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

第一篇：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

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极为重视的问题。他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的话讲得很重，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即便提出的任务是正确的，道理讲得也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来实行它，也会变成“空话”。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里不敢说对他的工作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作出完整的概括，只是想就其中的几个特点谈一点体会。因为毛泽东同志工作方法的价值并不随时间流逝而失去，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发掘它、使用它、发展它，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头脑），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它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一向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个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有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十分看重。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哪些是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读读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地作怎样的调整。这里，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这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就对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作了仔细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很明朗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毛泽东同志经过敏锐而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不失时机地作出这个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便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也到了要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的时候了。

再如，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只隔了10来天，毛泽东同志就作出一个新的判断：“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全国解放战争便以这个全局性的判断为依据，以新的姿态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开了。

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局部性事务，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和发生失误。

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高手下棋，谁能比对方多看几步，谁就可能取胜。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中总是想得很远。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已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种设想就越来越清晰具体。当历史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不是仓促草就，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做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根本大法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富有成效的。

对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毛泽东同志总是主张要觉察早、应对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宋玉《风赋》中所说的：“夫风，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当某种不好的风向还只处于“青苹之末”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它经过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风暴。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防微杜渐”的意思。而不少人不仅对处于“青苹之末”的这种风向毫无识别能力，甚至当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仍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结果，拖延得越久，问题就越大，甚至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很难解决。当然，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对还处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就用对付“盛怒于土囊之口”者的霹雳手段去对待，那也会造成严重的错误。以往出现过的这种教训，同样值得深思和记取。

总之，全局性眼光和预见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同志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所以，总给人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人们往往被一些日常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应付，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难有大的突破。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看不清问题中什么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处于服从地位的因素；什么是一时起作用的因素，什么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不能及时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也始终放在领导工作的突出地位。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拿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来说，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军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切断东北同关内的联系，将国民党军的重要精锐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毛泽东同志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远途奔袭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要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是不可能的。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长春和沈阳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总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他曾举黄河急流中有经验的船夫为例说：在河中，他们平时可以很放松，一当将到藏有暗礁险滩的地方，就全神贯注地用篙子撑船躲开，如果船夫时时处处都很紧张，弄得很疲劳，真遇到紧要的时候反而会使不上力了。他主张，一个时期总要有个重点。1953年4月26日，他在致李烛尘的信中写道：“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段话是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说的，中国共产党正要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随时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就能避免工作中走向另一种片面性。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更加重要的是实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是空谈家。对关系全局的工作，他在提出任务后，总是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一步紧跟一步，真正抓出看得见的结果来。

正确的决心有个前提，就是符合实际。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主张要“多谋善断”，说：“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各种不同意见。”“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善断”。

当情况已经弄清、决心已经下定以后，工作抓得紧不紧、狠不狠便成为关键。毛泽东同志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

毛泽东同志对主要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很紧。当任务确定后，他便全力以赴、雷厉风行，千方百计地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开局面，决不只是空口说说了事，也不是老在那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随后的实践中，又全神贯注事情发展的情况，用心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及时提醒注意解决可能妨碍任务完成的问题，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旗帜鲜明地表扬批评，严格检查督促，在切实抓出成果来以前决不松手。因此，他所抓的事总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取得显著效果。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三反”运动时，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方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到运动后期，他又以很大力量来落实定案工作，确定具体的政策原则和处理办法，树立足以作为典型示范的案例，妥善处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好善后工作。善始善终，而不草草收兵。

这场运动前后共半年左右，对荡涤当时刚开始蔓延的贪污腐败行为、树立廉洁勤政新风起了巨大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随后好多年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同志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抓得很紧，办成几件大事，确有实效，才能振奋人心，取得群众的信任，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当然，也不可能把弦一直绷得太紧，要有张有弛，毛泽东同志把这称为“波浪式的前进”。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只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当然，群众路线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它指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里着重从工作方法角度谈谈它的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在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又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经常在作出决策时反复征求在第一线的将领的意见。大家熟知，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等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同志当晚为中央军委起草批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些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事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拿工业来说，1960年毛泽东同志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充分肯定鞍山钢铁公司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把它称为“鞍钢宪法”。那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拿农业来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大跃进”后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便是一再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他自己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听取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他从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他写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还指出：许多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这是一段很精彩又很中肯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以来包括他自己在内所犯错误的反思。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他要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深深怀念他。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那正是由于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提倡的正确原则。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他的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

