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杨云 刘颖
论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意蕴
李华明
一、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现状。
青海有30 多个民族，少数民族种类全国较多、五大宗教俱全、少数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多样，宗教关系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与青海为邻的新疆、西藏、甘肃，同样也是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在青海有3个世居民族跨省而居，民众在日常经济交往的同时，这3个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等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与周边同民族鲜明的共性特征。历史上，青海、西藏、四川等省是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向内地传播的重要通道。如藏传佛教，即是由印度本土向东传到青海，再经青海而传至甘肃内蒙古及其它地区的。
在地理位置上，青海与毗邻的省区山水相连；在人文环境上，青海跨省民族地区与周边省区同民族同宗教现象十分突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并试图以此为跳板向中国扩张，西藏和青海则首当其冲。西方列强直接利用宗教进行软性渗透。当前，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的国际背景下，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参与渗透的有美国、英国、韩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涉嫌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境外组织达80个之多。①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和“藏独”分裂组织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较为恶劣。②。
总之，青海藏区宗教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交织、地域性与多样性结合、日常性与功利性融合等较为显著的特点，在整体上使青海藏区宗教具有特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周边省区复杂的社会和民族宗教形势相重叠，使青海藏区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前沿阵地。随着青海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抵御宗教渗透工作面临的压力逐渐增大，为青海藏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挑战，必须高度重视且采取有效对策。
二、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性。
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主要作为一种信仰资源而被宗教组织或个人所使用。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友谊、加深理解的文化友好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资源。而宗教渗透则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异质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进行的渗透活动。宗教渗透不是服从宗教目的而是服从政治目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向社会领域全面扩散，如同恶性肿瘤不及早切除，必将引起整个肌体的全面病变。
1、大力宣传宗教，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迹象表明，当前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方式更为多样，手段更为狡猾，目的更为隐蔽，“直接渗透”、“硬渗透”也逐渐转变为“间接渗透”、“软渗透”。有紧密配合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加大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社会精英”进行所谓的“洗脑工程”；有针对基本信教群众的所谓“松土工程”；有针对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所谓“福音西进计划”；有针对云南跨境民族的所谓“哈尼撒种计划”等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力宣传宗教思想，与我争夺群众，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2、制造分裂，挑战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一是对中国发达地区的“西化”，一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化”，“西化”和“分化”都拿宗教做文章。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省份，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势力制造民族矛盾、祖国分裂的重点地区。民国初期传教士编写的拉祜文《圣经》读本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汉人来了，我害怕”；③在带有政治倾向的外国传教士宣传下，部分少数民族教徒“只知道英国人好，上帝好，八莫、密支那好”。④解放初期，云南跨境民族中一些基督教教徒公开响应传教士的号召，要求与中国割土分界，隶属英国；一些教徒在国内外反动传教士的鼓动策划下，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武装叛乱和集体叛逃活动。一些渗透分子毫不隐讳的提出“把教徒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和政府对抗到底，不要听共产党的，要听神的”。1994 年，泰国清迈基督教会在一些西方国家宗教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企图利用基督教统一各民族的信仰，建立包括我国景颇族、傈僳族、怒族等在内的“克钦独立国”。⑤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景颇族群众私自越境到缅北进行宗教活动，有的还参加了克钦独立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果我们忽视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工作，必定削弱我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
3、散布反动言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境外宗教渗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散布反动言论，企图借以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信教公民中的影响力。如云南边境某县的农村党员中有 224 人信基督教，占农村党员总数的 22%，其中 179 人是入党后信教的，而另外的45 人入党前就信教，但入党后始终没有脱离宗教活动。由于境内宗教活动的蔓延和境外宗教势力的宣传鼓动，使一些具有境外宗教势力背景的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很有影响力，一些信徒不接受政府工作人员领导，而是听从宗教权威人士的安排。同时，一些境外宗教势力极力向我信教公民灌输基督教起源于西方，只有接受西方教会领导，才能受到上帝保佑的思想，还千方百计篡夺合法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权。由于受境外教会的影响，个别近期信仰基督教的公民把本民族的传统风俗统统视为邪魔外道，不参加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等活动，不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挑起群众纠纷，制造民族矛盾，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间形成隔阂，破坏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4、危害正常宗教秩序，削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宗教渗透不仅以直接形式挑战一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通过控制现有宗教来间接实现这一目标，对宗教界的正常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宗教渗透不仅是人民的公敌，而且也是宗教的公敌。宗教渗透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我国教会，破坏我“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方针”，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危害宗教正常秩序，使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干扰，引起信徒宗教生活的混乱，侵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境外渗透活动往往直接与我国现有宗教争夺信徒，由于宗教渗透往往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诱饵，加之极具煽动性、迷惑性的说教，也使一些辨别力不强的公民和正统宗教信徒转向渗透进来的宗教，这对我国宗教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转向渗透宗教的信徒会被境外敌对势力强行洗脑、改造和控制思想，并被利用来做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这些被控制的教徒，很难再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如果宗教神圣性总是为各种罪恶的政治活动所利用，那么，宗教在信徒和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不乏以虔诚之心传播基督教的友好传教士，但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还是被利用为侵华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所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名誉是不好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在“为基督征服世界”口号的激励下开始为武装侵华制造舆论，搜集情报，出谋划策，积极参与战争，成为殖民者的“特种部队”，起到了辅助帝国主义侵华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获得在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从“非法偷渡者”变为拥有诸多特权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了。他们开办的医院、学校等各种“慈善机构”也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其根本目的，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话说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的心”。⑥1877 年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便有人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⑦旧中国的不少基督教徒长期在“洋教”的影响下，接受奴化思想，原有的民族意识减弱，以致社会上流行一句痛心的话“：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⑧。
