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三大特点

第一篇：探析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三大特点

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建设清政廉洁政治，使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树立公仆意识，防止和惩治腐败而提出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晶。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精神极为光明伟大，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一、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性质的论述。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组织领导者只能是公仆，两者不能错位。在延安时期，他就反复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后来又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34年1月，他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1941年5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郑重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罪者治罪。”

全国新政权建立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认为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1953年1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这些论述和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以权谋私、贪污浪费和亵权渎职的行为去玷污。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宗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及其政府的显著标志。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旨一以贯之于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为政清廉的办事制度，深得民心。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党员和干部自觉地这项宗旨作为高尚操守，为党树立了崇高威信，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热爱。

二、惩腐肃贪，严厉果断

毛泽东从不把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停留于主张。并认为要清除腐败、永葆党的廉洁品格和队伍的纯洁性，必须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危害党的事业者，尤其是对位高权重、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并绳之以法。这样，才能震慑腐化堕落分子，做到令行禁止并教育全党，“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在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曾先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过中央苏区的反贪污腐败斗争，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亲自参与处理了三起重大腐败案件（1934年熊仙壁贪污腐败案，1937年黄克功避婚杀人案和1952年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化案）。这里，仅引毛泽东处理黄克功案件时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亲笔信就足以充分表明他惩治腐败的严正立场、坚强决心和果断举措。他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实为惋惜，但黄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有如此卑鄙、残忍、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和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军委不得不根据其罪行和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为他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是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行为所致。毛泽东还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戒。毛泽东指示雷经天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宣布这封信。毛泽东几十年前的这封言之凿凿的亲笔信让我们在称颂他震古铄今伟业的同时，对他惩腐肃贪、除恶务尽的举措不得不由衷地颂赞。

每当毛泽东领导开展一项重大的反污腐化斗争之后，腐化蜕化分子必然受到极大震慑，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再次净化，廉政建设效果显著。在处决张子善、刘青山之后的近三十年里，全国未曾出现过类似重大要案。

三、身先垂范，廉洁自律

在廉政建设中，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很具特色。他坚持共产党的章法，决不搞裙带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干部人事工作的腐败不正之风。《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了建国初期他回复家乡亲朋故旧的近20封书信，内容涉及谢绝举荐至亲密友参加工作、介绍同窗入党、推荐晚辈升学、优先抚恤家乡烈士家属和指示地方党政组织按照普通人一样管理他的亲戚等等。他不仅将其办事准则告之父老乡亲，还将处理亲人一般来信的原则告之秘书田家英，“凡是要求来北京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这些珍贵的手迹和谈话记载了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反对任人唯亲，为共产党执政开创新的政风的史实，表明了他高尚纯洁的思想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毛泽东历年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本色。他的卫士回忆：“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他曾对卫士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全国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吃饭定量，连续六、七个月没吃一片猪肉，脚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其身正，不令而行”，领导干部的身先垂范对下级是无声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群众极为关心，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他们特殊。毛岸英从苏联学习结束返回延安，就派他到农村去锻炼，接着又送他去抗美援朝的战场。两个女儿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时，为了不使他们有特殊感，防止学校特殊待遇，家长栏填写了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名字。正由于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以律己的表率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在广大机关干部 自然形成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新风尚，涌现了一心想着全体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艰苦奋斗的铁人王进喜，以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整个社会官风正、民风淳，堪称政通人和。

为不断消除腐蚀革命伟大前途的障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接受党外批评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把开展日常性的防腐倡廉教育和惩腐肃贪的专项斗争相结合，把惩处反面教员和褒奖先进典型相结合，创造和总结出了许多于当今廉政建设仍十分有益的经验。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开拓民主新路，反腐倡廉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无疑增加了共产党人执政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从抵御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研究和实践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始终高扬反腐倡廉的大旗，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第二篇：浅析毛泽东诗词的三大特点

毛泽东诗词是继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之后，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是一部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毛泽东诗词别具一格，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明显地具有意境深远、韵味无穷和语言流畅三大特点。

