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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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洞察了各种腐败现象及其危害,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任务、形势和特点,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国外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原则、方针和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反腐倡廉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七年之际,深人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共产党的宗旨来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⑴显然,贪污腐败是同党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宗旨、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历来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自觉地同封建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必须作到廉洁奉公,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邓小平继续和发扬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邓小平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⑵针对“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⑶这一事实,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标准。他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违背了党的宗旨,严重脱离群众而又不能坚决改正,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腐败现象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腐败是人民的心愿和利益所在。为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⑷强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只有坚决反腐倡廉,才能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在实处。

二、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论述反腐倡廉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指出腐败现象是反动阶级的“最好帮手”,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社会基础”。解放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客观上是要把反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强调反腐败是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和国家是否变色的战略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和加强廉政建设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根据不同的情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腐败现象的根源,指出,一方面,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⑸,加上十几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⑹,二是新旧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病日益暴露,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⑺而且有的同志对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不断滋生腐败现象,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性质,无论是从范围还是从数量,无论从手段

还是从危害来看,同五六十年代比,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⑻。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立即彻底改变和消除它赖以滋长的环境和土壤,我们反对腐败的斗争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⑼。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严重注意反腐败问题,“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⑽,告诫我们,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次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⑾

三、加强党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武器,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防止腐化堕落现象的产生,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⑿强调要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艰苦奋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把反对腐败现象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重点。邓小平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要搞好党风。”⒁,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⒂。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⒃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四、实行民主、健全法制是消除腐败的有效方式

毛泽东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求党政干部要遵守法制,运用法律坚决、持久、不留情面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思想,摒弃了毛泽东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的作法,提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建设。鉴于过去“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搞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但住往导致运动的扩大化,打击面过大,象“三反”、“五反”那样,易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人,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间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间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⒅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⒆提出通过法制建设,严明法律制度,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把反腐倡廉纳人法制的轨道,纳入群众的监督,逐步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就可以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无处逃遁。并要求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⒇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反腐倡廉的新思路。

五、强调领导千部要带头自律,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他十分重视从领导抓起,从自己做起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领导机关是领导干部和反腐败的重点,多次强调要“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谆谆告诫我们,要预防那些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要求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的思想,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作反腐倡廉的带头人。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22)。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23)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把廉洁自律与严惩腐败相结合,“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24)邓小平还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25)

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环境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实践中改变着社会环境。因此,要搞好反腐倡廉,就必须搞好社会实践,造就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历来强调党的干部要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既要注重抓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女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26)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27)这既是推进社会健康文明发展和抵制、消除腐败现象的总方针,也是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里,邓小平多次提出“两手抓”的思想,而且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反腐倡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只有坚持反腐倡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办法。当前,只要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就一定会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抓紧大有希望”(28),切实端正党风,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注: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⑿、⒀、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097、14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5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57页。

⑶、⑸、⑺、⑻、⑽、⒁、⒂、⒃、⒅、(2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402、336、327、216、403、46、177、229—230、333、177、215、230、125页。

⑷、⑹、⑼、⑾、⒆、⒇、(21)、(24)、(27)、(28)《邓小平平文选》第三卷第314、290、327、313、379、152、152、306、152页。

第二篇: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摘 要]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新时期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就一贯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使党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一面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抓经济建设,一面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举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腐倡廉思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体制是在旧体制内部孕育,而且是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从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出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位渗透发展的,所以整个过渡的过程呈现出各种心态、观念交织的状况。社会生活也由此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碰撞、摩擦、错位和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和矛盾。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情况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p143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应当体现的优越性之所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78。邓小平又一次从比较中强调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关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争取和利用一切条件来加快发展自己,又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民族特点,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能走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老路。如果党风和廉政建设搞不好,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p164。“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1]p153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着一种“保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二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党风廉政建设搞不好,让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改革开放就要失败,经济建设最终也将被破坏。

(3)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端正社会风气就必然要首先端正党风,这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搞好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清正无私,起表率作用,就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思想风貌。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p812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一贯要求,也是对中国文化中“政者,正也”传统理论精神的弘扬。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他赞成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

总之,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腐败之风已成为人民心头之恨、改革开放之大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无产阶级政权。因此,反腐败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精神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可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的法制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极易诱发某些消极现象,成为产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环境更趋复杂。所谓开放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山门、寨门、县门、国门,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从事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党员、干部同社会接触的范围急剧扩大,交流的渠道急剧增多,相互影响的程度急剧增大。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因此更加直接地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增加了党员干部遭受腐蚀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不能不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疏于防范,就会使党内政治生活带上功利化、商品化的色彩。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做了点工作,或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等;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同志间关系时丧失原则,不是在政治、思想、生活上真诚地互相帮助,而是互相利用,彼此谋利;一些掌权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犯罪道路。

