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

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

生死轮回图系藏传佛教图式和生死流转，又称六道轮回，是佛教因缘生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信仰佛教的第一步就是深信六道轮回和因果相续，因缘生法，从而产生怖畏心和出离心。这是促进学佛的善士修行的最基本的动力，不了解六道轮回，就无从了解十二因缘；不了解十二因缘，就无法解开生死轮回的环子而得到解脱。有个别信士学佛多年还在原地打转，追求神通和旁门左道，对于修行不能精进，不能吃苦，究其原因即在于此。佛教认为，人及众生并非仅有一次生死，而是有前世、后世乃至生生世世，绝大多数皆在生死中流转，依众生所具善恶之业的多少，而轮回于六道。这六道是（1）天道；（2）人道；（3）阿修罗道；（4）畜生道；（5）饿鬼道；（6）地狱道。此六道中，前三道为善道，后三道为恶道，又称“三恶道”、“三涂”。初学佛的人无论大乘小乘，皆从畏惧流转三恶道受无穷苦而初发出离心，之后，学修大乘之人才有可能发菩提心，入菩萨行。没有出离心作基础，发菩提心就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比如人类，生来不会飞，如果没有对升空的向往，没有对鸟儿自由飞翔的羡慕与模仿，就永远不可能发明创造飞机，修行亦然。一个人自己乐于享受人间的五欲，不能自拔，也不想自拔，对于三恶道。三善道，将信将疑，怎么会自度度他，救度众生脱离苦海呢？所以，尽管有个别人，对小乘存有成见，但对修行人必须具备出离心则不能提出异议。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众生在生死中流转，又怎样能获得觉悟和出离呢？我们此处不做纯理论上的论述，而是结合一幅藏传佛教的《生死流转图》（又称《六道轮回图》）来诠释此理。藏传佛教的《生死流转图》为艺术表现题材之一，藏语称“斯贝廓罗”。是佛教四谛教理的象征，是阐述藏传佛教基本理论的一个代表性图案。生死轮回图作为佛教教理示意图，画在佛教寺院的墙壁上，来源于佛经律藏。藏传佛教十分重视形象思维，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都以唐卡画、壁画、酥油花、剪堆（又称堆绣）来解释佛理，而《生死流转图》往往是被画在各寺庙的大经堂的外壁上，是不可或缺的图画之一。《生死流转图》的结构严谨，寓意深刻，画面上一个棕色的凶恶的魔王抱着巨大的轮，巨牙獠齿衔着轮的上部，象征着轮回中的六道众生都逃不脱死亡魔的控制，整个构图呈圆轮图式，内外共分四道圆层。圆轮中心部分以猪、蛇、鸡分别代表产生轮回的痴、嗔、贪“三毒”；即鸡代表贪，蛇代表嗔，猪代表痴。第二圈为黑白两色色段，分别象征善恶二道：三恶趣和三善趣，即善恶六道为上下两部六段构图，具体图写六道轮回。为“三毒”束缚的人如进黑道，仿佛头朝地脚朝天倒着行进在漫漫黑夜。而向佛向善的努力摆脱“三毒”的人，道路平坦，少有痛苦而充满阳光；第三圈示明转生之所的六道，分别是天界，人间，阿修罗，饿鬼，旁生，地狱；上部三段分别描绘三善趣中的天界、人界和阿修罗界；下部三段分别描绘三恶趣中的饿鬼、地狱和畜生界。有的将阿修罗合并到畜生道，分为五道，称五分轮回图。最外圈第四层以顺时针的十二格图象说明生命轮回过程的十二因缘。分别绘以盲妇、陶匠、猴子、船、空宅、接吻、眼穿之箭、饮酒、采果、孕妇、临产、老人和死尸等12个寓意深刻的图像，依次象征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和老死等十二因缘之义理。该图以唐卡形式广为供奉，一般认为参悟此图后能见性明心，了空悟断，得真趣而使心平气和并终脱轮回之苦，得永恒受用之福地。【六道】佛教世界观用语。指凡俗众生因善恶业因而流转轮回的六种世界。又称六趣。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其中，地狱、畜生、饿鬼称三恶道，或三涂。阿修罗、人、天称三善道。六道中若不含阿修罗，则为五道，或五趣。

（1）天道：即天界。天道分布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之中。欲界因有男女情欲，故名欲界。色界，没有男女情欲，唯色相庄严，故名色界。无色界，无有形相，唯精神心识存在，故称无色界。众生行上品十善、修四禅定、四空定，即可生于天界。

（2）人道：即人类。因人道苦乐参半，善于分辨事物的前因后果，易于知苦断集，明理去惑，转凡成圣，故《大智度论》卷四说，佛之三十二相要在人道中培植。众生修五戒及中品十善即可生于人道。

（3）阿修罗：属于非天道的一种大力鬼神。具有神通和威力而无德，性多嗔恚，统率夜叉、罗刹等，以阿修罗为首，故称阿修罗道。众生作下品十善即可生阿修罗道。

（4）畜生道：即牛、羊、猪、马及一切虫、鱼、禽、兽等动物。众生若造下品十恶业则堕畜生道。

（5）饿鬼道：即孤贫潦倒受苦之鬼。经常处于饥饿中，到处游行，求食不得。相传有历千百年不闻浆水食物之声音，而常受饿渴痛苦者，故名饿鬼。众生若造中品十恶业，则堕饿鬼道。

（6）地狱道：即地狱受苦之处。有八寒、八热、无间等名。众生若造上品十恶及五逆罪，则堕地狱。

此六道，若加声闻、缘觉、菩萨、佛等四界，即天台宗所说之十界。十界之中，六道是迷界凡夫所住，故又称六凡。声闻等四界是圣者所住，故称四圣。六道轮回图，也叫因果报应图或是生死轮回图，如果你在西藏的话，无论参拜哪个教派的寺庙，大多都“逃”不过这幅著名的六道轮回图。对佛法不了解的人，只会好奇心驱使的多欣赏两眼这六道轮回图，而更多的人则是匆匆一瞥，错过了六道轮回图这幅。

