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篇：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

什么叫洋务思想?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包括兴办军工科技一个方面，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包括外交与军工科技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并由此引出对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历史评价的差异。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国藩本人是怎样讲的，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展开讨论。

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复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

二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准确。笼统言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故有人将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艺节目等等，皆冠以“传统”二字。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笔者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过伟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周代，西汉中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与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禅宗的一些思想与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假如儒学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收新的营养和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虽已老态龙钟，步入垂暮之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例如，整顿两淮盐政，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仅只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国藩对修造铁路亦持反对态度，不仅反对修建普通铁路，也反对修建一切带有铁路之名的技术设施。同治八、九年间，其尚在直隶总督任内，为清除永定河积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禀请购买和使用挖河机器。而要将挖出的淤泥及时运走，则需修造轻便铁路。曾国藩不同意这一请求。其理由除诸多财政、技术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外，尚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涉及国家重大政策的问题：“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与顽固派极为相似，而同上海滩上培养出来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例如李鸿章、丁日昌、冯浚光(皆曾任曾国藩幕僚)等有明显不同，故有人会将曾国藩的某些言论当成顽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学者在称颂曾国藩的业绩时，竟将“他主张修建铁路”[2]摆在首位，则似乎出于一种想当然，实际上也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开放性与保守性，有的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则出于曾国藩的个人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曾国藩还是其他洋务派人物，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务派恰恰是避开了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归于失败。犹如一个衰朽年迈之人，即使握有同样的武器，也无法战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何况其武器与招数皆学自对方，且处处依赖于人、处处受制于人!至于“隐图自强”云云，则无论主观上如何想，自不免属于自欺欺人了。

三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所以，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其末期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一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一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年以前，全盘西化的呼声曾一度很急，而近几年则似乎不大听得到了。这几年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似乎集中在继承问题上，两种意见都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行批判?究竟是奉若神明，全盘继承，还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相联系，在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主张彻底否定的观点亦见不到了，而主张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观点则较为流行。有人认为，曾国藩的过错只是不该“忠于满人”，现在清朝已成过去，“乃倡五族共和”，对曾国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了。曾国藩是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力保封建道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肯定曾国藩，也就是全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有些人只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没有想这么多，而实际效果则亦没有多大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应该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呢?从曾国藩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必要性。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悲喜荣辱，亦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息息相关。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在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令人感叹。同样也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拨，最后酿成个人的历史悲剧，在伤痛、悔恨和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他个人认为，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也有人认为，攻下天京后他应挥戈北上，取清自为。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且不说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其最后结局和历史评价都不会比吴三桂更好些。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完全根据封建制度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是完全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满洲政权”，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他若起而反满，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政治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政治利害还是政治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政治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主张和人人平等、个个饱暖的口号已经变为现实，他所描述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总有一天要实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拼命维护的清王朝和封建制度，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古人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似正指此而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那样推服曾国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给予洪秀全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是很有道理的。须知，当洪秀全第一个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第一个挑战者的出现又是何等的不易!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做事做人都尽到了最大的主观努力，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亦无逊于古人，但却得不到古人那样的历史评价。究其原因，则由于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所以，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法脱身而出，只能充当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它的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其他种种都是围绕在其周围，为其所用的。而一个人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又首先从这一点开始，修、齐、治、平，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近代史上，最不适应于时代，最称糟粕者则又无过于此。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将其攻击旧文化的火力集中于这一点上，是很切中要害的。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制约下，曾国藩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尤其到了晚年，虽已深信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却仍要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痛苦，为一个腐朽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在其办理天津教案之时，则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拼却了个人一生的“清名”!当然，这里包含着曾国藩个人对清政府的感激之情，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这个政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土地剥削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所以，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出于对满洲人的忠诚，而主要还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所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云云，恐怕不仅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更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喷薄而出。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会产生反作用的，而这种反作用又要通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来实现的。曾国藩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正是体现这种反作用的典型例子。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一群笃敬践履的卫遭之士，居然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颇有点“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味道。这样典型的事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一种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会自动解体的，更不会自动地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就必须对它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改造，将其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其精华吸收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方能使它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葆青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想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中国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古人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犹如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也是其糟粕所聚。故无论对曾国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只能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只能接受其中的精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继承下来。由于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识辨，亦并非一蹴而就，一举可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今天，在讲到继承的时候，还不应放下批判的武器，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笼统地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不尽妥当的。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第4卷，第65页。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

[2]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89年第7期。（资料来源：《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

