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中国思想之激变

第一篇：一战与中国思想之激变

一战与中国思想之激变本期嘉宾：马勇、姚中秋等 2014-07-22第271期

一战获胜后北洋政府大阅兵

导语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值中国辛亥革命结束、民主共和方兴未艾之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因之而起，俄国思想、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继之而行。一战战场虽远在欧洲，但却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改变。那么，如何解读和审视这些改变，本期腾讯思享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共同探讨。[全文实录]

中国参与一战的前史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甲午战争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结果）关联性非常大。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和日本谈判达成《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朝鲜独立、赔款、割地和全面开放中国的资本投资。这四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割地。当时《马关条约》在签字的时候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这些都已经签完了,结果第二天俄国、德国、法国三个国家干涉还辽，而且毫不客气地告诉日本必须吐出来。这样日本在三个国家的压力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中国多出3000万两赔款，叫赎辽费。在这个事情过了一年多以后，即1897年11月，德国利用山东曹州教案出兵占领了胶州湾，此后中德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租借胶州99年。紧接着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99年。法国通过谈判租借广州湾、湛江港99年。这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三国之所以干涉还辽，就是因为他们要租借（土地）。

我们过去的叙事很悲情，民族主义叙事就叫“列强瓜分中国”。其实19世纪中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产能过剩，于是就往亚太地区转移。1860年之后，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投资，但却没能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满人曾为中国开疆拓土，赢得了很多土地，不会轻易地丢掉土地。因此1842-1894年，中国和外国的合作无论多艰难，都没有办法在土地使用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德、中法、中日之间都是处于合作开发的贸易往来，并不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如何冲突。直到《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得到了一个机会。等后来中德1898年3月份谈判时，中德就找到了一个合作的路径——租借。

站队缓慢错失拿回山东主动权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再回到德国对胶州的使用。在1895年之前，德国就集中在山东经营，等到1898年的胶州租借协议达成后，德国就更集中地向山东投资，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常大，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断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起来，打起来之后中国政府就面临选择。这时候已经到了袁世凯政府，一直犹豫不定。德国外交官提出，两国关系好，你能不能你帮我托管一下，等战争结束之后咱们再谈，中国政府觉得，我接手这块，别国会不会打我，又提出方案能不能托管给美国，战后再还。在这个犹豫过程中，日本和英国就达成了协议，日本说我帮你，就对德国宣战。宣战后，日本并没有跑到欧洲去（打德国），而是就在山东比划一下，把胶州拿下来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那么战争结束后，日本把山东还给中国，肯定也没问题。关键是中国只要坚定地参战，不管是哪一边，都能赢得主动。你对德国宣战，就能把山东拿回来。其实后来还不是对德宣战了？

到1914年10月，日本完全占领山东后，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它的权利，因为山东的权益之前是德国投资的，德国和中国在1898年有协议，这时候日本要和中国外交部商量一个文书，这就是“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对这个“二十一条”里面的绝大部分是认可的，因为没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围，但袁世凯发现里面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即第五号文件涉及到满洲和蒙古的权益。怎么能够谈这个？你跟德国人打，要的是山东权益。但是日本的理由是，1904年帮你打了一次俄国，没有确权，补了这一块。为此中国政府和日本谈了二十几次，谈到1915年的3月份，还是达成了一个改变后的条约，叫“民四中日条约”。

等到袁世凯死后，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强制性通过参战法案，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结果中国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非常高，当然这与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宣布有关，以为威尔逊一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结果巴黎和会上，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公理没有帮中国战胜强权。

外交失败引发国体大讨论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力量的问题。国家有没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这就是民主的效率问题，就涉及到国体。中国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没有应对的力量？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变动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法决策。想对德宣战，结果议会不通过。

在1915年3月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后面的思想史，就是杨度的文章《君宪救国论》。你不实现君主立宪的架构，政府就不能集中决策，不能集中决策就没有办法。所以杨度这篇文章提交给袁世凯，袁世凯觉得杨度的建议是对的，体制不好就应该改。往下1915年舆论慢慢跟进，杨度找几个人弄了筹安会，讨论怎么能够在我们原来的政治架构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参加者，就是陈独秀这拨人。陈独秀这拨人是绝对的民主主义，特别是黄兴，他认为民主原则不能没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孙中山不一样，到二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成立中华革命党，说要以党的名义，还要忠于党魁，签字画押效忠。

另外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当时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可能还应该是君主体制下的共和。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没有去想究竟什么体制适合中国。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最高权位大家都可以去争。对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说当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大意了，已经有了独立的环境，为什么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国家的未来政治架构呢？

