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评[推荐阅读]

第一篇：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评

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评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兰州)1997年01期,第138-145页

瑾桴·磬声 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研所

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诞生，而且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历史上，政治和宗教的协调与补充，往往成为社会安定繁荣的一种因素。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八年时传入中国后，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佛教不断地域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众多的流派体系。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和汉地南北两路传入西藏地方之后，在吐蕃王朝的倡导下，佛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接触，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其结果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佛教在其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苯教的神祗和仪式，在教义上兼容大小二乘，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兼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瑜珈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到公元十世纪后半期，终于形成了具有浓厚西藏地方民族特色，有藏文三藏经典和严密的寺院组织，学经制度等内容的新的佛教派别——藏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的称谓上，学术界存有不同的意见，一般俗称“喇嘛教”；因源于中国西藏地区，有些学者主张称为“西藏佛教”；又因其传播是通过藏语文，也有学者主张称为“藏语系佛教”。称谓有异，其揆一也。

藏传佛教形成后，曾在我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区、青海、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以及蒙古国、独联体境内的布里亚特和图瓦自治共和国、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等地区广为传播和弘扬，近30年来，又在西方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在国内传播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信仰这一宗教的除藏族外，尚有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锡伯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怒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少数信奉者，人数多达千万之众。

藏传佛教在形成初期，主要的教派有宁玛、萨迦、噶举等派。公元十三至十七世纪，萨迦派、噶举派在元、明两朝的扶植下，先后执掌卫藏(西藏)地方政权。十五世纪初，青海藏僧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在清朝政府的扶植下，势力逐渐强大，取得压倒其它教派的优势，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执掌西藏政权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藏传佛教研究是宗教学中的专门研究，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藏语文水平和佛教知识，能够阅读藏文典籍，同时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入藏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知识和能力，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所以藏传佛教的研究在全国和甘肃都是起步较晚的一个学科。在不少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终于揭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本文仅就甘肃学界在藏传佛教研究情况作一述评。为了叙述方便，还得从解放前说起。

在甘肃，藏传佛教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此之前，国人对藏传佛教的真实情况，很少全面的了解，能够见到的材料，大抵都是些零星片断，不成系统的记录，更有的是些荒诞不经，给人以“神秘”、“恐怖”之感的无稽之谈；至于宗教人士撰写的有关著述，又往往偏执一端，语言晦涩，很难使人看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些从事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者们，从沦陷区来到大西北。其中李安宅就是从沦陷了的北平，辗转到了大西北，随后，历尽艰难险阻，深入甘南藏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作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大量材料，写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这是国内、外公认为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雷洁琼1988年6月为该书汉文版写的序言中语)。该书在介绍藏族文化背景与历史概况的基础上，着重介绍藏族在信仰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格鲁派——革新或当权的佛教；格鲁派寺院——拉卡楞寺。这部著作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作，但它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一个开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另外，在藏传佛教教义方面，李安宅撰有《拉卜楞寺概况》(载《边政公论》1941年9月第1卷第2期)一文，在介绍拉卜楞寺及喇嘛教的简史的同时，研究了称藏族地区流传的佛教为喇嘛教的原因；显教与密教的区别，密教在汉族地区失传而在藏族地区盛传的原因，以及拉卜楞寺六大札仓(学院)的习经制度等。于式玉撰写的《拉卜楞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新西北》1942年6月西北史地专号第1辑)，作者对散居于拉卜楞红教僧人进行了调查研究。红教(指藏传教的宁玛派)的僧人生活情况是:红教僧人可娶妻生子，不像黄教徒那样集中到寺院，而是散居在各处村庄里。他们平日经营家事，有人来请，则到人家去念经。他们所念的经可分两类:一类是祈求平定禳灾除难的白经，一类是招至邪魔、埋藏镇物、咒人死亡的黑经。在西北地区，红教的大本营在青海境保安(即今青海同仁县保安)。红教属于佛教密宗，其祖师为公元747年入藏的莲花生。红教的首领叫“阿惹荷”(**)，可是这等**并不转世，而是轮流充当的，即从红教僧人中推出那经典好些的来充当，三年一换，有义务而无权利。红教僧人头上蓄留大发辫是什么意思？作者经过深入调查才弄清“在他们密宗的理论上，对于头发有许多的解释。那黑黑的头发，象征着法身；上边的各种神庄严，象征报身；头发数多，象征化身；盘在头上，一来为得美观，主要的意思是恭敬师尊，常想老师坐在头上，以头顶戴老师，因此盘起头发，算是给老师预备座位”。

“红教徒头上的大辫子共分五十八股，象征五十八尊忿怒神；头上周围的蓬松细发，象征无数的空行母。念经的时候，有时把头发披散有背后，为的使人害怕；有时以头发击地，乃表示压下了敌人。再则头发的外表象征佛殿，其本身就是佛体。”头发在红教徒的眼目中有这许多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知晓的，只有深入到他们中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才能了解到，正如作者所述:“我居留藏民区三年，能说他们的话，得到他们的信任，才发现出来的”。

