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第一篇：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社会记忆理和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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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龙网核心提示： 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本文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本文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但是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主流话语中似乎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痕迹。尽管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些工作，但社会记忆基本上是一个被解释变量，而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基本概念。一些好的个案研究所探讨的实践逻辑问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表明，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社会记忆，认同，集体记忆迄今为止，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各学科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把社会记忆看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并为未来的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一、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

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来。巴特莱特分析了个人记忆的群体动力，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提出了“结构性健忘症”的概念，简注意到了时间概念和记忆的进化的关系，维高斯基指出记忆的叙事形式整体地受到文化影响。

但在社会学的领域中，经典作家们对社会记忆涉及甚少，涂尔干只在纪念仪式的简短讨论中直接强调了记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无意识性，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关注被当成是此前社会的非理性的遗留物。齐美尔把记忆看成是缺失的证据，但未发展其理论。韦伯关注传统的合法性，也对记忆关注太少。后来库利和米德对记忆的社会情境的进行了理论化，但却超出了社会学的旨趣。总之，学者要么把社会记忆狭义地看成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支，要门广义的看成是“社会的连接结构”。希尔斯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经典理论过多强调两分法的牺牲品，经典理论遵从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一的视角，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这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及欺骗和悔恨的政治、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和奥特纳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而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

二、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奇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实际上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他的社会记忆的概念不仅超越了哲学，而且也与心理学取向相对。在《个人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一文中，他指出，定义“集体心理”，首先要区分它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的不同。心理社会学的目的是表明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可以用意图或信仰来解释。心理社会学不分析这些意图和信仰的性质。相反，社会心理学把意识的状态与社会群体的生活相联系，这种意识的状态被描述成一个自足的现实，尽管事实上是社会所引起的，它们却被假定成具有独立的起源。而集体心理这个概念是用来处理心理事实的，既考虑到它们自身内在的特征、性质和相互关系，也考虑到它们源于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和集体心理》中，他进一步指出，集体心理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构成对群体中的个人之间意识互动状态的表述。通过区分思想感情和它们具体的外在的表现，或者通过区分制度的心理和物质的层面，社会学的领域可以得到确认。集体表象的典型特征总是以物质形式表现它们自身，社会学的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是通过集体心理的参照框架来完成的。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我们后来对哈布瓦奇的批评过多的强调“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忽视他对于心理学的讨论和对集体表象物质形式的关注。

应当指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说见解独特，但也有其局限性。哈布瓦奇所关注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们分享同一的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

哈布瓦奇区分了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和集体记忆四个概念，自传记忆是由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我们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我们所记住的但是和我们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我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

哈布瓦奇实际上指出历史是死的记忆，和我们不再有有机的经验上的联系，但是这显然否定了编史的自我形象。在他看来，由于各个时代的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历史只拼合了在无数不同时刻和角度拍的即兴之景。一些学者指出，经验总是嵌入在叙事的框架中，没有最初的、不经过中介的经验，记忆和历史的区别实际上是学科上的区别，而非认识论上的区别。哈布瓦奇的这种历史观虽然能解释当今主流历史意识对某些过去事件的冷漠，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还会存在抵制这种冷漠的非主流记忆，更不能恰当评估这种非主流记忆的批判价值。

如果说哈布瓦奇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康纳顿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在哈布瓦奇那里，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在康纳顿这里，社会记忆是通过“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施瓦兹认为集体记忆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视角，但是这两种视角都过于狭窄和教条化。第一种观点认为，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观点，指出这种视角认为过去的概念可以通过现在的立场来解释。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形塑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意识形态环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种关于过去的连续感。如果关于过去的信仰不能经历社会变迁的考验，社会的团结和连续就会受到损害。

萧阿勤对社会学研究记忆的取向也做了两类区分：即解剖的方法和拯救的方法。解剖的方法强调，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认为人们对过去的意象，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一般而言，这类研究取向多揭露人们所记忆的过去是社会建构的。拯救的研究方法则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对当下情境定义和社会行动的重大影响力，认为集体记忆不完全受利益和权力左右，并强调自由的公共空间对各种集体记忆存活的重要。

由此看来，社会记忆连续和断裂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通过对社会记忆过程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弥合这两种争论。

三、记忆的过程：认同与争论、延展性和持续性

如果把记忆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把过去带到现在的不变的导管和容器，那么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分层、争论等。

