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倡导“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1.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的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宇宙观，还是一种生态观。它提出人的生命与万物是统一的，要求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大河言哉！”（《论语 阳货篇》）这实际上在告诫人们，要尊重和关心这个生命共同体，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无与伦比，人类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对自然有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人类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要有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要热爱和保护我们的家园。

2.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首先，人在自然系统中具有主体地位，是与天时地利相并列的一个要素。其次，人类不要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要“制天命而用之”。第三，对待人和物要有宽广的胸怀。

3.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

“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儒家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人类与自然万物有相同的价值尊严。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与人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这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也是天地伟大“仁”德的集中体现。“由人及物，关爱有序”，将仁爱的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把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主张宇宙万物与人类和谐发展。

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对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与对自然物的行为规范的统一，是儒家遵循的基本原则。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既能为人类转变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能为当前我国建设现代的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资源。

第二篇：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

编者按：为了大力弘扬敬老崇文理念，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市精神文明办、市老年基金会分别于2010年10月、2011年9月、2012年11月先后成功举办了以“敬老崇文与现代社会”、“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和“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为主题的三届敬老崇文论坛。今年9月，三家单位再次联合举办以“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第四届敬老崇文论坛。本报摘取论坛现场的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提高我们的生存智慧

□赵雯

由上海市文史馆、市精神文明办和市老年基金会共同组织发起的“敬老崇文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传承中华民族敬老崇文理念，弘扬文以载道、尊贤尚德的优良传统，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敬老崇文文集》撷英成册，出版发行，播洒慧语，启迪大众，可喜可贺。

本届论坛聚焦“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诸作者或以史为鉴，诠释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在追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基础作用；或古为今用，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升华理念，结合世界先进经验、现代科学技术，为营造人与自然、人与科学、人与社会“共生、共荣、共立、共达”的和美境界，出谋划策。立意高远，意义重大。

建设生态文明，源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对“掠夺式”非均衡发展的反思，更是对科学发展的深化和提升。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明、农耕文明，短暂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经历了对自然生态恐惧、敬畏，破坏、掠夺，保护、修复的种种实践，深刻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也关系科学发展，关乎世界未来。

建设生态文明不易，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尤为不易。在广阔的国土上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世界性难题。当我们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发展桎梏，面临物欲横流、消费至上的失范社会，如何提高我们的生存智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是每个有良知的人，应该重视、应该思考、应该从自己做起的重大课题。

衷心希望与会的各位馆老、各位专家，博采中华传统文化之长，直抒建设生态文明之见，为建设美丽中国、生态上海献计献策，贡献智慧。（作者为上海市副市长）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沈祖炜

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起点是人类中心主义，它将人类视为自然万物的中心和主宰，将自然界视为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所谓“人定胜天”充分显示了人类的自大和狂妄。近现代以来，工业化急剧推进的后果目前已经日益显现，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地球生态退化，人类自身开始遭到自然的报复。

在这样的危机之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奋起疾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模式认为，依托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可以化解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从技术层面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确实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契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但是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行为模式，节能环保产业在新技术支撑下的发展，尽管可能降低单位能耗和排污指标，但是不会改变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增加的趋势。所以，从治本的意义上说，还是应该从哲学文化层面上提升人类的共识，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要流派儒、道、释的思想内核中都有合乎生态文明理念的地方。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强调人对于“天”也就是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道家主张无为，不是说无所事事，而是要求节制欲念，不做超越自然法则的违规之事。释家则把人看作世间万物中平等的一员，把不杀生当作修身的重要信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本主义精神，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突出了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儒家重“人学”，从人伦社会关系契入天人关系，并将天道人伦化，以人伦解释天意，建立了一套以仁义思想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一体性的理论体系。中国文化熏陶下的文人雅士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强调生态环境为人服务，优美的环境因人而彰。柳宗元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时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与空山矣。”道家则从自然之道出发，以自然无为为基本要求，告诫世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释家告诫世人，以节欲苦修来世，减少生活资源的消耗，节制社会的物欲横流，从而求得精神与肉身的平衡，人体与世间万物的平衡。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其实践对今天仍有历史教益。上古舜治天下，设九官，其中“虞”掌管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等有关资源和环境的事宜。到了周代，朝廷分设山虞、川衡、林衡、泽虞四个部门来加以管理。秦汉时改设“少府”，三国以后又恢复“虞官”，唐宋明清历代朝廷均设“虞衡司”或“虞部”。可见历代皇朝对于环境资源都是十分重视的，这既是出于物产之考虑，也是基于“天人合一”的敬畏之心，具有平衡生态，保护环境的潜意识。《逸周书·大聚篇》记载，大禹曾发布春季“山禁”、夏季“休渔”的命令，目的同今天的相关法规完全一致。“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生态平衡的理念相当清晰。

以上说了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道理。那么在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更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上海

□燕爽

从2010年起，我们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敬老崇文论坛，弘扬了敬老、尊贤、崇文的优秀传统。今天，我们再次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的话题。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要求。今天，我们举办这样一个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论坛，既有理论借鉴意义，也有现实实践意义。

第一，建设生态文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追求的重要目标。一方面，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建设生态文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并达到和谐相处。这种追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思想传统，显示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优势。

第二，正确理解并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我们今后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一个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失去自然载体和生存环境，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而精神文明建设又深刻影响和制约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和状况。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积极实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把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并作为各类文明创建先进的重要标准。

