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第一篇：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实行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为他构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1947年12月25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四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多成分性的思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里，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到了1952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的“三改”任务，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观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注重通过革命改变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第二、毛泽东赞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流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抵触，因而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的理论观点，代表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强调变革所有制，强调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根据列宁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理解，把这个问题同分配制度（工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理解为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一定要破除”，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实现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认为，对于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

“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从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论上，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批判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观。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邓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设计，“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比较分析，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每一次变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正是毛泽东的艰难探索为邓小平的成功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篇：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

(430079)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闫聪慧

电话：***

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

闫聪慧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内涵丰富，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建基本理论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二者在党建战略、党建形式以及党建着力点等方面又有所区别。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成功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党建理论体系。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对于认清当前我们的党情，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使其更好地发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紧紧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基本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党建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其共性是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一）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

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①为此，他提出要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的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②为了从思想上建党，彻底肃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1年5月全党开展一次从思想上整顿党风的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随后在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毛泽东针对执政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时，多次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1978年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在党的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在党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谈到经济调整时，邓小平指出：“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一个更加高度的位置。

（二）重视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毛泽东、邓小平都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阐述了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③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5——86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8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9页

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①1945年4——6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标志着民主集中制日益成熟。

此外，毛泽东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

邓小平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建党方面。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

③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在正确总结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经验，继承了正确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要逐步形成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提出了新时期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时强调树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用人观念，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邓小平制度建党的理念下，我党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作为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④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28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2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3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949年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自满等作风不纯的现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1957年开展的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的纯洁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特别强调党风建设。他说“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在党风建设方面，他提倡全党同志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此外，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纳入党风建设之中，他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二、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不同点

邓小平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创新和发展而形成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二者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一）战略思路不同——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革命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此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1957年特别是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由于党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实践中偏离了八大路线确立的正确目标，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主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内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此后，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二）党建形式不同——从“整风建党”到“制度建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以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依然强调整风的重要性。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

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制度建党。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只有从制度着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进行一系列党的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包括：（1）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2）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3）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4）改革党的工作制度，克服官僚制度。邓小平以改革为动力，对党进行全面改造，实现党建方略的根本转变——制度建党。

（三）党建着力点不同——从反右到主要是防“左”

在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1927年——1935年间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全党长达五年，几乎断送了中国整个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建国以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反“左”防右的思想。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为此，邓小平多次反‘左’，在其努力下，‘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斩露头角。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党建学说，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

闫聪慧（1987.09——），女，河南省南阳市，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第三篇：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第四篇：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引用闲庭信步 的 引用（转载）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引用数风流人物 的（转载）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转载）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历史资料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

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

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

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

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

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

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

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第五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答: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有三个方面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部分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条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前两者的最终目标）。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缺一不可，体现了一系列的辨证关系：

（1）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辨证关系。他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避免了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单一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容易产生的弊端。

（2）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体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一概括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过程与结果之间的辨证关系。他把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结果即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说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4)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首先，邓小平这一科学揭示，为我们坚持，完善公有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为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是实现消灭剥削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要服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作为生产关系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归根到底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转移，并且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因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

总之，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体现的辨证关系，要领会：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把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看作动态过程，即从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动力开始，到解决所存在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基本社会问题，直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在本质论断中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邓小平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方面，说明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困惑等，都与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有关。因此，邓小平本质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Z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答：

一、毛开了个好头

1、大政方针由其制定，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出-论十大关系

2、中共八大召开.提出当前主要矛盾；明确了主要任务；指出具体方针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方针

4、科学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留下四大难题

1、党内中心工作与社会主要矛盾“二元分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岗

2、没有处理好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认为市场经济属“资“

3、没有处理好“十大关系“与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

4、违背了经济规律，强调“多块好省“的大跃进

三、邓小平解决难题（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

1、动力——的本质

2、助跑距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

3、方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