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

第一篇：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失序呢？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秩序问题呢？有学者用“断裂”和“失衡”来描述它（孙立平，2003；2004）；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紧张”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消除（李强，2004）。“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61）。还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但是结构并不合理，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陆学艺，2002）。尽管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有不同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秩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共识，即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和谐问题，所以，这一思想一经提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共鸣，表明了社会对和谐有着强烈的需求。本文基于2001年我们课题组所做的全国性问卷抽样调查资料（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于2001年在全国作了6000多份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具体抽样办法见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以及作者本人在其它课题所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注：我本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普通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B 类重点课题，收集了一些个案访谈资料。）从阶层关系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社会秩序问题。这里集中关注当前中国在阶层关系变迁中发生的非均衡问题，以此说明中国社会面临的秩序问题。用非均衡问题来说明社会秩序问题，比之失衡、断裂、碎片化、社会紧张和社会危机等，具有更大的容纳性，它能更全面地透视社会秩序问题，尽管可能少了一些研究的犀利。

一、社会均衡（social equilibrium）的理论视角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尽管对社会秩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追求的就是一种社会均衡状态。用社会均衡视角来考察社会是否存在秩序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对社会阶层的研究来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与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的理论似乎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和视野，但是它们都致力于探求社会均衡秩序问题：社会均衡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或如何可能？等等。冲突论虽然谈的是社会冲突问题，实则是寻找如何避免冲突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之路；功能论更是从如何满足社会功能需求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均衡。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原本是有秩序的、均衡的，但是由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社会均衡秩序才遭受破坏。要重新获得社会均衡，那就需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在他看来，社会均衡就是指各个社会阶级之间不存在剥削、压迫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均衡，每个人都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他可以作出自主的选择，建立平等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只要存在阶级，社会就不可能达到均衡。

涂尔干在研究中发现，人类社会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联系纽带从过去的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中的不一致性乃至冲突，打破了社会的均衡状态，导致各种各样的越轨行为和问题的出现。在他看来，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完成一定的分工任务，也就意味着社会均衡，但是，这样的均衡往往是难以达到的。按后来的著名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话说，“通过竞争来分配地位必须井井有条，以便为分配秩序中的每一个职位提供信守地位义务的正面刺激。否则，很快就会出现越轨行为”（默顿，1957：134）。在涂尔干看来，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对社会均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封闭的社会比开放的社会更容易做到社会均衡，因为在开放的社会，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压抑和去人性化，注重功利主义，从而导致个体缺乏与社会融合的感觉，因此工业社会的自杀率大幅上升。

韦伯虽然看到了合理化和科层化对社会秩序的意义，但是他最后并没有对社会均衡给予乐观的期待。他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是由于阶级与地位的不一致带来的，有了经济条件和机会，有可能影响个人的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相应的地位，因此往往是新兴阶级的出现对获得一定地位提出要求，而已经获得很高地位的人会从制度上设置障碍，于是就会出现阶层之间的紧张。第二，科层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一方面给社会带来稳定的等级关系，促进社会均衡；另一方面它只重视科层制度本身的目的和功能，而忽视了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带来了欲望与科层制之间的紧张。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对社会未来的看法比马克思要悲观得多”（李普塞特，1995：70）。第三，在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一致也会带来社会的紧张。

帕森斯的理论似乎更具均衡色彩，它强调社会均衡运行，但其认识前提却是，人类社会原本就是“名副其实的各种冲突力量的炸药箱。……任何一种均衡的取得（正如大部分社会在大部分时间里取得的那样），既是奇迹，又是挑战”（李普塞特，1985：19）。所以，帕森斯最主要的研究目标就是寻找社会均衡机制。在他看来，社会分层体系是一个复杂社会用来鼓励人们去获取对社会运行和均衡所必需的不同职位的机制。在功能主义看来，社会分层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满足社会均衡运行的功能。比如让有能力的人担任重要的职位，并给予相应的高报酬，以体现其重要性，但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早已意识到社会分层本身并不自然地蕴含着社会的均衡，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感到满意。在托克维尔看来，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故功能主义还需解决社会分层与社会均衡问题，需要探讨什么样的社会分层是合理的和合法的。所以，功能主义分层理论提出了先赋性机制和获致性机制来解释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

由此可见，社会学一直没有停止对社会均衡问题的研究，不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均衡及其实现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迄今尚未达成一致，但是，他们的一些看法已经被人们认可，对我们从阶层关系角度探讨当前中国社会均衡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启发。

第一，社会均衡与社会不平等并不是一对必然相互排斥的概念，但也不是一对必然兼容的概念。换言之，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带来社会均衡，也有可能带来社会不均衡，其取决于其他许多社会条件和机制。社会阶层体现的就是社会不平等，有了社会阶层分化，那么社会均衡会如何呢？这显然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社会阶层关系的时候，有可能找到阶层之间的一些均衡状态，也有可能发现非均衡问题。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过程中尽可能少地产生非均衡问题，或者说尽可能避免产生非均衡问题。但是，我们却看到，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涌现出许多非均衡问题，已经或即将影响中国社会均衡发展进程。这就是本文的写作出发点。

第二，社会均衡有着多层的含义，既包括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又包括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合作，还包括目标与手段的一致、价值与行动的统一等内容。如果从阶层关系层面上理解，社会均衡主要应表现为这样几方面：一是结构性均衡，即有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最直接、最敏感的指标就是社会中产阶层占人口的绝大部分。二是地位的一致性，特别是经济条件与权力、声望之间需要一致性，或者相匹配，如果有经济条件的人没有声望；反之，有声望的人没有经济条件，都会带来社会紧张和不均衡。三是客观地位与主观意识的相符性，也就是从主观上对自己的客观地位的认可。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协调性。

