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
(430079)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闫聪慧
电话：***
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
闫聪慧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内涵丰富，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建基本理论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二者在党建战略、党建形式以及党建着力点等方面又有所区别。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成功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党建理论体系。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对于认清当前我们的党情，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使其更好地发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紧紧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基本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党建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其共性是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一）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
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①为此，他提出要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的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②为了从思想上建党，彻底肃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1年5月全党开展一次从思想上整顿党风的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随后在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毛泽东针对执政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时，多次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1978年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在党的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在党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谈到经济调整时，邓小平指出：“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一个更加高度的位置。
（二）重视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毛泽东、邓小平都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阐述了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③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5——86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8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9页
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①1945年4——6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标志着民主集中制日益成熟。
此外，毛泽东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
邓小平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建党方面。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
③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在正确总结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经验，继承了正确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要逐步形成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提出了新时期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时强调树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用人观念，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邓小平制度建党的理念下，我党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作为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④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28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2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3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949年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自满等作风不纯的现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1957年开展的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的纯洁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特别强调党风建设。他说“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在党风建设方面，他提倡全党同志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此外，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纳入党风建设之中，他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二、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不同点
邓小平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创新和发展而形成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二者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一）战略思路不同——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革命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此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1957年特别是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由于党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实践中偏离了八大路线确立的正确目标，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主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内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此后，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二）党建形式不同——从“整风建党”到“制度建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以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依然强调整风的重要性。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
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制度建党。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只有从制度着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进行一系列党的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包括：（1）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2）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3）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4）改革党的工作制度，克服官僚制度。邓小平以改革为动力，对党进行全面改造，实现党建方略的根本转变——制度建党。
（三）党建着力点不同——从反右到主要是防“左”
在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1927年——1935年间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全党长达五年，几乎断送了中国整个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建国以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反“左”防右的思想。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为此，邓小平多次反‘左’，在其努力下，‘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斩露头角。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党建学说，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
闫聪慧（1987.09——），女，河南省南阳市，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第二篇：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实行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为他构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1947年12月25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四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多成分性的思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里，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到了1952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的“三改”任务，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观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注重通过革命改变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第二、毛泽东赞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流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抵触，因而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的理论观点，代表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强调变革所有制，强调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根据列宁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理解，把这个问题同分配制度（工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理解为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一定要破除”，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实现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认为，对于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
“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从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论上，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批判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观。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邓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设计，“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比较分析，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每一次变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正是毛泽东的艰难探索为邓小平的成功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篇：探析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三大特点
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建设清政廉洁政治，使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树立公仆意识，防止和惩治腐败而提出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晶。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精神极为光明伟大，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一、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性质的论述。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组织领导者只能是公仆，两者不能错位。在延安时期，他就反复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后来又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34年1月，他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1941年5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郑重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罪者治罪。”
全国新政权建立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认为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1953年1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这些论述和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以权谋私、贪污浪费和亵权渎职的行为去玷污。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宗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及其政府的显著标志。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旨一以贯之于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为政清廉的办事制度，深得民心。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党员和干部自觉地这项宗旨作为高尚操守，为党树立了崇高威信，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热爱。
二、惩腐肃贪，严厉果断
毛泽东从不把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停留于主张。并认为要清除腐败、永葆党的廉洁品格和队伍的纯洁性，必须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危害党的事业者，尤其是对位高权重、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并绳之以法。这样，才能震慑腐化堕落分子，做到令行禁止并教育全党，“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在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曾先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过中央苏区的反贪污腐败斗争，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亲自参与处理了三起重大腐败案件（1934年熊仙壁贪污腐败案，1937年黄克功避婚杀人案和1952年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化案）。这里，仅引毛泽东处理黄克功案件时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亲笔信就足以充分表明他惩治腐败的严正立场、坚强决心和果断举措。他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实为惋惜，但黄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有如此卑鄙、残忍、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和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军委不得不根据其罪行和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为他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是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行为所致。毛泽东还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戒。毛泽东指示雷经天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宣布这封信。毛泽东几十年前的这封言之凿凿的亲笔信让我们在称颂他震古铄今伟业的同时，对他惩腐肃贪、除恶务尽的举措不得不由衷地颂赞。
