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研究的述评

第一篇：幸福感研究的述评

幸福感研究的述评

【摘要】幸福感的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详细阐述了幸福的结构，从描述比较阶段、理论构建阶段和测量发展阶段总结了幸福的研究进程，最后提出幸福感的研究不足和展望。

【关键词】幸福感 结构 研究进程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恒新的主题。千百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憧憬和追求。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而显得壮美与伟大，人类也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保持并弘扬作为万物之灵的崇高和荣光。然而，幸福是什么，却是一个令人困惑却又神秘的古今难题。由于幸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精神现象，涵盖范围很广，许多学者也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对幸福做了不同的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这些思想和研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探索幸福的道路。但是，这些学科对幸福的研究都还只是在理性基础上的推测和分析，更多的是一种思辩活动。因此，这些研究都未能得到令众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而心理学家试图从独特的视角来诠释和理解幸福，特别是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和发展，使“幸福”这个古老而又恒新的话题进人到科学实证的领域。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幸福侧重于解释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美好生活的衡量标准和为人们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有效的途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积极心理学的幸福的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到现在已是硕果累累。

1幸福感的结构及界定

1.1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

在心理学中，普遍把幸福感定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主观的概念。因此，心理学中研究的幸福感是自我体验的幸福，被称为“主观幸福感”，总的来说，它是人们对于自己是否幸福，有多么幸福的评价。Diener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生活进行的评价，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情感状态[1]。因此，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积极的情感体验、消极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感三个维度组成。

1.2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来源于哲学中的快乐主义，侧重于强调个体主观快乐体验。而实现论的幸福感则从发展的角度认为个体在个人领域面对生活挑战时有意义的生活和自我潜能的实现也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称为“心理幸福感”。它关注个人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从而达到自我实现。因此，Ryff等人认为心理幸福感的核心要素是自主性、掌控环境、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生活目标感、自我接纳六个方面[2]。

1.3综合幸福感

随着现代幸福感研究的深入发展，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在某种程度相互补充，两者理论框架与测量指标(认知性与情感性、享乐性和发展性、状态性和倾向性)的整合，也已成为新的研究趋势。例如，苗元江（2003）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综合幸福感”，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进行整合，提出了幸福感是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自我价值、友好关系、利他行为、自我价值、人格成长构成[3]。

由此可见，不管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还是综合幸福感，都强调个体的主观体验，幸福感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对其评定主要依赖个体设定的标准，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标准，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有他自己体验得最真实，因此，幸福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2幸福感的研究进程

在这过去的四十年中，可以把幸福感研究概括为描述比较、理论建构和测量发展三个阶段(Diener，1997)。

2.1描述比较阶段

这是幸福感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是人口学统计方面对幸福的影响，主要采取两种研究取向或研究策略(Diener，1984)对不同群体的幸福感进行描述与测量；即探讨影响幸福感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2.1.1影响幸福感的客观因素

影响幸福感的客观因素的研究主要探讨与幸福相关的环境。与幸福相关的环境研究包括（1）国家、地理、个人居住的文化地区；（2）个人历史、生活事件，如彩票中大奖、不幸的车祸等；（3）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生活状态变量，如性别、年龄、种族、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工作保障，收入健康和宗教依附等。这些环境变量对人们的幸福有很大的影响。以往的横向研究表明，环境变量因素和主观幸福感相联系，经验证明中产阶级个体比工作阶级更幸福；结婚比单身、离婚更幸福；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幸福[4]。2.1.2影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

影响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取向等与认知有关的因素，Heady发现人格影响生活事件，进而影响幸福感。Costa等人发现，两个主要的人格特质：外向性与积极情感、满意度有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有关。部分研究还发现人格特质可以预测10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具有“幸福图式”的人，对生活事件和环境倾向予以正面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拥有更甜美的回忆和更乐观的期望，其幸福感水平较高[5]。2.2理论建构阶段

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发展幸福感的理论与解释范式，研究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这一阶段形成了许多的理论，例如,适应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目标理论、认知理论、活动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感进行理论解释，促使幸福感研究的深化。

