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5篇范例）

第一篇：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四病

二弊

民史

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域。（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①

（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新史学对于近代进化论虽无首创之功却有普及宣扬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梁启超认为史学本身就与进化现象分不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各派之间政治上分歧的扩大，人们对历史进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历史进化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何种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这一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后谁也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更不认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发展的。这种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认识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第四，新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论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历史学在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历史及其运动变化状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新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前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人物多是一个个个体，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学家本人多半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处处从环境入手,认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别行为，都与前后左右的社会有联系，使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较前大为开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学。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思想从旧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开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建设。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也为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历史编纂学上，新史学尝试了新的编纂体例，并有一批新体中国通史问世。正因为有了进化史观的理论指导，有了对社会历史的新认识，才可能有新体的中国通史问世。章节体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脉络，之所以分章分节，均以大量实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道理。

（三）新史学的局限性

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历史观上看，梁氏说“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砧书”。事实如何呢？对于历史进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显然不是。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礼记*礼运》篇对社会历史“大同”“小康”的划分，把这种意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大同”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这是私有制产生前后的两个阶段，这种朦胧的认识，含有真理的成分。还有中国历史上对“理”“势“的认识，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朴素进化思想。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显然有不断进步的一面。

其次，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梁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有认为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邻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那么事实如何呢？史料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日益精审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严格地理、史料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者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者跟史料学有密切关系，足以说明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宽了。在史料学的处理上，从搜集、校订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成就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文献学之发达，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复次，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梁氏所说旧史学详古略尽，知故不知今，陆沉国民之罪，实乃史家的罪过。列传本纪等，实际上是无数墓志铭的合成。事实如何呢？传统史学不但不详古略今，相反，详今略古倒是一个传统。孔子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但他又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③这说明他还是注意现实的。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写到汉武帝，也有所谓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而且叙述原则则是越远越略，越近越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中国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学案等门类齐全。《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史部分为十五类，足以表明中国传统史学体裁的丰富。

（四）新史学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以民史观念对传统史学作了深入全面的批判。梁启超首先提出要确定中国史的地位，反对欧洲中心论。一是中国史不得列为世界史之外，在世界史中应占有一强有力位置；二是不再像以往那样笼统称为“史”，更不能以朝代命史应与“英国史”、“美国史”等相并列。中国是一个以平等身份与西方结合的整体这样其结果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文明，真正是“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盛世，“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使中国史的主线变成一步步走向更大空间并最终参与推动世界历史的过程。总结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从总体上说，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国民者”。④造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传统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

四弊是：一是“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固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所有鼎革前后之笔法。”

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价值体现在“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而传统史学家只知为朝廷作本纪列传，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而传统史学由于忌讳当朝统治者之事，“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因而史学变成“为若干之陈死人”而作的“纪念碑”。中国古代缺少民史，其原因“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梁启超提出了历史应该“为国民而作”的重要观点。

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说：史学贵在“勘破”“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的“原理”，“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以开启民智。而传统史书根本不能说明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使人读了白费脑力，因此非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成了“耗民智之具”。

“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指出，中国的传统史籍浩瀚若烟海，其中塞满了“邻猫生子”之类无用的史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造成“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中国古代史家人数虽不少，但除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6人“稍有创作之才”外，其余的史家都缺少创新。梁启超肯定司马迁的《史记》“常有国民思想”，将项羽列入本纪，孔子、陈胜列入世家，作儒林、游侠、刺客、货殖等列传，“皆有深意存焉”；认为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制度史的体裁，而“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⑤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评析，无论是从历史观上着眼，还是从史学方法论上着眼，都包含着对传统史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缺乏国民思想、不能反映全体国民的历史活动、不能起到有益民智的作用等方面的批判，始终贯穿着“民史”的观念。

其次，梁启超以近代“民史”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正统”论。梁启超对“正统”论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指出了它完全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因此，所谓“正统”实际上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以“君权神授”到谬论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正统”论的实质，“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梁启超指出，“正统”对中国传统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中国史学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在“正统”论思想引到下写的史书。“不过一家之谱牒”，只会荼毒国民的心灵。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谈正统，也应当以民统代替君统，即使有君主也应当向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那样。

