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述评

第一篇：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述评

关键词：邓中夏思想；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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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呻吟，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李大钊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第二篇：杜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述评

杜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述评

李孟娟

（文法学院 10级文秘教育三班 20104426）

内容摘要：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繁荣的盛唐造就了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而到了杜甫这里戛然而止。由盛转衰的时代，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杜甫 生平阶段 个性特征 诗歌创作 艺术成就 正文：

一、杜甫的生平概述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二、杜甫一生四个阶段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24岁回到洛阳，举进士不第。翌年又东游齐赵。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33岁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相见恨晚，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两人同游梁、宋，继而又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期间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二）困居长安时期

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杜甫有巨大的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所以在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流离辛酸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意义巨大的。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

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被押解到陷落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听到肃宗已经即位灵武，便历尽艰辛潜逃到凤翔行在，被授予左拾遗。这期间，写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名作。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三、杜甫的性格及其对诗歌创作影响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越过汉代儒家而直承先秦儒学，对先秦儒学的落后成分也给予突破，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品质：仁民爱物，忧国忧民。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沉郁，是就其作品的思想感情而言，思想博大而精深，感情悲壮而深沉；顿挫，是就其作品的艺术形式而言，表达思想感情波澜起伏，回环有力，语意频生逆转。另外作品的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其诗兼备众体，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四、杜诗艺术成就及影响

（一）杜诗学的三个理论范畴

1、集大成说：杜诗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作品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重要品质。

2、“诗史”说：杜诗大量而忠实的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事件，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可弥补史书之缺载；某些作品虽然反映的是家庭生活、个人遭遇，但由于作者能够将其与**时代相关联，情之所系，未离时局，所以仍能从中感受到社会的面貌和心理状态；“诗史”不同于史书，史书只记录事件，杜诗则提供比史书更为广阔更为具体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史书要求客观冷静的记录历史事件，而杜诗则洋溢着强烈的情感。

3、“诗圣”说：诗中圣哲是对诗人的最高评价。杜甫诗艺高超，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世界，沾丐了后人无数，杜甫成为后代诗人的创作典范。

（二）杜甫古体诗和律诗

杜甫多用古体诗写时事，因为古体便于叙事。其长篇古体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短篇古体如《兵车行》《前人行》“三吏”“三别”均取得很高的成就。

1、扩大了律诗的题材范围，用律诗写时事

2、使用组诗的形成，表现一些较为宽泛的内容

3、合律而又不见痕迹，得心应手，纵横恣肆

4、精于字句锤炼，而又不失浑融之美

结语：在杜甫生活的近60年里，随着年代、环境以及作者本身思想、情绪的不同，所创作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有所不同。杜甫的诗歌，有的记叙时事，议论时政，有的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流露出其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以及对亲朋邻里的真挚情意。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促进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对后世影响也极其深远。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

2、韩成武著《杜甫新论》

第三篇：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述评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述评

摘要：近年来，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局限于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特征、功能、及途径的研究，而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效果评价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其他方面却很少有研究。因此，对其进行一次述评，对深入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很有必要。

关键词：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意识接受隐性教育

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总体上来说研究还是比较零散的，只是在一些专业教材的部分章节或者是期刊论文中出现，尚没有一部专著出现。就期刊论文来说，有关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始于1997年。通过CIKN论文检索，可以看到从1997年-2011年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157篇，其中综述1篇，述评1篇；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14篇；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主题的论文仅有11篇，其中没综述和述评。总的来说，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不多见，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查阅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来看，其中虽然从未提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样的字样，但从其内容中可以看出，国家大力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通过思想理论课这个主渠道来实施，还要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这正符合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本质。例如：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又再一次强调:“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广大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 说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更加说明加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内容综述

（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

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有的学者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受教育者在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到一定感染或环境影响、熏陶、感化而接受教育的方法。[1]有的学者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目的和要求，通过潜藏的教育性因素间接地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和个性渗透、塑造的手段和方式。[2]还有学者认为隐性教育方法是相对于显性教育方法而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它是利用人们社会实践和人生活动(组织管理、职业活动、人际交往、文化娱乐等),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的方法。[3]王瑞荪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指出所谓隐性教育是指运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手段,寓教于建设成就、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寓教于游等,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其中,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4]向敏青也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与显性教育法相对而言的实施方法，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采用“非正规”的形式（“非正规”的形式是相对显性教育法符合一般公认标准的”正规形式”而言,它不是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而是充分利用人们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中本身存在的形式来进行教育），让教育对象自觉自愿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方法。[5]

