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研究述评[推荐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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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受戒》研究述评

《受戒》研究述评

【摘要】谈中国文学史,避不开汪曾祺;走近汪曾祺,当绕不过作品《受戒》。小说初发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随即引起文界轰动,直至今日,仍行情看涨。本文就试图从文体特色,艺术渊源,思想特质等几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展开总结与评述,并期望于梳理的过程中有所发见。

【关键词】《受戒》;文体特色;艺术渊源;思想特质;述评

观览一部中国文学史,作家汪曾祺可称为文坛“异数”。他大器晚成,“文革”结束后,因一部《受戒》饮誉当时,却于评论界一片寂然中悄然复出。而是时,文学之舞台正通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方式表达一代知识分子对已逝时代的思考与反省。然而,汪曾祺却不随“流俗”,剑走偏锋,以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对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所上演的云波诡谲的声音,这声音不是呐喊,倒更像沉默。《受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平和淡泊的风格、和谐优美的意境“颇显不合时宜,它让读者感到陌生,也让批评家感到陌生”[1]。于是,在80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研究文章只是作为推介类文章刊登于《读书》、《当代文坛》和大学学报,因为在当时,人们刚从梦魇中走出,似乎并未有足够的准备接受这样的作品,同时对评论者也是挑战。我们通过研究者陆建华的论文《汪曾祺研究资料索引》,可知较早评介《受戒》的有唐挚的《赞〈受戒〉》以及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读〈受戒〉》,两文分别刊在1980年《文艺报》第12期和1980年《北京文学》的第12期[2]。但这种情况自1986年左右开始,似乎有所转变,笔者为此对1989年至2013年末的有关《受戒》的研究文章进行了统计,从结果来看,数量上有199篇,其中并不乏硕士论文。这些研究文章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作品的文体特色、艺术渊源、以及思想特质三个方面。但也有一些文章从接受学、生态批评、翻译学、心理学等角度来进行分析,拓宽了研究的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研究的深度。接下来就主要围绕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展开述评。

一、文体特色方面

文体特色既是汪曾祺小说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标记,同时也是奠定其人其作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80年代初,百废待兴,那时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知识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作家们看到了时机,纷纷拾起笔跃跃欲试,于是形成了后来被评论家或文学史家所追认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流。对于历经十年 浩劫的人们,心中所储的苦水、身心所罹受的戕害一下涌出叙述表面,形成情感洪流,而这正好与时代大潮不谋而合。于是,体现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就是一味的倾诉、怨怼、情绪激昂,力求表现时代对人性的践踏,对生命的蹂躏。这种以宏大的叙事为背景、饱含情感力度的作品在当时产生的效应是轰动的。而反观当时汪曾祺所作的《受戒》,用时下的流行词,它注定是“边缘”的,也的确是边缘的:作品所叙写的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没有复杂的情节,平淡如水,散文化的行文,呈现出别样的文体特色。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也用力颇多,大体涉及到语言、结构、叙述等几个方面。

(一)、语言

究其底,小说是属于语言的艺术。汪曾祺曾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3]这是的评。作品《受戒》为汪曾祺的代表作,在语言上的造诣自然有不凡的显露。许多研究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且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如有评论者就从整体上对《受戒》的语言进行了评介,从“民俗性、节奏感、暗示性、诗化与散文化”四个层面具体展开分析。[4]同时,也有论者从文化的角度,指出了“内在潜藏的文化”成就了《受戒》中语言异质性,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味儿”。[5]另外,也有研究者从“叙述视点”、“内容”、“衔接技巧”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等四个维度来阐释,拓展了语言研究的外延。[6]以上文章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作品中的语言做了详细分析。不过,此外也还有一些论者从微观处落笔,如通过“节奏与语词的选择”这一角度来论述语言,文中尤其提到了“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7]的确,通过仔细阅读并分析《受戒》的具体文本,我们会发现汪曾祺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内在节奏感。于是,在此基础上,有论者就谈到了“语言诗性结构”这一概念。[8]文章认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涉及到了日常语言同文学语言的“转译”问题,也就是说,小说《受戒》将我们所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进行了“诗化”的提纯,并摒弃掉其间那些粗鄙的因子,体现了小说完美的语言艺术追求。

