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强制执行中对人权的保障

第一篇：浅议强制执行中对人权的保障

长期以来，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护，在执行法官的心目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执行程序中因公共权力的扩张而对被执行人的人权侵害已屡见不鲜，这种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的进程相悖。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及有财产也抗拒执行，是长期存在的“执行难”两大症状。要切实解决上述问题，保障债权人的基本人权，以下方面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

首先，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对强制执行中许多重要问题加以明确详尽的规定。

其次，加大对逃避执行、抗拒执法者的惩处力度。鉴于执行状况日益恶化，逃避执行、抗拒执法的情况日益普遍，并已造成严重的债权人基本人权的现状，立法上应考虑强制性惩罚措施的增加和惩罚力度的加大。如，可否对恶意逃避执行者采取人身限制措施来促使其履行债务，提高罚款上限，细化刑法处罚可操作性等。

再次，强化债权担保体系，减少民商事交易的风险，增加安全性。在这方面，必须做的工作主要有担保物的登记、信息的公开，债务人情况的监控等等。

第四，建议将民事保全法、破产法并入将来单独的强制执行法中，形成保全程序与强制执行法配套协调，单独执行程序与概括执行程序贯通连接的统一立法体例。

民事强制执行除执行程序除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价值？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是否是唯执行结果是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体现的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人权实现的“结果的有效性”。执行程序本身就应当是体现人性要求的程序，并落实和细化保障基本人权的、富有德性的程序，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程序。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民事强制程序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执行当事人的人性关怀。如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发动强制执行程序；为了实现债权，法律规定了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执行中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到期债权及其他收入和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应完成的行为，不能执行被执行人的人身；在执行中必需保留被执行人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必需费用；当被执行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时，应当执行终结等等。

但是还不够，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执行程序至少还需要从下列方面来细化和落实对执行当事人及相关人的人性关怀和基本人权保障：

1.为保障公民的基本休息权，非经严格和法定程序在非营业时间和法定节假日不得执行。

我们注意到，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或有的时候，执行时还保留着历史遗留的搞“运动式”的执行方式，突然袭击、抓人打人、半夜搜查、等等。他们的目的是清楚的：只要能达到执行相应财产的目的，手段是不重要的。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讲，这种运动式的执行是野蛮的、是践踏人权的。

在非营业时间和法定节假日进行民事执行，往往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恐慌气氛，影响和妨碍被执行人和其他公众的休息权和生活安定权，一般是不得为之，除非万不得已。对此，很多国家都有明确规定。如《瑞士联邦债务执行与破产法》第56条规定：“除资产冻结程序或为保护资产必须采取措施情形外，不得在非营业时间，也即20点至7点之间及星期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采取任何执行行动。”同时也不得“在执行节假日期间，即复活节和圣诞节之前的七天和之后的七天以及7月15日至7月31日之间采取任何执行行动。”但也有例外，瑞士法规定汇票执行程序中无执行节假日的限制，原因在于，汇票执行时不会直接影响公民的基本休息权和生活安定权。

2.为照顾债务人特殊情况，从基本人性的角度，在下列特定的情形下必须暂停执行，不得采取执行行动。

(1)因债务人家中发生丧事而暂停执行。在债务人配偶、直系亲属或同住人员死亡时，在死亡之日起一定时间内暂停执行。

(2)因受逮捕而暂停执行。具体来说，在对囚犯的执行程序中，若其无代理人，在监护机构无法定义务指定代理人的情况下，执行人员应当给予囚犯指定代理人的期限。在该指定期限内，对该囚犯应当暂停执行。

(3)因重病而暂停执行。对患重病的债务人，执行员应准予在一定时间内暂停执行。

3.为保护债务人的基本生存权，规定特定物品或一定数额下财产不能执行。

这一方面，我国的执行标的有限原则有原则性规定，但尚须进一步细化。如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执行：