第二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博大精深，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其重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作用 转变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积淀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除却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其精华和糟粕。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精华和糟粕各居其半，没有轻重，而应该是精华为主，糟粕为次。大学生由于自身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还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缺乏相应的辨别能力和思维观念，需要教育工作者加以引导和帮助，以区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德智统一，以德统智，带有一种民族的、独特的、重伦理价值取向的特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扬善抑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一种伦理型文化。

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和借鉴,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传统资源,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通过儒家孔学的几个基本理论思想来浅显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仁，亲也。”（《说文》）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确立了一个可以普遍认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这对于大学生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人际交往中的矛盾冲突有着重要意义。

“孝，善事父母者。”“悌,善兄弟也。”（《说文》）“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该着重对父母的尊重。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即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还认为，父母若有过错，子女应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而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便所谓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

“悌”则是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孔子非常重视“悌”。其弟子有若根据其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术”。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达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地步。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自从民国以来，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礼”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

现如今的我们依然需要受到“礼”的约束，不可把儒家文化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其中占据相当分量的优秀的东西，还是依旧要继承并发扬。

“忠，敬也。”“恕，仁也。”（《说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忠”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其对象较为广泛，对自己的份内之事，对亲、师、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尽心）”。间接地，也便成了待亲、待师、待友、待君都应“忠”。在《论语》中，未见孔子对“忠”字有过直接释义。而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可见，所谓的“忠”，绝非是后世所理解的毫无原则的愚忠，而该是有原则的忠。“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在孔子的理论中，“忠”与“恕”是并列的。因“恕”而得到“忠”，为“忠”以行“恕”。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内容，同时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

忠从属于积极的层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

恕从属于消极的层面，即“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信，诚也。”（《说文》）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视为贤者必备的品德，即凡在言论和行为上都做到真实无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能增强人的凝聚力。“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最终目的在于“辅仁”。

目前大学生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和切身的利益，而少有注意到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是市场观念和价值理性后出现的价值真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则能有效地填补这片真空。

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冲突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理由。平心而论，“五四”运动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其主观动机也是想使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国家，也未尝不是爱国，但是在理论上，他们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社会，带有不少对今天来说是糟粕的东西，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但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等于是封建文化。

二是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固然，西方国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模式并不相同，因为它们现代化所依据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却是抹杀了各个国家现代化所凭借的不同社会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贯穿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曾引导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我们理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用传统文化中的明辩义利思想,端正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加强青年一代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促进,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突破，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不容稍懈。

参考资料：

1.2.3.4.百度百科-儒

崔利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张祥浩、石开斌《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朱久兵、刘光顺《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第三篇：曾国藩思想学术

曾国藩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饮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历史学家钟书河 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

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进步。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

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中华图腾“龙”］

如果我们探询一种文化中的特别现象，难免不去考虑它的地理环境，因为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质环境，因此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就闹地震。古埃及人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人比古希腊人聪明，而是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而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还老闹地震，就想出了沙盘鲸鱼说。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能说与地理环境无关。

在这方面的解释中，黄仁宇给出了他的三个地理上的理由。

华夏文明尽管出于多源，但黄河文明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他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4]。所以就文明的起源来看，黄河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类文明的特性。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人类抵御自然侵袭的条件很差，因此类如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除了不断的迁徙，就只能依靠有组织的赈济一途，而中国有主体是个农业国家，这使得选择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就赈济灾荒而言，“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5]。所以，资源上的集中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更具备优势。

最后一种是由于气象上的因素影响，气候和雨量的差异使得中国国内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塞外则以牧畜为务，当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6]。这种生存竞争迫使国家必须扩大其规模才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应付不间断的外部侵袭。

概言之，黄仁宇所言以上三个地理环境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同时，由于东面近靠大海，南面毗连瘴地，西面环接高山戈壁，北面郊临苦寒荒漠，客观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须统一成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局面，否则，伴随组织支离破碎而来的必然是长期的饥荒、**、羸弱和个人极度的贫穷。

这一点显然和农业生产特征相关，如果我们考察农业家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组织功能上与国家功能极其相似。老人孩子各行其务，男子妇女各司其责，家庭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完整和统一，所谓“家和万事兴”，只有达到相当的统一和谐，家庭的各项功能方能行之有效，个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由此一层层扩大，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特征配合到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有效生存和延续必须倚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内部功能上的和谐一致。应该说，是农业生产特征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促使华夏文明中“大一统”思想的出现。

