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第一篇：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 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关 键 词】延安整风 党内斗争 整风精神 思想教育 制度建设

今年是延安整风70周年。70年前，亦即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对于延安整风，邓小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他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1]此后，建国初期的历次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后来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当前的创优争优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三大作风，指出：“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2]30的确，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0年过去了，回顾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借鉴历史智慧，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加强党的建设要摒弃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的“斗争哲学”，但增强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能放弃正确的党内斗争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必要的党内斗争。延安整风就是我们党总体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成功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以延安为中心，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们党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和偏离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健康的党内斗争，同时也对极少数带对抗性质的党内矛盾进行了恰当处理。毛泽东明确讲：“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3]历史证明，延安整风通过对大量非对抗性矛盾和少数对抗性矛盾开展严肃、正确的斗争，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正如《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4]955这种从严治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以适当斗争增强党的团结的有效方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严峻考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求改革创新、增强活力，又要求团结统一、促进和谐。但是，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在坚持共同政治目标、价值追求与组织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党不是无所事事的清谈馆和可以自由出入的俱乐部，而是先进分子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组成的战斗部队，坚持共同的理想信仰、行为规范和组织纪律，是党的团结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增强党的团结，一方面要摒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转变只有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达到团结与和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不正之风要开展必要的斗争，对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要具体分析其复杂性和特殊性，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解决。

一是不能忽视新时期的反对错误倾向斗争。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党内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4]970这启示我们，反倾向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忽视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党章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009年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强调：“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2]13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仍然提出关于反对“左”与右的论断？这是有着特定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和重要的政治提醒。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坐庄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主要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因此要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回潮。对于严重或明显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要进行斗争，及时纠正、绝不姑息。开展反倾向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正确处理党内的错误倾向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尤其要警惕和防止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种思潮恰恰是从“左”的思想那里找到“理论依据”的。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防止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又要谨慎使用“左”倾、右倾的提法。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更不能重复过去机械过火的路线斗争。

二是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思想建党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内矛盾大量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理想信念的局部动摇、党员道德滑坡、各种意见分歧、封建主义残余、落后守旧观念不同程度存在。对这些矛盾既不能用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也不能姑息迁就。对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差异，不适用斗争的方法，更不能用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办法，而应当求同存异、增同减异、求大同存小异，或者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或者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共识；或者搁置分歧，等待实践检验，慎下结论。对党员干部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良现象，要及时提醒、批评、制止。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坚持批评教育与问责相结合。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方向正确，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少数干部的自律不严，党内确实滋长了自由主义、好人主义、息事宁人、姑息迁就等庸俗作风，极少数人把行帮习气带到党内，在党内不称同志称兄弟，攀亲结贵甚至拉帮结派。对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领导班子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33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必须大力弘扬。对党内生活庸俗化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如果不对这些不良风气开展斗争，而是容忍这种风气的存在，就等于助长这种风气，这无异于打击了大多数公道正派的共产党员，并削弱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三是对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区分性质，开展恰当的斗争。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使得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影响到党内，党内矛盾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党内确实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嫌贫爱富，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既得利益进而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情况。为此，党组织对困难党员要加大关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可以进行协调和整合；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带入党内生活，对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少数腐败分子与党的矛盾已经带有对抗的性质，要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乃至绳之以法，绝不手软。

二、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要注重提高党内监督和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新途径

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扬民主，开展了群众运动，党员参与的程度高、监督的力量强，调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历史表明，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总体上发挥了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的作用，是特定时期党内自我纠错的一种途径，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常用形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然而，群众运动毕竟属于革命党思维，到了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候，弊端就比较明显了，特别是突击式的群众运动容易引起气氛紧张，出现过火斗争，乃至发展成“大民主”，导致党内生活混乱，社会失序。建国后党多次发动群众运动的深刻教训表明，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也不利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时期我们不能通过群众运动来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而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监督机制来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既有利于扩大党员的有序参与，又能保证党内生活正常化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力度之大、出台的制度之多，表明全党充分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思考制度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新认识：把党内民主建设推向新阶段，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制度，或者简单地再制定一些新制度，而是要从整体上提高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并形成一整套党内监督机制以配合制度的落实，提高制度运行的质量。机制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实施方法和保证措施的程序系统。所以，机制是执行制度的中介方式。有了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规范性机制，制度才能真正运行，并持续产生效果。

当前，完善党内基本制度和监督机制，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这需要设计程序性机制保证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得到落实。比如，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建立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机制，制定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程序性机制，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选举人依照规定自主行使选举权，等等。当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也要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同样十分重要。

