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工作思想述评

第一篇：陈云经济工作思想述评

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述评

曾凯

摘要：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立场是辩证唯物主义。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与他高度重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今天，认真研究、发掘、学习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对当今正处于“一二五”规划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陈云；经济工作；哲学思想

引言：

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建国初期，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惟经济最大。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连敌人使不得不承认的。但经济上，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都瞧不起共产党治理财政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关系红色江山命运的关键时刻，陈云同志走马上任。在陈云上任后的时期内，他先后在国民经济复苏；一五计划制定；三次经济危机；国家外贸等方面的有卓越的贡献。所以，其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梳理和分析。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其解决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在于其长期的对马克思哲学和其他相关哲学的积累。本文试对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做一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对一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有所借鉴，也能使陈云的哲学思想能深入当代青年内心，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建设打下基础。

一、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陈云长期学习及积累哲学知识的缘由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要求和指导。其中，在陈云和毛泽东的三次谈话中，第一次，陈云说自己犯错是由于经验不足，而毛泽东指出其不是因为经验少，而是因为思想不对。第二次，毛泽东还是说犯错的原因在于思想方法不对，并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泽东仍然认为犯错误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问题。因此，陈云同志所在的小组重点学习了哲学，由于哲学学习坚持的好，被评为中央机关模范学习小组。所以，陈云同志在哲学方面很有建树，并将其运

用到了经济工作上，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伟绩。

第二，解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在全国解放之初，帝国主义以及国内资产阶级，主要是其中的投机商人，在经济上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诸如此类的国内及国外的问题使共产党必须加强对经济知识的学习。而其中首当其冲的，中央要求对马克思哲学的学习。因此，面对国内外的矛盾，陈云毅然学习哲学，并将其在成功运用在经济工作上。

（二）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唯实，是他经济思想，经济实践唯物论原则的集中体现。论者普遍认为，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时，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字诀”反复的强调，其充分体现了陈云的哲学思想。并且，他提出用90%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防止出现“一阵风，一刀切”的情况。要不断总结经验，留有余地，随时纠正偏差。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有两种方法，一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二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或曾在身边工作的人员，同他们建立长期的联系，可以经常听到基层的真实呼声。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迅速了解真实情况。其哲学思想和措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深深浸透着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第二：运用矛盾分析、兼顾协调思想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人们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在实践、在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才能完成。这一认识的辩证法在陈云同志的实践中，体现的十分具体、自觉和鲜明。“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坚持辩证思维的精粹概括。这样，才能对事物有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这样上下左右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透彻，判断得更准确。有论者指出，即使经过比较后的方案，也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当然，反复不是反复无常，而是再度验证主观思想和客观规律是否相符的过程。人在对复杂事物认识，往往不是一两次就能完成的，必须是一个由深到浅、由现象到本质的反复过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分析是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分析矛盾的真谛和奥秘在于抓住中心、重点、本质，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统筹兼顾，照顾其他，注意次要矛盾的发展和转化。所以，在矛盾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这个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群众。在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和实践中，一以贯之的蕴涵和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群众，构成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最大特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又是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能否贯彻群众路线，是真贯彻还是假贯彻群众路线，首要就看这一条。其次，一切问群众，就要把向人民负责和向领导机关负责有机结合起来；就要在一切工作中采取严肃认真地态度，坚持从现实出发，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在客观上使人民得到好处；要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就要处理好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以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在他看来，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发展经济必须把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作为前提。

二、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评价

首先，从试论研究来看，陈云经济工作中的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中，在共产党艰难、曲折而成功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历史中提出的。尽管不少论者在中共党史、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一些著述中，对陈云经济思想做了一定阐述。但是，对陈云经济思想本身进行专门而系统的史论研究的著作，却不多见。从总体上看，陈云在各个时期主持经济工作时做了哪些工作，提出了那些思想，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对其的思想作一个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从专题研究上来看，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体系，他虽然不是以一个成体系的形态出现的，但是，它也同任何思想体系一样，有一些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和命题组成的。那么，陈云思想体系中有哪些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又有什么联系，等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从现实意义上来看。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经济学，是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你时间特征，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中两个方面，用发展的眼光，对发展的眼光，对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