2.2.1判断一认知理论

把适应理论、自我理论、认知理论、比较理论进行归纳，形成了判断一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幸福是相对的，关键取决于判断的标准。当判断标准与其他个体做横向比较时，这就是“社会比较理论”，Wood认为人格为社会比较涂上“个性色彩”，它影响比较的方式，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下也作向上比较，乐观者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数目，而悲观抑郁者却相反；当判断的标准是以自己的过去处境做纵向比较，这就是“适应理论”，人们一开始会对生活事件或环境产生强烈的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积极与消极事件，使其不至于总是狂喜或绝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反应，适应与习惯又会回到基线水平；当判断标准是以自我的理想概念做比较，这就是“自我理论”，Higgins认为，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不一致会导致抑郁、沮丧，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而自我和谐的人幸福感较高。2.2.2目标与期望理论

目标与期望值理论认为，幸福感产生于需要是否满足和目标是否现实。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是人们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个人目标与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不同。与目标理论相似的还有期望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幸福感决定于个体期望值与现实情况的对比，如果现实成就大于期望值则会产生积极情感；反之会产生消极情感。总之，主观意义上的生活质量是人们朝着基于自身价值观所建立的生活目标前进过程中而形成的心理平衡或失衡的内在体验。

以上各种理论解释模型从不同侧面理解幸福感，均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解释了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但都存在不足与缺陷。已有研究表明，幸福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绝非某种内在或外在因素单独作用的成果。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应正确把握主观心理世界与客观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更加深入地研究认知与人格、环境因素在主观幸福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建构一个维度更多、层次更高、解释面更广的理论模型，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

2.3测量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则进入对幸福感测量技术的完善与发展，主要对幸福感的测量范式进行比较分析，建构了多种理论支持的幸福感整合模型，提出了幸福感测量的多种指标。由于人们对幸福这一词非常熟悉，因此许多调查研究要求人们直接回答他们有多幸福。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用的最多的是整体幸福感单题测量工具，例如：

Fordyce(1988)编制的文字单题量表，Cantril(1965)的梯形量表和山形量表、Andrews和Withy(1976)的脸形量表等图形量表。多题量表种类繁多，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Mpbel编制《幸福感指数量表》、由Diener等人编制《国际大学调查表》、Carol Ryff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量表》。

3.幸福感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对于幸福感的心理学探讨己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有力的推动了人类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探索的过程，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1幸福感研究的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标准相分离

心理学中的幸福感关注的是个人内部的心理体验，这意味着他人认可的幸福感标准不一定拥有主观幸福感。如果幸福仅仅具有主观属性，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以检验，纯粹主观的判断可能会导致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的相反结论，以幸福生活为终极目的和检验尺度的理论便无法成立，所有关于快乐指数、主观幸福感、满意度的调查便无意义,并最终导致幸福的“不可知论”。因此，要全面理解幸福感，就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幸福是一种具有相当客观基础的主体体验即其幸福的客观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生活中，美味的食物、洁净的环境、宽敞的居所，绝大多数人都能从中感到快乐和幸福；古语说人生有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人们对这些环境和事件体验都是建立在人们具有相对接近的幸福体验与评价的基础上的，这说明了人类快乐具有的客观标准和公众认同性。因此，满足幸福的对象客观性和人们对相同对象具有的比较接近的认同感,表明了人类幸福具有客观基础。

由此可见，一方面，幸福感不能脱离幸福的生活状态而存在，它具有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一种幸福的生活状态只有被自我觉知的时候，才对个人有意义，它又是主观的。

3.2幸福感的研究关注消极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

目前许多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引起幸福感的变化。一般说，良性事件与积极情感相关，负性事件与消极情感相关，大量研究显示，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更能影响人们的快乐，一项由社会心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作出的重要调查表明，与积极事件相比，人们生来就对消极事件的反应更加强烈。

由于消极事件对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生活事件的研究多集中在特定消极的生活事件上。作为客观范畴的生活事件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紧张性刺激，Cui等人（1996）发表了一项长达35年的随访研究，结果表明，消极生活事件对成年人晚期的精神健康有着肯定的不良影响。青少年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Huebner发现，急性生活事件和慢性生活事件均与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满意感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国内也有研究表明，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个体体验到的负性事件愈多，则愈感到不幸福。王极盛[5]等通过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与老师关系紧张、遭父母打骂这4项生活事件与初中生幸福感总分显著负相关，其中不喜欢上学和与老师关系紧张还依次进入对幸福感的回归方程，对总体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者单方面从消极的生活事件和幸福感的关系中得出消极事件作为压力和应激源，却很少关注积极的生活事件对幸福的影响，国外有研究显示，积极的日常经历对青少年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国内学者邢占军也认为，当年发生的大事或者政府决策，对民众的幸福感影响颇大，例如，2004年的“神五”发射成功则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因此，研究积极的生活事情对幸福感的影响对提高幸福感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3.3幸福感的研究仅仅关注个体幸福感