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党内教育要通过制度执行来保证，通过加强监督来持续。作为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内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社会，迫切需要激发党员的潜能，让党内生活既严肃又活泼。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监督党员的主体作用是否充分得到发挥，保证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并得到贯彻，特别是监督制度是否得到落实，显得尤为重要。制度的执行力关系到制度的公信力。如果制度执行与不执行一个样，执行好坏一个样，党员和干部对制度就容易趋于麻木。如果长期违反制度不仅逃脱惩罚而且还能从中受益，那么会打破党员心理的平衡，使另一些人违反其他制度以谋求补偿，并对新的制度产生排斥。其后果是正常的党内秩序被破坏，党的威信和社会基础秩序遭到削弱。所以，加强党的建设，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创新制度和完善制度，更需要通过程序性机制提高基本制度的执行力。

三、加强党员教育需要一定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整风精神，解决实际问题，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想教育形式。我们党结合战争年代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的形式，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把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达到自我纠错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开拓了思想建党的新途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延安整风之所以能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较好地冲刷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重要的一点，靠各部门、各单位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进本职工作，这些涓涓细流形成了整风“河水”。比如，各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整风的部署安排上有先有后，内容上各有侧重，方法上有所区别，有的先开展党风整顿，有的先整顿学风、文风。根据地的整风与国统区的整风有区别，军队系统与党政机关的整风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大家不是抽象地谈论理论和党史，而是联系具体的事件、战斗战役和地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乃至白区工作的教训来研究整风文件，并且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比如，在讨论会上，一些党员干部联系许多经历过的事实，说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他们深深体会到：“从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晓得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有一位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东征以后，党提出争取×军的口号，我们很奇怪，人家武装那样好，还争取得来？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争取他们干啥？现在才知道，争取×军做建立统一战线的桥梁。那时就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也没研究×军的情况，就分析不出正确的结论；对执行决议，也没信心，也很勉强。”[5]正是这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整风方法，促进了优良作风的形成。

反过来，同时期的国民党恰恰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必然不得人心。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一直密切关注。1947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还专门印发了共产党的几个整风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对此还特别作了说明：“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6]尽管国民党很重视中共的延安整风，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和唯心史观的作用，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可能学到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1940年11月，谭平山提出：“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7]“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8]国民党曾经开展过的“整肃”、“革新”运动，因为形同虚设、徒有虚名，而终至昙花一现。这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启示我们，开展党员教育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物质条件，但更要务求实效、解决自身的突出问题和群众的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无疑需要一定的形式，也需要创造和运用新的形式，但更要进一步发扬整风精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改进党的作风，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由偏僻封闭的小环境到改革开放的大舞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掌握的资源更多，视野更开阔，同时担负的责任更重，面临的环境更复杂，诱惑也更多。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需要大力发扬整风精神搞好党内思想教育活动，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防止新的教条主义，关键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的实际包括改革发展的实际。我们固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更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脱离当前实际；不能鼓吹和照搬民主社会主义，教条地、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加强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为借口，套用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很多做法，在国外也许是“点睛之笔”，到了中国就可能成为“败笔”，很多制度在国外不是问题，但移植到中国来，就可能“水土不服”，出现问题。所以，抓中国老鼠要靠中国猫。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从当前党内实际和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改革创新，防止思想僵化，又避免把改革变成“改向”。我们要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和作风优势的强大合力，增强政治上的核心竞争力和党的生机活力。

防止新的形式主义，关键要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又说：“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5]31实践表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整风精神相违背，与党的宗旨相违背。只有解决服务群众的问题，才能谈得上依靠群众的问题，群众才会让你“靠”。这方面，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教训也是深刻的。对此，必须警钟长鸣。

防止新的“党八股”，关键要切实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所以，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要求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形成通俗简短、务实管用、符合实际的文风会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最终还是为了惠民利民，使党的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支持。正如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告诫全党的一样：“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4]812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4—45.[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85.[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181.[6]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253.[7]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295.[8]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173.【作者简介】肖纯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规划处，陕西 延安 716000

第二篇：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第三篇：“延安整风”的启示

“延安整风”的启示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学习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进一步纯洁党组织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认真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调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

关键词：共产党 人民 整风 教育

当前，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各地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教育之后的重要举措。“两学一做”教育使党的教育从“少数”向“多数”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这项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立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自开展此项活动以来，在社会上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四风问题”不同程度受到了扼制，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不断提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所改善，党的执政信心也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距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借?b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在建党、治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党的发展史上，也有惨痛的教训。因此，我们在开展任何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好的，纠正错的。为了更好的开展“两学一作”教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延安整风运动”。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教育实践的典范。是我们党进步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思想整顿。通过“延安整风”，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有向心力和领导力。

