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刘少奇党性修养思想研究述评

第一篇：新世纪以来刘少奇党性修养思想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刘少奇党性修养思想研究述评

一、研究内容所取得的进展(一)关于“党性”的内涵新世纪的研究从不同视角解读了刘少奇思想中的“党性”内涵。其一,有学者认为刘少奇侧重从阶级性角度阐述“党性”的内涵。陈东琼、彭玉梅指出,刘少奇认为党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共产党的党性与其他阶级的鲜明区别,就在于其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

其二,也有学者侧重从利益观和群众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刘少奇思想中的“党性”内涵。张田水认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共产党员必须时时刻刻代表、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不是一个谋一己之私的集团,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员身份的标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一切向群众学习。

其三,有学者从党员的“特殊性”角度对此加以分析,陈哲认为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性”体现为四种特殊性:第一,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绝不能把共产党看做是图谋党员私利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第二,共产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第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最先进最有决心的分子,才能做共产党员;第四,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最光荣的,我们每个同志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不应该做一个半途的党员。

其四,一些学者则关注了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李春德在此视角下分析了刘少奇思想中“党性”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每个共产党必须下决心坚持终身英勇的斗争,等等。

(二)关于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新世纪以来,学者们从理论和现实中的多种因素解读了刘少奇所阐发的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一,仝华认为,刘少奇《答宋亮同志》一文的分析对认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具有独到贡献,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的思想准备不足,比较幼稚,这也是导致屡次失败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久,而其时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要求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长期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加http:///之马列著作都是欧洲文字写成,其中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与之相比,差异较大,这些原因都导致中国党理论准备不足。仝华还认为,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深化了《答宋亮同志》中的有关分析。[5]

其二,有学者认为,刘少奇是从剖析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错误倾向入手,来阐述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的。陈国清指出,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强调注意轻视实践和轻视理论的两种错误倾向,提出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意见。在党内主要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的氛围下,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和修养的必要性。

其三,有学者认为刘少奇侧重从党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和自身状况分析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梅传声认为,刘少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我党地位的变化,要求我们严把党员品质关。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处在艰苦环境中,落后分子、投机分子自然不会来,执政以后,情况则相反,入党意味着个人利益的保障,意味着荣誉、地位,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就可能下降。第二,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全面提高党员的文化、业务素质。第三,党员队伍自身出现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及时提高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条件。[7]张田水则认为,刘少奇阐述的理论学习必要性既在于革命和建设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也在于教育群众的需要。

(三)关于党性修养的标准原则和基本内容学者们认为刘少奇对于党性修养的标准和内容,主要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其后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又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其一,关于党性修养的标准。新世纪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开华认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修养的目的是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其最高标准是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其根本问题是始终锻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基本要求是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8]龚秀勇强调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分析的党性修养的五条标准、四项要求,既包括政治层面提出的与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http:///zaizhishuoshilunwen/动的基本准则,又包括从道德层面提出的为人处事的基本品质,还包括在哲学层面关涉到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正确把握,以及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信念。

一些学者则关注了刘少奇在建国后对党性修养标准的论述。赵彩霞分析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党性修养标准的阐释。第一,实事求是是加强党性修养的第一标准,坚定党性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客观可能,不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第二,每个党员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决反对弄虚作假。[10]

其二,关于党性修养的内容。有关研究以刘少奇在不同时期对党性修养的论述为着眼点,作了比较丰富深入的挖掘。

张田水认为,刘少奇理论学习观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再次是学习国外经验。

第二篇：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述评

关键词：邓中夏思想；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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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呻吟，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李大钊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第三篇：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述评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述评

摘要：近年来，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局限于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特征、功能、及途径的研究，而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效果评价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其他方面却很少有研究。因此，对其进行一次述评，对深入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很有必要。

关键词：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意识接受隐性教育

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总体上来说研究还是比较零散的，只是在一些专业教材的部分章节或者是期刊论文中出现，尚没有一部专著出现。就期刊论文来说，有关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始于1997年。通过CIKN论文检索，可以看到从1997年-2011年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157篇，其中综述1篇，述评1篇；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14篇；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主题的论文仅有11篇，其中没综述和述评。总的来说，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不多见，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查阅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来看，其中虽然从未提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样的字样，但从其内容中可以看出，国家大力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通过思想理论课这个主渠道来实施，还要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这正符合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本质。例如：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又再一次强调:“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广大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 说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更加说明加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内容综述