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类个体具有的天赋权力。大量的幸福感研究都集中于个体。这主要是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然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影响着幸福感。文化的内涵是一种价值体系，包括行为习惯、道德标准、风俗制度等内容。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幸福生活的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例如：集体主义文化重视集体团结和目标，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及情绪、动机等。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中人的幸福感总是涉及关系和谐、责任的完成和期望的实现，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的幸福感往往包括自豪和个人目标的达成[6]。因此，在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幸福感幸福感应包括个人幸福感和集体幸福感。而我国是集体主义国家，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幸福感必定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幸福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幸福感的机构。而且，目前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一般生活环境的主观感知，不同的群体对幸福的感知不同，纵观对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偏重对个人幸福感，忽视了研究集体幸福。因此，以后的研究也要关注集体幸福感。

4.总结

由此可以看出，幸福感应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主观与客观、快乐与意义、发展与享受、个人与集体的统一。从主观到客观、从个人到集体，形成未来幸福感研究的脉络，这样可以全面地了解幸福感全貌，促进幸福感理论的深化与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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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幸福感研究

幸福感研究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认知评价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影响因素

【正文】

Dodge的幸福理论提出已有70年的历史，关于个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亦是心理学界重视个人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明显标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已初见成效，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拟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概述

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它专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有满意与否或满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与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期望值有关，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识、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

主观幸福感有多项衡量指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1)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度；(2)积极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等情感体验；(3)消极情感，包括忧虑、抑郁、悲伤、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但不包括重性情感障碍和神经症[4]。其中，认知评价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它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5]。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主观性，以评价者自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2)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3)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6]。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早期理论建构的重点在于证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统计项目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如Diener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作了区分，但研究发现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后来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内部因素，即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Diener[1,7]概括出适应理论、社会比较理论、价值观和目标理论等。吴明霞[5]对国外近30年来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进展进行了总结研究。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

2.1 目标理论

目标是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它影响情绪，影响主观愿望和快乐，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目标种类、结构、向目标接近的过程和目标达成，都影响个人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用以达到目标的策略的成功与否，明显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和生活的满意程度。尽管有目标并不能保证快乐，但有明确目标并努力工作从而成功地达到目标的人，他们显示出的快乐超过了那些没有目标或达到目标时有困难的人。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主观幸福感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主观幸福感。自我接受、助人、亲和性等有关的内在价值目标，是自然需要和生长需要的表达，比美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主观幸福感意义更大。

2.2 期望值理论

个人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时总是与一定的标准相对比，其实这一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目标实现了，则主观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则值低。但事实上，过高的期望值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是不利的。Wilson提出，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威胁[5]。然而，在决定主观幸福感时，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测量被试期望目标的信心时，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5]。因此，期望值并非最好的主观幸福感预测指标，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外在资源（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和内在资源（气质、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8]。

2.3 社会比较理论

早期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的结果，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5]。在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人格特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由于优于别人而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上也作向下比较，因而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即中国人所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乐观者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数目，以此评价自己在某一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从而“知足常乐”，悲观者则相反。现代生活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要层次多样化，使得进行比较的信息呈现出多样性，加之人们运用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社会比较理论的内容日益丰富和复杂化。

2.4 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

有些收养和双生子研究表明，客观情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限，而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但Veenhoven认为，影响主观幸福感平衡水平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因而主观幸福感既有类似特质的又

有类似情景的特性[9]。因此，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响人的行为，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境下，使某类独特行为反应更可能发生，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5]。后来的研究发现，如果说人格因素不是主观幸福感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

[6]。人格特质对情绪的影响可以被情境削弱或强化，因而其影响超出直接的主效应；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Diener等人提出三个主观幸福感交互作用模型[9]，即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人格影响情境从而增加或减少主观幸福感的模型。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认为，非独立变量的变异来源于个人、情境和二者交互作用的变异。一些人对积极情感反应的心理倾向性强，积极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幸福感，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认为，人格和情境是两个既独立又依赖有着双向因果联系的变量，个人根据其人格特质选择情境。在决定情感方面，人格―情境一致不如人格―具体参与行为一致重要，因而，环境特征、个人行为和人格特点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第三个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产生情境，情境增加或减少整体幸福感。

