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反腐新思维

第一篇：中国呼唤反腐新思维

中国呼唤反腐新思维

新华社记者 李志晖 沈洋 张展鹏

2013-3-7 2:51:32来源：2013年03月06日 09:21:36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两会·中国聚焦）题：中国呼唤反腐新思维

当温家宝总理“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话语落下时，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和身边的其他代表一起用力鼓掌。她觉得这次两会可以掀开中国反腐的一页新篇章。

温家宝５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面对高涨的反腐舆论，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再次作出了强力回应，以“制约”“监督”“阳光”等表述实现着官方和民众之间强烈的反腐共振。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志彪也有与陈舒同样的感受。“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反腐’的篇幅并不长，却抓住了反腐的核心词——阳光。阳光之下权力难以滥用！”他说。

近年来，中国政府密集发出反腐信号，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去年以来全国共有１７９名“厅官”和５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查处。而２０１３年作为十八大之后的开局之年，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履约审议年，被民众给予了更高期待。全国两会召开前的主流媒体调查显示，反腐败位居公众关注议题前列。

“近两年里，众多高官被查处，可见现在反腐是既拍‘苍蝇’又打‘老虎’，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势。”陈舒非常赞成“权力入笼”这个说法，“当然，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是说不行使权力，而是不要乱行使。要依法行政，起码让老百姓感到比较到位！”

在中共历史上，反腐败斗争始终持续。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中国更是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反腐规范和体系。

而现实是，尽管反腐决心和成本巨大，但近年来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且腐败形式正从权钱交易转向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并向要害部位渗透，为民众所深恶痛绝。

温家宝总理也在报告中指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连续旁听两会１３年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谈及腐败问题时，一口气列出了平时耳闻目睹的四个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环保腐败、医药腐败。“腐败不除，将亡党亡国！”

近年来，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健全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定和修改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务员法、反洗钱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公职人员行为进行规范。

然而仅仅建立一套法制规范，远不足以涵盖这场反腐之战的全部。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现有反腐倡廉制度仍缺乏体

系性和系统性，需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从权力运行规律的高度来把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目前关于反腐败的文件多得甚至记都记不住，落实起来往往却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经常是雨过地皮湿。”他说。“用零打碎敲的措施约束权力，就好比堂吉诃德用长矛大战风车，远不足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王长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搞西方多党制和西方式“三权分立”，但仍需要实现权力之间的横向监督以及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抓到了问题要害。

王长江同时强调，进行权力制约，必须要在中共的科学领导下进行，避免权力相互制约将变成为一己之私钩心斗角、相互扯皮。

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戴仲川说，阳光是最大的防腐剂，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关键在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问责机制，当前在问责过程中往往是具体执行的官员被问责，而决策者反而被排除在问责范围之外”。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邓辉认为，腐败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权力入笼”的核心是限制“一把手”权力，“什么时候该用权力，什么时候不用权力，边界应该很清楚。”

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对权力的约束上，不能过多地寄托于上级对下级权力的纵向约束，而必须注重来自民众、社会、网络等方面的横向约束，只

有“纵横捭阖”，才能真正织起遏制腐败之网。

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说：“反腐败的关键，在于给予人民群众更大的民主权和监督权。这些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有时却不受一些领导干部的尊重甚至被肆意践踏，这是最令人气愤的。”

人们近来注意到，蕴藏在民间的反腐力量大规模爆发，特别是随着新兴媒体的介入，一批贪官在网民不遗余力的“深挖”“曝光”中现形，继而受到惩处。对于这场方兴未艾的反腐“人民战争”，政府工作报告以“坚持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做出了积极回应。

除了反腐制度的顶层设计，反腐措施如何有效落实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张泓铭指出：“现在悄悄流传着一股腐败处理的温情主义情绪，是绝对要不得的。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惩处力度，并成为长期制度。”

思想教育是解决“不愿贪”的问题，是重要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监督是解决“不能贪”的问题，是决定性的；严惩是解决“不敢贪”的问题，既是威慑预防，又是事后补救取信于民，不可或缺；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将为反腐败提供根本保障。