一、意境深远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诗品即人品”。毛泽东诗词已经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人格魅力。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见1996年9月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下同）作者用如椽大笔，以雪为喻，在深刻批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巧妙讽刺了历代封建帝王的同时，热情地讴歌了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真是气势磅礴，一涉千里。既抒发了作者坚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雄心壮志，又给了当时的蒋家王朝以致命的一击。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据说1945年11月14日这首词在重庆的《新民报晚刊》上发表后，曾轰动了整个山城，还难倒了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堪称千古绝唱。在放翁的笔下，梅花是孤寂无主的。她任凭风吹雨打，群芳忌妒，最后竟“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了。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永不变节的高尚品质。而毛泽东作于1961年12月的同一词牌的咏梅词，则反其意而用之。他的词作化忧郁为欢快，化冷漠为热忱，化孤独为亲切，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作结。这就不难看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面对我国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丝毫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敢于藐视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困难，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其意境比起陆词来更胜一筹。其他如“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七律·和柳亚子》）“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水调歌头·游泳》）“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都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境，令人赞叹不已。

二、韵味无穷

南朝人钟嵘在《诗品》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而义

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毛泽东诗词正是广泛地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才使其创作出来的诗词更加具有无穷的韵味，堪称极品。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借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把天上人间融为一体，用以缅怀爱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我失娇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正如张承原先生所说：“这首词神奇独特的想象，不同凡响的艺术夸张，俊逸超脱的艺术风格，悲壮沉雄的诗美境界，真乃千古绝唱，‘使人五体投地’（郭沫若语）。”（见《中华诗词》2001年第5期第41-42页）从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写于1949年4月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名句。作者反用《司马兵法》中“穷寇勿追”的说法，告诫人们勿蹈西楚霸王项羽为了避免“不义”之名，没有及时利用优势兵力消灭刘邦而导致最后失败之覆辙，号召人民解放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仅仅十四个字，由于巧妙地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所以更加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力，也就远远超过那怕洋洋万言的其他体裁的文章了。

《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的又一首著名词作。在词的上阕，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下着大雨时秦皇岛外白浪滔天的汪洋大海，以及渐渐远去而终于看不见了的鱼船等景象。紧接着，作者将大笔一转，在词的下阕，抚今追昔，心潮澎湃，随之发出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感慨。词中由于化用了魏武帝曹操《观沧海》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诗句，因而使词作的韵味倍增，更能感染读者。

三、语言流畅

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大诗人所写的诗作大都是语言流畅，明白如话的佳作。犹其是白居易的诗作，“由于故事性强，形象鲜明，音节流畅，语言优美通俗这些特点，能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金性尧语）毛泽东诗词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前贤的这一风格。纵观收进《毛泽东诗词集》中的六十七首诗词，没有一首是晦涩拗口的。特别是《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七律二首·送瘟神》、《卜算子·咏梅》、《杂言诗·八连颂》等诗篇和“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贺新郎·别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菩萨蛮·黄鹤楼》）“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等诗句，还有上面所引用的例句，读起来都琅琅上口，十分流畅。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诗词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并备受推崇。刘征老在《明白如话的唐诗》一文中曾对当代的诗词创作提出这样的要求：“明白如话，尽量运用诗化的现代语言，力求使广大读者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特别要避免使用半通不通的文言。”（见《中华诗词》2000年第2期第57页）毛泽东诗词在这一点上堪称典范。在此，我要奉劝那些自命不凡，食古不化，矫揉造作，认为诗词越是隐晦就越是高雅的先生们，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及其诗词学习，尽快改变自己的创作态度。

第三篇：儒家传统教学思想的三大特点

儒家传统教学思想的三大特点

钟杨

（四川教育学院教育系，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传统的教学思想并非过时陈旧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和学相统一，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都是其特点。需要的是我们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些有价值的教学思想。关键词：儒家；传统；教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Ｉ３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７５７（２００３）０９－０００７－０４

提到传统教学思想，教育界许多人通常会联想到过时、陈旧和古板等词汇，并把现实教学活动中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归结为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诸如理论脱离实际、只重教不重学、学生智力发展缓慢等等。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和不科学的。实际上，传统教学思想也有褒贬好坏之分，也有适应不适应当前情况之分，它并不等于保守落后，并不都是过时和陈旧的。作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主流的儒家教学思想，如果我们辩证地加以看待，认真考察其思想脉络，至少可以概括出对我们不无裨益的三大特点。

一、儒家教学思想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教学活动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并非现代教学思想中才有的新鲜提法，而是古已有之。它作为传统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并经久不衰。儒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术人才，因而历来都强调教学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这样说，儒家从孔子开始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从来就没有过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张。下面以各历史时期的几位著名代表人物的教学思想为证，说明传统教学思想并不具备或“享有”理论脱离实践的特点。