2.5 适应和应对理论

现代主观幸福感理论的中心概念是适应或习惯化[5]。Helson对适应的解释为：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识，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的认识。这种适应或习惯化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总是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保持对自己生活的相对满意度。但适应更多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理生理过程。应对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具有理性行为、精神信仰；给普通生活事件予以积极意义、对事件进行积极评价、问题焦点式应对以及寻求帮助等有效的应对策略的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5]。以上理论显示出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同时众多的研究探索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为教育教学工作和个人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国外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个人气质特征、认知方式、目标、文化背景、适应、应对策略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内学者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自下而上，探索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如郑立新和陶广放[10]认为，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取向等与认知有关的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个体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环境、自身健康情况、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等，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重要体现。辛自强和池丽萍的研究[11]表明，朋友、邻里、同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个体的团体参与程度能增加个体的正向情感；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持、遇到烦恼时不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经常体验到快乐感。这一结果也暗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想得到群体的认可和支持更表明了个体的归属感，因此这种爱与被爱、支持与被支持的过程，使得每一个个体得到的正向情感多于负向情感，这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感指标。郑雪等人的研究[12]认为，外在准则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积极情感、自我体验等维度间接地对其加以影响。

3.2 个人应激水平

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压力，个人的应激水平不同，因而内心体验也不同。刘仁刚和龚耀先[13]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应激水平尤其是抑郁显著相关，抑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情绪因素，或者说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抑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对正性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3.3 价值观念和健康状况

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14]，是浸透于整个个性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一种内心尺度，为个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张河川和李澜仙[15]的研究发现，影响高校中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社会因素是职称、成就和工作条件，且男性显著地比女性在体现自身价值的职称、成就和工作条件中有更高的期望值，与该人群不适应、焦虑、敏感、愤怒、紧张精神症状之间有较高的相关，且这种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何瑛[16]的研

究发现，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健康的影响十分显著。这也说明，在个人的生活中，身心健康是基础，而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个人生活质量高的标志，体现了现代人重视自我实现的新观念。

3.4 专业因素

个人所学专业或所从事的职业也会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何瑛[16]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专业因素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该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中，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明显的六个学科的排序依次为：艺术科―文科―农科―工科―理科―医科。这一排序与学生就业压力大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各学科的差异对学生就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加之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广度及社会对各种职业的认同和需要都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5 经济因素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学生的经济意识也增强了。何瑛[16]在其研究中，让大学生列举出自己所认为的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473名大学生中有281人列在第一位的是“有钱”，占总人数的51.1%。这一现象说明了大学生敏感的经济意识，对如何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也提出了新的思考。4 展望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乞丐因得到一个硬币而感到幸福无比，百万富翁虽然腰缠万贯，但他未必感到幸福。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个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依据，也是调节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进一步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如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人际关系、家庭文化背景、家庭结构等是如何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以及它们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作用的不同权重。(2)探讨不同人群（如女性、不同职业者――尤其是一些特殊职业者，像飞行员、地质勘测者、明星、下岗职工、社会高收入者等）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考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何异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Kahneman[17,18]研究在决策行为中人的主观幸福感，给我们极大的启示。(3)加强跨文化研究，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城、乡）、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加强其理论和实证研究。(4)研究方法的创新，近年来国内外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自我报告法，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学者也在尝试着运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幸福是每个人生活和奋斗的目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愈来愈强烈，该领域的研究前景更加广阔，其应用价值也愈显重要。【参考文献】Diener E,Biswas-Diener R.New direction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The cutting edge.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0,27,21～33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In:H.Grad,Blanco A,Georgas eds.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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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泰戈尔抒情诗研究述评

泰戈尔抒情诗研究述评

摘要：泰戈尔一生创作的诗集多达五十余部，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其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本文旨在对泰戈尔抒情诗歌的创作主题做简单分析。

关键词：泰戈尔

抒情诗

童真

爱

人生

爱国主义 正文：

泰戈尔，这位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创作家，是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印度的具有影响的人物。他继承了印度古典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