在宗教活动方面的著文有:李安宅的《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新西北月刊》1941年10月第5卷1、2期合刊)、阴景元的《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边疆通讯》1947年6月第4卷第6期)、《拉卜楞寺的七月会》(《边疆通讯》1947年12月第4卷第12期)和《拉卜楞寺的四月会》(《边疆通讯》1948年7月第6、7期合刊)等。其中李文《拉卜楞寺公开大会》较全面地介绍了除拉寺内僧侣们的法事活动繁多的大小会之外，每年要举行七次公开大会:即夏历正月的祈祷大会(藏语称莫朗姆)、二月的祭会(丛确)、三月的舞会(朵吉羌)、四月的斋会(尼雍乃，又称“娘乃”)、七月的说法大会(日禾扎)、九月的禳灾杀敌仇舞和十月的宗喀巴逝世纪念会。所谓公开大会，自然也是法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就是在大会期间，寺院全部开放(平时是不开放的)。就寺院本身来说，有宣教的作用；对一般群众来说，可以有到寺院内进行瞻礼、观光的机会，是将教义通俗化具体化而来一个尽情欣赏的机会，是老百姓破除一年艰苦生活节奏的机会，也是以毛皮、牛马换取青裸、谷豆以及其他外来货物而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机会。所以在公开大会期间，蒙藏民族和商贾是不远数百里麇集于寺院附近，进行贸易。相当汉地的庙会和物资交流会。七个大会中以正月和七月两会规模为最大，甘南藏区的主要贸易，在解放前也是在这两个季节进行的。

关于寺院僧侣和宗教人物方面的著文有:黄明信的《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康导月刊》1945年3月第6卷第2、3、4期)、李安宅的《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边政公论》1944年8月创刊号第1卷第1期)和黄子翼的《嘉木样呼图克图》(《边疆通讯》1944年4月第2卷第4期)。其中《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主要介绍入寺为僧的人，从择拜师傅、学习经典、辩论经典、获得“格西”(善知识)学位的全过程情况。一个僧人要完成这个全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而且要求极为严格，所以绝大多数僧人终生也难取得“格西”学位。另外，要获得“格西”，除了有学问之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财力作后盾，文章说，要取得一个“多仁巴”(在西藏称作“拉仁巴”)学位，需要四五百元白洋的用费。另外，该文对在拉卜楞地区把“喇嘛”(实指僧人)呼为“阿喀”原因，作了有趣的考证，认为喇嘛自小出家，在寺中自然需要一个年长的人照管，这照管者普通多是他的伯叔之属。藏语伯叔为“阿喀”，于是阿喀就成了照管人的代名词。同时他对于一切年长的喇嘛，也都叫“阿喀”。于是“阿喀”又成了一个普泛的对喇嘛的尊称。这种考证分析是合乎当地的实际情况，是有道理的。《嘉木样呼图克图》是介绍拉卜楞寺主嘉木样一世到五世的生平事迹的，略而不详。

另外，1947年第五世嘉木样**圆寂，由治丧委员会将散见在各报刊上有关拉卜楞寺的文章以及高僧撰写的文章，整理汇编成《辅国阐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纪念集》基本上概括了拉卜楞寺历史情况和组织辖区属寺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本比较详细完整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拉卜楞寺简史、概况的结合。美中不足之处，也是略而不详。

以上所述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至解放前(1938-1948)甘肃研究藏传佛教的基本情况，也是甘肃藏传佛教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以个人研究为主，没有形成力量；研究者们都是自己深入藏区进行调查而出成果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重视民族、宗教工作。1950年在兰州成立了我国第一所民族学院，培养了一批藏语文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又成立了甘肃省民族研究所，集中了一批研究人员。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央民委曾组织民族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甘肃省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也随之参加，深入藏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到大量的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大，可能是我们囿于闻见，“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共计二十七年，在这一较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问世。粉碎“四人帮”后，被撤消了的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先后恢复，遣散了的人员大部分重新归队。新的形势鼓舞了教学与科研人员，他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再次深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藏传佛教。西北民族学院的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孙尔康四人，于1977年春开始到甘南、青海黄南、四川德格、甘孜和西藏自治区，历时十个月，一边实地考察，一边收集资料，编著了《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一书，开始了甘肃藏传佛教研究的第二阶段。同年，上述四人又参加了由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佛教部分中藏传佛教教义、教派、寺院组织、宗教人物、经籍书文、菩萨诸天等词目的撰稿工作。1981年12月，随着《宗教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藏传佛教”这一名称，也随之被国人所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藏传佛教研究在甘肃开展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藏传佛教源流及形成的特点研究:丁汉儒等四人编著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是甘肃研究藏传佛教的第一部专著。1978年12月，由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宗教学会铅印内部发行(1991年2月于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影响颇广。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佛教在西藏的早期情况、佛教西藏地方化——藏传佛教的形成、主要教派及其教义、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政教合一”制度和藏传佛教寺庙的僧伽组织、**转世制度、寺庙经济、思想文化影响、经法教育制度和解放后的藏传佛教等方面都作了概要和全面系统的叙述。国内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版这类宗教的专著，见到的较少。是书的不是之处，其深度显得不够。

