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第一篇：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本文尝试从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四个方面并以求同存异为重点浅析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谈下本人的一些粗浅感受。

关键字：周恩来、外交、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正文：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长达26年之久的外交活动中,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他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他始终以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把其放在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平等对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而这种原则在当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不仅对当时和当今的国家外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诚如当下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其实质即是一个推进、实现“求同存异”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当今社会，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异”。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彼此依存，这决定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样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共赢的最佳效果。

同时“求同存异”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这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不要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也许对方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不妨多多地听。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收获更多知识，获得更多友谊，赢得更多帮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理想也会更容易实现。

第二篇：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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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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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4121班073412156周开放

第三篇：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学院：计算机学院

第四篇：周恩来外交风云录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联外交

·周恩来与解决台湾问题历史进程

·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与邓小平的新创造

·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

·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从多边外交视角进行的研究

·周恩来所树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试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

·试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理论和实践贡献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同志们：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举行关于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形势变化，加以发扬光大，开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最好纪念。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国前，他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他出任总理兼外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各个方面的丰功伟绩，都将彪炳青史，与日月同辉！

我愿在这里就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作一发言。

周恩来同志早在建国前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来是我党对外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亲自领导和开创了我党最初的外事活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在抗日大后方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全民团结抗日和民主建国的主张，扩大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建国后他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达2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针。1949年前后，他两次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决策和新中国初期外交工作的经验，对我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阐述。新中国就是在上述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立和发展了我国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毛主席一起领导了这场关系中朝人民命运的军事较量和外交谈判交织的复杂斗争。这一时期，他亲自起草和批发的指示文、电就逾千份。谈判期间，他直接指导我方贯彻“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和“谈要耐心、打要坚决，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的方针，始终驾驭着局势的发展，直到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后，国际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经中央决策，积极推行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迅速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创造性地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载入史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领导中国代表团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会议在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求同存异”的战略思想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得到稳定发展。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先后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中缅、中尼、中巴等国边界问题，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坚决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法实现建交，开始了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对美国政府，周恩来同志强调要反对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时一再表示愿意与它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是这场马拉松式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为揭露美国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时又保持中美双方这种联系和对话的独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他一面耐心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一面同苏联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65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成果是同周恩来同志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四人帮”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并极力设法保护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维护了外交工作的运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及时接过了美国作出的和解姿态，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导致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发展震动了世界，迎来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中国建交国家由49个增至107个，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复。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他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与外交风格。深入研究和学习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不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指导当前的外交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简要说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独立自主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一原则适用于我国同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战争与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我国安全与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准则，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制度相同的国家，都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外交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各国人民在交往中有义务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但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输出，要正确处理外交与革命两者的关系；——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势力，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相结合，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的指导思想，不强求一致或强加于人。

周恩来同志善于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营养，并根据他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独特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包括外交斗争要“针锋相对”，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协；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令行禁止”，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交行动要“后发制人”，“决不开第一枪”，但又要“见机而动”，“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他在这方面的精辟论点和有益教诲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对于周恩来同志留给我们的所有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这对指导我们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层出不穷，要我们去解决，去克服。新的任务，新的挑战要我们去完成，去应付。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认真学习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遗产，把我们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出发。周恩来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重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全面掌握情况，因而能正确制定对策，解决面临的问题。比如对“一边倒”的决策，不能离开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客观现实，也不能离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现实威胁来理解。周恩来同志当时就指出，“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也不是依赖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不矛盾，当时周恩来同志主持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明文规定“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新中国的外交从“一边倒”、反对美苏两霸，到执行全方位外交有一个适应不同形势的变化发展过程，这是我们看问题应注意到的。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相结合，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时，又要着眼于今天的现实，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开拓创新，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的外交艺术、外交风格相结合，因为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艺术和风格是一个整体。我们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对外交涉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摆明事实，以理服人；对待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以实际行动充分表现新中国外交人员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形象；对外表态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这些外交风格对贯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结合。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勇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今后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外交人员的方向。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关于外交和外事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教导相结合。他关于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的教导，关于外交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教导，关于勤俭办外交的教导，关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请示，不可自以为是”的教导，关于遵守外事纪律、宣传纪律、保密纪律、财务纪律的教导，关于在对外交往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导，等等，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代特别能战斗的、钢铁般的外交队伍。今天，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教导，以它来培育一代新人，让它世代相传。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值得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周恩来同志在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教诲，大家都应深入研究和学习，并结合当前需要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完成党的十五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振兴中华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继续开拓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活动是他革命生涯中重要、辉煌的一部分，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国外学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十分关注，其研究也不断深入。本文着重就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评述。

