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第一篇：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管理实践中经验和方法的总体概括。研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知识的学习，使我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充分感觉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本人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现针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层面进行初步探讨。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可分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两个层面，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和总体管理;微观经济管理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自身的经营管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加强宏观调控、搞活微观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精辟论述。就个人理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强调宏观经济调控

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就是指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把宏观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1、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基本观点，首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来确定经济建设规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这表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努力扩大经济规模，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来安排经济基础建设，不能一味地盲目冒进。如果不管不顾我国国情，忽略了

1客观条件，仅仅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只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在上个世纪长期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没有切实贯彻均衡增长理论，导致了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前的历史状况造成的。由于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有经济基础的限制，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中很难在短时期改变这种状况；二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造成的。由于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导致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而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等的发展，造成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其他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三是左倾思潮的影响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发展到了极致，严重破坏比例平衡，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总结教训看出，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分析得出的重要理论。

2、将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国家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全局与局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妥善解决矛盾，必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权威。邓小平同志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等，这就要求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克服不足，避免生产失衡，另一方面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利于国家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在给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央权威。如果片面强调自主权，削弱中央领导，只会导致经济混乱。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还阐明了中央权威的内涵和如何保持中央权威等问题，他认为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代表，肩负着发展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事业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为保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使中央保持权威的基础必须是正确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什么时候中央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在经济建设中产生实效，中央权威也就树立起来了。

3、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和作用。因此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发生转变，由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者和生产经营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服务者和宏观调控者。邓小平同志曾针对我国经济管理的实际状况作过多方面论述，强调政府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直管不仅管死了企业，还造成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失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经济信息，从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节市场秩序，借助利用管理组织和手段处理市场上经济矛盾和纠纷，维护市场活动的合法性，保护企业、公民等的正当权益，保障良好的市场环境。总之，必须将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从而搞好宏观经济。二是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应该是由中央行使调控权力，重点把握大的问题和前进方向，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该转向宏观调控，明确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问题，调节社会供给平衡和需求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外部环境。三是从过去的“死管”到现在的“活管”。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管得多管得死，企业缺少自主权，缺乏生机和活力，国民经济也就越来越穷。如果继续死管下去，只会扼杀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积极性，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这就要求对企业必须活管。所谓活管就是指政企分开，把生产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地参与市场竞争，有效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政府完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二、注重微观经济搞活

我国对微观经济管理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的发展不好，工业和其他

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农民摆脱不了贫困，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摆脱贫困。长期以来不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锅饭”的管理方式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一个飞跃。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将劳动报酬与产量联系起来，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管理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二个飞跃。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邓小平同志还认为我国各地区的条件存在着不平衡性，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很长的过程，需要慎重行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第二次飞跃，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实际，就如何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活力这一问题，明确指出要改革企业的管理方式。

1、落实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同志指出，传统国有体制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有效的责任制，而加强责任制是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途径。要将权、责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此外他还要求，“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等，必须要有具体措施作保证。其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其二“要严格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其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这些有关加强责任制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

2、按照市场经济需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换经营机制条例》中，邓小平同志详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方面与内容，必须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①自主经营的机制。转变经营机制核心是使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力，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企业的行为。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相应的决策，那就谈不上自主经营，更谈不上如何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了。

②自负盈亏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企业是个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可能盈利或者亏损，可能发展或者被淘汰，因此企业要为自己的企业行为负责。企业自主经营后，这种风险就应由企业自己来承担。③自我发展的机制。企业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动力机制，用以保证企业在生存、改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动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企业改革的方针就是要求企业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所谓自我发展，不再是像过去靠政府推动和支持来发展，而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发展。自我发展的力量，一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竞争和国家宏观调控，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资本积累和其他各种要素的合力，特别是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此企业必须要有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动力机制，以便于企业的自我发展。④自我约束的机制。因为市场复杂多变，再加上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不断冲突，这就要求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善于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理顺企业内外各种关系，使企业的各个部门、科室、车间和企业员工等能够时刻保持在最佳位置和状态，彼此之间能够做到互相信任，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依赖，才能确保企业充分发挥整体功能。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成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企业管理中的一场革命，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企业管理改革思想内涵。机制转换的贯彻实施，增强了企业活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视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因素。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企业管理中的制度、技术和人的因素问题非常关注。