第二篇：中国反腐

2014年春节，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有余，外媒评论称，上到酒店的鱼翅宴，商场的奢侈品，下到家里的贺卡鞭炮，今年春节中国上下走的是节俭风，春节的这场假日反腐可谓“首战告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联繁教授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假日反腐的效果值得肯定，但未来更需警惕腐败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加大反腐力度。

假日反腐

鱼翅宴

“想试试反腐热度去看看五星酒店”

“也许马年春节是鲨鱼们过得最开心的春节了，因为新的一年将以节约开启，而非杀戮。”英国《卫报》打趣道，以往春节常常是大肆请客送礼、大办豪华宴席最多的时候，但政府严禁这些行为后，鱼翅、燕窝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均被明令禁止出现在菜单上。据官方统计，中国近期对鱼翅的需求锐减70%。

“要想感受中国反腐战役的热烈程度，有一个最好的试温点，那就是五星级酒店。”英国《经济学人》如是说，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在2013年，已经有56家五星级酒店主动要求降级以获“重生”。而这其中的原因正是政府大力杜绝奢侈之风。不仅如此，大城市里的私人俱乐部和大饭店的业务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在一年前开启，范围广阔而且具有持续的战斗力，可以想见，马年的“派对时间”将显著减少。报道援引全球房地产公司莱坊的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下滑了30%-40%。高端酒店不得不开始“大打折扣”自降身价来招揽大众消费者。

新加坡电视台报道称，春节期间，中国将豪华盛宴作为重点盯防的目标。这是继去年中央禁止使用公款购买月饼、鞭炮和新年贺卡后的又一“紧缩政策”。专家表示，这些措施绝不是浮于表面的，相反恰恰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北京，政府组织举行的招待会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降幅达到了70%。假日反腐

奢侈品

“别把赌注押在中国消费者身上”

除了“舌尖上的浪费”，很多奢侈品牌的收入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消费网站CNBC称，中国顾客或许正为新年送礼摩拳擦掌，但高盛集团表示，中国大陆的奢侈品商家或许无法从中获益，“近期的政策解释暗示北京正加大行动力度，尤其是加强监管和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

该集团在题为《别把赌注押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身上》的简报中写道，近期公布的反腐5年规划新增更多重点改革领域。从澳门赌场的贵宾室到大型餐饮企业和豪华手表，许多高端行业正遭受业务量大幅走低。高盛称，“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需求逐年下降且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德意志银行则表示，从时间和规模上看，中国政府去年的反腐措施均超出外界预期。该银行预测，中国奢侈品市场将类似去年约2%的速度增长，而在前年，这一涨幅为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已有迹象表明，中国这场反腐运动产生了效果。奢侈品如顶级箱包和手表，本已受到经济减速的冲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无人问津。

假日反腐

专家说

年关抓廉关国人春节消费新气象

“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可谓沉珂痼疾。”邓联繁教授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媒体对2013年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的梳理发现，贪污受贿案件中，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总数的31%，生动说明年关即“廉关”。中央高调并动真格反对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显示了中央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邓联繁教授称，春节期间，伴随着反腐之风，国人消费呈现出三少三多的新气象：从消费去处看，用于请客送礼即用于他人的消费少了，用于自己与家庭的消费增多了；从消费来源看，三公消费与单位福利明显少了，自掏腰包的消费多了；从消费风气看，奢侈消费现象少了，理性消费现象多了。

邓联繁教授表示，尤其中国官员，在春节期间，迎来送往的应酬与瞎忙少了，陪家人清静的时间多了；送礼收礼的少了，廉洁过年的多了；盲目攀比的少了，低调务实的多了。

假日反腐拒绝一阵风应变成持久战

邓联繁教授表示，假日反腐对于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来说十分必要。“我国是人情社会，节假日是你来我往、联络感情的良机，也是糖衣炮弹袭击官员的高发期。同时，从节假日这样具体的时间段入手反腐败，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让人民群众直观地感受到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这点尤为重要。”