艾里克森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认同向社会水平的扩展，直接导致了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占有的一致性。霍布斯鲍姆指出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泽如巴维尔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到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社会自传学的记忆”机制。应该指出，他的这一概念明显带有“知识库存”的色彩。

世代及其所分享的记忆是分析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交叉点的中心概念。曼海姆首次讨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形塑了这个世代。他的理论讨论了世代和社会记忆的关系。施瓦兹对这种观点有所保留，他指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才可能通过多样的纪念场所、实践和外形来确立和维持，比如服装、话语、庆典等。同时，国家认同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也是国家致力于占有和压制其他认同话语的霸权力量。个人的、地方性的、地区的历史的不同的编年方式被整合进单一的国家的编年方式，同时不同的认同和叙事之间也是竞争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协商的或妥协的领域，不同的故事都想在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为捍卫他们的故事而斗争，因此争论也是记忆和认同的中心。匹克威茨在《中国革命和集体化的记忆》中通过对一个华北农村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的分析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福柯指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对历史编篡的学科权力，福柯采用了“反记忆”的概念，指那些不同于统治话语和经常挑战统治话语的记忆。因此，获得记忆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它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对记忆的解释的支配地位的斗争，源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它是很多人付出了很大努力后的一个产品。而群体可以使用过去的形象和与历史做斗争作为手段确立其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其权力，在这一点上，坎斯特纳做了很好的工作，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竞争的产品，因此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有延展性的。在延展性和持续性这个维度中，我们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表意主义，即过去的形象是随着时间改变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述利益的有用的资源。但是，彼得伯格在《社会学导论》的第三章《题外话：选择和传记》中指出，“当前被我们忽视的这些东西在有人向我们指出来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意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我们决定忽略的过去的事情对我们彻底消灭无记忆将是更多的无助”，比如在庭审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过去是有延展性的”。因而表意主义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过去的延展性。舒森指出，过去在一些方面、一些条件下可以高度抵制人们的改变，他分析了三个事实上的限制：

1、可利用的过去的结构只在一些方面在当前呈现出来，其他的方面超过了我们知觉的范围。

2、个人选择的结构使得一些往事对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对另一些人又是不可能的面对的。

3、过去社会冲突的结构意味着我们不能决定哪些是应该记住的，哪些是应该遗忘的。施瓦兹讨论了延展性的文化特征，他指出一定的过去，虽然有时候是延展性的，但有时候却非常持久稳固，不随时间改变。

与表意主义和文化特性相比，另一个持续性和延展性的概念是“惯性”。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述康纳顿和布迪厄，前者关注了记忆与身体实践的结合关系，后者讨论了身体记忆的问题。

四、声誉和知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杰弗里和罗宾斯指出声誉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都关注了记忆的动力学和静力学过程。声誉与个人生活的成功的关系是松散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而是社会因素在个人的声誉上扮演了保护和维持的重要角色。他们指出，包括朗氏和泰勒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聚焦于对声誉动力过程的四种基本因素的说明，第一，主人公在其传记的表述中所应用的个人策略和政治手腕能够控制其形象的形成，这些策略包括隔离、自传、粉饰和伪造与赞助人的关系。第二，特定的声誉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比如诺拉对贝多芬的研究表明，贝多芬之所以能够从别人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中受益，贵族音乐的公共场所在关于他才能的叙事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文化因素对声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化因素区别于个人才能，某些偶然因素和意外事件有时会极大的推进个人的声誉，比如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影响；另一种方式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关注于品位的建构特性，声誉依赖于获得声望的斗争和所采取的文化立场。第四，关注声誉怎样对广阔的叙事和文化形式作出回应。声誉理论家认为我们过于夸大了它们的优缺点。施瓦兹的破坏性在《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论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指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呈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导演创作观念与观众接受心理“共谋”的产物。

以上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基本上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记忆实证研究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这可以透过对记忆的政治、战争记忆、国家认同、暴力等主题的分析得到说明。