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和“个人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陷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泥沼中,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来追求,从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党性原则和党员、干部应有的形象统统抛到一边,对政治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很不正确、很危险的思想倾向。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赢利,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此外,请客送礼、金钱开路等各种“搞活经济”的现象也会出现,滋长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客观上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提供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计划性一面而言,是自觉的;但就市场调节一面而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经济活动中,一些生产经营者,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执行政策上,往往借口特殊情况而搞所谓“通权达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有时还很严重,甚至纠而复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热切希望我们党消除腐败,端正党风。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群关系不仅是党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任其滋生蔓延,就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邓小平称“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论述各项工作任务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时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毫无疑问,反腐败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p141。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科学确定和把握各项任务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了重犯历史错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确确定了它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反腐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的保证。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的中心。

反腐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建设具有能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保证”作用,即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概括地讲,反腐败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由此可见,反腐败服务于经济建设,不是狭义的服务,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状况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要保持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至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反对腐败。

2.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来看待,而且在工作上必须作为大事来抓,作为大事处理和安排。“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如果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让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这同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会使党和政府脱离人民,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p28。党风廉政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非常形象、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坚持“两手抓”方针的实践中,往往出现抓精神文明及廉政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情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p306,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命题,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要求这两手都要硬,这就把惩治腐败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方针。

3.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斗争,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是长期的斗争而稍有松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可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他还提出可以组织几次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役,狠抓两年,抓出成效。他的这些论述,对形成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长期性,就是指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唯有如此,才能把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政府的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谓阶段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成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战略和策略,符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有总体目标和规划,又分阶段部署实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滚动或发展,由浅入深,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胜到大胜,由局部成果到整体成果。这样就能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4.依靠法制反腐败。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对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首先,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第一,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依靠法制,这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达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其次,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我们党执政后,一度曾习惯于用群众运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酿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反腐败斗争稳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在法制轨道上不断深入。

最后,依靠法制反腐败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依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

1.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反腐败,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将它形容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致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四处泛滥,这样就会使我们党和政府脱离人民,面临失败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他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党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对腐败,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败问题,告诫全党同志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要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及时地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此后,在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反对腐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一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除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但在社会风气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因此,要以反对腐败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三是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就是两点论。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步伐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反对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迈进。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解决了人们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战略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加强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而且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提出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各种监督制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政治中广泛存在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3]p327行为,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p327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固然有思想上的原因,但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尤其要解决制度问题。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例如,为了克服特权现象,对各级干部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和内容等。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p328。他提出,反腐倡廉要从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认为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这里讲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p14716字方针。1992年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时又重申,解决社会上各种丑恶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法律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等问题。

由于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强调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为我们新时期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步入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3.端正了党风,改善了社会风气,密切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能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告诫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当时我们党内的状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遗留下来的消极现象,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想淡漠、纪律松弛、一切向钱看等等消极现象。特别是有的党员干部还存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

作为一个置身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执政党,最容易产生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如果一个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失去了最可靠的政治基础,就会被瓦解,甚至失掉政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队伍现状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才使得我们的党风得到进一步端正,党群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 彭月才

第三篇:当代青年对毛泽东邓小平看法调查思想报告

当代青年对毛泽东邓小平看法调查思想报告

土木0906 罗玉200908141160不久前,我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关于当代青年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看法的问卷调查。通过这次调查,知道了青少年对一代伟人的一些基本看法,但是也看到了很多问题,也许是调查本身的,也许是其他的。不过总的来说,收获也颇丰。

我们这次调查主要采取问卷的形式,调查的对象就是武汉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在调查过程中,就是感觉到同学们对那些基本问题不是很好的选择和回答,这也是我们调查的一个缺陷吧。这说明当代青少年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已逝去的一代伟人的了解也越来越少,他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也渐渐的和前人有所区别。因此我们的调查也应该调查其他阶段的青少年,不仅仅是学生,还有社会上的青少年,以及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看看他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看法,不然结果就太片面了。

从这次的调查问卷分析中,我也收获了很多。关于有关问题和选项的提出,也使自己对毛泽东邓小平有了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看法和认识。先讲讲对毛泽东的看法和评价: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功绩就是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败了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是四万万中国人民不再受压迫,独立自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当然,“人无完人,孰能无过”。也许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样,全盘否定毛泽东。也许他是排挤过其他革命党人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他敢于承担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中国的近代建设特别是近代国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至于邓小平:我认为他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起三落,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共产党,没有对她失望,反而是一心一意为新中国服务,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能奉献的力量。他提出的“一国二制”为中国的和平收复香港和澳门,建立了可能。同样也将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铺平道路。他提出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是中国真正走上了告诉发展的道路。

