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精选）

第一篇：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精选）

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

周发源 王国宇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 设实践中，形成了卓越的领导思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近２ ０多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进行了大量探讨，取 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综合分析，对于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推动领导科学的 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领导艺术的涵义存在较多分歧，本文 在评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同时，对其领导思想、决策思想、管理思想、领导方法等亦作相应的述论，以求比较全面、系 统地反映本专题的研究状况。

一 两大阶段及主要成果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 大。这是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起步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后，邓小平在主持和领导全党批判“两个凡是”、进行真 理标准的大讨论，以摆脱长期以来“左”的干扰和束缚，推 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思想的研究也在此基础上起步。但在这个阶段 的前期，邓小平理论正处于形成阶段，因而对邓小平领导艺 术、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并不十分明确、集中和系统，其成果 往往渗透在对邓小平哲学、经济、改革等思想的研究中。如 《人民日报》的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政府 的新风格》（1）等文章均从侧面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 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中国政府的务实作风进 行了论述。１９８３年，随着《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 ９８２年）》的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邓小平文选》 的热潮，在当时发表的２０００多篇有关学习心得体会中，许多文章在结合实际谈心得时，实际上比较明确地论述了邓 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２日《解放军报》 刊登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同月１５ 日《人民日报》刊登秦基伟《解放思想的先声，坚持真理的 楷模》，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符合历史发展必然的正确决 策》、《宽阔的胸怀，科学的态度》、《注意在“新”中求 “实”》、《开创新的历史的重要决策作用》、《总结党内 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勇于破旧立新》、《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紧紧抓住历史链条 的中心环节》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对邓小平无畏的胆略、宽 阔的胸怀、深远的政治目光、求实的作风以及勇于创新的精 神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以说，它们是构成研究邓小平领导艺 术与思想的第一批成果。

１９８３年２月，李铁映在《科学管理研究》杂志上著 文《决策有哪些类型》；同年底，刘吉在《社会科学参考》 第１１期发表《现代领导艺术》一文。此后领导科学日益被 理论界重视。同时，随着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步步深入，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有关研究全面展开。１９８ 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国法制报》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决策———学习邓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设，一手抓 法制”思想的体会》，１９８８年《决策与信息》第１期的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决策思想初探》，是国内较早明确论述 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文章，但两文均是从某一具体方面来论述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从整体上直接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艺术 的成果直至１９９０年才出现。是年，林建公《论邓小平的 领导实践和领导艺术》、马自立《“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显著特征》、张永武《邓小平新时期领导艺术 初探》，是国内首次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论文。同年 １２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卜晓业、林建公主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一书，该书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根本宗旨 是为人民服务，精髓是实事求是。同时，该书突出阐述了邓 小平的勇气、魄力和敢于领导、善于领导的才能，并分别从 决策、创新、善任干部和运筹等不同侧面阐述了邓小平领导 艺术的基本内容，尽管该书在理论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在当时国内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成果尚十 分薄弱的情况下，卜晓业、林建公率先推出了这一开拓性成 果，对国内理论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第二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来。１９９２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以此为契机，全国再次掀起学习、研究邓 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从而也把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研究 队伍扩大。前阶段直接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与思想的人很少，而此阶段至２００１年止，据不完全统计，公开著文（论文、著作）的就有６０余人，这还不包括从侧面研究的有关人员。第二，研究成果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或出版有关 研究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论文６０余篇、著作 １０余部。第三，社会影响扩大。前阶段由于研究者少，成 果单薄，未能造成较大影响，１９９２年以后，因大批理论 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参与有关研究，有关论文、专著纷纷问 世，使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不仅成为邓小平理论 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领导科学研究中一项重要 课题。

第二阶段的成果，按其基本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方 面：即邓小平的领导艺术、领导或决策思想、管理思想及领 导方法等。这四个方面的成果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 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成 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１）领导艺术方面研究的成果。论文主要有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卜晓业《抓住时 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丁士峰《邓小平领 导艺术探求》等２０余篇。这些文章有的在总体上论述了邓 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有的针对邓小平领导艺术 的某一特征进行探讨，有的就邓小平在某一具体领域的领导 艺术进行了探索。著作方面，１９９３年汪太理、贺遵政主 编《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从治国艺术的角度对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较全面地阐述了邓 小平治国艺术的丰富内涵。１９９４年丁士峰著《总设计师 的治国运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研究》，该书除对邓小平领导理论、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进行论述外，还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 着眼于大局，精心经营战略；抓住关键，举重若轻；勇于开 拓，力主改革创新；慎重稳妥等领导艺术特征进行了论述。１９９５年牛力、倪齐生主编《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战胜：邓 小平国家安全指导艺术》一书，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研究 了邓小平国家安全指导艺术，颇具新意。