唐景福、温华的《喇嘛教》(《百科知识》1981年第8期)，对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别创建的历史和特点，作为较全面的介绍，富有很强的知识性。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合著论文《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从四个方面对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后发展和形成喇嘛教的特点作了分析，论述了佛教与苯教互相斗争融合并逐渐演化为喇嘛教的过程；密宗在藏区所以得到传播崇信的社会原因；**转世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对喇嘛教的名称、宗教的传播、**转世和西藏原始信仰的关系、政教合一等问题也都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密宗是九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崇信密教不必苦读经典，不必累世修行，只要经过上师灌顶，多念咒语，供花敬佛，祭祀烧施，就可快速成佛。这是一种廉价而又省力的精神鸦片，容易被那些迫切希望摆脱极端困难、文化落后的群众所接受。佛教本来是禁欲主义者，无论大乘小乘都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四条戒律。至于女性是被歧视的，平时不能随便入庙，即使出家也不能成佛。但密宗却有些特别，讲究所谓“双修”，乃为“助道”；说什么男女双修，“男是智慧，女是方便”，意即用巧取的方法速成佛。他们除了供奉“佛母”、“明妃”、“欢喜金刚”等偶像，还专门讲述所谓“双修仪轨”。按照这个所谓“双修仪轨”修持，即能满足现世享乐的欲望，又能进入来世享乐的佛国。物质的和精神的，现世的和来世的，都被占有了。什么“方便”、“智慧”？密宗的“双修”，狰狞的神像，神秘的咒语，说穿了它的奥秘，就是被统治者用来欺骗、恐吓、镇压农奴，巩固封建农奴制的一种“方便”和“智慧”罢了。《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一文中这些论述被认为虽然不是结论，但“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见王点著《雍和宫和奥秘》紫禁城出版社)。198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李羡林、蔡尚思等著的《中国佛学论文集》和1985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两书都收录了该文。1989年10月，该文曾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

在藏传佛教教派研究方面:唐景福、温华撰的《试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论述了藏传佛教萨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萨迦派得到元朝的支持以后，在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所起的作用；萨迦派在宗教上的特点和衍变；萨迦派在发展藏族文化上的贡献。其中主要论述了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元太宗)即位，遂将西夏旧地和青甘藏区划给他的次子阔端做为份地，阔端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后，于1244年派亲信大将多达那波和加曼二人入藏，邀请富学五明的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顺蒙古问题。萨班虽出身世袭贵族兼教主家庭，但思想较先进，趋向革新，以63岁高龄，东来内地。于1247年在凉州与阔端会晤，顺利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萨班致公开信于西藏各僧俗首领，陈述利害，劝导归顺，从此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唐景福撰的《喇嘛教噶举派的历史及其作用》(《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论述了噶举派代替萨迦派统治西藏时，西藏的社会生产发展的情况，及其与明朝的关系。

才旦夏茸撰的《西藏佛教宗派名称之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该文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名称，从教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释，并对学术界流行的有关藏传佛教教派名称的错误称谓进行了正名。

在藏传佛教僧传研究方面:才让撰的《玛尔巴传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该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藏传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克服种种困难，三次赴印度求法的艰难过程以及传道布法和生活的情况。彭清深撰的《布敦·仁钦珠在藏文佛典目录和分类上的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该文考察了藏传佛教夏鲁派宗师布敦·仁钦珠一生的学术活动，其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做出了二件巨大的贡献:一是撰写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善逝教法源流》，汉译本定名为《佛教史大宝藏论》又称《布敦佛教史》，这是一部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勋硕大著；二是编纂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这部《丹珠尔》乃是藏文佛典完备的定本。公元十三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整结教义教典清甄佛籍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布敦之肩，而布敦也正是应运而生出色完成这一大任的一代大德高僧。布敦大师以广深的佛学思想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实践活动相辉映，揭示了藏文佛典深湛博大的学术内容和沉积亘远的藏族文化渊源。唐景福编撰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1991年6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首本汉文藏传佛教的僧传，乃为中国僧传史领域的研究发了先声。收录藏、蒙、土、汉等藏传佛教名僧123位，总传体裁，编排以时间为序、经纬交织，时间为经，事迹为纬，分别述说，时限自公元八世纪西藏佛教前弘初期名僧巴桑囊起始，到十世**确吉坚赞圆寂为止，时达千余年。虽然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同出一根，但其历史作用和表现形式与汉地并非完全相同，藏传佛教的佛学思想渊源，经典翻译，宗教传承是接受了印度大乘教的直接影响，同时基于西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为了保护早期的封建所有制，人们的劳动几乎全部用来进行社会生产，这一情况的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偏重实践而不尚教理的学风，严守佛教经典，注意宗教实践的推广，重视教义和苦修，少作理论上的发挥，这是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藏传佛教既具有从大乘空宗移植的神秘思想体系，较为完备的经典，和社会现实相等人为宗教的共同性又吸收本教某些巫术崇拜仪式和神祗，并发展为众多教派，宗教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转世制度和特有的寺庙僧伽组织及经法教育制度，这些都构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特点。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故此为藏传佛教名僧立传与汉地佛教传统的各种“高僧传”就有着相当距离的着眼点与出发点。藏传佛教正是具有上述的特点，因此给其僧人立传就必备有一定的标准，以何种角度，采用那种界限，取舍立传的素材？编撰者紧紧结合藏区社会特点，以在藏传佛教史和藏族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硕勋大德作为立传的僧选，收录各宗派的创始人与主要传承者以及历代的**、**等各大转世**，这些至尊名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勤劳智慧开拓疆土，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建立突出的功绩，他们是信仰藏传佛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书为藏传佛教名僧的立传独辟蹊径，开启新的路端，以严谨的学术性，准确的资料性，与编排结构的系统性构成的特点得到宗教学界的好评。1993年6月，该僧传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关于藏传佛教在甘肃两大寺院——拉卜楞寺和禅定寺的研究方面:对于拉卜楞寺的建立问题，有曲又新撰的《拉卜楞寺创建和发展情况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和他的《拉卜楞寺名称的由来及其权属辨疑》(《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考证了“扎西苛”到“拉卜楞”一词的由来。关于拉卜楞寺的权属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属于青海和硕特部黄河南前首旗蒙古亲王说；一种是归今夏河县甘加乡的原卡加部落的卡加“洪保”(意为土官)说。曲又新通过多种文献的考证，认为后一说法是正确的，并指出，西蒙古(即和硕特蒙古)虽然统治了青海，“却不能忽略自古世居在这些地方的藏族及其孤立分散在蒙古王公统治下生活着的事实。而这些地方的藏族群众又无一不是受着自己直接顶头上司-土官(也可叫部落长)、土司的统治”。