第三，社会阶层之间要实现均衡关系，必须要有合理的、有效的与合法的机制作保证。这样的机制必须体现社会公正原则，主要包括：公开、公平的能力竞争机制；合理的、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平的、公正的、开放的矛盾化解机制；有效的、公开的社会制约和监督机制。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上三方面来透视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变迁以及带来的非均衡性问题。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之所以会伴随着大量的非均衡问题，是因为合法化增长滞后。这里所谓的合法化，不是指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一种社会认可和信任。李普塞特有关政治合法性的定义颇有借鉴意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之信仰的能力。当代民主政治系统的合法程度，主要取决于解决造成社会历史性分裂的关键问题的途径”（李普塞特，1997：55）。当然，利普塞特讨论的只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整个社会都有合法性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就是后一个问题，我们称之为合法化问题。显然，在利普塞特看来，合法性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有可能会带来使人们相信现存政治制度是最适宜的能力，但是也有法律并没有这样的效果。他认为，合法性是一个评价性概念。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合法，取决于人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做出判断的一种状态，这就是社会学有关合法性或合法化的基本含义。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合法化不是指是否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指人们依据其自己的标准和价值所作的一种判断，如果大家都给予肯定的判断，那么就使之具有了合法化，否则就缺乏合法化。因此，有了法律、政策和制度，并不等于合法化了，因为法律、政策和制度本身就有一个合法化问题，只有人们认为它们是“最适宜”的，它们才具备了合法化。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并不是所有方面都缺乏合法化，但值得关注的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合法化增长滞后，跟不上社会变迁。从社会阶层关系上看显得尤为明显，这也就是我国社会非均衡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说明这一假设：一是社会价值的迷失，它使人们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一致的认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只专注于追求目的合理性，只关注手段的有效性，不再注意价值合理性问题，这在各阶层处理彼此关系的运行规则上表现得很突出，这就导致了阶层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等非均衡问题。二是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由于缺乏广泛的吸纳性，或者带有明显的不公平性，因此难以获得所有阶层的认可，导致阶层之间的歧视和隔阂。最后，最大的合法化问题是各个阶层的客观地位与主观意识的不相符，表现为：或者不认可当前的阶层地位；或者是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帮助阶层去认可已经变化了的阶层地位，或者不能有效地诠释阶层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要获得均衡运行，必须要开展一场合法化运动。

二、新阶层问题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后的中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民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已经颇具规模，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融入进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有的阶层提出了公民权利诉求，有的阶层提出了对其阶层地位的合法化诉求，即要求其他阶层认可他们的阶层地位，并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

马歇尔在探讨18世纪欧洲社会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关系时指出，当时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作为新阶级，他们拥有独特的极端的阶级觉悟意识，其目的是为取得全面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权而斗争，即为公民资格而斗争。因为在前现代时期，只有少数精英才享有公民资格，新阶层或阶级没有这样的资格，他们得不到这样的资格，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赞同革命的意识形态，于是就有了欧洲各国的各种革命运动。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时，就发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阶级出现后，便展现出与其他阶级特别是小农阶级不同的特性，对自己的利益提出各种诉求，并开展“自在”的斗争，后来才慢慢发展为“自为”的斗争。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当前中国新阶层带来的新问题，但从马歇尔和马克思的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发：新阶层的出现，显然会影响原来的社会均衡格局，如果社会的融合不是很顺利，就会产生社会非均衡问题。这里就从新阶层与公民资格以及位置合法化的关系两个层面入手，来透视新阶层在中国出现所带来的社会非均衡问题。

虽然中国不像18世纪前的欧洲那样只有少数精英才享有公民资格，但是，公民资格问题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特别是在新阶层出现之后变得更为突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其从农民分化出来以前事实上也没有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公民资格，当他们向非农转移后，特别是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后，他们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直接影响到他们与城市社会的均衡关系。比如义务与权利不均衡（同工不同权）、劳动与报酬不均衡（同工不同利）、工作与生活不均衡（同工不同生）、身份与职业不均衡（同工不同名）等等，所有这些不均衡都体现在他们无法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上。在改革前中国城乡的关系也没有实现均衡，但是这种非均衡不是发生在各自内部，而是在城市与农村两个部分之间，而现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扩大，当然更大的不均衡在于农民工阶层的出现而进入了城市社会内部。

公民权的内涵很丰富，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测量公民权与阶层的关系：一是养老保险；二是医疗保险。在现代国家，这两方面是每个公民享受的基本权利，但是，在中国，这些权利一直没有得到普及，在阶层分化明显的当今，这些权利的缺位与阶层关系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阶层之间更加不均衡的关系。表1和表2显示，国家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等四个阶层比其他阶层享受更多的公民权利，或者说其他阶层明显缺少一些公民权利。在其他阶层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可以凭其经济实力弥补这些缺陷，而个体工商户阶层、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则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公民权利的多少、有无等问题使得中国社会阶层关系更加不均衡：强势阶层因为享受到公民权利而变得更加强势，而弱势阶层因为公民权利的缺失而显得更为弱势。

公民权利配置的不合理，强化了阶层关系的不均衡，而在阶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合法化问题则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阶层关系的非均衡性。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出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合法化问题。改革前私营企业主是不允许存在的，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个体工商户是严格限制的，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受到严厉限制的。当然，相比较而言，国家对待后者比对待前者更宽容些，这也体现在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区分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这两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舆论上经历了各种争论才逐步获得认可，随之在政策和制度上也是分阶段地实现的。在社会舆论上，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两个阶层，总觉得“无商不奸”，这也是过去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之结果。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全民皆商”，这两个阶层才得到社会认可；从政策和制度上看，私营企业从“试试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限制到鼓励，宪法曾为此作了多次修改。私营企业主阶层最后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乃至今日一些人成为劳动模范。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合法化比农民工的公民资格获得要实现得快。在政治上，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在各级政协、人大中都有他们的代表，他们还组建了各种行业、商业组织等；在经济上他们的所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社会生活上他们还享受到各地出台的不少优惠政策，比如一些大城市的移民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他们制定的。由此可见，同样是新的阶层，在与社会的融合上，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农民工阶层乃至个体工商户阶层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问题。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农民工阶层这两个新阶层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非均衡问题。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在权利与义务上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不对称问题：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为私营企业主打工的，他们虽然工作很艰苦，但是报酬却很低，并且随时都会有被解雇的可能，对此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权力。若从原因上看，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非均衡并不都是由私营企业主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策和制度上没有给予农民工相应的身份、权力，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与私营企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当然，很多私营企业主本身也缺乏这样的意识：即适当地保护农民工权益同时也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所以，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非均衡。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也改变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并在更广范围内带来了许多非均衡性问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对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国家社会管理者掌握相当大的权力，私营企业主在许多方面有求于国家社会管理者，所以就想尽办法去搞好与后者的关系；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国家社会管理者。在这种的关系中，一些国家社会管理者在心态上出现失衡，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与一些私营企业主进行违法的或灰色的交易，更严重的是两者结盟。他们的结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危胁，并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非均衡问题。比如，工人对私营企业主的投诉得不到解决；农民耕地以公共用地的名义被低价征用，用于商业和企业经营；某些地方领导采用行政手段限制其他企业的市场进入等。