但是邓联繁教授也同时指出，目前还有不少人受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纠结于要不要在节假日送礼，担心不送影响自己的前程与利益。对此，要加大现代廉洁文化教育，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在中央的高压下，腐败有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需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提高违纪代价，形成巨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很多群众担心节假日反腐是“一阵风”，忧虑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既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歼灭战”，又要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打赢“持久战”。本版文/记者黎史翔

第三篇：反腐严峻形势呼唤体制创新

反腐严峻形势呼唤体制创新

新年伊始，又爆铁道部长刘志军、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腐败案，为什么我们国家腐败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让人感慨万端。当前，反腐败工作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就是越反、越腐，越反、腐败分子越多，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有没有什么好的体制能够肃清腐败？怎样的体制才能抑制腐败的产生？在此，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国建国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国家的经济体制建设不断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机构改革不断深入进行，造就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相对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停滞不前，其所有改革都离不开建国初期的框框。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形势的、积极的、创新的体制变革乏善可陈，以至于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腐败，葬送了一代又一代官员，如不下决心改革当前体制，任由腐败的体制产生腐败的官员，最终会亡党亡国的。以往，说起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人认为就是否定或者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认识上的错误。在我国，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从而达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在此我建议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各地纪委由中纪委直管，负责全党党员干部的纪律检查。现行的纪委都是隶属于当地党委，受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级监督检查上级，根本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只有把纪委独立出来，直接由中央纪委直管，才能理直气壮的对当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监督。

二是各地市建立独立的反贪机构，直接向国务院负责，专职负责对当地政府官员腐败案件的侦办工作，并对廉洁从政进行监督。

三是公检法系统必须脱离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辖，由上一级公检法系统管辖，确保做到依法办案不受影响。

四是各地人大从当地党委政府中脱离出来，由全国人大领导，负责对各地纪委和政府及公检法等机构进行监督。人大主任必须在人大代表中选举产生，不能再由当地党委书记兼任。

以上，是我一时头脑发热的想法，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很多与之配套改革也没想到，在此，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四篇：中国加强制度化反腐

中国加强制度化反腐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反腐”是代表委员热议、媒体关注的话题。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抛给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腐。第二天，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反腐将一如既往保持高压态势。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反腐新常态阶段，反腐不但是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推动力。

反腐成果显著

2014年，众多高官落马。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6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12月22日夜，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此前，12月5日，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与高层腐败相比，基层问题也很严重。2014年，全国31个省（区）共有637名贪官落马。2014年，各省区市党委巡视组共发现涉及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1709件，涉及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5570件。

大力反腐为改善官风和社会风气带来希望。据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随机访问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当下奢侈风有所改善，近七成受访者表示“吃饭讲排场”和“送高档礼品”的现象减少了。一位公务员表示，“少了应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工作上。不怕打点不到位，也不怕拒绝不了别人的送礼或请客，而且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中国政府反腐败举措也受到国际关注。澳大利亚学者梅丽莎?泰勒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治理体制以及法律规则，所以反腐败非常重要。

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腐败的治理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专门制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相关法律、法案有100余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说：“腐败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共性，不同国家的反腐立法，也有一些共性的经验可供借鉴，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可以尊重和遵循，加速中国反腐立法进程。”李少平认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才能使反腐从“治标”向“治本”迈进。

其实，关于反腐立法的呼声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没有中断。19 9 9年，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张仲礼就提出法治反腐观点，并向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提交了《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这是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许多国家制定了《反腐败法》或《惩治腐败法》等法律，而中国只有刑法对贪污、受贿、渎职等，作了惩治性规定。”张仲礼说。但几十年来，中国的反腐一直停留在“文件反腐”，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立法进程加速。2013年，全国人大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2014年，执政党对“完善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对于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提出明确要求；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列为重点工作。“制度的完善会对反腐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李少平说。