我们如何看六道轮回图，从而更多地了解佛教教义中众生生死轮回、受苦及脱苦的教法。

六道轮回图，通常被巨大而有着狰狞面孔的魔鬼阎罗法王四掌支撑着，象征把整个世界都控制在掌中的无明。轮回图分为三至四个圆圈：在最内圈的轮心，画有鸽、蛇、猪，分别代表着佛教中的三毒——贪（欲）、嗔（恶）、（愚）痴，它们象征众生轮回之苦的根源。佛教认为，人生有诸多恶业因，其中尤以“三毒”为最，成为产生诸恶业的根本，故又称为“三不善根”，列为“根本烦恼”之首。

比圆心略大一圈的画面通常半边是黑，另半边是白，是有关生、死及中阴的教法图示。在黑的半边环中，有三个小图形，代表了将投入畜牲、饿鬼及地狱道的中阴身。这半环，开示说众生因贪、瞋、痴三种烦恼驱使（即内圈的鸽、蛇及猪所表）造作黑业或不善业，便会在死后感召黑业果而投生于畜牲、饿鬼及地狱道中。图中的畜牲、饿鬼及地狱众生的头部都向下，表示这三种生命形式是痛苦的下道转生。另半边白色，内有三个头部向上的图像，代表将生于天道、阿修罗道及人道这三种生命形式的中阴身。这半边环，开示说众生因造作白业（以白背色所表），将感召业果而于死后受生于天界、阿修罗界或人间。这三种生命形式比前述的三恶道较为少苦，故称为「三上道」或「三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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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六道轮回图-大足石刻旅游解说词

六道轮回图-大足石刻旅游解说词

时间：06-21 来源：重庆大足石刻旅游网

作者：大足石刻旅游

如果我们把宝顶山大佛湾的石刻比做“佛教基础理论教材”，那么这龛造像就是这部教材的开宗明义第一篇，讲的是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佛教认为教认为，一切事物均处于因果联系中，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佛教用这个观点来诠释世界、社会和人生，便出现了所谓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学说。六道轮回图即是这种学说的形象体现。

轮回之“轮”，是指车的轮盘；“回”指车的转动。“轮回”是譬喻众生的生死流转永无终期，犹如车轮旋转不停一般。抱轮的蓝面巨人为转轮王，四川人称之为“无常鬼”。“无常”是佛教哲学范畴中的一个名词概念。如果我们把空间、事物缩到极限时就会发现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刹那变化，刹那生灭的，佛教把这种瞬息万变刹那生灭叫做“无常”。这里把“无常”这个词人格化为“无常鬼”，让它来掌握生死轮回，以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皆不永恒。

无常鬼怒目獠齿死咬轮盘，长舒两臂紧钳轮盘，象征业力不可逆转，即：业力所致的报应、遭遇不以众生意志为转移。六道轮回图共分四圈。（从里至外）轮盘的中心圈中坐着一修行者，从其心际飞出六道佛光，把整个轮盘划分为六个部分。这是典型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理论的反映，表示“万缘发于心，一切由心造。”即：众生一切善恶行为都由思想意志所推动，发什么样的心，就导致造什么样的业。由于业力的性质不同，所得的报应也就各不相同，来世就会在不同境界之中轮回。佛教从来不认为宇宙间有任何操纵生命的力量存在，众生的一切皆由自己的业力所致。发善心就造善业，得好报；发恶心就造恶业，得恶报。根据众生生前的业因差别，在轮回中共有六种转生的趋向，分别为“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地狱道”、“畜生道”。这六道均体现在轮盘的第二圈内。

上中为天道。日月绕须弥山顶，顶上安宫殿，展示极乐世界；

上左为阿修罗道。一三头六臂之神，手擎日月，侧有侍者，下有献供者，表示享天福而怀嗔心；

上右为人道。共刻四人表四大部洲，苦乐同道；

下中为地狱道。漆黑的地狱之门旁设有沸腾的油锅，一马面卒正拖一人去受刑，这是众苦集聚的场所；

下左为畜生道。刻有一狮、一牛、一马；

下右为饿鬼道。一饿鬼手抱一人，口咬其头，侧边一鬼贪馋欲夺，下有一人恐惧欲奔。

整个六道是佛教对众生的分类。其中上三道为善三道，下三道为恶三道。众生都在这善恶因果的严密关系中，随业而升，业尽而沉。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做好事有好报的信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警诫，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了维护中国道德伦理的精神支柱。

轮盘的第三圈是佛教十二因缘说的形象表现。十二因缘阐明了人生的变化无常，生死轮回的过程和揭示了众生生死流转的因果关系。它从人生过程的角度，把人生现象分析为从“无明”到“老死”十二个部分。这十二个部分辗转引发，互相结合在无止境的连锁之中，并以此阐明人生的痛苦及其根源，论证人生的关健问题。它是佛教对生命现象以及生命痛苦的因由的总结，同时也表明了佛教的唯心主义人生观。这十二个环节按顺序组成因果循环链条，任何一个有情识的生命体，在没获得解脱之前，都依此规律，轮回无穷。十二因缘的具体内容，以及生、老、病、死诸般痛苦，工匠师都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出来。