第二篇：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他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过河”即工作任务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而“桥或船的问题”即工作方法往往具有超时空的示范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

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关键的紧要的事，即使对待日常工作，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弹钢琴”还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

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这个方法常常用来执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铺开，然后再深入到点中，由面及点，再由点带面，循环往复。现在，领导同志分头去蹲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一种运用，如此做来，使领导者下命令、发指示，能够接地气。为指导领导干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领导工作中不要普遍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对这一方法的典型运用还体现在他对党性和个性关系的处理上，即在强调干部党性的同时，决不抹杀干部的个性。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举例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杀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杀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第二个“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隐含着毛泽东关于群众的观点。首先，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他认为，党员干部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这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对此，他有更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决策的方法，又是执行的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就要反对“从机关中来、到机关里去”。

毛泽东还强调，要让群众执行决策，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把决策向群众讲明白。“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第二，依靠群众找出执行决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三，在群众执行决策的实践中检验决策。“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这样做以后，才能更好地执行决策。当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是领导对群众如何的过程、让群众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且还是群众如何对领导的过程、群众怎样产生主动性的过程。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从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去吸引群众、动员群众，是毛泽东倡导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是他对领导工作的总结与提炼，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两结合”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善于当“班长”

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1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同时，如果有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解决。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2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3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4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5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一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二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三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四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自然，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讲到，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6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一生也犯过很多错误，除了晚年，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包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两个过程。他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主张“听取不同的意见”，可谓抓住了民主的真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讲过的和实践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依据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敢于做主，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同时，它们具有普遍的超时空的意义，至今仍可以学习和效仿。不过，运用它们，也要像毛泽东，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根据具体工作具体选用，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所创新。否则，就可能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第三篇：毛泽东论工作方法

毛泽东论工作方法

惠 民

稿件来源：南阳日报

在改进工作方法、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温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读起来是那么亲切、贴近和现实，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能静下心来再次研读一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篇目，定会受益匪浅，大有长进。笔者通过学习，初步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系统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解决“桥”和“船”。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所作的结论性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还针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新区边区等一切工作，提出了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紧紧把握中心。毛泽东同志曾把那种“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称之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不懂得这种方法，就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就

是“抓中心工作”的方法。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要求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解决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工作中心放在对革命的进程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关键的事情上，放在对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点工作上，“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工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学会“弹钢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区别和互相转化的。因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应该统筹全局，在抓住工作中心的同时，做好兼顾文章，即学会“弹钢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学会“弹钢琴”作了专题论述。“„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要认识中心和一般的内在联系，既要抓住中心不放，又要兼顾各个方面，反对顾此失彼“单打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辩证法的灵活运用。

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同志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一条定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个定律，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动群众的方法，这就是“抓两头带中间”。他这样说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既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他除了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各级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外，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了这套方法。如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农业合作社运动中，他就告诫各级领导：“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在“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典型的引导作用。他说过：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通过宣传、表彰等舆论导向，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最早、完成最多、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一种工作方法。早在他青年学习时期，他就表明了“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志向和愿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深入实际特别是农民之中，大量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不朽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由之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在具体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观点和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紧接着就指明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结论，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就“调查的技术”列出了七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今天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调查技巧及应该遵循的准则。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那就是把调查会当做学校，把群众当做先生、英雄，“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敬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和全光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一般与个别结合。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共产党员进行工作必须采用的两个“相结合”方法之一，另外一个即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结合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整风毛泽东同志全面论述了领导活动中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的论述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围绕一般，他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另一方面，针对个别，他又辩证地提出：“但如果（领导者）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个别的一般是“空洞”的，没有一般的个别是“盲目”的。就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方法，毛泽东同志作了具体阐述：“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若干个（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懒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毛泽东同志还提醒各级领导：若一般与个别相分离相脱节，很容易造成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之前，毛泽东同志已专题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他所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其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毛泽东同志对“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话解释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如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呢？那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作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还针对工作中发现的“许多领导”中“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喜欢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等现象，强调在整风中必须加以纠正，务必学会和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一工作方法无不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指导思想、革命实践之中。