（２）领导思想、决策思想研究的成果。论文主要有原 钧的《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杨义青《论邓小平决策思想》、罗小凡、周发源、罗宏全《论邓小平决策思想 的基本特征》、邢代富《邓小平决策艺术的辩证思维特征》 等１０余篇。著作方面，１９９２年李敏生、张品兴主编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对策》，该书分别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一些重要决策思想；１９９６年由孟继群等著 《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着力阐述了邓小平新时期的领 导理论与实践最基本、最富有时代特色和各级领导干部最需 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对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征、理 论贡献分别作了概括，对领导本质论、领导认识论、领导主 题论、领导体系论、领导法制论、领导决策论分别进行了论 述，最后着力论及了领导政党论，认为归根到底要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１９９９年周发源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 亦从六个方面对邓小平的决策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是 第一部系统研究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专著。

（３）管理思想方面研究的成果。从领导学视角来研究 邓小平管理思想且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并不多见。１９９１年 陈玉金著《邓小平国家管理思想研究》，该书对邓小平国家 管理思想的形成、方法以及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教育、道德等管理思想进行了探讨。１９９６年刘吉主编 《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部论文集，内容涉及到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形成、特征、实质、目标、原则与任务，以及邓 小平管理思想的风格与邓小平行政、经济、科技、教育、人 才、文化、军事、意识形态等各具体领域的领导思想，它大 体反映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理论界对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 的全貌与水平。此外，张文寿主编《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 究》、余太和主编《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等亦对邓小平的 管理思想作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４）方法论方面研究的成果。要把握邓小平的领导艺 术与思想，就必须理解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邓小平思 维艺术的创造性特征。这类成果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包遵显主编《邓小平领 导思想方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杨春长著《邓小平治军 方法研究》，周毅之著《邓小平的思维艺术》，丁士峰、赵 小芒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金羽 主编《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是这一领域研究的 主要成果。其中，《邓小平的思维艺术》对邓小平的思维框 架、新思维体系、战略家的运筹风格等进行了全面阐述。

除上述四个方面的成果外，还有一类成果亦可看做是研 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相关成果。即有关对邓小平智慧、谋略 之类研究的成果。如南俊英主编《邓小平治国韬略》、蔡祖 鹏主编《邓小平智慧论》、曹应旺主编《邓小平的智慧》以 及向阳、凌云等编著的研究邓小平经济、军事、人才等谋略 丛书。这类成果尽管不是直接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成果，但它们从不同层面对邓小平领导智慧和谋略的描写与研究，亦是我们在综述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类成果大多可读 性强，具有直观、通俗易懂的特色。国外及港、澳、台的 有关成果。这类成果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知之甚 详，但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可从金羽等主编的《海外人士心中 的邓小平》一书中略见一斑；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的可 从《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第二版）和金羽主编的《评 述邓小平的一生》中观其大略。

１９９２年以来，对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研 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 些不足：一是雷同多，有价值、有说服力的高水平的成果少； 二是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全面、深刻论述的成果不多，不少 文章还停留在原则分析上，缺乏深入、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二 主要观点及存在的分歧

1、关于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

总体上看，学术界普遍认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他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基本问题的结晶，既反映了领导科 学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格。但在具体 的论述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有论者认为，邓小平的领导风格与艺术在符合科学性的前提下，具有无畏的胆略、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敏锐的洞察力、“柔中有刚，棉 里藏针”的个性特征（2）；也有论者认为，着眼大局，精心 经营战略、抓住关键，善于举重若轻、善于开拓，力主改革 创新、慎重稳妥，过细地做工作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特 征（3）。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善于从全局思考和处理问 题、勇于开拓进取、坚持按唯物辩证法办事、坚持走群众路 线、讲求工作实效（4）；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亦认为，具有战 略意识、善于从全局上谋划和指导工作、无畏的革命胆略、创新的精神、辩证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务实的作风等是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特色（5）。

