这就不仅使他失去了政治靠山，而且也使共产国际开始不信任他的立场。那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是专门负责考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他们给季米特洛夫写过一个书面报告里说，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而共产国际干部部认为，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因此，共产国际选择了毛泽东来当中共领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当大家听取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以后，都一致推举毛泽东当总书记，张闻天也提出让位，毛泽东当时推辞了一下，只是张闻天没有再坚持，他后来非常后悔，一再检讨这件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阶段：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德国，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已经顾不上中共内部事务，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专门讨论过去10年的“左”倾错误路线问题。毛泽东首先做报告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博古、张闻天等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也都做了很深刻的自我批评。比如张闻天说：“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来，这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

在这个会议上王明也做了发言，但他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他说自己长期在莫斯科不在国内，所以跟苏区的错误没有关系，这其实是把博古推出来当替罪羊。当时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语气非常严厉，一口气提了15个问题，主要内容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共产党准备怎么改善跟国民党的关系，如果跟国民党破裂了，还可以跟哪些党派合作抗日。在得知季米特洛夫的这封电报以后，王明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开始对毛泽东表示不满，于是他说自己跟季米特洛夫的想法相同，毛泽东目前采取的政策太“左”了，不利于统一战线。他甚至表示要跟毛泽东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王明发言刚一结束，就遭到大家一致的批评，因为他做人太差了，把自己搞得非常孤立。其中任弼时的发言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任弼时在王稼祥回国以后也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跟季米特洛夫很熟悉，他向大家介绍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负面评价：滑头、拉帮结派、不够诚实、好出风头。大家都起来批评王明，这种情况下，王明因为太紧张，生病住院了，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也就一蹶不振。

（二）延安整风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有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整顿阶段和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1.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到4月

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叫《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整风运动才广泛开展起来。这个报告后来在收入毛选的时候，题目改成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党校做整风的动员报告呢？主要是因为党校里有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而毛泽东说过，整风主要就是教育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他认为上面打通了，下面就好办了。

为了召开七大，很多根据地都选出七大代表，其中很多代表都到了延安。由于七大一再推迟，一直推到1945年才召开，这部分代表大多数被送到党校参加学习。七大召开时曾有过一个统计，出席七大的代表一共752人，其中来自中央党校的就有401人，由此可见中央党校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对于中央党校在整风之前的状况，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因为当时中央党校学员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简直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堡垒，必须首先攻破。毛泽东认为党校学员首先应该学习党史，所以1942年2月毛泽东改组了中央党校，下令停止所有课程，集中力量开展整风，并亲自在开学典礼上做动员报告。2月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延安整风就在全党广泛开展起来。

2.整顿阶段：1942年4月到1943年10月

1942年4月到8月重点是整顿学风，1942年8月到12月重点整顿党风，1942年12月到1943年3月重点整顿文风，1943年3月到10月是审干运动阶段。

整风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

毛泽东非常痛恨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把主要矛头是指向了主观主义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1942年4月，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叫《关于整顿党风》的报告，他提出，“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的决心。

其次，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

毛泽东列举了很多表现形式，但他特别强调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这是针对王明。因为王明在武汉期间，曾经一再跟中央闹独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甚至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比如1937年12月2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1938年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递交了《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也发给延安一份，延安中央书记处觉得王明起草的这份文件不妥，另外发来了一份文件，要求他交给国民党，王明却说已经来不及了。这类行为，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至少是不懂政治规矩的表现。

二是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我们前面说到王明回国后不久，中央召开一个十二月会议，他拿出一份名单，要求改选政治局，并且说这份名单是斯大林批准的。会议就通过了这份名单，一共选出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接下来的事情确实太出格了：在这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不久张国焘叛逃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又都还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山西，邓发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朱德、彭德怀、项英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经常去武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四个人常驻延安，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在武汉的长江局，所以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就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他还指责毛泽东、张闻天，说他们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这显然是公开向中央闹独立，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王明说武汉政治局委员多，就应该把书记处搬到武汉，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虽然武汉政治局委员有时比较多，但并不是始终都多。而且从中央书记处的构成来看，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一共有5个书记，跟后来的5大书记是不一样的。当时的5个书记中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4个书记都在延安，只有王明一个人在武汉，他反而是少数的，怎么可以反过来说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合法？