一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期。当时国共两党由内战转向共同抗日，引起了外国政治家、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关注。此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代表中共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与西方记者和外交人员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中有人开始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以及新近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均有涉及。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周恩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袖之

一、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便成为外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人物。他们通过研究周恩来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内外政策。直到现在，国外对历史人物周恩来的研究仍在继续，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的26年（兼外交部长8年）中，不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品德高尚、智慧非凡，在广泛的国务活动中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给各国政府首脑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外关于周恩来外交研究的成果，有一大部分是政治家、外交家、记者或作家撰写的纪实文章和回忆录。他们详细评述了50至70年代周恩来参与的重大外交活动。原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瓦利的《1953年斯大林和周恩来在莫斯科与1954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谈》，记叙了周恩来在50年代推动中苏经济合作和外交往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原苏联学者尼古拉·特洛斐莫维奇·费多连柯的《我回忆起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外交天才。《周恩来在万隆》一书汇集了美国记者鲍大可在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所写的文章和笔记，称赞周恩来在万隆的活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治回忆录《我的历程》，用三章的篇幅回忆了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和他访问中国时与周恩来的交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外交家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对周恩来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及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为人品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日本新近编辑的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汇集了日本各界人士与周恩来交往的回忆，赞扬了周恩来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再现了战后中日关系历史的许多细节。香港1977年出版的《周恩来纪念集》，收入了新闻媒介对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与评价，以及各国首脑、友好人士、港台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

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术界涌现出一批着重论述周恩来政治、外交活动的专著。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作家韩素音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尼克松的《领导者》、日本学者鸟居民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的《中国领导继承危机中周恩来与邓小平》【注：此为英文书名直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的中译本书名为《中流砥柱】、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以及前苏联学者沃洛霍娃的专题研究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等等。这些著作评述到周恩来一生的外交活动，深入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风格及其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把对周恩来外交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国外学者还编写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的工具书，有关周恩来的条目对他的外交活动也有评述。如美国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词典》、《社会主义国家名人录》、《马克思主义名人录》；法国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人物传记辞典》；德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人录》；日本的《中共人名录》；香港的《中国名人录》等。

二

国外学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周恩来的外交生平

在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他不仅是革命领袖，还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出色地担当了这一重任。这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外交的“总管家”。在国际舞台上，他成功地改变了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形象，并给世界以重大的影响。

关于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起点，多数外国学者认为是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沃洛霍娃指出：那时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显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这以后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汉建立了中共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构——国际宣传小组，与外国新闻记者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广泛接触外国的外交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终成型【注：引自苏联英文杂志《远东问题》，1988年第5期沃洛霍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本文所有该作者的观点均出于上述论文，不另作注。】。罗纳德等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认为：20年代的周恩来已在承担中共与外部联络、调解的使命，但这些活动的外交性质还不够明确。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不得不去着手处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周承担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间关系的许多重担。在对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的调解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在“1931年与毛泽东联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注：张大卫：《中流砥柱》。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外交活动始于30年代中期，1936年的西安事变标志着“统一战线外交的出现”，在武汉建立的国际宣传部门则“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局面”【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22页。】。到40年代，周恩来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外交家。“抗战胜利后虽然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但周同国民党、美国人的谈判是无懈可击的”【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5页。】。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正式开始于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世界舞台。在50年代的外交活动中，他又迅速被各国公认为杰出的外交家。威尔逊写道：在1949年执政的共产党人中，周恩来远比他的同事们更了解外部世界，所以被任命为总理兼外交部长。斯大林逝世后他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促使俄国的新领导人对中国变得更友好了。而后是在日内瓦和万隆成功地使世界外交家刮目相看【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罗纳德高度评价周恩来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成就：周恩来“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订了对外进行援助的方针。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来难以消除的冷战气氛中灵活地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后来，他那敏锐和顽强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人们所能忍辱的最极限的考验。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进行重建和扩大，还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尼克松则在世界政治中考察中国外交，认为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注：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而周恩来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参加者”。因此，尼克松不仅盛赞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而且把他看作当代重要的“世界领袖”。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在有文化修养的旧官吏家庭中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外交才能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这些背景使他善于协调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还造就了他深谋远虑、自我克制的性格。