些境外基督教组织在云南进行渗透活动时，抓住我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较低等特点，大肆渲染“世界末日论”，给社会造成极大恐慌，有人听信以后，抛弃财产或变卖家产，不工作、不劳动，吃喝玩乐，坐等世界末日到来。一些地方因为出现了境外渗透活动，原来的堂点班子被分裂，信徒形成了派别闹不团结，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宗教秩序。如果我国的宗教界不能站稳立场，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政治渗透的工具，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它将很难获得自身的独立和正常发展，宗教一系列积极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势必日渐凋零，逐渐失去社会的信任，失去信徒，势将危及宗教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宗教渗透对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本身的最大危害。
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
作者：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求是网： 2015年04月23日 16:33:59
来源：《红旗文稿》2015/08
近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回到“左”的年代。于是，一些人对高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够理解，甚至产生一些困惑。针对这些困惑，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为什么不能回避？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判断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是客观存在，回避不了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经济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以及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文艺学、宗教学、伦理学，包括经济学中涉及生产关系的思想理论观点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利益和立场不同的人们，其意识形态的倾向也会有所区别。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便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倾向也会有所区别。不能把世界上一切矛盾和斗争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但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的个人，其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肯定有区别，甚至尖锐对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汇、交融、交锋的今天，无论是观察、思考、处理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试图不加分析地“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都是一厢情愿的。这样做的结果，安抚不了别人，只能麻痹自己。
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变革时期，这种反作用尤为巨大。引导得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不好，也会起巨大的破坏作用。君不见，从杜勒斯“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到美国“西化分化”战略的实施，从纸介传媒、电台、电视台的仇共、反共、丑共宣传到互联网的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恶意炒作，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煽动“颜色革命”，从台湾的“太阳花”**到香港的违法“占中”，某些西方政治势力，无不倾力发动意识形态战。他们在意识形态战中的常用手法是，炫耀西方价值观，颠覆传统思想体系，抹黑当局的历史和现状，混淆是非判断标准，造成意识形态纷争，打乱社会心理平衡，最后达到制造政治**的目的，以推翻他们不喜欢的政权或其认为是自身潜在对手的政权。
上述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纷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形态问题是个真命题，并非人为炒作的伪命题。
二、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忽视不得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他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江泽民则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告诫全党：“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做到警钟长鸣。”习近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在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国家，难免一打就败；而一个没有意识形态防线的国家则会不打自败。即使在非重大政治变故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也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导向失误、措施不当，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风气歪；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导向正确、措施得当，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风气正。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启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常态化时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时期，西方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当此之时，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如果认识不到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有害信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冲击、对涉世不深和荒于历史学习的青年的误导，认识不到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否定，认识不到民族虚无主义对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消解，认识不到崇洋媚外心理对“全盘西化”的鼓动，认识不到新自由主义对私有化的鼎力支持，认识不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双重标准及其与“颜色革命”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到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迎合低级趣味等精神垃圾对青少年的毒害，那么，未来高校难免会培养出令人担忧的一代：缺少信仰、没有追求、狭隘肤浅、胸无祖国、缺少正气和智慧、缺少胸襟和远见。果真如此，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因为必须清楚，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高度警醒。否则，我们国家也难免有“颜色革命”、改旗易帜之忧。
三、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向好，但存隐忧
正确判断形势，总要一分为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判断也该如此。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明显向好。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重要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越来越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成为指导理论武装工作的利器，赢得了广泛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效果十分显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形式多样，随处可见，日益深入人心，“最美人物”光照神州大地，感人精神净化社会风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提供思想保证、道德滋养、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新闻传媒越来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受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宣传好中国的价值观念、树立好中国形象的水平不断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作品，在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等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奉献出美好的精神食粮。显然，看不到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就会导致形势判断的片面性，显然也与实不符，不利于我们鼓舞士气、振奋精神。