第三，中国需要弘扬传统文化和推进公众广泛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天人交胜”、“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无论是儒、道或释，都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都鼓励和追求大众的广泛参与，从而凝聚共识，形成实现目标的更大力量。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就能实现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认同，生态文明建设就会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作者为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主任）

倡导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

□张国强

今天我们论坛的题目是“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主题鲜明突出而且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我们认识到，积极探索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一场涉及思想认识、观念行为、体制机制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从历史上看，“顺天应物，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它告诫人们，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要在顺应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努力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思想对解决现代社会因快速发展而造成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基因突变、化核威胁等新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是以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我国古代就有着以“家族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观念，家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超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文化中的家、伦理、孝道都含有积极因素，仍需大力提倡，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今天我们积极倡导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兴邦治国的优秀理念，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实现国泰民安，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随着上海跨入老龄化社会，我们老年基金会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近年来，我们以不断完善组织和制度建设为抓手，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工作，我们应更加努力，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把工作推上新的台阶。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这三大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一刻也不能分离。我们要扎实做好理论研究和推广，培育生态文明理念，增进全民生态意识，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为实现伟大中华的复兴作出贡献。（作者为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理事）

山水自然与开发有道

□王家范

一部人类与天地奋斗的历史，既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生态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地在调适自己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态方面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值得记取，但不可能用以直接解决当下的现实难题。现在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之迅猛是古代中国人从未遇到过的，旧日的经验完全不敷应用。如果我们能从生态史的通感里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抽象出一些有关生态保护的文明意识和思维方法，借助中国古典哲学以提升认识水平，或许对改进我们目前的工作会有更好的启发。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从天地人三者的复杂关系中做出思考，这突出地反映在《易经》所构造的八卦几何图形以及象数系统里。《周易》说它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认知始于直观地对天地人的现象观察，是经验性的，感性经验不算哲学，但哲学往往产生于透过经验获取的灵感。用天地人、一阴一阳三合两对的思维方法，通观万物之性，体会自然和合的奥秘，就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进入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辨境界。这是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贝。

一部《周易》全是讲“变化之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至少到西周，我们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有关“变化之道”的经验，有了提升到哲学境界的条件。这种提升主要表述为政治的与人生的哲学，但也不少涉及自然生态与经济活动的协调，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

《周易》曰：“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获利”是历史变迁的动力，而结果的吉凶全在人类自身如何处理，利弊得失尽在其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重大变动，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先民，因食物资源短缺，走出深山，来到河谷台地，再往下走，在大河流域的平原上开出锄耕农业的一片广阔天地。先祖第一次与大河结缘，没有经验，吉凶莫定。古文献中关于洪水为灾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浓缩了数以几千年计的与自然奋斗的苦难史。从原初田中掘“井”演进为开渠疏河、构造沟洫系统，生态环境逐渐得到理顺，到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华农业大吉大盛的时代，最后结出了汉唐盛世，以此傲视全世界。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经济主体，这是山林先民不可想象的。生活的质量有了重大的提高，早年短夭的历史翻过去了，但劳动密集的性质以及对生活水平的不断追求，人地的矛盾最终会制约未来的经济与生活质量的改善。当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千百年又过去了。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重大变动便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段经历既是进步，也是退步。在汉代尚称落后的南方，从东汉末开始，因大量人口自北方迁移而来，以及水利系统建设的巨大努力，逐渐跃升为中国农业的先进地区，出现了许多商品经济发达的“繁华之都”（苏杭甬粤）。与此同时，却伴随着北方农地的大规模退化（尤以关中、河南为甚）以及农业经济的衰落，中华帝国财政日益依赖于南部半壁江山，成为跛足巨人。这种衰落是由社会生态（战争与内乱）与自然生态（农垦过度、森林消失以及黄河泛滥改道等破坏因素）相互恶性作用造成的。追究其背后原因，即是在极盛时期出入不知度，内外不知惧，失却忧患始终之心。

“变动不居”是历史的一大特征，旧的困难克服了，新的困难又来到，所幸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领土辽阔的大国之一，许多困难都是靠空间大转移度过。在两宋之前，北方民众苦于长期处于战乱，无以为生，他们从河南一直走到了闽粤山区，能说不是“奇迹”？待到明清时期，南方最适宜农业的地带垦殖也接近临界点，许多农民或是无地可种（产权紧张，连租种都非常艰难），或是因人口过剩另觅生计，于是又发生了第三次经济大变动，即明清时期发生的填湖围田、海滩造田、入山开坡田梯田，以及飘洋过海开垦东南亚荒地等等经济变迁。然而，这一次经济空间移动，也付出过不小的自然生态代价。这里仅举一例。

川鄂陕交界的陕南山区，自明中叶起，大量失地的湖广流民持续移入，直到清道光年间仍未停止，因此成为中国移民运动史上的一个著名个案。乾嘉年间开发达到鼎盛，出现了诸如铁厂、木厂、纸厂、炭厂等规模不小的手工工场。曾有朋友惊叹：“在当时的中国，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这样巨大的手工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的陕南发生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二三十年过去，没有人解答过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萌芽”夭折得太快）。相反，近20年来关于这个地区因开发过度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研究成果，就我所知的已经不下六七篇。这些论文引用当时官吏考察记载以及所存众多地方碑刻，深入研究并复原了这个地区因过度开发而引起的生态灾变。数以几十万计的移民大批涌入，他们都采取砍伐树木、刀耕火种的粗放开荒方式。“靠山吃山”，于是木厂、纸厂、炭厂、铁厂竞起。其结果是，“山林树木，恣意砍伐，忝然无忌，老林开空，以致古木荡然无存”。数十至百年，彻底破坏了山区的原有植被，导致水土严重流失。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水势奔腾，沙石冲压地亩，漫溢田庄。昔日青山绿水，几成童山浊溪。林木的过量砍伐，还破坏了食物链与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动植物种类遽然退化、减少乃至灭绝。山穷地薄之后，移民不得不迁徙他处，“形似飞蝗”地转辗于山区，最后出现了愈穷愈开、愈开愈穷的大范围生态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在明清各地山区的开发中几乎带有普遍性，并非个别现象。