孔子，儒家的开山鼻祖，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学思想，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学实践，其精深、优秀可想而知。孔子在教学中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即便是在讨论如何处理学与思的矛盾问题时，他也没有忘记联系实际。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里的“思”，并非脱离实践的思，而是说的“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来思考。显然，孔子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又如他在讨论学与用的矛盾问题时，即要求学生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诸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他以学＜诗）为例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也就是说，熟读了＜诗）三百篇，管理政事却管不了，出使外国却又不能独立应对，像这样的人，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得显然，孔子认为这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是知而不能行。因此，他不仅要求学生经过学、思获得和巩固知识，而且还要求把实践也纳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孔子不仅在思想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在行动上也体现得极为充分。他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

苟子也是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教学过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按他的意思，学生接受教师传授知识，首先通过耳、目等感官，得到感性认识，再通过“心”的积极思考，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然后由人体直接的实践活动表达出来。如果认为正确，便可视为法则而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他看来，教学过合起来。他又说：“不闯不若闯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效儒》）教学的认识过程，从感性到理性，最终在于实践——“行”。“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终极目标。只有学而能行，才算完整的认识，也才能最后把握真理。由此可见，苟子是不主张只知不行的，而是强调教学应知行结合，即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知。

宋代的朱熹可以说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在他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从来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宋史＞本传讲朱熹“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教育弟子：读书则穷究其理，行己则践其迹。可见他主张教学中的读书穷理与躬行实践并重。在朱熹看来，读书穷理只是手段，而目的则是躬行实践。他特别强调“读书需要切己体验”，指出：“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专求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身上推究，始得。”（《朱子语类》卷十一）按他的意思，读书必须把书中的知识联系到自身的实践，只有亲身实践了，才算真正获得了知识。如果仅仅知道了而不去实践，那与不学没有什么两样；反之，想去实践但又没有弄清道理，那么这种实践将是盲目而不可靠的。总之，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不知而行，实为蛮干。可见，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是主张两者结合的，难怪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同上，卷九）

清初教育家张履祥也同以上教育家一样，主张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所处的时代，由于科举制度的病入膏肓，导致了士人学风的败坏和不务正业。学校教育中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科举考试，学生为追求功名利禄，百般钻营，不惜弄虚作假，置学习的真正目的于脑后。对于学习的内容只知死记硬背，而不去深入钻研。结果得到的全是一些空疏无用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形，张履祥在教学中告诫弟子应避免走这条路，并要求他们在学习上从事于实学或是有用之学，做到学以致用或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张杨园先生全集答颜孝嘉））即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弄清道理，而弄清道理的目的则是为了运用。可见，他把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看得是多么的重要。在教学中他也常常教育学生：“须读有用之书，毋习制义，当务经济之学。”（张履祥＜年谱））

以上仅举了四位古代教育家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想。如要详细论及，董仲舒、王充、王守仁，王夫之、颜元，戴震等著名教育家也都在教学活动中强调这一点。从这一点上，我们很难看出传统教学思想“书本至上”、“学习脱离实际”的影子。可以这样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国传统教学思想中的精华，沿用至今仍然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

二、儒家教学思想注重教和学的相互统一

中国的传统教学思想，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主张教和学的统一。既重教的原则方法，也重学的启发指引。几乎没有“教师中心”或是“学生中心”的嫌疑。

先从学法上讲。孔子在教学中就很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问题。比如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意思是讲在学习的时候，言语，行动、容貌、爱好等等方面，都必须表现出端正庄重、注意集中、严肃认真、坚定不移的态度，否则学到的东西也不会牢固。显然，孔子在这里不仅是教学生学会，更是在教学生会学。

孟子在教学活动中也注重对学生学法的指导。比如他要求学生的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是如此。他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应该按顺序前进。他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按他的意思，学习象流水一样，不把洼地流满，不再向前流。求学应有一定步骤，不能急于求成，“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上）。在这里，孟子解决的是学生的学习速度问题。

宋代大教育家张载的教学，也很善于让学生会学。比如他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时，特意强调了“博学精思”。张载认为，博而不精是有害无益。他说：“汗漫无所执导，所以临事不精，学者先须立本。”（《张子语录中＞）“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这是说，读书学习时漫无边际的博览没有理解其中精义，到头来什么也不精通，也容易忘记。这是因为没有弄清书中精义的缘故。因此，“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为学“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义理》）。也就是说，学习时既要注重广博，同时也要注重精思。