五、当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尽管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国家认同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成为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论争的主题在社会中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南非历史记忆的本质要素，它的影响和经过粉饰的暴力，持续的对人们的心智构成损害，瓦解和削弱人们找寻连续性和意义的能力，如果这种暴力普遍深入和持续下去，它的影响就会超过个人伤害的层次，从而把原本关系紧张的集体记忆和官方历史的结合起来。例如，种族隔离的南非独裁主义的统治在形塑周围大量的沉默和谎言的基础上构建了集体记忆，有时甚至妨碍个人在历史中定位自身的能力。尖锐的指出，当身体和物质上的暴力抹去了受害者的历史，并建立否认加害者自身过失的人为的历史之时，恰是暴力和沉默相互共谋之刻。这种暴力和沉默之间系统的共谋，在南非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记忆，特别是个人历史角色的口述记忆和证据提供了挖掘了这些沉默的方式。索韦托起义的例证表明个人积极地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毕竟，在沉默和谎言的周围构建的集体记忆和由个人的暴力经历所形成的个人记忆具有相同的独裁统治的情境。因此，尽管这种共谋会损害个人进行历史思考的能力，“个人的细节”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使用叙述的方法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在1939年到1944年间，芬兰和苏联发生了两次战争，1939至1940年间的“冬季战争”和后来的1941至1944年间的战争。当苏联军队穿过芬兰东部边境进入到属于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时，这个地区的人口开始往芬兰中部撤退。战争的结果是卡累利阿和芬兰的一些其他地区成为了苏联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家要重新安置这些撤退的卡累利阿人，因此战争和重新定居的卡累利阿人家庭的后代所编写的文集和个人通信的研究，展示了这些60年前所写的信的内容和现在仍在讨论的芬兰的历史是怎样相关的。在这些通信的叙述实践中，有两个基本主题，即战争和家庭生活，个人自身通过叙述的使用，把个人经历融入到共同体中。采用了本尼迪克特时可以得到发现。而“我们”实际就是想象的共同体。分析的这些信件和日记摘录详细地表明了何时和怎样个人会转变成“我们”。引述瓦勒热直接经历的倾向”的指向。战争时期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历史时间框架让人们讨论过去和现在。在1997年芬兰独立80周年庆典时放映的记录片也涉及到这场战争，但是媒体只是大量的展现史实，而不进行评论。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故事、家史、建筑遗址和关于战争的国家的社会记忆的创造等等给人们以场所和工具对他们所选择的零零星星的过去进行重写，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把过去带到现在，通过谈论历史，他们描绘未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家庭的通信的研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家庭的比较，在通过回到过去从而思考现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样的。

阿姆斯壮还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他指出，对欧洲的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会存在真正的对话，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会进入到对社会领域进行多重解释的过程中，而对共同体、爱国精神和卡累利阿的连续性的争论进行考察实际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通过个人的叙述、电视记录片、公共演讲、报刊文章和人们怎样谈论他们自身，这些争论会在社会中折射出来。

阿斯曼事件，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集体记忆的用法与一般不同，指的是集中营里的经验虽是许多受难者共同的经验，但却没有与外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分享。然而，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书中所论述的一群人有过共同经历却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因此上述过程可以似乎改为个人记忆——沟通记忆——集体记忆。

另外，刘新的《为了忘却的记忆》也涉及了历史事件怎样在一些亲身经历其中的农民身上被记忆与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与某事件的记忆有何关系，政治权力如何介入，不同版本的记忆的争论关系等问题。刘新指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试图将官方历史带入农民生活中，或者说將地方的事件纳入国家叙述中，比如纳入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形象建立中，这就连带地改变了乡村中农民记忆习惯的运作，产生了一种个人经验与更广程度的泄愤情绪相关联的新模式，比如吐苦水的行为。由于这种模式，因此許多农民的故事中都谈到自己的妻子生病、向地主借钱等不好经验，即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建立“万恶的旧社会”和建立“美好的新社会”是同步进行的，忆苦和思甜也是连带的。这样一来，为什么痛苦经验被事件化，而快乐经验则没有呢？这是需要进行说明的问题。而且，吐苦水的行为是不是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也未可知。

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关于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运动。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个创伤记忆转变成政治话语的社会过程。这种政治话语认为政府官僚应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负责。把重占的概念，严格的限定在集体行动的情境中，指的是这些被转移安置和剥夺公民权的农民重新获得对政治压迫的怨恨，重建乡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和遭到破坏的民间宗教信仰。

六、小结：社会记忆和社会理论

从上述简要回顾可以看到，对社会记忆改变和持续的看法都把记忆的运作机制置于记忆自身之外，文化的角度也是如此，虽然强调意义，但是也把变迁的资源定位在政治文化中，而不是记忆本身的运作过程中。与这种趋向相关的是，直到现在，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把记忆作为因变量作了很好的说明，但是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宏大理论中是缺席的。