当读到“昔日青山绿水，几成童山浊溪”，禁不住唏嘘长叹：山水给了我们恩泽，何以我们不能善待山水呢？开发不是罪过，开发有道的关键就在“出入以度”四个字上。过度开发，必致穷极而悔，殃及子孙后代，岂可不慎乎？（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人法地——生态文明之要义

□胡守钧

当人们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相提并论时，生态文明概念便有了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讨论生态文明，自然涉及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文明的要义何在？就在于人如何处理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

人类中心论错误地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自然的主人，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随心所欲处置自然。狂妄鼓吹人定胜天，改天换地，造成严重生态灾难。人不是自然的中心，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若坚持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则其生存之路愈走愈窄。面对自然造成的灾害和困难，不奋斗，不抗争，听天由命，显然也是错误的。

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安全，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法圆，于自然无违也。”自然，即自然而然。种瓜为何得瓜，种豆为何得豆？自然而然也。

人类生活在与大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必须“人法地”。这是人应对自然的最高法则。人为何法地？作为一个系统，地有地的法则，地有地之道。人生活在地上，必须遵循“地”这个系统的内在法则。水往低处流，这是地的法则——因为地心引力，那么，治理江河洪水必须疏导，引流入海。大禹治水为何成功？原因就在此。面临洪水来临，人如何求生？要往高处行路，不然必遭难。人生存必然向自然索取资源，怎样索取？不了解环境，就无法耕种、渔猎，怎样生存？人与生物圈之间的寄生——宿主模式决定了人类必须从掠夺地球转而照顾地球。索取必有破坏，必须控制在自然的修复能力之内，与自然和谐共生。如果一味索取，后果不堪设想。有的山村靠山不能吃山，光山秃岭，吃什么？有的水乡靠水不能吃水，河水变臭，鱼虾不生，水也不能喝，吃什么？毋庸置疑，老子提倡“人法地”，是当代环保哲学、绿色理论的先驱。“人法地”三字真言，开了生态文明之先河。

要感悟自然之道，做到“人法地”，必须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特性，寻求内在的法则。

要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所谓结构，乃是指生态系统中所有的要素，按某些规则的构成。要素是构成系统的元件，但系统并非要素的累积，而是要素的构成。构成的原则会赋予要素新的性质。要素一旦集合于构成之中，便产生出原来要素所没有的新的质，这便是所谓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分布关系的总体，而不是单个分布关系。”

要研究系统的功能。所谓功能，乃是指“系统把所接受的作用（输入）转换为对环境作用（输出）的方式。这种转换机制也就是系统内部各种活动关系的总体。”生态系统有哪些功能？主要“包括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交换关系”。

先说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在生态系统中被生产者和消费者吸引、利用，以及被分解、释放又再度吸收的过程，称为物质循环，物质在生态系统中总是处于吸收——释放——吸收这个循环过程之中。”物质循环有两大类：（1）生物循环，即在同一生态系统内所发生的物质循环。（2）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乃是指多个生态系统之间或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循环。这种循环又分为两大类，一是气体循环，其贮存库为大气圈和水圈，将大气与水体联系起来，例如水、氧、碳等物质循环。二是沉积循环，其贮存库为岩石圈和土壤圈，例如钾、钠、钙、硫、磷等元素的循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皆具有全球循环特征。

再说系统的能量流。大凡生命有机体，皆为能量转换器，勿论单一细胞，还是生物群落，莫不如此。生态系统必须从外界吸收能量，作为系统运行的能源。在一个确定的生态系统之内，能量的转换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秩序渐消，混乱度增强。“但是，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能量系统，不同于封闭系统，倾向于保持较高的自由能而使熵变少，通过不断地输入能量和排出熵，从而维持一种稳定的平衡。”

最后说信息流。生命有机体，必须以物质或能量作为信息的载体，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方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了解生态系统中各种信息的发出、传播、接受、反馈，便于发现其运行的法则。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子系统，皆具有自己的独特的规定性。因此，必须研究各类子系统的特性，将“人法地”这个原则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应用其中，以求优化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促进生态文明。

欲坚持“人法地”的原则，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发展绿色社会组织，发挥这些组织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功能。

所谓绿色组织，乃是那些以保护自然环境为使命的各类生态组织的总体，有保护江河的组织，有保护湖泊的组织，有保护森林的组织，有保护草原的组织，有保护湿地的组织，有保护海洋的组织，有保护农田的组织。

绿色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它们天生的责任就是保护生态，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绿色组织，这些绿色组织奔走、呼吁、行动、影响政府决策，监管企业行为，唯一目标就是为了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地球更美丽。环顾世界各地，凡是绿色组织活跃且影响力强的地方，生态保护大都比较好，反之，凡是绿色组织力量不足且影响力弱的地方，生态往往遭到破坏。

总而言之，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不能没有众多的绿色组织。“人法地”是生态文明的第一原则，认识这个原则很重要，贯彻这个原则更为重要。要贯彻“人法地”的原则，还需社会建制的保证，那就是大力发展绿色社会组织，使民众真正成为好山好水的主人。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制度与环境