（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

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有的学者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受教育者在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到一定感染或环境影响、熏陶、感化而接受教育的方法。[1]有的学者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目的和要求，通过潜藏的教育性因素间接地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和个性渗透、塑造的手段和方式。[2]还有学者认为隐性教育方法是相对于显性教育方法而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它是利用人们社会实践和人生活动(组织管理、职业活动、人际交往、文化娱乐等),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的方法。[3]王瑞荪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指出所谓隐性教育是指运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手段,寓教于建设成就、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寓教于游等,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其中,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4]向敏青也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与显性教育法相对而言的实施方法，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采用“非正规”的形式（“非正规”的形式是相对显性教育法符合一般公认标准的”正规形式”而言,它不是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而是充分利用人们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中本身存在的形式来进行教育），让教育对象自觉自愿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方法。[5]

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涵义的表述虽然不竟相同，但我们可以看出整体上学术界是从与显性教育方法相反的一面对其进行定义的。认为隐性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为了达到教育目的而实施的一种不为教育者所明显感知的，却能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育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征

郑永廷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形象、生动、自然的特点。[6]白显良等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区别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独特品性在于其具有渗透性、潜隐性、生活性、开放性。[7]张丽萍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讨》中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内隐性、丰富性、多样性、愉悦性、持久性等特点。[8]段鹏飞在《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教育目的和内容的隐蔽性、教育过程的愉悦性、教育途径的开放性、教育接受的自主性、教育方式的间接性等特点。[9]李桃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潜隐性、渗透性、互动性、暗示性等特点。[10]

综上所述，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征，大家比较认同的有三点，即潜隐性、渗透性、无意识性。

（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功能

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功能，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运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能够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教育具有教育目的的潜隐性及浸润功能；教育方式的“非正规形式”及弥散功能；教育内容的渗透性及合力功能；教育对象接受的自主性及自我教育功能。[11]徐安鑫、何义圣在《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中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拓展合力共育功能、强化自我教育功能、促进全面发展功能、实现显性配合功能。[12]李桃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认为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就其学科的社会功能而言，主要体现在同化认知、建构心理、陶冶情操、规范行为四个方面。[13]

（四）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具体方法

张耀灿、郑永廷等在2006年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谈到“发展与现代传媒相协调的隐性教育方法”，并简单介绍了三种隐性教育方法，即渗透式教育方法、陶冶式教育方法和实践体验教育方法。[14]刘新庚在2008年出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一书中，从信息方法、决策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网络方法、调控方法、评估方法等多个层面详细介绍每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中在特殊方法一章专门提到隐性教育法。[15]李桃在《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包括:实践内省法、心理咨询法、评价激励法、“三位一体”综合法、网络建设法、环境优化法、渗透教育法(又称:专业课程渗透法)、情感教育法、价值澄清法、社会学习法、公正团体法等。[16]此外，涉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教材还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张志刚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彭海堂编著，长江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新探》等。

（五）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实施途径

有的学者指出提出实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将其与显性教育方法相结合，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重视校园环境的隐性作用，并以社团为中心，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发挥网络阵地的隐性教育功能。[17]也有的学者指出指出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加大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力度，立足于校园文化，充分发挥教育工作者的人格魅力，积极扩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广泛利用网络资源，划拨专项资金等。[18]尹镇河在《中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比

较研究》中提出了实现途径的多样化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专业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渗透非专业性知识，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第二，通过校园环境的整体规划、校园网络建设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第三，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通过完善校园制度来进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第五，通过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教师关系建设营造良好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氛围。

[19]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施途径时，都比较注意对隐性资源的充分运用，例如，教育者自身的素质，校园文化环境的创设、广泛利用网络资源等。

三、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思考

通过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现状及内容综述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局限于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特征、功能、及途径的研究，而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效果评价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其他方面却很少有研究。现就如何扩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领域及其评价体系做一简要的论述。

（一）提高教育者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认识

首先，学校领导要提高自己的认识。高校领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讲座等显性教育完成的，从而忽视了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他们尽管在一些校园活动开办的目的时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等等，但是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仍然回归到活动本身的机械层面，没有考虑如何适时地渗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

其次，教育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有些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职业意识与专业意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求做了不求做好，应付了事，对隐性教育更是缺少研究和在具体工作中的有效运用，只是教条的问答，讨论。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教师在不同的方面还存在不同的问题。教师对学生思想教育不负责任的现象时常发生,表现在他们与学生交流时极不严肃的言行上：有的老师大讲西方思想，有的老师高谈金钱，有的老师总是抱怨社会„„更有甚者学术腐败、生活作风不正派等，对学生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最后，受教育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如何提高思想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运