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建党20多年，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思潮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伤害。由于当时的形势特殊没能来得及在党内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纠正，党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造成指导思想上分歧，这些分歧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影响革命事业。“延安整风”就是为了解决思想领域里的问题。目前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和“两学一做”教育同样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有时我们忙于搞经济建设，思想意识领域明显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影响，此刻也正需要统一思想认识，象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出发，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明确了为什么整风，为了谁整风，依靠谁整风和整什么风的问题。从一开始整风的调子就定在更好的为人民谋利益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强调“共产党应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延安整风”因为指导思想明确，所以在整风过程中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延安整风运动”另一成功经验是，活动有明确的思路和明确的任务，以及明确的重点。“整风”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重点，特别强调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整风”始终如一都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问题，使全体党员向人民靠拢。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很多讲话都涉及党员的思想问题。不同场合严厉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重点批评了“闹独立的问题”。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体利益”。还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允许违背这个原则”。由于“延安整风运动”思想方法对头，大多数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由于“整风”有明确的方针，“整风”过程中对事不对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挽救人不整人，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开始就受到了党员群众的赞同。“整风”一开始让每个党员阅读有关文件，然后每个人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实际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后，提出努力方向和改正错误的具体做法。当时中央不断强调“全党要团结”，一定要避免历史上错误斗争的方法。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党对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多次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同志也同其谈心，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王明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写信给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七大上，王明同志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由于思路清晰，方法得当，“整风”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延安整风”最突出的贡献是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整风”通过开展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大讨论。全党清醒地认识到了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其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些“左”的或“右”的思想都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思考问题造成的。而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经过大讨论，全体党员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全党思想进一步统一，形成了党内空前团结。“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是党的骄傲，是党永久的精神财富。

另外，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延安整风”中不该有的支流，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四月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尽管其磨灭不了“整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们必须得接受其教训。“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十余天就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好在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实施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也是为了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我怎么做”等问题。可仍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仍然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执行文件，造成一次又一次“洛阳纸贵”，一次干部下乡活动，仅填表册就数千斤，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官僚”整“官僚主义”，形成了“官僚”的平方；用“形式”整“形式主义”形成了“形式”的平方，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所以说，我们党在开展任何“活动”过程中都要回望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有明确的目的，有明确的思路。明确为了谁，为谁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首先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注意党内的团结，注意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注意提高党的思想政治觉悟。象“延安整风”那样，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照照镜子，洗洗澡”，然后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象“延安整风”那样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省、自律、自查、自纠。时下，人民群众深恶痛疾的是用人腐败、以言代法、以权谋私等问题。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如果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反映在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各个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应通过学习教育活动带头扼制这些现象。

另外，我们就更加注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延安整风运动”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不能伤害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人民遭殃。“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本来是要审查干部，完成清洗坏人坏事的工作，可是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把“审干”变成了抓“特务”，方向一偏造成了“扩大化”，部分群众变成了被整对象。我们无论是开展什么活动，都应慎密思考，做细致工作，不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不让人民群众遭殃。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

总而言之，“延安整风”同我们党所开展的党的教育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我们党不断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认真总结党的历史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使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人们的党组织更加先进纯洁，使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作者简介：蒋清秀，敖汉旗委党校，讲师。）

第四篇：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作为中共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一分为二，对任何问题都应采取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对这两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应分清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次流。对待历史事件尤其如此，不能因为成绩是主要的就只看到成绩，而忽视了作为次要矛盾的教训。既然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那么对延安整风运动自然也必须是一分为二。鉴于总结教训的文章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从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知识分子角度出发，来探讨整风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延安整风作为全党范围内的教育运动，其对象当然不仅仅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但从破除教条主义的角度以及整风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看，知识分子自然称得上是这一运动中的主要对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诸如自由散漫、脱离实际等对于融入革命队伍确实是不适应的，尤其是延安时期后来到的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的改造，加强革命精神，锻炼革命队伍，并得以统一思想、培养出大批的干部，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或短暂或深远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延安整风彻底破除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同时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意识。

长期以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伪马列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都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其中尤以教条主义为甚。通过延安整风，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教育，教条主义才得以彻底清算，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必要的。相应地，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在战争年代里对于统一思想认识、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意义。

然而，在整风中建立起来的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限制。教条虽然被打破了，但随着统一思想的建立，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普遍贫乏。以马克思主义为例，“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这也在客观上长期造成了党的马列理论水平不高的结果。在文艺方面，作品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但长期以来恪守这一原则无异于给知识分子戴上了一个紧箍咒，我们保证了思想上的阶级性也一定程度限制了文艺的发展。例如，丁玲、王实味、萧军等在运动中都受到批判，以丁玲为例，通过整风的洗礼，她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作家，此前她所接受的个性解放的文学价值观念当然也就被抛弃了。当然，丁玲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个性长期受到压制、独立人格的缺失这无疑对文艺工作的发展是不小的损失。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知识分子群体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缺失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意识被无情的抹杀了。因此，在延安整风形成的这种思想管理体制下，知识分子是很难在各自的领域成长为真正大师级的专家，这一影响也较为深远。

另一方面, 延安整风使得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轻视。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运动改造并教育了广大知识分子，同时也摒除了首当其冲的教条主义。同时整风中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客观上使得知识分子受到轻视，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进而造成对知识的轻视。知识分子在批判和冲击中减弱以至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对日后的科学文化发展都有所影响。

