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5篇材料]

第一篇：藏传佛教

1.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2.宗教归根结底

是族群领袖为维护族群内部团结，假借神的名义（受神的启示）为族群制定的行为规范。

事实上，可以这么：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创造了神。在宗教中引入神只是为了使其教义更有说服力而已。一个宗教代表一个族群的行为规范，这才是最重要的。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很复杂，宗教信仰会影响法律。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宗教常常被统治阶层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也常常被反抗者用来作为反抗压迫的工具。

3.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历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小昭寺。

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

当时西藏的政权是若干大奴隶主的联合统治，赞布是这个联合体的最高领袖，但由于本教在西藏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的势力左右着赞布的决策和执政。

本教是“多神教”而且神灵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主神，不利于松赞干布建立“中央集权”的愿望，那统治者总是希望的权利是集中、有力而且独断的

当时吐蕃的周边都是流行佛教的地区，如当时唐朝也盛行佛教，出于政治的考虑，松赞干布主动重视佛教，在与唐和尼泊尔的交流中，松赞干布很可能意识到佛教对他建立集权的“中央政权”有辅助作用；这时佛教在藏区的势力还很小，几乎还没有民间信仰基础，在松赞干布以后的几位赞布也同样重视发展佛教，到赤松德赞时佛教的势力有相当的发展，同时佛教和本教的矛盾也随之增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与本教的斗争过程是佛教“自觉适应”和“被迫适应”藏族社会政治的重要表现。

在“佛本大辩论”（）

后赤松德赞令吐蕃全区尊奉佛教，并且与贵族大臣在神前发誓，永不背弃佛教，政府财政给寺院拨款；选任可靠僧人也可位居大臣之列，佛教僧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赤松德赞后的三位赞布都热衷与佛教，使佛教在吐蕃得以全面推行，逐渐渗透于藏族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而且当时，供奉僧侣实行“三均贫富”和“七户养僧制”。吐蕃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军队数量庞大军费开支严重不足，赤热巴巾时期僧人过于庞大，由于僧寺都免税造成财政危机；为解决危机，只能剥夺僧人的特权所以朗达玛采取针对“佛、法、僧”的灭佛运动，最终也导致吐蕃王朝的崩溃瓦解，这是藏传佛教政治功能对藏族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即美国社会学莫顿所谓的宗教的反功能。

藏传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它对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藏民族全民信教，加之历史上统治者给予的特殊供养政策，及后来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使藏族聚居区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寺院往往是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之后，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历代中央政府无不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把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对西藏施政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保持西藏社会稳定，以实现中央的政治统治为目的的首要因素而谨慎从事；

二、藏传佛教有根据中央政权的强弱和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对中央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中强占有利地位，由此可知藏传佛教不仅能够“自觉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且始终处于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中，与政治呈现出“动态性”的趋同关系。

民主改革之后，藏传佛教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迁

政教分离是藏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从此宗教也“很少”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组织，但是因为藏族历史的特殊性和藏传佛教对民众生活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藏区的寺院乃至整个藏传佛教采取了民主改革，实现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这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别人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这种变迁在解放以前的藏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要求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爱国爱党，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相处”的必然趋势。

（一）宗教行为更加功利化

1、进行某些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希求经济利益

寺庙举办法会、僧人给人念经，都能有些经济收入。如萨迦寺每年举办的法会都能收到信徒的布施。据萨迦寺有关负责人介绍，萨迦寺一年收入可达100万左右，大部分是来自旅游收入，如门票、出售纪念品等；其次是寺庙的产业，如商店、旅馆等，萨迦寺的产业主要有药业、藏香、护身符、宝瓶等零卖旅游纪念品。在拉萨有新建旅馆，在日喀则正在修一个四星级宾馆，投资1300万元（贷款）；再次是信徒的布施。信徒的布施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其数量也不可忽视。

普通信众则将朝拜和办其他事情攒在一起，既完成了朝拜的心愿，又顺便办了其他事情，可谓一举两得。如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说：“每天煨桑两次，每天供佛，早上在家中念经。去其他地方朝拜（拉萨等地），因为儿子在拉萨，一边看病，一边朝佛（费用儿子管）”。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家中每天要干活儿，没时间上拉萨朝圣，一年去日喀则一两次拜佛，顺便干些别的事。一年到萨迦寺4~5次，谁有空谁去，冬天有空时去转经，夏天忙了就不去了”。萨迦镇宗廓村一名村民说：“由于村务特忙，没有时间去朝佛，以前到拉萨去过几次，现在有4年没去过拉萨了，很想去朝佛，但没有时间去”。萨迦镇宗廓村有位年轻人曾因为出去打工路过拉萨时去朝圣，没有专门去朝佛的经历。此外，寺院和僧人在农牧民心中的神圣地位也在变化，到寺院帮忙已不是无偿的了，寺院如果给工钱，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如萨迦镇宗廓村一位老人的女儿曾在萨迦寺维修当过小工一天能赚25元。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介绍说：“只要去寺庙干活，寺庙就会给报酬”。可见，很多信众到寺院做工已经不是无偿的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寺院和信众之间也架起了桥梁。

2、宗教仪式本着简约化、节省化为原则

首先，从经济条件上看，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每年用于宗教方面的开支相对多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有些宗教仪式则因陋就简，有些宗教活动则该省就省。如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夏天忙了就不去寺庙朝佛了”。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认为，很想去琼结，但由于时间、金钱等原因不能去，从未到过日喀则、拉萨等地。只在萨迦寺、琼结（去年冬天去了一次），现在村里家庭之间经济竞争大、生活有压力，只能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

其次，宗教活动与正常的生产活动冲突时，选择生产活动而省略宗教活动。萨迦镇的一位牧民说：“很想去朝佛，但从事农业、经营副业，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朝佛了”。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只有在主要宗教节日时才去萨迦寺朝佛，因为生产活动太忙，所以不经常煨桑”。萨迦镇宗廓村的一名年轻人小时候去过日喀则几次，也到过拉萨两次，现在由于农牧业生产很忙，已有20来年没去过拉萨朝圣了。

（二）宗教生活逐步现代化

1、僧人逐渐接受并使用现代化的工具

在现代化浪潮的包围之中，藏传佛教僧人的生活也不断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如萨迦寺不少僧人开始使用了某些现代化工具。诸如手提电脑、电话、手机等现代化的工具，寺庙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一般都安装了电话，有些上层僧侣则配备了手机和手提电脑；出门坐着轿车，或骑着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有时还可看电视、电影，上网等，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收看各种新闻，也成为某些宗教职业者的一种爱好。至于僧人进茶馆、饭店等，则是屡见不鲜，某些僧人偶尔也光顾一下舞厅和电影院。

