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第一篇：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摘要：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指明了重要的方法，要求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中的两条主线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它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本文就对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一番研究。

关键字：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 ,并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主初级阶段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式方法，同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还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邓小平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三个方面，来研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衰败，社会状况混乱不堪，邓小平领导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毛泽东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观点。他们把制度建设作为我们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不断的实践中，邓小平逐渐意识到，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是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是不可分的，只有二者结合到一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早期，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国家是一个缺乏民主的国家，我们国家处于半封建状态，则这就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并且没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锻炼。这样就说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有国民党的不良传统。对于那些具有以党治国观念的人，就是具有国民党不良传统的代表人物。”可见，邓小平很早就反对“以党治国”的思想。后来，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将民主思想提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来。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主张提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在民主问题提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保障民主问题顺利实施。1978年12月。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法治建设，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时，还要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够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够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他还说：“在人治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律，我们可以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同时，领导人说的话既是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不用随之改变。”这些话明确指出了我国法制建设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强调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我们要将其作为我们党中央重要的基本方针政策，以后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从这些可以看出，邓小平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决心

之大。

接着，邓小平为法制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主要表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方面。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要扩大和发展法律院校，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部分人都懂得法律，我们国家要对公民普及法律教育，甚至是大学毕业之后也要注重学习法律知识。要想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须要有大批的法律院校，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次，同时要将教育、科学、政法等等发面抓紧发展。我们要选拔出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人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军人物，同时与司法部门相关的一些干部，如警察、法官、检察官等等方面的人才，都要积极有效的培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由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指出要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市场经济建设。1995年，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一方面要宪法、法律的制订，另一方面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照法律处理事务。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为我国的长治久安发表了讲话，并第一次提出来“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针。在1992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家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此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被提出。此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被制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在1998年3月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载入宪法，于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全面确立，我国的治国方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包括立法、执法、法治观念的培育等各个方面。立法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让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用法律来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发展和实施。执法，是为了使各种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的形式和途径，以及国家的各种工作，都要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之所以要培养法治观念，是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受领导人的影响，更不会受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响，即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领导力量。要想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培养人们群众的法治观念。“法治”就是法学界的“水治”，民民主和人民主权是它的实施基础，它与“人治”是相反的，它具有其独特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其所表达的观念是法律至上。“法治”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些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我们需要一批具有很强法治观念的人，从而确保“依法治国”得以顺利实现。我们要扩大法律教育的对象，要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够知法、懂法，用法律来约束公民的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为中国人，要自觉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事情，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

三、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它强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要完备；它强调政法队伍建设要加强；它强调要培养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制观念，要加强对每一位中国人的法制教育；它还清楚了指明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都为我国现如今的依法治国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它是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一

脉相传和继续探索和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更加的顺利。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他们更加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工作。他们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要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还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他们下定决心要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终极目标设定为，建立惠及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治。这样就使得我国的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从这个方面看，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为我国建立科学的法治体系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的涵义被明确提出，同时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将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正确应用到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去。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一方面适应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它还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它对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要把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继续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指明方向。

总而言之，邓小平是从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为我过依法治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使我国的治国方略向着更加正确的方向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进行，我国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不断的对其进行探索和发展。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顺利的完成，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将会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顺利前进。

参考文献：

［1］李强 键立;用邓小平人口思想武装头脑 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人口环境[N];中国人口报;2000

［2］李文长;用邓小平教育理论武装教育管理干部[N];中国教育报;2000年

［3］贾云泉;赫宝琪;;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A];高举旗帜 继往开来——吉林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1998年

［4］任从辉;金正一;;论邓小平关于总结经验问题的基本思路[A];高举旗帜 继往开来——吉林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1998年

［5］谭力;是邓小平,不是邓大人——谈谈《面向海洋》中的主人公形象[J];党政论坛;1987年01期

第二篇：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邓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实现法治国家是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有关依法治国理论，指明了在现阶段进行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有民主与人权原则；平等原则；维护法律的权威原则；权力监督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原则。邓小平法治的思想为我国进行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实现法治的目标，明确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民主本质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现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大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选举和决定国家公职人员，并通过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现代民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公民的民主权利、国家的民主体制、政治运作的民主程序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以后，我们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来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指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全部内容都要运作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使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邓小平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另外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