破除教条主义是整风的重要内容，而教条很容易地就会和书本知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实践中很容易给人造成知识即教条的感觉。实际上，在整风中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确实客观上贬低了知识的作用。例如“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学生们的书本知识”对他们是“倒转的、逆行的、片面的”，“学这种知识，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等，诸多此类论断对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当头棒喝，同时虽然强调理论与实际要相结合，但理论的作用与实际相较实在是显得无关紧要，似乎大家都已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而只是缺少正确的应用罢了。与前面的原因交织在一起，这也成为了此后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长期不高的原因之一。前面说过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在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同时也使他们落到了被动的地位。如《整顿党的作风》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有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从这些论断看来，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体，一层薄纱似乎总是把他们与工农大众隔离开来。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来讲，以上一些说法有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但事实上却造成了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局面。而且，从现实中的干部路线来看，更倾向于重用工农老干部，而忽视了知识分子新干部就是其现实体现。以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为例，即便是在候补委员中，也很难见到知识界的代表。轻视知识分子、领导结构的不协调不仅对知识分子，对党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尽合理的。

以上所分析的整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许有所偏颇，也并不是旨在否定延安整风及整风的成果，而是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对整风进行思考，总结整风中的一些教训，无论是当时的还是深远的消极影响，我们都应当深刻的总结、研究。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应该从整风乃至其后的历史中总结更多的经验教训，以期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五篇：延安整风讲稿

延安整风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

当前，作为加强党建的一项重大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这次教育活动，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不仅体现了延安整风的丰富内涵，也是延安整风的当代实践。今天的我们，重温延安整风的光辉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包括起因和条件两个方面，起因指的是为什么要发动整风，条件指的是为什么能发动整风。下面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谈一下，先谈第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争论都是很多。比如当年的王明就认为整风运动的开展，或者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就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因为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存在着政治斗争的因素，但关键是要看目的，为公还是为私？谁掌权能领导好这个党？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有宏伟抱负、远大理想的人，他很清楚想干大事必须要有权力。建国后毛泽东曾经很坦白地讲：“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掌权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为了推动整个党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什么毛泽东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主要是因为在整风之前，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很不顺利，这主要反应在三个方面。

（一）“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左”倾教条主义的起点是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进了政治局，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明却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却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政权。正如建国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王明在四中全会后，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者。向忠发还是总书记，实际上是不能管事的。”

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党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就是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又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的中央机密，特别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他都了如指掌。另外这个人头脑灵活、做事周密，还曾被送到苏联进行特工训练，对地下工作得心应手——正因如此，他的叛变危害极大，到现在仍然被称为我们中共党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没有之一。幸好当时我们党的钱壮飞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及时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通报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从而避免一场灾难。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抓个正着；更意外的是，他被捕以后居然很快叛变，过了两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毙。这一系列事件使上海中央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转移。王明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去江西苏区，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当时还是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认为中央还是应该留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临时中央又由哪些人组成呢？考虑到安全因素，当然是要由那些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才好，因此就找到了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的人，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

在此之前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一方面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都是靠“左”起家的，能够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另一方面，王明是有私心的：他想避过这阵风头之后，迟早还是要回国的，到时候从博古这样的年轻人手里把权力拿回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换了一个资历比较深的人，恐怕就没那么顺利。

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临时中央经过选举成为正式中央，这就使苏区开始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共产国际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遭受惨重损失，最后不得不开始长征。二是政治上的关门主义。我们说反围剿失败虽然主要是军事指挥失误造成的，但跟政治路线错误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教条主义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王明在1932年3月31日《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中说：“国民党的任何派别及其高级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当十九路军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以后，派人跟红军谈判，准备共同对付蒋介石，我们却迟迟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我们跟十九路军合作，对于打破敌人围剿、巩固发展苏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博古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将人拒之门外。后来十九路军失败了，我们的日子自然也就越来越难过。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写的非常尖锐，现在原件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他说：“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他还说：“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非常不客气批评了教条主义者。

我们知道，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博古对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了，毛泽东重新参加了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现在仍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但遵义会议也留下来一个尾巴，就是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仍然肯定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政治路线怎么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呢？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为了万无一失，他非常明智地不去攻击中央的政治总路线，他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因为当时时间紧迫、军情紧急，军事问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其他的事可以到以后慢慢再商量，而且军事问题也是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那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但如果要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张闻天和王稼祥就有可能不干了，就有可能跟毛泽东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后来说：“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我三人团便会分化”。张闻天后来也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可见那时他们还是认为政治路线没有错，所以留下了这么个尾巴。到陕北稳定下来以后，这个尾巴就应该解决了。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1940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毛泽东这个主张在这个会议上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反对，张闻天这个时候还是坚持认为，当年的错误只是策略和方法上的失误，不是路线的错误，路线没有错。最后为了团结同志，毛泽东做了让步，他在为中央起草这次会议决议的时候，就没有再提到路线错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努力去解决“左”倾错误路线问题，但时机不成熟，没有成功，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党内的阻力，思想路线有分歧。那些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路线，怎么可能错呢？而毛泽东则认为，这些人虽然自称国际路线，实际上搞的就是教条主义，为了今后不再重蹈覆辙，就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改变。”