2、寺院、僧舍、道场出现了现代化的装备

现在的萨迦寺已经改变了对现代化设备的排斥之心，而是主动地接受并加以利用。寺内手提电脑、台式机、手机、电视机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购置。各个房间都安装了电灯，办公室、部分寺庙管理人员的宿舍也安装了电话，至于普通家庭所用的电饭煲、电水壶、电暖器、电动酥油茶搅拌机也都不同程度地进了寺院。寺院尚有自己的汽车以及少量的其他现代化工具。还举办了电脑培训班。据萨迦寺寺管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萨迦寺学经班有个电脑班，主要教计算机、汉语、英语等。当然，寺院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足以表明，藏传佛教寺院也正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3、宗教仪式采取了现代化的手段

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藏传佛教亦然。现在藏传佛教在宗教仪式上就不断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成果。如萨迦寺举办法会时，也逐步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法会现场的声、光效果浸润了现代气息，色彩、着装、外景也都不同程度地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渲染。

综合以上可知，藏传佛教的宗教生活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现代转换。

（三）宗教观念渐趋淡泊化

18世纪初，卫藏地区共有寺庙3500多座，僧尼35万人之多[2]。另据魏源《圣武记》所载，乾隆二年，西藏喇嘛总数为三十一万六千余人，占全西藏人口的33%，占男子总数的66%。而且，喇嘛在信众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生育子女要请喇嘛命名；婚姻需喇嘛占卜；疾病需喇嘛医治；灾难要喇嘛禳解；死亡要喇嘛超度；何日播种何日收获亦要喇嘛决定；若天干无雨或有冰雹水灾，均须喇嘛祷告；至于春秋佳节祭祀跳神等盛典均由喇嘛主持[3]。

现在藏传佛教的信仰现状与历史上相比，无论是寺庙的数量，还是僧尼的人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西藏现有寺庙1700多座，僧尼46000多人[4]。不仅如此，信众虔信的程度、寺院的功能、教义的神圣地位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藏传佛教神圣地位逐渐淡化

民主改革前，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是广大藏族民众的精神支柱，具有极高的神圣地位。民主改革后，政教分离，藏传佛教不再发挥政治功能，神圣的光环只在宗教领域内闪烁。然而，这并不能在短时期和很大程度上消减普通信众对藏传佛教的虔敬之感、崇拜之情。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以及信息化的加速传播，一些信众已经不再把藏传佛教当作精神依托、立命之所，也不再把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信条当作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如萨迦县萨迦镇帕措村的格桑认为，以前的信仰浓，现在淡化了。萨迦寺的有关负责人从信仰今昔比较的角度介绍说：“现在人的价值信仰越来越淡化，宗教活动越来越流行，宗教走向世俗化、形式化的问题普遍存在”。萨迦镇的有关领导介绍说：“老百姓越来越靠科技，越来越不依靠宗教等神秘力量了”。

2、对藏传佛教某些功能的失信

现在，藏传佛教的某些功能已经退化了，某些功能则风俗化。如萨迦县的信众生病，绝大多数选择去医院，而不是请僧人；村民发生纠纷，多数人认为要找政府、法院来解决。就是与百姓性命攸关的生计大事，也不一定唯僧人是从了。诸如发生干旱或者下冰雹，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冰雹僧人了。萨迦镇有关领导介绍：民间说：“冰雹喇嘛已退休了”，这个说法很普遍（现在老百姓不依靠于宗教，但仍依赖于这种风俗习惯，婚丧嫁娶都不能缺少僧人等）。就像十世**大师说的那样，“宗教要服务于社会、老百姓”，也就是要满足于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由法院和政府来解决，不可能由**和僧人来解决。

3、对僧人虔敬程度的改变

民主改革以前，僧人在藏族信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神圣性，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格勒在《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一文中有如下记载：“在人们的心目中喇嘛属于„三宝‟中的第一宝„僧‟，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崇拜，不论属于哪一个教派的喇嘛，对于贫民百姓来说，都是皈依和依靠的对象。在西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喇嘛的帮助，子女生下来要请喇嘛命名，子女长大结婚需请喇嘛占卜，平时患病要喇嘛医治，出门办事也要请喇嘛占卜，人死后更需喇嘛超度……社会上任何一种群体也离不开喇嘛，一个部落、一个村寨、一个地区，甚至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事件也往往靠喇嘛念经、降神和占卜来最后决定。社会上的各种纠纷在俗人无法调节时靠喇嘛来裁定，占卜和神判有时候胜过法律。在日常生产中求雨、防雹、祈祷丰收等更是喇嘛的神圣职位，至于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节庆盛典同样离不开喇嘛的主持。”[5]

现在，虔诚皈依和依靠僧人的信众仍然存在，但这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人。根据我们的问卷和访谈调查，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轻信藏传佛教职业者是他们唯一的寄托。物质财富的获得、现实生活的幸福，更多的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自身的病痛、肢体的伤残，则大多数前往医院或者诊所就诊；日常的矛盾、邻里的纠纷则更多地依靠政府的调节和法院的判决。这种变化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藏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的不断改进，很多藏族民众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与外界接触，渐渐改变了观念，从而也改变着对僧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宗教职业者自身的变化。部分，即使是极少数宗教职业者，如果经受不起经济大潮的冲击，抵挡不住金钱权力的诱惑，忍耐不了青灯古殿的寂寞而别有所图的话，就会影响整个僧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如萨迦县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说：“如果学佛经能彻底悟道的话，我觉得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当和尚，但是当今社会这样的和尚很少，很多僧人求财富、地位，到处跑，甚至还俗等现象也很多”。萨迦镇的一名干部认为：“现在的僧人出家目的不明确，当僧人不为人类社会、来世着想，天天在混，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还俗的较多。随着僧人的减少及文化素质的退步，寺庙的文物也不好管或没有人管。”这说明，部分宗教职业者追求财富、地位的做法也改变了人们对僧人的虔敬程度。

（四）宗教信仰日益理性化

理性化并非理性主义者所独有，信仰主义者在宗教信仰需求方面也有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广大藏区，无论是宗教职业者，还是普通信众，对藏传佛教信仰越来越具有理性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1、宗教投入的理性化