再次，梁启超以民史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书法，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主要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其书法，是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的君主，有利于君主则谓之功，谓之善；凡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的评价并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同样的叛逆行为成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败则夷三族。这是惟权力是视，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还强调，他并不反对史学有“书法”，但是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有新的标准。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处处可见“民史”思想的踪迹，透露出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气息，表明他已经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有政治领域引入史学领域，并自觉地用以指导历史研究。这种批判是前时期“民史”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其他时期不能比的。这不仅为“民史”思潮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也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奠定了资产阶级史学的性质。

（四）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和特点

梁启超自幼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十五岁以前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和段、王训诂之学，尤其是进入学海棠后，更系统地接受“旧学”训练，在治学方法上受乾嘉朴学影响，他的史学理论中不少治学方法，就是吸取了乾嘉考据学。1890年，梁启超应试不第，回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并见到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由此稍知世界之事。是年秋，改从康有为问学，开始走上一条以经世为目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典章制度，同时涉猎“译本西籍”，兼吸西学的治学道路。这种以传统经史之义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思想，成为梁启超治史的重要特色。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阅读大量西藉，许多“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思想为之一变”。⑥同时他表示要与封建“旧学”决裂，走近代资产阶级学术道路。反映在他的史学思想，以吸收“西学”为主，确立了他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并积极用于史学研究。

综上所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是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为主，并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二建立起来的。

他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多元论和多变性。“中西杂糅”是其多元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多元论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一方面，他受当时西方社会学中有机论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企图从制约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特别是从心物两者力量的限度中，去找历史的因果联系和发展趋势。梁启超史学理论多元论的特点，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理论的软弱性，但梁启超的思想较之某些一味以精神思想去解释历史的唯心论者，其眼光毕竟要开阔些，这也是治史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多变性是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另一特点。追溯一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至少经历三次大变化。20世纪初，他一心向慕西学，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创立“新史学”，所论英雄业绩和国家民族兴亡的历史，都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解释。辛亥革命后，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一变而求中西结合，既寻求历史的因果联系，亦肯定“据事直书，其义自现”的旧“正规”。五四以后，专一发扬光大新老传统，赋旧史学以新意为主题，明显表现史学思想的倒退。从表面上看，这种多变性，与其史学理论的多元论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却是他处的时代、社会和阶级在史学理论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多变性，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共同特点所规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文化残余；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时，因整个过程十分短促，往往囫囵吞枣，缺乏认真的消化和选择，以致形成一种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不协调体系。

从近代以来许多史家一直追求史学的社会功能，西方史地学、边疆史地学甚至包括元史研究，无一不是与这一史学致用宗旨紧密相连的。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也是与变法图强与实现其政治经济要求分不开的。新的史学观点从酝酿时期就反映出浓厚的现实性，而梁启超史学观点则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特点。⑦他非常强调历史应为现实服务，起到“广民智，振民气”⑧的作用，他主张历史应以今为主。所谓为现实服务，一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一是发扬爱国主义。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体系紧紧围绕以上两个现实目的而展开。史学的民族性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史学也是探索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必然会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揭示中华民族沦落与振奋的经验教训。这种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资鉴特点，又以新的时代任务与民族主义思想加以糅合、升华，成为近代史学一个重要特点。

结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理论，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他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评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尤其近代史学的演进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结束和转折。从此中国史学走向了近代化的大门。显示了中国有识之士期望通过史学思想的转变来挽救中国贫苦落后的局面。从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的政治救国到文化救国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层次渐进救国道路。没有任何一种史学思想能取代它在中国史学冲破旧史学的坚冰式的束缚和开启现代史学的航道作用。对中国20世纪的史学走向起了引领和导向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彪炳史册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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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李泽纲《史学通论》第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八侑》

④《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2页。

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5页。

⑥梁启超：《三十年自述》，《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8页。

⑦马金科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第1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⑧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中国史学思想史课程论文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年级：2010级 专业：历史学（02班）姓名：于会刚 学号：1011114082

第二篇：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压力作出的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步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封闭循环传统，开始了变法维新。在史学领域，作为政治鼓动家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