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到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日程上来。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由人治而导向的个人迷信和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不稳定状态，并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关键问题是如何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党和法的关系上，曾经存在着“以党治国”的观念，这是忽视民主的表现之一。为此，早在四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确地说：“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逐步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强调，要理顺党组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关系，理顺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理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权，而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在于领导人同，通过国家机关制定适应和社会发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规，又领导人民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各政党和人民群众依据已制定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从事各项活动。党的政策和主张要来自由人民群众并要通过国家机关进一步集思广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检验而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规，通过组织国家机关实施法律，并通过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也就是通过法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

总之，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奠定了治国方略根本性转变的基石,对我们今天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篇：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管理实践中经验和方法的总体概括。研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知识的学习，使我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充分感觉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本人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现针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层面进行初步探讨。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可分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两个层面，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和总体管理;微观经济管理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自身的经营管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加强宏观调控、搞活微观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精辟论述。就个人理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强调宏观经济调控

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就是指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把宏观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1、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基本观点，首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来确定经济建设规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这表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努力扩大经济规模，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来安排经济基础建设，不能一味地盲目冒进。如果不管不顾我国国情，忽略了

1客观条件，仅仅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只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在上个世纪长期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没有切实贯彻均衡增长理论，导致了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前的历史状况造成的。由于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有经济基础的限制，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中很难在短时期改变这种状况；二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造成的。由于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导致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而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等的发展，造成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其他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三是左倾思潮的影响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发展到了极致，严重破坏比例平衡，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总结教训看出，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分析得出的重要理论。

2、将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国家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全局与局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妥善解决矛盾，必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权威。邓小平同志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等，这就要求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克服不足，避免生产失衡，另一方面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利于国家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在给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央权威。如果片面强调自主权，削弱中央领导，只会导致经济混乱。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还阐明了中央权威的内涵和如何保持中央权威等问题，他认为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代表，肩负着发展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事业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为保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使中央保持权威的基础必须是正确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什么时候中央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在经济建设中产生实效，中央权威也就树立起来了。

3、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和作用。因此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发生转变，由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者和生产经营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服务者和宏观调控者。邓小平同志曾针对我国经济管理的实际状况作过多方面论述，强调政府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直管不仅管死了企业，还造成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失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经济信息，从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节市场秩序，借助利用管理组织和手段处理市场上经济矛盾和纠纷，维护市场活动的合法性，保护企业、公民等的正当权益，保障良好的市场环境。总之，必须将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从而搞好宏观经济。二是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应该是由中央行使调控权力，重点把握大的问题和前进方向，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该转向宏观调控，明确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问题，调节社会供给平衡和需求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外部环境。三是从过去的“死管”到现在的“活管”。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管得多管得死，企业缺少自主权，缺乏生机和活力，国民经济也就越来越穷。如果继续死管下去，只会扼杀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积极性，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这就要求对企业必须活管。所谓活管就是指政企分开，把生产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地参与市场竞争，有效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政府完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二、注重微观经济搞活

我国对微观经济管理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的发展不好，工业和其他

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农民摆脱不了贫困，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摆脱贫困。长期以来不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锅饭”的管理方式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一个飞跃。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将劳动报酬与产量联系起来，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管理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二个飞跃。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邓小平同志还认为我国各地区的条件存在着不平衡性，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很长的过程，需要慎重行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第二次飞跃，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实际，就如何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活力这一问题，明确指出要改革企业的管理方式。

1、落实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同志指出，传统国有体制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有效的责任制，而加强责任制是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途径。要将权、责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此外他还要求，“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等，必须要有具体措施作保证。其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其二“要严格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其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这些有关加强责任制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

2、按照市场经济需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换经营机制条例》中，邓小平同志详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方面与内容，必须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①自主经营的机制。转变经营机制核心是使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力，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企业的行为。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相应的决策，那就谈不上自主经营，更谈不上如何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了。