私营企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与工人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因为所有企业的“老板”实际上都是政府或者是非个人所有的“集体”，工人对企业的不满，直接冲着政府或代表“集体”的基层管理者而来，因此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在私营企业主兴办的企业中，工人由私营企业主雇佣，按道理来看，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问题，这本来可以使国家社会管理者在调节企业老板与工人的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事实上，国家社会管理者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将更多的利益给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投资者，将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法宝之一，从而就不可能帮助工人去争取其正当利益，在这一点上，工人（特别是农民工）还不如在国有企业的地位高。当然由于引进市场机制，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结果则是将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分流下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分流原有企业职工的同时，却雇用了大量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关系也不再像原先的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农民工在国有企业工作，不能享受到原有职工的许多权益，更不能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这种关系与私营企业主跟农民工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

由此可见，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新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阶层关系，特别是各个阶层之间在权利与义务、相互之间的力量均衡方面与以前相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均势，需要新的力量均势，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力量均势。在这个过程中，新阶层渐渐地对他们的地位有了更多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显然不满足于他们在现行体制中的地位和权利，农民工显然比他们外出之前更清楚地意识到现行政策和制度对他们的不公；而私营企业主则不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政治参与。与此相应的是，其他阶层也改变了他们对现状的看法。比如国家社会管理者不再满足于对权力的拥有，他们希望在经济上有更大的改善，但是，现行的许多政策和制度却不能满足各个阶层的要求和意识，所以，各阶层对这些政策和制度的不认可（即政策和制度在合法化上出问题），为达到自己的要求，会不断地突破它们，从而带来许多社会非均衡问题。

三、阶层关系运行规则的变迁和重建问题

改革以来阶层关系的另一个变化是运行规则。改革前，中国的阶层关系基本上是在国家的强力规定和控制下运行的，所以，政策和制度性规则对阶层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李强的话说，改革前的社会分层是一种政治身份分层，也就是说，每个人的阶层身份是由国家根据意识形态需求或实际控制需求来规定的。“国家以一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从多个维度设定全部社会成员的身份”（陆学艺，2004：52）。这样的运行规则意味着每个阶层对与其他阶层的关系缺乏自主决定权、影响力，具体表现为：阶层之间的流动不是按照通常的先赋性或获致性机制进行的，而是按照政治诱致性机制进行的，这样的机制既混合了先赋性机制和获致性机制，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靠政治运动来确定阶层关系。所以，改革前的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是很独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社会运行轨迹，当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非均衡问题。首先它不利于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其次它并不遵从社会公正原则；最后，将家庭身份和思想标准作为阶层划分标准，忽视了能力和成就原则等。

从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来看，改革后的社会运行从过去的不均衡向均衡方向演变，变得相对有规律了些。社会各阶层在处理彼此关系上获得了相当强的自主性，更主要的是阶层之间的流动比以前频繁，流动的机制比以前合理，比如获致性机制的作用明显加强，阶层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渠道增加了，也有了更多的社会空间供阶层活动，于是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具体地说，在阶层关系运行规则上，过去那些以政治和制度性身份来处理关系的规则在趋向弱化，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越来越趋向于所谓“科学决策”，并具有将全民纳入考虑的意向。与此同时，像市场竞争机制、社会关系机制这样的规则在阶层关系中发挥着愈益明显的作用。阶层关系运行规则的多样化，使得阶层关系有了更大的伸缩性，有利于化解其中的矛盾和紧张。比如，农民工在制度性规则改善不了其工作条件的情况下，就用市场规则（或曰用脚谈判），给私营企业主甚至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民工荒”），以此来调节农民工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促进社会均衡。这在改革前是难以想象的。

阶层关系属于一种社会关系，凡社会关系运行规则都适用于阶层关系，但阶层关系却有着自身的一些运行规则。从这个角度看，阶层关系运行规则应该分这样几个层次：第一是普遍原则，即适合所有社会关系运行的原则；第二是特殊原则，即只适用于阶层关系的规则；第三是特定阶层规则，只适用于某个阶层的关系运行规则。只有具备此三个层次规则，阶层关系才会均衡。我们看到，当前中国阶层关系在运行规则上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是普遍规则的特殊化操作，即本应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的运行规则却被局限于某些阶层，而没有得到推广。比如国民待遇原则、公民原则等基本权利原则却没有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得到贯彻，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就是破坏这些基本的普遍原则的典型例子。其次，本应适用于阶层关系运行的原则却没有确立，或者说缺乏。比如，各地人大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的分配规则并没有及时根据已经分化了的阶层关系加以适当地调整，所以，往往不能充分地反映阶层之间的利益均势原则。目前中国出台的不少关系调节政策和规则都未充分地体现分化了的阶层关系格局。最后，有关特定阶层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称规则还不健全，不完善，表现为：强势阶层的权力过多过大，而义务过少过小；而对一些弱势阶层来说，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这种情况下，阶层之间形不成相互制约的格局。由于存在这样的规则不配套、不相适应以及相应机制的缺乏，社会运行也就在不少方面存在着非均衡的问题。比如弱势阶层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而强势阶层则过于强势，从而存在着强势阶层剥夺弱势阶层利益的一些的情况，而弱势阶层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从而带来许多社会紧张和矛盾，甚至危害到社会互信和公正等。

当然，阶层关系运行规则不仅仅表现为制度和政策层面，还表现为非制度层面。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着在制度层面没有构建起一个使阶层关系均衡运行的规则框架，正如上面所说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用非制度规则取代制度性规则，或者侵蚀制度性规则而导致的阶层之间的不协调、不均衡。比如用社会关系取代政策和制度，人治取代法治，强势阶层通过非制度性规则开始结盟等。在调节阶层关系上，既需要制度性规则，又需要非制度性规则，但是它们应在不同方面和范围内发挥作用，不应相互取代或渗透，否则会给阶层关系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从而破坏了社会均衡运行。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只是在调节阶层关系上缺少制度性规则，而是各个阶层对已有的制度性规则的不信任。因此，他们或者不得不寻找其他非制度性规则，或者无规则可循，从而带来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损害。