(1)债务人及其家属必要的自用物品如衣服、必需家用器具、家具或其他动产；

(2)债务人及其家属从事职业所必需的工具、设备、器具及帐册书籍；

(3)为维持债务人及其家属生计三个月所必需的食品及燃料物品或者为购置该物品所需金钱或信贷；

(4)因疾病、贫困、伤残、死亡从慈善机构获取的求援和资助；

第二篇：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论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摘 要】国际反恐怖活动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保护国际人权的,然而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 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因此,国际反恐怖应正视人权,在实施的各个坏节和各个方面都应确保人权的有效保护.【关键词】恐怖主义;反恐措施;人权保障

国际社会受到恐怖主义的侵扰由来已久,各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和消除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由于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其组织形式、作案手段、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都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就预防和打击而言,常规的措施难以奏效,为了与这个不容易抓住的对手作战,各国普遍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特殊措施。

据法国《费加罗报》2015年12月20日援引法新社报道，西方情报机构向德国《星期日世界报》透露，“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从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盗走了上万份护照，该组织成员可凭借这些护照伪装成难民混入欧洲境内。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反恐措施中人权保障问题的高度关注, 凸显了反恐斗争中平衡特殊措施与人权保障矛盾的重要性,因而,在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人权国际保护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国际人权组织、世界各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下面就反国际恐怖斗争中的人权保障作一番探讨。1

一、反恐特殊措施对人权保障提出的挑战

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如运用监听监控等特殊的侦查手段,软化司法审查程序,延长羁押期限等,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反恐特殊措施对人权保障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 [加]艾琳·斯金尼德.胡铭 张栋译, 郑旭校.反恐措施及其对刑事司法领域人权标准的影响[A].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一）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

公民自由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政治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广泛的含义,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各国为打击恐怖主义出台的各项措施无不是以更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权利来证明其正当性,然而又无法克服强制性措施克减公民自由权利的内在属性。赋予警察更广泛的搜查权、延长羁押期限、软化司法令状等已成为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普遍做法, 这些措施又无不表现出对公民自由权利侵蚀的一面。仅 2002 年,美国司法当局就任意扣押了几千外籍移民和留学生,拘留了752人,并对出入美国边境的旅游人员、留学生需按手印、拍照,使自由权利在这里缩减。正如美国著名学者R.德沃金指出,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袭击。2

（二）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各国的法律中也有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的确认。“9·11”事件后,各国政府颁布的法律和采取的措施都表明,各国政府为掌握国际国内恐怖分子的动向并防止国际恐怖分子利用高科技通讯工具实施恐怖犯罪,均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国内执法机构采用秘密的办法来监视恐怖嫌疑人的行踪,包括秘密监视住宅、窃听电话、安装更多的电子监视系统、拦截电子邮件、强制储存手机与网络用户的使用记录、查阅个人档案等手段,这些问题都引发了有关“侵犯隐私权”的担忧。据统计,目前英国有约300万个摄像头日夜监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一个普通英国人平均每天会被300个不同的摄像头录像。甚至连偏僻乡下的小村庄都安装了摄像头。如果需要,通过摄像头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任何一个人每天外出活动的轨迹。7美国公民已开始运用法律将维护隐私权付诸行动,据路透社8月4日报道,纽约公民自由联盟起诉纽约市及该市警察局长雷蒙德·凯利,状告他们以反恐为由随意搜查地铁乘客的背包,违反了美国宪法赋予的公民隐私权。3