例如“生苦”，这里表现的是一位孕妇正坐在床前生孩子。佛家认为，孩子倒挂悬垂于狭小的母腹内四肢不得伸展，其母喝一口热汤，孩子如下油锅地狱；喝一口冷茶，又如坠寒冰地狱„„生命在形成之时，就已开始受苦了。十月分娩，孩子又于母腹之内受挤压而出，出来便“呱呱”大哭，哭与笑众生生来就会，生出来时为何不笑而要哭呢？这便是受了诸般痛苦的反映。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接踵而来就免不了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病苦”、“老苦”、“死苦”等。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又在亲人的哭声之中离开这个世界。据说古人造“苦”这个字就是根据人的脸相来造的：草字头象眉毛，下面一横象眼睛，中间一竖象鼻子，下面一个“口”，刚好就是一个“苦”字。佛教的经典浩若烟海，其教义亦是博大精深，但总括其要义，主要就讲了“苦”和“空”两个字。佛教把人生看作苦难的过程，视大千世界红尘滚滚，从而来奠定其超脱世俗的思想立场。

佛教轮回说的基石是“灵魂不灭论”，他们认为，人的躯壳瞬息万变，只有灵魂永恒不灭。既然“灵魂不灭”，那么人的生命就不会仅限于目前这一世了，还有所谓的“前生”和“来世”。在轮盘的第四圈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表现──许多皮囊裹着一些生命体呈逆时针走向。其尾部表示前生，头部表示来世，死此生彼，生生相连如流水相续不断。这种理论使佛教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把人生之苦加以扩大化、绝对化，宣扬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皆苦。

那么众生脱离不了苦海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轮盘右上方刻有谒语：三界轮中万种身，自从贪爱业沉沦„„轮盘左下方有一官一卒，以手扶轮表“贪”；轮盘右下方刻有一猴子一边抚着生殖器，一边瞅着后面的少女表示“爱”。是众生的“贪”、“爱”之心使得轮盘旋转不休。

人作为物质体，要吃饭穿衣才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须向外界索取，就必然要造下“业”，按佛家的说法造业必有果报，这使众生比较悲观。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要拔众生出苦海。所以在轮盘的左上方又有谒语：君看轮外恒沙佛，尽是轮中旧日人„„意思是“诸佛菩萨与我无异”，叫众生不必悲观，看轮外如恒河沙粒一样多的人都已成佛，他们以前也是轮中之人。只要皈依佛门虔诚修持，就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求得超出业因果报、生死轮回的解脱。

在轮盘上的各道佛光中，坐着许多佛和菩萨像，其意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只是“性相近，习相远”。佛性受“贪”、“嗔”、“痴”三毒的影响，被红尘所淹没，没有显露出来。在轮回中心修行者的座下刻有猪、蛇、鸽子。猪表“贪”，蛇表“嗔”，鸽子表“痴”，这三毒蒙蔽了我们的真性，从而使我们背离了大我。只有皈依佛门，诚心修炼，才能使我们回到大我，我们的真如佛性才能显露出来。按佛家的说法，佛与众生并无根本区别，寻其究竟，都是地、水、风、火、空、识六大所造，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觉悟”与否。所谓“迷者佛是众生，悟者众生是佛”。“佛”这个字，汉语的意思就是“觉悟者”。

六道轮回图非常形象地宣扬了佛教的核心教义，阐明了佛教的基本观点。造像把很玄妙的哲学思想通过很形象的图给我们解化出来，显得既形象生动，又富有层次感，可见古代的艺术家们非常善于物化哲理、图解教义。

第三篇：十二因缘《六道轮回图》详解

十二因缘《六道轮回图》详解

18世纪 西藏东部绘画

规格：137.16 x 106.68 cm

Opaque watercolor on cloth 这幅让人眼花缭乱的六道轮回图，也叫因果报应图或是生死轮回图。图里隐藏着鲜为人知、极为深刻的佛法教义。如果我们能看懂，并能依此修持，即可得以解脱轮回，了生脱死，到达彼岸。籍地藏菩萨圣诞（农历七月三十）来临之际，隆日在此为您抛砖引玉，详解这幅著名的《六道轮回图》，以飨诸位同修。

右上角的佛陀象征指路人，因为只有佛陀阐释了轮回苦及苦的根源，并指出如何修持方能脱离轮回的方法。

轮回图上方的月亮象征四圣谛的灭谛，即清净涅槃。由于涅槃具有安稳、清凉等特征，所以用月亮来代表。

阎魔死主：吞噬和掌持着整体轮回图，青面獠牙、三目圆睁、狰狞凶恶的大鬼就是阎魔死主。它是无常的象征，代表着轮回图内从天到地狱所有五趣六道都受无常法则的制约。

最内圈有三种动物，分别是代表贪婪的公鸡、代表嗔恨的毒蛇和代表愚痴无明的猪。之所以用这三种动物来象征贪嗔痴，是因为它们具有明显的象征特征。这三种动物口尾相衔，象征着贪嗔痴这三种负面心绪互相纠葛。最内圈也象征着四圣谛中的集谛教法，寓意贪嗔痴三种负面心绪是一切苦的根源，是让我们不断轮回生死，无法达到涅槃境界的根本原因，所以画在最核心的部位。

从内向外的第二圈部分；左半圈彩色图案和右半圈裸体黑白图案。这圈主要象征众生轮回六道的中间环节——中阴身和业果法则。右半圈彩色图案代表行善之人的中阴身，象征将来会投生到天、人等三善道；作恶之人的中阴身是右半圈内裸体的生命，象征将来会堕落到地狱等三恶道。

第三圈即从外向内的第二圈，内有六个区域，象征六道。随着行善作恶的业，众生循环轮转在这六道中，承受着各种不同的苦，而不能出离。最上方为天道，顺时针方向依次是修罗、畜生、地狱、饿鬼、人道。这圈也象征着四圣谛中的苦谛教法内涵。

最外圈画有十二缘起的表示图。十二因缘是描述众生如何被无明等负面心绪及业所控制，无奈地在六道中生生死死的教理。象征人生生老病死等十二个关键问题。十二缘起即：无明缘、行缘、识缘、名色缘、六入缘、触缘、受缘、有缘、爱缘、取缘、生缘、老死缘。从生命之轮顶部开始顺时针依次为：