四、阶层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张力问题

在一个均衡的社会中，目标与手段是相匹配的、相一致的。人们在获取目标的时候不会不择手段，而会选择被人们普遍认可的相应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合法性，社会才会均衡。如果我们把阶层作为社会行动者，那么，每个阶层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只有在目标与手段相一致、相协调的情况下，阶层之间才会达到均衡，否则，如果有目标而缺乏被普遍认可的手段，或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那么就会导致阶层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会危及社会均衡运行。“杜尔克姆认为，缺乏手段与目的的一致不仅不会产生自由，反而会导致怨恨和冷漠——一场全体反对全体的战争”（李普塞特，1995：79）。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致富欲望被极大地激发，但是，致富的手段和机会并不是均等分配的，尤其对这样几个阶层的冲击很大：一个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收入增长缓慢，创收渠道和手段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农业，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在非农领域和城镇努力获得自己预期的收入，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赚了一些钱，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也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而赚钱不多，于是其中一些人选择了某些非法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创收目标，从而带来了诸多社会治安问题。另一个阶层是工人，他们也是一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增长缓慢的阶层，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收入上不但没增长，反而下降，甚至失去了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他们创收致富的手段也不多，他们对社会地位的改善失去了希望。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满意度甚至还不如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还有一个阶层是国家社会管理者，他们虽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心理上却有不少失衡感。他们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掌握很多的资源，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比私营企业主、甚至经理人员都低，而在合法的范围内，他们是不可能达到其致富的目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牟利，从而走上了贪污、腐败等犯罪之路。最近几年，官员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就是目标和手段不一致带来的非均衡造成的。

当然，其他阶层中也不是不存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张力问题，也不是不存在由此而来的非均衡问题。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不择手段，如不惜成本拉拢、腐蚀官员；他们千方百计地榨取工人的利益，比如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比如偷漏税等。笔者曾与一位私营企业家私下聊天，问道：“是不是合法赚钱做不到？”他说：“不是做不到，而是太慢了，当然结果是赚不到钱”。

当然，从更深的层面看，目标与手段的张力背后则是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紧张。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价值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日趋衰落，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坚守价值合理性，往往会失去很多好处，结果迫使人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放弃了对价值合理性的要求，或者不重视价值合理性，只追求工具理性，追求手段的有效性。若当手段并不合乎价值要求的时候，就不会坚守价值原则和法律，从而带来社会紧张。按李普塞特（1995：31）的话说：“价值合理性在经济与政治中的衰退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紧张与不稳定的根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人们对价值合理性缺乏认识，而只是由于它缺乏效用，因此不被人们所坚持而已，结果导致功利性思想盛行。为此，我们向调查对象询问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另一个问题是“应该是哪三种人获得高收入”。这两个问题旨在测量手段与目标、价值与工具的关系。从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人还是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的，那就是普遍认为应该是有文化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和脑子聪明的人获得高收入。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能力主义。但是从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却发现，能力主义在现实中却遭遇着权力的阻挠。在我们的现实中不是你聪明、有技术专长，就能赚钱，相反，而是权力的大小及其有无决定了一个人赚钱的多少。在现代社会中，本不应该是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但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大多数却认为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另一些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像“吃苦耐劳”这样的价值观在当代并不再受到重视，在现实中也确实不能为人们带来致富，说明人们更多地注重功利性，而不再为某种道德美德而牺牲利益。当然，令人还有点安慰的是还有一些人认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与能力主义价值观还是相吻合的。

五、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地位的张力问题

最明显的合法性问题就体现在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之间的关系上。当各阶层不认可他们的阶层地位时，或者他们在主观认识上与他们的阶层地位不一致时，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缺少合法性。这意味着社会的分层并没有让社会成员信服、认可，就会使现存的社会秩序不稳定。故在功能主义阶层理论看来，仅有社会分层还不够，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套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来解释其分层中不平等现象的理由，以便让人们接受自己所处的不平等状态这一事实的合法性。如果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形成了一个分层系统，但缺乏一套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来解释，或者社会成员对这样的分层不认可，那么这样的社会分层体系、这样的社会分化也会导致社会紧张和非均衡问题。

当前中国阶层关系中至少存在这样几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地位之间的张力：第一，意识形态的解释不被认可。比如工人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被认为是领导阶级，但是在客观地位上却没有体现这一点，因此，工人对这样的意识形态解释不是很认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阶层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不一致的表现：即意识形态的解释与阶层地位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后果是什么呢？显然是阶层的不满以及随之而来的抗争，他们会以意识形态的解释为根据，来对他们的阶层地位的低下表达不满。国有企业的工人对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下降越来越不满，各种静坐、请愿、上访等活动不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第二，意识形态对已经分化的阶层体系缺乏全面的解释，特别是对新阶层地位的合法性缺少意识形态的解释，或者是社会舆论没有给予新阶层以合法性的认可。改革前是知识分子的阶层地位得不到合法性的认可，改革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另外一些新阶层的地位合法性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最近，意识形态才认可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但问题是他们在阶层体系中的地位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工阶层的地位合法性问题也没有解决。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分化在社会上已经得到了认可，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已经分成各种各样的阶层，但是意识形态上仍然没有对此作出全面的解释，更没有对这样的分层给予肯定的回答。所以，国家在政策上也就缺乏阶层分析的依据，因此，就难以有效地调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

第三，一些阶层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有所增强，这在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其他阶层地位大幅改善的同时，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地位改善缓慢，他们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地位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相对地位下降，而且绝对地位下降，成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贫困群体，流入到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中去。他们的被剥夺感尤为强烈。在最近几年的上访、罢工、静坐示威等的人口中，工人与农民的比例占绝大部分。2001年的全国问卷抽样调查表明，与1995年相比，地位越高的阶层，有越高比例的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好了许多”；而地位越低的阶层，有相似看法的人所占比例越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分别有48.39％、47.55％、53.97％和43.51％持有这样的看法，接近一半或超过了一半；而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中有此看法的分别只占37.47％、28.91％、24.08％、26.14％、7.84％和15.19％，其中大部分不超过三成。与此相对应的是，地位越高的阶层中认为现在生活变坏的比例则越低，而地位越低的阶层中承认生活变坏的比例要高出许多。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中，持有此看法的比例分别是4.3％、8.33％、9.52％和4.13％；而在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中，持此看法的比例则分别是12.15％、16.94％、17.12％、16.78％、12.89％和36.76％。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发展中，底层阶层的人在生活上的改善显然跟不上其他阶层，尤其是大量失业人员在生活上的困难比以前加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阶层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化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在他们对当前中国收入差别的看法上有着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中，在面对“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这样的认知问题时，该群体比其他阶层表现出更肯定的倾向，他们中分别只有13.98％、10.78％、11.11％、12.57％的人认为一个社会“不太应该”和“完全不应该”存在收入差别；而在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这样的群体中，对社会收入差别持更多的否定看法。分别有19.5％、19.88％、24.05％、25.95％、20.74％和6.08％的人认为一个社会“不太应该”和“完全不应该”存在收入差距。显然，底层的人们在主观认识上更多地不愿接受社会的分化，不认可社会不平等。