第四篇：毛泽东诗词的特点

一、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热情奔放。在其诗词这种情感，是他积极进取、热情乐观、不断地追求完美的人生态度的自然凸现。毛泽东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追求的人。少年时就志存高远，心怀大志，想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极大的贡献。在1910年毛泽东写的一首诗《呈父亲》里便有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无青山？”这样的人生理想。诗人的情感灌注于其诗词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量的“千”“万”“亿”等数词的运用，说明数量之多，具有崇高美，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如“往事越千年”、“千里冰峰”、“万里雪飘”、“看万山红遍”、“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无一不团圆”„„大量的“千”“万”“亿”等数量词的运用，从根本上反映出了诗人心中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丰富而又强烈的情感。

巨大的物象和诗人的壮志豪情构成壮大的意象，并且多个意象迭加构成壮阔的意境。毛泽东诗词中有许多的“山”“海”“洋”“天”“地”“日”“月”“寥廓”„„意象。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可上九天揽明月，可下五洋捉鳖”“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寥廓江天万里霜”“问苍茫大地”“长空雁叫霜晨月”“一山飞峙大江边”„„饱含诗人壮志豪情的意象，构成壮阔的意境，为诗人抒发心中的豪情，激情，热情创设了很好的情景，体现了诗人长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势。

句子短小急促，节奏鲜明，朗读是让人很容易感觉到其句子的铿锵有力，富有气势，具有震撼力。比如，“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句多为四字，但字字有声，字字有力，而且都很顺口，悦耳。再如“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全词都押韵，都押一个“e”韵，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让读者一气呵成反倒不如说是毛泽东的种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因为只有诗人的这种情感得意充分流露时读者才会走进诗人的诗中，进而走进诗人的视野，进而感受到时所呈现的气势，进而才会有一气呵成之感。

二、壮志凌云，阳刚漫天，霸气溢露。毛泽东心有大志，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呈父亲》中的“学不成名誓不还”则更是体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同年（即1910年），毛泽东还写下了另一首诗《咏娃》：“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第一句写的是青蛙坐在池塘里，姿势如虎，威风凛凛。第二句是说青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三四两句直接地把青蛙的阳刚、霸气显现得暴露不遗。通过反问的句式不仅把青蛙的霸王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加强了诗文本身的语势。说青蛙的阳刚漫天，霸气十足，实则是抒写诗人自己的抱负及理想。还有就是于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一词，则更是充分地凸现了诗人的凌云壮志、阳刚漫天和霸气溢露的特征。“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列举了五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封建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及成吉思汗，然而在词人毛泽东眼中，他们的文学才华都不怎么样，他们的文治武功也略带有几分轻鄙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俱往矣”，真正的“风流人

物”，真正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得“还看今朝”，即以诗人为代表的中国工农无产阶级，表现了毛泽东惊天动地的不同凡响的伟大抱负。

三、语言白话而又不弃用典，文白相兼。毛泽东的诗词，形式上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是内容却是新时期的东西，总体而言是属于新时的范畴。语言也自然以白话为主体，用白话语言抒写新时代的新景象。比如于1961年写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两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完完全全的白话文，和平常说的口语没有任何区别，通俗易懂，让人很容易理解。只是诗句言约义丰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无限风光在险峰”更是充满着哲理，富有思辨色彩。还有其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初一看，不像是诗句，倒像是在随随便便地问一个人话，和一个人对话一样，极其地易懂，明白如话。但是，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不少的地方用典，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就有七处化典。“起苍黄”自于《墨子·所染篇》“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龙盘虎踞”即“虎踞龙盘”，则自于《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孙权论南京形势时说，‘钟龙蟠，石承虎踞。’”“慨而慷”自曹操的《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穷寇”自于《孙子兵法·军争》：“穷寇勿追”。“沽名学霸王”自于《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为了博得一个“仁义”的虚名，多次坐失良机，放走了刘邦，最终于垓下被围，自刎乌江。“天若有情天亦老”自于唐李贺的诗《金铜仙人辞汉歌》。“沧桑”即成语“沧海桑田”的简用，自于晋葛洪的《神仙传》卷七“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为桑田。”用故于诗词中，增添了诗的文学性及含蓄美。毛泽东的诗词融白话和典故于一炉，文白相兼，实现了完美的表达效果。