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许多应该高度重视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由于传统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版权界限分明，以及长期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相对来说不易被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利用来兴风作浪。值得注意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它们信息量大、即时互动、无界无域、传播迅速。其双刃剑的“正锋”，虽释放正能量的作用正在加大，但其“反锋”的破坏性仍在持续发酵。现在绝大多数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都是借助互联网在不断地炒作、放大和扩散，释放出不容忽视的负能量。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假借考证历史，杜撰故事，危言耸听地“揭秘”所谓的党史逸闻轶事，编造莫须有的情节，以假乱真，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抹杀党的丰功伟绩，质疑党的执政合法性。
二是削弱国家意识，嘲讽英雄模范，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宣扬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刻意夸大和渲染当前我国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误导人们“看破红尘”，淡化党的意志、理想信念、爱国意识、组织纪律、敬业精神。
三是炒作花边绯闻，冲淡思想舆论宣传的主旋律。一些违背传统道德、社会伦理甚至是淫秽污浊的传闻，经常被炒作成“头条新闻”，转移网友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重要精神的关注，妨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四是扭曲热门话题，夹带错误观点的私货。评点“打虎灭蝇”的反腐斗争，不是强调我们党的反腐决心和力度，而是渲染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企图将反腐败斗争涂抹上所谓“权力斗争”的色彩。
五是抹黑和围攻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敢于旗帜鲜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专家学者，使他们因“污名”而被孤立，使党的理论队伍受到削弱，使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受到挤压和蚕食。
上述互联网传播的有害信息，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基石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具破坏性。对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高度警醒、加强防范，并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
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这一信念，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这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和凌辱，几近濒临亡国灭族的边缘。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五花八门的“主义”都被拿来试过，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运动、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但是，所有这些“主义”都是昙花一现，都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学指南。
1992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时，国际国内有不少人开始担心，甚至悲观失望，他们怀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坚定、从容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坚定和睿智在20世纪结束之前得到一次颇有说服力的印证：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搞过一次千年伟人网上评选，评选结果是马克思遥遥领先，高居榜首。
为什么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十年后，马克思仍然被绝大多数人所推崇？就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产物，而是站在了以往科学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的学说立足于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充分接受了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划时代进步成果的启迪。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时代风云、实践活动与科学进步的空洞学说，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生机勃勃的科学真理。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始终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至于那些散布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对过”的人，那些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误区重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的人，要么是对历史无知，要么就是对现实存在偏见，因为他们无视近现代以来中国沧桑巨变的基本事实，无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中华民族振兴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中国近现代史雄辩地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决不能放弃。
五、必须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生命在于运动，理论贵在发展。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其实，只要理论之树深扎生活的沃土，与实践同生共长，理论同样可以长青。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历经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就是因为它总能被信仰它的共产党人不断结合变化的实际、与时俱进，从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前所未有地正确回答并解决了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科学地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道路等重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当前历史阶段，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
六、要从战略高度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务求实效
战略管全局，战略管长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上谋划布局。
1.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研究与宣传。要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研究，以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哪些是需要丰富发展的理论内容，哪些是需要修正的结论，哪些是过时的应当放弃的具体论断。
2.必须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除语言学、逻辑学、考古学、体育学等少数学科外，绝大多数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办、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但在政治立场和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要把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第一要务。
3.必须确保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否则，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就会方向不明、判断不清、思想混乱、是非不分，就不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神文化产品。各种课堂、讲台、论坛和出版社、报纸、广播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能是句空话。
4.要旗帜鲜明地批驳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地带，各种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交锋、相互交融属于常态。阵地的争夺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有时是尖锐激烈的；有时是非分明、简单易判，有时阵线交织、复杂难断。一旦认准是错误有害的思想观点，必须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高校的讲坛决不允许传播违背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要力戒暧昧和误导。
