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自1889年到2009年历史的变迁

第一篇：略谈中国自1889年到2009年历史的变迁

略谈中国自1889年到2009年历史的变迁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

1889——1919

这个三十年，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处在动荡之中，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列强已开始侵略中华大地，准备着步步蚕食。与此同时，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开始了救国、就人民的伟大征程。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就在同一年，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史称“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中国战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社会半殖民化半封建的程度加深。1898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士力荐实施变法，却以失败告终。1898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开始，两年后，1900年8月中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中国再次以失败而告终。1901 中国同侵略军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8月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孙中山建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勇于探索的革命人士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同年，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12日 宣统帝下诏退位，自此，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结束，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1912年3月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全民愤慨，一批文化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民主科技救国之路，在 1915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同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掀起了新文化运动。1917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1918年底 为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在这个三十年中，先后有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创刊，《民报》发行，将民主共和观念大大深入人心。戊戌变法时期《时务报》发挥作用。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一些新闻言论遭到限制，建立起一个为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在这期间，出现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等。

第二篇：如皋历史变迁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为九州时，将江海大地称为“扬州”，“扬”为“荡”，水草荡荡之意。入夏以后这里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部分，到周朝时称这里为“海阳”，属吴国管辖，都城在今苏州；春秋时期，“如皋”开始从“海阳”的东南部海里“长”出来，齐国“总理”贾大夫72岁时以权谋私，娶了16岁的青春美少女为妾，结婚后人家身归他而心不归他，成天闷闷不乐，一次公费旅游时将她带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带的江边上拚命射杀野鸡，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载入《左传》，但只是吴国“会郧”镇（今海安立发镇）治下的一个小渔村；战国时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卫国（在今河南省）在“海阳”挖“邢沟”（今大运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师从长江直接进军；后吴国为越国灭，这里又属越国，越国又为楚国灭，这里又属了楚国。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县级）改为省辖市（地级）。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地辖市（县级），属扬州地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县，至同年10月7日分开。1959年1月9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州县，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开。以上两次合并县政府均驻泰州城。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县级）属扬州市。1995年泰县撤县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三篇：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变迁

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变迁

鲜开林

 2012-07-03 22:03:37

来源：人权杂志

文化是人权的精神本质和精神支撑，人权是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人权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人权文化观念和人权文化价值取向。广义人权文化是人权物质文明成果和人权精神文明成果的统称。狭义人权文化是人权精神文明成果的观念形态，是人们在人权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权知识体系、人权价值观念、人权生存方式等构成的人权观念形态的复合体，是人类人权生存方式的深刻反映和人类人权生存智慧的结晶。中国人权文化既是中国人权历史的产物，又是中国人权历史过程的积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人权文化在西方，似乎中国没有人权文化。其实，中国人权文化厚古今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几个历史阶段。

一、中国古代人权文化基因的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权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国人权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研究。”①这是一部“不可割断”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传统，不懂得这一部“不可割断”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中国人权思想生成的文化根基。江泽民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古代先哲提出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仁者莫大于爱人'的思想，在社会中有着深厚的影响。”“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②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

孔子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超越了历史时空，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的仁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人权思想的集中代表和最高成就。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仁学理论。孔子的仁学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所蕴含的人权文化基因主要有：

（一）发现了“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中国古代朴素人本主义的人学。在殷商时代，天命神学占统治地位，人世间的一切都受“天命”、上帝的支配。孔子一反传统，把人的观念意识引到重视人的轨道上来，把天看成是随四时变化、万物生长的自然现象，否定了天的绝对权威性；强调重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重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创立了中国古代朴素的人学思想。孔子关于“人”的发现比西欧在文艺复兴时才发现“人”，要早一千多年，因此孔子被西方思想家们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二）“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礼记•礼运》篇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周易》的大宇宙观认为，宇宙是由天、地、人三种物质材料构成的，称之为“三才”，并且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人在整个宇宙的构成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宇宙的观察者和体悟者。既然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就是价值的尺度，是价值的主体，离开了人来讲价值，就没有任何意义。

（三）“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人，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尚书》中说：“惟人为万物之灵。”宋代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也说：“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四）“民为贵”的思想

民者，人也。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国的三件宝，人民是国家的三件宝之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最为重要。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实际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真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④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⑤这些观点一方面维护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古代朴素人权思想的启蒙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的主要源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说：“万物各得其和也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汉书》和《尚书》还分别提出了“和气致祥”、“和衷共济”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儒家“人为贵”思想的扩充。“人为贵”思想，是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要爱护人、维护人的尊严。“和为贵”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人际各种关系要和睦、和谐、和善。“人为贵”与“和为贵”是互相联系的。孔子说：“仁者人也”，认为两人以上相处就应该讲仁的道德。孔子主张“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要维护个人的权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权益。堪称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黄金规则”。求同存异的包容思维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宽广胸怀。