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为外交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混乱过程中各种思想都在出现。

一战刺激中华民族主义的觉醒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刚才马老师跟我们讲到“二十一条”，根据我有限的阅读，这是中华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在此之前，中国其实没有民族主义。早先我们也不断地打败仗、签订条约，但是从文献中看不到一个特别清晰的民族主义表达，虽然义和团也有那样的情绪。系统的民族主义，尤其是贯通整个社会的，从精英到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日本变成一个支配性因素之后出现的。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整个20世纪都贯穿了民族主义的线索。

一战助推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跟一战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个线索是战争后期有大量的中国人到欧洲去参战，比如到法国。而且参战人员的构成很特别，一部分是劳工，也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参战，他们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法国社会，就在法国城市生存、生活，对当时法国的政治观念不仅仅是熟悉，而是直接作为一个主体参与。比如，当时的中国人在法国大规模举行游行几十次，变成了法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包括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因为有中国人深度介入到法国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中，所以社会主义变成了他的一种技艺，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他掌握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技巧，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结合。所以说，一战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决定性作用。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最典型的情况是一战刚结束时，李大钊、陈独秀都对劳工的胜利表示了狂欢，甚至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应该很沉稳了，但他也觉得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战是一个高潮时刻。其实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八七几年就知道，但是一直停留在学理范畴内，没有转化为政治事件。直到一战后，特别是后来的巴黎和会，我们又夸张了外交失败的遭遇，也没有反省，还对威尔逊大感失望，其实最终山东问题的解决还是美国人帮忙的。可惜我们只记住了仇恨，没有记住帮助这一块，于是社会主义就在这儿走过来了。

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精英群体的转换。一战对于中国，本来可以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当时的政府不能做出任何有效的回应，这是政治的失败。虽然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恰恰在这时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成长起来了。“二十一条”一签定，几千名青年学生从日本回到中国，包括陈独秀这些人，他们回国后就开始主导中国的观念、文化、教育与政治领域，创办了大量的大众媒体。所以在一战大概爆发了一两年，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就发生了根本的转换，从传统的士绅转换到了现代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因为在民国初年政治中的无能，而被知识分子取代。一方面，一大批知识分子政治观念兴起，另一方面，孙文的革命理想不断发酵，这两种力量到了一战结束之后，很快就把中国的政治彻底改变了。

社会主义是世界思潮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一战前后有十来年，中国确实进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时代是更扯淡，因为还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张謇等诸多人，而第二代里头，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但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严复的自由主义没有占主体，第二代思想家胡适的自由主义，虽有一脉血统，但是没有占主体，这比较可惜。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战前后自由主义没有兴起，反而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兴起了呢？这是某种程度上运气不好，赶上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上升期，整个知识界的潮流有点所谓的“世界公理”，旧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逐渐升起了。这是一个大思潮，西方的知识界也有这样肤浅的认识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显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我觉得一战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而这个怀疑有正当性。一战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德国要挑战世界原来的秩序，这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严复对一战有很深刻的批判。严复说，一战一下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全面问题给暴露了，一战导致西方世界只剩下“寡廉鲜耻”四个字。还有辜鸿铭，他在战前战中都有判断，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秩序的竞争一定是人类的灾难。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梁启超，1918年战争一结束，他带着张君劢、徐新六等一拨人到欧洲旅游。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不行。如果不是这样发展的话，还是处在原来的冷兵器时代，不可能死几千万人。资本主义高科技发展了，特别是飞机、坦克、毒气弹出来了，梁启超认为这是人类最不应该发展的东西，所以这样发展不行。这都是因为一战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无度竞争，使中国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不行。

明知选择社会主义的代价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的社会主义最初并没有转化为实践。张君劢、张东荪、梁启超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1920-1921年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知识人认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可要，但是理论当中的可要。但是中国历史发展得比较诡异，好像总是选错，因为中国人太聪明。1920年代都说不要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了，理论上可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但是恰恰到了19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又发生了一次大洗牌，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说好，这次更证明我们应该学北方。

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人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罪恶，当时有很多人都曾到苏维埃考察过，但是最可恨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罪恶），为了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付出那个代价，这样我们在1930年代就转向了社会主义的轨道。1931年对中国最具有示范意义，这时候刚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还出了两个大事，一个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正式建国。于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1931年，社会主义路径在中国就是这样成形了。