(三)对不受歧视权利的侵犯

23[4] 夏帆.反恐怖主义与国际人权保障[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4).[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各国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法规选编[ 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宗教歧视、种族歧视、政治歧视等本身就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而包括实行更加严厉的移民管理制度在内的大量的反恐措施是针对外国人、移民、和难民以及一些特殊群体,甚至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这些措施就难以消除其带有歧视的嫌疑。根据国际人权法,成员国要求履行无任何歧视的义务,包括基于宗教、政治、民族、社会出身的歧视。成员国在受恐怖威胁时所采取的对付恐怖威胁的措施同样应尊重和服从于非歧视性原则。但在各国的反恐立法和实践中,非歧视性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自伦敦7月接连发生炸弹袭击以来,英国对伊斯·118·兰极端势力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为此不惜修改人权立法,招来了不少宗教歧视的质疑。伦敦警察局在继续对自杀袭击者“格杀勿论”政策的同时, 还部署警察重点防范穆斯林和非洲裔男子。警方最新统计显示,爆炸发生后,包括言语辱骂、人身攻击及破坏清真寺等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在英国猛增6倍。另外,警方近来对行人搜身、拦截的主要目标也是穆斯林。穆斯林成了人们防范与猜疑的焦点,恐慌和不满的情绪正在穆斯林中迅速蔓延。英政府还考虑效仿美国, 对少数族裔重新命名,以强化和突出其英国根基,如将“亚洲人”改称为“亚裔英国人”,使他们对少数族裔背景和英国国民身份均能认同,这项措施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倒退。4

(四)对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侵犯

为审判恐怖主义犯罪而设立军事法庭、特别法庭或秘密法庭成为各国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普遍措施。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所设立的军事法庭,招致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人权人士的激烈批评,认为它明显地违反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这一国际法律文件中所规定的第5条“人人有权接受普通法院或法庭按照业已确立的法律程序的审讯。不应设立不采用业已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庭来取代应属于普通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在审判恐怖主义犯罪中证据规则的改变也被看作是对公正审判的潜在威胁。反恐措施改变法律程序中证据使用类型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反恐立法。如果一个人被怀疑是某恐怖组织的成员, 该法律明确规定允许警察按自己的想法证实被告属于或曾经属于某一恐怖组织虽然一个人不能仅靠警察的证词就被宣判为有罪,但警察的证词和陈述的内容在法律中是被承认并且能被当作证据来使用的。这一规定的后果是,警察变成了专 4[6] 谷春德.国际反恐与保障基本人权———兼评美国当前的反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2,(9).家证人,他不仅有权就犯罪的事实问题作证,而且还可以给出相应的解释和意见2001年11月13日,布什发布行政令宣称“鉴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危险特征,这些军事审判组织将不适用美国正常状态下刑事诉讼中的诸多原则或证据法规则。”

二、共同致力于国际反恐怖,全面保障人权

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矛盾体系来看, 恐怖主义还将长期存在。国外反恐斗争的历程表明,在斗争之初,各国在对安全的关心与尊重人权之间,明显地向安全一方倾斜。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和深入,特殊措施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对人权保障问题的关注。我·119 ·国遭受恐怖主义的困扰相对来说较轻,因而目前尚未出台一些特殊的反恐措施,但为防患于未然和承担相应的国际反恐义务,尽早制定我国的反恐法已是势在必行,英、美等国的反恐法律实践及西方学界的反思向我们昭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同样也面临着安全与自由的平衡问题,结合国外经验和国内形势,分析研究国外在反恐斗争中如何把握这个平衡,将对我国做到反恐措施与人权保障最大限度的兼容应当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反国际恐怖主义,不以克减公民的权利为基本原则

由于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和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特殊性,世界许多国家为了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都采取了非常手段.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就规定,为了监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收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报和证据,允许执法部门广泛采用电子监听、秘密搜查、放宽拘捕嫌犯条件、拦截邮件、银行查账等方法.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大范围克减公民权利,侵犯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正当程序获得权等基本人权.因而,这一做法是不应提倡的,而且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在国际法上,权利克减是指,条约的缔约国拒绝或未能完全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它是国际人权法上一种制度规定,是指在国家遇到公共紧急状态、国家灾害或战争的条件下,国家不履行某些国际人权法上的义务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是在严格条件限制之下的,而且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人权,而是在紧急状态下仍能最大限度使人权得到保护.不可克减原则为缔约国的克减权规定了明确的限制,克减措施不得针对不可克减的权利,在紧急状态中也要保护人权是人权的国际保护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因此,任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都不得克减公民基本权利。5