“大一统”思想在其初期只是作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出现的，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化，各地区广泛的差异性使得使得对一个庞大帝国的直接管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从由祭祀上天的大祭司转化而成的天子只是在名义上和理想中统一着昊天之下的广大地域，大部分具体细务的地方自治是几千年来中国的通行做法，这种名义上观念上的统一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实际相接，也才能够在中庸妥协的条件下获得一些地方实权者的配合与合作。所以，开始它只是一种在上天治理下由内到外的一种理想体系，“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供，荒服者王”[7]，可见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祭祀上天的不同，后来在实际治理中根据实际需要而发生了变化，这种抽象的思想理念能够一代代保持延续不能不说是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密切相关的。

正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也有反作用一样，客观的地理环境产生了这种“大一统”思想之后，它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有耐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无疑又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赢秦一统中国之后，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了地理上的生存和繁盛的条件，但由于缺乏“大一统”文化的保证，便很快又陷于分裂之中，所以，刘汉王朝吸取教训后对此进行了强化，这种强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三国时期彼此都要求对自己是正统王朝的认可及统一的要求显然就是这种长期强化后的结果。南北朝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打乱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直到中国的重新再统一。很明显，后继每代统一的王朝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对此都一再的加以强化，以至到最后它能够牢固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功保持了中华民国名义上的统一。

历史事实对“大一统”实践的同时获得了强大证实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优势，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元明清三朝，统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它各各方面的兴旺，这显然彰显了“大一统”思想的魅力，因此在文化的传承中这一信念能够不断的加以延续，也由于历史追溯的渺杳而更显分量沉重。

所以，文化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是“大一统”思想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原本是对上天祭祀中表露出来的理想，最终由于在教育上的强化以及在实际具体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扬。

一方面由于客观地理环境需要“大一统”思想，一方面人们又在教育中有意识的强化这一思想，于是，“大一统”思想便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且成长得枝繁叶茂，以至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发现想逃出它的荫惠都是徒劳的。

二、“大一统”思想的在实际运用中几种主要形式

我们在论述“大一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权力的绝对、标准的整齐划一是“大一统”思想的特征，其实不然。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代表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抽象理念，而并非是具体的实际或事实，和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仁”一样，它是在事实中所要求的一种原则而并非有一种完全模式化的标准，与《孟子》中所谈到的“嫂溺，援之以手”一样，权变始终存在于其中，根据具体的事实而加以调整。

因之钱穆论述到“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之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但不能谓西周封建非统一。”[8]很显然，这已经说明：中国的统一有着不同的形式(我在这里引用钱穆之言仅用来说明统一有多种形式，非以其言为确，事实上，赢秦之前的“天下”仅仅立于宗教意识之上，是普天之下的意思，由于当时地理上的局限，当时以为天下就只有今天中国的规模而已，若按其本意应指今天的全世界，所以西周严格而言其实不能算统一)。

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虽然为了应付内部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外部的掠夺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但理想和现实肯定是有差距的，在一定情况下，如果国内不存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诸侯，而相互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的话，国家的分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并非没有分裂的时候，只是这种分裂没有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名义上中国依然是统一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对上天的崇拜，而地域的限制又割裂了对外面世界的联系，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只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之中，只要在一个苍穹之下，对上天在文化上的认识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自然地域和气候的客观条件使大国在各方面更具优势一样，不仅各诸侯国治下的人民为寻求安定而渴望统一，诸侯本身也可以利用这种愿望来获得其政治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更大利益，因此会有意识的灌输统一的概念，同时灌输的还有自己政府合法性的思想以确保统一是由自己完成。

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在实际运用中的第一种形式，即客观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统一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现在的大陆和台湾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另一种方式是一种名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承认中央政府的存在，也认可它的权威，但地方的具体事务仍处于自理的状态。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过去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客观上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因素，同时，如果地方财政和军力能够维持其独立存在，那么各地方实权者就完全可以获得自己独立治理治下的“一亩三分地”的权利而无法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当然，中央和地方的暗自角力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必然是以一方的胜利而告终，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汉武帝、明成祖就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的代表，刘汉、李唐王朝的末期就是以地方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角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中断是第三类例子。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前面宗教文化上影响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央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是缘于中央和地方在过去历史上是同源的，而中央方面是直接的名义上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是，由于中央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控制各个地方，因此使各地只在名义上遵从中央政权而在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最后一种形式是政权完全的统一，国家处于中央集权之下。这种统一不管是外族的侵入如蒙元、满清两朝，还是由于地方诸侯的日渐强大如赢秦、杨隋、李唐王朝，或者是完全由初始起家如刘汉、朱明王朝，他们在统一的同时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对地方保持着相当的控制力，因此是“大一统”思想的最大宣传者，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最有效实践者。