（四）毛泽东的诗词中充满着竞争意识，歌颂遒劲，赞扬力量。比如《沁园春·长沙》里的“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等等。“百舸”在江中下相互竞赛，争先恐后，充满着竞争意识。“万类霜天竞自由”说万物都在秋天里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挥斥方遒”则是直接在说“同学少年”奔放有劲。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是说在江面上连航船都很艰难进发的浪涛中，我们却以在这种波涛汹涌的水里游泳为乐。实际上是在歌颂我们的生机，活力，是在赞扬遒劲和力量。还比如说《采桑子·重阳》中的“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诗词中充满着竞争意识，歌颂遒劲，赞扬力量。如果论其缘由，我想还是毛泽东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其人生经历的自然显露。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并且它极力主张采取“武装割据”的革命路线，主张“工农武装暴动”的革命方式。比如说还有“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等等。毛泽东思想观念存在着这样的主张，用语言组成的诗词也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这一主张。还有毛泽东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而且他的前半身都处于战争之中。革命和战争本来就是各种力量的较量。这种人生经历固然对毛泽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观念的源头上铸造着，并从其诗词中显露出来。

（五）描写和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热情。如《沁园春·雪》中的上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词人毛泽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成了一幅很美的北国风景图。“江山如此多娇”不仅引起了“无数英雄”“竞折腰”，其实对毛泽东也何尝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呢？而且可以说是具有莫大的魅力。这种魅力让冉来自于词人心底的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如《沁园春·长沙》里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是多美而又多招惹人注目的“湘江秋景图”，词人看到这幅画后不禁流露出了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便有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说主沉浮？”这样的感叹及叩问。

（六）心忧天下，系心于民。比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其词中的“起宏图”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架设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江大桥一旦落成，被古时英雄叹为不可逾越的“天堑”长江，也会变成为畅通无阻的大道，使南北的经济文化交通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促进全国的繁荣昌盛。二是要在山峡建立起一个水库，控制江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就是要在长江的上游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水坝以拦住上游的水，使高峰蔽日的山峡出现一个波平如镜的大湖——山峡水库。一旦“宏图”实现，“天堑”变成往来频繁的“通途”湍急奔流的山峡变成波平浪静的水库，从此汹涌澎湃难以驯服的江水也只得乖乖地为人类服务。这是一个震惊古今中外的奇迹。这首词写于1956年，此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我国也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又到底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了当时的特大焦点。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毛泽东当然也在思索着这个重大问题。他时时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他刻刻都在想着人民，心忧天下，系心于民。再如《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磅礴大雨如注幽燕大地，海面上波涛汹涌，出现了极多的美丽的浪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却“一片汪洋都不见”而看到了“秦皇岛外打鱼船”，这表达了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的时时刻刻地把民系于心的民本思想。退万步说，如果毛泽东不是时时系心于民的话，他能够在这种壮阔的海景之背景中去发现秦皇岛外的打鱼船吗？答案是否定的。系心于民是词人毛泽东心忧天下的具体体现，心忧天下则是伟人毛泽东系心于民的总导航。

（七）写景、抒情和言志三位一体，融为一炉。景中含情，景中寓志。情中有景，情中显志。志在景里，志在情中。几者水乳相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的诗词通常是先写景，后抒情言志。比如《沁园春·雪》的开头描绘的是北国的雪景，接着抒豪情，评估论今，词末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点明全词词旨，点出了词人的壮志。《沁园春·长沙》首先描出了“独立寒秋图”和“湘江秋景图”，继而借景忆昔“峥嵘岁月稠”词末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问而结尾，巧妙地回答了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都是沿着写景，借景抒情言志这一条线在运作。再如《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上片写的是西北秋天天空的景象，后两句在这基础之上抒发了以世人为代表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英勇抗敌的豪情。下片描绘的是胜利欢快的景象，后两句在景的基础之上言出了诗人认为工农红军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能够带领工农红军成功走向革命成功的鸿志。借景以抒情言志并把三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大特点。