②自负盈亏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企业是个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可能盈利或者亏损，可能发展或者被淘汰，因此企业要为自己的企业行为负责。企业自主经营后，这种风险就应由企业自己来承担。③自我发展的机制。企业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动力机制，用以保证企业在生存、改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动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企业改革的方针就是要求企业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所谓自我发展，不再是像过去靠政府推动和支持来发展，而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发展。自我发展的力量，一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竞争和国家宏观调控，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资本积累和其他各种要素的合力，特别是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此企业必须要有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动力机制，以便于企业的自我发展。④自我约束的机制。因为市场复杂多变，再加上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不断冲突，这就要求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善于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理顺企业内外各种关系，使企业的各个部门、科室、车间和企业员工等能够时刻保持在最佳位置和状态，彼此之间能够做到互相信任，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依赖，才能确保企业充分发挥整体功能。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成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企业管理中的一场革命，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企业管理改革思想内涵。机制转换的贯彻实施，增强了企业活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视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因素。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企业管理中的制度、技术和人的因素问题非常关注。

（一）制度因素。首先，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企业改革只能改革企业的管理形式而不是改革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企业管理改革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管理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

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所以我们实行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使党摆脱日常事务影响，更好地改善加强党的领导。最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在企业改革中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鼓励工人阶级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努力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积极协助企业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技术因素。在企业管理中技术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企业的思想中，他认为国有企业在引进技术进行改革时，必须首先确保引进的技术是当今最先进的，否则难以使企业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引进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定要用先进的方法来管理，“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济方法，先进的定来管理。”最后，引进的先进技术“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也就是说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要有创新。

（三）人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卡住”。这一关于培养合格工人和提拔管理人才的思想，反映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也是在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点充分反映出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

综上所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宏观和微观两大管理层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但总体来说，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管理问题的论述更加侧重宏观经济管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是从政治角度来论述经济管理，始终把握着全局性和整体性，因此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同时，邓小平同志总是从宏观上谈经济管理时紧密联系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宏观思想渗透进微观经济问题，微观思想又融入并体现出宏观管理思想。因此，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以宏观经济管理为主，微观经济管理为辅，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充分体现出了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

第四篇：法家“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商鞅变法二跃为战国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灭六国而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浩荡帝国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论”“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思想。刘邦的重臣、汉代思想家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法家一断于法，赏罚分明，此其所长也。但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伤害至亲，伤恩薄厚。”这样一种思想，导致大众多对法家存在一种偏见和批评的态度，把法家与严刑酷法划上等号。而本文旨在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和标准探究和评判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以求其当代价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这是与儒家的仁爱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家认为人性重利，在价值哲学领域毫不避讳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而强调“依法治国的功效性，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正如高洪钧先生指出的：以现代民主的立场来观察，人们无疑会指责这些法治措施过于专制独裁。但是，如果考量历史的具体情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处。对于当时的混乱局面来说，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是达到社会有序状态的有效措施之一。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战乱时期，较为强大的王权、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都是颇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各国的激烈竞争和斗争中，秦朝经过商鞅变法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注重法制建设，形成了律、令、制、诏、程、式、课、法律答问、廷行式等多种法律渊源，而这些法律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秦律中还有不少关于督促和惩治不依法办事的官吏的法律条文。开创了法制统一的大好局面。关键词：法家 依法治国

一、法家概说

1994年出版的《诸子百家大辞典》对于法家的界定是：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的先驱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子产，实践创始于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治理论。在政治上，法家主张废分封、行郡县，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加强君主集权，打击旧贵族势力，用厚赏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经济、军事上，法家主张废除井田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张禁止儒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历史观上，法家有着较为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总的趋势是“今胜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时代性，统治者应根据当时社会的实践情况，不断地调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在认识论上，法家较为注重实际，主张以公用检验言行，反对虚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强调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社会历史论，在当时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是多大的创举和进步。而法家“务实、注重实际”的观念对当今社会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是法家产生的条件和基础。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分离。西周礼治体系的实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护礼；一是教化扬礼。而在西周的礼治体系中，“刑”是维护“礼”的手段之一，当时并没有独立、相对稳定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原则，“刑”是依附于“礼‘’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经济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转化，新兴地主阶级产生；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兴，七雄并争。其它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家纷纷立言著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政治主张，批判其它学派的思想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众多的学术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两家。儒家代表传统的旧贵族势力，主张“礼治”，是为“保守”；法家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力倡“法治”，是为“革新”。春秋战国之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须抨击保守的礼治思潮，儒家要复古，实行礼治，就要进行积极的反击，批驳法治主张，我们将这样的争论成为礼法之争。法家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礼法论争的背景下进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国”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当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我们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不能用当下的眼光、是就爱哦和”理论思维“去评判，而是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去分析和发现他们思想的进步性，发掘他们理论思维的要素和精华，以便把这些精华部分转化为我们当代理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发扬光大。1.法家所说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废私”是法家“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法家把“法”说成是公平正直的，他们认为法是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法家认为法代表国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他们称个人利益为、；私“，国家整体利益为”公“，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法”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两者势不两立。法家认为各种人都有各种私，私是乱的根源，任法即实行“以法治国”乃能严私，不任法即不实行“以法治国”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则法度侵，法度行则私道废”。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响，认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认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从“道中”派生，而必须借助人的主观努力，人首先发现、认识客观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总结出恒常、公平、无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质或现象表现出来的“道”的特点，因此要求人君治国要以“道”为准则。而在韩非看来，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则不一定是良法，取决于立法者对“道”的选择和运用。2.社会进化的历史论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5]。”（《商君书.更法》）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则功寡。（《商君书.算地》）