1.画着一位盲人在行路，代表“无明”； 2.画着一位陶匠在做陶器，代表“行”；

3.画着猴子上树，代表“识”；

4.画中有船，代表“名色”；

5.画中有空房子，代表“六入”；

6.男女接触，代表“触”；

7.一个人眼睛中箭，代表“受”；

8.一个人饮酒，代表“爱”；

9.画中一人采摘果子，代表“取”；

10.画中有帐，男女合欢或画孕妇，代表“有”；

11.画中有临产的孕妇，代表“生”；

12.老人和死尸，代表“老死”；

《六道轮回图》形象的揭示了众生生死及解脱的全部关要，被称为“生命之轮”而被广泛流传。

第四篇：藏传佛教考察报告

藏传佛教考察报告

一．考察目标及简介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年7月份组织了15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活动，藏传佛教方向的学生计划考察4座藏传佛教寺庙，一座清真寺，并考察沿途的风土人情，以期通过实地走访加深对宗教学、哲学学知识的理解消化。

我们本次考察的几座藏传佛教寺庙全都属于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是中国藏传佛教宗派之一。藏语“格鲁”意即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故以此命名。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所以又称黄教。创教人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该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格鲁派产生于15世纪初。一般认为，明永乐七年（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标志该教派的正式形成。它是藏传佛教中最晚出现的教派，也是最大的一个教派。

格鲁派主要有六大寺院：即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这三座寺院位于拉萨附近，合称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位于后藏的日喀则），塔尔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附近），拉卜楞寺（位于甘肃省夏河县）。我们本次考察路线包括其中的青海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另有青海（黄南州）隆务寺、吾屯上寺、吾屯下寺。

我们考察的第一站便是青海塔尔寺。塔尔寺的由来，还得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说起。相传宗喀巴于藏历1357年10月10日诞生在“宗喀”（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故人们尊称他“宗喀巴”。宗喀巴从小聪明过人，3岁进夏宗寺受近事戒。7岁入夏琼寺受沙弥戒，在此随高僧端智仁青学经9年，16岁离开夏琼寺徒步赴卫藏学法，后来到后藏，朝拜各派名寺，遍访高僧名师，刻苦研习法学，29岁在雅隆地区南杰拉康寺受比丘戒。34岁时对佛教密乘教典、灌顶诸法均有很深的造诣，并到处去讲经讲法，在佛教界乃至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于1401年和1406年分别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奠定了他创立格鲁派的理论思想基础。

宗喀巴离家赴藏一心学法多年，其母香萨阿切思儿心切，让人捎去自己的一束白发，意在告诉他老母已白发苍苍，希望他回来一晤。宗喀巴为佛教事业决意不返，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一幅用自己的鼻血画成的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并在信中写到：“若能在我出生地点用10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我见面一样。”1379年，其母与众信徒按宗喀巴的意愿，用石片砌成一座莲聚塔，这便是塔尔寺最早的建筑物。1577年在此塔旁建了一座明制汉式佛殿，称弥勒殿。由于先有塔，尔后才有寺，安多地区的汉族群众便将二者合称为塔尔寺。[1]

我们此次塔尔寺考察途中遇到藏区信众，他们给我们介绍了格嘉**门下的僧人，并由僧人带领我们参观了一部分寺院。格嘉仁波切1935年代诞生于安多。曾作为嘉瓦丹增嘉措转世候选灵童之一，之后被认定为格嘉**转世。自幼进入塔尔寺学习。曾担任塔尔寺堪布等职，晚年后仁波切常年低调隐居、长期离世闭关专修，被公认为实修派大德典范。仁波切事迹少见于册。

从湟中县回来之后，我们顺路参观了位于青海西宁市区的东关清真大寺，该寺相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据寺内《重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碑记》记载：西宁清真寺，“创自明代，毁于兵整。”另《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记载：“西宁清真大寺，创自明代，屡经兵资，其地送废。”据1961年编的《西宁市志稿》载：“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相传明洪武年间，由明将军西平侯沐英，建议明王朝初次修建的。”该寺占地面积13，602平方米，建筑面积4654平方米，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伊斯兰教建筑特色。正门高10米，宽15米，上面写着该寺的名字；正门内耸立着5个拱门，高10米，宽21米；再里面是面积达4490平方米的大院；正中间是礼拜大殿，面积1136平方米，砖木结构，其建筑形式是卷棚、大殿、后窑殿合为一体。另外还有阿訇及学员的宿舍、沐浴市、一些石碑等。该清真寺内设立有青海阿横伊斯兰教经学院。

东关清真大寺以所辖教众人数，名列伊斯兰教世界第五大者玛提。东关清真大寺被中国伊斯兰协会列为全国礼拜人数最多的清真寺。东关清真大寺，可以同时容纳4-6万穆斯林进行礼拜，聚礼人数为国内第一。

第二天我们到达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府所在地隆务镇，参观了位于此处的隆务寺。隆务寺，藏语全称“隆务大乐法轮洲”。隆务寺历史悠久。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早在元大德五年（1301），这里已建有藏传佛教萨迦派小寺，[1] 参见 塔尔寺官方网站

https://www.xiexiebang.com/Web_Detail.aspx?id=2646

二．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偶像崇拜之比较

通过对几座寺庙的走访，笔者发现以上四座佛教寺庙全部在显著位置，放置佛教偶像的塑像、标志等。具体表现为在寺院大门上绘制形态各异的佛像、放置雕刻像，在开阔的位置修建佛塔，或者修建巨型佛像，每座寺庙中都供奉有各自的神祇。并且在藏传佛教寺庙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转世**制度。

反之，整个清真寺显得格外的空旷，除过门口的青绿色圆顶建筑和新月标志显示这是一座清真寺外，清真寺内难以见到其他的宗教崇拜物，寺内的大礼拜堂内也是空无一物。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对于藏传佛教来说，在宗教教义、信仰对象、宗教场所等方面展现出浓厚的偶像崇拜，反观伊斯兰教，其教义却严厉禁止偶像崇拜。

