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第一篇：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引用闲庭信步 的 引用（转载）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引用数风流人物 的（转载）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转载）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历史资料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

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

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

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

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

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

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

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第二篇：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1972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 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 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 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 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 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 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 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 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 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 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 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 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 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 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 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 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 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 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 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 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 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

。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 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 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 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 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 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 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 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 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 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 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 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 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 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 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 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 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 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 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 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 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 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 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 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 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 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 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 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 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 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 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 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 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 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 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 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 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 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 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 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 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 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 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 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 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 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 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 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 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 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

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第三篇：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第四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答: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有三个方面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部分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条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前两者的最终目标）。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缺一不可，体现了一系列的辨证关系：

（1）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辨证关系。他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避免了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单一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容易产生的弊端。

（2）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体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一概括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过程与结果之间的辨证关系。他把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结果即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说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4)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首先，邓小平这一科学揭示，为我们坚持，完善公有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为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是实现消灭剥削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要服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作为生产关系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归根到底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转移，并且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因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

总之，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体现的辨证关系，要领会：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把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看作动态过程，即从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动力开始，到解决所存在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基本社会问题，直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在本质论断中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邓小平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方面，说明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困惑等，都与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有关。因此，邓小平本质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Z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答：

一、毛开了个好头

1、大政方针由其制定，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出-论十大关系

2、中共八大召开.提出当前主要矛盾；明确了主要任务；指出具体方针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方针

4、科学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留下四大难题

1、党内中心工作与社会主要矛盾“二元分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岗

2、没有处理好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认为市场经济属“资“

3、没有处理好“十大关系“与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

4、违背了经济规律，强调“多块好省“的大跃进

三、邓小平解决难题（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

1、动力——的本质

2、助跑距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

3、方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五篇：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实行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为他构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1947年12月25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四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多成分性的思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里，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到了1952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的“三改”任务，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观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注重通过革命改变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第二、毛泽东赞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流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抵触，因而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的理论观点，代表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强调变革所有制，强调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根据列宁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理解，把这个问题同分配制度（工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理解为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一定要破除”，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实现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认为，对于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

“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从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论上，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批判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观。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邓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设计，“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比较分析，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每一次变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正是毛泽东的艰难探索为邓小平的成功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