（一）制度因素。首先，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企业改革只能改革企业的管理形式而不是改革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企业管理改革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管理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

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所以我们实行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使党摆脱日常事务影响，更好地改善加强党的领导。最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在企业改革中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鼓励工人阶级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努力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积极协助企业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技术因素。在企业管理中技术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企业的思想中，他认为国有企业在引进技术进行改革时，必须首先确保引进的技术是当今最先进的，否则难以使企业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引进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定要用先进的方法来管理，“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济方法，先进的定来管理。”最后，引进的先进技术“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也就是说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要有创新。

（三）人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卡住”。这一关于培养合格工人和提拔管理人才的思想，反映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也是在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点充分反映出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

综上所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宏观和微观两大管理层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但总体来说，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管理问题的论述更加侧重宏观经济管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是从政治角度来论述经济管理，始终把握着全局性和整体性，因此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同时，邓小平同志总是从宏观上谈经济管理时紧密联系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宏观思想渗透进微观经济问题，微观思想又融入并体现出宏观管理思想。因此，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以宏观经济管理为主，微观经济管理为辅，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充分体现出了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

第二篇：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摘要：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指明了重要的方法，要求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中的两条主线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它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本文就对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一番研究。

关键字：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 ,并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主初级阶段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式方法，同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还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邓小平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三个方面，来研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衰败，社会状况混乱不堪，邓小平领导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毛泽东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观点。他们把制度建设作为我们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不断的实践中，邓小平逐渐意识到，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是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是不可分的，只有二者结合到一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早期，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国家是一个缺乏民主的国家，我们国家处于半封建状态，则这就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并且没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锻炼。这样就说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有国民党的不良传统。对于那些具有以党治国观念的人，就是具有国民党不良传统的代表人物。”可见，邓小平很早就反对“以党治国”的思想。后来，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将民主思想提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来。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主张提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在民主问题提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保障民主问题顺利实施。1978年12月。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法治建设，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时，还要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够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够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他还说：“在人治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律，我们可以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同时，领导人说的话既是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不用随之改变。”这些话明确指出了我国法制建设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强调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我们要将其作为我们党中央重要的基本方针政策，以后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从这些可以看出，邓小平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决心

之大。

接着，邓小平为法制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主要表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方面。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要扩大和发展法律院校，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部分人都懂得法律，我们国家要对公民普及法律教育，甚至是大学毕业之后也要注重学习法律知识。要想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须要有大批的法律院校，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次，同时要将教育、科学、政法等等发面抓紧发展。我们要选拔出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人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军人物，同时与司法部门相关的一些干部，如警察、法官、检察官等等方面的人才，都要积极有效的培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由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指出要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市场经济建设。1995年，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一方面要宪法、法律的制订，另一方面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照法律处理事务。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为我国的长治久安发表了讲话，并第一次提出来“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针。在1992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家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此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被提出。此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被制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在1998年3月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载入宪法，于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全面确立，我国的治国方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包括立法、执法、法治观念的培育等各个方面。立法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让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用法律来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发展和实施。执法，是为了使各种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的形式和途径，以及国家的各种工作，都要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之所以要培养法治观念，是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受领导人的影响，更不会受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响，即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领导力量。要想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培养人们群众的法治观念。“法治”就是法学界的“水治”，民民主和人民主权是它的实施基础，它与“人治”是相反的，它具有其独特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其所表达的观念是法律至上。“法治”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些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我们需要一批具有很强法治观念的人，从而确保“依法治国”得以顺利实现。我们要扩大法律教育的对象，要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够知法、懂法，用法律来约束公民的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为中国人，要自觉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事情，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

三、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它强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要完备；它强调政法队伍建设要加强；它强调要培养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制观念，要加强对每一位中国人的法制教育；它还清楚了指明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都为我国现如今的依法治国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它是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一