李少平指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严重的干部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加大办案力度来处理。让这些腐败分子不敢为。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加大，震慑作用越来越显现，取得很多成效。同时，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在治本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让他们不能为、不想为。”

推进国际反腐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反腐败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员特别是资金的跨国流动，一些贪腐分子通过洗钱、对外投资等形式将赃款转移至境外，加大了反腐调查的难度和成本，助长了贪腐的气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有1.8万名贪官外逃，仅2013年就有至少500名官员逃往国外。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仅成功地从54个国家和地区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跨国反腐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高效协作。

2014年11月，在中国推动下，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决定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旨在推动亚太各国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重申共同打击腐败的决心以外，还出台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2014年12月，中美双方在北京召开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第12次会议，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达成重要共识。JLG成立于19 9 8年，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反腐败合作框架。美国是中国贪腐分子外逃藏匿较多的国家。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但中美之间有多个反腐败合作机制。美法学研究机构专家孙远钊（Andy Sun）在媒体上撰文称，中美加强反腐合作不仅利于构建法治中国，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同时也有助于未来双边关系发展。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中国开展国际反腐合作情况时说：“2014年，中国在海外开展了‘猎狐行动’，抓回了一批外逃嫌犯，维护了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中国还完成了11项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作条约的谈判，使这两类条约的总数达到了91项，实现了各大洲的全覆盖。”他表示，中国愿意同更多的国家签署相应的条约和协议，“将反腐败国际合作这张‘天罗地网’织得更密，让再狡猾的狐狸也无处可逃”。

第五篇：2014中国反腐报告

2014中国反腐报告

2014年11月3日，担任中央纪委书记近两年的王岐山在《人民日报》撰文：反腐败是输不起的斗争。

面对反腐败斗争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却用了“输不起”来概括。原因何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的省部级干部，头十年因腐败而受到查处的仅2人，第二个十年增加到15人，第三个十年跃升为100人左右。

对于30多年的反腐败，群众不理解，党员不理解，干部不理解--“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等议论，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流传？基层不理解，中层不理解，高层也不理解--“县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统统枪毙有冤枉的”，怎么会在九十年代四处传开？行贿人员不理解，受贿官员不理解，专门机关更不理解--权钱交易，官员怎么就“一拉一个准”；隔墙开枪，问题怎么就“一查一个准”；狱中交代，怎么“叫谁下谁就准下”……？

所有的疑问，都一个指向--30多年的权力反腐，到底怎么了？ 2012年11月，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十八大”上，担任两届总书记10年的胡锦涛同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28700多字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制度”一词竟高频率出现了100次！面对依然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第一次极其严肃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同样是在这次党代会上，历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露反腐决心。而且在中央纪委全会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尖锐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2012年12月4日，新任总书记不到20天的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既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为端正党风政风率先垂范；也反映出新一届党中央对当前反腐败局势的深刻并清醒的认识--必须强力反腐、从严治党。在一个月后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总书记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宣言。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提出，新一届党中央将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而反腐败因其共识度最高、支持度最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而必须成为攻关破局的首选。2012年12月6日，中央紀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首次通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调查的消息。中央的强力反腐败拉开序幕。2013年，全国18.2万名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党纪政纪处分，平均每天近500名；全国3万多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平均每天82名。近两年来，50多名涉嫌违纪违法的省部级及其以上高官被查处，平均每月2名多。截至2014年7月31日上午10点，被中紀委网站通报涉嫌违法违约纪的官员中，厅局级以上干部达300多名。如此高强度、大力度、长时间的反腐行动，极大的震慑了问题官员和贪腐官员，其中相当多的人开始收敛收手了。

形成反腐高压态势一年后的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目标（也即政改目标）。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纲领。

从下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到明确“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目标，这场没有硝烟的反腐败之战，不仅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而且收到前所未有的效果，为治本赢得时间。