结语

一战的爆发刺激了中华民族主义的觉醒，并促发了政治精英群体从士绅阶层向知识精英的转换。原本被狂热追捧的资本主义迅速被中国知识界放弃，转而投身于被认为不可实践的社会主义。

第二篇：作文之思想与情感

中考作文之思想与情感

【要点概述】

“文字的力量来自我们的思想与感情，不来自字典辞源找来的字汇词汇。我们的思想好，感情厚，我们就一定能教普通的话变成很有力量的话。”（老舍）

“我们不能只思索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感情等等问题。”（叶圣陶）

老舍先生和叶圣陶先生的话很好地阐明了思想与情感对于写好作文的重要作用。对中考作文而言，考生作文在“思想与感情”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思想健康，情感真挚”，本专题我们要求学生明白这两方面要求的基本内涵和评分标准。本专题主要内容如下：

思想健康基本要求情感真挚思想与情感思想不健康，感情虚假

评分标准思想基本健康，感情真实思想健康，感情真挚【考点解读】

一、评分标准对“思想”方面的要求 “思想不健康”：作文中有不健康、不积极的思想内容，甚至有违法乱纪的思想观点和腐朽堕落的感情倾向，不能起到教育人、鼓舞人、启迪人的作用。

“思想基本健康”：作文中偶有不健康的倾向，或者是在文章中一味地把调子越拔越高，反而影响了文章思想观点的表达。

“思想健康”：作文中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倾向是健康、向上的，即体现“真、善、美”要求；它是发自内心的，不是矫揉造作；它符合社会进步的总趋势，扬善惩恶，表达对社会和人民的良好愿望，对自己和别人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它使人的心灵受到美的陶冶，给人以美的感受。它全面、实事求是、发展地看问题、分析问题，没有以偏概全。

二、评分标准对“情感”方面的要求 “感情虚假”：作文中抒发的思想感情明显没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依托，通篇大话，套话，空话。

“感情真实”：作文中能够表现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没有大话，套话，空话，假话，怪话。体现在文章当中，就是要做到“事真”、“理真”、“情真”：“事真”，是指在记叙性的文字中，所写的人、事要细致可信；“理真”，是指在议论性的文字中，所阐述的思想观点要积极向上，符合逻辑，有理有据；“情真”，是指文章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具体感人。

“感情真挚”：作文中能够自然地表达出真情实感，没有生硬地附加装饰，更没有虚情假意。它符合叶圣陶先生提出的“求诚”二字，合乎实际，合乎事理，合乎自然；它感情充沛，格调较高不低沉；它字里行间流露的感情或直抒胸臆要与文章的主旨保持高度的一致，不是外加上去的，不是无限拔高，也不是无病呻吟。

【金题解剖】

1、(2004年重庆市中考)阅读下面材料然后按照要求作文。

生命只有一次，它是宇宙间最宝贵的，最值得珍惜的。生命既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生命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生命中那些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高尚与牟下，纯真与芜杂，都是一本内容不同的书，或是一幅风格迥异的画。生命值得审视与感悟，生命值得欣赏与敬畏。

请以“生命”为话题写一篇文章。要求：

(1)可以写自己的经历，也可以写别人的事；可以从正面写，也可以从反面写；可以抒发情感，也可以发表议论。所写内容必须与话题相关。

(2)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除诗歌外)。(3)不少于600字。

(4)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生命

当属于春日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当一江春水悠悠流过，当一个绿色精灵在枝头悄悄绽放，当秋月高挂在夜色的苍穹，当这一切充斥着整个世界，你感受到生命的灿烂与绝美了吗？

字典里的解释：生命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不！生命绝非如此！

清晨，荷叶上闪动的晶莹，它所折射出的绚丽，是生命。海边，沙滩上留下的足迹，它所余存的欢乐，是生命。

山谷，百鸟啁啾的一树绿荫，它静动和谐，互为的美，是生命。暮空，繁星间飞驰着火焰的风暴，是生命。枝头，每枚绿叶中充斥的活力，是生命。春日，微风拂过面颊的那一刻温柔，是生命。

生命是一碗清水。没有人为你设计，它的调料，任你去放。它可是热情奔放的辣，可是沁人心脾的甜，可是丰腴充实的咸，亦可是枯燥无味的淡。不要喝完这一碗之后，恨吃了一碗白开水。