5.要把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近现代史观教育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主课。“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些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夸大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失误，丑化我们党的领袖，目的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迎合西方某种政治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因此，必须加强历史观教育，用事实说话，以坚定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6.要抓好抓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宣传教育。要研究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坚持“四个全面”，为什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能搞私有化，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等问题，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澄清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引导人们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7.要树立大意识形态工作观念。不要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仅仅看成是宣传部门的职责，全党都要抓意识形态工作。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都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密切关注，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大局中去思考，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研究。要在深入了解各种舆情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和杂音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噪音和杂音为什么会有传播渠道，为什么会有传播市场。其中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有严重的现实危害，必须尽快解决；哪些危害不明显，可以冷处理；哪些需要公开批评，哪些需要个别引导；哪些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由相关地区和部门政策或工作失误引发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宣泄；哪些需要靠说服教育来统一思想，哪些需要靠改进工作来化解矛盾。对相关工作要及时形成决议，抓紧贯彻落实。
8.要掌握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着力打造一大批导向正确、反应机敏、判断准确、懂政策、懂理论、了解实际、高水平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要瞄准信息科学技术前沿，加强网络新媒体现代化建设，及时更新设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占领网络技术制高点。要制定系统的网络管理规划，弘扬主旋律，增强吸引力，占领主阵地，掌握主动权。要采取积极疏导和有效封堵相结合的方针，有效传播健康信息，坚决清除有害信息，正确引导模糊信息。
第二篇：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研究
孙岿、刘明
2012-6-20 9:48:04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年6期
内容摘要：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呈现高土地流转率与高贫困发生率重合特征，这与少数民族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方式有可能产生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加深少数民族边缘化程度。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在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创新机制
作者简介：孙岿，1968年生，民族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刘明，1981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6－0155－03
我国政府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1]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农地配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但是，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也会加深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本文从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入手，揭示土地流转与民族地区贫困的关系，强调农村制度供给对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边疆少数民族经营农业的困境及缘由
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户间自发土地流转，如出租、转包、互换等；二是政府推动下的土地流转，如股份制、专业合作社等。边疆民族地区属于前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农牧民就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土地出租形式并未发生变化。从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分布区域看，土地流转率越高的地区往往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对少数民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调查结果表明，表面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愿、有偿地出租土地的行为，实质上，与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
(一)经营能力制约
在绝大部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因为不擅长种地而大量出租土地，确切地讲，他们自己种地收入与出租土地收入相差无几。究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落后。20世纪90年代，鄂伦春族、赫哲族彻底告别了传统渔猎生计方式，要到远离居住地的河岸开荒种地，河岸土质贫瘠，春旱、夏涝、雹灾、洪灾、早霜等各类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因缺少交通工具而增加了人力、物力投入，多数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缺水导致的农作物成本高、产量低使得牧民不愿种地；二是缺乏种植经验。边疆少数民族从事农业时间短，经营粗放，产量低。例如，在同一地区，汉族的粮食亩产量可达到160—200公斤，而渔猎民族粮食亩产量只在100—150公斤。[2]受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尚未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导致少数民族农民增收困难。
(二)人口结构制约
劳动力素质对农业生产起重要作用。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问题。鄂伦春族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患病率较高。据白银纳乡政府统计，白银纳乡鄂伦春族人口253人，其中肺结核、肝病、精神病、尿毒症、白血病等疾病患者为41人，占总人口的16.2％；二是老龄化问题。边疆人口流失产生农村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现象。如东北边境朝鲜族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只占村屯户籍人口的27％，基本为一户一人的状况。朝鲜族农村85％—90％以上的耕地对外出租，老年人靠地租款、种粮补贴和儿女生活费生活；三是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真正懂得和掌握现代技术者很少，科技人员则更少。
(三)文化适应问题
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中，为什么汉族农户能承包土地致富而少数民族不能承包土地呢？一是对土地的情感。土地耕作经营是汉族的传统产业，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即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能靠种地获得效益，而传统为非农业的少数民族在渔猎、畜牧和园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种植业还未产生浓厚兴趣；二是农业信息技术不足。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新作物品种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推广，传统农业生产技能经常面临着被更新的要求。汉族农民得益于语言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他们通过亲属、同乡、同学等关系和内地省区、本村之外的社会网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易获得各种成功经验和市场信息，使其往往更先掌握新技能，更新生产模式。[3]而少数民族却因为不懂技术、缺少农机和信息很难发展现代农业；三是生活方式不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如棚膜经济)要求农民花费更多时间、精力，而山区牧区农村形成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习惯，不适应现代农业转型的要求。少数民族缺少积蓄意识，“春天贷款，秋天还款”的经营方式至今未变，离开贷款就无法再生产，所以，无论人多地少或是人少地多的地方，民族村的耕地往往被汉族农户承包。
二、土地出租会加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
在边疆贫困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参与现代农业的程度很低。在经济发展程度滞后的边疆地区，缺少二、三产业从业机会，如果农户不种地，就没有其他从业机会。“社会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4]少数民族农民出租土地，不仅会产生物质贫困，还会进一步造成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从而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失去发展经济的主体地位，加深边缘化程度。
首先，土地出租会导致社会权利失落，这是各种贫困发生的起点。边疆少数民族因为不会耕种、不愿耕种、没有机械、身体疾病等各种原因而大量出租土地，变为现代农业的旁观者。自发土地流转还导致农村贫富分化，极少数农业大户通过二手承包、买卖等手段拥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仅靠转包每年就可获得上百万元的地租款，他们成为“农村精英”、“能人”，并拥有更多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利，而普通农户则进一步丧失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自动出局，失去话语权。