每当毛泽东领导开展一项重大的反污腐化斗争之后，腐化蜕化分子必然受到极大震慑，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再次净化，廉政建设效果显著。在处决张子善、刘青山之后的近三十年里，全国未曾出现过类似重大要案。
三、身先垂范，廉洁自律
在廉政建设中，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很具特色。他坚持共产党的章法，决不搞裙带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干部人事工作的腐败不正之风。《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了建国初期他回复家乡亲朋故旧的近20封书信，内容涉及谢绝举荐至亲密友参加工作、介绍同窗入党、推荐晚辈升学、优先抚恤家乡烈士家属和指示地方党政组织按照普通人一样管理他的亲戚等等。他不仅将其办事准则告之父老乡亲，还将处理亲人一般来信的原则告之秘书田家英，“凡是要求来北京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这些珍贵的手迹和谈话记载了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反对任人唯亲，为共产党执政开创新的政风的史实，表明了他高尚纯洁的思想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毛泽东历年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本色。他的卫士回忆：“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他曾对卫士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全国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吃饭定量，连续六、七个月没吃一片猪肉，脚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其身正，不令而行”，领导干部的身先垂范对下级是无声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群众极为关心，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他们特殊。毛岸英从苏联学习结束返回延安，就派他到农村去锻炼，接着又送他去抗美援朝的战场。两个女儿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时，为了不使他们有特殊感，防止学校特殊待遇，家长栏填写了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名字。正由于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以律己的表率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在广大机关干部 自然形成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新风尚，涌现了一心想着全体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艰苦奋斗的铁人王进喜，以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整个社会官风正、民风淳，堪称政通人和。
为不断消除腐蚀革命伟大前途的障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接受党外批评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把开展日常性的防腐倡廉教育和惩腐肃贪的专项斗争相结合，把惩处反面教员和褒奖先进典型相结合，创造和总结出了许多于当今廉政建设仍十分有益的经验。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开拓民主新路，反腐倡廉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无疑增加了共产党人执政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从抵御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研究和实践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始终高扬反腐倡廉的大旗，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第四篇：邓小平思想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原则上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对100多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作出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结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相反，采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同志对此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也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曾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曲折与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和路线的关系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党的八大曾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八大以后不久，党就在指导方针上背离了八大路线，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八大路线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错误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我们终于从迷雾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
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广网 08月05日 11:3
4江泽民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
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注释：这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第五篇：浅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浅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摘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过程中, 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 透辟分析了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最终提出了指导我们摆脱困境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 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原理的一个支点，其理论来源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响，列宁、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响，并且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1． 共同富裕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价值指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因此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1 ]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1 ]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 ]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多年的认识成果,更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 ] 确立了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的地位。与之相联系,邓小平认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规定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社会
[ 1 ]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 ]
2． 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 而不是少数人或阶层的富裕。
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生产不是为了仅仅满足极少数个人的贪欲, 而是要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从而也就界定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应是全体人民, 而不是少数个人或阶层。一方面共同富裕意味着发展生产力, 消灭贫穷。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要求共同富裕, 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发达的资本主国家是富裕的, 但它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富裕, 存在着自身无法克
服的两极分化的严重弊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可能提出的远大目标。1984 年6 月, 他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 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 我国生产力起来了, 也不会两极分化。”他还说:“中国现在有人口, 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可以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 绝大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 按社会主义的分则, 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3．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物质生活是基础，必须有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因此，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但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不能用物质生活的富裕掩盖和冲淡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邓小平在强调物质文明起第一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绝不能忽视，认为只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才能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只有坚持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2]“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成功，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1]“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4]由此可见，精神和物质是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不只是一种理想和道义要求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本质区别, 其中一个根本区别, 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 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动机和实质是剩余价值, 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值, 而工人阶级由于劳动力价值是他们取得生活资料数量的最高界限, 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状况日趋恶化。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会在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业状况、精神生活等整体来看, 仍然趋于贫困, 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增长更快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比, 差距在扩大, 生活水平在下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 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 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产生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这已被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也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的制度。只有在这个制度下, 社会生产的目的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两个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为我国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生产关系前提和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所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所有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而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和道义要求。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 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1985 年5 月, 邓小平在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1986 年9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992 年, 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绝非意味着平均富裕和同
步富裕，而只能是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以同等速度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不允许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思想和主张。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我们知道，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共同富裕的构想，也是建立在他对我国国情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发展规划。再加上各地的自然资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劳动者之间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不可能做到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这就决定了我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渐进历史过程。同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以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一方面，先富裕起来的地区所开创的致富之路、所积累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对落后发展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带动落后发展地区也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他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则体现
了共同富裕的不同的实现层次，与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总之，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时候，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把归宿点放在全体人民、整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共同富裕上，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第277-278页，第115页，第378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25页，第258页，第152页，第36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55页，第78页，第38页，第184页。
[4]张桂岳，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J].江苏社会科学，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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