(二)、结构

除去语言这一关键词外,结构也是广被论者所称誉。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是不能以传统小说的条框来规约的,因为他的小说并不注重因果的联系,或者情节的巧设,正如苏轼所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有文章就谈到了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将其具体分成了“树枝状结构、云朵式结构以及画簿式结构”,并分析了《受戒》的树枝状结构——“从开篇的树干长出, 长得枝枝蔓蔓的全是风俗枝叶, 直到他慢条斯理, 把风俗讲得神全气足, 才漫不经心将人物推出, 人物被顶在树尖之上, 在风俗的 2 烘托中, 格外突出显目。”[9]同时,也有人从“留白”这一概念入手分析《受戒》的结构特色,“留白”本是绘画中的一个术语,汪曾祺曾解释说,中国话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研究者指出,《受戒》的结尾就是“留白”的一个典型例子,而这种“留白”的形成,是“运用了暗示性的语言以及形象性的词语”,[10]给人以巨大想象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作品的大气与大美。

(三)、叙述

由于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以及诗化性质的语言,自然地,也就影响到了作品书写时叙述姿态的选择。有研究者就以叙述视角为分析路径,指出了《受戒》的童年视角,“作者在叙述故事时, 采用的是全知的叙述方式, 这种童年叙述视角的采用, 使作者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画面, 自由剖析众多人物心理。”意图“追寻一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既极具浪漫诗意,又充满梦幻色彩。”[11]而这都与作者采取童年的叙述视角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此外,也有论者从叙述风度(语调)的维度来剖析小说《受戒》,其认为,“平淡的叙述风度, 于汪曾祺, 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叙述态度, 但更是他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12]当然这种态度的形成,既与作家的中年身份有关,同时也与作家所采用的叙述视角有联系。《受戒》所叙述的故事,很平淡,大量的风俗描写,对话的平实与生活化,造就了一种平淡的叙述风度,这是作者的追求。不过也还有其他的研究者从“风俗画”叙述模式的角度来研读作品《受戒》。“《受戒》是汪曾祺的名篇, 作品写了庵赵庄的风光, 写庙里的佛家人生, 写善因寺的受戒仪式, 写主人公和尚明子和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故事。尤其是在小说的尾声, 两人在芦花荡里的一段温馨的对话, 特别有意味。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情窦初开的故事, 一幅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风俗画。”[13]但是这风俗画却是作家进行表情达意的艺术载体,于其中更是蕴藏了诸如“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格”之类的大题目。[14]所以在作品的叙述相关研究层级,研究者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分析。

二、艺术渊源方面

谈及汪曾祺小说创作渊源的追溯,论者与文章都是颇多的。而具体到小说《受戒》,研究的篇什亦是不少。实际上,汪曾祺在八十年代以独异于当时小说风格的姿态复出文坛,这本身就容易让研究者萌生对其创作渊源进行探寻的想法。其一为人所知道的,即是汪曾在西南联大受教于文学巨擘沈从文先生,成了沈的私淑弟子。于是,管粟就干脆以《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为题对汪曾祺进行了文学的评述。[15]显然,在一定意义上汪曾祺确是承接了乃师的衣钵,在新时期延续了“京派”的文化血脉。因为小说《受戒》同“京派”小说一样,都注重小说中文化的厚重以及文化习俗的描写。本质上,作 品所要追寻的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失落了的文化之根。研究者孙杏花指出,作品《受戒》是“古典生活的复归”,她分析说,汪曾祺是恪守传统的,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儒道佛的思想”,这从小说《受戒》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桃源”式理想的建构可以看出。[16]所以其艺术渊源在深层次也是源诸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与佛家思想。而这一点在杨剑龙的论文里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17]然而,这里我们所言说的“传统文化”似乎都是正统,实际上,其艺术渊源还与民间的文化形态有着深刻的联系。如刘子杰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小说回避或者说遮蔽了民间的许多其他方面,小说在有意无意之间,按照表达美好理想的需要对民间作了删削,使得民间能够充分地承载那个美好的理想” [18]从上述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有些薄弱,但是对艺术渊源之源头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