□薛小荣

在城镇化推进的浪潮中，确立科学准确的城市发展理念，是城镇化稳步有序可持续的关键所在。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应该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即，城市发展的“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所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意主要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即“天地与我为一”。

从生态文明发展的角度，我以为，城市发展的“和合”之美，就是指人、城市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就城镇化进程而言，就是人、制度与环境的关系。

首先讲人与城市。城市之美，美在哪里呢？

我以为，城市之美，既不在于高耸林立的万千广厦，也不在于浮华喧嚣的享乐生活，而在于城市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的归宿之地。这才是城市的大美之处，这才是城市持续发展的精神之源。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早已从板结一块的计划经济社会走向由市场进行资源调节的市场经济社会，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深刻裂变就是从熟悉的乡土社会转变成为陌生人社会。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首先提出“陌生人社会”概念，他说：“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们搬进陌生人——我们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是被‘锁’在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机器——如小汽车、公交车、火车、电梯、飞机——里度过的。制造工序中的一个错误步骤，飞行员或驾驶员一个简单的‘人为错误’，都会将我们的生活置于危险之中。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人，对于生活的很多——使用机器和机器制造的物品的——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被机器束缚着，因此我们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陌生人手中。”

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使社会公众的社会角色从“身份”转向“契约”、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大和社会群体的分化，中国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正如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陌生人用我们的钱进行投资。打开收音机、电视或报纸，陌生人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这一深刻社会关系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情感体验，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与城市的关系。

从生态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人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说，城市是人的精神的物质载体，人是城市涵养的活的灵魂。离开了人对城市的精神归宿，城市就只能成为漂泊者的精神孤岛。因此，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从顶层设计、制度创设和城市管理等各个方面着力改善，营造“心泰身宁”的城市大美之处。

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树立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不能走以前先向前发展，再回头治理的模式。我们更需要的是城市发展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那么，这种战略思维和规划从哪里来呢？我以为，必须先搞清楚两个主要问题：城镇化的目的是什么？谁是城镇化的主体呢？

2013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瑞士《新苏黎世报》撰文指出，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说：“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可见，中国推进城镇化，其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上述城镇化的目的可以看出，城镇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主导者是政府。那么，谁是城镇化的主体呢？是人。是城镇化进程中牵涉其中的普通百姓，是千千万万即将离开土地的农民。

现在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中，有地方政府官员、有专家学者，还有许多乐见其成的旁观者，意见纷纷，而其目的各不相同。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是政绩；对一些专家学者来说，推进城镇化是学术权威的又一新战场；对旁观者来说，整洁美丽的小城镇，无疑又是一个可以选择出游的好地方。但是，在这些纷杂的意见声音中，独独没有城镇化进程的主体——被搬迁的农民的声音。

对于城镇化，农民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农民的意见很简单，只要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幸福水平就可以。如果城镇化带来的只是简单地住宅迁移和劳作方式转变，而对现实和未来的生活没有长远的保障和持续发展，那么，这样的城镇化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要避免和解决城镇化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城里”与“城外”的对话，以达成社会共识，完善社会政策。这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要求，又是培育城市“和合”之美的社会基石。

具体来说，对话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土地的征收和拆迁补偿问题。这个问题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大发展中最引起社会关注、最容易激起社会矛盾的问题。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首先要着力解决的就是要制定合理科学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尽量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二是城镇化后的“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民进城后，面临着就业、户口、医疗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也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隐忧。（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研究

摘要

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观念，先民们对自然的看法以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态度为主。提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产生了系统的生态观念，在此基础上，先民主张实行生态保护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生态科学观及实践是其重要的表现。此外，生态观念在文化中还有一个显著的体现。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将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促进中国的生态文化建设。

关键词：传统文化 生态保护 生态文明 研究

引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真象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形态，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流派，如儒、法、墨、道，尽管各有其独立的体系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生态观方面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性和所指与能指的一致性[2]。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解决当今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利于生态保护思想的研究

正文：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不得不使人类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变得严峻起来了,使人类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道家以超越一切的道为出发点,从自然的天道、天地循环所造成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平等地对待万物,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则从人道契入天人关系,以人道体天道,将天道人伦化,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界,提出了仁民爱物的道德观。而中国佛教的诸流派,则根据缘起论的宇宙观,众生及万物皆有佛性的平等观,提出了尊重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理论提供[3]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的综合;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4]。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存在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整体都弥散着浓郁的生态文化气息，从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生产劳作、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贯彻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和合精神及与自然相亲、相融、相谐的态度[5]。

（一）“时中”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

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发现重“时”“尚”“中”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秉承重“时”“尚”“中”并不意味着“时”与“中”的分离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含蕴、互为诠释即“时”不离“中”,“中”不离“时”，“时中”是也。《易》言“时

[6]中之义甚大”。“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时中”是儒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态智慧它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态伦理自然观的精神内核。

所谓“时”其最初含义指自然规律即自然节律的变化。《说文》有云：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凡四时成岁，春夏秋冬。”（《逸周书·周月解》）“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故有“天时”、“时制”之说 时是神圣而不可违背又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孔子言“道千乘之国”要“使民以时”若“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儒家不仅重“时”而且尚“中”，有学者认为中实际上是从时派生出来的“时”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并且是基本的它代表孔子的自然观[7]。“时中”在儒家文化中多以“中庸”“中道”“中行”“中和”“中正”等词表达，它不仅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方法与态度，更是一种伦理精神和生态智慧。从生态观上来看，儒家“时中”伦理极其重视自然生态的内在和谐性，甚至把它看作是世界本原性的内在规律来认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民胞物与”等所展现出的儒家自然观立足于儒家哲学的整体论和系统论,把人类看着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肯定人类与天地万物的有机联系,其理想生态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 它充分估价了人在自然万物中的能“参”地位，将人的作用引向辅天补天之路形成天人一体的生态伦理思想。总之，儒家自然观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自然观，其精神内核就是“时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准确说儒家传统文化的自然观是一种“时中”的生态伦理自然观[8]。