脉相传和继续探索和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更加的顺利。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他们更加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工作。他们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要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还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他们下定决心要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终极目标设定为，建立惠及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治。这样就使得我国的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从这个方面看，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为我国建立科学的法治体系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的涵义被明确提出，同时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将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正确应用到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去。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一方面适应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它还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它对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要把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继续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指明方向。

总而言之，邓小平是从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为我过依法治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使我国的治国方略向着更加正确的方向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进行，我国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不断的对其进行探索和发展。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顺利的完成，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将会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顺利前进。

参考文献：

［1］李强 键立;用邓小平人口思想武装头脑 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人口环境[N];中国人口报;2000

［2］李文长;用邓小平教育理论武装教育管理干部[N];中国教育报;2000年

［3］贾云泉;赫宝琪;;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A];高举旗帜 继往开来——吉林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1998年

［4］任从辉;金正一;;论邓小平关于总结经验问题的基本思路[A];高举旗帜 继往开来——吉林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1998年

［5］谭力;是邓小平,不是邓大人——谈谈《面向海洋》中的主人公形象[J];党政论坛;1987年01期

第三篇：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研究

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研究.txt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真怀念小时候啊，天热的时候我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光膀子！摘要：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特区的酝酿、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阐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研究这些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经济特区；邓小平；改革开放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从经济特区酝酿到建立，再到两次实地视察，邓小平同志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值此改革开放3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周年之际，对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思想加以总结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

(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是经济特区设立的最基本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反复论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祝”为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特区是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为此，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放弃不得”。不仅如此，“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到70年不会变”。

(三)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88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过去的建设之所以搞不上去，责任在于“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

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与改革成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尧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对《决定》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四)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是基于以往的历史教训。“过去搞平均主义，这样是搞不好的。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经济特区建立的理论基础体现在“发展”、“开放”、“改革”以及“特”四个方面。其中，“发展经济”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特区的最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对外开放”是经济特区所具有的区别于内地的特殊的“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因为特区是以“开放促发展”，即通过发展“外向经济”，“增强对外联系”来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体制改革”是适应建立“开放的市场环境或体制”的需要，对旧体制进行变革。“特”则是赋予特区的“先行先试”。为全国“发展”、“开放”“改革”提供实践经验的“特殊”历史功能以及所享有“特殊”政策。所以，经济特区是“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以特区引全国”。

二、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而经济特区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路石。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发挥这一优势，实行单独管理，但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的最初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办的“出口加工区”。中央工作会议后，谷牧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派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后经中央工作组同广东省委的反复研究，在6月6日正式拟定

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福建也写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该文件首先提出，中央确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该文件正式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年3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该提议得到邓小平的赞许，说“叫经济特区好”。1980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经济特区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邓小平还特别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视察特区后，鉴于特区的成功实践，指出“厦门特区的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同时，“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兴办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委托深圳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研讨会。1985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营口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1986年，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他指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1987年6月，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宣布“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全国人大又批准海南省为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三、邓小平关心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的发展

(一)“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经济特区作为新生事物，在其诞生、发育、成长过程中，引来不少争议。面对各种对特区、对对外开放的质疑声，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支持特区实践。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经济特区成败与否，要看特区的具体实践。1984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为此，有了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经过三天的耳闻目睹，邓小平欣然挥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随后的珠海视察中，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回京后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志总结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一直希望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二)“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1985年，针对“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同年，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是否走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了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1985年7月，邓小平又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后来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是成功的。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凡是执行了开放政策的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三)“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改革初期，特区的“三资”企业倍受责难。为此，邓小平指出：“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常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对特区的成绩，他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四)“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海南“洋浦模式”提出后，围绕“主权”、“租界”、“卖国”等问题的争论，在1989年4月前后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海内外瞩目的“洋浦**”。为此，邓小平亲自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要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为“洋浦**”划上圆满的句号。同年，邓小平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992年，邓小平还反省道：“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四、邓小平对特区建设寄予厚望