综观泰戈尔一生思想和创作发展，可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幼年直至1910年前后，他积极参加反英政治活动，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提倡印度民族大团结。第二阶段为隐居生活直至1919年再次积极参加民族运动，爱国主义激情稍有消退，政治内容强的诗歌被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所取代，也受了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诗歌的影响，宣扬的是爱与和谐。第三阶段为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直至逝世，他又开始关心政治，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内容又充满了政治激情，视野也开阔了，对世界和人类都十分关心。其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因此，结合泰戈尔的思想的创作发展，笔者将其抒情诗歌表现的内涵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追寻童真

许多批评家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在现代的许多诗人中，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

《新月集》是泰戈尔以儿童生活和情趣为主旨的英文散文诗集,共收入诗歌40首。郑振铎曾说:“没有一本诗集比他这个《新月集》描写儿童更好而且更美丽、真切的了。”诗集中描写了成人对儿童的爱,但更多的是依照儿童的逻辑,以朴素的语言、明快的格调和瑰丽的譬喻描绘出儿童种种动人情态和奇思妙想。例如《金色花》:“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哈哈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新生的树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又如《十二点钟》:“妈妈,我真想现在不做功课了。我整个早晨都在念书呢。„„我能够容容易易地想象:现在太阳已经到了那片稻田的边缘上了,老态龙钟的渔婆正在池边采撷香草作她的晚餐。”儿童的顽皮、天真活泼、好幻想,泰戈尔都描写得十分生动。

二、思考人生

泰戈尔关于人生的诗歌有很多。泰戈尔各个时期的诗歌,对人生的探索都是重要主题。这也许和泰戈尔热爱人生,同时又像儿童一般对人类生存的世界和人生历程充满好奇,而想方设法去探寻它的究竟有关系。泰戈尔各种题材的诗歌,往往都富于哲理性,这种哲理性正是对人生与世界进行思考的一种结果。

《新月集》中的《来源》也不仅仅是描写儿童,而含有更多对人生和生命的赞美:“甜蜜柔嫩的新鲜生气,像花一般在孩子的四肢上开放着——有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藏得这样久?是的,当妈妈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它已在爱的温柔而沉静的神秘中,潜伏在她的心里了。”生命——孩子和生他的母亲,在泰戈尔笔下是如此美丽动人,让诗人惊叹、感动不已。这种对生命、生活、生存环境等的赞美与热爱。

《飞鸟集》以深刻的智慧和简短的篇幅为其鲜明的特色。例如第6首:“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第86首:“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我是藏在你心里呢,花呀。”第102首:“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这些短小的诗句,融铸了作者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其内涵丰富、深刻,给人以很深的启迪。

著名的《吉檀迦利》:“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第12首)“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 清晨一定会来,黑夜也要消隐。”(第19首)泰戈尔早期创作的诗歌也是如此:“不要羞愧,我的弟兄们,当你穿着素朴的白袍站在骄傲的与有权力的人的面前。让谦恭做你的冠冕„„ 并且知道巨大不是伟大而骄傲也不能永存。”《(诗选》第27首)这些诗,思考、探索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园丁集》里也不少:“我不能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缕金霞。打开你的门眺望吧。从你那繁花盛开的花园里,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记忆吧。在你心头的欢乐里,愿你能感觉到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

泰戈尔诗歌描写了大量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画面,这些平常的、朴素的生活在诗人笔下总是充满诗情画意,其中融入了他的思考和强烈感情,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构成了泰戈尔诗歌的一个典型特色。

三、歌咏爱情

《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共收入诗歌85首,描写爱情的诗篇比较集中。这些诗歌流溢着青春的动人朝气,闪耀着爱情的绚丽色彩。泰戈尔描写了对爱情的渴望、期待和寻求,如第31首:“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诗人尤其细腻地描写了恋爱中的奇妙表现,含蓄地表达了恋爱中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如第35首:“生怕我不珍爱你:你就千方百计的躲避我。„„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你从来不接受你心里要接受的东西。”第41首:“我渴望着把我必须跟你说的、最为真实的话告诉你;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会不相信这些话。我所以用谎言掩饰真话,说些与本意相违的话语,也就是这个缘故。„„我所以用无情的名字称呼你,吹嘘我的冷酷的力量,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伤你的心,因为我生怕你永远不会懂得任何痛苦。”泰戈尔笔下的“分手”也是颇富戏剧性的:“当我来告别的时候,一丝怀疑的微笑掠过你的眼睛。我来告别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你认为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哩。跟你说老实话吧,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第40首)一些诗歌把爱情和人生融合起来描写,富于哲理,其言外之意,发人深思。显然,爱情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泰戈尔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赞美,与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四、爱国爱民