在拉卜楞寺和河南蒙古亲王间的关系方面，曲又新又撰《拉卜楞寺之根本擅越-黄河南蒙古亲王概说》(《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较详细地论述了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的历史和河南亲王的世系。还有张庆有的《黄河南蒙古亲王岱青和硕齐与一世嘉木样结盟考略》(《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也探讨了和硕特蒙古部与拉卜楞寺建立者嘉木样**一世间的关系。

孙尔康撰的《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创刊号>)较详地论述了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发展和强化的全过程，以及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下的封建剥削和统治方式。尤其是对在第五世嘉木样时，拉寺政教合一制的强化过程，述说较详，对研究近现代安多藏区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樊保良撰的《论拉卜楞寺在历史上的作用》(《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和姜法璞的《略谈拉卜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位和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两文，用史料探讨了拉卜楞寺在西北藏区的历史地位。唐景福的《拉卜楞寺僧人学经制度与经济来源述略》(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藏族史论文集》)论述了拉卜楞寺僧人学经的方法、次第、学位的获取及该寺的经济来源是:根本施主的奉献，广收布施，信教群众的供奉和经商放债等。

丹曲、马秉勋二人合写的《噶丹赛赤贡唐仓及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着重介绍这位藏族著名高僧——贡唐仓丹贝仲美的生平以及他的著述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另外，丹曲又新发表在1983年第3-4期《甘肃民族研究》的《拉卜楞地区三百年大事纪略》一文，较详细的记述了自第一世嘉木样**诞生之日起到拉卜楞地区解放时止，三百多年内拉卜楞寺及其所辖教区内发生的和一些波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还有罗发西等人合编，由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的《拉卜楞寺概况》，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拉卜楞寺历史的综合性资料，特别是对该寺的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的介绍，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在拉卜楞寺对外开放的今天，也是广大旅游者了解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艺术、文物知识以及僧侣生活的尚好的通俗读物。

对卓尼禅定寺的研究方面，有杨茂森的《藏传佛教古刹——卓尼禅定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和《卓尼版〈大藏经〉》(《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两文，主要介绍了卓尼禅定寺建立的历史和刻印的《大藏经》，资料性较强。王继光撰的《卓尼丹珠尔目录》(《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对卓尼禅定寺所刻印的《丹珠尔目录》进行了考据性的详勘细探，并将卓尼杨氏土司的世袭传承也作了订误和说明。包寿南编的《甘肃藏族近百年大事纪略》中也附有“卓尼禅定寺组织系统表及寺院历史沿革说明表”，对于研究禅定寺也有其参考价值。

在藏传佛教著述的翻译方面:有唐景福翻译的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烈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1984年1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论述自佛教传入西藏地方后，与藏族原始信仰笨教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斗争，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藏传佛教的形成，在统治阶级倡导，扶植下，僧人参政，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始末。取材颇多，内容丰富，对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之始末，能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系统地道其原委。对研究藏传佛教发展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士宏翻译的《卓尼政教史》(西北民族学院民研所编印，内部发行。1990年10月由兰州古籍书店出版编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卷》发行)是书译自拉卜楞寺第二世嘉木样**季美昂吾撰的《丹珠尔》目录“如意宝鬘中有关卓尼部分史料，对研究卓尼版《大藏经》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王沂暖主编的《藏汉佛学词典》1986年8月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该词典主要以藏文佛学词汇为基本词条，并包括藏传佛教著名高僧、寺院名和佛教经典名称。所收词目第一版为3781条，(第二版增至13000条，130万字)。词目的注释以汉文为重，能用藏文注释的词条，亦注释了藏文，文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存的藏文典籍，无论那一方面，无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满佛教的名词术语，对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藏汉佛学词典》的出版问世，无疑是对藏学研究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进一步研究，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该词典是我国第一部，曾获1987年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1989年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

除此，在藏传佛藏文典籍方面: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拉卜楞寺志》(1987年7月版)、《宗教源流史》(1984年4月版)、著名高僧《贡唐丹白卓美传》(1987年6月版)、《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传》(1990年2日版)、《章嘉若贝多吉传》(1989年11月版)、《第一世嘉木样传》(1987年6月版)、《卓尼丹珠尔目录》(1986年12月版)和《安多政教史》(1982年3月版)等等。对研究藏传佛教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一阶段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特点是:涉及面广，有一定的深度。研究方法有个人研究项目，也有集体合作项目。在研究过程中都得到单位领导的有力支持。所以在时间上和第一阶段几乎差不多，但成果比第一阶段丰富。这就是甘肃学界对藏传佛教研究的基本情况。今后，我们还打算在这方面作评述工作。

第二篇：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述评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论述

作者：贺骁 金毅 雷淼 李广宇 李元锋 朱思潼

摘要：从2003年起，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通货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有效性