（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前面讲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就是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王明是我们党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人，比毛泽东都要早。其中最著名的是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叫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把统一战线扩大到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只要抗日我们都应该去团结，不再说他们是帝国主义走狗。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非常明确地评价：“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王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叫关门他就关门，共产国际说开门他就开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国，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规格前所未有。毛泽东还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把王明比喻成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的天兵天将。应该说毛泽东对王明的回国是欢迎的，张国焘当时也在现场，他后来在《我的回忆》里说：“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延安以前从未有过。”王明回国以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所以他这次回来感觉非常好，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钦差大臣，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王明回国之后，中央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的主张都暂时占了上风。

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是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这是王明回国后不久就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王明提出一个乐观口号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右倾的口号，因为他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服从于国民党，凡事都要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在这个会议上王明还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过于强调独立性。那时毛泽东也很赞成国共合作，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搞一切服从、一切经过。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圣旨”，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大多数人都倒向了他那一边，大家纷纷表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我们过去是把独立自主提的太高了。张闻天甚至承认：“这些错误我和毛是要负责任的。”

面对这种情况，为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见，今后跟国民党要和为贵，其实他内心是很不情愿的。后来毛泽东在整风时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他甚至还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十二月会议以后，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四个人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负责跟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因为那时国民党把南京丢了，还没有搬到重庆。刚开始王明抱着满腔热情到武汉，准备和国民党好好合作一把，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个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是老党、大党，现在已经在抗战了，共产党要想抗战的话，就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政党给取消了，合并到国民党中来。面对这种情况，王明不得不表示自己过去对国民党确实是太让步了，把国民党想象得太美好。那时斯大林出于苏联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使日本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同时他又认为中共的力量太弱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势力拖住日本。在抗战初期中共的力量确实很小，只有3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很明确地对当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你到中国去的任务就是援助国民党。崔可夫在《在华使命》中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在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主要是给国民党，而不是给共产党，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的主要是少量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至于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斯大林为了让蒋介石帮他拖住日本，一再要求我们忍让，不要得罪蒋介石。在这情况下，王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但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去换取国民党的信任，还是要向国民党让步。所以后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言下之意就是说王明是站在苏联立场来看问题，而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

王明回国以后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是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客观来看有些提法，比如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在我党物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实质是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国民党。一共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三人不同意王明的报告，而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四人都认为王明的报告是可行的，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在有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又附和王明。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是少数派。

从以上两次会议情况来看，王明回国后，他的右倾思想在中央一度占了上风，这就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连周恩来也赞同他的观点，说明他的迷惑性有多大，这对抗战初期的局势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王明手中有共产国际的“圣旨”，而当时我们党内又弥漫着教条主义的气氛。为了克服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开展整风，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

（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事变发生前国共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苏联唯恐蒋介石不抗日，所以一再要求我们忍耐，不能首先挑起战争。崔可夫还安慰毛泽东说，蒋介石对新四军只是口头上吓唬一下而已，不会动真格的。没想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真的发生了，新四军损失惨重。

皖南事变给毛泽东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原本判断正确，认为蒋介石会动手，但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结果吃了大亏，这让他非常生气。事变发生后，他让周恩来去重庆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你们打算怎么办？他还让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以后不要再随便发表意见。

经过这件事毛泽东对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做了深刻反思，他认为今后再也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我们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了。而要保证这一点，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可以叫崔可夫不要再指手划脚，总不能叫斯大林也不再说话了吧，所以要想在根本上改变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关键在我们自己。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开展整风，使全党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毛泽东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王明还是博古等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都是教条主义。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延安整风的基本内容——整风是如何进行的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到开篇所提的两个问题之一，即为什么能发动整风？或者说，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

（一）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整风

毛泽东能够发动整风运动的原因很多，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如果毛泽东一直是孤立的，他的命令出不了窑洞，怎么可能发动整风呢？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毛泽东提供了发动整风的条件，那就是在与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获得了最终胜利。

第一阶段：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七大时将六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并称为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甚至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强调六中全会？因为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他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前面讲到王明是在1937年11月回国的，他回来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个职务就由王稼祥接任了，王稼祥待的时间不长，他回国后由任弼时来接任。王稼祥是1938年8月也就是六中全会前不久回到延安的，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口信：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解决。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抛弃了一贯听话的王明而选择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共产国际一直关注并且重视毛泽东。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国际是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1949年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这就使大家认为共产国际是始终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的。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和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推翻了这种看法，证明了共产国际并没有压制和排挤毛泽东，相反他们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马上把它翻译成俄文版和英文版，登在其官方刊物上，并且介绍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这种评价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另据统计，1929一1936年毛泽东的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出现了60多次。这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有些评价还相当高，比如把毛泽东称作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