用，而仅仅把它当成课外活动。比如，在参加唱红歌的过程中，学生考虑的是怎么去获奖，而没有意识到通过唱革命歌曲激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没有感情地去参加这种活动。

（二）丰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方法，扩宽研究领域

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应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心理学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产生心理认同、接受和使之内化的过程,由此就决定了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需要借用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此外,还有教育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文化学的方法等,运用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我们从更具综合性的视野来审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因而有助于我们将该研究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或更宽的领域。

（三）健全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效果的评价体系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像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那样直观，对于如何去评价一场活动所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潜隐性和暗示性特点，这必然会导致受教育者无法清楚的把握自己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接受了教育者指定的教育内容，因此，在施教过程完成后，一般不会即时地明确地表现出来，对受教育者道德素养的影响有可能在其它的德行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也有可能一直察觉不到。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各不相同，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是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对受教育者起到观念性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将教育目标和教育计划以外显的形式向受教育者明确的表达出来，因此，教育者完全不清楚受教育者是否按照他本来设计好的教育目标进行，受教育者在同一活动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认知上的偏颇，教育计划实现程度也会受到影响。这就决定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独予以效益评估较难实施。需要引起以后学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1][6] 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51-279.[2] 吴学兵.隐性教育及其内涵探析[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5）：63.[3][11] 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 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 向敏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隐性教育法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53.[7] 白显良.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独特品性[J].中青年学者论坛, 2007,(9):11-13.[8][18] 张丽萍.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6）：67.[9] 段鹏飞.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36.[10][13] [16] 李桃.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6）.[12] 徐安鑫、何义圣.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J].求实，2008,(2): 87-88.[14]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3.[15] 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73.[17] 刘鹏飞.论隐性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5）：4.[19] 尹镇河.中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1：

（6）.

第四篇：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三

市场经济：跨越发展的中国创举（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十

年回眸·重大战略）

——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三

“东方新神话”；

“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

在世界眼里，“2002—2012”这一看似普通的历史单元，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

是什么让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喷薄而出、财富像泉水般涌流？是什么让社会主义生命力凸现，重新激活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全新想象？

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认识已成为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

昨天，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

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提供着良好的“体制环境”。

体制环境更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愈益坚实，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现着亘古未有的结合

只有回首过去，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

轻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里程碑，我们分明可以看到那清晰的“三大步”：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打开。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步步加深，改革沿着市场取向一步步推进。

20年前，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改革从此奠定了更明确的方向。

10年前，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年风云际会，十年风雨兼程。今天，中国的“体制环境”逐步走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正愈益坚实。

市场主体更富活力——过去，国有企业被比作低效、愚笨的“大恐龙”；现在，大多数国企实行了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成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分明是腾跃太空的“中国龙”。

“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形似‟，还做到了„神似‟，”十八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说，“如今，建行的董事们在讨论一些议案时会争得面红耳赤，表决时有人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由于董事会不能干预具体经营，我担任董事长8个多月来，没批过一分钱贷款，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市场体系更加发达——过去，连一盒火柴的价格都要国家制定；现在，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过去，人们不知股票为何物，首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公司为推销股票，不得不宣布，买他们的股票5年后可以“还本”，每年有5.4%的“利息”；现在，中国股市市值已跃居世界第三，股指的涨落牵动着亿万百姓的神经。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向我们走来。

宏观调控体系更趋成熟——过去，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经济；现在，财税、金融等间接调控工具登台亮相，熨平经济波动，助力又好又快。

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更为健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从过去的家庭保障和单位保障，跨越到今天的社会保障，百姓的“安全网”越编越结实。

最令人瞩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相互的化学反应中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这两个“不等式”中，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非相互排斥的磁铁南北极；

向市场经济要效率，向社会主义要公平——从这两个“等式”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像磁铁相吸般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两种优势的叠加、融合，将释放出惊人的制度能量。

这十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正实现着亘古未有的结合。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正携手向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不要宏观调控，而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每一次危机，都是对制度优势的考验。当国际金融危机黑云压城、世界经济一片肃杀时，中国经济在“看得见的手”的有力托举下，不仅率先回升，而且逆势攀升，四年间人均GDP翻了一番。外媒感叹：“„新版中华经济体制‟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中国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置身于西方国家遭受的全球危机之外。”