南宋陆九渊更是把广求师友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来要求学生。在他看来，学习的开始阶段，师友的启发是有益的。在消极方面，师友可以帮助学生发现和清除其浮伪物欲和习气；在积极方面，师友可以帮助自己反省觉悟，以掌握真实的道理。所以他说：“亲师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得师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攻之。”（＜陆九渊全集＞卷三十五）关于师友对学习者的帮助，陆九渊首先谈到的是学习要“遇明师”。按他的意思，学习如果缺乏老师，尤其是缺乏明师的指导，那么在树立学习的正确目标和选择适宜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上都难免会惶惑而不知所从。他认为，人并非生而知之的，对知识总有迷惑不解的时候，因而应该有惑必求师。其次谈到的是学习须慎择友。他认为，在和多数人共同学习时，朋友之间浸灌熏陶的影响之深远，以及彼此规切磨砺的利益之巨大，远非独学无友的孤陋寡闻所能比拟。因此，学习时必须在“慎择”的前提下广交朋友。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教学思想没有丝毫地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而是既肯定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强调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再从教法上看。儒家最为注重的就是启发教学。比如孔子教学就特别提倡这一点。孔子有一句教学名言是这样讲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按照宋代教育家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貌；言，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朱熹：＜四书集注・论语・述而））在这里，孔子首先讲到的是让学生形成“愤”、“悱”的心理状态，然后再言及的是启发的目的，即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思维能力，并以此检验启发是否得当。这是孔子对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再如《学记）在总结先秦儒家启发教学方法时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用现代的话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优秀教师的教学是善于引导。引导学生而不牵着走；勉励学生而不压抑屈从；开导学生而不把所有道理和盘托出。引导而不牵着走，就使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关系变得和谐；勉励而不压抑屈从，就使学生对学习感到快易；开导而不和盘托出所有道理，就可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求得其余道理。如果教学真正做到了让教学和谐，学生快易，而且又能独立思考，那就可以说是善于诱导了。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记》是把教学中的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结合在一起的。启发式教学是我国优秀的教学传统，相因相袭两千多年，至今仍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按儒家的说法，只有那种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也难怪朱熹会这样感叹：“指引者，师之功也。”（《朱子语类》誊八）

儒家在教法上还非常重视教学相长。《学记》中有这样一段精到的论述：“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在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教学过程中包含着两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教师从事教学的职业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以及自身的智能结构，构成教的内因；在其认真施教时，学生追求学成的自主意识和表现的自觉性、积极性，必然会促进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去认真钻研，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这就构成了教的外因。二者辩证的统一形成教师“知困”而“能自强”的根本动力。其次，学生学习的自主意识，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的自觉性，构成学的内因；在教师的认真教诲、启发诱导和严格要求下，使学生感到一定的压力，理解学习的重要和欲罢不能，这又构成了学的外因。二者辩证的统一形成学生“知不足”而“能自反”的根本动力。这样，教师和学生能各自认识到这两对矛盾的话，那么教师就能自强不息，加强自我修养、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努力改进教学，进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促进学生的学习；学生也能全面反思，检查不足，然后加倍努力，争取多学，去促进教师认真施教，提高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学的角度，还是从教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注重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的统一，都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有机结合，决非只重教而不重学。

三、儒家教学思想强调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传统教学思想并不像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只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忽略学生智力或是思维的发展。实际上，传统教学思想是相当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的，诸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习兴趣、注重广于见闻、提倡启发思维、主张有疑有问、重视逻辑推理、强调创新精神等等都是如此。