生命是一杯咖啡，它的苦，它的甜，它的纯，它的郁，要你去品。因为生命的财富是感觉。不要失去知觉后，伤心当初没品它的苦甜纯郁。

生命是一颗流星。流星那划过天际，它的意义在于瞬间即逝，流星的美丽也只源于刹那间，他锕的短暂，注定它的每一秒都异常珍贵。不要在它堕落天幕后，去抱怨那不是一颗恒星。

生命是一个世界，一个窗外的世界，窗上的玻璃给你展示另一个世界的同时，也把你与这个世界隔离了饿，打开窗吧，只有这样才能不受阻挠地享受每个角落里蕴藏的欢乐，不要再傻傻地站在窗前，去妒忌外面世界的美丽。

珍惜生命吧，它理应成为你捧在心头的或许你曾忽略了的朝霞的艳丽，那么现在就请珍惜夕阳余辉的灿烂。或许你已把春天弄丢了，那么，就张开青春的双翼，义无返顾地去拥抱生命吧！

[解析]这是一篇中考满分作文。作者以优美的语言阐释了自己对“生命”的认识：全文像一首散文诗，用美妙的比喻将“什么是生命”形象而生动地展示给读者，用强烈的抒情打动着读者的心扉。全言语文辞优美，感染力强。

2、（2004年杭州市中考作文）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春天到了，家园前的草坪露出了红红绿绿的生机。一位新搬来的中年人回家不忍心践踏那片草坪，便绕了点路。没想到刚上楼时，邻居老太太微笑着迎上来，一番话让中年人颇感意外：“我整天都在想，很有点担心，新来的邻居是个怎么样的人？”顿了一下，老太太又说，“当你刚才绕过那片草坪时，我算了解了你，知道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生活常常是这样，刻意为之往往不能缩短彼此的距离，而偶尔发生的一个细节、一个举动，却会在人与人之间架起美丽的桥梁。

请以“心灵的距离”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可以记叙经历，编写故事，发表议论，抒发感受。文体自选，题目自拟。文中不得出现你所在学校的校名，以及教职工、同学和本人的真实姓名。

心灵的距离

回到家中，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不觉感到一丝寒意．父亲又坐在沙发上吮吸着烟，两眼没有一丝光亮，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不时地吐出一个个烟圈在空中盘旋．

他走过去，叫了父亲一声．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吃饭吧，我吃过了．”他拖着书包走进了房间．自从母亲走了以后，原本一个热闹的家庭变得如此冷清．他不由地抖了一阵，现在的父亲如行尸走肉一般只剩下一副空壳．母亲的走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使父亲一天比一天消沉，一天比一天失落．但父亲也只是一味地沉思，因为他从没见过父亲流过泪．

望着书包底部打着鲜红的“３８分”的试卷，他不禁悲从中来．自从母亲走后，父亲不再催他吃饭，不再检察他的作业，不再阻止他看电视．偶尔他叫父亲时，父亲也只是轻轻地回答一下，除此就别无他话了，不会再用洪亮的声音与他谈笑风生．于是他越来越不想回家，宁愿呆在学校里，也不愿回到空荡荡的家中．虽然父亲还是为他准备好饭菜，但看着父亲冷落的眼神，使他坚信：父亲已不再爱他．

又到了生日，他无心回家,刚好有个同学约他去参加生日party，他就去了．晚上他玩得很高兴，到了九点后,人已陆续散去，但他还是不想回家，因为他怕黑，也怕回家的那条路．那条路阴森可怕．到了十一点，实在是坐不下去了，便向同学道了别．

离那条路越来越近了，恐惧和紧张也越来越重．是害怕父亲的责备吗？他暗笑自己的傻，此时的父亲恐怕连想也不会想到他．走着走着，觉得背后一直有人跟着，他飞快地跑了起来．看见远处有灯光，便奋力向那跑去，至少歹徒不会轻易在亮处下手吧．灯光越来越暗，灯光下映衬着一个人的身影，那个身影好熟悉．是父亲！看着站在寒风中的父亲，他一阵激动，向父亲飞奔过去．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把他拉进了屋，只一句：“我以为你９点就回来了．”父亲为他拎过书包，叫他在桌前坐下．桌上赫然摆放着一个蛋糕．原来父亲并没有忘记他的生日．鼻子一酸，早已顾不了男子汉的面子，两行热泪潸然而下．父亲温柔地将他的头埋进自己的胸前．

泪眼中他依稀看清楚了：原来两颗心是如此的近，而且从来就没有远离过．只不过是他没看清罢了。

[解析]本文情感真挚，生动感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中考佳作。文章先交待自己与父亲之间产生“隔阂”的原因，为下文做了充分的铺垫，然后用感人的细节描写，只是父亲轻轻的一句问候和关爱使“他”明白了“原来两颗心是如此的近，而且从来就没有远离过．只不过是他没看清罢了。”