康纳顿指出：“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社会记忆的渗透性，和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特别对社会记忆的较少关注之间，仅就明确的、系统的研究和隐含的、松散的研究在本质上不同而言，存在明显的差距”。

鲍曼更是指出，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而历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而且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换言之，我们所见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经过了社会记忆过程，各种不同的记忆实践不但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征兆，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和理论中，应该把记忆实践当作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生活的核心特征。总之，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注释：

1，参见Olick，JeffreyK.;Robbins，Joyce.SocialMemoryStudies:from“CollectiveMemory”totheHistoricalSociologyofMnemonicPractices.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ume24P105-40 2，同注1

3，主要指针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

4，参见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同注1 6，同注1 7，参见BergerPeterL.InvitationtoSociology:AHumanisticPerspectiveAnchorBooksDoubledayCompany，Inc.P54-59.8，同注1 9，同注1 10，同注1 11，同注1 12，同注1 13，同注1 14，同注1

15，即使在一国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国家也会留下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印象。

16，汪霞将后结构主义的特点归结为，第一，后结构主义主要针对“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第二，后结构主义是对传统的二元论和“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超越。后结构主义并不认为存在着静态的两极对立，相反，它主张存在的是两极间的运动。第三，后结构主义坚持反对总体性，认为总体性是一种会导致事物停滞、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消解了总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有助于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第四，后结构主义强调文本间性和学科界限的消失。亦可参见杨大春：《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见于：http:// 17，参见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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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霞：《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教育观的演变》，参见http:// 萧阿勤：《集体记忆理论的检讨：解剖者、拯救者、与一种民主观点》，《思与言》第35卷第1期，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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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春：《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参见http:// 张建珍：《历史书写与个人记忆之间的裂痕》，《电影艺术》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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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述评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述评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农村社会保险越来越受到政府、理论界和广大学术界的关注。郑功成（2002）认为，农村养老保险的停滞潜伏着巨大风险，主张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宜“进”不宜“退”，宜早不宜迟。“进”应该是正视现实，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而不是不顾客观情况一哄而上（王芳、王天意，2005）。鉴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计划生育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视社会救助的同时，要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重心来抓（刘书鹤，2001）。

东部地区基本上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中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合理的方案是在中西部选择部分发达地区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行（王国军，2002）。本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做一综述，去粗取精，以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

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多数学者均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这一制度的条件，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尚不具备。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何文炯等（2001）。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于农民，都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这时，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农民人口相对一国人口总数已不占绝对多数。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全国而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其实施范围。

不管是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都应建立综合性、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对付农民的老龄化风险。梁鸿（1999）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福利病”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再加上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已达到相当程度，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第二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已经具备。卢海元（2003；2004）认为：①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条件基本成熟。2001年，以美元计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185元）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最高水平（爱尔兰，1998年为9580元）。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达到5774美元，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水平（5226美元）时。2002年，中国农业GDP 比重已经下降到15%.可以说，中国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目前已经基本具备。②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条件基本具备。首先，中国GDP 将突破10万亿元，财政收入也突破1.7万亿元，经济发展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都已具备。其次，由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已经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再次，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打破了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这些都要求中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最后，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严格限制使用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与之相抵触的农业政策。为避免农业受到重大打击，为避免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对农民实施更有效的保护。不失时机地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郭秀亮、范作雄（1997）认为，农村能否顺利推行社会保障，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其二，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一种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基于此，他们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农业产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已初步具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首先，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提供了可能；其次，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了较为强烈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再次，存在通过国家政策性调节措施（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和在国家财政中设立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直接拨款）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能。

二、政府责任

不能以政府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2002）。陆解芬（2004）认为，政府必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营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的责任主要可分为：第一，政策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和前提。第二，财政责任。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第三，法律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来保证。李迎生（2005）认为，政府担负着构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当前，为保证政府切实地履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需要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对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应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估计，以及实践上的偏差——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

三、模式选择

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适应各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坚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是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新创造（赵瑞政、王爱玲、任伶，2002）。

第一个观点：分类分层。郑功成等（2002）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置，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郑秉文等（2001）认为，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要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目前农村既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实施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农村中等收入地区，农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金产品来实现。总而言之，在一种渐进的动态整合中，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陈志国，2005）。