无一例外，这几个王朝都是异常强大的王朝，无论是对内和对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保持有相当的影响力。正如前面黄仁宇所论述的原因，由于中央王朝在这种形式下能够最大化的使用资源，因此对内部的自然灾害和外部的骚扰侵袭都能够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应付。事实上，统一的神话由他们再三的重申，客观上的强大又证实了他们的神话——这便是中国特殊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配合和对上天的崇敬形成了中国特别的文化体系。

但是，地理上的差异与交通的不便依然存在，这些王朝为了有效的获得最大的资源不得不在解决与外部冲突的同时还解决内部的问题。元、清两朝由于本缘于外部的侵入，因此他们的重点只在解决内部自然灾害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对于赢秦和杨隋两代而言，同时解决内外的问题太难了，结果导致了王朝的迅速解体。其余三朝都不是同时解决内外问题的(唐是先不惜示好以稳定外夷来解决内部问题，汉、明都在事先在内部保持分封以达到稳定然后再来对外)，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大一统”并非一蹴而就的。

即便在解决内外这些问题之后，治下各域的差异仍然存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使用抽象的原则来治理，甚至在税收上采取摊派的办法。所以，精确的绝对的“大一统”形式始终不存在。

在解放初期，我国曾经试国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来统一调配资源和生产，事实证明，试图将“大一统”形式单一化精确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三、“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一样有其体系，且是以抽象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庞大而抽象体系构造出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具体化，因此我在前面说到了它的几种形式，但就总体而言，“大一统”思想出现的目的是切实有效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它的形式都是理想与现实出现差异后加以变通的结果，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权变的思想。就目的来说，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向来都是这种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归宿。

为此，我在这里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的时候，主要还是立足于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毋庸质疑，“大一统”思想能够长期存在自然有其正面的影响因素在内。

首先在于，“大一统”思想的存在使华夏一统成为必然。中华文明中由于有了这种思想，统一就成了一种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这使得当中国客观上处于分裂之时，每一个地方实力派无法太多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它制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若要获得统治自己地方的合法性，他在足践帝祚之始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的归于统一成为一种必然。

如果说秦汉只是开始，隋唐是加以继承，至元以后中国在政权上也趋于一种集中的统一，这显然是“大一统”思想更为深入民心的结果。

所以“大一统”思想能够促进统一国家的形成，而一个统一国家的形成也就客观上为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统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家的稳定繁荣，文教昌盛、军事强大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时政府也有相当的资源与组织基础来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很显然，国人对汉唐的记忆莫不赖于其政治经济上的空前繁盛和对外部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无疑都是在统一集权的条件下获得的。

如前面黄仁宇谈到得中国统一的客观性要求，中国在中央集权下更有利于国家最有效的战胜自然灾害和获得外部战争的胜利，也更有利于国家统筹资源，完成类如都江堰、长城、通济渠、永济渠等重大工程，这些无疑都对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都是在“大一统”思想下获得的，因之渲染和强化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力。

从其它的方面看，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不仅是源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也源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了统一和一致，统一有助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伟大的华夏文明。中国文明的多源就缘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客观上促成了各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从而使中国传承的文明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一统”思想也为我们的文化形式产生了作用。由于各地的差异，思想上要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准绳就不得不立足于抽象之上来建立一个羼杂的文化体系，以便于各地进行符合具体实情的操作，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象西方一样过于细分科目和知识而注重各门类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重视具体和精巧的技艺。

这就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反面作用上去了。这些反面的影响也有几个具体的表现。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1

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护理学院 秦琴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实践中形成的，它是指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而《论语》作为传统文化重要思想的代表之一，继承发扬其中的仁爱文化，充分挖掘其仁爱文化的价值，对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教育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 在社会形势复杂化的今天，大学生面临空前的困惑。

关键词：传统文化仁爱思想政治教育见利思义 以和为贵 正文：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大学生也在转型中塑造着自己的思维、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浪潮同步进行，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同时呈现出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大学生面临空前的困惑与迷惘，大学生就像就迷失在黑夜的海面上，望不到成功的彼岸，而复杂的社会形势又如同汹涌的波涛一般加剧了这些学生的恐惧与迷茫。

一、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儒家的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典。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放着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用而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无异于缘木求鱼。从现代的角度看，儒家文化中平政爱民和举用贤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人为贵”的管理理念，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处理好人际关系均具有积极作用。

1．至圣至贤的理想人格。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系列道德体系，“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一方面强调为别人着想，另一方面强调自我约束。

2．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儒家文化推崇的人生价值目标是“死而不朽”，倡导努力奋斗、立志报国、建功立业，追求不朽。儒家历来都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忧患意识的培育。对于顺境与逆境，儒家历来能泰然处之，主张“宠辱不惊”、“弘毅坚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把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文化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大学生人生观的建立之中，引导大学生随时准备承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3．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儒学在承认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明显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在处理义利关系上，儒家的基本原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有