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涵义的表述虽然不竟相同，但我们可以看出整体上学术界是从与显性教育方法相反的一面对其进行定义的。认为隐性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为了达到教育目的而实施的一种不为教育者所明显感知的，却能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育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征

郑永廷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形象、生动、自然的特点。[6]白显良等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区别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独特品性在于其具有渗透性、潜隐性、生活性、开放性。[7]张丽萍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讨》中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内隐性、丰富性、多样性、愉悦性、持久性等特点。[8]段鹏飞在《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教育目的和内容的隐蔽性、教育过程的愉悦性、教育途径的开放性、教育接受的自主性、教育方式的间接性等特点。[9]李桃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潜隐性、渗透性、互动性、暗示性等特点。[10]

综上所述，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征，大家比较认同的有三点，即潜隐性、渗透性、无意识性。

（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功能

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功能，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运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能够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教育具有教育目的的潜隐性及浸润功能；教育方式的“非正规形式”及弥散功能；教育内容的渗透性及合力功能；教育对象接受的自主性及自我教育功能。[11]徐安鑫、何义圣在《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中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拓展合力共育功能、强化自我教育功能、促进全面发展功能、实现显性配合功能。[12]李桃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认为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就其学科的社会功能而言，主要体现在同化认知、建构心理、陶冶情操、规范行为四个方面。[13]

（四）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具体方法

张耀灿、郑永廷等在2006年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谈到“发展与现代传媒相协调的隐性教育方法”，并简单介绍了三种隐性教育方法，即渗透式教育方法、陶冶式教育方法和实践体验教育方法。[14]刘新庚在2008年出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一书中，从信息方法、决策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网络方法、调控方法、评估方法等多个层面详细介绍每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中在特殊方法一章专门提到隐性教育法。[15]李桃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包括:实践内省法、心理咨询法、评价激励法、“三位一体”综合法、网络建设法、环境优化法、渗透教育法(又称:专业课程渗透法)、情感教育法、价值澄清法、社会学习法、公正团体法等。[16]此外，涉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教材还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张志刚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彭海堂编著，长江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新探》等。

（五）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实施途径

有的学者指出提出实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将其与显性教育方法相结合，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重视校园环境的隐性作用，并以社团为中心，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发挥网络阵地的隐性教育功能。[17]也有的学者指出指出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加大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力度，立足于校园文化，充分发挥教育工作者的人格魅力，积极扩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广泛利用网络资源，划拨专项资金等。[18]尹镇河在《中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比

较研究》中提出了实现途径的多样化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专业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渗透非专业性知识，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第二，通过校园环境的整体规划、校园网络建设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第三，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通过完善校园制度来进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第五，通过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教师关系建设营造良好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氛围。

[19]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施途径时，都比较注意对隐性资源的充分运用，例如，教育者自身的素质，校园文化环境的创设、广泛利用网络资源等。

三、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思考

通过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现状及内容综述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局限于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特征、功能、及途径的研究，而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效果评价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其他方面却很少有研究。现就如何扩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领域及其评价体系做一简要的论述。

（一）提高教育者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认识

首先，学校领导要提高自己的认识。高校领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讲座等显性教育完成的，从而忽视了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他们尽管在一些校园活动开办的目的时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等等，但是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仍然回归到活动本身的机械层面，没有考虑如何适时地渗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

其次，教育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有些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职业意识与专业意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求做了不求做好，应付了事，对隐性教育更是缺少研究和在具体工作中的有效运用，只是教条的问答，讨论。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教师在不同的方面还存在不同的问题。教师对学生思想教育不负责任的现象时常发生,表现在他们与学生交流时极不严肃的言行上：有的老师大讲西方思想，有的老师高谈金钱，有的老师总是抱怨社会„„更有甚者学术腐败、生活作风不正派等，对学生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最后，受教育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如何提高思想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运

用，而仅仅把它当成课外活动。比如，在参加唱红歌的过程中，学生考虑的是怎么去获奖，而没有意识到通过唱革命歌曲激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没有感情地去参加这种活动。

（二）丰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方法，扩宽研究领域

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应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心理学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产生心理认同、接受和使之内化的过程,由此就决定了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需要借用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此外,还有教育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文化学的方法等,运用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我们从更具综合性的视野来审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因而有助于我们将该研究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或更宽的领域。