国外学者还注意到，周恩来早年接受过西方式教育，还多次赴日本、欧洲求学，对外部世界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研究。这有助于他在外交活动中把握适当的方针与政策。用威尔逊的话说，这两大优势使“周比其他中国领袖更极其成功地使他的语言被西方人充分理解”。

罗纳德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马列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的思想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周恩来外交所坚持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非剥削关系的思想。周恩来外交的“现实主义”也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原则。他一直认为列宁在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向英、德进行外交上的主动表示是把高度的灵活性与坚定的原则性结合起来的实例。这种结合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终生信条。

（三）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容

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和艰苦的革命史而获独立的东方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不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认同，而提出了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国外学者对他丰富的外交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分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

国外学者认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来外交的根本立场，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质。罗纳德指出，“作为一个献身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页。】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他仍然高举“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旗帜。罗纳德分析说，周恩来坚持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牢固的联合，既表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又是“一种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得到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

反帝和反霸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独立自主”原则。罗纳德认为，“独立自主”反映了周恩来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思想认识。在周恩来的意识形态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能防止中国依赖于美国或苏联。他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成功，但目的不是与美国联合，而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原则政治上反对任何外来干涉，但并不反对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和技术转让，而只是与专制独裁强权作政治斗争的思想工具。

2、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础。但有的外国学者也公正地指出，在周恩来那里，革命的正义与理性的外交非但不对立，反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罗纳德称周恩来的外交是”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他实事求是，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建国初的中国虽然”一边倒“，但周恩来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以及中苏谈判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作出了现实的反应。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击退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在万隆会议上又成功地使中国步入了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列。尼克松认为，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正常化顺利实现，在于周恩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是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家。在西方，周恩来被称为”灵活的布尔什维克“、”弹性的共产主义者“、”天才的外交家“等等，都是指他在外交活动中的现实主义态度。灵活、适当的妥协使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赢得对方的尊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胜利。用威尔逊的话说，周恩来实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3、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

国外学者一致公认，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设计师”。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而且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外交准则。沃洛霍娃认为，在周恩来的思想里，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罗纳德则认为，周恩来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目的是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直到周逝世，中国都在致力于“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伟人贡献。

4、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正确结合。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和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沃洛霍娃认为，正是周恩来广博的马列主义知识和世界范围内的丰富经历“使他深知把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国外学者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周恩来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的革命历史的自豪感，在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痛苦之后，周恩来对旧中国的外交深恶痛绝。罗纳德指出，毛泽东、周恩来把50年代外交队伍的创建比喻为“另起炉灶”，正是要开创和实践维护民族利益、独立自主、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的新的外交。在另一方面，周恩来也认识到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中，所以在他提出“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时首先强调了“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周恩来的思想里，始终注意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区别，与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5、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

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予以真诚的援助，同时批评西方国家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和要求特权。沃洛霍娃指出，周恩来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周恩来认为，平等的经济合作不仅促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改善整个国际局势也会发生有利的影响。

（四）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外国政治家和学者一致地对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威尔逊这样写道：周恩来的风度、品格和气质形成的独特魅力对见过他的人产生了感染力和吸引力。他富于同情心，理解他人，善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这一切结合起来，是使其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重要人物的基础。