还有墨子强调经验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强调“兼爱”、“非攻”和“节用”，都对后世有深刻的积极影响，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其中，韩非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名著名思想家。他继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思想，吸收了荀子以及道家思想的一些成果，成为法家的最杰出的代表。韩非子赞成前期法家关于古今势异、因时变法的观点，提出了“变古易常”、“美当今”，而反对“法先王”的主张。他继承并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提出了“理”，而且要以“理”解“道”，对“道”和“理”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阐明了二者的关系。他继承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以人的力量积极地改造自然。他指出，现成的为人所用的器具、武器是没有的，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使用工具使自然得到了改变，成为人可用之物。

中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文化思想，既对我国古代人民争取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又使得和谐与包容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今世界人权对话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彰显。

二、近代中国人权文化桎梏的腐朽没落

中国本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而且对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当历史发展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专制的腐败，愚昧意识的桎梏，使中华民族的主权、中国人民的人权遭到了空前绝后的践踏。

（一）封建愚昧意识的自我泯灭

封建愚昧意识对人性、人权的泯灭，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极点。最为典型的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信条。他的根本理论缺陷，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就把属于社会伦理的“天理”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而被任意赋予各种规定，从而造成如清代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以理吃人”。近代封建统治者更是用过时僵化的伦理纲常如“三纲五常”之类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封建愚昧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僵死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昧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庸俗文化，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泯灭人民人权自由思想，扼杀民族生机的思想桎梏。

（二）封建王权文化的任意剥夺

臣民对皇帝绝对忠诚的至高无上的封建王权文化，其实就是封建王权文化对臣民权利的任意剥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导致中国人民的生活难以维持。旧中国的历代政府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在旧中国，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有10%的土地。地主和富农凭其所占有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毫无人权可言。特别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刮尽民脂民膏。乱发货币，进行金融垄断，使得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更加悲惨。

（三）西方殖民文化的肆意践踏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抢占中国的大片领土，把独立统一的中国分割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偌大的中国支离破碎，国不成国。国家丧失了主权，人民就会被欺辱，被蹂躏。1867年春天，上海外滩法国租界公园门口，各国洋人出出进进。门口却赫然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自己的土地，不允许中国人进出，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当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围墙的时候，在另一个领域，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在全面展开，这就是以传教士为先锋的文化侵略战。他们不仅以传教的谎言来掩盖掠夺的图谋，干着武装侵略所不能及的罪恶勾当，而且向中国灌输崇洋媚外思想，“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通过传教、报纸、“慈善”事业、学校教育等等，把毒素散播到城镇乡村。这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

三、近代中国人权文化启蒙的呐喊抗争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人权沉吟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权文化启蒙的呐喊抗争史。愤怒觉醒的中国近代仁人志士，他们将人权的理论从西方引入中国，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权文化启蒙的呐喊与抗争。

（一）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启蒙

康有为是我国19世纪末改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首领和杰出代表。当时他在主要是针对君权的人权运动中，常用“民权”这个与君权相对的词，因此康有为的人权思想也可称为“民权”思想的启蒙。其主要内容是：抽象的“升民权降君权”的理论阐述；宣扬人性论，反对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要求变革危害人权的不合理制度；描绘了人人平等、人人都爱劳动的理想大同社会。

（二）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启蒙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权斗士。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争取中国人民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而奋斗，同各种践踏和压制人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西方殖民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留下了丰富的人权思想。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分立的宪法思想，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启蒙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成就。

（三）邹容的《革命军》、胡适的《人权约法》和罗隆基的《论人权》等，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权启蒙思想的重要文献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在人权问题上也有不少贡献。如就当时中国所涉及到的人权思想来看，几乎西欧所有流行的人权观点都有了，并且有不少在传播、介绍、阐述人权思想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启蒙不同程度地带有中华民族的自己特色。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权启蒙思想家们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中国国情进行人权思想启蒙宣传，为唤起国民的自身解放、打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人权理论启蒙也必然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一样，存在着抽象人学唯心论、虚伪性、利己性等局限性。他们用这种人权理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结果都未能如愿以偿，自然吃了败仗。