在商鞅看来，法和时代相宜才能实现治国的目的。

法家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社会当然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贯穿于政治领域，就要求“法与时转，治与时宜“。在法家看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因为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虽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规律而值得继承的地方，却也往往会出现不适应新情况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规，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国家强盛，就得”变法“，审时度势，锐意改革。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图，人们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恶害，并认为人之喜好与厌恶是赏罚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们好利恶害之心对其加以控制。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利益关系，因而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觉地为国而耕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种观念可能过于野蛮。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岁都承认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张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韩非却不承认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过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

市场机制这的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确实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国家主义为背景的政治家，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讨论，多含有政治的意味，为国家利益服务，在诸侯争霸的战乱时期利益可以激发斗志，但是在秦统一六国后，在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中，百姓需要一种更加人性和平缓的政策来休养生息。而且以利为核心在统治集团内部运行，必然滋生腐败。承认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国家的治民之道必须因时而宜。4．务实功利的价值论

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侯征战的社会现实，要想不被其他诸侯国吞食并最终完成统一霸业，必须富国强兵。在务实功利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法家强调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定和国家强盛。

何勤华先生指出，法家关于法治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国“，是要以公开、公正（当然这种公正也仅仅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的成文法制度来反对奴隶主贵族擅断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论中，对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第三，法家在强调法治时，已经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须是顺应时势、顺应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论，是中和当时各个诸侯国变法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仅创设和鼓吹法治的理论，而且还亲自予以实践，因此他们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而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强调用实际效用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而摈弃一切空谈。由于务实功利、注重现实，法家清楚地看到，强力主宰着整个社会，所以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并把是否有利于农战的功效作为法律赏罚的依据。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富裕强大，避免被吞并，法家争对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着眼现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实，当代的世界也是一种“新战国时代”，世界各国都力求富强，在当代世界“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时有抬头，因此，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以及法家实行“以法治国”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的基本观念，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秦法家所处的时代迥然有异，但当今国际关系较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则极为相似：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实力竞争，各国都在为富强而奋斗，一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事物的处理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别国更强的综合实力。中国更是这样，要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要想顺利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途径。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而知识和科技创新则是关键。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推动和保障国家经济、国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促进知识和科技的不断创新，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6]。

五、综述

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经商鞅变法走向统一的道路，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是不可磨灭的创举。但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治国之道进行调整，以适应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只是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学者及相关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汉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线：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是导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对于秦朝的专制统治和严刑酷法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过，亦或是“依法治国“治国？

但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社会进化历史论，注重实际，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体系，国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国”；而另一方面，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国”和“仁爱教化”也是同时需要的，“外儒内法”也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长期沿用的治国方针。就如“文治武功”一说，我们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还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鉴，寻求怎样才能国富民强。“人性恶”的争论也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控制和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自利倾向。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实践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来说，“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研究，不在于从众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对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法家思想亦是。

参考文献：

[1]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页.[2] 《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3] 《诸子百家大辞典》，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页.[4]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5]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3页.[6] 时显群：《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页.