最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只强调一点，毛泽东个人在文风上是很有造诣的，他的文章写的生动、活泼，个性鲜明，一点都没有八股气，没有假话、空话、套话，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接下来不得不说的是延安整风也确实出现了一点偏差，那就是发生了审干运动扩大化，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毛泽东明确说过，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在整风中，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进行自我检查和接受审查，都要撰写自传，即使中央最高领导层成员也不例外。这样做，个人不仅可以认真地反省反思，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每个党员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社会经历、入党动机、入党后的表现、存在的问题以及个人对错误的认识程度等等，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党的组织基础、肃清党内不良分子提供了可靠保证。

要知道，当时国共虽然合作，但明争暗斗始终存在，所谓明争就是国民党搞武装斗争、军事摩擦，所谓暗斗就是向共产党方面派特务潜伏、搞破坏，这就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于是在整风中加入了审查干部这项内容。客观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较短时间几万人涌入延安以后，对这些人尤其是对干部加以审查是必要的，问题就在于审干工作到后来明显扩大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专门负责反特工作，在他手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拯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群众抓特务，美其名曰是拯救失足者，这就把审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又叫抢救运动。

当时康生有一个结论：你们原先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特务有的是。各单位要按照给定的指标去抓特务，谁不完成指标，谁本人就是特务。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短短半个月，延安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理出1万5千名特务。延安警卫团，有近九成的人被打成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幸免。晋西北师范学校，99％被打成特务，当地老百姓都不把它叫师范学校，叫做特务学校，专门培养特务的。后来抢救运动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荒唐，被抓到的特务最小的据说只有6岁。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后来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道歉。他在中央党校道歉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给大家敬个礼，如果你们不表示态度，我的手就不放下来。

我们今天看审干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从原来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后来的暴风骤雨，这是由于过分夸大敌情而引起的。当时国民党确实派了特务来，到底是多少？现在数目都不是很清楚。有人说几十，有人说几百，但当时却估计至少有1万多特务，甚至说全国根据地的特务加起来有10万大军，这无疑是过分夸大了敌情，导致了抢救运动扩大化。

3.总结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

在这个阶段，大家围绕党史上的若干问题，尤其是那些若干重大错误路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仍存在一些疑惑，比如王明和博古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他们仍是同志还是已经变成了敌人？他们把持的中央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些问题光靠讨论是讨论不出结果的，需要中央来做结论。所以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会议反复讨论和修改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大的修改就有14遍，毛主席亲自改了7遍，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个历史决议是非常慎重的。这个历史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结论，比如王明和博古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而不是党外问题，他们仍然还是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临时中央虽然在组织程序上有问题，但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所以并不是非法的。

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至此，延安整风顺利结束。

三、延安整风的历史作用——整风带来什么影响

（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拿整风前后做一个对比。我们党在成立不久，就是在二大的时候宣布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那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我们党长期以来，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看成金科玉律，照搬照抄。比如博古说过：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搞革命，只有苏联一个样板，不得不抄他的。而且当时我们连根据地都没有，大家又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所以党的经费绝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不得不受制于人。

当时的共产国际不仅在经费上援助我们，有的指示也是对的。比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最早是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提出来的，还有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这些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共产国际也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不过，共产国际对我们的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苏联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给不给援助、给谁援助、给多少援助都是由苏联对华政策决定的，取决于苏联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并不考虑我们的民族利益。比如我们熟知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因此，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

毛泽东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曾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那时毛泽东地位还不高，说话分量不够，所以这个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修订毛选时，为了避免苏联老大哥不高兴，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在的毛选还是这样，但实际上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全党还没有经过整风，仍然笼罩在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中，所以毛泽东的话也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甚至还有人反对，比如王明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要想破除这种阻力，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开展整风，打破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开展整风运动以后，当苏联跟德国开战后，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这时斯大林担心日本趁机从东边进攻苏联，所以三番五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出动主力部队去进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日军，骚扰一下，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这要在过去就是“圣旨”，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要求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这等于明确拒绝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非常尖锐地讽刺道：“'武装保卫苏联’的提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或者是神经衰弱病患者的感觉,如果不是完全胡扯，就是一大半胡扯。我们通共只有几万武装，如何保卫得这许多?”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理论领域、思想领域基本上都被教条主义者垄断，毛泽东在党内虽然以擅长军事著称，但很多人还没有把他看作是理论家，甚至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嘲笑他只看过《孙子兵法》。到了陕北以后，毛主席发奋学习，刻苦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构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但这种思想并没有马上成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