想进行动态的研究。

三、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简要结论

陈云在经济工作上运用的哲学思想最大的特色是将哲学的理论思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完美的结合了起来，体现了学与用、知与行、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

他哲学思想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组织的工作、群众工作、特别是一二五后中国经济工作的开展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版

（2）《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五月第一版

（3）《红色掌柜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五月第一版

（4）《陈云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五月版

作者简介：

曾凯，男，一九九零年八月，四川省简阳市，二零一零级能环学院水利水电专业四班。

第二篇：柏拉图“哲学王”思想述评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述评

刘伟

哲学王的思想是《理想国》（以下简称《理》）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柏拉图（以下简称柏）写作本书的意图之所在。本文意欲简要地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逻辑以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下简称《开》）一书中波普尔（以下简称波）对这一思想的批评，最后是我的一些想法。

（一）哲学王思想的内容：对该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本书的从第五卷后半部分中对哲学的论述到第七卷的篇幅中。“只有在某些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理》P251）简言之，哲学家作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便是“哲学王”的政治主张。也即，是谁应当统治者以及统治者应当符合何种标准的问题。当然，这一主张是与柏对世界本质看法的理念论、哲学本身的特性、哲学家的特性以及哲学家的职责及其培养（即统治者变成哲学家）等等问题的论述紧密相联的。前面三个方面是该思想的逻辑基础，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论及；最后一方面即哲学家的职责及其培养问题是“哲学王”主张应有的组成部分，所以先在本部分简述。有关哲学家的职责，柏强调了两点：优生、教育及制定法律。优生方面，即由他们挑选天性最优秀的男女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以此生育出天性最好的婴儿。教育方面，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被送至育儿院，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以期成为合格的护卫者。并为以后成为哲学王打好基础。最后一方面，哲学家应为城邦制定法律，因为要是国家稳定而不分裂、不出现衰退，就必须是国家神圣形式或理念的真实仿制品；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看到并仿制神圣的原物。哲学王的后继者的问题，即哲学家的培养问题。对此，柏强调选择让那些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理》P233）天赋的人进行哲学。但只有当他们韶华已逝的时候才允许对他们进行辩证法方面的训练，只有当他们的体质开始衰退，而他们又已过了公共与军事服务的年龄，这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可允许随意进入这块神圣的领域。在此领域，他们才可以通过辩证法和理性看到善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认识万物的实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继承人。城邦也才能永远在善的指引下长存。

（二）哲学王思想的逻辑：1，对世界的看法。柏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事物本身和事物的影像；可知世界主要是指理念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形式、存在本身。可知世界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从假设出发，经过理性推理所得到的结论；二，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为理念，即“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理》P270）2，对认识活动和灵魂状态的看法。“善的理念”，具有最高性，它指导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及对事物背后的理念或形式的认识为“知识”；其它的只能叫“意见”，即是对千变万化的可见世界的反映。与此相对应的是灵魂的四种状态：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理》P271）3，对哲学的看法：哲学就是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下，通过辩证法研究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之学。只有哲学才能引领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本身。

4，对现存政治状况的看法：现存的政治是愈发堕落，离善的城邦理念越来越远；加之哲学家不能受重用或哲学家的独善其身，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试图去挽救它们或者重新建立一个最接近于城邦理念的复制品。5，对哲学家的看法。哲学家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他们不热爱权力。但是出于对城邦的责任，在统治者请求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出马为新城邦的建立出谋划策。也只有他们才能按照理念本身在人间制造出它的复制品。因此，哲学家应当作统治者全面管理城邦事务，包括对后继者的培养；以此对抗城邦的衰退。