（二）“紧急状态”权力的启用是反恐措施正当性的适用条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允许成员国在下面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克减公约中规定的某些权利,即“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英国已经成为少数的几个正式宣告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之一,目的在于允许克减其《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义务。虽然这种宣告有有效性正作为其国内法院诉讼的审理对象,但是为反恐措施的适用设定一个“紧急状态”的界限,无疑对反恐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制度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丙)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过程中,对受殃及的无辜者、恐怖犯罪的被害人、作为恐怖犯罪嫌疑人而被关押其后又无罪释放的人,都应当适用相关的司法救济途径,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救济或国家赔偿。然而在反恐怖主义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很好履行以上国家义务,尤其是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很容易被忽视在反恐怖主义活动的视野中。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受害人的人权往往受到极大的威胁,除了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带来的人身威胁,有关的解救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受害人的人权损害。

各种反恐措施都难以克服其潜在的侵犯人权的风险,所以我国将来的反恐立法在出台反恐措施的同时应当就这种风险所带来的后果予以充分的考虑,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制度。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于普通的刑事司法活动所造成的侵犯人权的种种情形,都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司法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但是,恐怖主义的灾难性的危害后果似乎打乱了人们保持平衡的思维逻辑,各国面临恐怖主义 5[2] 赵秉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防治对策专论[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严重威胁,似乎已经来不及考虑对反恐措施侵犯人权的赔偿和救济制度,而赔偿和救济制度是恰恰是衡量人权保障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6

三、结语

总之,打击恐怖主义这种极端的犯罪形式,需要更加特殊的措施。但是,如果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忽视人权保障,甚至以牺牲人权为代价,那么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必将难以为继。随着反恐斗争的深入,在反恐中如何把握人权保障的底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反恐斗争任重道远,只有兼顾保障人权的平衡才能使其继续深入而不偏离现代法治文明的轨道。7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各国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法规选编[ 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2] 赵秉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防治对策专论[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3] [加]艾琳·斯金尼德.胡铭 张栋译, 郑旭校.反恐措施及其对刑事司法领域人权标准的影响[A].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4] 夏帆.反恐怖主义与国际人权保障[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4).[5] 刘作翔.反恐与个人权利保护———以“9·11”后美国反恐法案和措施为例[J].法学, 2004,(3).[6] 谷春德.国际反恐与保障基本人权———兼评美国当前的反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2,(9).[7] 黄小喜.国际反恐与国际人权保护[ 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2(3).[8] 高中.后 9·11 时代西方法治社会面临的挑战[ J].政治与法律, 2004(5).责任编辑: 廖荣兴On Counter-Terrorism 67[7] 黄小喜.国际反恐与国际人权保护[ 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2(3).[6] 谷春德.国际反恐与保障基本人权———兼评美国当前的反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2,(9).

第三篇：对人权保障原则的理解

人权保障原则

人权保障原则：宪法在确认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确保公民享受各种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人权是指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在有德行的政治制度和宪政实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被尊重和被保护的权利。德沃金说这就是政治道德的一种要求，甚至认为权利就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

案例：山东青岛三名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这三名考生分别是青岛铁一中高三四班姜妍(理科，高考成绩522分)、青岛一中高三四班栾倩(文科，高考成绩457分)和青岛15中高三九班的张天珠(文科，高考成绩506分)，由于未能达到山东省当年的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而不能就读重点大学。2001年8月23日，他们分别委托律师，以邮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理由是，由于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线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山东低100多分。考生的诉讼要求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教育部所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向教育部发司法建议书，以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９月３日，最高法院告知他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也就是说，３位当事人应该到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鉴于以上原因，诉状寄回。９月８日，３位当事人及其家长决定终止这起诉讼。