三、思想特质方面

总结评介了小说《受戒》在有关文体特色及艺术渊源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述评的是其在思想特质层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将一部小说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语言可算是其肌体,思想则是其灵魂,没有后者,这个主体就必然行之不远。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文章来看,对于小说《受戒》的思想特质或者说主题思想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于“理想国”,[19] “唯美的避难所”,[20] “构筑的桃花源”,[21]等这些关键词上边,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受戒》是“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是对被时代扭曲的一个“梦”的回忆和召唤,是中国社会的“生活”与“信仰”关系的世俗性还原。不过,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提出了微词,说这是“渎神的诗性”,认为“汪曾祺在《受戒》里对荸荠庵的世俗生活给予充分肯定,字里行间不无称赞和欣赏。”虽然“《受戒》所表现的荸荠庵是中国人信仰世界的真实写照,是一种既僧又俗、不僧不俗的生活方式,有着无佛即佛的精神状态。”“但作者应该有自己恰切而适宜的立场,应该拥有“五四”新文化以来所

[22]确立的理性精神和启蒙眼光。”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新的如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受戒》,认为小说蕴藏了作家的“生态伦理道德理想”,而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每个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23]这是新的研究视点,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并带来新的思考。

最后,再顺便谈谈其他方面的研究情况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如论者周建福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了《受戒》作家体验与文本的生成,[24]注目的是“文本前”的研究。还有研究者像黄斯文就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受戒》的解读困境,从而“探究出20 世纪80 年代初的艺术标准和审美经验的特点。”[25]

可以说,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的研究,许多的文章已从各种角度切入做了深 入并且独到的研究。然而,通过上述的一番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也还存在着研究的不足或者说研究不够的地方,如将其放入整个文学史这个大的脉络中去研究的文章较少,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另外还有比较研究,也有论文将《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进行比较,[26]但不多,也不够深入;同时,作品对后续青年作家的影响研究也很少,如果更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对于地域文学的兴起会有兴发之益,也更能揭示汪曾祺此篇小说以及他的整个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姑且说下这么多,或许在此可以引述李陀文章里汪老答他的一句话,聊以束尾——“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27]

注释:

[1]转引自王尧.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以八十年代的汪曾祺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4,(4).[2]陆建华.汪曾祺研究资料索引[J].文教资料,1997,(4).[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理论卷[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4]罗姣.从《受戒》看汪曾祺对语言的重视[J].文教资料,2009,(3).[5]金忠波.在“中国味儿”的语言中徜徉——浅评汪曾祺《受戒》的语言艺术 [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5).[6]李冬英、刘媛媛.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7]朱志刚.节奏与语词的选择——谈谈汪曾祺小说《受戒》中语言的运用[J].名作欣赏,2003,(9).[8]杨红莉.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J].北京社会科学,2006,(5).[9]耿红岩.论汪曾祺文学语言观及其文化渊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7).[10]胡娟、甘应鑫.《受戒》结尾的留白[J].语文建设,2005,(2).[11]党好收.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叙述视角[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2).[12]翁之秋、蔡跃锐.让生活淹没一切悲和喜——评汪曾棋小说的叙述风度[J].文艺争鸣,1992,(3).[13]杨建龙、朱叶熔、张欣等.一幅清新淡雅的风俗画——重读汪曾祺的《受戒》[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6).[14]肖佩华.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民俗学价值及表现形态[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5).[15]管栗.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6).5 [16]孙杏花.古典生活的复归——论《受戒》中的民族文化之根[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3).[17]杨剑龙.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J].当代作家评论,1989,(2).[18]刘子杰.民间审美理想及其文学史意义——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J].名作欣赏,2007,(2).[19]刘启娜、靳新电.《受戒》——汪曾祺的理想国[J].当代小说,2009,(5).[20]王梓瑜.《受戒》:唯美的避难所[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1,(3).[21]张晓霞、刘海燕.构筑桃花源——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J].新世纪论丛,2006,(1).[22]王本朝.渎神的诗性:《受戒》作为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J].当代文坛,2012,(2).[23]肖连花.“受戒”与”破戒”下的生命形态——浅析《受戒》中汪曾祺的生态伦理道德理想[J].安徽文学,2009,(5).[24]周建福.体验生成与形象解放——《受戒》的文艺心理学思考[J].名作欣赏,2012,(35).[25]黄斯文.从接受美学看《受戒》的解读困境[J].安徽文学,2013,(1).[26]翁少娟.解读生命之美──从《边城》到《受戒》[J].群文天地,2011,(22).[27]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J].花城,1998,(5).