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是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早在孔子那里就已受到重视。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很善于引人人胜，使学生对学习极感兴趣，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的，态。孔子认为，学生的学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好学乐学。他指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好学的心理表现就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同时他也强调乐学，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一个人只有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才会自觉主动地学习，使思维处于积极的状态之中，才能“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宋代教育家张载也主张要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向慕之心”，他说：“慕学之始，犹闻都会纷华盛丽，未见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进则到，画则自弃也。”（《学大原下＞）兴趣浓厚了，学习自然会有进步。他认为：“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学大原上＞）只要把学习看作是极快乐的事情，就会思维活跃，学而不厌，不断进步。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必须要广于见闻。按认识论的说法就是没有广博的间接经验和丰富的感性知识，人的认识不可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思维水平也不可能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因此，使学生获得广博的间接知识和丰富的感性知识，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儒家教育家很早即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教学过程中特别要求学生广于见闻。孔子提倡学生要善于。多闻多见”，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按孔子的意思，只有多听，才能选择其中合理的部分加以接受；只有多看，才能都记在心里，加深认识，只有多听多看，谨慎思考，才不致于使思维步人歧途，才可能减少怨尤和遗憾。可见，孔子的。多闻多见”，实则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极好的教学方法。南宋朱熹也很强调感性知识对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作用。他以盖房子为例，说明只有“阔开基，广开址”（＜朱子语类辑略》），才能使建筑物坚实牢靠。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同样需要坚实的基础，那就是必须要求广博的感性知识。他在解释《论语＞中“多闻多见”时指出：。多闻多见两字，人多轻说过了，将以为偶然多闻多见耳。殊不知此正是合当用功处。圣人所以‘好古敏以求’，又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则闻见孤寡，不足・以为学也”。（同上）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有疑有问，一直是儒家教育家们采用的一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方法。孟子在教学活动中极力主张要存疑，他认为有疑问的学习才能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真正获得知识。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有存疑的精神，反对那种没有疑问的学习，所以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汉代王充强调。问”的作用，认为只有大胆怀疑，通过询问，才能弄清楚不理解的问题，才能活跃思维。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久乃知，不问不识。”（＜论衡・实知篇》）又说：“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隋代王通更是直截了当地肯定了“问”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要推广仁的精神，增强人的智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问，即他所说的：“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中说・问易》）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认为，寻求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以及提高思维能力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能够提出疑问。他说：“由不疑至于疑，为学Ｂ长，由疑至于不疑，为道Ｂ固”（《诗广传）卷四）。他把疑、问、思三者的关系理解为：有疑者必问，问而自反则必思，思而有得则疑消惑解。他认为“问”有两种，一是问人，一是问己，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促进思维的发展。

古代儒家教育家大多比较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汉代教育家董仲舒认为，学生在思考问题时应尽量多从各种事物中找出区别和联系，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此，他提出了“博贯多连”的思维方法，即：“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繁露・精华》）南宋朱熹在教学过程中则强调用“类推”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他教导学生说：“人固有理会得处，知孝于亲、友于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热，不可谓不知，但须去致极其知，因那理会得的推之于理会不得的，自浅以至于深，自近以致于远”（＜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由已知到未知，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他还认为，研究事物的道理应从多方面去探索，只要有一方面研究透彻了，其他方面也可以类推。按他的说法就是：“道理之大原固要理会，纤细委曲处也要理会，制度文为处也要理会，古今治乱处也要理会，精粗大小无不当理会。四边一齐合起，功夫无些罅漏，东边见不得，西边须见得，这下见不得，那下须见得，既见得一处，则其他处亦可类推。”（同上，卷一百二十一）

创造思维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创新，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今素质教育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儒家教育家更是特别倾注心血，从孔子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均是如此。比如唐代韩愈即非常强调思想方法上的创新精神，他要求学生“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要“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韩昌黎全集・答刘正夫书》），并把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定义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同上）。宋代张载则一贯反对那种在学习和思想方法上食古不化的态度。他认为在学习和思想方法上只有摒弃守旧态度，才能创造出新意来，也即他所说的：“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大原下》）。因此，他告诫学生：“学贵心悟，守旧元功”（《义理》）。南宋朱熹则继承了孔子“温古知新”的思想，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朱子语类）卷一）。在这里他是把温故与知新相结合的，温故是知新的基础，通过不断地复习１日有知识，就能加深理解，创造出新意来。因此他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心得”（＜同上，卷二十四》）。另外，朱熹在教学过程中还强调要在尊重前人学术见解的基础上，敢于议前辈，立新说。正如他说：“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圃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则不容不立论。”（＜学规类嫡＞）为此，他教导学生：“学者不可只管守以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朱子语类》卷十一）明代王守仁也比较重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首先，他肯定了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和提创见的权利和能力，即他所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其次，他主张在学习过程中，对古圣贤人的见解，不能盲从，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新见解，按他的说法就是：“夫学，贯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同上）