“舍生取义”之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义利观教育，并与现在的等价有偿、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原则有机结合，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4．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儒家提倡“礼尚往来”主张“谦恭礼让”和“严己宽人”并形成“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互助交往原则。儒家还推崇“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这些话语富有哲理，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讲究以和为贵的与人相处方式，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二、中国传统文化启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广阔思路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了古代社会并直至今日，尤其儒家思想文化，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也富含可借鉴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儒家崇尚师道，提倡尊师重教。在儒家文化的经典中，有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1．因材施教。儒家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孔子思想的核心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66次，却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对同样一个“何为仁”的问题，孔子根据学生的资质和性情给予不同的回答。对颜渊这个得意门生问“仁”，他答：“克己复礼为仁”，并解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仲弓也是孔子心中的好学生，他鞭策仲弓要掌握“仁”的精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力求“邦”“家”“无怨”（《论语·颜渊》）。对于樊迟这个朴实之人，孔子答“仁”时仅说“爱人”（《论语·颜渊》），“居则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因材施教，要把握“材”的个性、品格、智力、才能、兴趣等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要因人施教，还要因时施教，因地施教，因事施教。这样才能避免“千人一模”，培养出个性化的人才。

2．身教重于言教。儒家文化很重视师者的榜样作用。为人师者，要注意自身修养，强调“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孟子在《尽心下》中强调了：“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也就是说，施教者必须率先垂范，否则虽是自己亲人也不具备施教的条件。教育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思政工作者的自身修养对于学生起着导向作用，因此首先自己要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思政工作者作为教育者，以此修身格言教育学生的同时，自己先身体力行，“言必信，行必果”，为学生作出表率，增加师者魅力。

3．教学相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记·述而》）。因此，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也从学生身上学。因为教与学本身就是相互促进的。《礼记·学记》中对两者的关系就进行了精辟生动的阐释：“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食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4．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老师与学生关系的行为准则可概括为“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论语·里仁》）。朱熹解释“尽己之谓忠”。所谓忠，就是尽到自己的本分，不负自己的职责和良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恕”，朱熹注释为“推己及人”（《四书集注·里仁》），进行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在教育中要达到“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老师需要取得学生的信任，深知学生的心理，营造出宽容和谐的教育氛围，不仅仅当学生的老师，更要当学生的朋友。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紧密契合儒家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研究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撷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的放矢地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真正地把握传统，才能真正把握现代。要将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知行合一等精髓内化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并在实践中督促大学生践行儒家传统道德，推动和谐校园的建设。

1．注重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现实性。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是以德育人，培养具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之人。儒家文化尚德、重德、注重德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厚土壤。发挥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主要取决于是否积极汲取儒家文化中的精华,从而发挥传统文化的现时代魅力。

2.注重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实效性。儒家文化强调理性认识与实践并重，注重内省，倡导体验，注重情感教育和情操的陶冶，讲求“躬行力究”、“体用浑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通则理达。”也就是说，以情感为基础的教育才能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孟母三迁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环境对行为养成的重要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在学校教育上下功夫，同时也要做好向社会与家庭教育的延伸。一方面，思政工作者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加强与家庭的沟通，预防并减少学生心理疾病的发生。

3．注重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开放性。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儒家文化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中有着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孔子以“正名”为起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到孟子处又发展为“五伦”，直至董仲舒形成“三纲五常”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非圣人之言不敢言”等保守思想，强化了服从意识。压抑了创造性，形成对个性发展的束缚。还有象“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等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因此，在学习借鉴儒家文化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将传统文化教育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1.拓宽人文学科的教学范围，在学校开设中国历史、儒家文化、古代文学等有关的公共课以供学生选择。

2.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 在假期参加或组织各种与宣扬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以此来践行并传播中国传统美德。诸如遵义医学院护理学院举办的“爱心义工活动”、“春晖活动”、“三下乡活动”、“创先争优”、“优质护理活动”。

3.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渠道, 利用因特网方便、快捷、信息量大的特性来加速中国传统美德在学生中的传播，达到网络教育的目的。

4.设立校园传统文化日，举行各种活动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及美德，如讨论会、征文大赛、演讲比赛, 音乐会等校园活动。

5.鼓励学生多成立一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社团, 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组织或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达到思想教育的效果。

6.邀请一些著名的专家和学者来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营造大学学习

传统文化的学术氛围，直接或间接感染学生，激发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