（三）健全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效果的评价体系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像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那样直观，对于如何去评价一场活动所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潜隐性和暗示性特点，这必然会导致受教育者无法清楚的把握自己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接受了教育者指定的教育内容，因此，在施教过程完成后，一般不会即时地明确地表现出来，对受教育者道德素养的影响有可能在其它的德行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也有可能一直察觉不到。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各不相同，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是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对受教育者起到观念性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将教育目标和教育计划以外显的形式向受教育者明确的表达出来，因此，教育者完全不清楚受教育者是否按照他本来设计好的教育目标进行，受教育者在同一活动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认知上的偏颇，教育计划实现程度也会受到影响。这就决定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独予以效益评估较难实施。需要引起以后学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1][6] 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51-279.[2] 吴学兵.隐性教育及其内涵探析[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5）：63.[3][11] 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 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 向敏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隐性教育法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53.[7] 白显良.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独特品性[J].中青年学者论坛, 2007,(9):11-13.[8][18] 张丽萍.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6）：67.[9] 段鹏飞.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36.[10][13] [16] 李桃.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6）.[12] 徐安鑫、何义圣.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J].求实，2008,(2): 87-88.[14]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3.[15] 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73.[17] 刘鹏飞.论隐性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5）：4.[19] 尹镇河.中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1：

（6）.

第四篇：新世纪以来刘少奇党性修养思想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刘少奇党性修养思想研究述评

一、研究内容所取得的进展(一)关于“党性”的内涵新世纪的研究从不同视角解读了刘少奇思想中的“党性”内涵。其一,有学者认为刘少奇侧重从阶级性角度阐述“党性”的内涵。陈东琼、彭玉梅指出,刘少奇认为党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共产党的党性与其他阶级的鲜明区别,就在于其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

其二,也有学者侧重从利益观和群众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刘少奇思想中的“党性”内涵。张田水认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共产党员必须时时刻刻代表、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不是一个谋一己之私的集团,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员身份的标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一切向群众学习。

其三,有学者从党员的“特殊性”角度对此加以分析,陈哲认为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性”体现为四种特殊性:第一,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绝不能把共产党看做是图谋党员私利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第二,共产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第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最先进最有决心的分子,才能做共产党员;第四,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最光荣的,我们每个同志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不应该做一个半途的党员。

其四,一些学者则关注了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李春德在此视角下分析了刘少奇思想中“党性”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每个共产党必须下决心坚持终身英勇的斗争,等等。

(二)关于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新世纪以来,学者们从理论和现实中的多种因素解读了刘少奇所阐发的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一,仝华认为,刘少奇《答宋亮同志》一文的分析对认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具有独到贡献,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的思想准备不足,比较幼稚,这也是导致屡次失败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久,而其时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要求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长期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加http:///之马列著作都是欧洲文字写成,其中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与之相比,差异较大,这些原因都导致中国党理论准备不足。仝华还认为,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深化了《答宋亮同志》中的有关分析。[5]

其二,有学者认为,刘少奇是从剖析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错误倾向入手,来阐述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的。陈国清指出,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强调注意轻视实践和轻视理论的两种错误倾向,提出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意见。在党内主要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的氛围下,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和修养的必要性。

其三,有学者认为刘少奇侧重从党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和自身状况分析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梅传声认为,刘少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我党地位的变化,要求我们严把党员品质关。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处在艰苦环境中,落后分子、投机分子自然不会来,执政以后,情况则相反,入党意味着个人利益的保障,意味着荣誉、地位,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就可能下降。第二,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全面提高党员的文化、业务素质。第三,党员队伍自身出现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及时提高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条件。[7]张田水则认为,刘少奇阐述的理论学习必要性既在于革命和建设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也在于教育群众的需要。

(三)关于党性修养的标准原则和基本内容学者们认为刘少奇对于党性修养的标准和内容,主要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其后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又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其一,关于党性修养的标准。新世纪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开华认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修养的目的是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其最高标准是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其根本问题是始终锻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基本要求是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8]龚秀勇强调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分析的党性修养的五条标准、四项要求,既包括政治层面提出的与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http:///zaizhishuoshilunwen/动的基本准则,又包括从道德层面提出的为人处事的基本品质,还包括在哲学层面关涉到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正确把握,以及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信念。

一些学者则关注了刘少奇在建国后对党性修养标准的论述。赵彩霞分析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党性修养标准的阐释。第一,实事求是是加强党性修养的第一标准,坚定党性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客观可能,不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第二,每个党员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决反对弄虚作假。[10]