（三）波普尔的部分批评：

波对这一政治主张极力反对。他的批评也是多方面的。

波认为，柏提出的“哲学王”的概念时，“诉诸集体功利原则是终极的道德思考”。（《开》P253）其中哲学家作为“热爱真理的人”这一点在柏的主张中具有很不诚实的特点。波举出了柏著作中“高贵的谎言”一说来证实这一论点。哲学家可以不相信真理；相反，他们可以为了城邦的利益而采取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这表明哲学王的提法具有功利主义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波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家并不是热心的真理的追求者，相反却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开》P265）。其原因主要有两类，即跟国家基础有关的功能和跟国家的保护有关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为城邦制定法律。由于只有哲学家才能通过辩证法看到国家的神圣形式或理念，因而也才能作为“制度的画家”制造出该理念的复制品。这里贯穿着一个信念“一切持久的事物（即与善的理念相接近的事物）都是善，而一切导致腐化与堕落的都是恶。”实际上就是说社会变化就是恶，由此可见，柏“对智慧的态度并不能使我们超越他的阻止社会变化的观点”。（《开》P269）而柏之所以强调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不过是因为哲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的权威。由于哲学可以引导统治者们看到善的理念和最完善城邦的形式，统治者便拥有了神秘的外衣，这就“给统治者打上了印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构筑了障碍”。（《开》P271）波引用了康德的观点“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显然，波对哲学王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同时，只有一位在纯粹数学（包括立体几何）、纯粹天文学、纯粹教育学以及在辩证法中取得至高无上成就的人，才能符合哲学王的标准。只有他，才能了解数学优生学和柏拉图数的奥秘，才能让他们享受人类堕落之前所享受的幸福和欢愉，并替他们保持。经过分析，波认为“通晓真正的护卫职位的奥秘、掌握破解其钥匙的，除柏拉图外别无他人”，（《开》P284）这就意味着，柏通过《理想国》意欲表明哲学王就是他自己，而该书就是他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这一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波还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事实，即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开》P289）；在此，波对柏的人格进行了质疑。如果此说成立，这将是对柏最大的揭露和批判。

在哲学王的培养上，波认柏强调的出身论是“种族主义”（《开》P260）。在柏看来，国家的福祉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诸成员的“本性”，他们、他们的种族乃至子孙后代的“本性”反过来又受到个人主义教育的邪恶及更为重要的种族退化的威胁。所以如果没有那些在对优生学至关重要的学科里受过训练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国家将要迷失方向。在“数目与人类堕落”的故事里，柏告诉我们，退化了的护卫者所犯的最大也最致命的过失之一，就是失去了对优生学，对监督、检验、提纯人种的兴趣。（《开》P283）在“领导的原则”这一章中，波对此问题也有批判。波认为，哲学王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而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等之下，所以政治生活中应该接受的原则是：“我们要尽可能地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好准备”（《开》P231），当然，我们也应想办法得到最好的。因为“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腐蚀的人”。（《开》P250-P251）同时，“当柏拉图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同领导的理论联系在一起时，他使其（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变得彻底地讹误和迷乱”，（《开》P238）这不仅是对教育的戕害--“不仅危害科学精神，而且危及心智的第一生命，真正生命”，（《开》P249）也使政治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在哲学王的问题上，波认为柏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爱智慧者，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不懈地追求真理，而不是认为自己占有了真理。（《开》P243）柏要求聪明的人（完全合格的哲学家）应当统治，并进而宣称聪明的统治者足以聪明到凭其聪明来选择最优秀的人作他的继承者。然而这是很不现实的，柏忽视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因为许许多多还将依赖于不能控制的环境；一起偶发事件就有可能破坏国家未来的稳定。（《开》P245）总而言之，柏的政治纲领更多地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他想通过对领导权的制度控制来阻止变化。这种控制将是教育方面的，依靠权威主义的认知观--依靠博学专家的权威，以及“被证明是正直诚实的人”。（《开》P251）实际上这也是波对哲学王思想的评价。