第二篇: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述评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论述

作者:贺骁 金毅 雷淼 李广宇 李元锋 朱思潼

摘要:从2003年起,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通货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有效性

正文:每个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不尽相同,宏观调控的目标简单作答就是:促、增、稳、保。也就是老师讲到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环境又不尽相同,单单对于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国宏观政策的更迭及其对我国经济的有效影响。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时至今日,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来说,直到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30年。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2005)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对应,我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财政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另外,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我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如何继续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从我国货币政策发展史来看,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以及改善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这一根本问题。

我国的经济学家也对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考虑再三,他们指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可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所以我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

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我国现在采取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防范由通缩转向通胀趋势的作用。

学生认为,当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时效。只要我们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国民经济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周正庆主编,《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美」朱·弗登伯格「法」让·梯若尔,博弈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厉以宁曹凤歧主编,《中国投资基金的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凤凰周刊》2010.5

第三篇: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侯贤磊

摘要: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方面,对近年来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经济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有增无减,这大概与两个因素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鉴于此,对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进行综述,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凸显当前理论研究热点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短暂时间的发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了理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关于次贷危机,有学者通过大量创新房贷的推出这一现象分析信用链条的扩

[1]张,从而提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危机和信用衍生品危机。也有的认为

[2]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过度虚拟化。有学者从利益主体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出

发,认为垄断金融资本的贪婪性通过一个个“金融创新”来实现,金融创新又突

[3]破实体经济服务的限制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学者认为,金融企业不

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了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

[4]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学者则坚持次贷危机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生产相对过剩,次级贷款的相关

[5]产品发展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及借贷资本过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贷危机的根

[6]源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有学者则直接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

[7]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

[8]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后出现的资产泡沫破灭。也有学者认为其根源是过去

二十多年里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竞争市

[9]场的缺陷。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中,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

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发展,这个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发

[10]酵终于爆发危机。还有学者提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

[11]具体形式之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次金融危机就

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还有学者通过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13]制度性危机。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14]身深层次的矛盾积累。

二、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研究构成当前经济危机研究亮点

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化,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研究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对象。

有学者从最抽象最一般的视角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

[15]的基本现象。也有学者提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

其表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生理现

[16]象”,与社会制度无关。有学者对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运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有必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17]关系,进而提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也有学者将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根源阐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比例化)与生产资料经营权分散化(与市场化)的矛盾,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成为可能。

有学者通过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的分

[19]析指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学者则通过对马

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危机仅仅是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的论述,其精神

[21]实质还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关系。还有学者则提出了“世界市场经济

危机”的概念,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社会只要是发展商品经济,或是进

[22]入世界市场体系,就客观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以上观点看似较为

合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驳观点,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问题,主要是受国外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危机冲击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制约而产生的,危

[23]机并不来自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具体应该叫做市场经济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机一般→危机特殊→危机个别”的研究思路,“危机一般”确实来自于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

[24]在。”后来,马克思是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提出现实危机的发生。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我们会发现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结论。而有的学者将这三个主要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和结论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商品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必须要与一定的内容相结合,才能在现实中存在,否则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与商品经济这种经济运行形式相结合的内容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就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会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

[25]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国才爆发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了仅仅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内容要素还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初之所以没有危机是因为社会经济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生产是面向个人而非市场并且市场也是被分割开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是完全面向市场并且市场实现了统一。由此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那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是否也会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呢?

三、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的研究将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生长点

2007年,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2008年底,社会主义中国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学者对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产的交换,就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产生经济

[27]危机的潜在条件和可能性。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宏观经济指

[28]标进行分析,证明了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在我国的客观存在。还有学者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

[29]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由此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就形成了三种主要观

点:1.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2.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3.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中,均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三种观点,前两种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列宁、斯大林论述经济问题时所提到的因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发生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主要

表现在经济上的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混为一谈。由于政府一些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济上出现一些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经典作家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自然不会发生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还远远不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的不是消灭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

[30]业化。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本来与社会主义无关的经济危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备了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属于同一根源,但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将不断减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不断增多。两者此消彼长的最终结果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点?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区别以及它本身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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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余传贵.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J].商业时代,2007.10.

[28]赵志平,贾秀兰,李宁宁.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探[J].生产力研究,2008.7. [29]刘伯文.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理论认识[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30]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383页.