（一）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之原因

在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伊斯兰教的偶像禁止是最为绝对的。真主降示《古兰经》是通过天仙哲卜莱伊勒传达给穆罕默德的，而天仙是无形无像的，天仙也“不进有画像的房子”。所以伊斯兰教允许绘画大自然风景,但不能画人，更不能画真主、天仙和圣人。穆斯林坚信真主，反对“以物配主”《古兰经》说:“以物配主确是最大的不义”。以物配主最直接、最首要的是崇拜了偶像。先知禁止按照人、动物或一切有生命物体形状所造的主体塑像，尤其伟人雕像，如学者、帝王等,而不管这些像是画在纸上，挂在墙上，或是塑在石上，也不管设在广场、花园或车站、码头,都是伊斯兰教教法禁止的。穆斯林不仅自己不能崇拜偶像，也不能给别人雕塑、绘制人物、动物等有生命的形体，因为这是唯一真主独有的权利。谁要以物配主，谁就悖逆了“认主独一”,信仰动摇甚至产生异端邪说。所以在严格的伊斯兰教国家里,尤其清真寺中是没有人物雕像和绘画的。

在西宁的清真大寺屋脊上装有兽脊，这是因为在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明清政权曾强令禁止说胡语、姓胡姓、穿胡服。一些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工匠、商人及其家属逐渐融入我国文化中。在建筑艺术上,明代以后所建清真寺,大多是我国宫殿式或庙宇式, 在外观上除有新月标志外,其他方面与庙宇没有太大区别,但在借用我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同时，却巧妙地保持了“认主独一”和偶像禁止。乍看起来，清真寺有“五脊六兽”，实际上,这些动物形象却是谷穗、瓜果、花形之类,有鼻、有嘴、有耳、有眼，但绝无眼珠，这叫做“似兽非兽，有眼无珠”。清真寺的色彩主张朴素、明快、庄严，多用蓝绿色彩，几何图案或阿文组成的艺术图案，少有大红大紫和花鸟鱼虫。花蕊娇艳、妖冶，因此即使有花，也是用阿拉伯文组成花蕊，这叫“有花无蕊”。较为独特的是西宁的清真寺大殿屋顶上甚至装饰有藏传佛教寺庙赠送的佛教装饰物。[4]

（二）佛教偶像崇拜之原因及演变

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宇宙万物都由“因缘而生”。无论“四谛说”还是因缘说等教义理论，都说明世界轮回中，没有超越的神或上帝的存在。依佛教原始教义来看，原始佛教应被看作是彻底的无神论。佛教以因缘学说解释世界非有非无的状态，期望人们觉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终进入涅槃寂静。

佛陀，意为觉者，觉者已然同非觉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了，因此觉者对于非觉者具有超越性，这为日后的偶像崇拜提供了可能。再者，佛教之中的天神也都像人类一样服从支配众生生死的自然律。他们的特权是相对的，但是最终他们还得死去，他们甚至没有权力管辖他们世界之中的人类，但是比丘在入定中不但能够享受天神的美妙空间，而且还能够享受他们也达不到的更美妙的空间。依据以上理论，可以得出以下观点：1.佛法的范畴中有神，以及众神的最高神——梵天；2.梵天也受自然律的支配；3.梵天神不是永恒的；4.梵天也受因果报应的支配，且他对人类世界没有绝对的权力；5.佛教徒所能达到的境界比梵天高，而且梵天也达不到，佛法是宇宙中的最大，是永恒的。佛教将佛陀置于一切神之上，他取代了最高神，[5] 虽然在当时佛陀并未成为普遍的信仰，但至少为日后部派佛教时期神化佛陀留出了逻辑上的余地和哲学层次上的理论基础。

佛灭以后，随部派佛教争论的发展形成了以上座部为主，较多保持原始佛教传统的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教法体现只求自我的完成与解脱而修持努力的自利主 [4][5]参见

文刀：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与偶像禁止[ J]中华民族报 2004.06 第3版

参见

于川：浅析佛教的偶像崇拜 [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9.09第18卷 第5期

义，继承并强化了以证得阿罗汉为目的的声闻思想，故亦称声闻乘。小乘认为佛陀不是超验的，佛是具体的、历史的，对佛说的法默守师说，不进行过多的发挥与阐释，它认为众生应自悟、自救，否认人人成佛的可能性。

以大众部为主形成的大乘佛教则极力神化佛陀，把佛作为宇宙间的最高神或宇宙本体。大乘佛教是一种不仅期求自我救济，还要普度众生。大乘教义还进一步发展了佛教教义，认为众生皆能成佛或众生皆有佛性，同时伴随着佛教从哲学变为宗教，其教义产生了三身佛的观念。即生身、法身和报身。生身也称“色身”、“化身”，是佛为满足众生信仰需要而幻化出来的，能随民俗、文化、想象的不同而不同，具有超人的能力和形体。法身即以佛法为身，无形不灭的，不接受众生的供养和布施。大乘佛教认为法身是真实的、充满的，构成万物普遍的本质。大乘佛教后期又提出报身的概念，指佛自身应该享受的国土和形体。此报身一般人看不见，只有修行到与佛的功德差不多的菩萨能看到报身。至此，大乘佛教通过确立“三身”（生身、法身和报身）彻底把佛神化。