普通信众的宗教活动，诸如经堂的布置、请僧人念经、寺院的布施、圣地的朝拜，无不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因此，萨迦县的普通信众，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宗教活动之用，但又不是无限制地盲目地支出，而是根据家庭的经济实力理性地投入。如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每天煨桑2次，每天供佛，早上在家中念经。每年去萨迦寺多次，每次捐2~3元，若儿子（和尚）不在时每月请1名僧人，每次1天（每次15~20元）。1年的宗教投入大概花4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20000元的2%。萨迦镇宗廓村的有位老人，几乎每年去两次拉萨，家中其他人每年轮流去朝佛，每次每人至少花1000元；去萨迦寺的次数很多，他本人由于做生意去的次数较少，家人去的多，每次供1袋酥油、捐5~6元，他自己每年去朝佛3~4次，每次供养100元左右，1年他家供寺庙不少于1500元，加上外出朝佛，可能2000~3000元左右，家中每次请30名僧人念1天的经，给每个僧人20元（共600元）。宗教支出占家庭收入12万元的2%左右。萨迦镇宗廓村的有位老人，去扎什伦布寺一次最多捐8~9元，1年请一两次僧人念经，一次1名僧人念1天，每次15~20元钱；1年到萨迦寺去4~5次，谁有空谁去，捐供与扎什伦布寺差不多，每次8~9元。宗教投入150元左右，占家庭总收入13000元的1%多一点。萨迦镇宗廓村有位村干部每年到萨迦寺20~30次（大部分是为了办事，有些是村里的事，有些寺庙的事情），每次供的钱数不一定，一般在1~5元之间。这些年都未请僧人念经（乔迁时请过两次）。吉日煨桑，每次念经时间不一。吉日供水、供酥油灯。家人朝佛的次数多，每年宗教开支1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占家庭收入2000元的0.5%。萨迦县有位茶馆老板，去过拉萨、那曲、日喀则、江孜等地朝佛，拉萨大概两三年去一次，每年去萨迦寺5、6次（县境内三个庙也是如此）。一次捐10元左右。宗教投入每年1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3万元的3%多一点。萨迦镇宗廓村有位老人很少请**和僧人，很相信佛、遵守因果报应。但由于经济关系很少请僧人。每年宗教投入1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18000元的0.6%左右。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妇人隔一年到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去朝佛（跟村里人结伴去）。一次大概花1500元左右。吉日全家去萨迦寺朝佛，一年内请僧人念经两到三次，一次请两到三个僧人，一人捐20~30元。每年宗教支出1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3万元的3%多。萨迦镇宗廓村有位老人一年宗教投入15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2万元的1%不到。可见，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广大的藏族农牧民信众每年或多或少的都在宗教活动中投入一定的支出，但总是有计划地按照家庭的总收入理性地投入，而不是“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那样盲目地支出。

2、宗教信仰选择的理性化

长期以来，藏传佛教一直是广大藏族民众的精神寄托，见庙就烧香，遇僧就磕头，把家里的所有财产都捐到寺院也甘心情愿，可谓“千钟委于富僧，欢怀畅于容发”，孩子很小就送到了寺院。这种信仰是宗教情感的爆发，具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现在，随着信息化的加速，广大藏族民众认识到可作为精神支柱的很多，藏传佛教不是所有人唯一的选择，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意识形态、思想主义、理想目标、宗教派别，但广大藏族民众最终依然选择了藏传佛教，这种选择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但是，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有众多选择坐标基础上的，具有很大的理性色彩。如萨迦镇宗廓村村干部说：“关于现在年轻人的信仰，十来岁时不懂信仰，随着年龄增长，学些文化知识、受家人影响，到寺庙朝佛、祈祷，对信仰慢慢开始认识，时时参加宗教活动，渐渐形成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

第二篇：藏传佛教考察报告

藏传佛教考察报告

一．考察目标及简介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年7月份组织了15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活动，藏传佛教方向的学生计划考察4座藏传佛教寺庙，一座清真寺，并考察沿途的风土人情，以期通过实地走访加深对宗教学、哲学学知识的理解消化。

我们本次考察的几座藏传佛教寺庙全都属于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是中国藏传佛教宗派之一。藏语“格鲁”意即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故以此命名。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所以又称黄教。创教人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该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格鲁派产生于15世纪初。一般认为，明永乐七年（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标志该教派的正式形成。它是藏传佛教中最晚出现的教派，也是最大的一个教派。

格鲁派主要有六大寺院：即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这三座寺院位于拉萨附近，合称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位于后藏的日喀则），塔尔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附近），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夏河县）。我们本次考察路线包括其中的青海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另有青海（黄南州）隆务寺、吾屯上寺、吾屯下寺。

我们考察的第一站便是青海塔尔寺。塔尔寺的由来，还得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说起。相传宗喀巴于藏历1357年10月10日诞生在“宗喀”（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故人们尊称他“宗喀巴”。宗喀巴从小聪明过人，3岁进夏宗寺受近事戒。7岁入夏琼寺受沙弥戒，在此随高僧端智仁青学经9年，16岁离开夏琼寺徒步赴卫藏学法，后来到后藏，朝拜各派名寺，遍访高僧名师，刻苦研习法学，29岁在雅隆地区南杰拉康寺受比丘戒。34岁时对佛教密乘教典、灌顶诸法均有很深的造诣，并到处去讲经讲法，在佛教界乃至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于1401年和1406年分别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奠定了他创立格鲁派的理论思想基础。

宗喀巴离家赴藏一心学法多年，其母香萨阿切思儿心切，让人捎去自己的一束白发，意在告诉他老母已白发苍苍，希望他回来一晤。宗喀巴为佛教事业决意不返，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一幅用自己的鼻血画成的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并在信中写到：“若能在我出生地点用10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我见面一样。”1379年，其母与众信徒按宗喀巴的意愿，用石片砌成一座莲聚塔，这便是塔尔寺最早的建筑物。1577年在此塔旁建了一座明制汉式佛殿，称弥勒殿。由于先有塔，尔后才有寺，安多地区的汉族群众便将二者合称为塔尔寺。[1]

我们此次塔尔寺考察途中遇到藏区信众，他们给我们介绍了格嘉**门下的僧人，并由僧人带领我们参观了一部分寺院。格嘉仁波切1935年代诞生于安多。曾作为嘉瓦丹增嘉措转世候选灵童之一，之后被认定为格嘉**转世。自幼进入塔尔寺学习。曾担任塔尔寺堪布等职，晚年后仁波切常年低调隐居、长期离世闭关专修，被公认为实修派大德典范。仁波切事迹少见于册。

从湟中县回来之后，我们顺路参观了位于青海西宁市区的东关清真大寺，该寺相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据寺内《重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碑记》记载：西宁清真寺，“创自明代，毁于兵整。”另《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记载：“西宁清真大寺，创自明代，屡经兵资，其地送废。”据1961年编的《西宁市志稿》载：“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相传明洪武年间，由明将军西平侯沐英，建议明王朝初次修建的。”该寺占地面积13，602平方米，建筑面积4654平方米，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伊斯兰教建筑特色。正门高10米，宽15米，上面写着该寺的名字；正门内耸立着5个拱门，高10米，宽21米；再里面是面积达4490平方米的大院；正中间是礼拜大殿，面积1136平方米，砖木结构，其建筑形式是卷棚、大殿、后窑殿合为一体。另外还有阿訇及学员的宿舍、沐浴市、一些石碑等。该清真寺内设立有青海阿横伊斯兰教经学院。

东关清真大寺以所辖教众人数，名列伊斯兰教世界第五大者玛提。东关清真大寺被中国伊斯兰协会列为全国礼拜人数最多的清真寺。东关清真大寺，可以同时容纳4-6万穆斯林进行礼拜，聚礼人数为国内第一。