3、(2004年泉州市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以“责任”为题写一篇文章。题目：责任 要求：（1）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书写工整，字数600左右

漫谈社会责任

徐洪刚这个名字现在已是家喻户晓，这主要是他本人事迹非常动人，在危险的时刻承担起了他做为一个军人的责任。

但同时，我认为也跟目前社会风气不好有关。现在，很多人在社会上麻木不仁，在他应当挺身而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时，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是退却了。

我们还记得，当徐洪刚忍受不了流氓在车上施暴，挺身而出，奋起反抗，而被手持利器的凶徒戳了好几刀，连肠子也流了出来，但仍然没有倒下，兜住往外流的肠子，舍命去穷追逃犯的时候，在场乘客均无动于衷，要不是碰上某县财税局长的专车，将他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这条命怕早已丢了。我就禁不住想：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心都到哪里去了呢？

这种公民意识极为低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现现象在现在并非罕见。有篇报导说，一个男孩穿过十字路口，一辆出租车残忍地碾过他的右脚面，随着一声惨叫，男孩晕倒在地，鲜血直流。周围群众看到这一幕后，都紧皱眉头，没有一个给上前承担起这一责任的。当一名警察拦过路车，请司机帮忙送孩子去医院抢救的时候，他们都以“有事”、“没空”为托辞，加以拒绝。好不容易有一辆车子同意送了，但一到医院，那位司机缠着警察索要租用费和损失费。这种种令人痛心的事实像镜子一样照见了当前中国人的心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老好人一路平安”。我想，这种荒诞、无耻的社会风气，这些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的社会风气也正是造成目前罪恶势力猖狂，犯罪率提高的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认为，在这些黑暗现象还充斥我们社会的时候，社会、学校、家庭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加紧对我们的一些错误教育方式的改正力度，让那些“不要多管闲事”、“老好人万岁”的不良风气早日消失，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吧。

[解析]这是一篇中考四类文。文章的一些观点（比如要加强对我们的公民进行“社会责任感教育”）是正确的，选材也是真实的，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文章对材料的分析不是客观的：作者不顾客观材料如何，仅凭主观臆测，对某些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随意甚至胡乱地作判断、下结论。而且，作者“冷眼看世界”把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进行了扩大，有些语言也过于偏激，这不仅不利于观点的阐述，反而影响了文章思想的健康和情感的真实。

【技法解析】

一、分析病因，对症下药

自己要把思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做到“高屋建瓴”，使作文“思想健康，情感真实”。常见错误思想有：

1、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能全面准确、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2、不注意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事物；不注意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造成“跑调”。

3、“以摆代论”。如果摆问题不是为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就变成了发牢骚，最后导致整个作文的思想倾向偏斜。

5、单纯地追求文艺化倾向。尤其是选择的题材远离中学生生活实际，出现成人化倾向。

二、找准开启感情闸门的开关，设定感情倾诉的对象。写作时，要寻找一个“点”，开启感情闸门，让情感的潮水一泻千里。它可以是一个细节，比如上学时母亲为你整理衣角的细节；可以是一个眼神，比如回答问题时老师鼓励的眼神；可以是„„

当然，有了写作的激情，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以便于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比如题材是家庭方面的，可以对父母倾诉；题材是社会焦点的，可以对同龄人倾诉等。

三、选取新颖角度，聚焦时政要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选取新的切入角度，可以带来新的视野，开掘出新的内涵。比如，俗语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妨人之心不可无。”但王蒙就一反传统观点，写了《不设妨》一文，表现了光明磊落和不怕暴露自己弱点的思想，见识更高一筹。

“文章合为时而著”。一旦把举世关注的国内和国际热门话题介入作文，会令人倍感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的清香，而且使文章主题清新而不陈旧，深刻而不肤浅，高雅而不庸俗。

四、让情感插上语言的翅膀

1、恰当选择有色彩的词语

一是要注意选择为了强调突出某种情感可以连续选用多个褒义或贬义词，以起到规定情感基调，强化其他词语感情色彩的作用。有时，在特定的语境中，褒贬的反用，也同样能强化语言的感情色彩，增加文章语言的表现力。

要巧妙运用词语本身表现的色彩。如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色彩鲜明，给人一种欢快的情调。