我国除云南等地信奉小乘佛教外，其他地区大部分信奉大乘佛教，因此佛教偶像以大乘为主。我国寺庙供奉的以大乘佛教“三世佛”居多，分为“竖三世佛”（过去释迦叶佛、现在释迦牟 尼佛、未来世弥勒佛）和“横三世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6]。而藏传佛教的崇拜偶像则更加多元化，他们不光崇拜本宗，而且崇拜各个教派的领袖以及继承者，并形成了独特的转世**制度。这与佛教入藏以后同当地的社会文化碰撞融合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在“偶像崇拜”这个问题上，佛教则显得十分矛盾和复杂，佛教在创立之初曾极力对抗婆罗门教、反对崇拜诸神。在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也不得不确立“偶像”权威以增强对僧众的感召力和约束力。偶像信仰实质上是佛教哲学设定的必然结果。部派佛教时期开始，佛教内部出现了偶像崇拜。并且偶像信仰是佛教趋向世俗化以求得广泛传播发展的中介和产物。佛教通过偶像以确立僧众内心的信仰权威和敬畏，最终使佛教世界图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哲学、政治、伦理、道德、艺术等。

[6]参见

李霞：中国宗教[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61页

第五篇：藏传佛教

1.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2.宗教归根结底

是族群领袖为维护族群内部团结，假借神的名义（受神的启示）为族群制定的行为规范。

事实上，可以这么：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创造了神。在宗教中引入神只是为了使其教义更有说服力而已。一个宗教代表一个族群的行为规范，这才是最重要的。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很复杂，宗教信仰会影响法律。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宗教常常被统治阶层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也常常被反抗者用来作为反抗压迫的工具。

3.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历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小昭寺。

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

当时西藏的政权是若干大奴隶主的联合统治，赞布是这个联合体的最高领袖，但由于本教在西藏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的势力左右着赞布的决策和执政。

本教是“多神教”而且神灵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主神，不利于松赞干布建立“中央集权”的愿望，那统治者总是希望的权利是集中、有力而且独断的

当时吐蕃的周边都是流行佛教的地区，如当时唐朝也盛行佛教，出于政治的考虑，松赞干布主动重视佛教，在与唐和尼泊尔的交流中，松赞干布很可能意识到佛教对他建立集权的“中央政权”有辅助作用；这时佛教在藏区的势力还很小，几乎还没有民间信仰基础，在松赞干布以后的几位赞布也同样重视发展佛教，到赤松德赞时佛教的势力有相当的发展，同时佛教和本教的矛盾也随之增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与本教的斗争过程是佛教“自觉适应”和“被迫适应”藏族社会政治的重要表现。

在“佛本大辩论”（）

后赤松德赞令吐蕃全区尊奉佛教，并且与贵族大臣在神前发誓，永不背弃佛教，政府财政给寺院拨款；选任可靠僧人也可位居大臣之列，佛教僧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赤松德赞后的三位赞布都热衷与佛教，使佛教在吐蕃得以全面推行，逐渐渗透于藏族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而且当时，供奉僧侣实行“三均贫富”和“七户养僧制”。吐蕃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军队数量庞大军费开支严重不足，赤热巴巾时期僧人过于庞大，由于僧寺都免税造成财政危机；为解决危机，只能剥夺僧人的特权所以朗达玛采取针对“佛、法、僧”的灭佛运动，最终也导致吐蕃王朝的崩溃瓦解，这是藏传佛教政治功能对藏族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即美国社会学莫顿所谓的宗教的反功能。

藏传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它对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藏民族全民信教，加之历史上统治者给予的特殊供养政策，及后来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使藏族聚居区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寺院往往是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西藏纳入中国版图之后，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历代中央政府无不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把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对西藏施政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保持西藏社会稳定，以实现中央的政治统治为目的的首要因素而谨慎从事；

二、藏传佛教有根据中央政权的强弱和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对中央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中强占有利地位，由此可知藏传佛教不仅能够“自觉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且始终处于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中，与政治呈现出“动态性”的趋同关系。

民主改革之后，藏传佛教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迁

政教分离是藏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从此宗教也“很少”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组织，但是因为藏族历史的特殊性和藏传佛教对民众生活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藏区的寺院乃至整个藏传佛教采取了民主改革，实现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这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别人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这种变迁在解放以前的藏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要求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爱国爱党，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相处”的必然趋势。

（一）宗教行为更加功利化

1、进行某些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希求经济利益

寺庙举办法会、僧人给人念经，都能有些经济收入。如萨迦寺每年举办的法会都能收到信徒的布施。据萨迦寺有关负责人介绍，萨迦寺一年收入可达100万左右，大部分是来自旅游收入，如门票、出售纪念品等；其次是寺庙的产业，如商店、旅馆等，萨迦寺的产业主要有药业、藏香、护身符、宝瓶等零卖旅游纪念品。在拉萨有新建旅馆，在日喀则正在修一个四星级宾馆，投资1300万元（贷款）；再次是信徒的布施。信徒的布施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其数量也不可忽视。

普通信众则将朝拜和办其他事情攒在一起，既完成了朝拜的心愿，又顺便办了其他事情，可谓一举两得。如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说：“每天煨桑两次，每天供佛，早上在家中念经。去其他地方朝拜（拉萨等地），因为儿子在拉萨，一边看病，一边朝佛（费用儿子管）”。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家中每天要干活儿，没时间上拉萨朝圣，一年去日喀则一两次拜佛，顺便干些别的事。一年到萨迦寺4~5次，谁有空谁去，冬天有空时去转经，夏天忙了就不去了”。萨迦镇宗廓村一名村民说：“由于村务特忙，没有时间去朝佛，以前到拉萨去过几次，现在有4年没去过拉萨了，很想去朝佛，但没有时间去”。萨迦镇宗廓村有位年轻人曾因为出去打工路过拉萨时去朝圣，没有专门去朝佛的经历。此外，寺院和僧人在农牧民心中的神圣地位也在变化，到寺院帮忙已不是无偿的了，寺院如果给工钱，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如萨迦镇宗廓村一位老人的女儿曾在萨迦寺维修当过小工一天能赚25元。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介绍说：“只要去寺庙干活，寺庙就会给报酬”。可见，很多信众到寺院做工已经不是无偿的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寺院和信众之间也架起了桥梁。