第四，不少人的阶层认同还没有真正形成，“高达45.2％的被调查者没有肯定地认为自己属于某个阶层”（王春光、李炜，2002：90）。这里涉及到主观分层和客观分层的关系问题。没有阶层认同，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是社会分化不大，社会不平等不明显，人们没有这样的阶层意识；另一种可能是，社会正处在不断分化之中，社会阶层还没有定型，或者社会没有形成一些确定的阶层。笔者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就是后一种情况。虽然我们曾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但是这十大阶层并没有固定化，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也没有其他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阶层框架话语。因此，我们在调查中碰到各种各样的对阶层的说法。虽然不能由此认为，没有阶层认同，就不利于社会均衡运行，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阶层认同缺失，是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转型中产生的。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对未来还有不少期许；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在秩序意识上混乱的体现，在处理社会关系上缺乏可依循的规则。

六、结论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在社会阶层关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非均衡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正如上文指出的，社会学追求的是社会均衡，但是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如社会学追求的那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均衡状态。在社会学视野里，非均衡问题当然被视为是社会运行秩序出了问题，而当前中国社会在阶层关系变迁中出现的非均衡问题又有着许多特性。

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或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来的社会秩序都会遭到巨大的破坏。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02：8）所说的：“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过程。”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大转变，在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同时，正在伴随着信息化进程；当工业化时代的阶层结构尚在形成之中，又碰上因信息化而生的另一些新阶层的出现。在这个复杂转变过程中，工业社会时代的阶层认同尚未确立，却被后现代的许多价值观念（如新环保运动理念、消费理念）所侵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合法性的增长，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倘若这一转化（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化——引者注）也和以前的转化（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引者注）那样重大的话，那么，它对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应该同样大，这一点也不应该是我们感到吃惊。”“现代信息时代的民主国家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一种挑战是，面对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变革，它们能否维持住社会秩序”（同上：10-11）。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更是针对我们中国提出来的。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大转变过程中，生产技术、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为阶层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迁。阶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利益关系。比如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原有的阶层分化了，一些新的阶层诞生，一些旧的阶层消失了；一些阶层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下降了。这都可以从他们的利益关系上得到解释。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更深层的影响，即在过去盛行的社会合法性触礁，产生合法性危机，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形成了“大分裂”——人们不再坚守着价值合理性，而更多地将目的合理性作为行为准则，因此，就有各种“不择手段”的非均衡问题产生。但是，当社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合法性资源的时候，人们会将更多的问题归咎于社会，不认可当前的社会利益格局。更危险的是，高地位阶层不坚守价值合理性，带来的是社会运行机制缺少合理的、公正的、普适的机制，从而损害了社会最基本的公民权益。当前我们国家碰到的诸如收入差距的扩大、失地拆迁、税费负担加大、失业下岗、工资拖欠、贪污腐败等等非均衡问题，都是跟合法性危机、或者合法性增长滞缓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2002年，《大分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利普塞特，1995，《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3]——，1997，《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4]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主编，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中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收录在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的《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王春光、李炜，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建构和客观实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8]Merton，Robert K.1957.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are.Revised edn，FreePr

第二篇：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中国自古便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但在更久远的奴隶社会、氏族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社会阶层是极其简单的，同时社会流动因为内部人员联系紧密及外部环境恶劣等原因也极少。可以说，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因为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即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如果社会阶层是“——”的话，社会流动是“|”。我们可以将几个社会具象化。

在第一个十字结构图中，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极其简单的，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交点，因此这个社会是十分不稳定的，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增多，社会的交往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也不断增多，即由十字结构发展为井字结构，乃至网状结构，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也愈加稳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且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继续成长。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认为：

一、中国阶层存在隐蔽性；

二、社会分层有人为决定，且角色转化太快；

三、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及在此博弈下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首先，国际上一些现代化国家阶级阶层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企业主阶层，我们国家都有了，都已经具备了。这些阶层以前我们很少或者没有，现在都有了。与国外现代化国家的阶层结构相比，差别在于我们的结构比例还不合理。其次，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这个排序不是随意搞的，而是按照他们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多少来排列的，而且基本上一个阶层是一个台阶。因为我国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使我国存在较多的社会矛盾。同一阶级内矛盾激化，不同阶级关系紧张。改革开放后，使中国的阶级组成更复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后带动其他人后富”。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向上流人群聚集，改革措施的不合理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房价虚高使人们成为房奴等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分层存在资源预设来决定分层问题，且角色转化太快。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分层是根据社会分工来决定的，在社会流动当中应该依靠的是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去完成的。而以中国为例，五十年代社会流动向工人阶级流动，八十年代向商业阶层流动，现在又极具向公务员阶级流动，这些流动都存在这认为的资源预设才来完成这种流动。再者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就只能从事农业，身份只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非常难，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性，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种流动机制使国家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是现在的户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到位，还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流动的机制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包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

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但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平行向的社会流动多，垂直向的社会流动少。社会底层人员难以进入上层社会，中国梦难以得到实现，社会阶级不断固化。中产阶级存在困境。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获得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生活艰辛而幸福，同时他们也是贫穷的。阶级内部因素，自我意识的偏差和内部关系固化；社会外部因素,体制的排斥和资源的配置过低和信息的获取差。

要想解决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首先通过改革和调整，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解决城乡两极分化，改变现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态。其次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将社会财富做大，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1级社会工作

组员：吴子民 李增海 何鑫

武玉欣 于静 李婷婷 张野

第三篇：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就在不断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是突飞猛进，但是伴随这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认为在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主要为四个方面：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虽然它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各异，但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调，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而出现人口过剩。以中国为例,当前社会生活和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巨大的人口压力相联系。首先，人口压力使社会在提供现有人口生活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突出表现为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压力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的56年间，中国人口从54167万人，增加到130756万人，净增加76589万人，增长1.41倍。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来看，中国人口总数已达到13.41亿。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量。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调，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看似不大的差距，但是以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计算的话，中国是存在几千万的光棍的，这也可能会引发许多犯罪事件。还有一个人口素质的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有赖于人口素质提高。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还是超过半数的，许多农村地区教育条件很差，也导致了人口素质难以提升。

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大障碍。预测未来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将集中到生态环境上。如不及早解决，它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破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过多的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表现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

1、水资源短缺并且污染严重。期中包括农业和工业两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水，并且都造成了大量的污染。

2、大气环境污染也不容乐观。我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未达到标准的。主要是一些重工业的污染造成的。

3、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日益突出。目前中国的垃圾堆放量已经超过60亿吨，期中1.5亿吨是露天堆放的，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这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4、土地荒漠化严重。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已经达到了236.62万平方公里。