第二个观点：“三结合保障”.杨翠迎（2005）认为，面对庞大的农村人口群，单纯地靠哪一种养老方式都难以担此重任。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袁春瑛等（2002）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有学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要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的模式（阎昆，2000）。

第三个观点：创新制度。卢海元（2003）在《实物换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之路》中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进城农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闫艾茹（2003）和孙洁（2004））

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目前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选择，也符合国际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

四、筹资模式

目前，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集模式的探讨较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采取怎样的基金筹集模式？多数学者（例如郑秉文等，2001；杨东乐，2005；刘翔，2006；等等）赞成《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提出的“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资金筹集模式，认为它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福利国家养老保障的弊端。相反的观点（例如高和荣，2003；赵建国，2004；等等）则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会造成资金来源不足，降低其保障水平，而且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难度。

五、基金管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委托保险公司管理是一趋势。刘贵平（1999）认为：①由于政府垄断经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容易出现官僚作风、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的后果，所以，不应放弃和排斥依托于保险公司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②实行按季节或按缴费符合农村实际，而按缴费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但养老金按月领取比较好。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按年缴费，按月领取”.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应实行封闭运行，将其归集在财政专户。即一方面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集中在省级管理；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从国家经营向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承诺的最终担保所起到的稳定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实际上，专家理财也有风险，为此，政府应承担最终担保（牟放，2005）。

目前，以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中，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际上担当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却不具备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资格。对此，可行的办法是在中长期内，一是建立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省一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一个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的省份，应当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开展、基金积累规模较大，同时具备相应的基金管理人才和技术的省份。三是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归集、支付和基金收益的分配（赵殿国，2004）。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商业保险公司有助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行。罗世瑞（2004）指出，农民的养老问题关键在于经济保障，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采取让农民参加商业保险的办法来解决，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商业人寿保险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民可根据缴费能力、保障需要和其他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险种。但是，中国农村寿险市场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经营主体单

一、费率不合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引入相互保险形式，增加保险市场供给主体，降低费率，激活农村保险市场，推动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郑功成等（2002）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不能对商业保险公司寄予过高的期望，更不能指望依靠商业保险来替代政府承担的责任。

六、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涂文明，2004）。

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观点：土地使用权置换保险金。张时飞、唐钧（2004）和楼喻刚、金皓（2002）提出了“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建议，即从土地征用款中确定一定数额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他们认为，土地征用款是农民失去土地后维持生计的唯一资本，政府利用这一“历史性时刻”积极引导失地农民投资于养老保障，是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只有切实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才能降低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成本，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为他们的长远发展拓宽空间，进而形成“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闫艾茹（2003）认为，国家在征用土地时，对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可让其直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个人账户，增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积累；同时，还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常进雄（2004）认可“土地换保障”的理论，认为上海市“小城镇保险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第二个观点：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党国英（2004）提出，现阶段应该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让农民能够陆续使用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和这部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将这两部分资金与地方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统一起来，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一致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比城市居民略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此外，设计一种替代耕地占用补偿金的新税种（例如叫“农地交易特别税”），实行累进制，将高出一定水平的货币化的级差收益集中到国家手里，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就是说，对于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区和一些发达的对外开放地区，在土地交易总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农民的安置费和“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这两个部分）以后，对其余部分实行累进税，将相当一部分资金集中到国家手里，形成全国统筹使用的“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第一，对一部分失去耕地以后所获得的补偿收入不能满足生活保障需要的农民进行援助。特别在一些落后地区，由于公用事业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有可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土地的市场价格很低），需要“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进行转移支付，以帮助这里的农民。第二，开垦或复垦一部分土地，安置因公用事业征地而丧失土地的农民。第三，补充“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的不足。

第三个观点：实行“三方”付费制。宋斌文、荆玮（2004）倾向于给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应是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其中，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直接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以备调剂使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支出；个人负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集体和个人所缴资金进入个人账户。他们认为，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险的支出标准要低于城镇职工，并且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将来养老保险的支付风险。鉴于政府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难以一次性拿出全部资金，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以向失地农民发放债券的形式支付，等以后土地有收益再分阶段向农民个人账户注入资金。同时，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加商业保险。