2、合理变化句子的组织方式

同一意思，不同的句子组织方式会对语言的感情色彩产生影响。可以使用整句，使形成整齐，也可使用短句，错落有致；可以使用正常语序，也可以使用变式句等。

3、适当运用成语、名言和各种修辞手法

大量文史知识、名言佳句，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中考作文中，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适当运用，能有效地增加文章的表现力。而适当运用修辞手法，也能使文章富有表现力，比如用比喻、拟人让文章显得生动形象；用排比加强语势，让情感凭借语言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读写平台】

人就这么一辈子

刘墉

我常以“人就这么一辈子”这句话告诫自己并劝说朋友。这七个字，说来容易，听来简单，想起来却很深沉。它能使我在软弱时变得勇敢，骄傲时变得谦虚，颓废时变得积极，痛苦时变得欢愉，对任何事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称它为“当头棒喝”、“七字箴言”。——我常想世间的劳苦愁烦、恩恩怨怨，如有不能化解的，不能消受的，不也就过这短短的几十年就烟消云散了吗？若是如此，又有什么解不开的呢？

人就这么一辈子，想到了这句话，如果我是英雄，便要创造更伟大的功业；如果我是学者，便要获取更高的学问；如果我爱什么人，便要大胆地告诉她。因为今日过去便不再来了；这一辈子过去，便什么都消逝了。一本书未读，一句话未讲，便再也没有机会了。这可珍贵的一辈子，我必须好好地把握住它啊！

人就这么一辈子，你可以积极地把握它；也可以淡然地面对它。想不开想想它，以求释然吧！精神颓废时想想它，以求感恩吧！因为不管怎样，你总是很幸运地拥有这一辈子，不能白来这一遭啊。

第三篇：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讲稿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

一、生平、著述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术大师。他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饮冰”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后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表达了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心态。梁取此二字，则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梁的主要著作《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之侄梁建灿于1926年编就刊行，另有《饮冰室合集》是在梁启超1929年离世后，由其侄交林志钧汇编后于1936年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分为文集、专集两大部分：文集45卷，专集104卷，收入长篇论著104种，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总计1000余万字。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被人合称“康梁”。以下我们主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去谈论梁启超的作为。

二、为变法而主张启蒙

人要告别无知都离不开启蒙。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化和开发人的智力，比如对儿童或初学者进行教育，使之得到某些方面的入门知识或技能等，因此可以说，启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但18世纪以来，启蒙有了它特定的含义。康德不愧是人类思想进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么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启蒙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特定含义上的启蒙则比西方国家迟了一个多世纪。

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国门，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认识到必须了解外强学习外强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则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则进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这些显然属于对政府大政方针的见解，他们还不能把眼光移下来，看到对国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闳那里，这个在美国留学八年，是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才涉及到国民的思想启蒙问题。

在中国，不仅看到了国民思想启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启蒙付诸实践的，是90年代的维新派，梁启超则是最早的从事者之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5年严复即发表文章，指出“收大权、练军实”不过是“标”，中国的自强之“本”在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也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与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上书要求变法，稍后，又协助康有为创办和组织了《中外纪闻》和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每期载一篇以介评世界各国概况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在这年5月的《与穰卿足下书》里他有言：“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多年后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回顾当时的办报心愿是“冀输入 1 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可见，梁启超对外国情况的介评已不同于魏源王韬等人，他的着眼点已在于启发民智。次年，梁启超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的邀请赴任《时务报》主笔，从8月9日起，先后撰写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梁启超转入了对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

《变法通议》是系列性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不但极力阐述了变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势在必行，而且把变法同国民的启蒙、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首篇《论不变法之害》一开篇他即勾画出国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随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智而束缚之”的弊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不满清政府重物轻人的做法，认为“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阐述了开民智是强国之本。他写道：“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太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引述侪辈所与云“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说：“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他进而以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应当创立各种学科乃至各个行业的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学无不成，术无不精”，这样“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与严幼陵先生书》等文章里他同样谈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启发民智的必要。

1898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臬司黄遵宪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主讲后重返京师，致力变法。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里，他一如既往把变法同启蒙联系在一起。他说，当今国家“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进而谈道：“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而“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妇女无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叹：“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他激愤陈言：“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三、专心从事启蒙

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如果说此前梁启超的启蒙还基本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启蒙则成为他做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放眼处已是对国民性本身的系统揭示与分析。

12月，他创办《清议报》，在报上撰文记述变法和为变法人物做传，其间谈到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从事启蒙著述的核心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文章主要 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启超谈到：“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他接着指出，与西方、日本相比，中国国民的“理想之误”是“爱国之心薄弱”。由此又导致了三点，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不知国家乃“全国人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不知国家主人“即一国之民也”，“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