(一)发展“外向经济”是邓小平对特区的基本定位和要求。为此，邓小平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是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随着“出口”形势的改善，1987年6月，邓小平欣喜道：“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常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且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时再次叮嘱：“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二)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邓小平对特区发展的殷切期望。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回京后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9年邓小平说：“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告诫“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埃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认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一个试验，„„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了”，“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对的就支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就是右!‘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四)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为此，邓小平要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个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再次强调：“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第四篇：《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研究》复习题

《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研究》复习题

2011年12月

一、名词解释（共48个）

A类(16个)：

1、邓小平理论

2、“三个代表”

3、法制

4、法治

5、依法治国

6、人权

7、社会主义本质

8、社会主义民主

9、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10、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1、政府部门职能法定化

12、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13、政治体制

14、政治体制改革

15、“一国两制”

16、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17、科学发展观B类（17个）：

1、生存权

2、发展权

3、小康社会

4、按生产要素分配

5、按劳分配

6、基层民主

7、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

8、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9、行政公开

10、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职能

11、国家机关的职能

12、党政分工

13、司法体制改革

14、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15、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16、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

17、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

C类（15个）：

1、“三三制”政权

2、人治

3、德治

4、共同富裕

5、计划经济

6、市场经济

7、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8、民主集中制

9、文明

10、道德

11、行政制度化

12、港人治港

13、政策

14、香港高度自治

15、扩大基层民主

16、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简答题（共40个）

A类：

1、什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什么是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

3、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何在？

4、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5、简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6、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

7、如何理解人权的含义？

8、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

9、简述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

10、怎样理解“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11、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

12、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有哪些？

13、为什么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14、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5、“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16、对台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17、中国共产党应如何依法执政？

18、为什么说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19、怎样处理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

20、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的运行过程？

B类：

1、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的关系？

2、简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3、简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4、简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5、在法制建设中，如何贯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6、怎样认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7、如何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8、国家运用法治手段促进公平分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9、邓小平同志关于达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什么？

10、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哪些分配方式？

1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有哪些特点和优点？

12、怎样扩大基层民主？

13、为什么在中国发扬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14、怎样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5、为什么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16、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依据，简要说明各种法律现象。

17、中国政府处理国际组织与台湾关系问题的原则有哪些？

18、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重要主张是什么？

19、为什么说香港、澳门不是殖民地？

20、为什么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同于内地经济特区？

三、论述题（共30个）

A类：

1、为什么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成果？

2、怎样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核心？

3、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权利就不应该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4、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要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

5、为什么要实行依法治国？

6、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手段促进社会公平分配？

7、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8、如何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职工下岗、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9、怎样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人权观点？

10、如何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11、为什么说“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12、怎样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13、怎样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1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有何区别？

15、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与“服务大局”的关系？

B类：

1、怎样认识学习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如何认识邓小平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是什么？

4、在贯彻依法治国治国方略的同时，怎样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5、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

6、怎样推进我国的人权建设？

7、为什么说当代中国人权同西方世界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8、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存在私有制经济和剥削？

9、为什么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0、为什么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根本上讲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11、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

12、举例说明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和借鉴现代西方法律思想文化。

13、“一国两制”在国家制度和法律上有哪些创新？

14、如何正确理解“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15、试述依法治国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意义。

第五篇：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摘 要]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新时期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就一贯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使党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一面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抓经济建设，一面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举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腐倡廉思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体制是在旧体制内部孕育，而且是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从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出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位渗透发展的，所以整个过渡的过程呈现出各种心态、观念交织的状况。社会生活也由此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碰撞、摩擦、错位和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和矛盾。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情况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p143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应当体现的优越性之所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78。邓小平又一次从比较中强调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关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争取和利用一切条件来加快发展自己，又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民族特点，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能走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老路。如果党风和廉政建设搞不好，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p164。“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1]p153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着一种“保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二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党风廉政建设搞不好，让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改革开放就要失败，经济建设最终也将被破坏。