市场经济是人类的精巧发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中国的卓越创造。这一体制将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有利于实现效率提高、财富增进和公平正义。

“中国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是任何计划都计划不出来的。”有人这样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的奇迹。

我们从“濒临崩溃”走向“世界引擎”。这十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全球排名推进四位，已跃居世界第二。建三峡大坝、修青藏铁路、办奥运盛会、走浩瀚太空……“中国实力”耀眼迸发。

我们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这十年，中国农村的脱贫人数，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数量，中国人民过上了宽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从“沉闷僵化”走向“充满活力”。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市场意识苏醒、发展机会增多……中国社会，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和活力。

改革开放是动力

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程度

“体制环境”的完善程度，取决于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10年的探索实践，再次验证了“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新的体制机制就健全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推进一步”的真理！

国企健体、民企松绑——改革让微观主体“活力四射”。

国企改革中的每一次决断取舍，都是对原有体制的“削骨蚀肌”。断腕之痛愈深，奋起之势愈强。这十年，中央企业从196家调整重组为117家，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壮大至28万亿元。“减”的是数量，“增”的却是竞争力、控制力和带动力。

“非公经济36条”、“新非公经济36条”、“新非公经济36条实施细则”，“重复”的是条数，“变化”的却是“玻璃门”、“弹簧门”的逐渐打破。“英雄不问出处，创业不问体制”，千万家非公企业正以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汇聚成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年前，三一面临着诱人的市场机遇，但就是缺少资金、“没米下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三一申请上市。“民营企业上市，那不是天方夜谭吗？”面对怀疑，梁稳根也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没想到一路绿灯，只花了一年多就登陆股市，筹资9.6亿元，三一的混凝土机械销售额一下增长了30倍。“当上市铜锣敲响时，我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民企和国企是平等的！”

要素价格市场化、市场范围扩大化——改革令市场体系“血脉畅通”。

居民阶梯电价方案实施、成品油价格调价周期缩短、天然气价改试点启动……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轮廓渐次清晰。

城乡统筹、户籍改革，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市场从小到大，“技术”在流通中体现价值……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范围日益扩大。

少管制、多服务、重监督、强调控——改革给政府与市场“划清边界”。

这十年，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36986项，占原有总数的68.2%。政府职能，正从“划桨”变为“掌舵”，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提高收入、完善保障——改革为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补上短板”。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织就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开放与改革密不可分。开放也是改革，是对传统自我封闭体制的改革。

多哈会议一声槌响，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入世意味着接轨成熟的市场经济。从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野更广、标准更高、压力更大、动力更足，成果也更丰。

“在入世形成的强大的竞争倒逼机制下，国有银行背水一战、实施股改，中小银行也纷纷变革自强，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十年前，中资银行还担心„狼来了‟；十年后，外资银行惊叹将„与龙共舞‟！”十八大代表、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杨明生回忆起这场硬仗时依然心潮澎湃。

坚持改革不动摇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

一家外国报纸曾这样提醒来华公民：“买东西要看找回的是不是假币，坐出租车要警惕司机绕路。但迄今为止，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是其中之一。” 的确，我们为市场取向改革带来的“中国奇迹”感到振奋，但也与一些“成长的烦恼”不期而遇。收入差距扩大、看病难、上学贵、房价高、诚信缺失、贪污腐败……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一些人将其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这些问题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

其实，这些问题，有些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告别普遍贫穷、奔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烦心事”。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做大发展“蛋糕”，我们能缩小差距、扭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有些问题，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也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在一段时间内，与经济领域的改革比，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但重要的是，这样的局面已现“拐点”，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改革正风生水起。

还有些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不是无序经济；是法制经济，不是腐败经济。腐败，往往是体制转轨时期的权力寻租。遏制腐败，要靠深化改革，靠政府职能转变。

种种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出了偏差。相反，这些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的产物，也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决。

今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审视，完善“体制环境”的任务依然繁重。

来自中国农业银行的十八大代表叶又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总量上去了，但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极为迫切；非公经济不断壮大，但制约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并未完全消除；商品市场较为成熟，但要素市场发育不足，影响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还存在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而我们距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只有短短8年。处于“深水区”、“胶着期”的市场化改革，越往前推，触及的矛盾就越深，碰到的阻力就越大。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又一次吹响了进军号。

改革开放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五篇：陈云经济工作思想述评

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述评

曾凯

摘要：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立场是辩证唯物主义。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与他高度重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今天，认真研究、发掘、学习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对当今正处于“一二五”规划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陈云；经济工作；哲学思想