2、宗教仪式本着简约化、节省化为原则

首先，从经济条件上看，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每年用于宗教方面的开支相对多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有些宗教仪式则因陋就简，有些宗教活动则该省就省。如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夏天忙了就不去寺庙朝佛了”。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认为，很想去琼结，但由于时间、金钱等原因不能去，从未到过日喀则、拉萨等地。只在萨迦寺、琼结（去年冬天去了一次），现在村里家庭之间经济竞争大、生活有压力，只能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

其次，宗教活动与正常的生产活动冲突时，选择生产活动而省略宗教活动。萨迦镇的一位牧民说：“很想去朝佛，但从事农业、经营副业，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朝佛了”。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人说：“只有在主要宗教节日时才去萨迦寺朝佛，因为生产活动太忙，所以不经常煨桑”。萨迦镇宗廓村的一名年轻人小时候去过日喀则几次，也到过拉萨两次，现在由于农牧业生产很忙，已有20来年没去过拉萨朝圣了。

（二）宗教生活逐步现代化

1、僧人逐渐接受并使用现代化的工具

在现代化浪潮的包围之中，藏传佛教僧人的生活也不断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如萨迦寺不少僧人开始使用了某些现代化工具。诸如手提电脑、电话、手机等现代化的工具，寺庙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一般都安装了电话，有些上层僧侣则配备了手机和手提电脑；出门坐着轿车，或骑着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有时还可看电视、电影，上网等，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收看各种新闻，也成为某些宗教职业者的一种爱好。至于僧人进茶馆、饭店等，则是屡见不鲜，某些僧人偶尔也光顾一下舞厅和电影院。

2、寺院、僧舍、道场出现了现代化的装备

现在的萨迦寺已经改变了对现代化设备的排斥之心，而是主动地接受并加以利用。寺内手提电脑、台式机、手机、电视机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购置。各个房间都安装了电灯，办公室、部分寺庙管理人员的宿舍也安装了电话，至于普通家庭所用的电饭煲、电水壶、电暖器、电动酥油茶搅拌机也都不同程度地进了寺院。寺院尚有自己的汽车以及少量的其他现代化工具。还举办了电脑培训班。据萨迦寺寺管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萨迦寺学经班有个电脑班，主要教计算机、汉语、英语等。当然，寺院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足以表明，藏传佛教寺院也正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3、宗教仪式采取了现代化的手段

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藏传佛教亦然。现在藏传佛教在宗教仪式上就不断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成果。如萨迦寺举办法会时，也逐步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法会现场的声、光效果浸润了现代气息，色彩、着装、外景也都不同程度地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渲染。

综合以上可知，藏传佛教的宗教生活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现代转换。

（三）宗教观念渐趋淡泊化

18世纪初，卫藏地区共有寺庙3500多座，僧尼35万人之多[2]。另据魏源《圣武记》所载，乾隆二年，西藏喇嘛总数为三十一万六千余人，占全西藏人口的33%，占男子总数的66%。而且，喇嘛在信众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生育子女要请喇嘛命名；婚姻需喇嘛占卜；疾病需喇嘛医治；灾难要喇嘛禳解；死亡要喇嘛超度；何日播种何日收获亦要喇嘛决定；若天干无雨或有冰雹水灾，均须喇嘛祷告；至于春秋佳节祭祀跳神等盛典均由喇嘛主持[3]。

现在藏传佛教的信仰现状与历史上相比，无论是寺庙的数量，还是僧尼的人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西藏现有寺庙1700多座，僧尼46000多人[4]。不仅如此，信众虔信的程度、寺院的功能、教义的神圣地位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藏传佛教神圣地位逐渐淡化

民主改革前，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是广大藏族民众的精神支柱，具有极高的神圣地位。民主改革后，政教分离，藏传佛教不再发挥政治功能，神圣的光环只在宗教领域内闪烁。然而，这并不能在短时期和很大程度上消减普通信众对藏传佛教的虔敬之感、崇拜之情。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以及信息化的加速传播，一些信众已经不再把藏传佛教当作精神依托、立命之所，也不再把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信条当作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如萨迦县萨迦镇帕措村的格桑认为，以前的信仰浓，现在淡化了。萨迦寺的有关负责人从信仰今昔比较的角度介绍说：“现在人的价值信仰越来越淡化，宗教活动越来越流行，宗教走向世俗化、形式化的问题普遍存在”。萨迦镇的有关领导介绍说：“老百姓越来越靠科技，越来越不依靠宗教等神秘力量了”。

2、对藏传佛教某些功能的失信

现在，藏传佛教的某些功能已经退化了，某些功能则风俗化。如萨迦县的信众生病，绝大多数选择去医院，而不是请僧人；村民发生纠纷，多数人认为要找政府、法院来解决。就是与百姓性命攸关的生计大事，也不一定唯僧人是从了。诸如发生干旱或者下冰雹，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冰雹僧人了。萨迦镇有关领导介绍：民间说：“冰雹喇嘛已退休了”，这个说法很普遍（现在老百姓不依靠于宗教，但仍依赖于这种风俗习惯，婚丧嫁娶都不能缺少僧人等）。就像十世**大师说的那样，“宗教要服务于社会、老百姓”，也就是要满足于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由法院和政府来解决，不可能由**和僧人来解决。

3、对僧人虔敬程度的改变

民主改革以前，僧人在藏族信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神圣性，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格勒在《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一文中有如下记载：“在人们的心目中喇嘛属于„三宝‟中的第一宝„僧‟，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崇拜，不论属于哪一个教派的喇嘛，对于贫民百姓来说，都是皈依和依靠的对象。在西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喇嘛的帮助，子女生下来要请喇嘛命名，子女长大结婚需请喇嘛占卜，平时患病要喇嘛医治，出门办事也要请喇嘛占卜，人死后更需喇嘛超度……社会上任何一种群体也离不开喇嘛，一个部落、一个村寨、一个地区，甚至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事件也往往靠喇嘛念经、降神和占卜来最后决定。社会上的各种纠纷在俗人无法调节时靠喇嘛来裁定，占卜和神判有时候胜过法律。在日常生产中求雨、防雹、祈祷丰收等更是喇嘛的神圣职位，至于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节庆盛典同样离不开喇嘛的主持。”[5]