（3）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端正社会风气就必然要首先端正党风，这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搞好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清正无私，起表率作用，就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思想风貌。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p812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一贯要求，也是对中国文化中“政者，正也”传统理论精神的弘扬。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他赞成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

总之，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腐败之风已成为人民心头之恨、改革开放之大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无产阶级政权。因此，反腐败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精神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可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的法制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极易诱发某些消极现象，成为产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环境更趋复杂。所谓开放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山门、寨门、县门、国门，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从事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党员、干部同社会接触的范围急剧扩大，交流的渠道急剧增多，相互影响的程度急剧增大。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因此更加直接地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增加了党员干部遭受腐蚀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不能不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疏于防范，就会使党内政治生活带上功利化、商品化的色彩。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做了点工作，或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等；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同志间关系时丧失原则，不是在政治、思想、生活上真诚地互相帮助，而是互相利用，彼此谋利；一些掌权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犯罪道路。

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和“个人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陷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泥沼中，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来追求，从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党性原则和党员、干部应有的形象统统抛到一边，对政治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很不正确、很危险的思想倾向。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赢利，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此外，请客送礼、金钱开路等各种“搞活经济”的现象也会出现，滋长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客观上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提供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计划性一面而言，是自觉的；但就市场调节一面而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经济活动中，一些生产经营者，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执行政策上，往往借口特殊情况而搞所谓“通权达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有时还很严重，甚至纠而复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热切希望我们党消除腐败，端正党风。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群关系不仅是党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任其滋生蔓延，就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邓小平称“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论述各项工作任务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时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毫无疑问，反腐败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p141。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科学确定和把握各项任务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了重犯历史错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确确定了它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反腐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的保证。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的中心。

反腐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建设具有能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保证”作用，即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概括地讲，反腐败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由此可见，反腐败服务于经济建设，不是狭义的服务，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状况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要保持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至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反对腐败。

2.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来看待，而且在工作上必须作为大事来抓，作为大事处理和安排。“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如果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让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这同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会使党和政府脱离人民，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p28。党风廉政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非常形象、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坚持“两手抓”方针的实践中，往往出现抓精神文明及廉政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情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p306，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命题，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要求这两手都要硬，这就把惩治腐败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方针。

3.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斗争，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是长期的斗争而稍有松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可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他还提出可以组织几次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役，狠抓两年，抓出成效。他的这些论述，对形成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长期性，就是指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唯有如此，才能把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政府的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谓阶段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成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战略和策略，符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有总体目标和规划，又分阶段部署实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滚动或发展，由浅入深，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胜到大胜，由局部成果到整体成果。这样就能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4.依靠法制反腐败。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对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首先，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第一，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依靠法制，这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达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其次，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我们党执政后，一度曾习惯于用群众运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酿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反腐败斗争稳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在法制轨道上不断深入。

最后，依靠法制反腐败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依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

1.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反腐败，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将它形容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致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四处泛滥，这样就会使我们党和政府脱离人民，面临失败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他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党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对腐败，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败问题，告诫全党同志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要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及时地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此后，在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反对腐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一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除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但在社会风气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因此，要以反对腐败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三是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就是两点论。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步伐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反对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迈进。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解决了人们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战略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加强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而且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提出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各种监督制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政治中广泛存在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3]p327行为，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p327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固然有思想上的原因，但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尤其要解决制度问题。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例如，为了克服特权现象，对各级干部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和内容等。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p328。他提出，反腐倡廉要从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认为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这里讲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p14716字方针。1992年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时又重申，解决社会上各种丑恶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法律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等问题。

由于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强调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为我们新时期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步入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3.端正了党风，改善了社会风气，密切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能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告诫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当时我们党内的状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遗留下来的消极现象，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想淡漠、纪律松弛、一切向钱看等等消极现象。特别是有的党员干部还存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

作为一个置身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执政党，最容易产生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如果一个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失去了最可靠的政治基础，就会被瓦解，甚至失掉政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队伍现状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才使得我们的党风得到进一步端正，党群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