第五篇：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徐会展 ]——(2004-12-8)/ 已阅15195次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 徐会展

内容提要：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民主；法制；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建成有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其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是发展问题，即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的首要保障，便是民主法制建设，即创造一个稳定、健康、有序、向上的社会环境。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一、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文革”后，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文革”后濒于崩溃的经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了毛泽东的经验，并深刻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重于其它建设，注重制度建设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践中，邓小平渐认识到，法制是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从而把民主与法制结合到一起，开创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时，我们不能抛开他早期的民主政治思想。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党派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这时称为“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是，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他分析说：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体现。”可见邓小平很早便认识到了“以党治国”观念的错误与危害性。这也促使了邓小平对民主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确立了其民主思想的中心地位。

邓小平先是提出了重视民主建设的问题。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了一些，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

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在邓小平的主张下，三中全会明确了一个根本认识，即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民主问题提出后，接着便是怎样保障民主实施的问题。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2月31日邓小平在其著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论述指出了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还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在人治的条件下，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而这些是很不好的。因此，“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着些。” 1980年1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从而明确指出了发展民主与法制是我们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同年8 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昵？”“斯大林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中指出：“要继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许有任何动摇。”这些表明，邓小平已深刻地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并坚定了实行法制的决心。

邓小平还重视法制的效果,关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1980年,他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法制观念与人们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年青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素质太差。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他的这一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理论指导了全国普法运动的开展,并日渐显出成效。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成立了政法委员会,普法领导小组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形成了“打”,“防”结合的整治社会治安格局,保证了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邓小平还意识到了在法制进程中人才过设的重性。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法律院校要扩大,要发展。``````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对办法律学院注意。在一些国家，大学毕业以后还要学习法律专科。经济发达国家领导人当中，很多人是学过法律的。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扩大，发展法律院校。”邓小平还指出：“搞经济建设、搞教育、搞科学、搞政法等等，应该说，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的，懂得法律的，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思想，是新时期，新世纪适应改革形势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根本要求。遵循这个要求政法队伍出现 了一大批严格执法、公正廉洁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人民律师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这些为我们完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的决议》中，邓小平指出：“必

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的强大武器。”在他亲自指导、主持起草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强调：“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他更是突出地把“高度民主、法制完备”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加以阐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国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焉，有了很大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江泽民指出：“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范办事，这些都 是市场的内在要求。”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又讲，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来保障市场经济的运和，把市场经济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江泽民指出，党既要领导宪法、法律的制订，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就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同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

此后，在对“依法治国”内涵的不断深化理解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变为一项全新的基本国策。1998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这项内容载入宪法，这标志着全新的依法治国思想的确立，我国完成了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依法治国”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确立后，我国进入了落实和完善这一基本国策的新阶段。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如既往的更加重视立法工作，各级具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政府也积极参与法制建设工作，并加强了对立法工作的管理监督，保证了立法质量，制定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法律法规。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主张，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是对法治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特别是重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立法保障工作。把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决心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为惠及全民的法治，更加明确了我国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为科学法治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人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完

善和全新发展。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论述，指明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上宪法和法律，客体是国家事务，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并使其具有极大的权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质涵义差别极大。“法治”即法学界所说的“水治”，须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为基础，与“人治”相对立，是一种独立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体现着法律至上的精神观念；而“法制”则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即法学界所说的“刀制”，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既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法治”则为动态概念，即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现代法治的内涵和价值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准确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发展和观念的提升。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就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权、治理国家机器的本质，《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依法治国”概念加 以具体化的阐释。“依法治国”思想最终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针对十五大以来德治弱化的情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执行难”和“钻法律的空子”等问题，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法、治建设，属于政法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完善和补充。首先，立法需要以道德为基础。法律道德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认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也应是先进的道 德规范。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信仰，从而获得顺利实施的可能。其次，执法也需要以道德为基础，公正、准确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当、及时地裁决办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素质。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滥用权力，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提高执法者的道德素质是保证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径。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一个法治社会，守法应当是法律实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规范只有在转化为大多数人内在自觉时，才能达到法的自觉遵守。道德素质高可以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尊严。道德素质低就可能不自觉守法，逃避法律监督.在社会调节手段、社会关系调整方式上，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结合的好，则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结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础，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会事倍功半，不以达到预期效果。

总之，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奠定了治国方略根本性转变的基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继承中又不断的加以探索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