5、国内资源供需矛盾加剧。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在13亿人口面前还是显得挺无力的，这又从侧面反应了人口问题的严重。

劳动就业问题

劳动就业问题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关系失调。这种失调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作为社会问题主要指人口过剩及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造成劳动人口失业或待业现象。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首先表现为就业不充分；还存在现有从业人员冗员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就业及待业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就业问题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诱发社会动荡及社会犯罪；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当然我们大学生比较关注的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了。

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简单来说问题就是供过于求。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那么另一个出路就是自主创业了，但是自主创业难度很大，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貌似我这个专业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吧。）

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般指人口中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目前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不发达国家则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轻化掩盖了这一现象。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由于人口基数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老年人口总数都将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和问题，它要求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乡规划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综观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点主要结论：第一，人口老龄

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第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第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就我看到的老龄化问题也是有不少表现的。像我们村子，这么多年以来，新生的小孩很少（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良好的执行），当然自然死亡的人口数就更少了，就导致了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在家务农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老人。而且对我们农村来说，那些城市里面才有的养老政策是不存在的（或许有，但是我没看到），老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务农和后辈的赡养。许多老人的生活是缺乏保障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昆明坐公交车，影响中，大概会有三分之一是老人做公交车吧，虽然和老人比较有时间有点关系，但是还是可以看出老龄化的存在。

我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上面的几个了。我认为，我国社会要健康发展下去的话，必需解决好这些问题，可能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快就解决好，但是只要向着这方面发展，制定好相关的发展策略，就一定能使中国社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发展道路。

第四篇：浅谈当前中国农民工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弱势群体、社会和谐

内容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发展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农民工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农民工”简称“民工”，是我国当前社会一个特殊的、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的根在农村，农村是他们生命的“起点”和“归宿”，农村才是他们的“家”；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城市，城里处处留有他们的足迹和背影，他们与城里人、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素质得到了提升，其思想和行为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其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流动广度和跨度日益扩大，组织形式和流动方式也日趋复杂，农民工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具有强大挑战性的课题。随着社会各界广泛地参与到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来，农民工问题正得到重视和逐步解决；然而，农民工的问题依然很多。我们深切地感到，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人的生活福祉，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只有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一、农民工简述

所谓“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仍是农民、享有一定的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员。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三类群体：

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除了收入需求以外，他们更多的要求获得尊重、平等权益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这一群体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少，而对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有较高要求。

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并构成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获得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公共医疗服务、就业服务尤其是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这一类农民工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

第三类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对他们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他们的素质普遍偏低，外出具有一定

①的盲目性，所以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具有较强的需求。

二、农民工进城原因探析

虽然农民工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却遭受到了这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待遇。农民进城，过去门槛很高，后来障碍不少，至今鸿沟尚在。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农民工的付出与回报却极不相称，他们未能享受到国民待遇，未能分享和共享改革成果。甚至有人指出，在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外，还有“农民工”，形成“四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出现不满情绪，由农民工引发的社会矛盾及社会治安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么农民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农民工首先是姓农，生在农村，职在务农，本名农民。中国之所以存在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归根结底是由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众所周知，我国的陆地面积世界第三，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可用耕地很少，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这几年来，为了适应城镇化的发展（例如修建公路，开辟工业园区，房地产投资），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10年累计达1亿亩），造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每年约有300万~500万人）。此外，有的地方土地退化，或者缺水，或者退耕还林，都使人地矛盾愈加尖锐化。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以0.8亩/人为

②警戒线，我国有663个县低于此线，其中463个县不到0.5亩/人。我们知道，农村每年新增人口和劳动力大约在1000万人左右，然而我们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却进一步减少，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劳动力过剩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持生计，这一大批少地或失地的农民不得不走上进城务工的道路。

2、农业产值较低，农民收入不高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这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新中国得到了延续并加强。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也成功地创造性了用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然而，很多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以占世界70%的农民，仅养活了占世界7%的左右非农民。21世纪的今天，农业已进入机械化大规模农场的生产阶段，而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我们看到的农民依然是精耕细作、手提肩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这不能不让人心寒、忧愤。

近年来国内经济“高烧”不退，物价持续上涨，农民种田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价格也长期居高不下。同时，由于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我们的恶劣天气状况也更加频繁。毫无疑问，这严重威胁到了农作物的生长，我想我们媒体有关的农业丰收、产量提高的报道值得商榷，更值得怀疑。换言之，我们农民种田的成本与风险也极大地提高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却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地掌握着粮价的决定权。虽然这几年来，粮价有小幅增长，但它远远低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一言以蔽之，国家在保障所谓多数人的利益的同时，却忽略了我们的农民朋友。中国所谓的“公平”、“和谐”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基础上的。据笔者了解，农民种田收入极少。农民种田纯收入不多，有的年份还会亏损。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每亩田也顶多赚个二三百元。照这样计算，农民靠种田的收入每年也顶多2000多块钱。而进城务工，就算工资再低，每个月也会有800块钱左右的收入，这明显比种田合算。自然地，很多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到“农民工”这一群体中来。

3、城镇的吸引

农民务工，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落后国家的发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首先要走工业化道路。而工业的发展壮大，必然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这部分产业工人从哪儿来？除了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外，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这就增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市民则便拥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些苦、脏、累、险的工作逐渐被市民所淘汰，只能由出身贫困的农民工来接管。同时，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劳动报酬对收入较低、迫切下改善生活的农民就有着别样的吸引力。这样，城市不仅仅对农民有吸引力，并且也具有吸纳力。这就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了可能。

4、家人看病、子女上学所迫

就笔者个人观点来看，农民一年2000多块钱的收入足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然而，为什么中国存有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及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看病难，上学难”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农村显得更为严峻。在农村，农民是生不起病的。因为，往往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人就会使还算“小康”的家庭变得入不敷出，外债累累。原因何在？还是一个根本原因，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可以发现，入院治疗的农民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都存有很多问题，这是长期以来他们忙于劳作忽略饮食健康卫生所致。农民看病基本可以用“小病不医医大病”来形容。理所当然地，农民真正进入医院治疗时，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国家在农村竭力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地区政府更是勉为其难，只能用集体收入帮农民缴纳。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吗？当然不是。因为农民没这个钱来缴纳，亦或是他们认为没必要。因为，长年累月的，他们不敢往医院跑，缴了保险，等于是扔在水里“打水漂”，这种投入是极不划算的。