上述观点实际上大同小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畏的 胆略、务实的作风、勇于创新开拓、深谋远虑、着眼大局、柔中有刚、举重若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等是邓小平的主要领导艺术与风格。也有些论者把注重制度建设，具 有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等特征视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 风格。还有论者将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与治国方略的完整性、治国实践的群体性、治国思想的人民性、治国思维的开放性（6）视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把 它们视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哲学基础，应该说更具科学性。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我党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我们只 有在对比研究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领导艺术特征。国 内在其他对比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相关的成果，但把邓小平与我党其他重要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综合起来从领导科学的 视角进行全面、深刻分析的成果，显得十分薄弱。海外有关 人士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如戴维·W·张（美）认为，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 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于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底的 对抗主义者。”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不把自己的意见强 加于人，这一点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大进 步”。“周恩来在与其对手的接触中多用说服的和间接的方 法，相反，邓小平总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对手。周恩来是一 个调停家，一个仲裁者，而邓小平却是一个野战军战士和独 立自主的计划者”（7）。这些成果虽然很分散，而且他们研 究的目的、观点、方法亦与我们显然有别，但我们以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这些评论，吸收其有益的思想材料，然 后在对比研究中加以扬弃还是有必要的。通过这种对比研究，使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我党伟大人物的领导风格艺术的异同，及其给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

2、关于邓小平的领导思想

大多数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冒，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等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主要特征。但由于研 究视角的差异，因而在内容与表述上亦存在较大的区别，主 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的领导思想具有实事求是、发 展创新、善于结合、完善制度、高瞻远瞩五大特征（8）。第 二种观点认为，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包括领导实质观——— 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决策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领导方法观———解放思想、敢闯敢“冒”；领导体制 观———靠制度治党理国兴业；领导素养观———干部“四 化”方针（9）。第三种观点认为，领导就是服务，只能是人 民的公仆来领导，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基本的领导方法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等，是邓小平领导观 的集中体现（10）。第四种观点则把邓小平领导思想概括为 七个方面：一是领导本质论———领导就是服务，二是领导认识论———实事求是，三是领导主题论———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是领导体制论———领导体制更 具有根本性，五是领导法制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六 是领导决策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七是领导战略论———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1）。此外，也有些论 者认为，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注重大政方针，善于从战略 高度实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领导，注意人民利益，把 “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作为领导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等都应视为邓小平领导思想 的基本特征。

学者们在论述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时普遍认为，“领导就 是服务”是邓小平深刻揭示领导本质的精辟之语，“服务” 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时代责任决定的，“服务”的本质 至少应包含三层意义：能影响和带动群众；能对事业开拓创 新；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合理利益需求，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领导思想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其涵盖的领域构 成而言，涉及到政党领导思想、经济领导思想、文化领导思 想、科技领导思想、教育领导思想、行政领导思想、军事领 导思想以及外交领导思想，等等。有关学者在研究邓小平的 领导思想与艺术时，对上述一些问题亦进行了适当的探讨。有的论者认为，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最佳比例，建立 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精神，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超常胆略，独具匠心的“慢”、“粗”、“宽”策略，是邓小平统战艺 术的四大特征（12）。有的论者认为，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审时度势，果断实行国防建设战略性转 变；谋势造势，创造国防建设的良好环境；着眼国情，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防；通观全局，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中 的主要矛盾（13），是邓小平指导国防建设的五大特征。

3、关于邓小平的决策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与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达到成熟并多方面展开的邓小平决策思想，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是其精髓，同时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但对其基本内 容的论述又不尽相同，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其根本原则；敢闯敢试敢于创新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民 主集中制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的基本决策制度；着 眼全局，着眼未来，着眼世界，展现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开 阔境界（14）。

一种观点认为，实事求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原则 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 基本内容与特征。后来论者在其论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 中又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其精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决策成败得失是其价值选择；面 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是其战略眼光；着眼全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是其辩证方法；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是其高超 艺术；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其科学的精神（15）。