（四）我的一些想法：尽管泰勒说：“如果我们忘了《理想国》不仅仅是探讨政府的理论总汇„„而是一部由一位雅典人提出的严肃认真的现实改革方案„„像雪莱一样，燃烧着'改造世界的热情'”，我还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政治主张。且不谈他的这一主张与他整体主义、规划主义的政治观的一致性，我只谈对该主张本身的几点看法。首先，这样的政治主张无法在政治现实中实施。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哲学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哲学家的自负，这是应首先予以批判的。其次，柏的观念中完善的城邦理念实在无法让常人理解，他也不让常人理解。如果他心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完美的图景，他这样作也显示出了他的知识霸权心态；如果他心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幅图景或者他并不真正信仰它，我们也就只能说他是在故弄玄虚甚至是欺骗。其三，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理应有个限度问题。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并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可取的选择是首先承认知识的限度，个人智慧的限度，在渐进中探索，在探索中渐进；而不是寄希望于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一劳永逸的选择。柏拉图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张更多地具有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固然可以为后人在政治设计时提供一个参照；但若真的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顾准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诚然柏拉图的时代与顾准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如果我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解读柏拉图，我仍然会赞同后者的观点：柏拉图的最高的“善”的理念与他的政治主张应分开来看；评价的尺度也应是它是否有利于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的生长。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偏见”，但我不认为应当放弃这种偏见。因为一切思考都应与我们现实的生存有关。

第三篇：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述评

关键词：邓中夏思想；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bai linchi1，2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呻吟，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李大钊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第四篇：陈云的“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陈云同志“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敬爱的陈云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纪念陈云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他的论著，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最近，我重温了陈云同志关于“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的论述，深刻体会到这些论述和思想不仅在过去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检验，而且对于今后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具有深远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大平衡”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

财政、信贷、物资统一平衡的思想，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减少波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50年，根据中央的决策，在陈云同志具体主持下，我国实行统一财政管理、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并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从而迅速制止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一成功的实践，孕育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思想的萌芽，但当时的重点是财政收支平衡。1953年我国动用财政结余来扩大建设规模，影响了信贷资金的平衡，造成社会主义国营商业阵地的缩小，市场物资供应紧张。这一“小失误”及其纠正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统一平衡的重要性。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加上职工工资和农业贷款增加过多，造成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对这次“小冒进”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到了协调发展的轨道。1957年1月，陈云同志认真总结了以上三次实践的经验，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报告，奠定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以后加上外汇收支平衡）思想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处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壮大乃至取得主导地位的时期，“四大平衡”思想在这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不仅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四大平衡”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使这一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四大平衡”就是通过国家计划的指导，自觉地把资金与物资，即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矛盾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只能是相对的、动态的。

陈云同志对于“四大平衡”思想的有关内容作过大量阐述。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①”，在这里，陈云同志首先着眼于全局性的总量平衡，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他指出：做到总量平衡的关键是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

总量平衡是以结构平衡为基础的。陈云同志指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建设；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提高的程度要同消费物资的供应相适应；建设的投资要扩大，扩大的规模要同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相适应。他还特别强调我国农业对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计划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综合平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陈云同志指出：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要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

关于综合平衡的方法论，陈云同志有针对性地强调两条：一条是要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从主观规定的目标出发“倒过来”作计划；一条是要从短线出发，所谓短线就是当年生产量加上可能动用的库存和进口，而不能从长线出发，因为那样就会破坏比例，不能配套，造成损失浪费。

总之，陈云同志把“四大平衡”看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而综合平衡就是为了实现按比例