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平等权一般意义是“形式上的平等”，即通常所说的“机会平等”，要求人们参加自由的竞争，保障人们在各种活动中起点上的平等。但社会的各个公民由于自身所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先天拥有和分配不均，自然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和个体差异等等，绝对的实行和保障形式上的平等就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代宪法或多或少的吸收了“实质上平等”的原理，即在起点时给与“弱者”以合理的优待。如在选举法中所规定的在人大选举中，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可以少于汉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又如在男女平等上，由于妇女生理上的特殊原因，在劳动中对妇女的特殊照顾和保护等。

实行实质上的平等必须以“合理的差别”为前提，对于何为合理的差别，法律上还未有明确的界分标准，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加以确认。同时合理的差别还要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以免造成新的不平等。

从山东三名考生的案例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经济和历史等诸多的原因，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资源相对于东部贫乏等，致使考生的分数相对较低，与东部考生，如山东等事实上存在着“合理的差别”。在全国统一试卷、统一考试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西部考生的分数线，为西部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实质平等的体现，但分数的差距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应在充分考虑东西部招生考试人数、计划人数和实际分数的基础上确定，否则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必然造成对东部考生的不平等。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分数线低于山东，明显违反了平等权原则。因为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高于山东。从相关报道来看，北京、上海等地的分数线低于山东的原因一般是：山东考生较多，而高校相对较少，北京、上海考生较少，而高校较多。这不应成为“合理的差别”，恰恰是“不合理的差别”，是对平等权的明显违反。

毋庸讳言,在人权保障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人权入宪是中国宪政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但法律上的人权规定并不等于现实中人权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和实现。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人权入宪后相应的人权立法及有效执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第四篇：行动计划对人权的保障（共）

《行动计划》对人权的保障

张弛

2012-07-04 10:32:00来源：《学习时报》2012年6月27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6月11日正式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简称《行动计划》）。这是继2009年颁布人权行动计划以后中国政府第二次颁布人权行动计划。与上期计划相比，本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立足人权工作中“人”的本位，从公民个人面临的实际情况规划部署，将公众关注的诸多问题纳入未来三年的行动规划之中。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计划内容更充分、措施更具体

上期《行动计划》具有数字化、指标化等特点，但具体落实方案不够明确。本期《行动计划》增添了更为严谨翔实的任务安排，不但明确了每一项任务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制定了实现目标的方案和途径，突出了任务的重点和难点。

人权事业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只有从人的具体要求和人所面对的生存境遇为前提，人权事业才能有的放矢。如果在规划中单纯靠指标拉动任务的完成，就可能偏离规划的初衷。规划的重点不在指标而在途径，寻找问题的症结，求得破解问题的钥匙，人权事业才能让每一位公民因此而受益。本期《行动计划》更加注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具体实施中必然会带来更高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从实际出发保障人权，着力破解民众关心的问题

本期人权计划将众多社会关心的问题纳入未来三年所要解决的任务，从而丰富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内容。显示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加强公民“权利”本位，以权利为出发点，创新社会管理，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此外，本期《行动计划》还强化了部分任务的重要性，如受公众强烈关注的生产安全问题，这次被提升到人权工作的战略高度，规定了各种高危行业在未来三年所需达到的安全标准，首次提出在2015年要100%建成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以及高危行业和中央企业的应急平台。新计划的改变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状况，尊重广大公民的诉求，才能有计划地攻克我国人权事业的重点和难点，使人权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步前行。

确权于民，提升我国人权事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

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是基本的人权之一，也是我国人权事业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期《行动计划》突出了人权精神的主旨，大幅度调整了公民权利的保护目标。例如，上期计划试图通过规制公共权力保障人身权利，提出要严禁刑讯逼供、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严格死刑审判程序、建立和完善执法和司法监督机制五大任务。然而，保护人身权利首先需要明确权利自身的内容，而不是寄望于公共权力的主动回撤。本期《行动计划》将确权作为未来三年的工作重点。《行动计划》中专门提出，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但要预防刑讯逼供，还要建立相应的救济措施；要求检察院注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完善诉讼程序中的听取律师意见的相关机制；保障律师在职业活动中的人身权、辩护权和辩论权。本期《行动计划》抓住了人权事业的主旨，因为权利是先在的，只有明确权利的内容和范围，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制约权力的方案，从而为约束权力的行动提供更加充足的合法性依据。