也有论者认为，高瞻远瞩，大局在胸是邓小平酝酿、思 考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宏观运筹，当机立断是其抉择、决 断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突破重点，整体推进是其部署、安 排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不尚空谈，务求实效是其实施、检 验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16）。亦有论者认为，邓小平的决 策思想特色表现为四大方面：决策框架和方法特色、民族和 时代特色、思维与艺术特色、实践和科学特色（17）。

决策离不开价值判断，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决策的价值 取向表现为：理性取向、经济取向、民主取向、开放取向（18）。

4、关于邓小平的管理思想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管理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 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实事求是，它含 有丰富的内容，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与实施问题上，在管理制 度与方法问题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有其鲜明的特色，主要 表现为：现实基础与宏伟目标相统一的决策思想，以实践为 基础的战略实施思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调控方法，倾向科学的仲裁方法（19）。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性、科 学性、系统性、创造性是邓小平管理思想的特征，其内容则 为：经济管理、民主管理、行政管理、党务管理、文化管理 以及教育、科技、人才、军队等管理思想（20）。有的论者 从科学技术管理的视角认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是，必须 采用现代科学管理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质量第一，在改革 开放的实践中引进与学习管理科学（21）。

此外，不少论者对邓小平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军队、科技、人才等具体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 十分有价值的观点。

5、关于邓小平的领导方法

从方法论的视角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学者认为，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工作方 法具有鲜明的现代化和战略性特点，并且渗透于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的工作方法表现为一种实践着的 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有的论者认为，向前看，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22）；有的论者认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远见卓识，坚韧果断，典型示范（23）；有的论者认为，多 样性、系统性、实践性（24）；有的论者认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抓重点，两手抓，领导工作制度 化（25）；有的论者指出，大胆试验，不搞争论，提出“判 断标准”，人民拥护、波浪递进，举重若轻（26）；有的论 者认为，从经济角度去解决政治问题等等（27），都是邓小平的领导方法。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存在一些分歧。一种观 点认为，邓小平决策艺术的辩证思维特征为：从整体与局部 相互联系中把握决策对象的系统性、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 的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机敏性、将非凡的胆略与科学的态度有 机结合的创造性。

三 几点思考

1、应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内涵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运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学识、胆略、经验在领导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出来的领导才能和领导方法，它具有多样性、多变性、灵活性、系统性、辩证性等诸多特 点。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以其非凡的智慧 和胆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丰富的领导经验，在 长期的领导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一个具有丰富 内涵和不同层次构成的完整体系，在研究中只有全面、系统 地理解和把握住这个体系，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揭示这 个体系的特征及其历史与现实价值。

2、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在某些具体领域领导艺术的研究

就邓小平领导艺术所涵盖的领域而言，涉及到政党领导 艺术、行政领导艺术、经济领导艺术、企业领导艺术、文化 领导艺术、教育领导艺术、军事领导艺术、外交领导艺术等 等。在这些领域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既具有共性，也各有特 点，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尤其是经济领导艺术，它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领导经济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领导学说的重大贡献。如邓小平提出学会用经济方法 管理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 主义的生产力等，充分体现了他领导经济高超的艺术魅力。尽管不少论者对邓小平在政党、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领导艺术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 果，但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 刻地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加强对邓小平这些具体领 域的带专题性的领导艺术研究，应是我们今后加深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3、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领导思想理论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成果，大多是从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中寻找 论据，也就是说大多着眼于邓小平在重大决策尤其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历史功效中寻找论据，这种论据固 然有着强烈的说服力，但仅仅局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其实，邓小平的领导思想理论十分丰富。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领导理论命题，在许多 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有创造性的发展。如：他提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 官僚主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等等。邓小平这些丰富的领导理论，是我们研究邓小平领导思想与 艺术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是广大理论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4、进一步拓展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研究的广度

（１）加强邓小平与国外重要领导人领导艺术的比较研 究。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的领导艺术 不仅仅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一些世界著名领袖人物相比，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领导艺术进 行比较研究，能加深我们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理解，从而在 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其特征。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基本 上是空白，因此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２）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集中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也就是说，主要是对１９７８年以后邓小平的领 导艺术进行研究。而对此前，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的 领导艺术研究甚少。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不少研究者认为只有高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领导 才华才能看作是艺术，从而抑制了对１９７８年以前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这种仅仅把高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才华 看作是领导艺术的观点，本身便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领导艺术具有多层次性。而且邓小平在建国初期便是我党领 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与刘伯承独当一 面，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便已充分体现出来，只不过由于种种 原因没有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样发挥得淋漓、酣畅。因此，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加强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是紧紧联 系在一起的，坚毅、果敢、无私、绝不苟且，坚持真理不畏 强权，永不服输、乐观豁达等人格魅力，与他的领导风格与 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有的已成为他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目前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研究成果亦为数不多。