作者简介:

侯贤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0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邮政编码:530006)

第四篇: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田义贵 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田义贵(1967—),男,重庆人,文化与传媒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产业与文化传播;黎光容,女,重庆人,电影学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营销。

第五篇:幼小衔接研究述评

合肥师范学院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幼小衔接研究 学 院:2010 教 育 系 姓 名:孙培霞

幼小衔接研究

摘要: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工作是基础教育系统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从幼小衔接的内涵,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幼小衔接的相关重点进行系统的回顾、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幼小衔接的展望,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构建相互靠拢的平台。

关键词:幼儿园 小学 幼小衔接 儿童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迈进了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经济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教育发展呈现出普及教育、终身教育、个性教育的时代特征,科学的早期教育越来 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期待。但是时至今日,幼小衔接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孩子不能很好适应小学生活学习的现象有增无减。到了小学后,出现经常生病、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握笔姿势错误率高、生活不能自理、学习成绩跟不上等现象,造成一些孩子的心理压力过大,甚至厌学的现象。幼小衔接问题处理得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进入小学后的学习,更加影响孩子的一生,可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 幼小衔接的内涵 1.蔡春美教授眼中的幼小衔接

蔡春美教授认为,幼小衔接是依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协助儿童顺利地从幼儿园阶段过渡到小学阶段。幼小衔接希望形成一种衔接的状态,这种衔接的状态主要包括外在学习环境的衔接和儿童内部学习精神的衔接。幼儿园和小学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教学风格,然而这些不同就好比通过关节的连接而组织起来的骨骼肌肉一样,各部分的功能虽然不同,但却相互协调配合。从儿童的内在学习而言,通过幼小衔接教育活动的设计,使得儿童的学习仍然能够保持一种持续的状态,即使经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儿童依然受到一致的教育目标和期望的影响。⑴

2《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下的幼小衔接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儿园教育不仅是小学等学校教育的奠基阶段,也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小衔接的过渡应该是自然的,这要建立在整个幼儿阶段的正确发展基础上。孩子能够较好地适应小学生活,不是仅靠幼儿园大班的培养,而是建立在整个幼儿阶段的良好教育基础之上,以及小学阶段对学生的适应性培养。幼小衔接不应是简单地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增加一个过度环节;幼小衔接不是谁靠谁,而是幼儿园和小学都要靠儿童的发展规律。幼小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教育的规律;核心是要找到“奠基阶段”的内容。如果幼小衔接工作的结果是使幼儿园越来越小学化或者是使小学教育幼儿园化,这都是不学的,是不利于儿童的终身发展的。⑵

3、“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下的幼小衔接

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0~1994年合作研究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幼小衔接的过渡期在儿童入学前半年和入学后最初半年。在这期间,幼小衔接工作应以“在过渡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适应”为指导思想,围绕“学习适应能力(语言、数学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任务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学习、生活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一核心,为儿童做一般的和特殊的两个方面连续的准备,以帮助儿童实现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顺利过渡。这里指出的衔接是全面的,不仅有知识、技能,还有情感、态度、能力方面;不仅有语言、数学能力,还有规则意识、任务意识、社会交往等社会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并确定了幼小衔接的双向任务:学前教育做好入学准备教育,重点是学习适应和社会性适应准备;小学教育做好入学后的适应教育,把入学后教育的起点降到符合幼儿与小学交叉阶段特点的水平,使儿童顺利地适应小学学习生活。⑶

总结:蔡春美教授是通过从外在的学习环境和内在的儿童精神这两方面来考虑幼小衔接问题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通过“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着重从衔接的持续性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幼小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教育的规律,幼儿教育要按幼儿年龄特点进行,小学教育要按小学生年龄特点进行;幼小衔接的核心是要找到“奠基阶段”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增加一个环节。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0~1994年合作研究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是通过发展,培养和提升幼儿全面的能力,即着重从衔接的全面性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从表面上看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与小学两个阶段教育的平稳连接与过渡。但我们知道个体的心理发展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既没有绝对起点,又不是间断跳跃的不断建构的发展全过程。⑷因此要全面地看待幼小衔接工作,既要考虑到外在的衔接,也要考虑到内在的幼小衔接;既要考虑到衔接的连续性,又要考虑到衔接的全面性。在过渡时期,幼儿园和小学两阶段的特点同时并存,且相互交叉。为了让衔接顺利,因此在过渡时期要使幼儿阶段的特点逐渐减弱,小学阶段的特点逐渐增强。为适应儿童在此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幼儿园和小学都要指定适应儿童此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的教育。

二. 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

1.德国的哈克教授的“六个方面的断层问题”

