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周边形势与台海关系

第一篇：当前中国周边形势与台海关系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各方向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 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 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 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臵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臵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朝鲜宣布将于2010年9月份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党代会则是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举行的，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银即将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并于8月底完成，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 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复杂根源 “内因”：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 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外因”：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 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 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 “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三、中国政府的从容应对

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

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以“四片经营”为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 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臵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臵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 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第二篇：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

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2级2班

201203140240 杨皎

摘要：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冷战后，世纪之交的世界处于“一超多强”格局。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暂居主导地位，中美关系既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大变数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虽然比较稳定 ,但仍然存在一系列的潜在危险。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对的最大挑战有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日钓鱼岛主权问题等。

关键词：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战略互惠，朝核试验，六方会谈 中美关系发展现状及特点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中美关系的现状似乎还跟一件事有关系——“911事件”。在911事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敛，因为他推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甚至是盟国的不满。美国人也意识到：脱离整个世界，美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好转，以利用中国加强他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并帮助他进行反恐斗争。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是从地缘文化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影响并制约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全面发展，还影响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关系现存在的主要特点有四：一是经济合作日趋密切，政治摩擦接连不断；二是重要性上升，信任感却下降；三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双方都努力防止关系的破裂；四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受制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由于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难以解扣的“历史情结”，中日之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较诸中美关系更形明显。同时，两国又都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正常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使两国在政治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短时间内尚难建立。

在国家层面，中日关系中的“认同危机”反映在两国国民心理上，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加大了两国民众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落差，应有的友好求同气氛渐渐为国家利益碰撞的现实所替代。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及今后各自战略动向等问题相互交错，使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几乎超越了中美关系。

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日两国关系正从“特殊”向“普通”的方向转变。通过两国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和发展态势，为缓解双方相互疑虑，增进战略共识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外界舆论把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和2007年4月温总理访日分别形容为“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福田首相2007年年底访华和2008年5月胡主席访日，启动了国家最高层次对话，为构筑日中战略和解与合作“双赢”的“战略互惠关系”起到了“铺石垫路”作用。“共同的战略利益”终于催生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

当代,和平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中日两国也会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内是两国关系的重点。我们要努力使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合作发展中达到共赢。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视角寻求两国共同利益。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和繁荣。克服双边关系的脆弱性，稳定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集中力量解决互利合作的现实问题，维护和发展战略互惠的长远利益，理智爱国，实现中日两国永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目标。

朝核问题及中国对策

朝鲜是世界上经济较落后、军事支出占国民收入比例较高、国民生活质量偏低的国家之一，现国家总体水平相当于中国60年代。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949年10月6日，中朝两国建交。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美援朝，到1961年7月11日，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朝鲜战争开始，中国克服自身经济的严重困难，向朝鲜无偿提供了几百亿人民币的资金和几百万吨的物资。中国一直还以很低廉的价格把矿产品出售给朝鲜。中朝双方宣布成立罗先经济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朝鲜与中国是一体的。甚至可以说，朝鲜是中国打的牌。朝鲜是中国在东北亚的缓冲，中国不会轻易丢掉它。可以这么说朝鲜为中国的“小兄弟”。

然而，由于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信心、外交突围等多因素的原朝因朝鲜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一再的在领土上进行了危险的核武器研究和试爆。严重危害了中国周边及国际环境的安全。自2002 年10 月以来，朝核问题一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朝鲜核试验带来的影响：

1、朝鲜核试验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朝鲜核试验使东亚地区成为了潜在的战争策源地。

3、朝鲜核试验使美日关系更加紧密。

4、对中国东北的边陲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为解决解决朝鲜核危机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六方会谈。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共举行过六轮会谈。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仍坚信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方会谈虽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势下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唯一为各国接受的现实方式。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积极参与对朝鲜核问题进行的系列国际管理。朝鲜半岛局势和平稳定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坚持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调和朝鲜核问题争端。中国政府明确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即 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希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用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会更加激烈，但和平、合作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将是整个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外交，既为中国利益而来，更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丘吉尔。

时殷弘：中美关系与中国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期

.韩一敏：试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J】，《理论导刊》，2006年第11期

郭震远：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变化与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时殷弘：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J】，《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7月 巴殿君：21世纪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台湾问题【J】，《东北亚论坛》，2007年9月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203页

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丛书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朝核问题-百度百科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论文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第四篇：浅谈当前台海形势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模版]

浅谈当前台海形势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

和平与发展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时代主题。目前，海峡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但祖国统一之路依然漫长。2008年3月，台湾地区大选结束，马英九当选“总统”，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台湾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台湾地区而言，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两岸关系而言，是一个新契机的来临。尽管如此，两岸关系仍然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双方主权之争仍无共识，两岸和平协议至今尚未签订，台湾人民对大陆疑虑仍存，岛内“台独”势力仍有市场，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阻碍因素仍有很多，祖国统一之路依然漫长。