5、进一步加强邓小平领导艺术现实价值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价值的成果，大多数是着 眼于历史价值，即着眼于邓小平在重大决策中的历史性贡献，而把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风 格艺术结合起来研究，把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研究和 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的成果极少。因此，加强对 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以它的精髓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不断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少犯或不犯错误，增强领导工作的科学性，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

6、加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领导科 学向前发展

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是伴随着领导科学兴起而不断 向前发展的。我国领导科学的兴起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得到迅速发展。领导艺术是在一定的知识和经验 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技能，领导科学则是领导艺术中系统化、规范化的知识结晶，领导科学好比一个稳定的内核，而领导 艺术好比是它的外围的软组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邓小平领导艺术富于系统性、灵活性、多样性、时代性的特色，是我国领导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具 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从领导科学的视角加强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领导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繁 荣，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周发源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 员；王国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注释：

（1）《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１９８０ 年９月３０日。

（2）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刘海藩、杨春贵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3）丁士峰：《邓小平领导艺术探求》，《现代领导》 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4）宋江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探求》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5）谭乃达：《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思想 与艺术》，《国防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6）汪太理：《卓越的治国艺术家邓小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０页。

（7）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转引自 金羽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１９９ ７年版，第７－８页。

（8）原钧：《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领导 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9）张瑞枝：《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初探》，《学术 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10）邵景均：《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人民日报》 １９９５年２月８日。

（11）孟继群、侯仰德、初正坤：《邓小平领导理论与 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12）文克成：《论邓小平的统战艺术》，《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13）王树春、郭同岭、郑文彬、李江洲：《试论邓小平指导国防建设的艺术》，《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１９９ ２年第２期。

（14）杨义青：《论邓小平决策思想》，《邓小平理论 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３８０－３８２页。

（15）罗小凡、周发源、罗宏全：《论邓小平决策思想 的基本特征》，《求是》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16）薛家玉：《邓小平制定和实施宏观战略决策的高 超艺术》，《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卷，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５６页。

（17）刘文生、江波、曹博慧：《邓小平行政决策思想 的特色》，《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18）斯夫：《论邓小平的决策思想》，《领导科学》 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

（19）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 术》，《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４页。

（20）万顺福：《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西南民族 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21）陈晓田：《略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科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22）何景成：《邓小平决策方法浅析》，《领导工作 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23）张成存、任德利：《试论邓小平领导方法的特色》，《领导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24）王学静：《邓小平的方法论特色》，《光明日报》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25）金羽主编：《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７－２５８页。

（26）江岩：《邓小平领导方法研究》，《空军政治学 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27）宋惠昌：《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思维艺术》，《北京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邓小平研究述评》

第二篇：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在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中，有一个人我们会永远铭记着他，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带领着中国富起来，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读了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我感触颇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始后，社会上极少数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的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的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要求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清醒的估计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比例失调的前提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稳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设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还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虽然在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此外，邓小平提出了对当时理论工作的要求，指导理论工作。他要求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

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第一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国家性质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指导思想，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损害和背离社会主义；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不是动摇这个政权。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目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取得了一定的辉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也不容小窥，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扬“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更应该顺应潮流，积极进取，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

第三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体现在他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长期进行的各种领导活动中。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正是那精湛的领导艺术的展现；卓越的领导艺术，自然是创造举世瞩目伟大业绩的重要因素。当人们看到这些惊人的成就时，首先会想到的，便是邓小平创造这些成就的领导才华和领导艺术。