发展。他认为：按比例发展，从长期看，就是最快的速度，也是效益最好的速度。

“四大平衡”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就使得“四大平衡”思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也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充分证明：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特别是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是，由于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均资源相对紧缺的大国，又处于经济迅速发展、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更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四大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所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并没有过时；不同的只是它的实现形式；过去基本上通过计划一种手段去实现，现在则要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去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四大平衡”思想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其一，宏观调控要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大大减少了，作为经济手段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的作用，自然就更加重要了。其二，宏观调控由过去以实物形态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主，因而，在社会总资金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财政、信贷资金的平衡，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总需求之所以会超过总供给，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量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需要。而能够创造出超过商品供应需要的过多货币的，只有两个手段：一个是财政赤字，一个是金融赤字即信用膨胀（外汇占款过多引起的货币过量发行也属于金融赤字范围）。反过来说，能够控制、紧缩货币，使总需求相当或小于总供给的，也只有这两个手段。所以，保持总供求的平衡，从直接意义上说，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个“闸门”。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相配套，解决好“源头”和“下游”的各种复杂问题，这两个“闸门”才能把得住。

“四大平衡”思想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关于财政和货币方面大致保持平衡的思想，存在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某些共同点：两者都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都要求实现财政、金融和外汇三方面各自静态或动态的平衡，而且认为三者应相互配合；都以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为目的。然而，“四大平衡”思想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要求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并要制定计划，付诸实施；二是要求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相结合；三是事先的、主动的平衡，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运行起主导作用。这些特点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条件产生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家财政具有比资本主义财政更广泛、更重要的经济职能；商业银行的全部或主体部分归国家所有。这三条中，第一条是基本的，后两条是派生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应当以“四大平衡”思想为基础，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益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运用“四大平衡”思想推进“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宏观调控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四大平衡”思想的进一步肯定和具体化。我们应当根据《建议》的要求，结合对“四大平衡”思想的学习，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首先，要加强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四大平衡”的统一认识。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几次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由于中央正确地运用“四大平衡”思想，对它成功地进行了调节和抑制，从而使国民经济转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四大平衡”思想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邓小平同志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还指出，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失调、困难较大的时候，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上述思想；当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就容易忽视上述思想，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失调埋下根苗。这种循环已经出现多次，并为此付出了较多的“学费”。1995年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宏观调控取得了较大成绩，各方面热情高涨，不少地方提出要提前翻番、提前实现小康。这种积极性是可贵的，但主观行动必须符合国情国力的客观情况，必须符合中央对宏观调控的要求，防止出现盲目攀比、脱离实际的苗头。

其次，要努力振兴财政，发展金融，平衡外汇收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6%。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既影响了财政职能的发挥，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同时又使若干本应由财政无偿拨款解决的开支转嫁给银行，增加了银行的呆账和坏账，损害了财政、信贷科学分工和统一平衡的基础。为此，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金融事业，更好地调节货币供应量。外汇收支要平衡并有结余，保持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通过财政、信贷、外汇的统一平衡，做到货币流通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三，适度控制建设规模，加强技术改造，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规模应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但要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不能靠发钞票搞建设。掌握投资规模，不仅要看当年实现的投资规模，更要看在建项目投资的总规模；不仅要计算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要计算投产所需要的铺底流动资金。目前我国建设投资主要用于新建，用于技术改造的部分比重较低，1994年为25%，1995年约为23%，低于“八五”计划要求的35%，更低于西方国家的60—70%。因此，我们应当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高度出发，下决心改变目前重新建、轻技改的局面。

第四，扩展和细化“四大平衡”的具体内容，完善平衡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来源和运行渠道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新情况。财政资金中，有预算内资金，又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信贷资金中，有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资金，又有非国有银行经营的资金，还有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汇资金中，有国际收支的经常性项目，又有资本项目；市场流通的商品中，有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还有日益增多的劳务商品。这就要求有关机关在分别编制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主要商品供求的平衡表，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编制社会总资金平衡表（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平衡表）中，都要把各种渠道的资金和商品包括在内，以便搞好综合平衡。

第五，转换实现平衡的方法，协调各种经济手段的运用。经过综合平衡的国家计划，主要应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计划、财政、金融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各项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在按比例发展中实现较快速度和较好效益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五篇：陈云如何科学评价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