在揭示国民精神现状及其根源的同时，梁启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设性见解，如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他这样阐释“独立”：“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他认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他指出国人缺乏独立性的恶果：“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900年2、7月，他写下《少年中国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号召“中国之少年”“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

到了1902年，他以“新民”概括启蒙，并将此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选择。这年2月他创办《新民丛报》且自称“新民子”，8日至4月11日连载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29号的十多万言系列长文《新民说》，可以说是他启蒙思想的集大成。

他明确地把民摆在了首位，在“叙论”中即指出“国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长文的第一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指出中国要振兴，“舍新民末由。”从第三篇《论公德》开始到《论尚武》凡五篇，梁启超具体谈论了新民的内容。如《论公德》谈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认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国所以衰落，“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是原因之一。他进而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四、把文学作为启蒙最佳工具

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惟

[9]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他指明诗歌能影响国民性乃至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他因此格外推举黄遵宪《出军歌》及其所具有 3 的“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进而质询：“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为《江苏》杂志“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而“拍案叫绝”，他寄语中国的文学家能更多的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闻作家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启迪，主张写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1]，倡导了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的“新文体”；他在这时期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于变法和启蒙的文章，均以这种新文体写成。

对于小说，梁启超尤其看得重要，于1902年11月专门创办《新小说》杂志。在第1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同当初创办《新民丛报》是为了发表他的新民见解一样，这一刊物的创办和文章的发表则不仅表明他开始正式倡导“小说界革命”，更表明他致力于此的原因——认定小说是启蒙和新民的最佳手段或工具。他亦开门见山立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随之以惯用的排比句式展开论点：“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再自设问答过渡到论证：“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扬弃并阐发以往的观点：“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犊，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鱼虫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他文章“说有所未尽也”。他接下来的分析同样语出惊人，他说，能够予人之各种心理、性情以满足并“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小说以其难有比拟的“熏”“浸”“刺”“提”“四种力”“支配人道”，善可以“福亿兆人”，恶可以“毒万千载”。于是他惊叹：“可爱哉小说！可恨哉小说！”但他着重谈论的是小说的“恶”，在他看来，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国民的“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以及江湖义气等种种品性，无一不源自小说。于是他疾呼：“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四、梁启超的局限

我曾归结了三个方面。这里主要谈最主要的即思想资源方面。如众所言，梁启超不乏参照和吸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学说，这也正是他的启蒙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根本体现；但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观念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构成，而且这决非可以归结为“托古”。

首先，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先王世界”。在他开始正面议论启蒙的《变法通议》里他就认为：“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他变着法儿找根据，说促使欧洲人得以“心智雄于天下”的“学会”实际上始于中国：其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学会在中国消亡则是“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也是写于这段时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先王世界”。他先指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然后对比论述了古之“务治事”与后世“务防弊”的种种区别和优劣。就与民气民智相关的内容而言，他谈道：“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所以通下情，固邦本。4 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软，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

其次，与“先王世界”相联系，梁启超的启蒙理论又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支撑的。他文必引《诗》《易》，章必举孔孟，直至二程朱熹曾文正，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眼里也成了“大儒”。可是，传统这么好，国民性怎么变得这么糟？梁启超自“圆”其说，认为除了“后世”的“民贼”、官吏等实行愚民的原因之外，更是由于圣贤的思想、学说等被“伪托道学者”丢弃或篡改。他举出“铁证”：“彼《礼经》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试问缀学之子，能诵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他忧心：“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他援引了《中庸》《孝经》以及孟子的有关言语之后指出：“凡此诸论，在先圣昔贤，盖有为而言，所谓‘言非一端，各有所当’者也。降及末流，误用斯言，遂浸成锢疾”。他斥责：“先圣昔贤之单语片言，固非顽钝无耻者所可借以藏身也”；“盖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者，彼（指‘伪托道学者’——引者注）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在《新民说·论尚武》里他还把“儒教之流失”作为国民文弱的一个缘由，他区辨说：“儒教者固切近于人事者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则务使诸夏夷狄，远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礼运》之述圣言，则力言不独亲亲，不独子子，以靳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国界，以至仁博爱为宗旨。斯固皆悬至善以为的，可为理论而未能见之实行者也。------然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陈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他紧接着谈道：“所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正之言，以为口实，不乏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以莠乱苗，习非成是。”他遗憾地指出：“法昔贤盛德之事，乃养成此柔脆无骨、颓惫无气、刀刺不伤、火爇不痛之民族，是岂昔贤所及料也！”他甚至认为“新民”也早已存在于儒家先圣的思想中：“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梁启超也说过这样的话：“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义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弛骤，日甚一日。”但他认为这非儒教本身之过，“夫孔教之良，固也”，害处源于“独尊”，所以他仍然声言：“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正因为对儒教持这种信念，他的一些提法还难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