德国的哈克教授根据观察和研究指出,处于幼儿园和小学衔接阶段的儿童,通常存在着下列六个方面的断层问题: ①关系人的断层。孩子入学后,必须离开“第二个母亲”角色的关系——幼儿园教师,而去接受严格要求、学习期望高的小学教师,这使孩子感到压力和负担。②学习方式的断层。小学中正规的科目学习方式与幼儿园的自由游戏、探索学习和发现学习方式有较大区别,孩子必须有适当的时间加以适应。③行为规范的断层。通常在幼儿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要求,在小学不再被重视,孩子入小学后,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融入集体,他们以往的感性将渐渐被理性和规则所控制。④社会结构的断层。孩子入小学后与幼儿园的友伴分离,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结交新朋友,寻找自己在团体中的位置并为班级所认同。⑤期望水平的断层。家长和教师都会对上了学的孩子给予新的期望和压力,为了学业而减少了孩子游戏活动的时间等。⑥学习环境的断层。哈克教授的研究对我们做好幼小衔接的工作具有借鉴和重要的意义。因此,解决好这六个断层的连接问题,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关键⑸

2.“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眼中的问题根源

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认为造成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是有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的:①注意水平的不同。幼儿阶段的注意主要是无意注意!这种注意主要靠环境中新奇有趣的事物引起,而小学生在上课时需要的是有意注意!即他们学习时需要依靠自己意志的努力!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把注意指向教师。②组织形式和学习方式、内容的不同。幼儿园强调幼儿在玩中学,教师通过多种渠道设计有趣的游戏活动,将五大领域各门学科有机整合,融会贯通,幼儿在玩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而小学是进行正规的科目学习,有明确的学习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要学完规定的学科知识。而且小学的学习方式以集中教学为主,分散活动相对减少。③思维能力的不同幼儿主要通过感知记忆进行学习,而到了小学,儿童的学习活动中不仅要有感知记忆参与,而且还要有归纳,概括,推理活动的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以外!还有许多,如习惯、能力、意识、态度等方面的不同。⑹ 总结:从上可以看出德国的哈克教授是根据幼儿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即小学和幼儿园的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如老师、学习方式、接触的伙伴、行为要求、父母老师的期望水平、学习环境等来说明造成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而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则是从幼儿自身,如幼儿自身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和幼儿所处环境的不同这几方面来阐述主要根源问题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相同的地方。三.幼小衔接的相关策略 1学制的改革

可通过重新划分学制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20世纪90年代,法国颁布了《教育法案实施条例》。新的改革尝试是打破传统的年级概念,在包括母育学校(法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和小学的整个初等教育中建立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阶段”即将2-11岁儿童的教育分为三个连续的教学阶段,每个阶段一般由三个学年组成:一是启蒙学习阶段(2-5岁),包括母育学校的小班和中班;二是基础学习阶段(5-8岁),包括母育学校的大班和小学的前两年;三是深入学习阶段(8-11岁),包括小学的后三年。每个阶段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组织教学,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明确的学习目标。如第二阶段(基础学习阶段)里,学生主要学习法语和数学,并初步养成自觉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强调的是法语的掌握和数学的练习,但同时也注意现代语言、形体艺术语言的学习以及公民意识和良好习惯的培养。当任何一阶段的要求都已达到时,学生便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教学阶段的实验和改革的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幼小衔接,并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⑺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教学阶段”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儿童个性的发展,如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可以得到教师的特别关注从而逐渐取得进步,而对于那些智力“超前”的学生,可以让他们提早接触、学习高一阶段的新知识;有利于提高儿童社会交往的能力,如通过母育学校的五大课程,让儿童在一种比家庭更为复杂的场地——学校,获得最初的社会经验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学会独立、合作;有利于发挥和挖掘每一阶段的教学小组中所有教师的能力和潜力,可以集中他们的集体智慧以共同搞好教学工作。总之,法国的这种学制的改革—— “教学阶段”加强了母育学校和小学的一体化,促进了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在实现教育的民主化、保证学习机会均等的同时,体现了教育的个性化。

除法国采用学制的改革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还有英国,瑞士等。英国初等教育分为2-5岁儿童的保育学校,5-7岁儿童的幼儿学校和7-11岁儿童的初级学校,儿童从5岁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全部入幼儿学校,经过两年预备教育后再入初级学校。瑞士的日内瓦实施的是将学前两个年级与小学一二年级设在一个机构中,如“Maison Des Petits”学前教育中心。还有日内瓦的“Ecole Du Livron”学校分为二部分:一部分由学前两个年级与小学一二年级组成,另一部分是三年级至六年级,虽然都属于学校统一行政管理,但却是以小学二年级为界划分两部分管理。2课程的设置