邓小平精湛的领导艺术，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时间标准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以这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固的树立起来，实事求是的作用日益深入人心。我们讲的“重新确立”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法宝，但是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着结束“文革”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着拨乱反正，中国该怎样去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确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纳入思想路线中，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解放思想本是实事求是中应有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这是邓小平的创举，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新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二、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去向和主流和大胆开拓和勇于创新 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最早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像春房一样吹遍了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而面对这种开天辟地新的变化，不少人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时间相结合，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逐次推进地解决人们在思想上的混乱。面对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疑惑时，邓小平提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思想，并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做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面对人们担心弄寻改革会不会瓦解集体经济的疑惑时，邓小平指出只要经济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也自然会更加的巩固起来；面对人们对创办经济特区会不会引进资本主义的疑惑时，邓小平有对经济特区的功能、作用和地位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他认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面对人们对先富带后富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疑惑时，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将共同富裕，但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允许有差别，在当前形势下，平均发展不可能，应该效率优先化，兼顾公平；面对人们对发展市场经济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疑惑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基本的矛盾。

这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提出，无不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为改革开放这项宏伟工程的设计者，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伟大突破。

第三、善理大局，善断大事。

邓小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才智是人所共知的。他既敢冒天下之大险，又敢干天下之大事；即善领兵打仗，又善谋划国计民生。

他是一个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成就万件大事的人。大风、大险、大成就使他炼就了独特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更使他具有目光远大、思维开阔、统率全局的本领。由他领导的刘邓大军进中原，是过人胆量和超人才干的生动实例。当时敌人调动两支大军向我华东和西北解放区重点进攻，这等于敌人向我解放区伸出了两个胳膊，而他的心脏地区就空虚了。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采用了围魏救赵的办法，调动刘邓大军进攻中原大别山地区，这等于将一把大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迫使敌人调动对我重点进攻的部队抽回守中原，达到即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能将作战区引向敌战区的目的。但这种进攻战是在中外战史空前未有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对此也很担心，分析了有三种可能性：一站住脚；二打散了；三退回来。刘邓大军即敢冒天下之大险，发起了向这一区域战略进攻战，又采用了灵活的战术即用：两翼歼制，三军配合的方法，胜利地占领了大别山中原地区，这一进攻大战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到来。

第四、绵里藏针的领导艺术。

从外表上看，邓小平待人和气，为人谦和，但实际上极有主见，很有个性。邓小平的领导我党工作中，很注意原则的坚定性的策略的灵活性，这在处理国际外交方面表现更突出。例在对待中国主权问题上，因为中华民族独立来之不易，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所以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时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可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如铁似钢，寸步不让，显示政治家坚定的原则性，而在讨论具体解决办法上，又表现了灵活性和宽容精神。他根据三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方面都能接受的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邓小平这种谨慎沉着，灵活多变，善于创造性地解决疑难问题的思想智慧是他又一大领导艺术表现。

他有着领导干部必需的策略上的灵活性，但更有着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宁可被打倒也不愿肯定“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开发资源，但决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一国两制”地解决港澳问题等等，这些事实，着实让世人目睹了“绵里藏针”的高超领导艺术，领略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完美统一的魅力。

第五、举重若轻，作风果断领导艺术。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有一次与薄一波谈到了他对刘伯承和邓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都是不同的领导方法。战争年代，刘邓是一对出色的搭档。刘伯承才大心细，运筹周密；邓小平器局宏伟，调度有方。邓小平一般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形势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时，他却能果断决策，决不手软。正如毛泽东对他所作的评语，具有“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性格特征。

战争期间，邓小平面临任务是沉重而繁杂。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如刘邓指挥大军期间，每当战役开始，他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自主行事，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他文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炼，要言不繁，在简明的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把邓小平行云流水般处理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比喻为“庖丁解牛”。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有一个肯定的评价：“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作领导就是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这是邓小平领导方法的另一个特色。

第六、知人用人、用人以“德才兼备”原则

邓小平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思想，但根据时代特点赋予了“德”和“才”以新的内涵，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方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般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把“德才兼备”作为识别人才、选拔人才、考察人才、培育人才的标准。《尚书》记载了商汤时代名相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伊尹认为，君主选人任官，只能是有贤德，有人才两个方面兼备。孔子指出：“如有周公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主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基本标准。墨子在《尚贤》中提出