其次，土地出租导致的能力缺失，将伴随着贫困发生的全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5]。少数民族出租土地之后，有的从事临时的服务性行业，有的利用明水期捕捞些鱼虾，有的闲在家中。农民靠在附近打零工，很难掌握一门技术，也培育不出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偏远的山区，有一些中青年人靠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表现为安于现状、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他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难以接受新事物、新现象。政府举办的农业技能培训班，因为缺少利用知识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性，农民把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当做一种负担，致使农村知识、技术、教育、信息等推广缓慢。
再次，土地出租加剧农村土地零散化，失去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社会资源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必须通过合作经营的平台才能惠及普通农户，而分散出租土地只会限制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流入，农户因“社会孤立”而变得更加贫困。例如，一些龙头企业因为村屯土地整合难度大、整合成本高，把资金、技术等投向条件相对好的农村。政府的优惠政策、项目因为缺少实施载体，要么落入大户手中，要么被转包，造成农业产业项目不能惠及到低收入群体。
总之，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相辅相成。合理的土地流转形式能增加边疆少数民族收入，而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会加深贫困。少数民族选择出租土地，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还会加深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加剧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随着兴边富民、整村推进工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但是，受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技能、风俗习惯等内在因素制约，少数民族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是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基本途径，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包容性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到农业转型升级产业中去，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一)解决合作利益问题，促进土地合理配置
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形成土地合理配置。如东北朝鲜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殆尽，却并未出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合理配置取决于市场环境，如土地登记、土地托管、流转委托、价格评估、法律政策咨询等中介服务。可是，如果没有一套保证农民利益、取信农民的合作制度，即使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也无法实现农民之间的有效合作。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强调赋予各利益相关者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通过政府、社区、市场与农民的合作经营来保障农民利益。浙江、四川、河南的农村股份合作、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都属此类模式。因此，边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现代农业；二是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利益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监督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质量。
(二)改进治理结构，确立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缺少让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制度设计。新形势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合作社的益贫性不再显著，而是更多的具有要素合作性质，从“互助益贫”转向“合作共赢”[6]。社区型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专业型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标志)已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进行了试点。例如，延边图们市成立了股份制农场，农户以土地入股，老年人不仅在农场干细活挣工资，年底还可以按股份参加二次分配。这种以土地入股、零风险经营方式赢得农民的认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村则采用专业合作社方式，十八站鄂伦春族新村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小区15公顷，政府以补贴价格为农户提供菌袋(0.5元/袋)，有58户投入木耳生产，实现了农户与企业合作共赢。新型组织制度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众成为主体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创造更多新价值，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三)吸纳社会力量办合作社，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生产要素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信息闭塞、市场反应滞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单靠政府力量帮扶还远远不够。广泛吸纳知名企业家、能人、大户参与管理和决策，建立非小农主导的外生型(非亲缘关系)的合作形式，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稀缺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如延边州政协选派知名企业家担任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办法，使政府项目、企业资金、先进技术汇聚贫困村，为农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地方政府角色从“领导者”向“协助者”转变，发挥了对股份制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监管作用，防止合作社异化到被个别成员或企业所控制的程度，影响到合作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韩有峰：《试论渔猎民族现代化的几个认识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3]李晓霞：《合作与竞争——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民族社会学通讯》2011年第84期。
[4][5]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6]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理论、实践与政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第三篇：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 与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60%，与15个国家接壤，我国总长2.2万多公里陆地边境线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约占86%；全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中85%以上是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资源富集、人口稀少、战略地位突出，但是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因而，按照我国的功能区划，民族地区既是国家大力扶持发展的区域，又是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区。与内陆、沿海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但是民族地区70多年创造性的工作实践也客观地证明：作为“祖国重要的安全稳定屏障和生态保护屏障”，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既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难点、重点，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基层组织建设的特色和亮点。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因素，边疆民族地区历来是敌对势力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突破口，反分裂、反渗透、反破坏的斗争长期存在。这在客观上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把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放在首位。为此，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准确把握相应的特点和规律。