正文：每个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不尽相同，宏观调控的目标简单作答就是：促、增、稳、保。也就是老师讲到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环境又不尽相同，单单对于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国宏观政策的更迭及其对我国经济的有效影响。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时至今日，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来说，直到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30年。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2005)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对应，我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财政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另外，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我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如何继续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从我国货币政策发展史来看，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以及改善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这一根本问题。

我国的经济学家也对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考虑再三，他们指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可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所以我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

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我国现在采取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防范由通缩转向通胀趋势的作用。

学生认为，当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时效。只要我们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国民经济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周正庆主编，《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美」朱·弗登伯格「法」让·梯若尔，博弈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厉以宁曹凤歧主编，《中国投资基金的崛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凤凰周刊》2010.5

第三篇：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侯贤磊

摘要：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方面，对近年来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经济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有增无减，这大概与两个因素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鉴于此，对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进行综述，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凸显当前理论研究热点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短暂时间的发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了理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关于次贷危机，有学者通过大量创新房贷的推出这一现象分析信用链条的扩

［1］张，从而提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危机和信用衍生品危机。也有的认为

［2］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过度虚拟化。有学者从利益主体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出

发，认为垄断金融资本的贪婪性通过一个个“金融创新”来实现，金融创新又突

［3］破实体经济服务的限制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学者认为，金融企业不

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了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

［4］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学者则坚持次贷危机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生产相对过剩，次级贷款的相关

［5］产品发展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及借贷资本过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贷危机的根

［6］源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有学者则直接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

［7］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

［8］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后出现的资产泡沫破灭。也有学者认为其根源是过去

二十多年里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竞争市

［9］场的缺陷。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中，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

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发展，这个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发

［10］酵终于爆发危机。还有学者提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

［11］具体形式之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次金融危机就

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还有学者通过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13］制度性危机。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14］身深层次的矛盾积累。

二、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研究构成当前经济危机研究亮点

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化，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研究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对象。

有学者从最抽象最一般的视角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

［15］的基本现象。也有学者提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

其表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生理现

［16］象”，与社会制度无关。有学者对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运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有必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17］关系，进而提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也有学者将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根源阐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比例化）与生产资料经营权分散化（与市场化）的矛盾，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成为可能。

有学者通过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的分

［19］析指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学者则通过对马

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危机仅仅是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的论述，其精神

［21］实质还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关系。还有学者则提出了“世界市场经济

危机”的概念，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社会只要是发展商品经济，或是进

［22］入世界市场体系，就客观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以上观点看似较为

合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驳观点，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问题，主要是受国外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危机冲击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制约而产生的，危

［23］机并不来自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具体应该叫做市场经济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机一般→危机特殊→危机个别”的研究思路，“危机一般”确实来自于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

［24］在。”后来，马克思是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提出现实危机的发生。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我们会发现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结论。而有的学者将这三个主要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和结论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商品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必须要与一定的内容相结合，才能在现实中存在，否则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与商品经济这种经济运行形式相结合的内容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就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会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

［25］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国才爆发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了仅仅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内容要素还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初之所以没有危机是因为社会经济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生产是面向个人而非市场并且市场也是被分割开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是完全面向市场并且市场实现了统一。由此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那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是否也会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呢？

三、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的研究将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生长点

2007年，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2008年底，社会主义中国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学者对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产的交换，就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产生经济

［27］危机的潜在条件和可能性。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宏观经济指

［28］标进行分析，证明了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在我国的客观存在。还有学者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

［29］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由此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就形成了三种主要观

点：1．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2．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3．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中，均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三种观点，前两种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列宁、斯大林论述经济问题时所提到的因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发生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主要

表现在经济上的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混为一谈。由于政府一些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济上出现一些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经典作家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自然不会发生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还远远不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的不是消灭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

［30］业化。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本来与社会主义无关的经济危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备了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属于同一根源，但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将不断减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不断增多。两者此消彼长的最终结果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点？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区别以及它本身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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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贤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0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邮政编码：530006）

第四篇：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田义贵 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田义贵(1967—)，男，重庆人，文化与传媒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产业与文化传播；黎光容，女，重庆人，电影学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营销。

第五篇：幼小衔接研究述评

合肥师范学院 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幼小衔接研究 学 院：2010 教 育 系 姓 名：孙培霞

幼小衔接研究

摘要：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工作是基础教育系统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从幼小衔接的内涵，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幼小衔接的相关重点进行系统的回顾、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幼小衔接的展望，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构建相互靠拢的平台。

关键词：幼儿园 小学 幼小衔接 儿童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迈进了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经济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教育发展呈现出普及教育、终身教育、个性教育的时代特征，科学的早期教育越来 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期待。但是时至今日，幼小衔接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孩子不能很好适应小学生活学习的现象有增无减。到了小学后，出现经常生病、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握笔姿势错误率高、生活不能自理、学习成绩跟不上等现象，造成一些孩子的心理压力过大，甚至厌学的现象。幼小衔接问题处理得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进入小学后的学习，更加影响孩子的一生，可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 幼小衔接的内涵 1.蔡春美教授眼中的幼小衔接