陈云如何科学评价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

陈云如何科学评价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X 在陈云看来，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党、军队和人民的领袖，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选择的结果。因此，“文革”结束以后，陈云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他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通过提出了关键建议，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之所以能够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于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在党的第二次历史转折时期，陈云协助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和通过，作出了独特贡献。陈云为什么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列，同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科学评价毛泽东，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为什么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历史转折时期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成功解决这一战略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什么长远影响和现实意义？陈云是运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笔者尝试从这些问题及其经验入手进行再探讨。

毛泽东与陈云

一、历史追溯：“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陈云在评价毛泽东时也坚持了这个原则。1962年初，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资料图）

（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袖

在中央苏区时期，陈云对毛泽东并不熟悉，“且听说是机会主义”；和毛泽东相识以后，感觉他“经验多”。在长征时期，通过比较土地革命战争的成败，陈云认为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领袖。1935年，陈云在莫斯科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以一个被俘军医的口吻描述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其一，从人格魅力上说，毛泽东是谦虚、聪敏的。陈云说：“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其二，从精神、意志、品质上说，毛泽东能与官兵同甘共苦。陈云写道：“欲问赤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泽东为赤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竞以少数赤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赤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其三，毛泽东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有“相当功绩”。而在民族存亡关头，共产党的领袖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如果国民党联共抗日，“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如果有人以为赤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这我觉不然。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8、90、91页。）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陈云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为以后正确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延安时期，陈云曾三次向毛泽东请教：为什么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样有学问的人会犯错误？毛泽东回答说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习哲学。于是，陈云在工作之余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通过学习，陈云在“思想上的进步可以说发生了一个飞跃”。（参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图为十三大闭幕式上的邓小平和陈云。

1943年，陈云在养病期间，十分重视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电报、电文以及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工作方法。他“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当时陈云的体会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这是陈云著名的思想工作方法。

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陈云认为，毛泽东除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外，还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毛泽东是“军事天才”，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参见《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新年团拜会时，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959年，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

（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陈云认为，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经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代表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经过革命实践的考炼，经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经过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认识，陈云认定，毛泽东是党、军队和人民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这是历史的结论；而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正确思想；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这为他以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准备了资料。

二、现实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

“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急需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要实现这一转变，就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

（一）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1961年1月，陈云同志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交谈。

当时，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要求遵循“两个凡是”的方针。这样将难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严重妨碍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拨乱反正的进程。针对“左”的错误，1977年9月28日，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陈云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充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功绩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针对各种评价毛泽东的言论，陈云强调要客观认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于不同时期，要区别对待。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对此陈云非常赞同。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陈云文选》第3卷，第243页。）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

（三）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在反对“左”的错误的同时，有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革”的错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把建国后的历史说得漆黑一团。国外有的媒体也造谣生事，混淆视听。这种情况表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形象。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指出：“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提出防修反修等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就像对斯大林的评价一样，不仅是苏联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页。）这和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致的。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作为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与邓小平一道站在历史高度和时代前列，从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视野，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倡导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为《决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定下了基调。

1992年11月16日，陈云同志同江泽民同志交谈。

陈云女儿辟谣：父亲没说过对毛主席很不敬的话

陈云同志长女陈伟力接受记者视频访谈，就当前反腐、红二代、侮辱诋毁烈士等热门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辟谣称其父亲没说过对毛主席很不敬的话。她说：“在毛主席120诞辰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也曾经公开辟谣，因为我父亲从来没说过那些话。我父亲本身非常尊重毛主席，觉得毛主席在很多方面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在家里的时候不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角度评价毛主席的，所以那些不恭敬的话是有人鼓捣出来，安在我父亲头上的。”