撇开医疗问题，困扰农民最大的问题便是子女上学问题。中国很早就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什么农村仍有大量失学儿童？因为义务教育免去的只是学生的学费，上学需要缴纳一笔可观的学杂费、书本费。2005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免收学杂费书本费的政策，我们的农村学生开始缴纳所谓的保险费、课本2，因为这些费用是不包括在学杂费里面的，学校乱收费的现象仍然没有根本解决。笔者认为，一个家庭供养孩子上小学初中的能力还是有的。关键是农民培养大学生不容易。近年来，社会一直在呼唤教育公平，而农村学生却是最不公平的教育对象。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本来教学设备、师资方面就存有劣势，但他们克服了，凭着勤奋和努力，他们战胜了对手，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然而，昂贵的学费又让他们潸然泪下。可是，没有哪一个农民会浅薄到不让孩子读书（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深深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只希望通过自己能为孩子搭建一个进城的平台。所以，为了孩子的学费，进城务工，即使再苦再累，他们也义无反顾。

三、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存在的问题

1、求职不易、就业艰难

根据计划生育部门的预测，现阶段中国已进入为期十年的劳动力高峰期，约在2015年前后，劳动力人口将达到约9.3亿人的峰值，而后才逐渐减少。农民工的出现，短短几年，③就达到了1.2亿人~1.4亿人，这不能不对城市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农民进城务工，国家和城市却没有也不可能专门为农民设置或腾出足够的就业岗位，他们只能自己去寻觅、去竞争。农民闯入城市，不能不说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很多地方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于是，一般农民工就业都必须要过三道坎：一是各种证明；二是一定学历；三是适当经验，这就增加了农民在城市求职的难度。

2、社会保障缺乏，维权意识淡薄

农民工求职固然不易，就业后仍很艰难。就业对农民工来说，不是困难的终结，而是困难的继续。据有关学者研究，农民工一般都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的就业，即所谓的“临时工”。由于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就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他们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保障；他们也意识不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因此，常常发生雇佣纠纷，雇主拒付工资的现象频繁发生。

农民在没有自主就业权的情况下，还在承受着较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干的都是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他们的工作除了需要较大的劳动强度，还存有较大的安全隐患。而农民工却缺乏工伤和意外伤害风险等社会保障，这种严峻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形

④势不得不让人担忧。

3、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凸显

农民工进城，在增加城市的朝气的同时，却导致了农村的老龄化。众所周知，青壮年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在全部外出从业农民工中，20岁以下的占52.6%，30~40岁的占29.5%，40岁以上的占17.9%，有近8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经过近30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⑤正在被吸纳殆尽。儿女进了城，老人就要重新拿起农具，下地干活。他们普遍年龄较大，有的已经超过60岁甚至70岁。他们承担田间主要劳动，有一定的艰辛。留守老人问题，除了艰辛的劳动，主要是心理问题严重。离开儿女，他们普遍感到孤独、寂寞，缺乏应有的天伦之乐；同时他们难了牵挂，时刻在为外出的子女担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那些有宿疾或生了病的老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及时的治疗。谁来关注留守老人成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难题。

除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又是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不幸的是，他们出生在了农民工的家庭，往往从小就尝尽各种苦难。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只能由爷爷奶奶照看。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的离婚率也急剧上升，很多家庭不幸沦落为单亲家庭，这样的灰色童年会扭曲人的心灵，对未成年人成长极为不利。据从事农村教育的教师反映，留守小孩很难教育，他们普遍缺乏家庭关爱，父母呵护，往往有很多心理困扰。有的任性、自私、性格孤僻；有的经常逃学，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打架、抽烟、喝酒、甚至小偷小摸。留守孩子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等方面，令人堪忧。

四、解决农民工问题措施探析

农民工，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普遍缺乏自我救助的能力。救助农民工，政府责无旁贷，社会义不容辞。为了帮助农民工克服困难，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我们应该在经济、法律、政策等领域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治的局面

由于国家对城市发展的政策性倾斜，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便源于此。劳动力被人为地固定在户籍所在地，以致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非正常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也极大地阻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国家已适时放宽了农民进城的条件。然而，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仍然很高。尤其是受日益上涨的房价和子女入学难等问题的冲击，农民更是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这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仇富心理，造成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激化社会的矛盾。因此，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国家理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治格局，切实有效地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构建和谐稳定的城乡关系，从而为社会和谐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氛围。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

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只能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为生，他们大多从事工业、建筑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简单的体力劳动，很多用人单位不按《劳动法》为他们交纳各种社会保障。因此，国家必须加快建立并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的步伐。要完善与《劳动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同时，国家在制定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时要尽可能考虑农民工就业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一些政策法规面给予优惠或让步。如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的义务，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等。当然我们在全面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需要向农民工朋友推广普及法律知识以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在遭遇不法侵害时，不是以为的盲从或屈服，而是懂得积极寻找法律途径，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

3、积极发挥工会组织的维权作用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农思想局限性所致。一般而言，农民工普遍缺乏文化，劳动技能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且他们往往是以独立的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城市。换言之，他们不懂得与他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或协会来活动，从而维护或实现自身利益。因此有必要搭建一个平台，沟通雇主、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了工会组织。我们应积极支持农民工加入工会，将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通过工会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4、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市场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正经历着一场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和智力型转换的变革。然而，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却不容乐观。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当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极少，多数为初中以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因此，提高农民工素质，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所在。而要想提高劳动力素质，关键在教育。因此，国家应加强对农民的再就业培训力度，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特别是劳动技能的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总之，我们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扶持力度，创造让农民工摆脱困境的各种条件。从当前实际出发，通过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确保农民工同工同酬，免去后顾之忧。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然而，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远离公平正义而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忽略、小看这一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问题并积极寻找合理有效的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①罗剑朝、李赟毅等：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指导，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8、9页 ②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27页 ③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21页 ④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⑤罗剑朝 李赟毅等：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指导，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6页

第五篇：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韩伟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号12212078 摘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日益显著。本文主要阐述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并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贫富差距 成因 对策

一、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

（一）贫富差距概念的界定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是狭义的概念；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是广义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主要涉及狭义的概念，贫富差距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状况。

（二）贫富差距的表现

现在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在当时我国还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早在199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上升到0.47，2008年就已经达到0.53，到2012年，当我国的GDP位于世界第二位时，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1，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贫富差距问题还表现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状态，即分配收入的“马太效应”。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现象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再不对这种现象加以遏制和改善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也即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发展到了最为严重的地步。这一现象因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城乡间差距、地区间差距、行业间差距三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农民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62%左右，所以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看，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86元，前者为后者的2.2倍，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7倍。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 元，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高达15倍。因此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非常明显。