其二,关于党性修养的内容。有关研究以刘少奇在不同时期对党性修养的论述为着眼点,作了比较丰富深入的挖掘。

张田水认为,刘少奇理论学习观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再次是学习国外经验。

第五篇：卢梭的生平及其思想

卢梭的生平及其思想

郭晓蓉

（内蒙古大学，01004025，哲学学院2010级）

关键字：社会契约论；自由民主；人民主权；自然状态

主要内容：卢梭是启蒙思想的代表之一，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也对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更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被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因读他的作品而为之神往，说卢梭“使我双目重光”所提出的“自由是人类的特性”的原则也是受到卢梭的启示。可见，卢梭在历史上的作用或者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卢梭可以说能够超过德国所有的天才，连著名的莱辛（Lesing）、赫德（Herder）、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都是他的崇拜者。他是法国的大思想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是启蒙运动的卓越的代表之一。卢梭的一生耐人寻味，要了解他，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一、卢梭的生平

在那黑暗的中世纪之末、近代社会肇始不久的时代里，卢梭敢于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自由平等权利方面超越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历经来自包括朋友在内的多方的诽谤，官方的焚书与追捕，民众的骚扰（他曾遭到石头甚至手枪的威胁），终使他晚年处于阴影之中，以致精神的错乱，这一切都与他生存的环境与经历有关。

卢梭在1712年6月28号出生在“日内瓦共和帮”。他是一个被迫从法国逃离的新基督教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个制表匠，很仁慈，但脾气暴躁，他是个冒险者和游荡者的结合体，而且酷爱读书。

卢梭的母亲在他生下来便难产而死。所以在卢梭的一生中他受他的父亲的影响巨大。因此，他常常和他的父亲一起读书，甚至到深夜。他阅读极其广泛，从古希腊的今典著作到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到自然科学读物他都有涉及。

卢梭热爱日内瓦，也热爱法国，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在卢梭10岁的时候，他从被收养的人的家中出走，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华伦夫人，并在她家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两人分手后，在1742年，卢梭来到巴黎和百科全书派还有休谟有来往。在巴黎，他写了《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著作。1749年，在狄容学院悬赏作品中，他因为《论科学和艺术》获得了一等奖，使他一举成名，自信心大大的提高。1764年巴黎法院查禁《爱弥儿》一书，并下令逮捕作者。卢梭流亡到了英国。休谟虽然极力想要帮助他但他却猜忌休谟要害他，两人关系破裂。

后来，卢梭不得不回到法国，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卢梭是个感情极其丰富而不免多疑的人。他一辈子都是在流浪之中。他寄人篱下的时候也并没有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格，他的自信、幻想、多愁善感也许就是他成功的源泉。

二、卢梭的主要思想和主张

（一）自然和文明的对立

卢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把自然状态作为社会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为了阐明人的本性，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而采用的一种理论假设。他使用抽象分析方法，从“人所形成的人性”，即既成的人性事实中，剔除人的社会性，剩下的就是人的社会本性，进而追溯到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善良本性。

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语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类最初状态。自然状态的人具有的自我保存和怜悯情感等善良的本能，以及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对自然有服从和反抗的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最后达到自然状态的终点-私有制的产生。社会的不平等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加深，而文明的第一阶段就是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确立。

卢梭关于社会的学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克服了启蒙学者盲目的社会进步观。他对文明的批判着重指出，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他说：“各种不平等最后必然会归结到财产上去”。他对所有制的批判预示了资本主义行将出现的矛盾，对现代社会的弊病有先见之明。

（二）自然教育思想

在《爱弥儿》中体现的卢梭对教育的观念---自然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他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于理性教育。他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根据自然天性来养育孩子，侧重培养人格品质，而非提高人的智力。

卢梭教育思想的格言是：“上帝造就万物原本善良，但因人捣乱而变邪恶。”根据当时的教育体制，自然与社会势不两立，“我们的智力充满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在于统治、限制和强迫。文明人生为奴隶，死为奴隶。幼时被裹在襁褓里，死时被钉在棺材里，一生被囚在机构里”。他的教育体系分三种：“我们器官与感官的内在成长是自然的经验；我们学习利用这种成长的过程是对人的教育；凭借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经验即获取的东西则是对物的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品格而不增长知识。为此，卢梭推崇经历和实践而非书本。