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在团结各族群众、推动民族发展、促进和谐、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中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对于确保党对边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巩固民族区域自治，推进内蒙古自治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高党在边疆地区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边疆地区党的建设，是整个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边疆民族地区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历史因素、民族风俗等客观条件，使党的建设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之中，为党的建设带来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因此，必须切实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特点与规律，搞好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提高各级党组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党的基层组织始终是基层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全部战斗力的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地域等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较慢，与发达地区相比，在交通、教育、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标志就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相对薄弱与不足。只有建设好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才能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抓好边疆民族地区党建，关健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做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组织“人”的工作。“人”的问题是民族地区党建的根本，必须紧紧围绕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教育和管理，扎实做好“人”的文章。这件事做好了，边疆地区才能人才济济、英才辈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潜力才能从根本上被激发。“群众要致富，支部来领路；支部要有力，关键是书记”，这是基层干部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生动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结晶。一是抓好”两个结合、两种能力、两个班子”。紧密结合民族工作和民族结构的实际、结合不同地域和行业的实际，突出培养领导科学发展和致富群众的能力、培养紧密联系群众促进民族团结的能力，重点抓好乡镇领导班子和村“两委”班子建设，把那些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而又能共事、不出事的人选进班子，尤其要选配好村党组织书记；二是抓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以培养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员干部能力素质为重点，加大基层党员干部培训投入力度，着力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员干部培训场所、资金、师资等缺乏的问题；三是加强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把更多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通过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领导、作风过硬、群众拥护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打牢人才基础，支撑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重视文化建设，转变民族地区的消费观念。帮助群众树立积极健康的消费观是基层组织的历史重任。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各族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起来的个别民族群众中，淡化教育、相互攀比、挥霍资财等不良风气有所滋长，给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在大力打造现代文化、传播现代文明的同时，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谐相融，为边疆民族地区提供高尚、进步，文明、健康的文化盛宴。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矫正不文明、不健康消费行为；其次是整合远程教育站点与党员活动室等文化资源，积极开展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为主题的思想教育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利用各种民族节日，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结合民族文化创新党建工作．积极打造民族文化广场，组建民族文艺表演队，搭建党员群众活动平台，提升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形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第三．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和谐，是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多、信教群众多的实际要求必须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一是找准契合点，把党的政策理论和民族宗教文化有机结合。用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宣传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宗教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请、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二是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纳入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三是正确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民族地区的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防止由于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得当使个体问题发展成群休问题，使一般性的群体性事件发展成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坚决打击各种渗透、破坏、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四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健全民族工作长效机制，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深化寺庙法制宣传教育，坚决打击利用宗教从事分裂破坏活动。
第四，抓好基层党的阵地建设，构筑坚固的发展基础。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应突出抓好两支队伍，不断壮大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一是以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能力素质为重点，抓好农村和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坚持把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首位，突出考察在反分裂斗争中的现实表现，选好配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同时，加强教育培训和考核管理，提升党组织带头人带领群众发展致富、处突维稳和做群众工作的“
三种能力”。建立健全党组织带头人岗位目标责任和考核激励制度，采取组织定目标、自查找差距、群众评不足、整改看实效“
四步”工作法，加强对党组织带头人履职情况的考核与监督；二是以发挥先进性作用为主线，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严格遵循“
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在党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社区，下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帮助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同时，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创新管理方式，搭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认真总结推广民情日记、公开承诺、结对帮扶等活动的做法和经验，建立健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发挥党员在联系服务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抓基层活动阵地建设，实现村委会活动场所全覆盖，并开始向边境一线自然村延伸。还应重点抓好活动场所建设任务，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祖围的边疆。通过努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现代远程教育，创新党员活动载体，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和工作方法。
第五，组建宣讲团。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最根本的是思想政治建设，而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是理论建设。理论建设要紧紧圈绕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创新的成果开展宣传，这也是基层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以宣传教育为抓手，夯实思想基础，进一步深化寺庙法制教育、学校德育、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等主题教育，深入农牧区、城市社区、机关企事业，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要始终高举一面旗帜，坚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的政治方向。始终高举“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站稳立场、坚定信念为根本，突出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中央关于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教育。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对有效有力地进行理论宣传，应结合民族地区实际，组建党性强、理论水平高、勤于奉献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队伍，围绕落实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采取巡回教学、送课下乡的方式，到乡镇、村党支部轮训农村党员，进一步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发展、干事、维护稳定上来，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第四篇：意识形态研究方面