第二天我们到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府所在地隆务镇，参观了位于此处的隆务寺。隆务寺，藏语全称“隆务大乐法轮洲”。隆务寺历史悠久。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早在元大德五年（1301），这里已建有藏传佛教萨迦派小寺，[1] 参见 塔尔寺官方网站

https://www.xiexiebang.com/Web_Detail.aspx?id=2646

二．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偶像崇拜之比较

通过对几座寺庙的走访，笔者发现以上四座佛教寺庙全部在显著位置，放置佛教偶像的塑像、标志等。具体表现为在寺院大门上绘制形态各异的佛像、放置雕刻像，在开阔的位置修建佛塔，或者修建巨型佛像，每座寺庙中都供奉有各自的神祇。并且在藏传佛教寺庙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转世**制度。

反之，整个清真寺显得格外的空旷，除过门口的青绿色圆顶建筑和新月标志显示这是一座清真寺外，清真寺内难以见到其他的宗教崇拜物，寺内的大礼拜堂内也是空无一物。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对于藏传佛教来说，在宗教教义、信仰对象、宗教场所等方面展现出浓厚的偶像崇拜，反观伊斯兰教，其教义却严厉禁止偶像崇拜。

（一）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之原因

在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伊斯兰教的偶像禁止是最为绝对的。真主降示《古兰经》是通过天仙哲卜莱伊勒传达给穆罕默德的，而天仙是无形无像的，天仙也“不进有画像的房子”。所以伊斯兰教允许绘画大自然风景,但不能画人，更不能画真主、天仙和圣人。穆斯林坚信真主，反对“以物配主”《古兰经》说:“以物配主确是最大的不义”。以物配主最直接、最首要的是崇拜了偶像。先知禁止按照人、动物或一切有生命物体形状所造的主体塑像，尤其伟人雕像，如学者、帝王等,而不管这些像是画在纸上，挂在墙上，或是塑在石上，也不管设在广场、花园或车站、码头,都是伊斯兰教教法禁止的。穆斯林不仅自己不能崇拜偶像，也不能给别人雕塑、绘制人物、动物等有生命的形体，因为这是唯一真主独有的权利。谁要以物配主，谁就悖逆了“认主独一”,信仰动摇甚至产生异端邪说。所以在严格的伊斯兰教国家里,尤其清真寺中是没有人物雕像和绘画的。

在西宁的清真大寺屋脊上装有兽脊，这是因为在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明清政权曾强令禁止说胡语、姓胡姓、穿胡服。一些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工匠、商人及其家属逐渐融入我国文化中。在建筑艺术上,明代以后所建清真寺,大多是我国宫殿式或庙宇式, 在外观上除有新月标志外,其他方面与庙宇没有太大区别,但在借用我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同时，却巧妙地保持了“认主独一”和偶像禁止。乍看起来，清真寺有“五脊六兽”，实际上,这些动物形象却是谷穗、瓜果、花形之类,有鼻、有嘴、有耳、有眼，但绝无眼珠，这叫做“似兽非兽，有眼无珠”。清真寺的色彩主张朴素、明快、庄严，多用蓝绿色彩，几何图案或阿文组成的艺术图案，少有大红大紫和花鸟鱼虫。花蕊娇艳、妖冶，因此即使有花，也是用阿拉伯文组成花蕊，这叫“有花无蕊”。较为独特的是西宁的清真寺大殿屋顶上甚至装饰有藏传佛教寺庙赠送的佛教装饰物。[4]

（二）佛教偶像崇拜之原因及演变

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宇宙万物都由“因缘而生”。无论“四谛说”还是因缘说等教义理论，都说明世界轮回中，没有超越的神或上帝的存在。依佛教原始教义来看，原始佛教应被看作是彻底的无神论。佛教以因缘学说解释世界非有非无的状态，期望人们觉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终进入涅槃寂静。

佛陀，意为觉者，觉者已然同非觉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了，因此觉者对于非觉者具有超越性，这为日后的偶像崇拜提供了可能。再者，佛教之中的天神也都像人类一样服从支配众生生死的自然律。他们的特权是相对的，但是最终他们还得死去，他们甚至没有权力管辖他们世界之中的人类，但是比丘在入定中不但能够享受天神的美妙空间，而且还能够享受他们也达不到的更美妙的空间。依据以上理论，可以得出以下观点：1.佛法的范畴中有神，以及众神的最高神——梵天；2.梵天也受自然律的支配；3.梵天神不是永恒的；4.梵天也受因果报应的支配，且他对人类世界没有绝对的权力；5.佛教徒所能达到的境界比梵天高，而且梵天也达不到，佛法是宇宙中的最大，是永恒的。佛教将佛陀置于一切神之上，他取代了最高神，[5] 虽然在当时佛陀并未成为普遍的信仰，但至少为日后部派佛教时期神化佛陀留出了逻辑上的余地和哲学层次上的理论基础。

佛灭以后，随部派佛教争论的发展形成了以上座部为主，较多保持原始佛教传统的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教法体现只求自我的完成与解脱而修持努力的自利主 [4][5]参见

文刀：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与偶像禁止[ J]中华民族报 2004.06 第3版

参见

于川：浅析佛教的偶像崇拜 [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9.09第18卷 第5期

义，继承并强化了以证得阿罗汉为目的的声闻思想，故亦称声闻乘。小乘认为佛陀不是超验的，佛是具体的、历史的，对佛说的法默守师说，不进行过多的发挥与阐释，它认为众生应自悟、自救，否认人人成佛的可能性。

以大众部为主形成的大乘佛教则极力神化佛陀，把佛作为宇宙间的最高神或宇宙本体。大乘佛教是一种不仅期求自我救济，还要普度众生。大乘教义还进一步发展了佛教教义，认为众生皆能成佛或众生皆有佛性，同时伴随着佛教从哲学变为宗教，其教义产生了三身佛的观念。即生身、法身和报身。生身也称“色身”、“化身”，是佛为满足众生信仰需要而幻化出来的，能随民俗、文化、想象的不同而不同，具有超人的能力和形体。法身即以佛法为身，无形不灭的，不接受众生的供养和布施。大乘佛教认为法身是真实的、充满的，构成万物普遍的本质。大乘佛教后期又提出报身的概念，指佛自身应该享受的国土和形体。此报身一般人看不见，只有修行到与佛的功德差不多的菩萨能看到报身。至此，大乘佛教通过确立“三身”（生身、法身和报身）彻底把佛神化。

我国除云南等地信奉小乘佛教外，其他地区大部分信奉大乘佛教，因此佛教偶像以大乘为主。我国寺庙供奉的以大乘佛教“三世佛”居多，分为“竖三世佛”（过去释迦叶佛、现在释迦牟 尼佛、未来世弥勒佛）和“横三世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6]。而藏传佛教的崇拜偶像则更加多元化，他们不光崇拜本宗，而且崇拜各个教派的领袖以及继承者，并形成了独特的转世**制度。这与佛教入藏以后同当地的社会文化碰撞融合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在“偶像崇拜”这个问题上，佛教则显得十分矛盾和复杂，佛教在创立之初曾极力对抗婆罗门教、反对崇拜诸神。在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也不得不确立“偶像”权威以增强对僧众的感召力和约束力。偶像信仰实质上是佛教哲学设定的必然结果。部派佛教时期开始，佛教内部出现了偶像崇拜。并且偶像信仰是佛教趋向世俗化以求得广泛传播发展的中介和产物。佛教通过偶像以确立僧众内心的信仰权威和敬畏，最终使佛教世界图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哲学、政治、伦理、道德、艺术等。