以上是儒家强调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思想。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学生也不会是“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智力发展缓慢”和“学习效果不佳”的。难道说古代那些改革家，诸如董仲舒、范仲淹、王安石；那些思想家，诸如韩愈、朱熹、王守仁、王夫之、颜元等等都不是在这种教学思想指导下学有所成而最终成就大业的？他们勇于开拓、改革和创新的精神，难道不是在这种教学思想指导下培养出来的？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传统教学思想中不乏精粹的、且沿用至今仍在教学活动中起指导作用的思想。这些思想是经过千百年教学实践检验并继承下来的，是优良的传统。对于此，我们的责任不是贬低或者否定它，而是如何在现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它。诚然，我们应当承认传统教学思想有其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一概而论。对照上述分析，那种以为传统教学思想“过分强调书本知识的学习，侧重教师如何教的方面，而对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则很少论及。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教师中心’，书本至上；而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学习脱离实．际，智力发展缓慢，学习效果不佳”（谢辟．小学教育学

［Ｍ］．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２８．）的说法，显然是缺乏依据和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郝丹立责任校对：郝丹立）

第四篇：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

(430079)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闫聪慧

电话：***

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

闫聪慧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内涵丰富，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建基本理论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二者在党建战略、党建形式以及党建着力点等方面又有所区别。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成功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党建理论体系。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对于认清当前我们的党情，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使其更好地发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紧紧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基本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党建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其共性是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一）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

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①为此，他提出要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的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②为了从思想上建党，彻底肃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1年5月全党开展一次从思想上整顿党风的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随后在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毛泽东针对执政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时，多次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1978年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在党的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在党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谈到经济调整时，邓小平指出：“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一个更加高度的位置。

（二）重视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毛泽东、邓小平都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阐述了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③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5——86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8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9页

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①1945年4——6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标志着民主集中制日益成熟。

此外，毛泽东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

邓小平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建党方面。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

③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在正确总结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经验，继承了正确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要逐步形成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提出了新时期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时强调树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用人观念，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邓小平制度建党的理念下，我党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作为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④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28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2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3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949年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自满等作风不纯的现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1957年开展的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的纯洁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特别强调党风建设。他说“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在党风建设方面，他提倡全党同志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此外，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纳入党风建设之中，他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二、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不同点

邓小平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创新和发展而形成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二者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一）战略思路不同——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革命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此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1957年特别是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由于党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实践中偏离了八大路线确立的正确目标，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主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内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此后，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二）党建形式不同——从“整风建党”到“制度建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以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依然强调整风的重要性。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

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制度建党。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只有从制度着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进行一系列党的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包括：（1）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2）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3）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4）改革党的工作制度，克服官僚制度。邓小平以改革为动力，对党进行全面改造，实现党建方略的根本转变——制度建党。

（三）党建着力点不同——从反右到主要是防“左”

在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1927年——1935年间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全党长达五年，几乎断送了中国整个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建国以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反“左”防右的思想。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为此，邓小平多次反‘左’，在其努力下，‘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斩露头角。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党建学说，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

闫聪慧（1987.09——），女，河南省南阳市，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第五篇：毛泽东诗词的特点

一、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热情奔放。在其诗词这种情感，是他积极进取、热情乐观、不断地追求完美的人生态度的自然凸现。毛泽东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追求的人。少年时就志存高远，心怀大志，想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极大的贡献。在1910年毛泽东写的一首诗《呈父亲》里便有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无青山？”这样的人生理想。诗人的情感灌注于其诗词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量的“千”“万”“亿”等数词的运用，说明数量之多，具有崇高美，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如“往事越千年”、“千里冰峰”、“万里雪飘”、“看万山红遍”、“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无一不团圆”„„大量的“千”“万”“亿”等数量词的运用，从根本上反映出了诗人心中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丰富而又强烈的情感。

巨大的物象和诗人的壮志豪情构成壮大的意象，并且多个意象迭加构成壮阔的意境。毛泽东诗词中有许多的“山”“海”“洋”“天”“地”“日”“月”“寥廓”„„意象。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可上九天揽明月，可下五洋捉鳖”“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寥廓江天万里霜”“问苍茫大地”“长空雁叫霜晨月”“一山飞峙大江边”„„饱含诗人壮志豪情的意象，构成壮阔的意境，为诗人抒发心中的豪情，激情，热情创设了很好的情景，体现了诗人长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势。

句子短小急促，节奏鲜明，朗读是让人很容易感觉到其句子的铿锵有力，富有气势，具有震撼力。比如，“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句多为四字，但字字有声，字字有力，而且都很顺口，悦耳。再如“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全词都押韵，都押一个“e”韵，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让读者一气呵成反倒不如说是毛泽东的种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因为只有诗人的这种情感得意充分流露时读者才会走进诗人的诗中，进而走进诗人的视野，进而感受到时所呈现的气势，进而才会有一气呵成之感。