引言：

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建国初期，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惟经济最大。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连敌人使不得不承认的。但经济上，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都瞧不起共产党治理财政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关系红色江山命运的关键时刻，陈云同志走马上任。在陈云上任后的时期内，他先后在国民经济复苏；一五计划制定；三次经济危机；国家外贸等方面的有卓越的贡献。所以，其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梳理和分析。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其解决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在于其长期的对马克思哲学和其他相关哲学的积累。本文试对陈云同志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做一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对一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有所借鉴，也能使陈云的哲学思想能深入当代青年内心，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建设打下基础。

一、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陈云长期学习及积累哲学知识的缘由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要求和指导。其中，在陈云和毛泽东的三次谈话中，第一次，陈云说自己犯错是由于经验不足，而毛泽东指出其不是因为经验少，而是因为思想不对。第二次，毛泽东还是说犯错的原因在于思想方法不对，并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泽东仍然认为犯错误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问题。因此，陈云同志所在的小组重点学习了哲学，由于哲学学习坚持的好，被评为中央机关模范学习小组。所以，陈云同志在哲学方面很有建树，并将其运

用到了经济工作上，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伟绩。

第二，解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在全国解放之初，帝国主义以及国内资产阶级，主要是其中的投机商人，在经济上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诸如此类的国内及国外的问题使共产党必须加强对经济知识的学习。而其中首当其冲的，中央要求对马克思哲学的学习。因此，面对国内外的矛盾，陈云毅然学习哲学，并将其在成功运用在经济工作上。

（二）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唯实，是他经济思想，经济实践唯物论原则的集中体现。论者普遍认为，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时，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字诀”反复的强调，其充分体现了陈云的哲学思想。并且，他提出用90%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防止出现“一阵风，一刀切”的情况。要不断总结经验，留有余地，随时纠正偏差。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有两种方法，一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二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或曾在身边工作的人员，同他们建立长期的联系，可以经常听到基层的真实呼声。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迅速了解真实情况。其哲学思想和措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深深浸透着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第二：运用矛盾分析、兼顾协调思想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人们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在实践、在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才能完成。这一认识的辩证法在陈云同志的实践中，体现的十分具体、自觉和鲜明。“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坚持辩证思维的精粹概括。这样，才能对事物有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这样上下左右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透彻，判断得更准确。有论者指出，即使经过比较后的方案，也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当然，反复不是反复无常，而是再度验证主观思想和客观规律是否相符的过程。人在对复杂事物认识，往往不是一两次就能完成的，必须是一个由深到浅、由现象到本质的反复过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分析是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分析矛盾的真谛和奥秘在于抓住中心、重点、本质，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统筹兼顾，照顾其他，注意次要矛盾的发展和转化。所以，在矛盾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这个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群众。在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和实践中，一以贯之的蕴涵和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群众，构成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最大特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又是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能否贯彻群众路线，是真贯彻还是假贯彻群众路线，首要就看这一条。其次，一切问群众，就要把向人民负责和向领导机关负责有机结合起来；就要在一切工作中采取严肃认真地态度，坚持从现实出发，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在客观上使人民得到好处；要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就要处理好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以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在他看来，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发展经济必须把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作为前提。

二、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评价

首先，从试论研究来看，陈云经济工作中的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中，在共产党艰难、曲折而成功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历史中提出的。尽管不少论者在中共党史、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一些著述中，对陈云经济思想做了一定阐述。但是，对陈云经济思想本身进行专门而系统的史论研究的著作，却不多见。从总体上看，陈云在各个时期主持经济工作时做了哪些工作，提出了那些思想，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对其的思想作一个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从专题研究上来看，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体系，他虽然不是以一个成体系的形态出现的，但是，它也同任何思想体系一样，有一些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和命题组成的。那么，陈云思想体系中有哪些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又有什么联系，等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从现实意义上来看。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经济学，是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你时间特征，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中两个方面，用发展的眼光，对发展的眼光，对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

想进行动态的研究。

三、陈云经济工作的哲学思想的简要结论

陈云在经济工作上运用的哲学思想最大的特色是将哲学的理论思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完美的结合了起来，体现了学与用、知与行、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

他哲学思想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组织的工作、群众工作、特别是一二五后中国经济工作的开展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版

（2）《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五月第一版

（3）《红色掌柜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五月第一版

（4）《陈云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五月版

作者简介：

曾凯，男，一九九零年八月，四川省简阳市，二零一零级能环学院水利水电专业四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