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差异性导致儿童学习适应的困难,可通过调整课程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2,1通过调整课程内容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日本新《幼儿园指导要领》将幼儿园原来课程中的六领域(体育、语言、自然、社会、美工、音乐)改为五领域(体育、语言、人际关系、环境、表现)。同时。文部省在小学一至二年级的课程中增设一门新课——生活课。该课程最大的特点是综合探究性, 让孩子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究。“生活课”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以前“科学课和社会课”的合并, 但事实上“生活课”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课程——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都类似于日本幼儿园教育中的“环境”领域(与我国幼儿园科学教育领域类似), 是一种以儿童的探究为核心的儿童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课程。它注重让儿童学习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初步的科学知识, 让儿童形成初步的科学能力和科学态度, 注重在探究活动中培养儿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 由于综合探究的学习观的影响和综合探究课程的出现, 日本的小学教育正在向幼儿园教育靠拢, 既学习幼儿园教育综合探究课程的教学方式, 又学习幼儿园教育中儿童综合探究学习的方式。⑻幼小课程目标、内容、教育方法等的改革为幼小衔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幼小改革后目标的一致性,使幼儿园教育能成为儿童在小学继续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可以从上可以看出日本的课程设计思路出现了明显的向幼儿园教育靠拢的状况,这种状况在小学低年级尤为明显。或者说, 日本幼儿园的课程设计思路成了中小学低年级课程的基本设计思路——不是分科教学, 而是“领域活动”;不是系统的知识传授, 而是综合的主题活动;不是教师直接教学, 而是儿童在教师提供的环境中主动探索。通过综合探究的学习观来体现学习的综合性和动态性,在综合探究活动中让儿童更有效的学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小学课程思路向幼儿园教育靠拢,来减少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梯度,从而使幼小衔接能够顺利进行。

2.2通过调整教学形式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俄罗斯是通过调整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组织形式,逐步让两者之间过渡衔接。小学教学组织形式的调整: 1)丰富小学的教养内容,它包括:引入各种有创造性质的儿童活动类型;在教养内容中充实各方面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认识兴趣,满足他们对实际活动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培养儿童对周围环境的关心和责任;通过参观和观摩博物馆、展览会等手段吸引儿童了解民族艺术文化。2)广泛运用激活儿童思维、想象和探究活动的教学方法,把开放型的任务和封闭型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提高儿童认识积极性,激发思维灵活性的重要条件。3)在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广泛运用游戏方式,为儿童顺利进入学习过程造就良好的情绪氛围,当儿童能够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表现创造性、想象力和责任心的时候,要为他们开展独立的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幼儿园教学组织形式的调整;1)取消幼儿园中严格规定的教学。2)最大限度地保证儿童在学校中体育课、课间大休息和课外活动过程中的运动积极性。3)运用多样化的“非课堂型”教学形式。4)在幼儿园中运用循环法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保证“温故知新”,为儿童自己运用他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条件。5)保证作业(全班的、分班的)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独立活动(游戏,艺术,建构活动等)之间的相互联系。6)改变幼儿园作业课和学校课堂教学中儿童的交往形式;保证他们有机会与同伴面对面的交流,与他相互作用,并向他学习(不仅是向成人学习);保持儿童之间的对话交流;允许儿童有发表自己见解,坚持自己的提议和保留错误的权利。⑼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是通过调整两个教育机构的教学组织形式共同来解决问题。在小学方面,如丰富小学的教养内容这一方法。它就是在重视学前教育的价值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提高幼儿园的教学形式。采取这些措施的丰富了儿童的一般文化修养(扩大儿童的信息量,培养他们的感知力和感受力,形成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幼儿园方面,如运用循环法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保证“温故知新”,为儿童自己运用他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条件这一方法。它就借鉴了小学的教学形式。在如改变幼儿园作业课和学校课堂教学中儿童的交往形式。通过这一改变,使得儿童才有可能一起讨论任务,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分配活动中的角色和变换角色等,最后来适应新的交往合作关系。总之,是通过调整各个教学形式,来促进幼小两个阶段教育的整体化和连贯化。3师资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观念和行为变化直接影响幼小衔接工作的最后结果,关系儿童发展水平的提高。英国的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在职前所受的师范教育是一样的,包括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这种教育使得他们对各年龄儿童的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英国早期教育机构的教师来自大学,保育员来自推广教育学院。教师必须通过四年学习并取得教育学士学位,她们的工作对象是3-9岁的儿童。保育员是准备0-8岁的儿童工作的,在校所学课程也是相应的。教师在学习期间已经对学前和小学的儿童状况有所了解,这对于他们从事衔接工作大有帮助。特别是在师资培训中注意掌握儿童发展的规律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特点,因此,教师能在一个班上针对不同儿童的不同发展水平加以引导,有的放矢地进行个别教育。此外英国还在师资培训方面非常强调实际锻炼,如他们至少要用100天到学校去实习,至少分别做100小时的数学、科学和英语教学实习。⑽