1982年，邓小平针对台湾问题首先提出 “一国两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决不容许主权和领土分割。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致力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动摇，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发展。近二十多年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实施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政策基石，以两岸“和平发展”为主轴，以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为战略目标，理性、务实地推动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统一实现的对台方略。自2008年3月以来，台湾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2008年12月15日，在台湾基隆港举行两岸海运直航首航仪式。两岸同胞期盼30年之久的“三通”梦想基本实现，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将迎来一个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和大发展的崭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在这六点意见的指导下，两岸关系取得了新的全面发展：两岸沟通平台多样化，双方互信逐渐增强；两岸交流全面化，和平发展酝酿新突破；海峡两岸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同时，马英九的大陆政策总体上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并且，两岸同胞感情在进一步融洽，心灵上的距离在拉近。大多数台湾同胞支持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乐见台海局势稳定，支持马英九当局实施积极的大陆政策，不认同民进党采行对抗性的大陆政策。在新形势下，两岸同胞对改善两岸发展、促进交流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摸索的途中仍然是曲折崎岖。在两岸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良性循环趋势、岛内民意朝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迈进等有利形势下，我们应该理性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还面临一系列变数。首先，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极力阻挠两岸关系发展，民进党在陈水扁倒台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分裂立场，打着“维护台湾主权”的旗号，反对国民党当局实施积极的大陆政策，全力阻挠两岸关系发展。其次，两岸政治互信不足制约两岸关系的纵深发展。目前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事务与协商，都是民众最关切、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互信不足，很难达成一致的共识，损害了两岸人民的利益。并且，短期内两岸在军事互信机制或和平协议上达成协议仍然很艰难。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再次，台湾部分民众对大陆仍有较深疑虑，对两岸关系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仍较混乱。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执政20年，利用行政权力大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广为散布“台独”思想，在台湾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外，两岸长期隔绝，人民长期受“反共”教育和“台独”宣传影响，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存在误解和隔阂。最后，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不会轻易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奉行“以台制华”战略，维持两岸关系“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现状，以获取战略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反对大陆对台动武，一方面又不断向台出售武器。美国的这些对台政策，严重影响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现在，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迎来了崭新的局面，是60年来最好的时机。海峡两岸应把握目前出现的难得历史机遇, 积极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展望未来，在新形势的发展下，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充满憧憬与信心。尽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面临着许多的阻力和挑战，但两岸交流合作深化趋势不可逆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讲逐步建立和完善，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高瞻远瞩，两岸的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第一，两岸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提升，两岸合作互惠互利，经济发展飞速提升。当前大陆积极推动两岸经济朝正常化方向发展，经济互动将成为两岸交往的重头戏。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建构了一座座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第二，两岸将会进一步推进双方的文化教育交流，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知识产权保护将深入展开，陆生赴台、承认大陆学历将逐步落实，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将迈入新台阶。同时，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也为拓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第三，两岸的政治性议题逐步开展。两岸将来的发展必定会触碰政治性问题，这些政治性议题都受到了不同方面的阻碍。两岸将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不变，努力解决双方在政治上的争端，争取取得双赢的效果。虽然，过程很艰辛，但是，我们仍然会一步一步去实施，争取早日取得祖国统一。

两岸的开放交流日益频繁，增加了两岸人民的沟通与交往，增进了两岸人民的情谊，向祖国的统一发展迈进了一大步。随着交往合作的深入，分歧时难免的，争论也很正常。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大方向和大趋势，抓住机遇，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创造条件。国共两党曾经都为民族的独立和救亡，放下甚至屏弃一党一己之恩怨，曾两次携手合作。而今，在我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新道路上，国共两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国家民族完全统一和民主均富自由，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和最大民意。为此，两岸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往的制度化、机制化进程，共同建构新的共同历史记忆。要让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加入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队伍中来，要让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分享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要让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共同成就两岸盛世。

第五篇：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和平年代耳边的警钟

尽管已经远离了金戈铁马的饮水河，尽管已经用不着醉里挑灯看剑，尽管我们已经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可是，朋友，在你的心中是否还存在一片绿色呢？当前我国的的各种形势，需要我们去关注，去了解。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地区形势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统一的大国，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

当前周边形势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臵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当前中国形势

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 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

就经济而言：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等国家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猛的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珠江、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频仍，民不聊生，对当前中国而言，最大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湾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国，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极大异议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参拜神社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留下的伤痛。

周边国家的重要性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解决措施

应建立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我国的周边外交立足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我们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

和平协商，合情合理的解决边界纠纷。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一要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互相尊重各国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巩固的国防，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解放军正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不断发展和提高。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高效能的司令机关。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是不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发出了“建

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强调“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队现代化”。这是对“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目前，人民解放军正沿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为达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而继续奋斗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 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从小学，中学，高中，我们都接受过教育。可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却未真的理解过当前中国的各种形势，这是一直在我心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正确认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自觉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