1、意识形态内涵、功能、建设的方法论
2、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
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建设
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政党建设
5、毛泽东、邓小平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
6、国外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析
7、翻译与意识形态
8、文学与意识形态
9、审美与意识形态
10、广告、艺术与意识形态
11、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12、全球化与意识形态
13、国外学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哈贝马斯、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诺斯、齐泽克、曼海姆）
14、网络化与意识形态建设
15、意识形态与法律
16、教科书（课程）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17、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
18、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分析
19、意识形态与新制度经济学 20、加入ＷＴＯ与我国意识形态问题
21、信用意识形态
22、高校意识形态建设
23、基层组织的意识形态建设
24、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25、农村（农民）意识形态
26、意识形态与经济
2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
28、苏联意识形态问题
29、经济特区意识形态问题 30、意识形态管理
31、生物学与意识形态
32、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著作：
1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意识形态(平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者)
2、意识形态（第10版）——起源和影响
（美）利昂·P·马拉达特 著，张慧芝，张露璐 译/2010年04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作
者：（美）马尔库塞（Marcuse，H.）著，刘继 译 出 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4、意识形态（第二版）——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作
者：(英）大卫 著，孙兆政 等译 出 版 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5-1 5.、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现代政治译丛第三辑作
者：[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 著，袁久红 等译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1-1
6、意识形态论(修订版)作
者：俞吾金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8-1
7、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作
者：（英）汤普森（Thompson,J.B）著；高铦 等译
出 版 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2-1
8、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全新译本）作
者：（德）卡尔·曼海姆 著，姚仁权 译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2-1
9、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作
者：石本惠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6-1
10、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作
者：韩振江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1
11、宗教影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研究作
者：郑永廷，江传月著
出 版 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12、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作
者：牟成文 著 出 版 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
13、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研究作
者：赵德江 著 出 版 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2-1
1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作
者：赵继伟 著 出 版 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2-1
15、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
者：张才国 著
等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2-1
16、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作
者：徐海波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7-1
17、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作
者：黄传新，吴兆雪 等著 出 版 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5-1
18、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作
者：张骥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2-1
19、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作
者：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6-1 20、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作
者：姜安 著
出 版 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4-1
21、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
者：王晓升 等著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22、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作
者：杨立英，曾盛聪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0-1
23、意识形态与课程——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作
者：（美）阿普尔 著，黄忠敬 译
出 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12-1
24、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作
者：袁铎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12-1
25、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作
者：陈亚杰 著 出 版 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26、意识形态新论作
者：童世骏 主编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1-1
27、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作
者：张一兵 著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7-1
28、哲学是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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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3-1
29、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作
者：(英)拉雷恩（Larrain，J.）著，戴从容 译 出 版 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1 30、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作
者：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9-1
31、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 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作
者：叶晓璐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32、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论意识形态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3-1
33、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探要作
者：方珏 著，俞吾金 主编 出 版 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34、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作
者：（英）富勒 著，刘钝 译
出 版 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2-1
3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作
者：杨河 主编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7-1
36、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作
者：郭明飞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37、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价值教育丛书作