20世纪初期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压迫，经济上受到剥削，使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陷入贫穷、愚昧之中。在民族自治运动中,泰戈尔写了不少爱国诗篇,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少政治抒情诗都表现了泰戈尔维护正义和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在《生辰集》第10首诗(1941年)中,泰戈尔描写了农民、工人、渔民的劳动,并写道:“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表明泰戈尔晚年与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例如:“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的财富对我就够宝贵了。”这些朴实的诗在印度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泰戈尔后期的诗歌创作,同前期的爱国诗相比,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境界更高,更富于人民性。

总而言之，泰戈尔以自己的清丽去征服了历史的喧嚣，而又以更为高尚的爱去包容这个世界，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值得人们去探讨与追寻！

阅读书目：

郑振铎《泰戈尔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田义贵 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田义贵(1967—)，男，重庆人，文化与传媒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产业与文化传播；黎光容，女，重庆人，电影学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营销。

第五篇：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侯贤磊

摘要：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方面，对近年来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经济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有增无减，这大概与两个因素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鉴于此，对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进行综述，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凸显当前理论研究热点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短暂时间的发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了理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关于次贷危机，有学者通过大量创新房贷的推出这一现象分析信用链条的扩

［1］张，从而提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危机和信用衍生品危机。也有的认为

［2］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过度虚拟化。有学者从利益主体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出

发，认为垄断金融资本的贪婪性通过一个个“金融创新”来实现，金融创新又突

［3］破实体经济服务的限制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学者认为，金融企业不

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了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

［4］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学者则坚持次贷危机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生产相对过剩，次级贷款的相关

［5］产品发展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及借贷资本过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贷危机的根

［6］源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有学者则直接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

［7］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

［8］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后出现的资产泡沫破灭。也有学者认为其根源是过去

二十多年里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竞争市

［9］场的缺陷。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中，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

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发展，这个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发

［10］酵终于爆发危机。还有学者提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

［11］具体形式之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次金融危机就

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还有学者通过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13］制度性危机。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14］身深层次的矛盾积累。

二、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研究构成当前经济危机研究亮点

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化，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研究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对象。

有学者从最抽象最一般的视角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

［15］的基本现象。也有学者提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

其表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生理现

［16］象”，与社会制度无关。有学者对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运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有必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17］关系，进而提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也有学者将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根源阐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比例化）与生产资料经营权分散化（与市场化）的矛盾，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成为可能。

有学者通过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的分

［19］析指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学者则通过对马

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危机仅仅是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的论述，其精神

［21］实质还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关系。还有学者则提出了“世界市场经济

危机”的概念，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社会只要是发展商品经济，或是进

［22］入世界市场体系，就客观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以上观点看似较为

合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驳观点，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问题，主要是受国外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危机冲击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制约而产生的，危

［23］机并不来自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具体应该叫做市场经济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机一般→危机特殊→危机个别”的研究思路，“危机一般”确实来自于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

［24］在。”后来，马克思是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提出现实危机的发生。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我们会发现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结论。而有的学者将这三个主要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和结论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商品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必须要与一定的内容相结合，才能在现实中存在，否则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与商品经济这种经济运行形式相结合的内容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就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会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

［25］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国才爆发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了仅仅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内容要素还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初之所以没有危机是因为社会经济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生产是面向个人而非市场并且市场也是被分割开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是完全面向市场并且市场实现了统一。由此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那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是否也会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呢？

三、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的研究将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生长点

2007年，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2008年底，社会主义中国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学者对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产的交换，就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产生经济

［27］危机的潜在条件和可能性。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宏观经济指

［28］标进行分析，证明了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在我国的客观存在。还有学者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

［29］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由此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就形成了三种主要观

点：1．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2．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3．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中，均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三种观点，前两种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列宁、斯大林论述经济问题时所提到的因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发生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主要

表现在经济上的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混为一谈。由于政府一些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济上出现一些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经典作家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自然不会发生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还远远不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的不是消灭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

［30］业化。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本来与社会主义无关的经济危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备了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属于同一根源，但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将不断减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不断增多。两者此消彼长的最终结果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点？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区别以及它本身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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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贤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0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邮政编码：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