（八）在战争中描画战争。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在革命和战争中度过的，因此其诗词也多与战争有关。1935年，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岁，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娄山关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北部，万峰插天，中通一线，是由四川进入贵

州的要道，是个重要的隘口，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路过于此，并在战争中写下了这首词。激战后的遍地硝烟，血迹斑斑，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战场上。毛泽东又如绘画高手，寥寥几笔便将那幅激烈的战争场面绘画得淋漓尽致。“马蹄声岁，喇叭声咽。”是在说红军的进军场面之壮阔，速度之快，号角之响亮，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还有，比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钟山风与起苍黄，百万雄师渡大江。”说急骤的革命暴风雨使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长江天险，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偏重于战争中渡江的壮观场面。另外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诗人说应该继续鼓起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斗志，趁机追击国民党反动派这些穷途末路的敌人，不要学那贪图虚名放纵敌人而的造成自己失败的西楚霸王项羽，侧重于说战争的方略思想，即艺术地体现了他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的战略方针。

（九）忆古说今，重在评今。毛泽东诗词中有多处忆古，比如《沁园春·雪》一词中就列举了五位有名的封建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诗人对他们的文韬武略都惊醒了评说，而重在表明了诗人对他们的一片“惜”情之上，因为他们都“俱往矣”。忆古而评今，又把重点放在评今，几词末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过去了，数一数既能建功立业而有文学才华的人物还得看今天的革命英雄。这宣告着工农无产阶级主宰祖国壮丽河山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再如《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了东汉末年曾经叱咤风云的魏武帝曹操到过并在那里吟下了千古名篇《步出厦门行·观沧海》的地方，油然而生怀古情节也就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并且，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具有某些相同处。他们俩身处的自然环境“萧瑟秋风今又是”则大致一样。难怪会缅怀魏武帝。只是，他们则又“换了人间”。“换了人间”四个字不仅点出了不同时代，更是强调了不同的社会，同时也点出了全词的词旨。而且重点强调的是今。今非昔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的中国的命运已经真正地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这里通过对魏武帝的追忆，进行今昔对比，巧妙地凸显了“今”的“换了人间”这一全词的主旨。

第五篇：读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从问题出发

——读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作者：韩毓海 《光明日报》（2016年07月05日 11版）

【经典重温】

毛泽东同志曾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毛泽东同志最初全面领导经济工作，始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遭受错误批判，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专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当时所面临和要解决解决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酷，那便是由于敌人对于苏区的封锁，苏区的“盐很贵，而且有时还买不到，同时，谷价的波动十分剧烈”，这使得苏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发表讲话，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算账说，由于私商垄断苏区进出口贸易，结果一担谷子运出苏区，私商就赚了7倍的价钱，而私商在苏区外买盐一块钱7斤，运到苏区一块钱卖12两。这种垄断，就是造成“盐很贵，而且有时还买不到，同时，谷价的波动十分剧烈”的原因。为了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建议下，成立了苏区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两个机构，并且发行了300万建设公债，以为调剂局、外贸局的经营资本，从而一举解决了苏区的食盐短缺问题、物价波动问题、货币贬值问题、缺乏资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理解经济工作的呢？他说，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工作是从解决群众的一切迫切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是从解决群众住房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养老送终的问题出发，还是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出发？

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因为党的工作是从解决群众具体的生活问题出发的，是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经济工作的目标，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人的经济学的实质就在这里。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如果不是从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具体问题出发，而是从抽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也许有人就会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苏区打击私商垄断、建立外贸局、调剂局，是“典型的政府干预”。而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是这样指出的：“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布匹，暂时从两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

如果从教条主义的、左的立场出发，有些人也许就不会懂得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如果从教条主义出发，那么，也许另外一些人会说：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发行公债，那就是在苏区搞资本主义。

如果不是从群众的具体的生活问题谋划我们的经济工作，而是空谈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么，就是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样一段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打不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错主意。”

如果离开了迫切的、具体的群众生活问题，空谈西方经济学理论，幻想着用这种理论指导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不但不会使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而且 3 更会丧失真正的铁墙铁壁。毛泽东同志说，“同志们，真正的铁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对博古、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说的，就是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段话讲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