陈云长女陈伟力做客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并接受视频访谈。记者记者 张炎良 摄

1954年夏，陈云同志同朱德、林伯渠、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视察官厅水库。

6月13日即将迎来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日前，陈云同志长女陈伟力做客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并接受记者视频访谈。在访谈中她讲述了父亲自强不息、艰难求学，到后来投身革命和推动改革的故事。年逾七旬的陈伟力思维严密、语言犀利，除了回忆自己和父亲的历历往事，还就当前反腐、红二代、侮辱诋毁烈士等热门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父亲对家里人要求非常严格，他说在经济上一定要干干净净，做人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公家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动，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有一天会查的。”陈伟力说，“我们都非常支持现在的反腐，共产党的风气不能放任，权力必须要受到监督。”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陈伟力：我父亲是一个凡事都非常认真，做人严谨、做事也很严谨的人。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像他自己做人那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所以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到学校里头，不能讲自己的父亲怎么怎么样。我那时候比较小，都不知道他的位置，也不懂，但是我就是记住了。后来又陆续跟我讲，到哪儿去，都要守哪儿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来，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教导下生活的。

记者：陈云同志长期主抓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他自身是如何做到防腐拒蚀抗变的？他是如何管束家人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有没有立过规矩？

陈伟力：我对父亲说过的很多话都印象深刻，他说“在经济上一定要干干净净，做人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不该知道的事儿不要问。公家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动，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有一天会查的。”这是他一直教导我们的。

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张际春，这个人从东北就跟着我父亲，一直到解放初期复员转业，他临走时我父亲交代他的也是这句话。后来他来看望我父亲的时候，非常感激我父亲。他说：“首长交代我的事儿，我一直牢牢记着，我周围很多同志都在经济上犯了错误，公家的钱我一点儿都没沾，所以我一直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记者：前段时间出现一些舆论，说陈云同志讲了对毛主席很不恭敬的话，据您了解是怎么回事？上一张下一张 86年邓小平陈云密商＂交班＂

陈伟力：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议论毛主席，他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议论过毛主席。他和我谈过对毛主席的看法，就是我陪他在江西休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江西蹲点，在企业做调查研究，回到家里我们经常聊聊天，谈到过对毛主席的看法。他对毛主席还是非常尊重和钦佩的，他觉得毛主席在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外交上比自己高明很多。我父亲在哲学和思想上是非常佩服毛主席的，他觉得毛主席处理问题非常灵活，对事情判断很有经验，而且在思维上很开阔，很大气。尤其在军事上，我父亲参加遵义会议，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所了解，而且也看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了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取得了胜利。所以他一直对毛主席很尊敬、很钦佩。在毛主席120诞辰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也曾经公开辟谣，因为我父亲从来没说过那些话。我父亲本身非常尊重毛主席，觉得毛主席在很多方面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在家里的时候不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角度评价毛主席的，所以那些不恭敬的话是有人鼓捣出来，安在我父亲头上的。

0 1984年10月胡耀邦与李先念、陈云在一起（资料图）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出现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及网上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先烈的行为？

陈伟力：我认为，这不是立场问题就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有人有意想要搅混水，是立场问题，就是生怕天下不乱，要把大家搞得越乱越好；如果是政治上糊涂的人，就是思想方法的问题。

看待一个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全面地看。你要承认，每个人都有缺点，无论狼牙山五壮士还是邱少云，他们在生活中在过去可能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是他们在革命考验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这是他们一生最主要的方面，我们应该看他们这个方面，向他们学习。继续阅读：http:// 胡耀邦反思：毛主席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http://cul.sohu.com/20120809/n350242926_2.shtml

·毛泽东为何点名要陈云收拾“大跃进”残局？图文转载网络

·邓小平与陈云1986年密商“交班”：80分钟抽完了6支烟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为什么请不动陈云讲话？

·陈云七千人大会批党内生活不正常:说话怕犯错只会打哈哈

毛泽东：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 1959年陈云称病不参加庐山会议：回避才是上上策 邓小平和陈云如何能成新中国政治生命最长的两个人？ 陈云仗义执言改变了华国锋原定的三中全会议程 陈云：和稀泥不是我的性格，又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文革”中谢富治赤膊上阵批陈云：只想着多赚钱炒肉片 邓小平与陈云1986年密商“交班”：80分钟抽完了6支烟 陈云：我们离用金子修厕所的时代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