现在，虔诚皈依和依靠僧人的信众仍然存在，但这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人。根据我们的问卷和访谈调查，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轻信藏传佛教职业者是他们唯一的寄托。物质财富的获得、现实生活的幸福，更多的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自身的病痛、肢体的伤残，则大多数前往医院或者诊所就诊；日常的矛盾、邻里的纠纷则更多地依靠政府的调节和法院的判决。这种变化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藏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的不断改进，很多藏族民众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与外界接触，渐渐改变了观念，从而也改变着对僧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宗教职业者自身的变化。部分，即使是极少数宗教职业者，如果经受不起经济大潮的冲击，抵挡不住金钱权力的诱惑，忍耐不了青灯古殿的寂寞而别有所图的话，就会影响整个僧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如萨迦县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说：“如果学佛经能彻底悟道的话，我觉得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当和尚，但是当今社会这样的和尚很少，很多僧人求财富、地位，到处跑，甚至还俗等现象也很多”。萨迦镇的一名干部认为：“现在的僧人出家目的不明确，当僧人不为人类社会、来世着想，天天在混，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还俗的较多。随着僧人的减少及文化素质的退步，寺庙的文物也不好管或没有人管。”这说明，部分宗教职业者追求财富、地位的做法也改变了人们对僧人的虔敬程度。

（四）宗教信仰日益理性化

理性化并非理性主义者所独有，信仰主义者在宗教信仰需求方面也有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广大藏区，无论是宗教职业者，还是普通信众，对藏传佛教信仰越来越具有理性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1、宗教投入的理性化

普通信众的宗教活动，诸如经堂的布置、请僧人念经、寺院的布施、圣地的朝拜，无不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因此，萨迦县的普通信众，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宗教活动之用，但又不是无限制地盲目地支出，而是根据家庭的经济实力理性地投入。如萨迦镇帕措村的一位老人，每天煨桑2次，每天供佛，早上在家中念经。每年去萨迦寺多次，每次捐2~3元，若儿子（和尚）不在时每月请1名僧人，每次1天（每次15~20元）。1年的宗教投入大概花4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20000元的2%。萨迦镇宗廓村的有位老人，几乎每年去两次拉萨，家中其他人每年轮流去朝佛，每次每人至少花1000元；去萨迦寺的次数很多，他本人由于做生意去的次数较少，家人去的多，每次供1袋酥油、捐5~6元，他自己每年去朝佛3~4次，每次供养100元左右，1年他家供寺庙不少于1500元，加上外出朝佛，可能2000~3000元左右，家中每次请30名僧人念1天的经，给每个僧人20元（共600元）。宗教支出占家庭收入12万元的2%左右。萨迦镇宗廓村的有位老人，去扎什伦布寺一次最多捐8~9元，1年请一两次僧人念经，一次1名僧人念1天，每次15~20元钱；1年到萨迦寺去4~5次，谁有空谁去，捐供与扎什伦布寺差不多，每次8~9元。宗教投入150元左右，占家庭总收入13000元的1%多一点。萨迦镇宗廓村有位村干部每年到萨迦寺20~30次（大部分是为了办事，有些是村里的事，有些寺庙的事情），每次供的钱数不一定，一般在1~5元之间。这些年都未请僧人念经（乔迁时请过两次）。吉日煨桑，每次念经时间不一。吉日供水、供酥油灯。家人朝佛的次数多，每年宗教开支1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占家庭收入2000元的0.5%。萨迦县有位茶馆老板，去过拉萨、那曲、日喀则、江孜等地朝佛，拉萨大概两三年去一次，每年去萨迦寺5、6次（县境内三个庙也是如此）。一次捐10元左右。宗教投入每年1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3万元的3%多一点。萨迦镇宗廓村有位老人很少请**和僧人，很相信佛、遵守因果报应。但由于经济关系很少请僧人。每年宗教投入1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18000元的0.6%左右。萨迦镇宗廓村的一位老妇人隔一年到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去朝佛（跟村里人结伴去）。一次大概花1500元左右。吉日全家去萨迦寺朝佛，一年内请僧人念经两到三次，一次请两到三个僧人，一人捐20~30元。每年宗教支出100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3万元的3%多。萨迦镇宗廓村有位老人一年宗教投入150元左右，占家庭收入2万元的1%不到。可见，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广大的藏族农牧民信众每年或多或少的都在宗教活动中投入一定的支出，但总是有计划地按照家庭的总收入理性地投入，而不是“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那样盲目地支出。

2、宗教信仰选择的理性化

长期以来，藏传佛教一直是广大藏族民众的精神寄托，见庙就烧香，遇僧就磕头，把家里的所有财产都捐到寺院也甘心情愿，可谓“千钟委于富僧，欢怀畅于容发”，孩子很小就送到了寺院。这种信仰是宗教情感的爆发，具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现在，随着信息化的加速，广大藏族民众认识到可作为精神支柱的很多，藏传佛教不是所有人唯一的选择，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意识形态、思想主义、理想目标、宗教派别，但广大藏族民众最终依然选择了藏传佛教，这种选择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但是，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有众多选择坐标基础上的，具有很大的理性色彩。如萨迦镇宗廓村村干部说：“关于现在年轻人的信仰，十来岁时不懂信仰，随着年龄增长，学些文化知识、受家人影响，到寺庙朝佛、祈祷，对信仰慢慢开始认识，时时参加宗教活动，渐渐形成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