总之,不管怎样,我们应该以一个正确公平公正的看法去对待毛泽东邓小平。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更加好的见解。

第四篇: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一、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

反腐倡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学习和探讨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克服腐朽思想的途径,他说:“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1954年2月,邓小平在《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中讲到:“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指出党内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使我们党丧失敌情观念,必然会破坏党的团结,会经不住困难和敌人的考验与袭击,从而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失败。[]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提醒全党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要求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监察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讲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逐步予以解决。”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另外,还应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他紧紧抓住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关键,大刀阔斧地整顿由于“文革”的破坏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邓小平列举的腐败现象虽然是在军队中讲话的,但对当时的整风来说具有普遍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集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1982年4月,针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猖獗,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时,他第一次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对外开放,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这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十二大”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随之猖獗。邓小平十分关注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和对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为此他做了不懈地努力。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一定能赶上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现象。”表明了我党对根治腐败现象的坚定信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平息政治**中,邓小平连续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了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表示了他对反腐败工作的最大决心。他还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抓紧一二件大案,透明度高,处理不能迟。”他把惩治腐败能否取得成效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谈话。再一次强调了反腐倡廉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绝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特点的概述

第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是一以贯之的。从1950年一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针对不同情况多次论述了反腐败的思想,这表明他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战略眼光。

第二,邓小平的防腐

第五篇: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初探

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看,这与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深人学习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促进非公有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论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范文大全-www.xiexiebang.com,找范文请到范文大全]

1.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以排斥,在所有制问题上,更是片面追求“大”,求“公”求“纯”,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发展全民、限制集体、消灭个体”的路子。这种公有制一统天下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缺乏竞争,失去活力,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缓慢。其实,在社会主义阶段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也提出过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谈到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企业组织形式,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

中也指出过,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列宁在《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部书记会议上的演说》

中针对当时俄国的情况也明确指出,在经济还极其薄弱的时候,只有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

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合作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强调“老祖宗不能丢”,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他还明确地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指出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这就在所有制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情的需要。

针对我国国情,邓小平指出,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

·,…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且有明显的多层次性和不平’性。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必须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3.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深化改革的需要。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必须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针对有的人担心发展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会冲击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用不着怕。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注人了新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4.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

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任务,高瞻远瞩.甘揽全局,把远大目标与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邓小平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沐发释的战略思想,其中包括承认和利用经济发展扩不丈衡规律,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夹;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证菠.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平均主义盛行,不可能实砚共同富裕,只能是同步贫困。正因为如此,早在下一生代初,邓小平就指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冬易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一不全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又反复强请.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砚“共同富裕”。那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企业敏存在和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5.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社会的需要。

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据预测,近任

丧每年平均净增劳动年龄人口1500

万以上,再加上经济睡制和机构改革中富余人员分流下岗,安置就业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邓小平早在1980

年十二月的山夫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一近年来,随着我们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大批城镇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广开了就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人的就业压力,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则是重要一环。

二、邓小平论如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1.关于发展外资企业。

其次,邓小平主张“要平等互利”,“要让投资者赚一点钱”。过去不少人对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办工厂,最想不通的就是资本家赚了我们的钱。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指出:“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

“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让投

资者赚小头,我们也就得不到大头。

最后,邓小平积极主张利用海外华侨带动大批人员来祖国投资。邓小平1986

年6

月18

日在会见荣氏家属回国观光团成员时谈到: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他明确表示,“我们欢迎海外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邓小平在视察宁波时,说宁波有两大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他多次接见在海外的“宁波帮”代表包玉刚先生,希望他发动一些人来大陆投资。

2.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首先,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针对有些人怕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疑虑,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原则,同时又强调不能搞两极分化。198

4年10

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因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邓小平还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强调要为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护其合法利益。

其次,邓小平指出,对个体私营经济要实行正确引导、规范和管理,要求在这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告诫大家一定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绝不允许非法经营,发“黑心财”。

三、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出发点和标准标准,继续实行鼓励、引导的方针,使之健康发展。否定和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

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应当大胆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同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源于同一目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海外资本和外国资本等。在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积极因素,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众多劳动者、经营者的聪明才智,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邓小平强调,“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

‘三资’企业·

一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明确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仅要加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思想。我们一定要深人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抓住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充分利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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