即使是在毛泽东受排挤、打击的时候，共产国际也一直非常关注他，比如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了军权后，共产国际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把毛泽东请回来。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共产国际把毛泽东从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1934年1月的苏维埃二大，博古免去毛泽东原先担任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以张闻天代之。据王明说，莫斯科很不满意。

二是共产国际这时对王明有看法。王明尽管紧跟共产国际，但因为他常驻莫斯科，所以共产国际对他的缺点和毛病了解的一清二楚，如季米特洛夫刚开始对王明的印象还不错，两个人私交也很好，他还把王明的女儿认成干女儿。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印象越来越不好，认为他个人品质有问题。除了对王明的个人品质有看法之外，1938年苏联正好在大搞肃反，王明的后台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枪毙了，这就不仅使他失去了政治靠山，而且也使共产国际开始不信任他的立场。那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是专门负责考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他们给季米特洛夫写过一个书面报告里说，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而共产国际干部部认为，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因此，共产国际选择了毛泽东来当中共领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当大家听取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以后，都一致推举毛泽东当总书记，张闻天也提出让位，毛泽东当时推辞了一下，只是张闻天没有再坚持，他后来非常后悔，一再检讨这件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阶段：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德国，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已经顾不上中共内部事务，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专门讨论过去10年的“左”倾错误路线问题。毛泽东首先做报告严厉批评了当年的“左”倾错误，博古、张闻天等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也都做了很深刻的自我批评。比如张闻天说：“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来，这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

在这个会议上王明也做了发言，但他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他说自己长期在莫斯科不在国内，所以跟苏区的错误没有关系，这其实是把博古推出来当替罪羊。当时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语气非常严厉，一口气提了15个问题，主要内容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共产党准备怎么改善跟国民党的关系，如果跟国民党破裂了，还可以跟哪些党派合作抗日。在得知季米特洛夫的这封电报以后，王明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开始对毛泽东表示不满，于是他说自己跟季米特洛夫的想法相同，毛泽东目前采取的政策太“左”了，不利于统一战线。他甚至表示要跟毛泽东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王明发言刚一结束，就遭到大家一致的批评，因为他做人太差了，把自己搞得非常孤立。其中任弼时的发言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任弼时在王稼祥回国以后也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跟季米特洛夫很熟悉，他向大家介绍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负面评价：滑头、拉帮结派、不够诚实、好出风头。大家都起来批评王明，这种情况下，王明因为太紧张，生病住院了，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从此也就一蹶不振。

（二）延安整风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有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整顿阶段和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1.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到4月

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叫《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整风运动才广泛开展起来。这个报告后来在收入毛选的时候，题目改成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党校做整风的动员报告呢？主要是因为党校里有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而毛泽东说过，整风主要就是教育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他认为上面打通了，下面就好办了。

为了召开七大，很多根据地都选出七大代表，其中很多代表都到了延安。由于七大一再推迟，一直推到1945年才召开，这部分代表大多数被送到党校参加学习。七大召开时曾有过一个统计，出席七大的代表一共752人，其中来自中央党校的就有401人，由此可见中央党校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对于中央党校在整风之前的状况，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因为当时中央党校学员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简直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堡垒，必须首先攻破。毛泽东认为党校学员首先应该学习党史，所以1942年2月毛泽东改组了中央党校，下令停止所有课程，集中力量开展整风，并亲自在开学典礼上做动员报告。2月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延安整风就在全党广泛开展起来。

2.整顿阶段：1942年4月到1943年10月

1942年4月到8月重点是整顿学风，1942年8月到12月重点整顿党风，1942年12月到1943年3月重点整顿文风，1943年3月到10月是审干运动阶段。

整风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

毛泽东非常痛恨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把主要矛头是指向了主观主义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1942年4月，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叫《关于整顿党风》的报告，他提出，“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的决心。

其次，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

毛泽东列举了很多表现形式，但他特别强调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这是针对王明。因为王明在武汉期间，曾经一再跟中央闹独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甚至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比如1937年12月2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1938年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递交了《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也发给延安一份，延安中央书记处觉得王明起草的这份文件不妥，另外发来了一份文件，要求他交给国民党，王明却说已经来不及了。这类行为，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至少是不懂政治规矩的表现。