（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生态观

道家生态思想最主要体现在它对自然山水的重构与再生上，自然景色只有在被道家赋予了它们以精神的灵性之后，才能超越它原有的纯粹自然的属性，才拥有了它超自然的价值[9]。“道法自然”，是先秦道家及汉唐以来的道教共同宗奉的中心理念和最高法则，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就是宇宙万物之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物得以生谓之道。”(老子· 第2章)同时“道”是 一切价值的最终根源，其中包括生态价值。在老子看来，“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既然人产生于这一过程，人的一切行为当然应以这一过程为范本，将“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的根本含义。“道法自然”反映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则是“无为”。“无为”是指人类按照天地万物 的自然本性所采取的适应行为[10]。而“道法自然”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和地球命运的责任感才会同人类本身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对现在和未来有着深远的意义[11]。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文化，在“天人合一”的发展形态中“德性与人相合”始终是“天人合一”的主流形态。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的是北宋张载，他在《正蒙·乾称》中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12]。“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而不是机械组合性，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界与人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追求天地整体的和谐[13]。“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广义上的“天”指大自然、无限的空间。狭义仅指与“地”相对的“天”。还有一种说法是“天”的概念有大、中、小之分。大概念的“天”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它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包括无限宏观、无限微观。中概念的“天”是指自然界。小概念的“天”是相对地而言的“[1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天”、“人文”与“自然”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的理念。张载的“天人学说”要求人合天道，顺天道而为，人与天地精神统一，其理想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张载认为人与万物是相互依存的，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反映了古代国人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放射出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始终，其蕴涵的生态政治意味给当今人诸多启示，如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重品行、作表率”等思想作风，这些是中共党建永不言败的话题，也是先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15]。

（三）“万物一体”生态伦理思想概述

佛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张“万物一体”，即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佛家认为，生命主体和生存环境作为同一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通融”。佛家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心与世界的关系，即“一心二门”。“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等一切现象的本质，也是众生本来具有佛性的依据，这一表述带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前者是说心具有无量的本有的功德，能产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显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说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现象是真如本体的相和用，它显示心表象的一面，这与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是相通的。

佛家的慈悲在强调保护自身生命的同时，更强调对其他生命体的关怀，甚至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其他生命体的权利。它从非人类中心和万物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善待万物。佛家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在佛法上，“与乐”叫做慈，“拔苦，”叫做悲。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家倡导的“慈悲”心怀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求人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平等心对待众生。“诸恶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在佛教中首恶是杀生，这里的杀生不仅意味着对人的生命的伤害，而且也包含对所有生物的伤害，不杀和不伤害的戒律规定着人与动植物的关系。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为此，佛家要求佛徒素食、放生。佛家把世界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万物相辅相成、和谐相处，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断循环中。人对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积极保护，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更有重大现实意义[16]。

（四）《周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周易》将天地乾坤看作是人的父母，人与天地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高度一致的。天地存，则人存；天地灭，则人灭。“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正是顺从了天意，在大地上产生了。自然是人类产生的根源所在，我们不可能脱离了自然而存在。“天地之大德日生”．没有万物的自然也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妄为，自然的存在也需要万物的支持。《周易》试图用这种人与自然统一的观念，告诉人们自然的重要意义。《周易·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讲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的理想状况．也就是天地人同源同构同律的生态复合系统。自然界有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人只能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改造利用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随意得去破坏自然．否则就会遭受到自然的报复．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周易》的天人和谐的思想还表现在它提出了“养”的范畴。这一范畴包含了宝贵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还把“养”和“用”联系起来。认为功用的正确和永续的发挥离不开对承载功用的实体的“养”。《周易》中这种关于“养”与“用”的相互依存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的，把这一思想加以引申．就是要处理好资源的“养”和“用”的关系，在资源的增殖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7]。

二、研究意义

通过上述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追溯，不难发现，生态伦理主流思想不仅没有背离早期的生态伦理思想萌芽所勾勒的基本走向，相反，是在早期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基础上的进一步宣扬、遵从、解释、发展和深化。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奠定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走向，它起到了源流的作用[18]。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当然，这种生态智慧作为古典形态的理论，其当代运用还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必要的改造。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中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人们潜意识当中的积极意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9]。