当时国民党方面有一个理论家叫叶青，他在1941年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批判》，他在这本书里说，王明只是米夫的一个“黄口小儿”，跟着共产国际走，没有自己的理论，但是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两年以后，看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但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那些教条主义者看来，毛泽东那些文章离马列主义还太远太远，同样是在1941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当着毛泽东的面说：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我们现在都把这本书看作是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当时由张闻天负责的中宣部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文件来看待，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宣传。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来成为延安的重要文件，但当时毛泽东做完这个报告以后毫无影响，延安的各大报纸也没有宣传报道，一年以后才发表。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现在公认是延安整风的发动标志，但当时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只在第三版的右下角简单报道了这个消息。由此可见在整风之前，毛泽东理论家的地位是不被承认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而当时王明理论家的地位非常高，王明的口才很好，做起报告来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时很多人特别是新党员都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经过延安整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明的路线垮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在七大上被写入了党章，这对于我们后来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偏差，那就是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歌颂，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尤其可贵的是，面对这种歌颂和赞美，毛主席当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1943年，当时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决定借毛主席五十岁生日搞一个庆祝活动，趁机宣传一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当时就给凯丰写了一封信：生日决定不做，做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在1945年讨论历史决议时他又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不会逾矩的。”这就说明当时毛主席是非常谦虚的，也正是这种谦虚，使他领导我们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党内斗争主要采取的是苏联搞肃反的那套做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这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在七大时反思说，内战时期在肃反的问题上我们走过一段痛苦的弯路，搞错了很多人。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还多次提出我们的整风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保留下来。

正是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延安整风成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很多人后来都回忆，延安整风让他们终身受益。李维汉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也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蒋介石也从延安整风中受到启发，1947年9月国民党也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指出：“现在共党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内容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后来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更是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搞了改造运动，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鉴了延安整风。

四、延安整风的现实意义——整风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延安整风不仅“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而且积累了一系列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整风整改的原则和措施。那么，当今天“两学一做”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我们回顾这段峥嵘岁月，能够从其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必须树立忧患意识、强化责任担当

延安整风开展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根据地缩小，党的思想状况、组织状况、经济状况都不乐观。但是，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毛泽东却把整风当作克服困难、推动工作的手段，他曾坚定地表示：即使弄得稀巴烂，即使延安失掉了，即使大家哇哇叫，也要整风，而且要干到底，搞彻底。因为目标坚定，排除一切困难进行整风，因此成效非常明显。

当前，我们整治腐败、扭转风气、推进改革，也需要树立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我们要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和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不能有丝毫懈怠。同时，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也是党内教育的核心内容。“两学一做”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系列讲话为基础，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要求转化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奉献、开拓进取，做好表率。

（二）必须牢牢抓住思想建党这个党的建设的核心

当前，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鱼龙混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地位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同时，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员思想上产生的困惑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也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当前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像延安整风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一样，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党员头脑，统一全党思想。同时，改革进入攻坚期，党员思想上的困惑，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都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理论学习。

如何加强理论学习？延安整风期间，加强理论学习的主要办法是学习文件。当时是毛泽东亲任中央学习组组长，领导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并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作为高级干部整风的学习文件。在延安整风的整个过程中，中央始终以这些学习文件为核心不放，通过组织学习，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提高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帮助其分清路线是非，统一认识，为党的七大的成功召开，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然而，如何做才算真的学习文件？在延安整风中，学习文件并不是泛泛而读就可以了，无论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要联系实际工作进行检查，写笔记，自我反省，还建立了干部笔记抽阅制度，以检查实际效果。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说，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要让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学习必须联系实际，联系个人和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对文件的学习走心而不是走过场。这一点对于当前我们学习系列重要讲话，尤其富有指导意义。

本次学习教育运用“三会一课”等党的经常性制度进行严格、深入的学习，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针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安排。抓住问题不放松、抓住整改动真格，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履行好党章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严格遵守党纪和党规，既有注重日常细节之举，又有持之以恒之意，是确保党内教育不偏、不虚、不空的动真格之举。这正是对延安整风的传承。

（三）必须在整顿思想和整顿纪律中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在延安整风中，全党开展了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坚决肃清各种不良作风，树立了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尽管在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党的凝聚力不仅没有涣散，反而进一步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在党的事业这一共同目标下更加紧密。打散团团伙伙、结党营私和拉帮结派，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尤为重要。经过延安整风，党组织的纯洁性明显增强，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叛逃、脱党、退党的干部非常少。

当前，我们开展的“两学一做”，正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开展“两学一做”，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