新

民

丛

报

》上发

表长文《

新

史

学

》。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旧史学。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继而指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提出历史是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对国民的精神成长理应具有启发功能。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他介绍了“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的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和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主张近代史家应该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

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旧史家不懂得史家的可贵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及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主张要用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

梁氏《新史学》回答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史学”。

第三篇：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1

实尸之矣。”（同上书，第178页）

蔽之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同上书，第178-179页）

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同上书，第179页）

病之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同上书，第180页）

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导致旧史书给中国读者带来了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特别是对“无感触”这一后果，梁启超说：“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同上书，第181页）

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局和中国旧史学的上述弊端，梁启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同上书，第181-182页）

1921年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此书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启超除了继续其对旧史的批判以外，着重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号召和史学改造的任务。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和目的。他自问自答说：“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他分析说旧史学主旨在于为古代人主隐恶扬善，成为褒贬死人的一种工具。“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同上书，第37页）可是，“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因此，史学应加以改造，“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同

上书，第38页）

其次，他界定了史学的范围。他说“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同上书，第38-39页）又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同上书，第44页）梁先生还罗列了中国历史要研究的重要项目，诸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同上书，第5-7页）等等，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同上书，第7页）

第三，要尽量摒弃主观偏见，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在得于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同上书，第40页）他说：“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同上书，第41页）

最后，他提出了完成伟大新史学的组织协作问题。他说：“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同上书，第45页）

二十世纪我国史学的主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向前推进的，而前进的方向也基本与梁启超指出的方向相一致。梁启超的上述思想，有些自发的唯物史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提出这样的建立新史学的观点，已很先进。可惜的是，梁启超本人并未在“新史学”的具体研究和著述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却又说要开出一派“新考证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新汉学”的猛烈浪潮袭卷而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史学”学人偃旗息鼓，几乎销声匿迹。三十年代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逐渐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时，唯物史观派史学已成为史学的主流，但随后却又蒙上了厚厚的政治色彩，直到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社会史蓬勃发展。“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显而易见，这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属于同一谱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34页）因此，“伴随着社会史的全面复兴，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理想也终于找到了归宿。”（同上书，第218页）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史学家，如吴晗、周谷城、吕思勉、黎东方等，甚至连“新汉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也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此外，梁启超根据自身研究的经验所得出的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如归纳法、辩伪正误法等，很值得学人借鉴。

由于梁启超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他又陷于自相矛盾，甚至思想发生倒退，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对历史的因果关系，他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不同，这是有眼力的。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说到了“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同上书，第135页）这已经偶然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确立唯物史观，到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倒退。他单单看到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果不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目的直接相符，就误认为因果关系不存在，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因为他更不明白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主

观意志最终冲突、抵消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比如他说“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是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他否定了因果论，他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同上书，第157页）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懂得“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他说“‘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同上书，第156页）

他的研究方法有其可借鉴处，但也不能捧得太高。书中的有些方法值得商榷。例如，他谈到他考定玄奘西行取经的时间为贞观元年而非以前史书所说的贞观三年八月，为此他津津有味地谈了研究经过：先是读《慈恩传》，见玄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如果是在贞观十九年，那么就贞观三年至十九年正好十七年没问题，但联系上下文确知此事是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因此开始产生怀疑出发时间应在贞观二年或元年。然后，根据玄奘的行程和各地淹留的岁月来调查，又查《续高僧传》玄奘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据此又查新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并无霜灾，反而是贞观元年有霜害，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一力证。接着他再找其他证据，他又找到了玄奘途中遇到过的突厥可汗叶护，《西突厥传》记载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俟毗可汗）所弑，《新唐书》也说“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梁启超想如果玄奘是贞观三年八月从长安出发，那么应当在贞观四年五月初才能到达突厥，这时叶护可汗已死，怎么见到呢？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到进一步确信。那么叶护可汗被杀的确切年份是哪一年呢？经查《资治通鉴》是贞观二年，又在《新唐书·薛延陀传》查到“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至此，梁先生大高兴，认为他的观点“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成立！（梁先生的论证过程参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6-98页）他的结论，最终是依托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正确的基础上。那么，我要问，如果这两书的记载是错误的呢？何以见得这两书的记载就一定正确，其他书的说法就一定不对呢？按这种方法，如果我们怀疑《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的记载是错误的，也会查找出相关证据，证明叶护是在贞观四年被杀。证据就是《慈恩传》中玄奘在于阗上表“贞观三年出游”，回到长安时是贞观十九年这是公认的既定事实，前后共十七年也是诸多史书所确认的，而玄奘在西突厥遇见过叶护可汗，因而叶