农业是古人的主要事业，人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食、衣、住的问题。中国的古代农业(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生的经济基础，弗且连续发展几千年而未曾中断过，这在世界农业史上未曾有过，正如李约瑟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年至145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比欧洲总要进步得多”[20]。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教导人们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顺应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不破坏大自然。爱护农业生态环境，也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农业生态环境～旦严重破坏，人类就要走向灾难。人类要从每日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反思一下，重温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益。人类要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天人合一精神、中庸之道精神、厚德载物精神等精神里醒悟，保护我们的家园，纯洁我们的食粮。人类需要碧水蓝天，人类不要污水黑烟；人类需要绿色地球，人类可以少要白色混凝土：人类需要五彩大自然，人类需要金色阳光；人类需要生机世界，人类不要寂静春天[21]。儒家人文主义运动的宗旨，在于以德化之天为依据，重建社会人伦纲常，从而摈弃对天的盲目崇拜。儒家以天德为法，修人德以效天德，因此产生了对于理想人生的道德预设——天人合一境界的不懈追求。在儒家思想中，伦理之天是人类社会道德之原，它是至善完美、自为自适的道德实体，是人的现实行为的法度和示范，也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权威督导。天，从而被赋予了完整的道德含义[22]。西方哲学思想对待自然、环境的思想是客体化了的、机械化了的、僵化了的、非人性化了的，使自然和环境失去了生机。与西方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一种主客交融的、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和环境，所追求的目标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23]。如果人类能够理智地把握自己的行为，人与自然关系将会是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人类将以更高的认识水平和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对过去进行反思，克服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不良倾向，树立有节制地利用资源的观念，为后代人留下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观念，从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一个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循环体系。将努力使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相分”良性互补，弃各自之短，取二者之长，利用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实现“天人合一”与“天入相分”的真正统一，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从而步入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社会与环境之间(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系统整体的发展和谐、有序、高效，达到持续发展[24]。生态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运用生态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天入合一”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非常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发展建设模式。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给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持[25]。从文化生态学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因此个体对特定文化的承接就是要学会通过特定适应机制去适应外部环境。通过特定适应机制去适应外部环境本身就要求个体能依据特定的方式思考和做事，所以文化的承接意味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养成。因此，传统文化在学校中的传承必然要求学校具有与传统文化相兼容的环境，这样才能使学生个体真正把传统文化当作自己适应环境的机制，才能真正表现出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学校中所传承的传统文化就是僵死的文化，是只能让学生去认识的文化，而不是让学生去融入的文化。创设与传统文化相兼容的现代学校，其实就是要根据传统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改造现代学校中的生态环境，从而使现代学校具有能与传统文化相依存的生态土壤，最终使生活于其中的学生能真正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适应机制或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接纳。所以，要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学校的高效传承，这里需要对现代学校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改造的原则是实现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现代工业技术确实能更让人掌控自然，但这种掌控有一个界限：不能以限制学生自由精神生活为代价，要为学生留足能自由思想和行为的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让人感受“天人合一”的学校自然环境。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口余清臣

儒家的生态思想，某种意义上正是围绕着伦理德性这一核心展延其生态智慧和构筑其价值体系的，其主张“天人合一 ”从天人的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相贯通，解释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一致性，肯定自然与人的统一，提出，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圆融无碍，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教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强调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自然生态道德的相互兼顾和自相协调。与此同时，儒家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用人道来养颐天道，把万物的自然成长与天地生命的过程与仁义礼智联系在一起，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6]物者，谓之禽兽草木；爱者，谓之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可以看出，这里由亲亲扩及人类，由人类延及禽兽，由禽兽展延至草木等等，是在充分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和规律的基础上，阐扬人类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使道德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的圆融中，将社会、家庭的伦理原则扩展到了自然界，体现出儒家所要维护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以及对人类社会行为规范和自然物行为规范的内在统一，表达出儒家对生命伦理和仁爱精神的推崇，反映了其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价值取向[27]。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遥远的古代，但是却包含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合理因素和永恒的价值。作为人类完整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东方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态危机的克服具有可能高于，至少是不亚于西方文化的意义。现 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大都寄希望于钻研和发掘东方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祈望从[28]中获得重大的启迪。21世纪中国生态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的建构，在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文明成果的同时，发掘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文化资源，将有助于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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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牛文浩《创新》2013年01期

[5] 原丽红，朝克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资源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思考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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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超 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自然观时中生态智慧与同心圆生态模型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9] 钟晓龙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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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卫国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政治智慧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佛家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透析

[17] 李丹《周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18] 杨萍，连永，王立云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萌芽的源流作用 黑龙江科技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 张文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与建设生态文明 哈尔滨学院 [20]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上海三联书店

[21] 潘佑找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农业环境保护的影响 [22] 衣养万物-《道德经》与生态文化

[23]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4] 徐惠平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利益博弈研究复旦大学学报，2000 [25] 钟晓龙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研究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27] 刘灵芝，张锐戟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国传统文化 [28] 杨汉超 生态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 南京大学哲学系

第四篇：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中国禅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并改造印度教思想而形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成果，在东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和中国本土文化很好融合，并产生出极有生命力的宗派—禅宗。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讲清楚禅宗的思想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禅宗的思想

（一）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二）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理想于现实中 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三）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终是结合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话佛教宗派。如它继承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后”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道路。如上所述，禅宗主张在现实感性生活中实现心里、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越道家的原因所在。