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提高幅度的差异却很大，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低收入增长地区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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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中西部。据学者研究，2008年，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已达到26%，而如果从城乡收入差距中各地区对全国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已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这表明，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加明显。据统计，2007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 23622.73 元，最低的是甘肃省，为 10012.34 元，两者相差近2.36 倍;而农村的差距则更大，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10144.6 元，最低的是贵州省为 2373.99 元，两者相差近4.27 倍。

2、不同行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悬殊

20世纪 80 年代，中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 1.6～1.8 倍之间。90 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行业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2005 年，石油、烟草、电信、水电气供应、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总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其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且收入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垄断。至 2010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和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 5～10 倍之间。垄断行业凭借其在市场中占有的垄断地位而获取了大量垄断利润，其垄断行业的职工也相应获得了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以及行业间工资差异呈持续扩大的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二、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成因

（一）自然历史原因

1、自然地理差异

一个地区的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都是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东部地区背负大陆，面临海洋，地势平缓，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开发时间长，人们的文化素质较高，人口密集度高，需求量大，所以，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好，各方面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可以吸引大量投资，使得资本充足，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使得人均收入高。而中西部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讯落后，自然资源缺乏，人口相对稀少，开发难度大，缺乏投资资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均收入偏低，从而形成贫富差距。

2、历史积淀的因素

（1）我国文化传统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大同的平均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这是属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不正常”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整个社会获得了一种正常的发展，并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这样就激发了民众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受到强烈冲击。

（2）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逐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动力，它使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益。这种依照优胜劣汰规则展开的竞争，必然形成各企业及劳动者之间在收益上的差距和在富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别。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的提议，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带后富，再拉动他人共同致富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时，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发区等地区，在税收、信贷、投资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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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优惠政策。这样促使这些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必然使得地区间国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异性明显。

（3）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从政策和体制上将城乡分割为完全不平等的两部分，不论在社会地位上、经济地位上还是政治地位上，城市居民都高于农村居民。为了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国家通过农业“剪刀差”的形式来为城市的工业化聚集资金，其主要方式是国家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人为提高其工业产品销售价格的方式来获得“剪刀差”，从而把农业产品的利润转化为了工业产品的利润，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工业化聚集原始资金，使得城市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这种方式扭曲了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值，使得农业产品的价值被人为低估，造成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并且长期得不到提高。并且我国农业主要集中在种植业，而畜牧业和农村加工业都不发达，这都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战略，对城市建设投入过多，而对农村发展投入过少造成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一样的福利待遇，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另外，教育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从隐性转变为显性，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教育设施、科技设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内部教育氛围良好、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而乡村教育设施不齐全，农民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乡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市，从而产生区域的文化思想差异，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率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的壁垒不仅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增收难，同时逐渐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弊端

1、国有垄断行业不规范

我国在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国有垄断经营，这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这些行业包括供电、供水、电信、邮政、铁路运输和金融保险等部门。这些国有垄断行都受国家的高度保护和控制，甚至还被国家赋予一定的行政权力，国家对于这些行业也有着很高的进入标准。因此，这些垄断行业凭借着这种垄断优势而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而且在行业由于政府实行行政性价格管制而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而这些高额垄断利润和财政补贴中的一部分就转化为了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这使得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与一般行业相比明显拉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公开资料称，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从业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

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各种素质和能力的差异，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收入水平上即使按劳分配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由于对资本等生产要素占有量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等非生产要素所带来的非劳动收入自然也存在差异。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性的道路，制度的不完善为各种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提供了体制性空间。政府配置资源的紊乱和监管的不到位是权力寻租产生的根源，权力寻租会产生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通过“设租”“寻租”交互运动的方式用资本换取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所掌控的经济优势获准权，这样一方面加剧了企业之间因不公平竞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使一些官员在行贿过程中获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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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的灰色收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3、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税制不完善，税收征管上的漏洞较多，税收不但没有达到有效控制贫富差距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首先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且调节不到位。目前我国对个人收入调节的税制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相关税种要么没有建立，要么功能不够，如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等。其次对偷逃税行为打击不力。由于全社会缺乏依法纳税的氛围，加之执法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税收过程中，对各种偷税、漏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致使一些人通过偷税、漏税等手段非法致富。这种不健全的税收制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进行必要再分配的资金和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人们贫富之间的差距。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它本身不会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无限拉大，真正导致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悬殊的是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和市场经济配套的相关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对市场竞争中的弱者进行及时的保护，就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社会现象。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包揽为特征的单一型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保障制度覆盖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兼顾社会公平，无法适应新体制的需要，致使我国社会保障供需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主要靠工作单位来解决，而一旦面临失业，他们的生活马上就没有了保障;而农民家庭主要靠自己解决，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再加上乡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还没有制度化，致使部分地区贫困者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8006的劳动者与老年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90%的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大多数产业工人缺乏工伤保险，绝大多数女职工没有生育保险，而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的社会福利则更加显得比较欠缺等等。虽然各地均出台种种社会保障政策，但往往是因为投入不足、管理不严、落实不到位，只能是形同虚设。由于这些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又不能够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救济和保护，就必然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基本对策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间、区域间的和谐发展

1、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实行“三农”政策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关键是要贯彻执行“三农”政策，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更快地推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城市工业已经初步建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已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首先应深化农村的各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壁垒。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其次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生产技术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最后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的战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城市化率，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区域间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打破空间阻隔、地方壁垒，第 4 页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012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首先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科技教育发展，发展重点工程和开发优秀特色资源，加强西部人才开发，加大东中西协调互动力度。其次要积极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支持企业联合重组和装备研发制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发挥地区优势。再次要落实中部崛起，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交通运输业，承接东部地区和国外产业转移。最后鼓励东部地区不断推动体制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要求我们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因此，首先，要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大薪酬调整的初次分配薪酬调整的力度，我国对于传统农业以及一些依靠人工劳动力的工作的薪酬分配相对较低，应该适当的修改相关制度，对农业以及以人工劳动力为主的工作进行薪酬的上调。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得偷税漏税的行为大大减少，适当修改个税在各薪酬的纳税比值，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从而对穷人进行有效合理的保护，对富人进行更为合理的税的征收。再次，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加注重公平。

1、加大政策扶贫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国家要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帮助地方重建公共财政。各级财政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用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特别是要将农村人口纳入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范围内。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

首先，要加快制定行业规范和市场准入法律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对政府垄断的行为和价格加以限制。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差距。其次，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增强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对公务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严惩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不正之风。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玩还是那各种社会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从根本上防止腐败蔓延和非法非正常收入的产生。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法治，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以法律的威慑力遏制不法行为，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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