在公民的参与权方面，本期《行动计划》也没有沿袭上期的做法，即把完善人大、政协、基层自治等基本制度等同于对参与权的维护，而是重在保障公民的正当参与行为和参与能力。公民在明确了自己能以何种途径、何种身份和何种程度参与何种公共事务的情况下，相应的制度才能随围绕着公民的参与权得到完善。因此，公民权利是整个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行为的基石和指针。只有从公民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出发去思考制度和法律缺陷，方能真正提高我国人权事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

本期《行动计划》的颁布，反映了我国人权事业正在不断地成熟。《行动计划》着重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反映了中国人权事业中所特有的“民本主义”思想主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权工作符合20世纪以来全球人权事业进步的大趋势。

当17世纪人权概念在西方成熟的时候，它仅代表个人免于外部力量侵害的正当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思想也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工人运动要求把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作为生存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而拉动了受教育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工作权等一系列新型权利的诉求。1948年颁布的《联合国人权宪章》正式承认了上述权利，使得人权在最初的“保护型权利”的基础上增添了“发展型权利”。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型权利”无疑是更有分量的。改善生活质量、提供就业机遇、创造良好的卫生医疗和教育系统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发展中国家无法如西方国家那样，采取线性发展的策略，即分阶段地完成国家建设、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无法分步确立“保护型人权”和“发展型人权”，只能采取压缩式路径，一揽子解决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内分别遇到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人权问题的重点依然集中在民生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就业、健康、社会

保障、文化、环境等各方面有着最强烈的权利诉求，这也决定了我国的人权事业将以生存和发展为前提。

再者，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还远远不够，权力失范、滥用、腐败等现象依然严重。在我国比较常见的是关于征地、拆迁、税收等问题产生的纠纷，以及公民人身权利在羁押、审讯、诉讼过程中遭遇的侵害。本期《行动计划》就保障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和财产权等“保护型”人权做出了非常具体、细致的规划，期望在此方面能有所突破。

第五篇：老年人的人权保障

老年人的人权保障

对老年人的权利保障可以归纳为：第一，宪法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4、45、49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老年人的退休和社会保障权；（2）老年人获得救济的权利；(3)老年人的医疗卫生保障权；（4）老年人的人身、婚姻、要求给付赡养等权利保障。第二，刑法特别打击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伤害行为，如虐待、拒绝抚养等，保护老年人的权利并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来限制对老年人适用死刑；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分别对老年人的婚姻和要求赡养扶助的权利保障。第三，我国1996年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修订通过了该法），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保障。首次将“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写入条文，不常看望老人将违法。

世界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我国现今确定的是“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但是对于已退休的老人采用现收现付制，在统账结合制下，来自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当年缴费收入一部分计入社会统筹，另一部分计入职工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资金由政府统一管理运用，个人账户基金作为个人养老储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统筹，一部分来源于本人个人账户的积累。

我国养老保险主要存在转制隐性债务

1、个人账户出现“空账”、覆盖面不够广、难以应付通货膨胀等问题。对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参考英国，区别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由国家干预进行全面保障、充分就业和普遍性的模式,以及以“现代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减少社会福利待遇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到社会保险市场的模式的 “第三条道路”，主张逐步废除按固定年龄强制退休的制度, 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有工作能力的继续工作,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也尽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日本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限和限制高收入者的养老金领取的方式,对于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人的养老金领取给予一定的限制,从而部分缓解养老金支付的资金问题,也使得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合理。1所谓隐性债务，是指在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或半基金积累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已经工作和退休的人员没有过去的积累，而他们又必须按新制度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应得的，实际又没有“积累”的那部分资金。隐性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继续付给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人员，在新制度实施前没有积累的养老金总额。我国的转制隐性债务被称为“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