[6]参见

李霞：中国宗教[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61页

第三篇：教案 藏传佛教

微 格 教 案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知识方面应当就通过本节课能够对现当今及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几大主要教派有大概的了解，并能够对以后各位同学进藏旅游普及一些基础知识。技能方面则能运用本节课的基本内容对以后的进藏旅游产生指导性的实际作用，总之也要让同学们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对祖国优秀文化的多样性现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2、过程与方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述说各iu大教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对该问题树立正确的认识与唯物的历史观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以历史唯物的观念去看待历史的潮流中流传或发展的事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点对宗教应有清晰正确的认识，能够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正确区分邪教迷信与正宗宗教。同时亦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灿烂繁荣的民族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族宗教政策，以科学发展观看待当前的民族现状，更亦要与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同创建和谐安定的大同社会。

二、教学重点

1、各大主要教派的代表人物，经典建筑寺院。、2、格鲁教派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于西藏政治的深远历史影响。

三、教学难点

如何通过简单的历史知识来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并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来客观地看待宗教问题。

四、教学方法

1、以语言形式获得知识的方法

讲授法：本节课的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是初次接触，故而老师需采取讲授的方法将整个知识的系统加以梳理与整合，使学生们能够在计较短的时间里了解知识。

问答法:对于与主干知识有相互关联的基础知识，须对学生进行提问，使学生能对之前积累的知识有一定的反馈与巩固，并 能够以类推的方法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讨论法：对于已经由老师讲授过的知识，学生须以积极的方式加以分析和概括，将分散的知识以体系化的形式将其轻松地掌握。

2、以直观方式获得知识的方法

直观演示法，将与知识点有关的图片、音频及视频选择在合适的时候将其展示或者播放。使学生能够直接运用形象思维对知识进行深化认识。

3、实际训练。知识的根本归宿在于运用，那么对于常识性的知识应该在实际的活动中加以运用，当然这是后话，只是希望各位同学在日后飞黄腾达之时，能够直接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感受。让真实的世界还你一份真实的视界。

五、教学过程

课前导入 2006年象征着“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成功通车，神秘的西藏终于能让那些为之而痴迷的藏迷们一睹其芳容了。那么，这神秘的西藏到底神秘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这万千神秘之源，便是千百年来在西藏这片高原圣土之上流传发展的藏传佛教当中的那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几大教派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以这份神秘为切入点，一起来探讨西藏的万迷之源。

问题回顾：佛教的发源、佛教的传播方向。(这两个问题主要运用提问法)

（一）苯教 ——西藏的土著宗教

1、什么是苯教？对“苯”的字面意思讲解

西藏藏族自称为“博巴”，而当时汉文当中将其称之为“ 吐蕃”。而在藏文当中“蕃”与“苯”的写法是一致的。所以，古代藏族把他们信奉的宗教名称当作了其民族的名称。而苯教意义上就是西藏的本土宗教

2、苯教的信奉理念:多神崇拜。

3、苯教教义里对大千世界的划分。首先，将世界划分为人、神、魔。当然最崇拜的是天神。其次，以此为据，将整个客观世界视为许多方格，每个方格代表一个部落，而这些方格又分三层即天上、地上、地下。这三部分又分别为部落的神、人、魔来居住。

4、苯教的三大发展时期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第一与第二时期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之前，第三时期在松赞干布治业之后。第一时期是从一个卫藏地区的少年开始，并创建“度勒本”。第二时期，是由来自喀什米尔、藏北的卢查和尚顺来的几位大师所弘扬。第三时期由兰惟圣者发扬光大，本教在此时有所进一步发展。

5、苯教的宗教弱点最终导致其不被推崇的历史遭遇。三大弱点，其中的核心在于不讲究阶级分别，最终流离失所，费于一旦。

（二）苯教的佛教化产物——白苯

1、何谓白苯？苯教在遭受统治者的质疑之后，从佛教当中引导出部分教义以充实自己的理论，故而使其自身与佛教更为接近，此时佛教化了的苯教被称之为“白苯”。

2、白苯所信奉的宗教理念：九位大神创造世界，此九位诸神的核心是“叶仙”，普通人众通过“赛”与其取得联系。

3、白苯对西藏各地人民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及至建筑、生儿育女、日常行为。

（三）宁玛教派

1、对“宁玛”二字的汉语释义。“宁”为“旧”之意，“玛”为“古”之意，旧与古分别以人物和时代划分。因为它是由莲花生大师所传，所以称其为“古”。“旧”是因为西藏前弘时期所传的佛教对于后弘时期所传的佛教而言，后者为新，前者为旧。

2、汉族地区对该教的俗称以及俗称原因

俗称为“红教”，原因在于该派僧人头戴红帽，并以此为标志，故而汉族地区称其为“红教”。

3、宁玛派的某些特点：

教派组织涣散，教徒分散各地，教徒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结婚娶妻生子，再者各个教派教法内容不一样，各有传承，僧人重密轻显。

4、宁玛拍的代表人物及经典建筑：

以来自印度的莲花生大师为其祖师，代表人物“三素尔”，即素尔波切 释迦生、素尔琼 卓浦巴、素尔琼 慧称、以及绒 却吉桑布。现如今方在世的经典寺院多吉扎寺、乌垅巴寺、佐钦寺等。

5、宁玛派教授传承教法的三大方法

远者经典传承、近者伏藏传承、甚深清净境传承。

6、宁玛派的历史影响

宁玛派影响波及欧洲地区，在比利时、法国、希腊都有寺院。

（四）萨迦教派

1、对萨迦二字的汉语释义

“萨迦”意为“灰土”的意思，这是因为自其发展之初，便以灰色的山坡建造寺院并以其为宗教中心宣讲教义。故而有此一说。

2、汉族地区对该派的俗称及俗称原因

俗称为“花教”，因为该派的寺院墙上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蓝三色条。

3、萨迦派的某些特点

僧人可以娶妻生子，但是自此之后便不能再接近妇女，并从一开始就决定法位以家族相传的形式向下延续，政教两权都集中于家族手中。

4、代表人物及经典建筑

大元帝师八思巴及其叔叔萨迦四祖。现在存世的尚有萨迦寺，在西藏山南地区。

5、萨迦拍的教义及修行方法。

“ 道果法”是其教派的经典修为大法，其核心在于修行的“三大次第”，即“最初舍非福，中断于我执，后除一切是”。

6、萨迦派的历史影响。

由于巴斯八个人在元朝历史上的重大影响，致使萨迦教派的发展衰落与元朝的中央政权的灭亡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五）噶当教派