二、壮志凌云，阳刚漫天，霸气溢露。毛泽东心有大志，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呈父亲》中的“学不成名誓不还”则更是体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同年（即1910年），毛泽东还写下了另一首诗《咏娃》：“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第一句写的是青蛙坐在池塘里，姿势如虎，威风凛凛。第二句是说青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三四两句直接地把青蛙的阳刚、霸气显现得暴露不遗。通过反问的句式不仅把青蛙的霸王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加强了诗文本身的语势。说青蛙的阳刚漫天，霸气十足，实则是抒写诗人自己的抱负及理想。还有就是于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一词，则更是充分地凸现了诗人的凌云壮志、阳刚漫天和霸气溢露的特征。“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列举了五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封建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及成吉思汗，然而在词人毛泽东眼中，他们的文学才华都不怎么样，他们的文治武功也略带有几分轻鄙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俱往矣”，真正的“风流人

物”，真正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得“还看今朝”，即以诗人为代表的中国工农无产阶级，表现了毛泽东惊天动地的不同凡响的伟大抱负。

三、语言白话而又不弃用典，文白相兼。毛泽东的诗词，形式上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是内容却是新时期的东西，总体而言是属于新时的范畴。语言也自然以白话为主体，用白话语言抒写新时代的新景象。比如于1961年写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两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完完全全的白话文，和平常说的口语没有任何区别，通俗易懂，让人很容易理解。只是诗句言约义丰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无限风光在险峰”更是充满着哲理，富有思辨色彩。还有其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初一看，不像是诗句，倒像是在随随便便地问一个人话，和一个人对话一样，极其地易懂，明白如话。但是，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不少的地方用典，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就有七处化典。“起苍黄”自于《墨子·所染篇》“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龙盘虎踞”即“虎踞龙盘”，则自于《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孙权论南京形势时说，‘钟龙蟠，石承虎踞。’”“慨而慷”自曹操的《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穷寇”自于《孙子兵法·军争》：“穷寇勿追”。“沽名学霸王”自于《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为了博得一个“仁义”的虚名，多次坐失良机，放走了刘邦，最终于垓下被围，自刎乌江。“天若有情天亦老”自于唐李贺的诗《金铜仙人辞汉歌》。“沧桑”即成语“沧海桑田”的简用，自于晋葛洪的《神仙传》卷七“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为桑田。”用故于诗词中，增添了诗的文学性及含蓄美。毛泽东的诗词融白话和典故于一炉，文白相兼，实现了完美的表达效果。

（四）毛泽东的诗词中充满着竞争意识，歌颂遒劲，赞扬力量。比如《沁园春·长沙》里的“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等等。“百舸”在江中下相互竞赛，争先恐后，充满着竞争意识。“万类霜天竞自由”说万物都在秋天里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挥斥方遒”则是直接在说“同学少年”奔放有劲。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是说在江面上连航船都很艰难进发的浪涛中，我们却以在这种波涛汹涌的水里游泳为乐。实际上是在歌颂我们的生机，活力，是在赞扬遒劲和力量。还比如说《采桑子·重阳》中的“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诗词中充满着竞争意识，歌颂遒劲，赞扬力量。如果论其缘由，我想还是毛泽东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其人生经历的自然显露。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并且它极力主张采取“武装割据”的革命路线，主张“工农武装暴动”的革命方式。比如说还有“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等等。毛泽东思想观念存在着这样的主张，用语言组成的诗词也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这一主张。还有毛泽东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而且他的前半身都处于战争之中。革命和战争本来就是各种力量的较量。这种人生经历固然对毛泽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观念的源头上铸造着，并从其诗词中显露出来。

（五）描写和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热情。如《沁园春·雪》中的上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词人毛泽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成了一幅很美的北国风景图。“江山如此多娇”不仅引起了“无数英雄”“竞折腰”，其实对毛泽东也何尝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呢？而且可以说是具有莫大的魅力。这种魅力让冉来自于词人心底的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如《沁园春·长沙》里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是多美而又多招惹人注目的“湘江秋景图”，词人看到这幅画后不禁流露出了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便有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说主沉浮？”这样的感叹及叩问。