首先，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体现了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如友好、正直、谦逊、耐心、优雅，体谅他人和讲求信用等，给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这样写道：周恩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不给人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个人关系和政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重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注：尼克松：《领导者》，第261页。】基辛格还强调了周恩来对人的体贴与关怀。威尔逊称周恩来是“少有的正直的人”。海伦·斯诺认为，周恩来宽宏大度、教养良好、明智而坦率，所以在他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关系解冻是毫不奇怪的【注：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夫人。】。在另一方面，周恩来的风格还表现了他在革命生涯中锻炼出来的非凡的政治家素质，如敏锐、冷静、坚韧、惊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谈判艺术。沃洛霍娃认为，这些特点使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具有“神授般的能力”：说服能力、旺盛的精力、紧张时超人的自制力、从不同渠道搜集消息的卓越的心理能力、洞察力、令人信服、合情合理地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使自己与社会准则协调的能力等等。尼克松和基辛格还用“冰冠下的火山”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重与折服。

国外学者还多方面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沃洛霍娃总结了四条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的风格特点：

1、通过大众媒介和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创造舆论和心理传播条件；

2、为谈判作精心细致的准备；

3、利用过去的经验，力求求同存异；

4、公报文字措词谨慎以有利于将来。

（五）周恩来外交与毛泽东

对于周恩来外交活动与毛泽东的关系，国外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罗纳德认为，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来源于30至40年代毛泽东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1949年之后，毛泽东曾对他以前的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原则，而这种思想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础。也就是说，无论周恩来的革命外交思想，还是其现实主义的策略方针，都是他和毛泽东共同的精神财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块‘面纱’，它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智慧源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即使在周恩来与毛泽东有分歧时，周也在“理论上忠实地支持毛，而在实践中却巧妙地修正毛的激进思想”【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1976年1月9日。】。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注意到：1960年春，毛泽东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以后，赫鲁晓夫感情冲动，立即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为了缓和消极影响，周恩来为专家们安排了热情的欢送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恩来也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发表过敌对苏联的声明，但他尽可能地阻止了红卫兵对苏联使馆的破坏活动；1969年周又与柯西金会晤，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位前苏中友好协会主席相信：两国关系的恶化对周恩来是个辛酸、痛苦的经历。他还不同意西方学者把周在中美缓和中起的作用说成是由于周自幼有亲西方倾向的观点，而认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破坏而急需外援。

（六）周恩来外交遗产对邓小平时代外交的影响

在周、毛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后的历史作了结论，明确指出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而对周恩来没作任何批评。邓小平总是以极敬重的语言提起周恩来。对于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中国共产党更给予极高的评价，号召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继承。

早在1975年，日本学者鸟居民在其著作中就曾预言，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周恩来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肯定会变得明显和重要起来。外国学者一般认为周恩来的外交遗产虽然属于历史，但在今天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被实际运用着并将影响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念。罗纳德指出：形成中国今天“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体方针来源于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策略；这种立场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力量的平衡，同时在战略上通过多极和多边联合的发展，要求改变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罗纳德强调，在中国，人们说周恩来作为一代领导人留下的遗产是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和“工作作风”，而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列宁主义理论和毛、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断融合演变的产物。

国外学者还肯定了周恩来对其身后世界的影响。尼克松认为，“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恩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周总理的遗产是他帮助结束了黑暗。”【注：《周恩来纪念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编印，第132—133页。】威尔逊说，“周留下了同他思想相似的人来实现他的双重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引导他们在世界事务中担任负责的角色。”【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319页。】

三

国外学术界在研究周恩来方面涌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学者，作为研究外交思想方面的代表，主要有英国的威尔逊、韩素音、加拿大的柯让、日本的鸟居民、前苏联的沃洛霍娃。