二、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禅法是佛教的基本训练的一门学问，从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禅法，有它的体系。本文所讲的“禅宗”，特指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禅宗的兴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产物。隋唐盛世，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儒教经学、道教经学，三教鼎立)曾协和王化，是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地方势力日趋独立，分散割据的形势越来越发展，直到唐王朝灭亡。佛教寺院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支绌，收入减少，推行两税法以后，寺院也要纳租税，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税的特权。僧众人口大大减少。(北朝时，北魏僧尼二百万，北齐三百万，北周也达二百万。唐武宗灭佛，僧尼还俗为二十六万。唐代户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纳税政策的结果。参见《魏书．释老志》 及《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经济衰落，其他宗派，讲章句之学的都衰落了，只有禅宗得到发展。据记载，禅宗为了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自给自足的僧规，不再依靠寺院庄园剥削收入，争取到生存的主动权。禅宗名僧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改制详情已不能完全考见，从北宋杨亿为重修《百丈清规》(《古清规》)作的《序》中还可以略窥禅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禅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态度、终极关怀、超脱情怀，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认的正面意义的。在 历史上，它对破产农民和失意士大夫知识分子起到一定的思 想解放作用，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聚集山林过着农禅并重 的生活同时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欢迎和赞赏，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取向失衡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倾向我们若能重视吸取禅宗的超 越精神的合理内核无疑有助于端正人们的价值坐标和道德规 范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与禅宗的这种积极作用 相联系禅宗对客观环境和客观矛盾的悲凉超越对物质生产 和物质生活的消沉冷漠，则又是和人类的物质需求相悖的 我们认为人们面对大自然大宇宙也应当以现实的人文精神 为主导，永不满足不懈求索依靠智慧与创造知识与科学的力量不断战胜苦难求得人类幸福，如果精神上的自我超 越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进而丧失了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与奋 斗精神是既不利于实现人生的价值与光华也不利于推动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的。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中华图腾“龙”］

如果我们探询一种文化中的特别现象，难免不去考虑它的地理环境，因为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质环境，因此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就闹地震。古埃及人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人比古希腊人聪明，而是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而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还老闹地震，就想出了沙盘鲸鱼说。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能说与地理环境无关。

在这方面的解释中，黄仁宇给出了他的三个地理上的理由。

华夏文明尽管出于多源，但黄河文明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他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4]。所以就文明的起源来看，黄河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类文明的特性。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人类抵御自然侵袭的条件很差，因此类如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除了不断的迁徙，就只能依靠有组织的赈济一途，而中国有主体是个农业国家，这使得选择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就赈济灾荒而言，“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5]。所以，资源上的集中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更具备优势。

最后一种是由于气象上的因素影响，气候和雨量的差异使得中国国内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塞外则以牧畜为务，当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6]。这种生存竞争迫使国家必须扩大其规模才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应付不间断的外部侵袭。

概言之，黄仁宇所言以上三个地理环境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同时，由于东面近靠大海，南面毗连瘴地，西面环接高山戈壁，北面郊临苦寒荒漠，客观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须统一成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局面，否则，伴随组织支离破碎而来的必然是长期的饥荒、**、羸弱和个人极度的贫穷。

这一点显然和农业生产特征相关，如果我们考察农业家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组织功能上与国家功能极其相似。老人孩子各行其务，男子妇女各司其责，家庭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完整和统一，所谓“家和万事兴”，只有达到相当的统一和谐，家庭的各项功能方能行之有效，个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由此一层层扩大，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特征配合到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有效生存和延续必须倚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内部功能上的和谐一致。应该说，是农业生产特征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促使华夏文明中“大一统”思想的出现。

“大一统”思想在其初期只是作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出现的，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化，各地区广泛的差异性使得使得对一个庞大帝国的直接管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从由祭祀上天的大祭司转化而成的天子只是在名义上和理想中统一着昊天之下的广大地域，大部分具体细务的地方自治是几千年来中国的通行做法，这种名义上观念上的统一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实际相接，也才能够在中庸妥协的条件下获得一些地方实权者的配合与合作。所以，开始它只是一种在上天治理下由内到外的一种理想体系，“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供，荒服者王”[7]，可见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祭祀上天的不同，后来在实际治理中根据实际需要而发生了变化，这种抽象的思想理念能够一代代保持延续不能不说是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密切相关的。

正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也有反作用一样，客观的地理环境产生了这种“大一统”思想之后，它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有耐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无疑又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赢秦一统中国之后，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了地理上的生存和繁盛的条件，但由于缺乏“大一统”文化的保证，便很快又陷于分裂之中，所以，刘汉王朝吸取教训后对此进行了强化，这种强化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三国时期彼此都要求对自己是正统王朝的认可及统一的要求显然就是这种长期强化后的结果。南北朝之后随之而来的**又打乱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直到中国的重新再统一。很明显，后继每代统一的王朝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对此都一再的加以强化，以至到最后它能够牢固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功保持了中华民国名义上的统一。

历史事实对“大一统”实践的同时获得了强大证实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优势，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元明清三朝，统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它各各方面的兴旺，这显然彰显了“大一统”思想的魅力，因此在文化的传承中这一信念能够不断的加以延续，也由于历史追溯的渺杳而更显分量沉重。

所以，文化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是“大一统”思想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原本是对上天祭祀中表露出来的理想，最终由于在教育上的强化以及在实际具体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扬。

一方面由于客观地理环境需要“大一统”思想，一方面人们又在教育中有意识的强化这一思想，于是，“大一统”思想便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且成长得枝繁叶茂，以至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发现想逃出它的荫惠都是徒劳的。

二、“大一统”思想的在实际运用中几种主要形式

我们在论述“大一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权力的绝对、标准的整齐划一是“大一统”思想的特征，其实不然。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代表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抽象理念，而并非是具体的实际或事实，和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仁”一样，它是在事实中所要求的一种原则而并非有一种完全模式化的标准，与《孟子》中所谈到的“嫂溺，援之以手”一样，权变始终存在于其中，根据具体的事实而加以调整。

因之钱穆论述到“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之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但不能谓西周封建非统一。”[8]很显然，这已经说明：中国的统一有着不同的形式(我在这里引用钱穆之言仅用来说明统一有多种形式，非以其言为确，事实上，赢秦之前的“天下”仅仅立于宗教意识之上，是普天之下的意思，由于当时地理上的局限，当时以为天下就只有今天中国的规模而已，若按其本意应指今天的全世界，所以西周严格而言其实不能算统一)。