蔡春美教授认为，幼小衔接是依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协助儿童顺利地从幼儿园阶段过渡到小学阶段。幼小衔接希望形成一种衔接的状态，这种衔接的状态主要包括外在学习环境的衔接和儿童内部学习精神的衔接。幼儿园和小学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教学风格，然而这些不同就好比通过关节的连接而组织起来的骨骼肌肉一样，各部分的功能虽然不同，但却相互协调配合。从儿童的内在学习而言，通过幼小衔接教育活动的设计，使得儿童的学习仍然能够保持一种持续的状态，即使经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儿童依然受到一致的教育目标和期望的影响。⑴

2《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下的幼小衔接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儿园教育不仅是小学等学校教育的奠基阶段，也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小衔接的过渡应该是自然的，这要建立在整个幼儿阶段的正确发展基础上。孩子能够较好地适应小学生活，不是仅靠幼儿园大班的培养，而是建立在整个幼儿阶段的良好教育基础之上，以及小学阶段对学生的适应性培养。幼小衔接不应是简单地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增加一个过度环节；幼小衔接不是谁靠谁，而是幼儿园和小学都要靠儿童的发展规律。幼小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教育的规律；核心是要找到“奠基阶段”的内容。如果幼小衔接工作的结果是使幼儿园越来越小学化或者是使小学教育幼儿园化，这都是不学的，是不利于儿童的终身发展的。⑵

3、“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下的幼小衔接

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0~1994年合作研究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幼小衔接的过渡期在儿童入学前半年和入学后最初半年。在这期间，幼小衔接工作应以“在过渡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适应”为指导思想，围绕“学习适应能力（语言、数学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任务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学习、生活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一核心，为儿童做一般的和特殊的两个方面连续的准备，以帮助儿童实现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顺利过渡。这里指出的衔接是全面的，不仅有知识、技能，还有情感、态度、能力方面；不仅有语言、数学能力，还有规则意识、任务意识、社会交往等社会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并确定了幼小衔接的双向任务：学前教育做好入学准备教育，重点是学习适应和社会性适应准备；小学教育做好入学后的适应教育，把入学后教育的起点降到符合幼儿与小学交叉阶段特点的水平，使儿童顺利地适应小学学习生活。⑶

总结：蔡春美教授是通过从外在的学习环境和内在的儿童精神这两方面来考虑幼小衔接问题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通过“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着重从衔接的持续性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幼小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教育的规律，幼儿教育要按幼儿年龄特点进行，小学教育要按小学生年龄特点进行；幼小衔接的核心是要找到“奠基阶段”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增加一个环节。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0~1994年合作研究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是通过发展，培养和提升幼儿全面的能力，即着重从衔接的全面性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从表面上看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与小学两个阶段教育的平稳连接与过渡。但我们知道个体的心理发展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既没有绝对起点，又不是间断跳跃的不断建构的发展全过程。⑷因此要全面地看待幼小衔接工作，既要考虑到外在的衔接，也要考虑到内在的幼小衔接；既要考虑到衔接的连续性，又要考虑到衔接的全面性。在过渡时期，幼儿园和小学两阶段的特点同时并存，且相互交叉。为了让衔接顺利，因此在过渡时期要使幼儿阶段的特点逐渐减弱，小学阶段的特点逐渐增强。为适应儿童在此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幼儿园和小学都要指定适应儿童此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的教育。

二． 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

1.德国的哈克教授的“六个方面的断层问题”

德国的哈克教授根据观察和研究指出,处于幼儿园和小学衔接阶段的儿童,通常存在着下列六个方面的断层问题: ①关系人的断层。孩子入学后,必须离开“第二个母亲”角色的关系——幼儿园教师,而去接受严格要求、学习期望高的小学教师,这使孩子感到压力和负担。②学习方式的断层。小学中正规的科目学习方式与幼儿园的自由游戏、探索学习和发现学习方式有较大区别,孩子必须有适当的时间加以适应。③行为规范的断层。通常在幼儿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要求,在小学不再被重视,孩子入小学后,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融入集体,他们以往的感性将渐渐被理性和规则所控制。④社会结构的断层。孩子入小学后与幼儿园的友伴分离,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结交新朋友,寻找自己在团体中的位置并为班级所认同。⑤期望水平的断层。家长和教师都会对上了学的孩子给予新的期望和压力,为了学业而减少了孩子游戏活动的时间等。⑥学习环境的断层。哈克教授的研究对我们做好幼小衔接的工作具有借鉴和重要的意义。因此,解决好这六个断层的连接问题,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关键⑸

2．“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眼中的问题根源

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认为造成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是有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的：①注意水平的不同。幼儿阶段的注意主要是无意注意!这种注意主要靠环境中新奇有趣的事物引起，而小学生在上课时需要的是有意注意!即他们学习时需要依靠自己意志的努力!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把注意指向教师。②组织形式和学习方式、内容的不同。幼儿园强调幼儿在玩中学，教师通过多种渠道设计有趣的游戏活动，将五大领域各门学科有机整合，融会贯通，幼儿在玩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而小学是进行正规的科目学习，有明确的学习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要学完规定的学科知识。而且小学的学习方式以集中教学为主，分散活动相对减少。③思维能力的不同幼儿主要通过感知记忆进行学习，而到了小学，儿童的学习活动中不仅要有感知记忆参与，而且还要有归纳,概括,推理活动的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以外!还有许多，如习惯、能力、意识、态度等方面的不同。⑹ 总结：从上可以看出德国的哈克教授是根据幼儿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即小学和幼儿园的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如老师、学习方式、接触的伙伴、行为要求、父母老师的期望水平、学习环境等来说明造成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而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则是从幼儿自身，如幼儿自身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和幼儿所处环境的不同这几方面来阐述主要根源问题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相同的地方。三.幼小衔接的相关策略 １学制的改革