第四个观点：“农转工”.成得礼、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对于“农转工”人员，要按照将其农龄按一定的比例折算为工龄的办法，使农龄与工龄接轨，从而将这部分人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对于自谋职业人员，要为其开辟参加养老保险的渠道，对达不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允许一次性补缴，使他们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在无业或失业期间不再有任何收入来源，也不再有退回农村的可能，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拓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内，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七、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他们在农村的父母的养老保障造成了极大影响，但同时，经济因素、文化认同、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对他们自身未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在政策、立法和管理上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不应该重城镇、轻农村（戴卫东，2005）。

（一）第一个视角，总体原则

第一个观点：分类参加。郑功成（2002）认为，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否则，养老保险可能演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强制储蓄，从而失去这项政策的本源意义。政府在实施此类政策之前，还可以先对农民工进行适当分类，对达到规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对固定住所和单位的农民工，给予享受本市居民权益的资格条件，并正式纳入当地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对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则另提方案加以解决，并视情形逐步纳入。

第二个观点：城乡逐步统一。李迎生（2001）主张将进城农民逐步纳入城市职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原因在于改革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已在城市和小城镇居住多年，职业、生活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城镇企业职工已无二致。他们实际已和农村脱离了联系，再让他们向家乡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社会保险金，已不现实，只会给当事双方造成困难和不便。从农民工收入来源、农民工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管理和监督角度来考虑，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宜（曹信邦，2005）。

第三个观点：回乡参保。杨立雄（2004）认为，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破，目前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在适当时机，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在资金筹集和缴纳方式上应实行差别对待：东部地区，采取强制保险，以农民个人交纳保险费为主，集体补贴为辅的方式；中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西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实行中央、省（区）、市（地区）三级政府补贴的方式。

（二）第二个视角，账户设计

第一个观点：个人账户比例化。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工资水平低，多数农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简单地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前既无条件也无必要。有土地的农民工，可按“土地换保障”的方法换算出积累额，计入个人账户。当前主要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建立与城镇企业职工规模相同的个人账户。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其中，雇主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10%缴纳，员工按本人缴费工资的5%缴纳。对雇用农民工的企事业单位，除缴纳保险费享受税前列支政策外，还可按其缴纳的保险费额度，确定给企业减免一定期限（例如5～8年）和比例（例如缴费额的5%）的税收，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工的个人账户进行间接补贴，可使企业和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业和农民工缴费的积极性。同时，通过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作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的作用也得以体现了。农民工在转换工作时，养老金个人账户可随同转移，退休后按规定领取养老金（闫艾茹，2003）。

第二个观点：“混合型”养老保险制度。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一，企业按大、中、小等级缴费建立社会统筹账户，并采用现收现付方式支付给老年农民工。国家养老保险机构将所有企业缴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汇合统筹，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平均注入当前本地区的每一按时缴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妨称个人账户中的这部分基金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基金采用现收现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入当前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的统筹账户。两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老年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需求而定。当地区差异逐渐减少时，企业缴费标准和企业缴费分配比例将逐渐实现全国统一，并最终达到现收现付部分的全国统筹。其二，以自愿原则为前提吸引农民工建立个人永久性账户，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管理基金。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在务工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帐户（帐号与身份证一致），并可随时查询。其三，进行规则和信息的全国统一。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确定后，其实施才有合法依据，地方立法才有约束，规则才能全国统一。只有规则统一了，才能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地域转移。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级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方之间的信息互联互换，才能及时无误地处理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之间转移和接续事务。

第三个观点：弹性养老保险制度。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弹性”主要涉及个人账户的缴费、政府对个人账户的补贴、待遇调整、覆盖对象。改变现行制度设计中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只有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才能动用基金的传统规定，允许农民工通过保险证质押借款的方式，解决其生产、生活面临的资金困难。

八、简要评论

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整个制度还未定型，因此，学术界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仍处在争论之中。在认可中国农村有条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政府应该承担该责任的基础上，学者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例如，有学者（卢海元，2003）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陈颐，2000；常进雄，2004；于淼，2006）、“住房换保障”（潘岳，2006；袁友文，2006）等理论。究竟孰优孰劣，莫衷一是。

第二，对整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相对较少。鉴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特殊性，学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设计显得冷落，更多关注的是对失地农民、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从长远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角度看，如果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先制定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

第三，没有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时候，仍然静止地以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蓝本去分析。除了该方案是一个草案外，十几年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除了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要考虑农村社会分层、文化、伦理、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因素。

第四，缺乏对非经济影响因素的理性分析。在分析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因素时，大多数学者偏爱从经济因素去看问题。事实上，在农村，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笔者认为，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以及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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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卫东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保障国民共享发展成果”（项目编号：05＆ZD048）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人为郑功成教授。