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虽然为了应付内部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外部的掠夺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但理想和现实肯定是有差距的，在一定情况下，如果国内不存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诸侯，而相互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的话，国家的分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并非没有分裂的时候，只是这种分裂没有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名义上中国依然是统一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对上天的崇拜，而地域的限制又割裂了对外面世界的联系，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只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域之中，只要在一个苍穹之下，对上天在文化上的认识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在于，正如前面所说的自然地域和气候的客观条件使大国在各方面更具优势一样，不仅各诸侯国治下的人民为寻求安定而渴望统一，诸侯本身也可以利用这种愿望来获得其政治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更大利益，因此会有意识的灌输统一的概念，同时灌输的还有自己政府合法性的思想以确保统一是由自己完成。

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在实际运用中的第一种形式，即客观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统一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现在的大陆和台湾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另一种方式是一种名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承认中央政府的存在，也认可它的权威，但地方的具体事务仍处于自理的状态。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过去的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客观上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因素，同时，如果地方财政和军力能够维持其独立存在，那么各地方实权者就完全可以获得自己独立治理治下的“一亩三分地”的权利而无法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当然，中央和地方的暗自角力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必然是以一方的胜利而告终，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汉武帝、明成祖就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的代表，刘汉、李唐王朝的末期就是以地方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国蒋介石政权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角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中断是第三类例子。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前面宗教文化上影响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央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是缘于中央和地方在过去历史上是同源的，而中央方面是直接的名义上无可争辩的继承者，但是，由于中央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控制各个地方，因此使各地只在名义上遵从中央政权而在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最后一种形式是政权完全的统一，国家处于中央集权之下。这种统一不管是外族的侵入如蒙元、满清两朝，还是由于地方诸侯的日渐强大如赢秦、杨隋、李唐王朝，或者是完全由初始起家如刘汉、朱明王朝，他们在统一的同时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对地方保持着相当的控制力，因此是“大一统”思想的最大宣传者，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最有效实践者。

无一例外，这几个王朝都是异常强大的王朝，无论是对内和对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保持有相当的影响力。正如前面黄仁宇所论述的原因，由于中央王朝在这种形式下能够最大化的使用资源，因此对内部的自然灾害和外部的骚扰侵袭都能够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应付。事实上，统一的神话由他们再三的重申，客观上的强大又证实了他们的神话——这便是中国特殊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配合和对上天的崇敬形成了中国特别的文化体系。

但是，地理上的差异与交通的不便依然存在，这些王朝为了有效的获得最大的资源不得不在解决与外部冲突的同时还解决内部的问题。元、清两朝由于本缘于外部的侵入，因此他们的重点只在解决内部自然灾害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对于赢秦和杨隋两代而言，同时解决内外的问题太难了，结果导致了王朝的迅速解体。其余三朝都不是同时解决内外问题的(唐是先不惜示好以稳定外夷来解决内部问题，汉、明都在事先在内部保持分封以达到稳定然后再来对外)，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大一统”并非一蹴而就的。

即便在解决内外这些问题之后，治下各域的差异仍然存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使用抽象的原则来治理，甚至在税收上采取摊派的办法。所以，精确的绝对的“大一统”形式始终不存在。

在解放初期，我国曾经试国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来统一调配资源和生产，事实证明，试图将“大一统”形式单一化精确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三、“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一样有其体系，且是以抽象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庞大而抽象体系构造出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具体化，因此我在前面说到了它的几种形式，但就总体而言，“大一统”思想出现的目的是切实有效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它的形式都是理想与现实出现差异后加以变通的结果，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权变的思想。就目的来说，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向来都是这种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归宿。

为此，我在这里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的时候，主要还是立足于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毋庸质疑，“大一统”思想能够长期存在自然有其正面的影响因素在内。

首先在于，“大一统”思想的存在使华夏一统成为必然。中华文明中由于有了这种思想，统一就成了一种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这使得当中国客观上处于分裂之时，每一个地方实力派无法太多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它制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若要获得统治自己地方的合法性，他在足践帝祚之始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的归于统一成为一种必然。

如果说秦汉只是开始，隋唐是加以继承，至元以后中国在政权上也趋于一种集中的统一，这显然是“大一统”思想更为深入民心的结果。

所以“大一统”思想能够促进统一国家的形成，而一个统一国家的形成也就客观上为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统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家的稳定繁荣，文教昌盛、军事强大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时政府也有相当的资源与组织基础来进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很显然，国人对汉唐的记忆莫不赖于其政治经济上的空前繁盛和对外部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无疑都是在统一集权的条件下获得的。

如前面黄仁宇谈到得中国统一的客观性要求，中国在中央集权下更有利于国家最有效的战胜自然灾害和获得外部战争的胜利，也更有利于国家统筹资源，完成类如都江堰、长城、通济渠、永济渠等重大工程，这些无疑都对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都是在“大一统”思想下获得的，因之渲染和强化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力。

从其它的方面看，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不仅是源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也源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了统一和一致，统一有助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伟大的华夏文明。中国文明的多源就缘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客观上促成了各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从而使中国传承的文明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一统”思想也为我们的文化形式产生了作用。由于各地的差异，思想上要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准绳就不得不立足于抽象之上来建立一个羼杂的文化体系，以便于各地进行符合具体实情的操作，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象西方一样过于细分科目和知识而注重各门类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重视具体和精巧的技艺。

这就谈到“大一统”思想的反面作用上去了。这些反面的影响也有几个具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