四、现代中国人权文化变革的浴火新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人权革命的历史新纪元。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权变革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极大地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序幕。五四运动还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以前那种简单借用西方人权思想，注重争取个人平等、自由的人权理论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升华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最强音。五四运动时期人民群众在争取思想言论自由、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在“打倒孔家店”和雪耻丧权辱国的呐喊声中，极大地普及和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和人权意识，随着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过五四运动风暴洗礼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人权概念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人权、争自由的浴血奋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形成和创立了中国人权的新理论，迎来了中国人权的新曙光。为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争人权、获自由、得解放，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贯基本立场和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争人权、争自由、获得民族独立解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举的一面旗帜。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在领导“二七”大罢工中明确地提出了“争人权，争自由”的口号。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号召全国人民“为人权自由而战”，“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并领导人民在各个抗日战争根据地建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纲领，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的革命政策主张，并在解放区领导人民制定实施“保障人权、财权、公民权”的各种施政纲领、宪法原则和专门法令，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开展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和“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爱国民主运动。

（三）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创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的半个多世纪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理论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的人权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人民权利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权利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权利论的理论旗帜。毛泽东的人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的人权思想为后来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人民正当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全面客观评价。对此，西方某敌对势力大肆攻击和歪曲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权事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和总结的严重教训。

（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获得了一个真正“做人的资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东亚病夫”，毫无人格尊严的悲惨状况；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五）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人权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全国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和平等分享劳动成果，提供了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保证。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婚姻法》的制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权益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五、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的自觉自信

（一）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责任

建党90年的宝贵经验启示，新中国60多年的人权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人权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使得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进入了崭新的自觉自信阶段。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⑥

（二）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基本内涵和生动体现

所谓文化自觉，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提升，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用著名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至理名言来说，“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⑦文化自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人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内生动力。所谓文化自信，主要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主流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传统优秀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开放包容多样性以及创造思维活性。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尊重差异、开放多元、包容多样就是生动体现。

（三）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

建党9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逐渐建立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制度。她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文化自觉和人权文化自信的精神实质，反映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文化的创造力和感召力。作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基本内容，主要由中国特色的人权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的人权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中国特色的人权原则立场、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国际人权合作等方面构成，以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权利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权新思想、人权新观点为逻辑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实践为坚实基础。

（四）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

第一，以人为本，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第二，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第三，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用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第五，人权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受多种条件的决定与制约；第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第七，科学统筹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第八，公民基本人权是各种权利的有机统一；第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益的水平；第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第十一，切实尊重和保护特殊群体的各种合法权益；第十二，共建和谐世界，积极开展国际人权合作与对话，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第十三，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充分人权实现的重要目标；第十四，对广大基本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等等。这些人权新思想、新观点，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新成果，也是对当今国际人权事业的新贡献。（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学院人权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23--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孟子尽心下》。

④《论语•五子之歌》。

⑤《荀子.哀公》篇。

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⑦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J]，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第13页。

第四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五篇：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种多样，因此，我国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吉祥物的这种演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属性延长性。以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这“五瑞”为例，庄子说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唐朝诗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诗句，因椿树的寿命长，人们便把椿树比作父亲，称“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长寿。

“谐音取意”是中国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民间吉祥物更是忠实地运用了“谐音取意”的原则。以“如意”为例，它是我国特有的吉祥物，本为军旅器物，后渐成民间的“爪杖”，即搔痒工具。若在一个瓶子里插上如意，即为“平安如意”。如以两个柿子或狮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画上童子骑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与荷花，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则是如意与柏树和柿子的组合。很多民间吉祥物的形成还具有传说附会的特征，他们出于民间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故事流传、延续下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习。如民间每于老年人寿诞时送上寿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幸福，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传说。相传战国时期齐人孙膑自十八岁离家，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别家乡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亲八十岁的生日，他想：“乌鸦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已经有十二年没有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去看望老母，临行前，鬼谷子随手摘了一颗桃子让孙膑回家献给高堂。没有想到，孙膑回家将桃子给老母亲吃后，母亲竟返老还童。人们听说孙膑母亲吃了桃子之后变得年轻，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于是竞相仿效，也都给自己的父母“送寿桃”。传说是否真实，人们没有去考证，但它所蕴涵的美好寓意，却被人传承下来，绵延不绝。

随着事物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吉祥物被我们所知晓，在我们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庆席来说吧，对于夫妻也好，新人结婚也好，都很很不错的吉祥物，能够为我们带来吉祥如意，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呵护，让我们事业顺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在家中具备此物，更是能带来顺势，让我们一顺百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