护不可能是在贞观二年被杀。这个结论所依托的前提则是《慈恩传》是正确的，玄奘本人的上表所言应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将贞观元年误认为是贞观三年，而玄奘经历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又是事实。这么一倒鼓，到底谁对呢？按梁启超的逻辑，这些矛盾的史料中必有一真，因此他确信《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是真，与其相矛盾的则是假。而按照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两者矛盾必有一假，甚至都假。所以说，梁启超所津津乐道的这个事例，不足为学人效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标准的参照物，以此参照物来比较、衡量、甄别所要考量的史料或事物，才能对史料的证据力得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则可能陷入以一个或几个“证据”否定一个事实，一个或几个其他证据材料又否定这个“证据”的恶性循环中，进而整个古代史料和整个历史都可能被否定。典型的如，有的学者拘泥于确信《尔雅》、《说文》等书的文字解释，从而导致得出大禹是虫的荒唐结论。

史学的证据规则远不如法学的证据规则来得明确和被普遍遵守，这是史学需要改进的地方。现代学者张岩在其所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不仅以大量的史料和史事否定了清朝学者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责难，还对古文《尚书》的特征字进行字频分析，得出结论：伪造古文《尚书》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性。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以往辨伪学者经常将其工作当作审案，将其结论称为‘定案’、‘铁案’，其‘办案’过程又过于‘大胆’草率，所以有必要用当代刑事案件的办案规则追究其办案质量，有必要设立一套相对严格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以保证文献甄别过程的慎重、严密和准确。”（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5页）“在对‘辨伪学’的证据甄别中，不能保留正常学术探索中的存疑空间（不具有可靠‘真实性’的证据必须排除），其证据排除的方法和规则，理应达到比证据法学现有成就更加严密和准确的程度。”（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91页）这指出了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学乃至史学一个需要加强的方向，问题已经提出了，还得史学界学人的共同努力以臻至善。

草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改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四篇：读《新史学九十年》有感

读《新史学九十年》有感

作者学号：12015000458

暌违多日，今日终于将这本书阅毕，颇有所感。初次见到许氏这本书是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但当时仅仅是一扫书名，并未一读。而今日，缘于老师的推荐，终有幸了解许氏其人其书。

许氏于2011年过世，此书于八十年代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其简体字版。我所用的便是后者。

全书六百余页，读起来并不轻松，不单因是字数多，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总体而言，就我个人的感受，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对于民国以来的各大史家和流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罗列分析，对于各家的治学风格和方法，以及路线主张，叙述较精准到位。使人可以一目了然，看出异同，获得最基本的认识。然而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其文笔并不算优美，读起来有生硬之感，其次是每一章节内部所划分的小节，每一节之间未看出有什么逻辑关系，常有重复的现象出现，甚至于每一章的结尾，也未见总结式的话语，总有未完之感。而且就文中内容来讲，有些分不清哪些是许氏自己的观点，哪些是他引用的观点，所以此书相较于他其它的著作，更像是一本教科书，述多论少。但是就梳理普及新史学史家与流派的这一目的来说，其基本还是达到效果了。接下来想就具体的内容，说说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学派的划分

首先想说的是，关于目录上所罗列的关于各家学派的划分。我个人觉得许氏的这种划分方式不太可靠，不能使人信服。除却第一卷的“史学新义”和第七卷他所自诩的“史建学派”,余下的“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的称呼是否得当？就研究史学来说，方法、史料和考证的手段是缺一不可的，考证学派的人离不开史料，史料学派的人离不开考证这种技术手段，有了考证过的可用史料，尚需要一定的方法方可治学，而且我相信每一个有成就史家，意识中都有一相应的“史观”,即使不似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这样明显。因为有许多时候个体并不完全符合群体的一切，所以在每一个被划入其中的人也并非和其名是完全对应的，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进行类型派别的划分，也是无可厚非。但希望所依据的标准可以明确，所划分出的类别具有区别性和辨识度。考证作为一种为学的手段，和方法，史料并不对立，同理亦然。所以，但就这一点来说，不太认同。