二是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我们前面说到王明回国后不久，中央召开一个十二月会议，他拿出一份名单，要求改选政治局，并且说这份名单是斯大林批准的。会议就通过了这份名单，一共选出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接下来的事情确实太出格了：在这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不久张国焘叛逃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又都还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山西，邓发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朱德、彭德怀、项英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经常去武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四个人常驻延安，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在武汉的长江局，所以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就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他还指责毛泽东、张闻天，说他们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这显然是公开向中央闹独立，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王明说武汉政治局委员多，就应该把书记处搬到武汉，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虽然武汉政治局委员有时比较多，但并不是始终都多。而且从中央书记处的构成来看，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一共有5个书记，跟后来的5大书记是不一样的。当时的5个书记中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4个书记都在延安，只有王明一个人在武汉，他反而是少数的，怎么可以反过来说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合法？

最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只强调一点，毛泽东个人在文风上是很有造诣的，他的文章写的生动、活泼，个性鲜明，一点都没有八股气，没有假话、空话、套话，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接下来不得不说的是延安整风也确实出现了一点偏差，那就是发生了审干运动扩大化，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毛泽东明确说过，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在整风中，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进行自我检查和接受审查，都要撰写自传，即使中央最高领导层成员也不例外。这样做，个人不仅可以认真地反省反思，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每个党员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社会经历、入党动机、入党后的表现、存在的问题以及个人对错误的认识程度等等，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党的组织基础、肃清党内不良分子提供了可靠保证。

要知道，当时国共虽然合作，但明争暗斗始终存在，所谓明争就是国民党搞武装斗争、军事摩擦，所谓暗斗就是向共产党方面派特务潜伏、搞破坏，这就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于是在整风中加入了审查干部这项内容。客观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较短时间几万人涌入延安以后，对这些人尤其是对干部加以审查是必要的，问题就在于审干工作到后来明显扩大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专门负责反特工作，在他手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拯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群众抓特务，美其名曰是拯救失足者，这就把审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又叫抢救运动。

当时康生有一个结论：你们原先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特务有的是。各单位要按照给定的指标去抓特务，谁不完成指标，谁本人就是特务。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短短半个月，延安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理出1万5千名特务。延安警卫团，有近九成的人被打成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幸免。晋西北师范学校，99％被打成特务，当地老百姓都不把它叫师范学校，叫做特务学校，专门培养特务的。后来抢救运动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荒唐，被抓到的特务最小的据说只有6岁。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后来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道歉。他在中央党校道歉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给大家敬个礼，如果你们不表示态度，我的手就不放下来。

我们今天看审干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从原来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后来的暴风骤雨，这是由于过分夸大敌情而引起的。当时国民党确实派了特务来，到底是多少？现在数目都不是很清楚。有人说几十，有人说几百，但当时却估计至少有1万多特务，甚至说全国根据地的特务加起来有10万大军，这无疑是过分夸大了敌情，导致了抢救运动扩大化。

3.总结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

在这个阶段，大家围绕党史上的若干问题，尤其是那些若干重大错误路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仍存在一些疑惑，比如王明和博古的问题究竟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他们仍是同志还是已经变成了敌人？他们把持的中央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些问题光靠讨论是讨论不出结果的，需要中央来做结论。所以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会议反复讨论和修改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大的修改就有14遍，毛主席亲自改了7遍，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个历史决议是非常慎重的。这个历史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结论，比如王明和博古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而不是党外问题，他们仍然还是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临时中央虽然在组织程序上有问题，但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所以并不是非法的。

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至此，延安整风顺利结束。

三、延安整风的历史作用——整风带来什么影响

（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拿整风前后做一个对比。我们党在成立不久，就是在二大的时候宣布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那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我们党长期以来，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看成金科玉律，照搬照抄。比如博古说过：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搞革命，只有苏联一个样板，不得不抄他的。而且当时我们连根据地都没有，大家又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所以党的经费绝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不得不受制于人。

当时的共产国际不仅在经费上援助我们，有的指示也是对的。比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最早是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提出来的，还有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这些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共产国际也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不过，共产国际对我们的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苏联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给不给援助、给谁援助、给多少援助都是由苏联对华政策决定的，取决于苏联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并不考虑我们的民族利益。比如我们熟知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因此，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

毛泽东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曾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那时毛泽东地位还不高，说话分量不够，所以这个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修订毛选时，为了避免苏联老大哥不高兴，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在的毛选还是这样，但实际上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全党还没有经过整风，仍然笼罩在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中，所以毛泽东的话也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甚至还有人反对，比如王明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要想破除这种阻力，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开展整风，打破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开展整风运动以后，当苏联跟德国开战后，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这时斯大林担心日本趁机从东边进攻苏联，所以三番五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出动主力部队去进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日军，骚扰一下，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这要在过去就是“圣旨”，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要求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这等于明确拒绝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非常尖锐地讽刺道：“'武装保卫苏联’的提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或者是神经衰弱病患者的感觉,如果不是完全胡扯，就是一大半胡扯。我们通共只有几万武装，如何保卫得这许多?”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理论领域、思想领域基本上都被教条主义者垄断，毛泽东在党内虽然以擅长军事著称，但很多人还没有把他看作是理论家，甚至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嘲笑他只看过《孙子兵法》。到了陕北以后，毛主席发奋学习，刻苦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构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但这种思想并没有马上成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