者：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38、全球化时代世界意识形态流派述评—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价值教育丛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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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39、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及其翻译研究作
者：孙志祥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2-1 40．“大道理”的逻辑力量-关于科学意识形态精神支撑力的逻辑探索作
者：凡奇 等著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7-1
41、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作
者：（澳）文森特 著，袁久红 等译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42、青年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意识形态视野中的青年和青年组织作
者：石国亮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2-1
43、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作
者：田改伟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
44、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作
者：吴江 著 出 版 社：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5-1 45.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作
者：梁建新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7-1 46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作
者：陈晓明 等著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9-1 47意识形态的形象展示、作
者：林少雄，陈剑峰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5-1
48、
第五篇：五个认同与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五个认同”与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崔榕 《光明日报》（2016年11月06日 06版）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当前，受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新媒体时代到来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极大挑战。特别是在与多国接壤、有着较强文化宗教认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更为严峻。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护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固堡垒。
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爱国主义既是我国优秀传统美德，也是现代公民底线道德责任。近年来，一些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干扰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例如，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或歪曲史料，或断章取义，诋毁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行翻案式“重新评价”，玷污祖国“灵魂”的神圣性；一些西方国家以武力支持、资金扶助等方式，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培植分裂势力，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挑起事端，企图破坏国家“肌体”的完整性；西方敌对势力制造抛出“中国威胁论”将我国树立为全世界的“假想敌”，制造“中国崩溃论”，企图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消解人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等等。凡此种种，意图都是削弱认同并热爱祖国的民意基础。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要求各族群众尊重历史，捍卫国家英雄的光辉形象，让英雄成为跨越时空的价值引领者；在祖国统一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抗争，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对不利于祖国发展的论调进行理性批判，树立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建立起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彻底摧毁削弱祖国民意基础的阴谋。
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基本史实的认同，这是理解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处理好民族关系的关键。然而，有人利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以民族问题为切入口，扰乱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例如，有人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行质疑，否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提出诸如“中国七国论”“元清时期中国两次亡国论”等论调，把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人为割裂，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改朝换代说成是亡国等。这些歪理邪说的本质，就是通过否认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抽离掉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现实目的则是为离间民族关系、分裂祖国的言行张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求各族群众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深刻认识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召唤各民族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抵御制造民族分裂的荒谬言论。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包括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巨大挑战。在“西方文化优越论”影响下，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被忽略甚至贬低。同时，在西方文化产品强势输入的背景下，西方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地盘。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求各族群众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使中华文化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近年来，有人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政党制度，企图从理论根基上 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人恶意曲解或污蔑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企图降低党的威望；有人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限夸大，对党的高压反腐进行另类解读，丑化党的领导干部群体形象，否定党的巨大功绩。种种行径都指向一个目的，即妄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要求各族群众深刻认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区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居功至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看到我们党主动回应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勇气与实践自觉，自觉抵制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言行。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近年来，西方国家先后推出了历史终结论、民主社会主义等论调，实质都是把资本主义普遍化和神圣化，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的意识形态谋划。国内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为各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制造干扰和杂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求各族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理论体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鲜明的人民性和独特的本土性，从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
总之，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加强对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教育，维护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正能量。
（崔榕，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本文系201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网络’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GSY13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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