二、不同的提法，相似的内容

当看这本书时，总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虽然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甚至是不同的理论。但是纵观来看，无论所强调的怎么变，无外乎是重视史料还是重视方法和理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倡导。比如说，在新史学创建的初期，梁启超所倡导的便是要针对过去之“旧史学”的“新史学”,初期要引进西方的科学，使史学科学化，这也和当时的大潮流有关。晚年的他在尝试了之后，也改变了思想，希望回归传统。这不仅仅是任公个人的转变，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的新史学即是如此。这个想法是我在后来读到史观学派的各家时产生的。当时的风气是史观横行，以论带史或者以论代史的现象严重，于是翦伯赞这样的，就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史料。再回到前边，当民国之时，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还未如49后那样席卷中华大地，马派的人员多分布于二流和三流的院校，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傅斯年所率领的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所谓“史料学派”,胡适为代表的倡议方法的所谓“科学派”,这两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比较重视史料，并不喜欢空论。正因为比较轻视理论，所以与之相对的学者，便比较提倡应当引进理论，以完善发展现有史学的不足。当有泥古派，也就顺势带出了“疑古派”,当疑古太过，就出现了“信古派”.刚开始的时候在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所持有风格和特色，是不是都与人不同呢，其实不然，所强调的有些仅仅是增加了一点内容，有些是不同时期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变体。

让我想起之前所困惑的关于哲学的问题。当时有一个朋友说他很反感现在的历史学家研究哲学的方式，指责他们完全是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学的研究。我以前就有疑问，为什么哲学上的论辩总是在变化，而不是一开始就思考到终极之后就不变了，究竟和什么有关系。举个例子，用教科书上的说法，为什么一开始的哲学家都是唯心，而不是唯物，余英时所说的宋儒的“得君行道”到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哲学上的不同命题又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何会有这种转变，难道仅仅因为人类在发展在进化？我想生物进化论运用在人类思想上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种命题的提出，一种哲学的产生必定有其原因，这和外部的环境有关，也不仅仅是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回到本来所说的这个话题，一种主张和思想的产生并不全是在前人已有思想上的“进化”,有时候会因为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而出现过去的再现，过去曾提倡又被打压和排斥的东西会再次出现。就比如说“考据”和“义理”这两种学风，汉代时的经学主要都是考据式的，到了宋明时期，义理的方式又被启用，到了清代时又追述汉代的经学方式，所以也被称之为“汉学”.文学史上也是经常发生“为文而文”和“文以载道”的反复演变，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情形出现不同的变体，但是实质变化不大。无非就是重理论多一点，还是重方法多一点，亦或是重史料多一点。这是我关于不同史家提出诸多不同理论的一点点想法。

三、关于作者的一些想法

最后来说说本书的作者，许冠三所提倡的“多元史络分析法”.其实我觉得许氏所说的，研究历史要注重多元因素，注意内外，主客的史络，亲疏远近史络的分析，并未特别突出的意义，因为注意多元的因素分析，而不是单一因素这种说法，以前也是有的，许氏只是稍加完善。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所说的历史语意分析法。因为以前我也一直在关注，同一个词语意思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同一个词语的意思是不同的，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语境中，词语的意思也是不同的。同时反过来，词语的变化，也是反映了思想和文化的转变，甚至是政治上，或者是其它方面的转变，这个倒是深深的受教。

四、总结

最后的附录也是占了很大篇幅，主要回顾了一下1978年之后中国大陆本土史学的恢复，看完之后还是有很大的启发和感受的。现在的史学正在逐步的走向正轨，走向世界，我们更应该吸取教训，做学问的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要被政治牵着走，成为政治的附庸，而要坚持本分，做真史学。

第五篇：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

3、予以新价值。

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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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5.《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姚玳玫 刊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 第6期。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