可通过重新划分学制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20世纪90年代，法国颁布了《教育法案实施条例》。新的改革尝试是打破传统的年级概念，在包括母育学校（法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和小学的整个初等教育中建立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阶段”即将2-11岁儿童的教育分为三个连续的教学阶段，每个阶段一般由三个学年组成：一是启蒙学习阶段（2-5岁），包括母育学校的小班和中班；二是基础学习阶段（5-8岁），包括母育学校的大班和小学的前两年；三是深入学习阶段（8-11岁），包括小学的后三年。每个阶段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组织教学，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明确的学习目标。如第二阶段（基础学习阶段）里，学生主要学习法语和数学，并初步养成自觉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强调的是法语的掌握和数学的练习，但同时也注意现代语言、形体艺术语言的学习以及公民意识和良好习惯的培养。当任何一阶段的要求都已达到时，学生便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教学阶段的实验和改革的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幼小衔接，并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⑺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教学阶段”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儿童个性的发展，如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可以得到教师的特别关注从而逐渐取得进步，而对于那些智力“超前”的学生，可以让他们提早接触、学习高一阶段的新知识；有利于提高儿童社会交往的能力，如通过母育学校的五大课程，让儿童在一种比家庭更为复杂的场地——学校，获得最初的社会经验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学会独立、合作；有利于发挥和挖掘每一阶段的教学小组中所有教师的能力和潜力，可以集中他们的集体智慧以共同搞好教学工作。总之，法国的这种学制的改革—— “教学阶段”加强了母育学校和小学的一体化，促进了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在实现教育的民主化、保证学习机会均等的同时，体现了教育的个性化。

除法国采用学制的改革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还有英国，瑞士等。英国初等教育分为2-5岁儿童的保育学校，5-7岁儿童的幼儿学校和7-11岁儿童的初级学校，儿童从5岁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全部入幼儿学校，经过两年预备教育后再入初级学校。瑞士的日内瓦实施的是将学前两个年级与小学一二年级设在一个机构中，如“Maison Des Petits”学前教育中心。还有日内瓦的“Ecole Ｄｕ Ｌｉｖｒｏｎ”学校分为二部分：一部分由学前两个年级与小学一二年级组成，另一部分是三年级至六年级，虽然都属于学校统一行政管理，但却是以小学二年级为界划分两部分管理。２课程的设置

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差异性导致儿童学习适应的困难，可通过调整课程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2，1通过调整课程内容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日本新《幼儿园指导要领》将幼儿园原来课程中的六领域（体育、语言、自然、社会、美工、音乐）改为五领域（体育、语言、人际关系、环境、表现）。同时。文部省在小学一至二年级的课程中增设一门新课——生活课。该课程最大的特点是综合探究性, 让孩子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究。“生活课”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以前“科学课和社会课”的合并, 但事实上“生活课”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课程——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都类似于日本幼儿园教育中的“环境”领域(与我国幼儿园科学教育领域类似), 是一种以儿童的探究为核心的儿童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课程。它注重让儿童学习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初步的科学知识, 让儿童形成初步的科学能力和科学态度, 注重在探究活动中培养儿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 由于综合探究的学习观的影响和综合探究课程的出现, 日本的小学教育正在向幼儿园教育靠拢, 既学习幼儿园教育综合探究课程的教学方式, 又学习幼儿园教育中儿童综合探究学习的方式。⑻幼小课程目标、内容、教育方法等的改革为幼小衔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幼小改革后目标的一致性，使幼儿园教育能成为儿童在小学继续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可以从上可以看出日本的课程设计思路出现了明显的向幼儿园教育靠拢的状况,这种状况在小学低年级尤为明显。或者说, 日本幼儿园的课程设计思路成了中小学低年级课程的基本设计思路——不是分科教学, 而是“领域活动”;不是系统的知识传授, 而是综合的主题活动;不是教师直接教学, 而是儿童在教师提供的环境中主动探索。通过综合探究的学习观来体现学习的综合性和动态性,在综合探究活动中让儿童更有效的学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小学课程思路向幼儿园教育靠拢，来减少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梯度，从而使幼小衔接能够顺利进行。