1、对噶当二字的汉语释义: “噶”意为佛法；“当”意为教授。故而其意义就是：一切佛语是对僧人日常行为到修法成佛全过程的指示指导。

2、噶当教派的发展分化，自仲顿巴之后该派进行了分化，主要分化为三派，即“教授”、“教诫”与“教典”。

3、噶当派的代表人物及经典建筑:仲顿巴、三大法友昆仲。热振寺。

4、噶当派的历史影响及宗教主张。

该派的某些教义后来为格鲁派所吸收，为格鲁的形成发展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影响。该派的教义主张在于：比较重视经典的学习，教授法主要有四谛教授和缘起教授，教诫派主要有“五年教法”。

（六）噶举教派

1、对“噶举”二字的汉语释义 “ 噶举”就是“口授传承”的意思，该派比较注重密法修行，是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故谓之曰“噶举”。

2、汉族地区对噶举的俗称及俗称的原因

俗称为白教，因为该派僧人穿戴为白色的僧衣，故名，噶举。

3、噶举派的分化：噶举派后来进行了严重的分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帕竹噶举。当然主要分化为四个教派，其中帕竹又进一步分化为西藏地区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相应的阻碍作用。

4、代表人物及经典建筑：密日勒巴、达波拉吉。岗波寺、贡塘寺、丹萨替寺。

5、噶举派的总体特征。

虽然该派的派系复杂，但是其弘扬的教义却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均属玛尔巴和米勒日吧的口授传承、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为基础而创立独特的“大手印法”。

（六）格鲁教派

1、对“格鲁”二字的汉语释义

因宗喀巴创建甘丹寺，而“甘丹”一词在藏文当中的读法习惯是“迦鲁”，一般人又称之为“格鲁”。所以也叫“格鲁”。

2、汉族地区对该派的俗称及俗称的原因。

习惯上称之为“黄教”，因为该派创始人宗喀巴该带桃形尖帽，表示他重视戒律，后来持律的大德们都戴黄帽，并逐渐成为一家的标志，所以又称格鲁派为“黄帽派”，简称“黄教”。

3、格鲁派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历史背景。这应该从客观及主观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政治、经济、宗教教义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政治发面：在于西藏结束了分裂割据，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为使该局面得以长久，统治者当局积极推行以教固政的措施，这一现象为格鲁派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经济方面：寺院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误，这就要求新的宗教为其继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宗教方面：萨迦势力日渐衰落，以帕竹为主的地方集团宗教势力开始连年征伐，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主观方面:统治者个人为求政局的稳定与发展，必须通过宗教的力量为其实现这一目的。从而在于上述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教派开始在西藏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并且顺着这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在西藏大行其道，获得良好的发展。

4、该派的代表人物及经典建筑。

开创者为宗喀巴。黄教四大寺院——扎什伦布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

5、代表性历史事件：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十分注重对戒律的强调及理论的建设，这一系列措施为严明戒律及整顿该派内部的修行作风产生了积极影响。

6、格鲁教派的发展及其对西藏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深刻形象。

结束语：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方面的知识，相信大家也从这方面了解到了很多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教学进为大家的知识面的扩充及事业的开阔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也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多了解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及深厚的历史，与各民族兄弟能够和谐共处，共同创造美好的大同、小康、和谐社会。

六、布置作业

关于这样的文科性质的学科我对大家的要求就是：留心社会、留心生活、注意观察、善于发现、勤于思考。

好的，本节课就到此结束，各位同学再见！

第四篇：藏传佛教法器漫谈

藏传佛教法器漫谈

佛教法器是指佛寺中僧侣们举行佛事活动和佛教仪式时所用的器物。藏传佛教的法器种类繁多，神圣而威严。其形式大多仿自印度佛教法器，同时也加进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内容。它大致可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身和劝导等六大类。不同种类的法器在形制、用途上各不相同，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礼敬法器

礼敬法器包括袈裟、念珠和哈达等，表示对佛的礼赞。

佛教称袈裟具有五种功德：（１）佛徒虽曾有种种邪见，但若能真心敬重袈裟，可以达到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果位；（２）天龙人鬼，如能敬重袈裟，可在三乘解脱道路上不退转；（３）若有鬼神、诸人，得袈裟及至四寸，即可有充足的饮食；（４）若众生互相冲突，想到袈裟的神力，便可产生慈悲之心；

（５）如有袈裟一小块，恭敬尊重，就会常得胜于他人。

藏传佛教喇嘛僧人穿着袈裟有自己的特点，为长条状，裹于上身，袒露右肩，下部穿僧裙。在特定的场合有时上身加披黄色法衣。带上系坠净水瓶袋等。脚着牛皮、毛毡或锦缎长靴。不同教派的袈裟有所不同。宁玛派(俗称“红教”)僧人身着紫红色的袈裟、僧裙，戴形如莲花状的红色僧帽，在家的居士则穿白色衣裙。萨迦派（俗称“花教”）僧人的衣裙、靴帽的样式和颜色与宁玛派相近似。噶举派（俗称“白教”）僧人，出家受沙弥戒、比丘戒的，也穿红色衣裙；在家受居士戒的穿镶红、绿边的白色僧裙和袈裟。格鲁派（俗称“黄教”）僧人，一般穿暗红色袈裟，修持突出的可穿黄色袈裟。头戴黄色桃状帽和莲状帽。**一般着特制的袈裟和礼服。

念珠由不同原料串成，有菩提子、金刚子、莲子、水晶、珍珠、珊瑚、琥珀、玛瑙、玻璃、象牙、海螺、檀木、人头骨等。不同的念珠用于作不同法事。如修观音菩萨时用贝壳制成的白念珠；修降服魔鬼的护法神时则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念珠。念珠不论用何种材料制成，珠数均为１０８颗，代表断除１０８种烦恼，而证得１０８种三味。作为修持念咒时计算数位之用。１０８粒当作一百计。

哈达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礼敬类法器物，它以薄绢制成长方形，有白、红、黄、蓝诸色，长短不一，一般长１米多，宽约２０厘米，也有长达３米以上者，其长短及颜色视尊者地位崐而定，献哈达表示敬意和祝福。

称赞法器

称赞法器主要用于佛教庆典、宗教节日、**坐床、开光仪典等重大喜庆法事活动中，种类包括钟、鼓、铃、铙、钹、锣、海螺、骨号、铜号、银号、唢呐等。钟用金属铸成，有大小各式。教徒作法事时，击之以召集僧众。