迪克·威尔逊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1928年出生于英格兰，牛津大学毕业，曾长期担任《中国季刊》的编辑，写过多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如《1935年长征》、《人民皇帝毛泽东》等。他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一书，是西方较完整地介绍周恩来的传记，其史料详实可靠，见解独到深刻，其中大量篇幅评述了周恩来的外交。威尔逊认为，战争年代的毛、周相互补充，“毛在党内运筹帷幄，周根据外部条件将毛的战略诉诸世界、付诸实践”，并在统战工作中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治理中国和寻求其外国伙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受到了挫折，但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国外交的胜利是周恩来个人外交才能的成功。威尔逊在传记中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风格以及个性、心理分析颇具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相比之下，韩素音在1992年底出版的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9——1998》则更像“故事”，细节复杂，语言富于感情色彩。

鸟居民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1928年生于东京。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论述从朝鲜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政治斗争的《毛泽东的五次战争》。197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该书是比较研究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专著，从1898年写到1975年。鸟居民著作的特点是较详细地评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政外交上的许多分歧，并给周恩来以恰当的评价。该书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看法和质问，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早，实证材料不够充分。

标志着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重大进展的是80年代末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的专著TheDipiomacyTheDipiomacyofZhouEnlai》，现在已有两个中译本，一是封长虹译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一是汪永红译的《周恩来的外交》。罗纳德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他经过多年潜心准备完成了这部著作。该书以周恩来的革命经历为背景，对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按历史顺序研究，以揭示周恩来是如何形成其“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从而实现外交成功的。罗纳德最重要、最基本的学术观点就是把握了周恩来外交的“革命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展开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在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系统地评述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和外交风格。他的著作堪称当今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复杂关系的大国——前苏联，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周恩来。在1988年第5期苏联英文杂志《远东问题》上刊登了沃洛霍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作者曾先后在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亚洲人民研究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外交学院等单位工作，著述很多。作者的这篇专题论文通过对1936年西安事变以来周恩来重大外交活动的回顾，着重评述周恩来外交思想与风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作者的评价较为客观，反映了近年来他们在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方面的进展和成就。（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03，作者：林代昭，刘建平，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第五篇：周恩来外交文选

《周恩来外交文选》发言稿

读完《周恩来外交文选》后，我们小组关于周恩来的外交事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是讨论记录：

黄鑫:在读完《周恩来外交文选》这本书后，我更加钦佩周恩来超群的智慧与非凡的人格魅力。首先由我谈一谈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初登世界舞台始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会议主要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和美、英、法、苏等国20多位外长聚会日内瓦，讨论如何在上述两地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1954年6月下旬以后，会议转而全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战后国际性重大会议。纵然是外交斡旋进程波诡云谲，会议期间局势翻覆沧海横流，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在世界外交巨匠间折冲樽俎，一步步化解难题，将会议引出艰难的沼泽。周恩来亦由此奠定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历史地位。

钱淼:我看完这本书后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书中记录看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提出便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在高中历史中就已经学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我认为这五项原则的提出很好的解决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展示出我国在外交上的成熟、突破，使世界对我国外交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从提出到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忠诚地奉行着，从而使我国与世界多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世界上每个国家能够切实的遵守五项原则，我觉得世界和平也不是不能做到的。

王玮:嗯，对的，说到和平，他还再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说“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很困难的。我们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战争就越打不起来。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对比”。所以呢，如果三年战争两年谈判，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就推迟了世界大战，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能够被制止。周恩来的这种乐观态度是希望创建一个有利于中国自我完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希望全世界能够友好和平地相处。他的这种远大胸怀很值得赞赏。他说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对方则主张用战争来解决。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美国的战争威胁可能使美国与西欧的裂痕加深，亚洲、中东、北非的国家大都不愿意跟着它走，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沈美君：抗美援朝也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念。他对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开始前，他为保家卫国亲自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做出武装援朝的决策；战争开始后，他参与制定志愿局的作战方针和重大战役的指导，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堪称“总后勤部长”。他是指导朝鲜停战谈判的主要决策人。此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恢复国民经济，政治，文化和外教方面同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