当时国民党方面有一个理论家叫叶青，他在1941年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批判》，他在这本书里说，王明只是米夫的一个“黄口小儿”，跟着共产国际走，没有自己的理论，但是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两年以后，看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但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那些教条主义者看来，毛泽东那些文章离马列主义还太远太远，同样是在1941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当着毛泽东的面说：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我们现在都把这本书看作是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当时由张闻天负责的中宣部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文件来看待，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宣传。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来成为延安的重要文件，但当时毛泽东做完这个报告以后毫无影响，延安的各大报纸也没有宣传报道，一年以后才发表。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现在公认是延安整风的发动标志，但当时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只在第三版的右下角简单报道了这个消息。由此可见在整风之前，毛泽东理论家的地位是不被承认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而当时王明理论家的地位非常高，王明的口才很好，做起报告来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时很多人特别是新党员都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经过延安整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明的路线垮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在七大上被写入了党章，这对于我们后来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偏差，那就是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歌颂，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尤其可贵的是，面对这种歌颂和赞美，毛主席当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1943年，当时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决定借毛主席五十岁生日搞一个庆祝活动，趁机宣传一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当时就给凯丰写了一封信：生日决定不做，做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在1945年讨论历史决议时他又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不会逾矩的。”这就说明当时毛主席是非常谦虚的，也正是这种谦虚，使他领导我们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党内斗争主要采取的是苏联搞肃反的那套做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这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在七大时反思说，内战时期在肃反的问题上我们走过一段痛苦的弯路，搞错了很多人。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还多次提出我们的整风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保留下来。

正是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延安整风成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很多人后来都回忆，延安整风让他们终身受益。李维汉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也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蒋介石也从延安整风中受到启发，1947年9月国民党也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指出：“现在共党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内容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后来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更是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搞了改造运动，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鉴了延安整风。

四、延安整风的现实意义——整风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延安整风不仅“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而且积累了一系列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整风整改的原则和措施。那么，当今天“两学一做”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我们回顾这段峥嵘岁月，能够从其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必须树立忧患意识、强化责任担当

延安整风开展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根据地缩小，党的思想状况、组织状况、经济状况都不乐观。但是，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毛泽东却把整风当作克服困难、推动工作的手段，他曾坚定地表示：即使弄得稀巴烂，即使延安失掉了，即使大家哇哇叫，也要整风，而且要干到底，搞彻底。因为目标坚定，排除一切困难进行整风，因此成效非常明显。

当前，我们整治腐败、扭转风气、推进改革，也需要树立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我们要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和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不能有丝毫懈怠。同时，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也是党内教育的核心内容。“两学一做”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系列讲话为基础，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要求转化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奉献、开拓进取，做好表率。

（二）必须牢牢抓住思想建党这个党的建设的核心

当前，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鱼龙混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地位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同时，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员思想上产生的困惑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也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当前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像延安整风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一样，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党员头脑，统一全党思想。同时，改革进入攻坚期，党员思想上的困惑，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都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理论学习。

如何加强理论学习？延安整风期间，加强理论学习的主要办法是学习文件。当时是毛泽东亲任中央学习组组长，领导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并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作为高级干部整风的学习文件。在延安整风的整个过程中，中央始终以这些学习文件为核心不放，通过组织学习，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提高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帮助其分清路线是非，统一认识，为党的七大的成功召开，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然而，如何做才算真的学习文件？在延安整风中，学习文件并不是泛泛而读就可以了，无论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要联系实际工作进行检查，写笔记，自我反省，还建立了干部笔记抽阅制度，以检查实际效果。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说，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要让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学习必须联系实际，联系个人和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对文件的学习走心而不是走过场。这一点对于当前我们学习系列重要讲话，尤其富有指导意义。

本次学习教育运用“三会一课”等党的经常性制度进行严格、深入的学习，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针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安排。抓住问题不放松、抓住整改动真格，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履行好党章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严格遵守党纪和党规，既有注重日常细节之举，又有持之以恒之意，是确保党内教育不偏、不虚、不空的动真格之举。这正是对延安整风的传承。

（三）必须在整顿思想和整顿纪律中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在延安整风中，全党开展了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坚决肃清各种不良作风，树立了党中央的绝对权威，尽管在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党的凝聚力不仅没有涣散，反而进一步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在党的事业这一共同目标下更加紧密。打散团团伙伙、结党营私和拉帮结派，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尤为重要。经过延安整风，党组织的纯洁性明显增强，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叛逃、脱党、退党的干部非常少。

当前，我们开展的“两学一做”，正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开展“两学一做”，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