（六）心忧天下，系心于民。比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其词中的“起宏图”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架设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江大桥一旦落成，被古时英雄叹为不可逾越的“天堑”长江，也会变成为畅通无阻的大道，使南北的经济文化交通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促进全国的繁荣昌盛。二是要在山峡建立起一个水库，控制江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就是要在长江的上游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水坝以拦住上游的水，使高峰蔽日的山峡出现一个波平如镜的大湖——山峡水库。一旦“宏图”实现，“天堑”变成往来频繁的“通途”湍急奔流的山峡变成波平浪静的水库，从此汹涌澎湃难以驯服的江水也只得乖乖地为人类服务。这是一个震惊古今中外的奇迹。这首词写于1956年，此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我国也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又到底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了当时的特大焦点。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毛泽东当然也在思索着这个重大问题。他时时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他刻刻都在想着人民，心忧天下，系心于民。再如《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磅礴大雨如注幽燕大地，海面上波涛汹涌，出现了极多的美丽的浪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却“一片汪洋都不见”而看到了“秦皇岛外打鱼船”，这表达了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的时时刻刻地把民系于心的民本思想。退万步说，如果毛泽东不是时时系心于民的话，他能够在这种壮阔的海景之背景中去发现秦皇岛外的打鱼船吗？答案是否定的。系心于民是词人毛泽东心忧天下的具体体现，心忧天下则是伟人毛泽东系心于民的总导航。

（七）写景、抒情和言志三位一体，融为一炉。景中含情，景中寓志。情中有景，情中显志。志在景里，志在情中。几者水乳相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的诗词通常是先写景，后抒情言志。比如《沁园春·雪》的开头描绘的是北国的雪景，接着抒豪情，评估论今，词末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点明全词词旨，点出了词人的壮志。《沁园春·长沙》首先描出了“独立寒秋图”和“湘江秋景图”，继而借景忆昔“峥嵘岁月稠”词末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问而结尾，巧妙地回答了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都是沿着写景，借景抒情言志这一条线在运作。再如《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上片写的是西北秋天天空的景象，后两句在这基础之上抒发了以世人为代表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英勇抗敌的豪情。下片描绘的是胜利欢快的景象，后两句在景的基础之上言出了诗人认为工农红军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能够带领工农红军成功走向革命成功的鸿志。借景以抒情言志并把三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大特点。

（八）在战争中描画战争。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在革命和战争中度过的，因此其诗词也多与战争有关。1935年，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岁，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娄山关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北部，万峰插天，中通一线，是由四川进入贵

州的要道，是个重要的隘口，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路过于此，并在战争中写下了这首词。激战后的遍地硝烟，血迹斑斑，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战场上。毛泽东又如绘画高手，寥寥几笔便将那幅激烈的战争场面绘画得淋漓尽致。“马蹄声岁，喇叭声咽。”是在说红军的进军场面之壮阔，速度之快，号角之响亮，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还有，比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钟山风与起苍黄，百万雄师渡大江。”说急骤的革命暴风雨使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长江天险，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偏重于战争中渡江的壮观场面。另外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诗人说应该继续鼓起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斗志，趁机追击国民党反动派这些穷途末路的敌人，不要学那贪图虚名放纵敌人而的造成自己失败的西楚霸王项羽，侧重于说战争的方略思想，即艺术地体现了他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的战略方针。

（九）忆古说今，重在评今。毛泽东诗词中有多处忆古，比如《沁园春·雪》一词中就列举了五位有名的封建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诗人对他们的文韬武略都惊醒了评说，而重在表明了诗人对他们的一片“惜”情之上，因为他们都“俱往矣”。忆古而评今，又把重点放在评今，几词末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过去了，数一数既能建功立业而有文学才华的人物还得看今天的革命英雄。这宣告着工农无产阶级主宰祖国壮丽河山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再如《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了东汉末年曾经叱咤风云的魏武帝曹操到过并在那里吟下了千古名篇《步出厦门行·观沧海》的地方，油然而生怀古情节也就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并且，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具有某些相同处。他们俩身处的自然环境“萧瑟秋风今又是”则大致一样。难怪会缅怀魏武帝。只是，他们则又“换了人间”。“换了人间”四个字不仅点出了不同时代，更是强调了不同的社会，同时也点出了全词的词旨。而且重点强调的是今。今非昔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的中国的命运已经真正地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这里通过对魏武帝的追忆，进行今昔对比，巧妙地凸显了“今”的“换了人间”这一全词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