第四篇：中国与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新加坡在教育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在教育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投资教育事业不仅能够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国民素质，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应当看到新加坡政府过分的强调教育投入存在的弊端。

新加坡采取大力投资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最根本原因在于其本国的自然资源相当匮乏，而人力资源就是唯一的资源。因此，如何有效地开发唯一资源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其投资教育的主要目的，强调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功能，这样就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过分夸大了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简单化。它强调了人的工具性，忽视了培养人才的目的，导致了人看不到教育在促进人的感情、意志、个性发展中的作用，对教育基本功能的认识片面。过于追求高学历、重视科学，忽视了人文，结果导致了人们对于教育的单一认识与崇拜，弱化了教育的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必然扭曲教育的本质，其结果可想而知。我曾经看过一则报道，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对国外学生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这种优越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新加坡学生前往共度学位，但是学成归国的新加坡学生所占比例非常小，有大部分人都选择留在美国或者前往更好国家发展。由此可知，新加坡政府这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方针使得学生普遍只关心自己的前途，他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

我们都知道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能够懂得如何理解帮助他人，促进人的共同进步发展，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更多地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学会如何做人的道理和本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实现人生价值。我国投资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丰富的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以便更好的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富国强国的梦想。虽然我国与新加坡在投资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的原因有一定差距，但是人力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也是彼此共同关注的。这点启示了我国在教育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人为本，发展人的道德教育，培养爱国思想，公德意识，通过教育对人们输送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第五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博大精深，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其重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作用 转变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积淀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除却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其精华和糟粕。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精华和糟粕各居其半，没有轻重，而应该是精华为主，糟粕为次。大学生由于自身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还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缺乏相应的辨别能力和思维观念，需要教育工作者加以引导和帮助，以区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德智统一，以德统智，带有一种民族的、独特的、重伦理价值取向的特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扬善抑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一种伦理型文化。

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和借鉴,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传统资源,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通过儒家孔学的几个基本理论思想来浅显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仁，亲也。”（《说文》）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确立了一个可以普遍认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这对于大学生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人际交往中的矛盾冲突有着重要意义。

“孝，善事父母者。”“悌,善兄弟也。”（《说文》）“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该着重对父母的尊重。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即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还认为，父母若有过错，子女应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而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便所谓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

“悌”则是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孔子非常重视“悌”。其弟子有若根据其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术”。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达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地步。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自从民国以来，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礼”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

现如今的我们依然需要受到“礼”的约束，不可把儒家文化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其中占据相当分量的优秀的东西，还是依旧要继承并发扬。

“忠，敬也。”“恕，仁也。”（《说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忠”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其对象较为广泛，对自己的份内之事，对亲、师、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尽心）”。间接地，也便成了待亲、待师、待友、待君都应“忠”。在《论语》中，未见孔子对“忠”字有过直接释义。而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可见，所谓的“忠”，绝非是后世所理解的毫无原则的愚忠，而该是有原则的忠。“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在孔子的理论中，“忠”与“恕”是并列的。因“恕”而得到“忠”，为“忠”以行“恕”。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内容，同时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

忠从属于积极的层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

恕从属于消极的层面，即“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信，诚也。”（《说文》）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视为贤者必备的品德，即凡在言论和行为上都做到真实无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能增强人的凝聚力。“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最终目的在于“辅仁”。

目前大学生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和切身的利益，而少有注意到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是市场观念和价值理性后出现的价值真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则能有效地填补这片真空。

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冲突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理由。平心而论，“五四”运动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其主观动机也是想使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国家，也未尝不是爱国，但是在理论上，他们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社会，带有不少对今天来说是糟粕的东西，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但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等于是封建文化。

二是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固然，西方国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模式并不相同，因为它们现代化所依据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却是抹杀了各个国家现代化所凭借的不同社会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贯穿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曾引导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我们理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用传统文化中的明辩义利思想,端正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加强青年一代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促进,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突破，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不容稍懈。

参考资料：

1.2.3.4.百度百科-儒

崔利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张祥浩、石开斌《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朱久兵、刘光顺《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