卢梭还在《爱弥儿》的第二卷说到传授给孩子道德品质的内容。他从痛苦与快乐谈起，痛苦或忍受痛苦的能力，是道德人格生成过程中的第一课，欲望是痛苦的根源，因此我们的教育要避免向孩子灌输不必要的需要和欲望。教育要顺其自然。孩子未达到理性年龄之前，不要教授孩子道德法则之类的东西。作为孩子，他所要接纳的唯一习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屈从于必要性；作为成年人，他所要养成的唯一习惯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顺从于理性。

（三）社会契约论

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基础；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状态，经过缔结契约，而进入社会和国家状态的，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结成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者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他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和否定，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一种新的契约关系。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为了摆脱枷锁，人们就应订立社会契约，从而去获得自由。通过社会契约，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联合的形式即国家，在其中的每个成员不是把自己让渡给某个统治者，而是让渡给整个团体，“把自己给予所有人就等于没有把自己给予任何人；同伙有仅支配我们，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去支配同伙，我们失去多少也就获得多少，获得保存现有一切的更大力量。”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在体力上是不平等的；

有了社会契约，人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根据社会契约，国家变成了所有个人财产的拥有者。个人财产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而是得到了真正的保护。

《社会契约论》是世界政治法律学说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震撼世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和福音书。它阐述的许多原则原理不仅在革命之初被载入法国《人权宣言》等重要文献中，在革命后的长时期里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卢梭的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们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四）人民主权说

以契约方式建立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即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和体现，是国家的灵魂。其原则有：第一，主权不可转让；第二，主权不可分割；第三，主权不能被代表；第四，主权是至高无上、绝对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卢梭认为“‘主权’就是公共意志的运用，所以它是永远不能转让的。”“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其理由正和不能转让相同。”公共意志“只考虑公共的利益，”它与全体意志不同，全体意志只“不过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已。”

（五）自由和平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指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什么原因呢？卢梭把自由分为天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正是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生来就有天然的自由因不平等的出现而被破坏，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恢复人类本应该享有的自由，实现社会的自由，进而实现道德的自由，使人们成为更有道德的公民。

卢梭认为，对于人类而言，自由本来是固有本质，但社会契约必须把自由本身的意义加以转变，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它排除个人私自无拘无束的“自然的自由”，而使人具有“社会的自由”。卢梭还显示了在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的关系上，彻底的人民主权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时，他把这个主权概念，提升为人类道德价值的源泉，而非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原理之中。卢梭说：“放弃了自由，就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力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力，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

三、卢梭的影响

卢梭的伟大思想，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国大革命高潮阶段的雅各宾专政正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不单是雅各宾专政时期，而是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

例如，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2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第3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第6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1793年宪法：“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一切公民都同样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宪法的目的即保障全体法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安全，并享有一切的人权”；“主权在民，主权不可分，不可失，不可弃让”；“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之时，全体人民，以及人民的每一部分，最神圣和最不可少的义务就是起事。”杰弗逊起草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共同宣言》序言：“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予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政府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变更或废除政府，这是人民的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卢梭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的运用到了各个宪法和法律上了。可见他的影响巨大。

四、总结

卢梭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上承柏拉图、蒙田、孟德斯鸠、洛克，下启康德、马克思、杜威等无数思想家。他还是浪漫主义之父，他推崇自然、情感，主张人与自然融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但不抛弃理性，启蒙运动所盛产的知识只是鼓励人性中的邪恶，为了适合公众舆论而研究无用的信息、纸上谈兵的阅读、久坐不起的案牍生活，会使个体无聊和虚弱。但是自己一生坎坷，备受磨难。“我把一生奉贤给神圣而纯洁的真实，我的情感从未玷污我对真实的挚爱，利害与恐惧也从未腐蚀或败坏我对真实的敬意，只有当我手中的笔担心自己是出于复仇的目的时才拒绝描绘你。”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哲人，他拒绝君主政体的武断统治，憎恶因财产导致的人间不平等。

参考文献：

【1】（法）罗曼•罗兰著：《卢梭传》，陆琪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2】卢梭著：《爱弥儿》，英译《每人图书馆丛书》本，第253页 【3】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第103页 【4】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5】卢梭著：《忏悔录》，转自注[1]书，第5页

【6】周敏凯《试析法国大革命思想原则的困顿及其原因》选自《华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

【7】张秀兰《试论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选自《求是学刊》1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