法鼓的种类很多，有大鼓、腰鼓、羯鼓、铜鼓、曲柄鼓、嘎巴拉鼓等。最具特色的是曲柄鼓、嘎巴拉鼓。曲柄鼓鼓锤曲如弓形，鼓面直径约１米，下有一柄，诵经时，喇嘛左手持鼓柄，右手用曲柄鼓锤敲击伴奏。嘎巴拉鼓，藏语称“扎玛如”，鼓腰箍镶宝石镂花金片，坠飘带。两面蒙皮，鼓体有木、象牙和人头骨几种。人头骨嘎巴拉鼓用两块人头顶骨弧面粘接而成，两面蒙猴皮或人皮，左右有骨坠，下坠小柄及丝縧带子，直径大多在１０－２０厘米左右。按照藏传佛教密教经典规定。修双身法用的嘎巴拉鼓的骨身要用童男童女的头骨制成，童男要１６岁的，童女要１２岁的，然后蒙以猴皮，并在上面画“雅布尤姆佛”即父母佛，又称双身佛。这种鼓在法会上演奏时和金刚铃并用。铃有碰铃、金刚铃等，合称为藏铃。其大多为铜质，造型为喇叭口，柄把呈半根金刚杵形状，内有铃舌。外部镂刻着各种图案。铃和杵合用，在藏密中有深刻的内涵。铃象征着般若智，承负它的金刚杵代表着通过金刚乘而变成５种无上智慧的心之５种烦恼或扰乱之感受。铃上部相当于佛身，下部相当于佛语，金刚于其心中。铃的含义是惊觉诸尊，警悟有情的意思。在和金刚杵一起使用时，还有阴阳含义在其内，一般以金刚杵代表阳性，以金刚铃代表阴性，有阴阳和合之意。藏铃是喇嘛、僧人诵经作法时手中离不开的法器之一。

海螺、骨笛、骨号、铜号和唢呐是藏传佛教僧侣从事佛事活动、讲经说法时吹奏的法器，又是乐器。作为法器的海螺多为白色，按佛经说，佛祖释迦牟尼讲经说法时声音宏亮如同大海螺声，响彻四方，所以用海螺代表法音。骨笛长约３０厘米左右，用人的小腿骨制成，局部包金银或铜，吹起来声音尖利刺耳，给人一种恐怖之感。骨号用动物或人的小腿胫骨做成，两头包饰镶松石、珊瑚等金银或铜箍镂花装饰品，一般在作密法时吹奏。铜银号与唢呐相似，用铜或银制成。唢呐短小且声音细而清脆，号有大中小三种，短者１米余，长者达５米。一般架在经堂的墙上吹奏，声音洪亮而低沉，弥漫着浓郁的藏传佛教神秘庄严的气氛。供养法器

供养类法器专为供养之用，包括香炉、灯台、幢幡、华盖、璎珞、花笼以及供养器盆、盘、钵、杯、碗等等。

香炉和灯台均为供于佛像前，分别用于烧香和照明的法器。幢有羽毛、宝石、金饰、丝绢等类，其形式为圆柱形。用来代表解脱烦恼，得到觉悟的象征。藏传佛教认为幢是戒、定、慧、解脱、大悲、缘起和脱离偏见之象征，它能降伏１１种烦恼。幡，形状多如船幡，长短大小各不相同，有青、黄、赤、白、黑等色，有的上绘狮、龙等图案。华盖即白伞盖，在古印度时为贵族和皇室的象征，是贵族出行时的仪仗器具。后来被佛教用来与幡、幢一起供奉和装饰佛菩萨像等。象征着遮蔽魔障，守护佛法，隐喻能庇护众生，可消灾免祸。

璎珞用各种宝物做成，戴在头上为璎，戴在身上的为珞。花蔓有长、圆两形，种类多种，以花宝做成。花笼用金丝、银丝、竹丝、木丝等做成，用以盛花，形状式样多种多样。持验法器

持验法器是指在修持作法时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的持验法器包括曼扎、金刚杵、金刚铃、金刚鐝、本巴瓶、法轮等。

曼扎，即曼陀罗，是藏传佛教密宗神圣的坛场。僧人修法之地。用金银、铜等金属制成，形制有圆有方，有立体式、平面雕刻或绘画等。上面的珍宝供物各有特点。创作曼扎意为圆轮具足、聚集、坛城等，比喻大彻大悟的佛的境地，是将密宗佛、菩萨等尊像集中造出以备修法时供奉。故认为在此坛城内，佛与菩萨无处不在，他们护佑修法僧众不受外道邪魔侵害。金刚杵，又名“伐折罗”，质地有金、银、铜、铁、香木之别，形状有一股、三股、五股、九股等。原为古印度的兵器，后被密教吸收为法器。代表坚固锋利之智，可断除烦恼、除恶魔，象征佛智、空性、真如、智慧、方便和慈悲等。金刚铃也有一股、三股和五股之别。象征方便与慈悲应与之相结合的智慧。金刚鐝原来也是兵器，后被密教吸收为法器。有铜、银、木、象牙等材质，外形大同小异。含有忿怒、降伏之意。修法时在坛场的四角树立，意为使崐法场范围内坚固如金刚，各种魔障不能来危害。

本巴瓶有净水瓶、沐浴瓶、金瓶等种类。它们均用于法事活动。净水瓶用铜或银制成，形状底高颈长，镂刻有精致的花纹图案，用于盛圣水。沐浴瓶也用银或铜制成，小巧玲珑，里面盛净水，瓶盖上插有孔雀翎，做法事时，用孔雀翎蘸瓶内净水向空中祭洒。金瓶也叫金本巴瓶，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种法器。清朝乾隆皇帝于西元１７９２年为确定“转世**” 而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特颁制金瓶两尊，分别置于北京雍和宫和西藏拉萨大昭寺内。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转世时，均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于象牙签上，置金瓶中，分别由驻藏大臣和清廷选派的官员主持在大昭寺或雍和宫监督抽签掣定，以防藏、蒙贵族在**转世时操纵其事，有作敝行为。

法轮的形制多种多样，铜质镶嵌各种宝石，用以喻称佛法。有两种含义：一是佛法能摧破众生烦恼邪恶，如转轮王转动“轮宝”摧破山岳岩石一样，故名；二是表示佛之说法，如车轮辗转不停，故名。护身法器

护身法器又称为护摩法器，专门用以避邪、护身，镇宅和增福等。种类有嘎乌和秘密符印等。嘎乌，汉语为“佛盒”，一般用金、银、铜制成，外表雕饰各种精美图案，有的还镶嵌松石、珍珠、珊瑚等宝石。里面装有泥塑或金属制小佛像或经卷，随身佩带，用以祈佛保佑平安吉祥。秘密符印有方、圆、三角三种式样。有护身、护家、护部落、镇宅、驱邪、除灾和增福等不同种类的符印。祈祷法器

祈祷法器，也叫劝导法器，是作祈祷之用的器物。包括嘛呢轮、转经桶、嘛呢堆、嘛呢旗等。

嘛呢轮也叫手摇嘛呢，用金、银、铜皮制成，压制着各种花纹图案，并刻有六字真言。内装有经卷。并装有可转动的轴，轴枢多以蚌壳做成，直到磨损坏才认为是功德圆满。它是一种借助外力的祈祷形式，必须向右旋转。按照佛教教义说法：“若信徒能遍读某部经典至若干遍时，即可免除罪愆，获得超度”。因此，藏传佛教喇嘛僧人和信徒们除了对话式口诵经外，还产生了借助外力的奇特祈祷方法，认为转一转嘛呢轮，就等于诵了一遍经。