两年来的反腐败斗争成效，不仅国内肯定，而且举世公认。“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去年第一次给了中国40分，结束了我们多年来从未突破40分的历史。但作为反腐败一线最高指挥员的王岐山，却用了“输不起”三个字来总结。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反思。在前所未有反腐成效的面前，“输不起”折射出的不仅是反腐败形势前所未有的极其严峻和险峻，而且证明了王岐山作为反腐前线最高指挥官头脑的清醒。

我以为，越是在反腐败斗争的第一线，越能真正感受到形势的极其严峻；越是查案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越能真正明白腐败呆账存量前所未有的极其巨大；越是高压态势下的强力反腐，越能真正懂得化阻力为动力的极其不易。

从“输不起”的可能性、现实性来看，大概有这么九个：一是多年治标，让治本输不起；二是党不管党，让党建输不起；三是苏联模式，让执政输不起；四是缺乏特区，让政改输不起；五是等级授职，让普选输不起；六是呆账存量，让化解输不起；七是冷眼旁观，让民意输不起；八是灯下之黑，让自身输不起；九是失之交臂，让机遇输不起。

防止这九大“输不起”，在于能否赢得时间。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为打胜这场反腐之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为了赢得时间，在最初的阶段，坚持以治标为主，谁问题严重查谁，谁腐败突出抓谁；保持强力反腐的高压态势，以上率下，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反腐压力层层传导，让“超调量”（控制系统动态性能指标中的一个指标值）保持在一个合理可控的范围内，从而收到校枉虽过正，最终能复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行动。但是，“输不起”不单要赢得时间，更要赢得空间。因为，赢得时间虽然是“输不起”的前提和条件，赢得空间才是“输不起”的关键和根本。

赢得空间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既是两军对垒的抢占滩头阵地，也是科学家必须有的试验之场；还是试错纠偏的试验田和发展巩固的落脚地；更是可供复制拷贝的样板间和升级换代的N.0版。

于是，“十八大”以来的两年，中央和中央纪委的战略部署、工作思路和逻辑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治标力度前所未有，是为形成反腐高压态势；已经形成的反腐高压态势，是为集中力量打击重点；通过对现有兵力“三转一聚”的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可以让相当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为让更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应该分而治之推行有条件赦免；为让有条件赦免问题官员不空谈误国，需要设立政改特区先行先试率先全面深化改革；通过设立政改特区率先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治本，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顶层设计。

高压态势两年后的下一步，中央的反腐会突出四个要点：一是时间上的聚焦，以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为查处重点。二是空间上的聚焦--现处在重要岗位，可能还会被提拔的。三是问题上的聚焦--线索集中的。四是影响上的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下一步反腐败斗争突出“四要点”，将为一些问题官员留下“金盆洗手”的时间和机会。

深刻的反思，使中央认识到，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重转换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由于实践中未能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由于30多年来，我们只在经济领域而未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因此不仅腐败的形势极为严峻，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明显不足。因此，总书记尖锐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而摈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既是当前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不走“老路”走出“新路”的成功之道。

30多年的权力反腐，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当前高压态势下的强力反腐，使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更大的政治勇气已经不是敢不敢反，更大的政治智慧已经是敢不敢改。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智慧。一部人类社会史，既是一部权力扩张与权力制约的冲突史，也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史，还是权力结构的发展史，更是权力与权利的搏弈史。其中，最大的公约数是权力，最好的形式是公开，最深厚的动力是群众，最能发现问题的机制是监督，最有效的控制力量是制衡，最终实现制衡的法宝是民主与法治。而制度反腐的过程，就是推动权力结构不断改革并“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过程。

综上所述，反腐败斗争的输与赢，既表现于能否赢得时间上，更体现在能否赢得空间上。其一，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社会治理的好坏，常常赢在权利的合理保障和伸张，输在权力的过度滥用和膨胀。其二，只有改革党的领导，才能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否则，适得其反。再不改革党的领导，则很可能输；只有坚决改革党的领导，我们则会赢。其三，不改革权力结构，权力反腐肯定输；通过设立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以在局部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制度反腐则肯定赢。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凤凰网独家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