了“察能予官，以德就列”的原则。可见墨子同样强调用人必须讲求德才兼备。唐太宗李世民在用人上强调“惟有才行是任”、“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指出“唯才德兼者贤士也。”王安石主张人才使用要“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人才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德和才具有不同的内涵。封建时代所崇尚的德为“忠、孝、仁、义”和“温、良、恭、俭、让。”而才指维护封建统治的才智和能力。邓小平的用人标准理论继承了传统思想中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思想，但赋予了传统德、才观念以崭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时期选拔干部如何把握德才兼备标准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所谓才，邓小平认为，“才”就是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懂经营、会管理。1980年1月，邓小平曾说，“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就谈不上是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德与才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为，德与才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了德的要求，那就会失去政治保证；没有人才，要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也不可能。有才无德会败坏党的事业，有德无才同样会贻误党的事业。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正是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德才观，为我们制定了新时期人才评价的总体标准。

邓小平领导艺术产生的原因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驾驭领导工作的卓越才能，是人的风格、毅力、兴趣、气宇、风度的体现，归结为人的素质和才能的体现。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深厚的理论功底。邓小平曾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留学，长期从事党和军队宣传政治工作，“文革”流放江西，更静心研究马列主义，打下了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

其次，传奇的斗争经历。邓小平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到过巴黎公社的故乡留学；从事过地下工作；干过经济、政治、军事方面领导工作；有过“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特别是这种“落”是由于遭受错误处理而“落”，而当真理被认识后又“起”这种大落大起的经历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意志，使他具有审时度势、处事果断的才能。

再者，非凡的个性品质。邓小平的个性品质主要有：一是有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他善于同别人共事。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二是沉着冷静，稳定自若。邓小平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临危不惧，遇事不怒，含怒不激，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克制力。三是意志顽强，坚韧不拔。邓小平的一生极为坎坷和曲折，无论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上海的虎穴刀丛；无论是在百色起义时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的日子里；无论是太行山上的煎熬搏斗，还是“文革”中的两落两起，他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信念和意志，成为邓小平战胜挫折的一种人格力量，也才在干大事中具有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四是敢闯、敢冒、敢于试验的创新精神。，集中表现在四个超越：其一，超越了传统的东方思维模式，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认识前提；其二，超越了战争时代的旧我，从而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世纪伟人；其三，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四，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转变

邓小平品格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智慧特征—处变不惊，多谋善断；二是意志特征—坚忍不拔，刚毅顽强；三是胆略特征—临畏不惧，敢做敢为；四是人格特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总之，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他高超的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和人格品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后人树立起一座伟大的人格丰碑。

第四篇：泰戈尔抒情诗研究述评

泰戈尔抒情诗研究述评

摘要：泰戈尔一生创作的诗集多达五十余部，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其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本文旨在对泰戈尔抒情诗歌的创作主题做简单分析。

关键词：泰戈尔

抒情诗

童真

爱

人生

爱国主义 正文：

泰戈尔，这位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创作家，是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印度的具有影响的人物。他继承了印度古典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

综观泰戈尔一生思想和创作发展，可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幼年直至1910年前后，他积极参加反英政治活动，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提倡印度民族大团结。第二阶段为隐居生活直至1919年再次积极参加民族运动，爱国主义激情稍有消退，政治内容强的诗歌被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所取代，也受了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诗歌的影响，宣扬的是爱与和谐。第三阶段为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直至逝世，他又开始关心政治，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内容又充满了政治激情，视野也开阔了，对世界和人类都十分关心。其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因此，结合泰戈尔的思想的创作发展，笔者将其抒情诗歌表现的内涵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追寻童真

许多批评家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在现代的许多诗人中，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

《新月集》是泰戈尔以儿童生活和情趣为主旨的英文散文诗集,共收入诗歌40首。郑振铎曾说:“没有一本诗集比他这个《新月集》描写儿童更好而且更美丽、真切的了。”诗集中描写了成人对儿童的爱,但更多的是依照儿童的逻辑,以朴素的语言、明快的格调和瑰丽的譬喻描绘出儿童种种动人情态和奇思妙想。例如《金色花》:“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哈哈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新生的树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又如《十二点钟》:“妈妈,我真想现在不做功课了。我整个早晨都在念书呢。„„我能够容容易易地想象:现在太阳已经到了那片稻田的边缘上了,老态龙钟的渔婆正在池边采撷香草作她的晚餐。”儿童的顽皮、天真活泼、好幻想,泰戈尔都描写得十分生动。