在藏传佛教寺院周围都装置有一批可依次转动的经轮，即转经桶。转经桶一般用布、绸、缎、牛羊皮包裹，也有用木、铜制成的。其表记刻有“垵、嘛、呢、叭、哞、咪”六字真言，里面贮满经典。依据藏传佛教的教律，凡转动经桶一回，等于诵读了一遍内藏经文。于是想早日超度、功德圆满的虔诚教徒们不论烈日当空，还是风雪弥漫，都一丝不苟地转动经桶，虔诚地祈祷着。

嘛呢堆和嘛呢旗的功能与嘛呢轮和转经桶相似，嘛呢堆名为“多崩”，有十万经石之意。信徒们用刻有经文的石块堆积而成。认为每放一块石子就等于念诵一遍经文，就作了一次祈祷。信徒们将书写着祈祷语的嘛呢旗，高挑于屋顶之上或悬挂在屋檐、山顶或路旁，这是藏传佛教利用嘛呢旗进行的一种祈祷。认为在蓝天白云之下，风吹动着印有佛经咒文的旗幡，每一次摆动，都表示向主宰天地之神传达一遍经文。嘛呢旗年年更新，表达着人们对佛的信奉永远虔诚、永远炽烈。

种类繁多，形制各异的藏传佛教法器，包含了修息、增、怀、诛四法内容。息为息灾，增为增益；怀即怀爱，也就是敬爱；诛为诛魔，又称降伏，也就是调伏。按此四种法门，所用法器也有所别，息灾法多用白色，如银制之件；增益法多用黄色，如金质之品；敬爱多用红色，如铜器之类；调伏法多用黑色，如铁制法器，四法之中，绝不随

第五篇：藏传佛教寺庙

藏传佛教寺庙（5）

藏传佛教寺庙（5）

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 藏族人信奉原始宗教(笨教)。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大乘佛教）和印度、尼泊尔（密教）传入的。佛教传入西藏后，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战胜了苯教。现在藏传佛教主要分为四大教派：宁玛派（红教）、萨加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

内蒙古五当召

五当召原名巴达嘎尔庙，藏语意为“白莲花”，位于内蒙古包头市东北约70公里的五当沟内。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赐汉名广觉寺。是第一世**罗布桑加拉错在此兴建的，逐步扩大规模。全庙占地面积约300余亩，召庙主体由六个大殿，三座**府和一幢安放历代**骨灰的灵堂组成，两侧还建有一栋喇嘛舍房。建筑采用西藏式建筑风格，平顶方形楼式结构，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映照在蓝天青山之下的白色外表，更显辉煌耀眼。主建筑为苏古沁独宫，里面供奉着最大的铜铸佛像，以及释迦牟尼，黄教创造人宗喀巴及历代佛师，苏古沁宫的西边为讲授佛教教义的却依林独宫。五当召是享有特权的政教合一寺院，设有监狱、法庭，并有武装。**传世七代，喇嘛最多时达1200余人。

内蒙古小召

小召又称崇福寺，在呼和浩特旧城小召街，蒙语原称作把格召(小的意思)，清康熙36年(公元1697年)建成。小召原是明朝俺答汗(阿拉坦汗)的后裔俄木布洪台吉所建的寺院。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康熙委派在小召坐床的托音二世做了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托音二世于是展开活动，一方面受命入藏联络班掸，又随康熙皇帝出征协助策划。因此，康熙西征凯旋回京时路经归化城，驻跸小召，并将甲宵、弓箭、腰刀等随身之物，留在小召做为纪念。后又在小召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立石碑，纪念他的胜利，同时也表彰了小召**有功。从此，小召在当时的归化城召庙中的地位曾一度凌驾于大召之上。小召喇嘛受到清皇帝的许多特殊恩赐，如独许应用蒙文经典。小召除了得到本地人的布施外，康熙皇帝还特别批准内蒙东部科尔沁十旗做为托音呼田克图的化缘地点。小召的显赫地位在托音二世死后，逐渐走了下坡路。到了嘉庆年间，呼和浩特召庙的权利中心已经转移到席力图召。

新疆巴伦台黄庙

巴伦台黄庙位于新疆自治区巴音郭楞和静县北部天山深处，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称，宗教法名“夏尔布达尔杰楞”，意为“黄教圣地”。始建于乾隆年间，落成于光绪十四年。该庙是聘请西藏、内蒙的能工巧匠，耗费500两黄金建造的。整个建筑结构严谨，轩宇昂然，并与金库热等14座庙宇组成气势森严的喇嘛寺庙古建筑群，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历史上最盛时，喇嘛多达四五百人。现有的黄庙，金库热、盖干拉吾龙等殿堂尚保存完整。黄庙殿堂内珍藏着许多珍贵的经卷和稀世文物，大殿中央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金身麦德尔佛像。东、西后殿中供奉弥勒佛、观世音菩萨等诸多铜佛像。大殿四壁皆塑有扩法神像，栩栩如生，生动精美，每天前来育经朝圣的教徒络绎不绝，香火极旺。

新疆伊犁圣佑庙

圣佑庙藏语名“吉金铃”，蒙古语名为“博格达夏格松”。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城西北三公里处，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完整的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始建於清朝（1889年），现存建筑8座，面积2000平方米，寺庙占地数百亩之多。寺庙座北朝南，前殿，大雄宝殿，后殿，东西配殿等布局对称。主体建筑大雄宝殿飞檐斗拱，画栋雕梁，鎏金沥粉，气势恢宏。正壁和殿廊上绘有珍禽异兽，奇花异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我国中原传统风格的壁画，廊画等。大殿前，高悬汉文书写的“敕建圣佑庙”匾额。殿内陈设着数百尊佛像，张挂着来自西藏的帐幔，旗幅，锈工极其精美。佛楼上的蒙古包里，佛像，各种金银祖鲁杯满设祭坛，大小古钟声播草原远近。寺院内古木繁荫，晨钟暮鼓，僧众齐集，鸟鸣雀舞，显得古朴而又庄严肃穆。

云南丽江文峰寺

文峰寺位于云南省丽江坝子西南文笔山腰，是著名的喇嘛教圣地，滇西北噶举派喇嘛教最高学府。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文峰寺原有大殿5 院，僧房24院，建设规模居丽江寺院之首。现存主体建筑大殿和僧房2院，大殿为三重檐楼阁式建筑，面阔22.06米，总进深20.2米。顶层屋顶为四角攒尖顶，形如四方亭阁，位于大殿最高层。

一、二层檐下均施异形斗拱。殿内空间宏敞，高 4米，6棵方形金柱雕有莲瓣及各种图案，承托着雕卷云纹样的大雀替。雀替柱身通体施贴金箔，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覆斗式藻井绘有喇嘛教八宝和金刚座图样，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寺背后的文笔山腰间有一灵洞号称“南赡部州第一灵洞”，是滇西北噶举派十三大喇嘛寺已取得“格隆”称号喇嘛坐禅学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