从上可以看出通过让幼儿,小学教师接受从幼儿到小学两个阶段的教育的学习,使得他们先在理论上对各年龄儿童的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通过实践进行操练。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也就促进了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又如美国的大部分州根据儿童的年龄层进行师资认证,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纪为一个认证阶段,这样可以使得教师懂得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差异,有利于儿童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建议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工作者担任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协助儿童顺利适应小学的学习环境。

四.幼小衔接的展望

1.对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初步思考

当前,幼儿教育发展迅速,小学学前班、民办幼儿园等多种办园方式百花争艳。为了展示自己的教学质量,争取家长的青睐,片面迎合部分小学对新生入学的智力测试要求,片 面地理解早期教育理念,幼儿园教育出现了小学化的倾向,这是小幼衔接中应该防止的倾向。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要像儿童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的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会使活泼的幼儿变得老态龙钟。”让幼儿做好入学前的准备,主要是提高幼儿的入学适应性,而不是提前教给幼儿小学知识、提早要求幼儿掌握小学生必需掌握的语言、运算知识和技能。他们意欲培养智力超群的孩子,以为这样做幼儿上小学后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殊不知,这样做违背了幼儿发展规律,抹煞了幼儿个性,埋下了拔苗助长的祸根。另一方面,由于教学内容超前传授,入小学后,老师讲的内容在幼儿园全学过,这些知识对他们没有了新鲜感,在上课时做小动作,随便说话,形成了不良学习习惯,因此,教育者对幼小衔接工作的内容要有清醒的认识,应把幼小衔接工作重点放在培养幼儿的入学适应性上,要针对幼儿特点和实际需要,重在培养幼儿适应新环境的各种素质,帮助幼儿顺利完成幼小过渡。⑾ 2.关注衔接关键,构件“互相靠拢”的平台(即重视配合和合作)综观幼小衔接的现状,还普遍存在着双向联系较少或不够深入,幼儿园向小学靠拢得多、小学向幼儿园靠拢得较少等问题。而衔接工作是两方面的事,只有一方向另一方靠拢,是搞不好的。幼儿园与小学双方人员应针对作息时间、学习方式、习惯培养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观念的转变是幼小衔接的关键,而根据两个阶段的差异性互相靠拢,将共性之处如“兴趣点、习惯培养”等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做好衔接工作的核心环节。这些转变为互动式的衔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能以地区划分,将小学与幼儿园进行挂钩,作为长期的衔接伙伴,彼此双方互相往来,互相了解,小学老师可到挂钩幼儿园去了解幼儿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以及具体教学内容和常规要求,幼儿园老师可到对口小学去了解小学低年级的教学形式,这样就能为较好地搞好衔接工作创造出有利的条件。⑿

引文:⑴国内外幼小衔接问题述评——赵建明

⑵应该系统性地认识幼小衔接——仲展

⑶《“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研究报告》——朱慕菊主编 ⑷《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振宇

⑸解决好六个断层的连接问题——潘洁 幼儿教育,2002 ,7 ⑹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徐明 《幼儿教育》2004.6 ⑺法国:借“教学阶段”解决幼小衔接——杨敏 ⑻日本拟推行“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霍力岩

⑼俄罗斯幼儿园与小学衔接问题新探——邓鲁萍 ⑽在日内瓦和伦敦看幼小衔接——朱慕菊

⑾浅议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衔接——艾丽梅

⑿如何有效提高入学前儿童的心理适应能力——郑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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