第三篇：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述评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论述

作者：贺骁 金毅 雷淼 李广宇 李元锋 朱思潼

摘要：从2003年起，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通货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有效性

正文：每个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不尽相同，宏观调控的目标简单作答就是：促、增、稳、保。也就是老师讲到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环境又不尽相同，单单对于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国宏观政策的更迭及其对我国经济的有效影响。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时至今日，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来说，直到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30年。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2005)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对应，我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财政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另外，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我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如何继续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从我国货币政策发展史来看，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以及改善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这一根本问题。

我国的经济学家也对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考虑再三，他们指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可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所以我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

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我国现在采取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防范由通缩转向通胀趋势的作用。

学生认为，当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时效。只要我们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国民经济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周正庆主编，《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美」朱·弗登伯格「法」让·梯若尔，博弈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厉以宁曹凤歧主编，《中国投资基金的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凤凰周刊》2010.5

第四篇：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侯贤磊

摘要：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方面，对近年来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经济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有增无减，这大概与两个因素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鉴于此，对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进行综述，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凸显当前理论研究热点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短暂时间的发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了理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关于次贷危机，有学者通过大量创新房贷的推出这一现象分析信用链条的扩

［1］张，从而提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危机和信用衍生品危机。也有的认为

［2］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过度虚拟化。有学者从利益主体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出

发，认为垄断金融资本的贪婪性通过一个个“金融创新”来实现，金融创新又突

［3］破实体经济服务的限制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学者认为，金融企业不

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了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

［4］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学者则坚持次贷危机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生产相对过剩，次级贷款的相关

［5］产品发展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及借贷资本过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贷危机的根

［6］源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有学者则直接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

［7］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

［8］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后出现的资产泡沫破灭。也有学者认为其根源是过去

二十多年里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竞争市

［9］场的缺陷。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中，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

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发展，这个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发

［10］酵终于爆发危机。还有学者提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

［11］具体形式之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次金融危机就

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还有学者通过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13］制度性危机。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14］身深层次的矛盾积累。

二、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研究构成当前经济危机研究亮点

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化，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研究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对象。

有学者从最抽象最一般的视角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

［15］的基本现象。也有学者提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

其表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生理现

［16］象”，与社会制度无关。有学者对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运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有必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17］关系，进而提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也有学者将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根源阐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比例化）与生产资料经营权分散化（与市场化）的矛盾，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成为可能。

有学者通过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的分

［19］析指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学者则通过对马

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危机仅仅是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的论述，其精神

［21］实质还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关系。还有学者则提出了“世界市场经济

危机”的概念，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社会只要是发展商品经济，或是进

［22］入世界市场体系，就客观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以上观点看似较为

合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驳观点，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问题，主要是受国外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危机冲击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制约而产生的，危

［23］机并不来自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具体应该叫做市场经济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机一般→危机特殊→危机个别”的研究思路，“危机一般”确实来自于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

［24］在。”后来，马克思是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提出现实危机的发生。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我们会发现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结论。而有的学者将这三个主要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和结论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商品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必须要与一定的内容相结合，才能在现实中存在，否则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与商品经济这种经济运行形式相结合的内容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就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会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

［25］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国才爆发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了仅仅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内容要素还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初之所以没有危机是因为社会经济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生产是面向个人而非市场并且市场也是被分割开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是完全面向市场并且市场实现了统一。由此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那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是否也会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呢？

三、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的研究将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生长点

2007年，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2008年底，社会主义中国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学者对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产的交换，就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产生经济

［27］危机的潜在条件和可能性。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宏观经济指

［28］标进行分析，证明了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在我国的客观存在。还有学者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

［29］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由此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就形成了三种主要观

点：1．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2．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3．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中，均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三种观点，前两种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列宁、斯大林论述经济问题时所提到的因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发生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主要

表现在经济上的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混为一谈。由于政府一些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济上出现一些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经典作家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自然不会发生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还远远不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的不是消灭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

［30］业化。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本来与社会主义无关的经济危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备了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属于同一根源，但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将不断减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不断增多。两者此消彼长的最终结果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点？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区别以及它本身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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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贤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0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邮政编码：530006）

第五篇：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田义贵 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田义贵(1967—)，男，重庆人，文化与传媒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产业与文化传播；黎光容，女，重庆人，电影学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