2．2通过调整教学形式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俄罗斯是通过调整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组织形式，逐步让两者之间过渡衔接。小学教学组织形式的调整： 1）丰富小学的教养内容,它包括:引入各种有创造性质的儿童活动类型；在教养内容中充实各方面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认识兴趣,满足他们对实际活动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培养儿童对周围环境的关心和责任;通过参观和观摩博物馆、展览会等手段吸引儿童了解民族艺术文化。2)广泛运用激活儿童思维、想象和探究活动的教学方法,把开放型的任务和封闭型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提高儿童认识积极性,激发思维灵活性的重要条件。3)在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广泛运用游戏方式,为儿童顺利进入学习过程造就良好的情绪氛围,当儿童能够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表现创造性、想象力和责任心的时候,要为他们开展独立的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幼儿园教学组织形式的调整；1)取消幼儿园中严格规定的教学。2)最大限度地保证儿童在学校中体育课、课间大休息和课外活动过程中的运动积极性。3）运用多样化的“非课堂型”教学形式。4)在幼儿园中运用循环法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保证“温故知新”,为儿童自己运用他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条件。5)保证作业(全班的、分班的)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独立活动(游戏,艺术,建构活动等)之间的相互联系。6）改变幼儿园作业课和学校课堂教学中儿童的交往形式;保证他们有机会与同伴面对面的交流,与他相互作用,并向他学习(不仅是向成人学习);保持儿童之间的对话交流;允许儿童有发表自己见解,坚持自己的提议和保留错误的权利。⑼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是通过调整两个教育机构的教学组织形式共同来解决问题。在小学方面，如丰富小学的教养内容这一方法。它就是在重视学前教育的价值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提高幼儿园的教学形式。采取这些措施的丰富了儿童的一般文化修养(扩大儿童的信息量,培养他们的感知力和感受力,形成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幼儿园方面，如运用循环法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保证“温故知新”,为儿童自己运用他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条件这一方法。它就借鉴了小学的教学形式。在如改变幼儿园作业课和学校课堂教学中儿童的交往形式。通过这一改变，使得儿童才有可能一起讨论任务,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分配活动中的角色和变换角色等，最后来适应新的交往合作关系。总之，是通过调整各个教学形式，来促进幼小两个阶段教育的整体化和连贯化。３师资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观念和行为变化直接影响幼小衔接工作的最后结果，关系儿童发展水平的提高。英国的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在职前所受的师范教育是一样的，包括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这种教育使得他们对各年龄儿童的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英国早期教育机构的教师来自大学，保育员来自推广教育学院。教师必须通过四年学习并取得教育学士学位，她们的工作对象是3-9岁的儿童。保育员是准备0-8岁的儿童工作的，在校所学课程也是相应的。教师在学习期间已经对学前和小学的儿童状况有所了解，这对于他们从事衔接工作大有帮助。特别是在师资培训中注意掌握儿童发展的规律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特点，因此，教师能在一个班上针对不同儿童的不同发展水平加以引导，有的放矢地进行个别教育。此外英国还在师资培训方面非常强调实际锻炼，如他们至少要用100天到学校去实习，至少分别做100小时的数学、科学和英语教学实习。⑽

从上可以看出通过让幼儿，小学教师接受从幼儿到小学两个阶段的教育的学习，使得他们先在理论上对各年龄儿童的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通过实践进行操练。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也就促进了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又如美国的大部分州根据儿童的年龄层进行师资认证，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纪为一个认证阶段，这样可以使得教师懂得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差异，有利于儿童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建议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工作者担任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协助儿童顺利适应小学的学习环境。

四．幼小衔接的展望

1．对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初步思考

当前，幼儿教育发展迅速，小学学前班、民办幼儿园等多种办园方式百花争艳。为了展示自己的教学质量，争取家长的青睐，片面迎合部分小学对新生入学的智力测试要求，片 面地理解早期教育理念，幼儿园教育出现了小学化的倾向，这是小幼衔接中应该防止的倾向。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要像儿童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的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会使活泼的幼儿变得老态龙钟。”让幼儿做好入学前的准备，主要是提高幼儿的入学适应性，而不是提前教给幼儿小学知识、提早要求幼儿掌握小学生必需掌握的语言、运算知识和技能。他们意欲培养智力超群的孩子，以为这样做幼儿上小学后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殊不知，这样做违背了幼儿发展规律，抹煞了幼儿个性，埋下了拔苗助长的祸根。另一方面，由于教学内容超前传授，入小学后，老师讲的内容在幼儿园全学过，这些知识对他们没有了新鲜感，在上课时做小动作，随便说话，形成了不良学习习惯，因此，教育者对幼小衔接工作的内容要有清醒的认识，应把幼小衔接工作重点放在培养幼儿的入学适应性上，要针对幼儿特点和实际需要，重在培养幼儿适应新环境的各种素质，帮助幼儿顺利完成幼小过渡。⑾ 2．关注衔接关键，构件“互相靠拢”的平台（即重视配合和合作）综观幼小衔接的现状，还普遍存在着双向联系较少或不够深入，幼儿园向小学靠拢得多、小学向幼儿园靠拢得较少等问题。而衔接工作是两方面的事，只有一方向另一方靠拢，是搞不好的。幼儿园与小学双方人员应针对作息时间、学习方式、习惯培养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观念的转变是幼小衔接的关键，而根据两个阶段的差异性互相靠拢，将共性之处如“兴趣点、习惯培养”等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做好衔接工作的核心环节。这些转变为互动式的衔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能以地区划分，将小学与幼儿园进行挂钩，作为长期的衔接伙伴，彼此双方互相往来，互相了解，小学老师可到挂钩幼儿园去了解幼儿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以及具体教学内容和常规要求，幼儿园老师可到对口小学去了解小学低年级的教学形式，这样就能为较好地搞好衔接工作创造出有利的条件。⑿

引文：⑴国内外幼小衔接问题述评——赵建明

⑵应该系统性地认识幼小衔接——仲展

⑶《“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研究报告》——朱慕菊主编 ⑷《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振宇

⑸解决好六个断层的连接问题——潘洁 幼儿教育,2002 ,7 ⑹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徐明 《幼儿教育》2004．6 ⑺法国：借“教学阶段”解决幼小衔接——杨敏 ⑻日本拟推行“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霍力岩

⑼俄罗斯幼儿园与小学衔接问题新探——邓鲁萍 ⑽在日内瓦和伦敦看幼小衔接——朱慕菊

⑾浅议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衔接——艾丽梅

⑿如何有效提高入学前儿童的心理适应能力——郑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