二、思考人生

泰戈尔关于人生的诗歌有很多。泰戈尔各个时期的诗歌,对人生的探索都是重要主题。这也许和泰戈尔热爱人生,同时又像儿童一般对人类生存的世界和人生历程充满好奇,而想方设法去探寻它的究竟有关系。泰戈尔各种题材的诗歌,往往都富于哲理性,这种哲理性正是对人生与世界进行思考的一种结果。

《新月集》中的《来源》也不仅仅是描写儿童,而含有更多对人生和生命的赞美:“甜蜜柔嫩的新鲜生气,像花一般在孩子的四肢上开放着——有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藏得这样久?是的,当妈妈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它已在爱的温柔而沉静的神秘中,潜伏在她的心里了。”生命——孩子和生他的母亲,在泰戈尔笔下是如此美丽动人,让诗人惊叹、感动不已。这种对生命、生活、生存环境等的赞美与热爱。

《飞鸟集》以深刻的智慧和简短的篇幅为其鲜明的特色。例如第6首:“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第86首:“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我是藏在你心里呢,花呀。”第102首:“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这些短小的诗句,融铸了作者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其内涵丰富、深刻,给人以很深的启迪。

著名的《吉檀迦利》:“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第12首)“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 清晨一定会来,黑夜也要消隐。”(第19首)泰戈尔早期创作的诗歌也是如此:“不要羞愧,我的弟兄们,当你穿着素朴的白袍站在骄傲的与有权力的人的面前。让谦恭做你的冠冕„„ 并且知道巨大不是伟大而骄傲也不能永存。”《(诗选》第27首)这些诗,思考、探索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园丁集》里也不少:“我不能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缕金霞。打开你的门眺望吧。从你那繁花盛开的花园里,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记忆吧。在你心头的欢乐里,愿你能感觉到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

泰戈尔诗歌描写了大量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画面,这些平常的、朴素的生活在诗人笔下总是充满诗情画意,其中融入了他的思考和强烈感情,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构成了泰戈尔诗歌的一个典型特色。

三、歌咏爱情

《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共收入诗歌85首,描写爱情的诗篇比较集中。这些诗歌流溢着青春的动人朝气,闪耀着爱情的绚丽色彩。泰戈尔描写了对爱情的渴望、期待和寻求,如第31首:“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诗人尤其细腻地描写了恋爱中的奇妙表现,含蓄地表达了恋爱中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如第35首:“生怕我不珍爱你:你就千方百计的躲避我。„„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你从来不接受你心里要接受的东西。”第41首:“我渴望着把我必须跟你说的、最为真实的话告诉你;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会不相信这些话。我所以用谎言掩饰真话,说些与本意相违的话语,也就是这个缘故。„„我所以用无情的名字称呼你,吹嘘我的冷酷的力量,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伤你的心,因为我生怕你永远不会懂得任何痛苦。”泰戈尔笔下的“分手”也是颇富戏剧性的:“当我来告别的时候,一丝怀疑的微笑掠过你的眼睛。我来告别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你认为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哩。跟你说老实话吧,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第40首)一些诗歌把爱情和人生融合起来描写,富于哲理,其言外之意,发人深思。显然,爱情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泰戈尔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赞美,与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四、爱国爱民

20世纪初期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压迫，经济上受到剥削，使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陷入贫穷、愚昧之中。在民族自治运动中,泰戈尔写了不少爱国诗篇,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少政治抒情诗都表现了泰戈尔维护正义和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在《生辰集》第10首诗(1941年)中,泰戈尔描写了农民、工人、渔民的劳动,并写道:“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表明泰戈尔晚年与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例如:“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的财富对我就够宝贵了。”这些朴实的诗在印度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泰戈尔后期的诗歌创作,同前期的爱国诗相比,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境界更高,更富于人民性。

总而言之，泰戈尔以自己的清丽去征服了历史的喧嚣，而又以更为高尚的爱去包容这个世界，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值得人们去探讨与追寻！

阅读书目：

郑振铎《泰戈尔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田义贵 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田义贵(1967—)，男，重庆人，文化与传媒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产业与文化传播；黎光容，女，重庆人，电影学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